作者: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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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 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
英國作家,活躍於上個世紀20到80年代。於兒時求學階段認識他的恩師,知名詩人奧登(W. H. Auden),在1928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All the Conspirators,第二年就追隨奧登遊歷到柏林,30年代都在當地生活,這也是他寫作最用心的時期,完成了The Last of Mr. Norris 及Goodbye to Berlin兩本書,後者就是1946年改版重出、廣為人知的代表作《柏林故事》;這本書寫出柏林30年代獨特的文化氛圍,影響後世甚巨,也讓他從此聲名鵲起。該故事先被改編為大型歌舞劇《我是照相機》(I am a Camera),1972年再改編為電影《酒店》(Cabaret),由Bob Fosse執導、Liza Minnelli主演,不但轟動一時,並在當年奧斯卡金像獎中囊括八項大獎,搶盡了當年最佳影片《教父》的風采。
伊薛伍德於二戰後主要生活在美國洛杉磯,並參與許多好萊塢編劇工作、與當時藝文界人士多所往來,也結識他的伴侶,畫家唐巴卡迪(Don Bachardy)。兩人年齡相差超過三十歲,相戀時承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卻努力維持到伊薛伍德因癌症過世為止(共約三十三年),這故事已被喻為「好萊塢最偉大的同志戀情」,不同年歲不同地位不同背景的兩個人,幾乎可以成為現今所有同志的愛情典範。
在美國生活的時期,伊薛伍德創作了許多精采的小說,其中最知名的就是1964年的《單身》,此外他還出版了Prater Violet(明年將出版中譯本)、A Meeting by the River以及The World in the Evening等短篇小說,回憶錄作品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Kathleen and Christopher, My Guru and His Disciple等。
※照片圖說:( c ) BBC / Corbis
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與他的恩師、知名詩人奧登。攝於1938年10月12日,英國。
倆人相識於學生時代,1929年伊薛伍德與奧登遊歐落腳於柏林。1939年二戰開始,為了避開歐陸戰火,他再次與奧登同行,這次轉陣美國,伊薛伍德來到洛杉磯,倆人一直是亦師亦友的關係,直至1986年,伊薛伍德因癌症過世。
譯者簡介:
宋瑛堂
台大外文系學士,台大新聞所碩士,曾任China Post記者、副採訪主任;Student Post主編等職。譯作包括《斷背山》、《迷情書蹤》、《永遠的園丁》、《蘭花賊》、《非關男孩》等書。
名人推薦:
StreetVoice音樂頻道總監 小樹 │ 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朱偉誠 │ 小說家/建築師 阮慶岳
中央大學戲劇表演研究室召集人 周慧玲 │ 作家 孫梓評 │ 作家 郭強生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 游美惠 │ 設計師 聶永真
典藏推薦 (依姓名筆劃排序)
「既疏離遠觀,又溫熱貼裡……我喜歡伊薛伍德,因為這小說讓我反覆反覆看見自己。」 ──阮慶岳
「令讀者痛徹心扉、如坐針氈的精彩好書。」 ──史帝芬.斯班德 Stephen Spender
「伊薛伍德是英語文學界最優秀的散文作家。」 ──高爾.維達 Gore Vidal
「《單身》為現代同志解放做了開場,一部經典之作。」 ──艾德蒙.懷特 Edmund White
「小說家伊薛伍德的文思精巧,歷久彌新,由本書可見一斑。」 ──安東尼.伯吉斯 Anthony Burgess
「剖析人類動物自身的困境,報導得傷感而詭譎。」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高度反映伊薛伍德個人的一部小說,簡樸的語句營造出濃烈的親近感,猶如密友,全然坦白無欺。」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伊薛伍德於戰後至為關鍵之作,完整描繪出當時的同志生活,激勵了英美一整個世代的同志文學作家。」 ──獨立報 Independent
「身為一名作家,伊薛伍德擁有耀眼的才華,字裡行間充滿機智、幽默,極具魅力的寫作風格與敘事技巧……《單身》一書可視為其代表作。」 ──衛報 Guardian
【阮 慶 岳 導 讀】
赤裸的男人
文/阮慶岳(小說家/建築師)
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不管是作為一個生命個體,或單單去凝看他的文學作品,都一樣引人。低調沉靜的靈魂本質,熊熊烈火般的生命熱度,與那時代年輕心靈共有的漂泊與自我放逐個性,交織出他既私己又開闊的獨特文學與生命印記。
伊薛伍德是個冷靜、也細膩掃看周遭世界的作家,作品幾乎都帶著半自傳的色彩,與他的真實生命隱約層層交織,因此特別值得在作深入閱讀前,先行掠看過他的一生。
出生於上層的英國中產家庭,幼時擔任陸軍軍官的父親四處遷移,後父親戰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歲時他進入公立預備學校,初識了爾後著名的詩人奧登(W. H. Auden),兩人並在1925雙雙成年後重逢,結為文學與探索生命兩條路徑上的伙伴。
奧登無疑是伊薛伍德生命初期的重要人物,兩人以朋友、伴侶與文學共行者的關係輕鬆連結,並維持著久遠的友誼。在整個烽火動盪的30年代,兩人合作了三部劇本,同往柏林(當時威瑪共和國的首都)歡樂共行、也鋪陳了伊薛伍德的短暫定居(在那裡寫出馳名的早期作品《柏林故事》,並與一柏林男子發展了摯愛關係),乃至於1938年赴上海旅遊,隨後在英國加入二次大戰前,攜手遷往美國等共同經歷。
1939年伊薛伍德定居南加州,以寫作及教書為生,創作依舊不斷,完成於1964年的《單身》,是最被稱道的代表作品。1953年48歲的伊薛伍德,遇到了18歲(另說是16歲)的男子唐.巴卡迪(Don Bachardy),發展了出乎眾人意料、30餘年的終生伴侶關係,成就廣為人知與稱頌的戀情。他們面對當時對待同志文化依舊保守與封閉的社會,也克服幾次因兩人在年齡、階級與背景差異而起的風暴,向世界展露互愛與互信的關係可能,對同志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
小說《單身》描述伴侶剛車禍死去的男同志,孤寂而恍惚的一日生活。這位年近60名叫喬治的獨居男子,有著些許伊薛伍德的身影投射,同樣在大學教授文學,住在一個中產、保守、毫無善意的社區裡,像玻璃缸裡憤怒也寂寞的鬥魚,在日日對抗中逐漸乏力與失望。伊薛伍德描述晨起的喬治,見到螞蟻襲上廚台,立刻以殺蟲劑將之撲殺光。
然後意有所指想著:「生命體在萬物之前摧毀生命體,而這些觀眾──鍋子、平底鍋、刀叉、瓶瓶罐罐──在演化王國裡無足輕重。為什麼?為什麼?難道宇宙之中有個敵人──一個大暴君──誘使人類和大自然的朋友成為死對頭,好讓人類看不見大暴君的存在,好讓人與萬物同遭暴政荼毒?」
小說背景落在1962年的南加州,距離1969年同志運動分水嶺的紐約「石牆事件」,還有一小段時間差,此時社會意識的壓迫與歧視,自然依舊無所不在。小說描述喬治與不斷來挑釁鄰居孩童間的關係:
「喬治為自己對小孩大吼大叫的行徑感到羞愧,因為他不是在做做樣子,而是真的情緒失控,事後他覺得受辱,氣得想吐。同時他也明瞭,鄰居小孩其實希望他扮演怪獸的角色,而他的表現正中下懷。……他們對他毫不關心,只把他當成神話故事裡的人物。」
但喬治一無所懼,依舊獨自對抗這個龐然「注定毀滅的小世界」,一如伊薛伍德在現實裡,70年代起積極扮演的同志平權代言人角色,無懼也無悔,因為「喬治說,怪獸種類何其多,他們獨怕小小的我。」所以必須如此去對抗,因為「這世界促成了吉姆的死去。」
對於外在社會的憤怒與對抗,隨之就轉到學校的課堂,在這裡喬治重拾自我尊嚴,以知識與風采贏得學生認同,雖然有時依舊覺得自己「在街頭兜售五分錢一顆的真鑽石」,略顯感傷吁嘆,但整體而言是怡然自重的。
上課時學生提問納粹仇恨猶太人的事,喬治藉機討論了仇恨與愛的關連:「你被人迫害的同時,你會痛恨自己的遭遇,你會恨主導這種遭遇的人,你會陷入仇恨的世界。就算碰到了愛,你也認不出來!你會懷疑愛的真實性!你會認為愛的背後另有居心──動機可議──可能暗藏詭計……」
敢於直接探討同志的社會情境,是這部小說的關鍵主軸,也是贏得許多讚譽的原因。但回到小說藝術來看,伊薛伍德在處理這樣龐大與沉重的議題時,懂得將幽默、哀傷與沉痛的情緒並置,宏觀議論與私己生命交織,藉由細節的隱喻與象徵,帶出內在蘊藏的龐然絮語;客觀描述時清淡優美也不失幽默,主體敘述者不作強勢介入,僅時時以同情與憐憫作縈繞,讀者既疏離遠觀、又溫熱貼裡。
全書前段顯得精心鋪陳與昂然對抗,後段就格外流暢迷人了。下午先去醫院探望重病中的女性友人(她曾與吉姆有過一段情),晚上去英籍女性老友家晚餐,分別探觸了死亡與故鄉(自我放逐)的話題,譬如在醫院裡:
「喬治已有好一陣子不捧花過來送她,也停止送禮了。現在他從病房外帶進來的東西,再也不具任何意義,連他自己也一樣。……然而,她的執著不顯得自我中心;她的執著並不排斥喬治或任何想參一腳的人。這份執著的焦點是死,任何時間、任何年齡、有病無病的人都能依偎過來惺惺相惜。」
對喬治依舊情懷憧憬的英倫女性老友,晚餐後半醉時,說到故鄉與自我放逐的關聯:「女人就是這麼單純,非守著紮根的地方過活不可。我們是可以被移植到別的地方去,沒錯,不過一定要隨著男人移植,而且條件是被男人移植以後,男人必須待在我們身邊,陪我們枯萎(wither)──講錯了,應該是澆灌(water)我們──我是說,移植以後,不澆水的話,根芽會枯萎……」
喬治終於半醉離去,並逛入居家附近的空寂同志酒吧,忽然見到白日上課的某男學生獨自在內,讓他驚訝也歡喜,同時開啟了本書的高潮與救贖可能。藉著酒精的協助,兩人迅速開始愉悅的對談,完全無視兩人間的各樣現實差異(一如現實裡伊薛伍德與巴卡迪的狀態):
「喬治幾乎能感受到對話的磁場環繞兩人,激盪得兩人炯炯生輝。……因為從肯尼內心散發出來的不僅僅是智識,也不是任何一種形式的假魅力。老少兩人對坐著,面對著彼此微笑—遠超過微笑的層面—綻放相知相惜的喜悅。」
一切現實的界定與評斷皆退去,唯有兩人間昇華的默契閃亮著,是一種近乎烏托邦的心靈境界,令人艷羨與歡呼。忽然起意一起去海灘游泳,彷彿回到赤裸與純靜的原初狀態:「急於接受淨化儀式的喬治再向前蹣跚幾步,張開雙臂,以承接浪濤的沖刷洗禮。他把身心奉獻給海潮,滌淨思想、語言、情緒、欲望、身心、整段人生;一次又一次,他重出水面,每一次都變得更清潔、更自由、更少。」
單身者的一日生活,與海潮般的生命不斷澎湃作對語。年輕男學生無疑就是此刻生命的救贖者,喬治在這樣一日的終結時,悸動也憂心,但至少他明白明日是值得期盼的。
伊薛伍德的小說《單身》,讓我想到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以及喬哀斯的《尤里西斯》,因都有著一種逝去家園者(舊文明?)的哀傷背影與身姿,只能在此刻的一片荒原裡躑躅地獨去,不願流連回顧也不露出濕潤淚框,僅是以略帶揶揄、嘲諷、甚至憤怒的文字,即興也無心地記錄了一小段私己生活的破簡殘章,像是某種未明的預言或無情追悼文,故作恍惚無心、其實沉重有意,因為秩序與信仰正崩垮中。
因此,也可以想像,這本小說正延續著一個西方近世代極重要的創作主題,也就是自尼采與史賓格勒以降,對於西方文明(或說是人類整體文明)正沒落中的昭告,以及在這集體失落狀態裡,對於孤獨個體如何重建與救贖的苦痛思索。譬如,始終面目模糊的前情人,不但無預告的死去,還有如墜落的文明,亡魂般籠罩了喬治的日日不安與不幸,難以脫逃。而年輕男子新生命的忽然出現,恍似救贖者的可能再次降臨,暗示一切不幸的終點,以及樂園重返的可能,也是一種強作樂觀的結語?
不論如何,我們總是看到了一個誠實也赤裸的心靈,如何不斷作著自我內在觀視,又不斷轉目注視汪洋大世界,冷靜也焦慮,期盼又哀傷。因此,伊薛伍德一如許多上個世紀的傑出作家,絕對算是個反英雄者與個人主義者,諸神遠去、神明不再,幸福只如一片孤獨的扁舟,一切都不在乎地踽踽獨自漂前去……
我喜歡伊薛伍德,因為這小說讓我反覆反覆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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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 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
英國作家,活躍於上個世紀20到80年代。於兒時求學階段認識他的恩師,知名詩人奧登(W. H. Auden),在1928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All the Conspirators,第二年就追隨奧登遊歷到柏林,30年代都在當地生活,這也是他寫作最用心的時期,完成了The Last of Mr. Norris 及Goodbye to Berlin兩本書,後者就是1946年改版重出、廣為人知的代表作《柏林故事》;這本書寫出柏林30年代獨特的文化氛圍,影響後世甚巨,也讓他從此聲名鵲起。該故事先被改編為大型歌舞劇《我是照相機》(I am a Camera),1972年再改編為電影《酒店》(Cabaret),由Bob Fosse執導、Liza Minnelli主演,不但轟動一時,並在當年奧斯卡金像獎中囊括八項大獎,搶盡了當年最佳影片《教父》的風采。
伊薛伍德於二戰後主要生活在美國洛杉磯,並參與許多好萊塢編劇工作、與當時藝文界人士多所往來,也結識他的伴侶,畫家唐巴卡迪(Don Bachardy)。兩人年齡相差超過三十歲,相戀時承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卻努力維持到伊薛伍德因癌症過世為止(共約三十三年),這故事已被喻為「好萊塢最偉大的同志戀情」,不同年歲不同地位不同背景的兩個人,幾乎可以成為現今所有同志的愛情典範。
在美國生活的時期,伊薛伍德創作了許多精采的小說,其中最知名的就是1964年的《單身》,此外他還出版了Prater Violet(明年將出版中譯本)、A Meeting by the River以及The World in the Evening等短篇小說,回憶錄作品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Kathleen and Christopher, My Guru and His Discipl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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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與他的恩師、知名詩人奧登。攝於1938年10月12日,英國。
倆人相識於學生時代,1929年伊薛伍德與奧登遊歐落腳於柏林。1939年二戰開始,為了避開歐陸戰火,他再次與奧登同行,這次轉陣美國,伊薛伍德來到洛杉磯,倆人一直是亦師亦友的關係,直至1986年,伊薛伍德因癌症過世。
譯者簡介:
宋瑛堂
台大外文系學士,台大新聞所碩士,曾任China Post記者、副採訪主任;Student Post主編等職。譯作包括《斷背山》、《迷情書蹤》、《永遠的園丁》、《蘭花賊》、《非關男孩》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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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薛伍德是英語文學界最優秀的散文作家。」 ──高爾.維達 Gore Vi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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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伊薛伍德的文思精巧,歷久彌新,由本書可見一斑。」 ──安東尼.伯吉斯 Anthony Burgess
「剖析人類動物自身的困境,報導得傷感而詭譎。」 ──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高度反映伊薛伍德個人的一部小說,簡樸的語句營造出濃烈的親近感,猶如密友,全然坦白無欺。」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伊薛伍德於戰後至為關鍵之作,完整描繪出當時的同志生活,激勵了英美一整個世代的同志文學作家。」 ──獨立報 Independent
「身為一名作家,伊薛伍德擁有耀眼的才華,字裡行間充滿機智、幽默,極具魅力的寫作風格與敘事技巧……《單身》一書可視為其代表作。」 ──衛報 Guardian
【阮 慶 岳 導 讀】
赤裸的男人
文/阮慶岳(小說家/建築師)
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不管是作為一個生命個體,或單單去凝看他的文學作品,都一樣引人。低調沉靜的靈魂本質,熊熊烈火般的生命熱度,與那時代年輕心靈共有的漂泊與自我放逐個性,交織出他既私己又開闊的獨特文學與生命印記。
伊薛伍德是個冷靜、也細膩掃看周遭世界的作家,作品幾乎都帶著半自傳的色彩,與他的真實生命隱約層層交織,因此特別值得在作深入閱讀前,先行掠看過他的一生。
出生於上層的英國中產家庭,幼時擔任陸軍軍官的父親四處遷移,後父親戰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歲時他進入公立預備學校,初識了爾後著名的詩人奧登(W. H. Auden),兩人並在1925雙雙成年後重逢,結為文學與探索生命兩條路徑上的伙伴。
奧登無疑是伊薛伍德生命初期的重要人物,兩人以朋友、伴侶與文學共行者的關係輕鬆連結,並維持著久遠的友誼。在整個烽火動盪的30年代,兩人合作了三部劇本,同往柏林(當時威瑪共和國的首都)歡樂共行、也鋪陳了伊薛伍德的短暫定居(在那裡寫出馳名的早期作品《柏林故事》,並與一柏林男子發展了摯愛關係),乃至於1938年赴上海旅遊,隨後在英國加入二次大戰前,攜手遷往美國等共同經歷。
1939年伊薛伍德定居南加州,以寫作及教書為生,創作依舊不斷,完成於1964年的《單身》,是最被稱道的代表作品。1953年48歲的伊薛伍德,遇到了18歲(另說是16歲)的男子唐.巴卡迪(Don Bachardy),發展了出乎眾人意料、30餘年的終生伴侶關係,成就廣為人知與稱頌的戀情。他們面對當時對待同志文化依舊保守與封閉的社會,也克服幾次因兩人在年齡、階級與背景差異而起的風暴,向世界展露互愛與互信的關係可能,對同志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
小說《單身》描述伴侶剛車禍死去的男同志,孤寂而恍惚的一日生活。這位年近60名叫喬治的獨居男子,有著些許伊薛伍德的身影投射,同樣在大學教授文學,住在一個中產、保守、毫無善意的社區裡,像玻璃缸裡憤怒也寂寞的鬥魚,在日日對抗中逐漸乏力與失望。伊薛伍德描述晨起的喬治,見到螞蟻襲上廚台,立刻以殺蟲劑將之撲殺光。
然後意有所指想著:「生命體在萬物之前摧毀生命體,而這些觀眾──鍋子、平底鍋、刀叉、瓶瓶罐罐──在演化王國裡無足輕重。為什麼?為什麼?難道宇宙之中有個敵人──一個大暴君──誘使人類和大自然的朋友成為死對頭,好讓人類看不見大暴君的存在,好讓人與萬物同遭暴政荼毒?」
小說背景落在1962年的南加州,距離1969年同志運動分水嶺的紐約「石牆事件」,還有一小段時間差,此時社會意識的壓迫與歧視,自然依舊無所不在。小說描述喬治與不斷來挑釁鄰居孩童間的關係:
「喬治為自己對小孩大吼大叫的行徑感到羞愧,因為他不是在做做樣子,而是真的情緒失控,事後他覺得受辱,氣得想吐。同時他也明瞭,鄰居小孩其實希望他扮演怪獸的角色,而他的表現正中下懷。……他們對他毫不關心,只把他當成神話故事裡的人物。」
但喬治一無所懼,依舊獨自對抗這個龐然「注定毀滅的小世界」,一如伊薛伍德在現實裡,70年代起積極扮演的同志平權代言人角色,無懼也無悔,因為「喬治說,怪獸種類何其多,他們獨怕小小的我。」所以必須如此去對抗,因為「這世界促成了吉姆的死去。」
對於外在社會的憤怒與對抗,隨之就轉到學校的課堂,在這裡喬治重拾自我尊嚴,以知識與風采贏得學生認同,雖然有時依舊覺得自己「在街頭兜售五分錢一顆的真鑽石」,略顯感傷吁嘆,但整體而言是怡然自重的。
上課時學生提問納粹仇恨猶太人的事,喬治藉機討論了仇恨與愛的關連:「你被人迫害的同時,你會痛恨自己的遭遇,你會恨主導這種遭遇的人,你會陷入仇恨的世界。就算碰到了愛,你也認不出來!你會懷疑愛的真實性!你會認為愛的背後另有居心──動機可議──可能暗藏詭計……」
敢於直接探討同志的社會情境,是這部小說的關鍵主軸,也是贏得許多讚譽的原因。但回到小說藝術來看,伊薛伍德在處理這樣龐大與沉重的議題時,懂得將幽默、哀傷與沉痛的情緒並置,宏觀議論與私己生命交織,藉由細節的隱喻與象徵,帶出內在蘊藏的龐然絮語;客觀描述時清淡優美也不失幽默,主體敘述者不作強勢介入,僅時時以同情與憐憫作縈繞,讀者既疏離遠觀、又溫熱貼裡。
全書前段顯得精心鋪陳與昂然對抗,後段就格外流暢迷人了。下午先去醫院探望重病中的女性友人(她曾與吉姆有過一段情),晚上去英籍女性老友家晚餐,分別探觸了死亡與故鄉(自我放逐)的話題,譬如在醫院裡:
「喬治已有好一陣子不捧花過來送她,也停止送禮了。現在他從病房外帶進來的東西,再也不具任何意義,連他自己也一樣。……然而,她的執著不顯得自我中心;她的執著並不排斥喬治或任何想參一腳的人。這份執著的焦點是死,任何時間、任何年齡、有病無病的人都能依偎過來惺惺相惜。」
對喬治依舊情懷憧憬的英倫女性老友,晚餐後半醉時,說到故鄉與自我放逐的關聯:「女人就是這麼單純,非守著紮根的地方過活不可。我們是可以被移植到別的地方去,沒錯,不過一定要隨著男人移植,而且條件是被男人移植以後,男人必須待在我們身邊,陪我們枯萎(wither)──講錯了,應該是澆灌(water)我們──我是說,移植以後,不澆水的話,根芽會枯萎……」
喬治終於半醉離去,並逛入居家附近的空寂同志酒吧,忽然見到白日上課的某男學生獨自在內,讓他驚訝也歡喜,同時開啟了本書的高潮與救贖可能。藉著酒精的協助,兩人迅速開始愉悅的對談,完全無視兩人間的各樣現實差異(一如現實裡伊薛伍德與巴卡迪的狀態):
「喬治幾乎能感受到對話的磁場環繞兩人,激盪得兩人炯炯生輝。……因為從肯尼內心散發出來的不僅僅是智識,也不是任何一種形式的假魅力。老少兩人對坐著,面對著彼此微笑—遠超過微笑的層面—綻放相知相惜的喜悅。」
一切現實的界定與評斷皆退去,唯有兩人間昇華的默契閃亮著,是一種近乎烏托邦的心靈境界,令人艷羨與歡呼。忽然起意一起去海灘游泳,彷彿回到赤裸與純靜的原初狀態:「急於接受淨化儀式的喬治再向前蹣跚幾步,張開雙臂,以承接浪濤的沖刷洗禮。他把身心奉獻給海潮,滌淨思想、語言、情緒、欲望、身心、整段人生;一次又一次,他重出水面,每一次都變得更清潔、更自由、更少。」
單身者的一日生活,與海潮般的生命不斷澎湃作對語。年輕男學生無疑就是此刻生命的救贖者,喬治在這樣一日的終結時,悸動也憂心,但至少他明白明日是值得期盼的。
伊薛伍德的小說《單身》,讓我想到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以及喬哀斯的《尤里西斯》,因都有著一種逝去家園者(舊文明?)的哀傷背影與身姿,只能在此刻的一片荒原裡躑躅地獨去,不願流連回顧也不露出濕潤淚框,僅是以略帶揶揄、嘲諷、甚至憤怒的文字,即興也無心地記錄了一小段私己生活的破簡殘章,像是某種未明的預言或無情追悼文,故作恍惚無心、其實沉重有意,因為秩序與信仰正崩垮中。
因此,也可以想像,這本小說正延續著一個西方近世代極重要的創作主題,也就是自尼采與史賓格勒以降,對於西方文明(或說是人類整體文明)正沒落中的昭告,以及在這集體失落狀態裡,對於孤獨個體如何重建與救贖的苦痛思索。譬如,始終面目模糊的前情人,不但無預告的死去,還有如墜落的文明,亡魂般籠罩了喬治的日日不安與不幸,難以脫逃。而年輕男子新生命的忽然出現,恍似救贖者的可能再次降臨,暗示一切不幸的終點,以及樂園重返的可能,也是一種強作樂觀的結語?
不論如何,我們總是看到了一個誠實也赤裸的心靈,如何不斷作著自我內在觀視,又不斷轉目注視汪洋大世界,冷靜也焦慮,期盼又哀傷。因此,伊薛伍德一如許多上個世紀的傑出作家,絕對算是個反英雄者與個人主義者,諸神遠去、神明不再,幸福只如一片孤獨的扁舟,一切都不在乎地踽踽獨自漂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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