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提筆已經是04年三月底的事情了，從峇里島回台北的長榮班機上，體內蠢蠢欲動的文學因子滋擾我塵封已久的心靈。這一路行來，我頗負盛名的父親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壓力，也是我毫無退路的負擔。從十五歲以來，我開始小說的創作，曾經受到許多作家長輩的關切，但是年輕氣盛的我理所當然地以為那是因為我的父親，所以大家如此的關照我，於是，十八歲的我帶著割袍斷義似的愚蠢決心，與文學創作從此劃清界線，在現實社會中載浮載沉。

轉眼，也十八年了。

許多的艱苦經歷隨著歲月的腳步逐漸習慣，卻不甘沉寂。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這一生都將是永遠孤獨的旅人，心靈的漂泊不曾感受過避風港的安全與寧靜，生長在一個沒有父親，不被社會所接受的環境下，我習慣於自我安慰，習慣於退避在一個安全的角落，我相信可以成就自己，不論在任何艱難的環境下；我也相信自己的堅強與獨立可以面對一切的人情冷暖。

然而，多少次午夜夢迴時，對未來感到強烈的絕望，對於人生的那種失落與空虛像是毫無盡頭地向我擠壓著，多少次，很想就這樣離開這個世界，希望來世我可以是不同的生命，可以單純，可以平凡，因為這輩子我已經歷太多。人往往都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而不是真正應該相信的，所謂眼見為憑似乎鐵証的一句話，其實在現實世界中也是非常弔詭的。

年幼的時代，執政者掌握一切資源，塑造所有想要讓你相信的事件，於是你看著黑白電視上面的新聞畫面，你相信著；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世界已經不同了，彩色電視上面的新聞仍然讓你確信不已。

但是眼見真的為憑嗎?

人世間很多的委屈，莫過於有口難言，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很多時刻，我們為了完成一個目標，造就一個形象，起初的隱忍與犧牲，到最後那一刻，竟然自動轉化成人們以為的事實，幾近永難翻身之境，檯面上光鮮亮麗的笑容，對應著犧牲者背後無比的辛酸與苦難。

我很喜歡米蘭昆德拉的那本書，「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短短的一句話，卻真實的那麼刻骨銘心，需要用一生來體會，甚至犧牲一輩子也無法補救。從白色恐怖時代下走過來的這一輩，我相信太多人都跟我一樣心頭有著永難磨滅的烙印，問題只是我們如何尋找出自己的出路。

我們總要為自己找到一條出路吧?

只是有時候路真的很難走，而我這一路依存的是藝術、文學跟我的女兒王芃。藝術一直是我生存的原動力，文學更是自我救贖唯一途徑，而王芃卻是讓我繼續呼吸的最大勇氣。即便父親已經從大苦難下重生，不擅與人群相處的他加上從小孤僻的我，似乎也很難重建一個不曾存在過的家庭，然而不曾擁有的或許就是最渴望的吧。

為此我曾經選擇一段極為單純的婚姻，最後發現自己的複雜很難在這樣單純的環境下得到平衡，於是一個完整的家庭對我而言，已是此生不再追求的東西。我對時間的記憶其實是很低能的，我相信那是潛意識裡對於無法承受的傷痛自然的防禦。眼前，我享受著與女兒相處的生活，也接受著經常不請自來的悲觀與哀傷，然而我知道只要有王芃的地方，那裡就是我的家。

我不知道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應該寫出怎樣的東西，但是我選擇一個自己曾經走過的時代背景做為我正式回歸文學之路的開始，這樣的主題難免引人側目，不過也就是一篇小說創作，似真似假，若實若虛。這個社會應該對周圍的事物多一些人文的關懷，少一點八卦的期待，世界應該會更加的美好。

那個時代傷害了許多家庭，許多現在大家都喊得出名字的要人，也同時傷害了許多大家從沒聽過的人，政治性的傷害不會選擇對象，總是一視同仁。

血緣間的傷害卻是更加錐心的。

一路走來，在無數次的盡頭處，我發現最激動時仍要努力保持著最冷列的心，最冷漠時卻一定記得要緊緊護著別讓心頭的一點火花熄滅，這就是我可以繼續呼吸，繼續觀察這個世界的一點點訣竅。人生裡，我經歷過許許多多的考驗，但是對於文學的考驗，現在才正要開始，我還有一條非常漫長的路要走，但誰的人生不是呢?

記得許多年前，我還在台鳳集團擔任公關主管以及助理發言人的時候，在第一屆海洋音樂祭的活動場地，現在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當年仍是台北縣縣長的蘇貞昌先生曾經很體貼地把我介紹給他的家人與幕僚，同時也勉勵我，「要加油喔，讓我將來有一天向人家介紹『這是施珮君的父親』，而非『這是施明德的女兒』。」蘇先生這句話許多年來偶爾出現在我腦海中，在父親巨大的光環之下，這樣的激勵無異也是讓我努力向前的原動力之一，而這樣來自於長輩的關懷並不是經常會出現的。

「月蝕」，象徵的是最黑暗後的再現光明；還是永遠不圓的遺憾?我不知道，文學是一種救贖，卻沒有一定的準則，應該也是因人而異的。

此刻，我又在自峇里島返台的長榮班機上，距離我重新提筆恰恰正好週年，這篇十萬字的小說，其實並沒有真的使用一年的時間來撰寫，中間也曾經停筆無數次，不斷的修正與重來耗去我一年的精力，藉著「月蝕」的完稿與出版，渴望自己也能從許多的煎熬中得到救贖後的重生。

度過而立的我，希望面對不惑之年我可以更加豁達。謝謝在我做為文學創作逃兵的漫長歲月中，一直不離不棄，生死關頭會想起的兩位朋友蘇玫菁小姐及印尼籍大建築師MR. KETUT ARTHANA，我的母親陳麗珠女士，如父如友給我智慧啟發的葉大殷大律師，還有我最珍貴的寶貝－－王芃。

重新提筆已經是04年三月底的事情了，從峇里島回台北的長榮班機上，體內蠢蠢欲動的文學因子滋擾我塵封已久的心靈。這一路行來，我頗負盛名的父親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壓力，也是我毫無退路的負擔。從十五歲以來，我開始小說的創作，曾經受到許多作家長輩的關切，但是年輕氣盛的我理所當然地以為那是因為我的父親，所以大家如此的關照我，於是，十八歲的我帶著割袍斷義似的愚蠢決心，與文學創作從此劃清界線，在現實社會中載浮載沉。

轉眼，也十八年了。

許多的艱苦經歷隨著歲月的腳步逐漸習慣，卻不甘沉寂。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這一生都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