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
「第五大發明」的注腳
郭 建

一般都說中華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做出卓越貢獻的有「四大發明」，不過仔細想想，那都是技術層面上的發明，實際上中華民族還有很多發明沒有列上去。

我一直認為，譬如官僚制度，就是重要性足以與「四大發明」比肩的又一大發明。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中國就已經形成了與血緣宗族、宗教神道無關，拿薪水、辦公事的職業化官僚體系，絕大多數社會政治事務，都是由這套運轉良好的機構來推行。這在當時、甚至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可惜的是，這個大發明在近代實在是宣傳得不夠，甚至還往往成為批判的對象。有很多人對其嗤之以鼻，動輒給它戴上一頂內涵不明的「封建腐朽」大帽子。

面對全球化的時代，為避免在這個洶湧的潮流中迷失自我，我們更需要知道我們的過去。同時，各種引進的制度在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實踐後，我們也已經開始體會到，無論貼上什麼意識形態的標籤，實際上有很多問題是人類社會無論古今都共同存在的，歷史有著自己的DNA遺傳密碼，在沒有弄清楚它的譜系以前就妄自下藥，大概只會造出怪胎。

為此，在這個全球化浪潮洶湧的時代裡，探究過去，反而成為新的時尚。對於中國古代的這個「第五大發明」，也吸引著更多的研究者。

比如古代衙門裡的那些「公務員」是怎麼當上的？他們如何在衣、食、住、行中體現其身分？他們一天要上多少小時的班？在辦公時間有沒有公費吃喝的可能性？他們的休假是怎麼計算的？他們的收入究竟有多少是攤在陽光下，而同時又有多大的比例是處在陰影中？

如此等等的問題，絕大多數並沒有辦法在正史裡找到答案。因為那裡面有太多的「陳規俗例」，或者按現在流行的說法，叫「潛規則」，以致正史的史家們不願記錄在案，以免影響「輿論導向」。因此這些事情，往往只是士大夫不經意間，在自己的筆記、信箋之類的非正式文章裡透露出來，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難度。

老友完顏紹元兄，幾十年來孜孜不倦探索著歷史的奧秘，長期以來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梳爬搜索，碩果累累。他的這本新作，就是這一努力的又一結晶。

本書從解答衙門裡公務員的具體工作性質、待遇等細節問題入手，給讀者描繪出逼真的古代衙門景象，也給中國古代這一大發明的做了詳盡的注腳。同時，亦揭示了這套體制的運行規律及固有的缺陷，從而解析中華文化DNA的一個重要環節。

讀書是件快樂的事，讀完顏兄的書，更是一件讓人益智並增的體驗。他最擅長的是用大眾的語言來描述歷史，使每個參與歷史創造的人都能欣賞、進而理解歷史。我作為本書的首批讀者之一，很榮幸的已經獲得了這個閱讀的快感，並衷心祝願正要閱讀此書的讀者，得到應有的快樂！
【推薦者簡介】
郭建，1956年生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士，復旦大學法學碩士，現為復
旦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講授中國法學史。專業研究領域為中國歷史上
曾經出現過的各類法律制度，尤其是一些前人未充分注意的，如民事財產
之類的法律制度；同時更感興趣的是，這些法律制度實際上究竟在多大的
層面上得到實施、在當時人心目中法律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涉及法律文化
領域的問題，因此對於思想史、社會史、民俗史等也多所涉獵。主要著作
有《中國民法史》（副主編）、《中國法制史》、《中華文化通志•法律志》、《滄桑
分合》、《中國法文化漫筆》、《五刑六典》、《古代法官面面觀》、《中國古代官場百
態》、《金戈鐵馬》等；另有《英美法》、《日本民法債權總論》等譯作多種。在台
灣出版的書則有《衙門開幕》與《師爺當家》等。

【導 讀】
他們都是這樣上班的！
邱仲麟

在現代社會，上班簽到或打卡，已成為許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對比現在，傳統中國能上班的人，多半是有功名的讀書人，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雜差人員。當然，上班免不了要簽到，楊聯陞先生在〈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一文中，曾談到「元代政府倉庫的官員、胥吏和警衛，必須在所謂『卯酉文曆』上簽到。明、清時期，在許多機關裡，使用類似的簽到簿似乎已成常例」。簽到簿的存在，成為上班應卯的重要事項。

千餘名公務員集體曠朝
正如本書所說的，京官必須參加朝會，在進入宮門前，必須在「門籍」上簽到。實際上，朝會極為辛苦，特別是在大熱天。明人何景明（西元一四八三∼一五二一年）曾有詩云：「午門朝罷午時過，千官萬馬汗成河。」形容得極為貼切。而在嚴寒的冬季，冒著刺骨寒風早朝，也是一大苦事。因此，假借理由不赴朝參實所難免。

在明代，未註門籍叫做「失朝」或「曠朝」，通常是要處罰的，但敢不到的官員其實還不少。根據記載，明代曾有四次曠朝人數超過一千一百人，其餘數百人的例子更多。而最令人不可思議的乃是，崇禎十六年（西元一六四三年）元旦一早，聖駕已經升殿，文班僅內閣首輔周延儒，武班只到一位勳臣，待下令重新鳴鐘、開宮門之後，趕到的也只有四、五成。崇禎十七年元旦的情況更糟，思宗已在朝殿就坐，而到的只有錦衣衞指揮使一人，令再鳴鐘、開啟宮門，到者也才百餘人。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城被李自成包圍，思宗於五更在朝殿上就位，與在場的二員宦官自行鳴鐘，集合百官，竟無一人前來。次日，李自成入北京城；二十一日，百官自動趕來朝賀，到者竟達一千三百餘人，擠來擠去爭著進宮，還被軍士棍打喝逐。世態之炎涼，由此可見。

朱元璋不喜歡大臣喊「萬歲」
眾所周知，在朝會時，百官於叩頭之餘，須喊「萬歲、萬歲、萬萬歲」，也就是所謂的「山呼」，或稱「嵩呼」；這七個字，或許千餘年來未曾變過。不過，洪武二年（西元一三六九年）正月，明太祖因為覺得喊「萬歲、萬歲、萬萬歲」，有些虛名無實，認為改為「願君有道」、「天下和平」之類的詞句，應該比較有意義。經過廷臣討論，於是改為「天輔有德、海宇咸寧、聖躬萬福」。但這十二個字要喊得好，似乎不太容易，難免參差不齊。同年八月，禮部尚書崔亮等人進言：山呼零亂不齊，有損朝賀之禮，乞請按照舊法贊呼，太祖或許也有同感，也就俞允了。實驗了七個多月的新口號，自此又改回「萬歲、萬歲、萬萬歲」。

元旦朝賀，鬧出人命
而在帝制時代，早朝的時間並不固定，單看皇帝個人的喜好。以明代而言，明太祖勤於政事，太陽未出即臨朝聽政，早朝之後，旋入便殿檢閱天下奏章，至午後三、四點才回宮。而太宗（成祖）每日四更即起，退朝之後，即便看視奏牘，甚至御門午朝。英宗復辟以後，每日五更即起，祭天之後，閱讀奏章，處置完畢，上太廟祭祖，之後才上朝；退朝之後，向母后請安，回到宮中，又閱讀奏章，方才用膳。

大致上，明朝前期諸帝，上朝時序可謂正常。至明武宗在位，上朝時間零亂，常到九點以後才視朝。正德十一年（西元一五一六年）元旦，「文武百官、四夷八蠻，待漏入賀」，直至傍晚五點多，典禮才正式開始，散朝時已經入夜。成千成百、飢腸轆轆的官員，急著衝回家填飽肚子，「前仆後躓，互相蹂踐」，站崗的趙姓大漢將軍竟被踩死。本該是吉慶的元旦朝賀，到最後竟成亂局，而且鬧出人命。

三十二年不主持國家典禮
武宗正德年間，可說是明代朝會制度趨向零亂的關鍵時刻。正德十三年以後，皇帝屢次出巡，回京之後，上朝更稀，直至十六年年初駕崩，期間上朝不踰二十之數，正式開啟了明代帝王不視朝的惡例。世宗以藩王入繼大統，即位之初頗為認真，「常以昧爽以前視朝，或設燭以登殿，雖大風寒無間」。但自嘉靖十九年（西元一五四○年）大病之後，視朝漸稀，早朝漸廢。嘉靖二十一年，世宗險被宮女楊金英等勒死，此後移居西苑萬壽宮，不再入大內，從此遂不視朝。直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二十四年間只出現三次朝見大臣的記錄。

而堪與世宗相比者，是為神宗。萬曆初年，神宗視朝相當認真，上朝之時常天色未變，庭中猶舉火把。不過，從萬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開始，神宗就經常以「聖體違和」為由，下令免朝。而從萬曆十七、八年，直至萬曆四十八年駕崩，有三十二年不主持國家大小典禮。反倒是亡國之君——思宗，自即位起即勤於政事，晚上常批奏章到午夜子時、丑時。

官員到衙門上班，是傳統帝國運作的重要基石，其所涉及層面，林林種種，難以細書。作者參酌豐富史料，運其生花妙筆，為我們縷縷道來，可謂深入淺出。個人僅以明帝國朝會做為引子，而有關於歷代官員上班的其他細節，當可自本書獲得更清楚的面貌。
【導讀者簡介】
邱仲麟，一九六四年生，台灣宜蘭人。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台灣大學歷史學
研究所碩士（一九九一）、博士（一九九七）。曾任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現任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重點為明清北京社會生活史、明
清社會史、明清漁業史等。

【自 序】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完顏紹元

拙稿以「到衙門上班去」為名，著力點卻是它的副標題：「古代公務員職場生涯全記錄」。其寬泛的定義，就是跳出王朝更替的歷史迴圈和忠奸賢愚的評判機制，對古代官僚團體的一般生存狀態、生活模式、行為取向，乃至價值觀念，做一番縱橫交織的微觀考察。在倡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園地，這類表述瑣碎、無關宏旨的作品，肯定屬於斷草落葉，但亦可以借用「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論語•子張》）的先賢語錄，寫幾句勸賜惠讀的理由。

廣泛搜羅，重建衙門風貌
「官本位」傳統在中國之脈系悠長、根深蒂固，舉世少見。以官僚階層為核心的職業「公務員」群體，向來超越於士農工商的編戶階梯，在絕大多數社會政治事務中，發揮著中堅職能。而該群體所處的職業場所，也就是俗稱的「官場」，幾乎不受王朝興衰更替、時代背景轉換的影響，始終佔據在歷史舞台的操縱層面上。然而，關於這個「職場」本身，以及相繼棲息於其間的這個職業群體的生存狀態、活動模式和行為取向，不僅局外人知之甚少，即使已經身居其間，也未必諸事了然。《紅樓夢》裡那個賠本做官的賈政，抑或可以算是個小小的例證。若轉換一個角度，再以閱讀歷史的目的論，無非就是啟智明理、開拓視野、鑑古識今這麽幾條，而依筆者陋見，可供發掘的資源，實在又以這個歲月積澱最為深厚的所在，蘊藏最稱富饒無盡。

或問：中國典籍浩如煙海，所云無非官場史事，老兄這個職場生涯的記錄，又有何新意可言呢？對此，似可借用法國漢學家白樂日（Étienne Balazs, 1905-63）的一句話，即大多數的的中國史書，都是「官僚所寫，寫給官僚看的」。剔去滿紙充斥的冠冕堂皇不論，起碼那些彼此都懂的職場風貌、機制結構、術語行話，尤其是潛伏在冠冕堂皇表層下的關節竅門、遊戲規則，是絕無必要多加解釋的。

正是這些似懂非懂的隻字片語，讓想藉史著有所了解的一般讀者，產生許多語焉不詳的困惑，乃至一片茫然的空白。而拙稿的功能，便是藉由將史料碎片綴織拼接的作業方式，復原一些衙門運作時的風貌和細節。至於重建一個完整清晰之全景圖像的目標，當然還得仰賴專家才能達到。

因此拙稿的實際定義，大抵也就是兩條：對於旨趣相投的朋友，主動獻芹在先；對於這個課題的深入研究，或許不乏抛磚引玉的作用。此外，又因該課題和近年來逐漸蔚為成書市亮點的一些題材，如衙門文化、考銓制度、官場形態等，尚有一定關聯，所以對眾多愛好文史的讀者而言，應該是不陌生的。

官僚文化，輕鬆閱讀
因為沒有類型相似的專著可資摹仿，加上原型是以讀書劄記形式連載於期刊，故本書在結構上營造多視點的開放佈局，而不講求內在層級和序屬的嚴謹。一般是一題一敘，如相關或從屬的話題較多，寧可另寫一篇。

在寫作風格上，則以有趣可讀為主，所以盡可能避免過於繁複的辨析。比如書中有關公務員上班下班及公休節假兩篇，交叉述及唐代官員的公休制度沿革。一篇介紹從唐高宗永徽三年起，實行每至旬末、百僚同休的方法，還舉出唐文宗時的「戊戌政變」為例，說明這個制度給壞人有漏洞可鑽。但在另一篇述及唐武宗的故事時，卻又有百官同休的細節寫照。仔細斟酌，抑或正是武宗汲取了文宗的教訓，所以將公休的安排改回「番休」，即輪流休沐。

李唐一代近三百年，一項單行制度的反覆改易，當屬正常現象。但本書既然以復原若干原貌和細節為功能，非編寫專題志書，自然就該迴避繁瑣的考據論證了。諸如此類看似抵牾但可藉助情理解釋的地方，書中還有不少。筆者學養淺薄，倘有掛一漏萬或誤讀謬解之處，謹以十二分的誠懇，歡迎讀者和專家批評指正。

還需要加以說明的是，本書雖以「全記錄」相稱，但此一題材實在太豐富多采，除了本書所輯錄的二十五篇外，尚有官員家屬的待遇、辦公室裡發生的故事、「工程發包」縱橫談、「衙前生態」面面觀、「吃官飯」的女員工、「國營企業」滄桑錄、簽名畫押的學問、天天記和月月講，等等。但筆者工作繁忙，一篇一篇的劄記全賴業餘時間慢慢積累，只能寄希望還有機會結集並與讀者見面。

最後，藉此機會，謹向首先鼓勵筆者就此題材進行撰述並予贊襄的李小棠先生，在選題、思路和資料、圖片等多方面提供大量援助的金良年先生，熱忱關注勉勵並惠賜推薦的郭建先生，以及在書稿整理及編輯加工過程中奉獻才智創意的編輯群，致以誠摯的感謝！

◎ 一樣遲到，兩樣心情
清初諸帝對考勤的要求頗嚴。乾隆時，翰林修撰錢棨在上書房教皇孫、皇曾孫讀書，只因連日缺席，便奉旨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由此失去了多次外放考差、收受贄敬的賺錢機會。彼時對下班也盯得很緊，特派太監管門，逐日登記中央機關的散值情況，官員若有部院應辦事務，或奉旨特派事件，以致提早下班者，必須將早退的緣由告知管門太監，隨時登記，以備查核（《欽定六部處分則例》卷十四）。乾隆時供職軍機處的趙翼有〈同北墅漱田觀西洋樂器〉詩云：「郊園散值歸，訪寄番人宅。」因知這條按時下班的規定，在當時是嚴格執行的，所以他必須下班後，才能走訪西洋僑民。不過到晚清時，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正如《官場現形記》第三十四回所說：「不過同點卯應名一般，一來就走。」

此外，除衙署有閒、忙之分，官、吏有尊卑之別，還要看你上上下下是否「兜得轉」（吃得開）。晚清時，京師官場上流傳兩首體裁韻腳相同的打油詩，專門描述軍機章京的起早上班。一是兜得轉的「紅章京」，詩云：
玉錶金鐘到卯初，烹茶洗臉費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數珠。
馬走如龍車似水，主人似虎僕如狐。昂然直入軍機處，突問中堂到也無？

另一是吃不開的「黑章京」，詩云：
約略時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費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醜婢牆頭取數珠。
馬走如牛車似碾，主人似鼠僕如豬。驀然溜到軍機處，悄問中堂到也無？

同樣是上班遲到，一則全無顧忌，一則忐忑不安，氣勢截然不同。

◎ 官員放假時的活動安排
歷代官員在節假公休期間的活動安排，也頗能看出一些時代風氣的變化。西漢的冬至放假，說明當時還保留先秦時以冬至為歲首的習俗。《軒渠錄》記北宋時劉分任職館閣，「節日，同舍有從者以書筒盛門狀遍散於人家」，意思是有同事命侍從捧個名片盒子，用散發名片的方式來給朋友、同僚賀節。可見節假中相互拜年、賀節的風氣形成已久，且已到了不勝煩擾，改以分送賀卡代替的地步。「貢父（即劉分）知之，乃呼所遣人坐別室，以酒炙犒之，因取書筒視之。凡與有一面之舊者，盡易己之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遍走巷陌，實為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不達」。這個愛開玩笑的先生，竟以一頓酒食，省下了請人分送賀卡的快遞費。

又清明掃墓並非古禮，約自唐初才開始流行，到玄宗時「編入禮典」。為提供官員掃墓方便，「寒食通清明（給假）四日」，代宗大曆十三年，敕改五日，德宗貞元中，更增為七日。由此可見唐人的重視掃墓。兩宋因之，假期也是七天，還有《清明上河圖》可資當時風俗的佐證。

但《能改齋漫錄》記載，「章郇公（章得象）作正字（秘書省職稱）日，寒食與丁晉公博。……明年寒食復博」。年年寒食節假均用來賭博，大概是假期太多、放得太無聊的緣故吧！但也由此可見宋代官員對掃墓的重視，已不及唐代了。想想也是，唐代任官還是門閥與科舉並行的雙軌制，許多人出自京兆望族，祖墓就在京畿或長安周遭；宋代官員盡是科舉出身或其子弟蔭襲，祖墓多在原籍，若無「特休」，七天是沒辦法回鄉掃墓的，於是只好拿來享樂。所以元代的寒食假縮為三天，明清則乾脆取消。

◎ 風雨無阻，只為吃早餐
馮友蘭的父親在晚清時曾署理崇陽知縣，馮先生和弟弟妹妹們也隨父親去上任。據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回憶，那個機關食堂就是他父親帶去的長隨承包的，「實際上是個小館子，獨立經營，給衙門裡的人包飯，預備宴會筵席之類」。

幾個小孩子在原籍河南吃慣了麵食，而衙門食堂的「例飯」都是米飯，所以馮先生的母親隔一段時間，就做麵食給他們吃。該書還回憶道：「平時父親陪師爺在花廳吃飯，母親帶著我們在上房（即衙門裡的老爺內宅）裡吃廚房的『例飯』，從沒有叫添菜、加點心，更不用說有什麼宴會了。有一次，父親回上房晚了，覺得有點餓，叫廚房送點點心來。送來了一盤燒賣，父親沒有吃完，還剩下幾個，母親就分給我們這三個小孩子吃了，覺得很好吃。可是我們三個不敢向母親要求，叫廚房送點心」。可見知縣的伙食標準與眾不同，又可見馮老太爺家教極嚴。

收筆之前，再引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一段回憶給讀者解頤。作者自述，光緒時他在京師都察院供職。照慣例，「每夏季改早衙」，食堂裡的午餐供應改成早餐，自然也是很豐盛的。院中有位吏科給事中陳應禧，「每日必到署，雖陰雨，持傘涉水，無不到者，其實為早餐也」。七月初的一天，作者值夜班，早晨起來，「大雨如繩，司中無人」，暗忖這位陳御史大約也不會來了，豈知茶役走來說：「開飯否？後堂陳老爺待之已久，專候老爺同餐！」

◎ 薪水越低，貪污越嚴重
一個進士出身的縣級官員尚且只有如此微薄的收入，在其之下的屬吏，又何以堪呢？據《夢溪筆談》記，舊制，凡剛入仕途的低級官吏，都先入三班奉職，月薪是七百文錢，再加驛站供給的半斤羊肉，憑驛券領取。

宋真宗大中祥符（西元一○○八至一○一六年）年間，有人在驛舍題了一首詩：「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這番牢騷上達天聽後，皇帝感歎：「這樣下去怎麼能夠要求他們做清廉的官吏呢？」於是為全國官吏加薪一次。不過由於底數不高，上調的幅度有限。

宋室南渡後，官員俸祿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瞿宣穎先生輯《中國社會史料叢鈔》引黃庶《伐檀集•自序》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月稟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洪容齋（洪邁）謂，今之簿、尉蓋七八倍於此，若兩斛七千只可祿一書吏小校。」不過很可能那時的物價漲幅也相當大。

到了明代，又發生大轉彎，官員的俸祿遠比宋元低微，並且是米鈔搭配，縣太爺年俸為九十石，丞、簿、學官等七十八石到六十六石不等，未入流的雜職才三十六石。這當中，十之七八給米，現鈔才十之二三，雜職更是全部給米。米和鈔怎樣折價呢？據《大明會典》載是一石米折鈔二十貫。

然而，《典故記聞》說，到了明宣宗宣德九年（西元一四三四年），禮部尚書胡濙兼管戶部事，為節流而在官俸上動腦筋，提出以每石米折十貫發鈔，少師蹇義與之爭論，最後折衷為十五貫，「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記聞》卷十）。其後通貨膨脹，鈔價日賤，又以布折米，比價是一匹布折兩百貫。可惜江南織布業發展極快，布價又跌，一匹布才折銀三分。州縣衙門的官員可以從國家那裡拿到多少俸祿，不難計算。在有關「清官」的描寫中，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這類大老爺往往連割幾斤肉打打牙祭，也要斤斤計較。確實，明朝的州縣小官倘不生出第三隻手敲詐、勒索、貪污、受賄的話，幾乎就是窮光蛋了。

◎ 沒有SIZE的公家制服
古代的官吏公服怎樣製作和領取，筆者讀書有限，還未看見完整的文獻記載。印象中，當一種新的官員服制條令頒佈時，照例由國家統一免費發給現任官員依新標準製作的全套行頭。如《明史•輿服志》記，「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賜百官」。這是明朝開國，公服制度初定時的文件，到洪武「二年，賜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春明夢餘錄》），此或為第一批發放給在南京供職者的記錄。查《宋會要•職官》五二，北宋有「新衣庫」在京師太平坊，其職官「掌收錦綺、雜帛、衣服之物以備給賜百官及邦國儀注之用」，成衣多由「裁造院」送來。而從歷代會要看，這種製作公服的工廠和物流系統，歷代都有。

原為布衣者一旦入仕，即可領取公服，這也是規矩。元《通制條格》卷九載元仁宗延祐元年（西元一三一四年）服制詔令：「……內外有出身考滿應入流品現役人員，服用與九品同；授各投下令旨、鈞旨有印信現任勾當人員，亦與九品同。」可見九品公服是當公務員的起碼行頭。宋人《雞肋編》說，有個叫任忠厚的四川人，登第做官後，一直未得升遷，「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綠袍，幾不及踝」。這是士人考取進士獲得出身後就發給公服的實例，而公服都按常人身材統一製作，像任忠厚這種籃球明星的身高，穿起來就很不合身了。

◎ 出差驛券，送禮自用兩相宜
由於全國各地皆置驛傳，而驛傳又皆須按憑證提供食品等補給，所以驛券往往成為官吏出差時類似加薪的待遇。本文開篇所述的章惇出差，又要「添支」，又要領取驛券，就屬於這種情況。以宋代為例，官員出差時發給的驛券，尚有倉券、口券、館券等各種名目之分，有些驛券專作支取錢物的憑證，章惇要求額外領取的，當屬此類。若在驛館用餐，驛館就照券上寫明的份量供給，或出差者憑券領取食材，自己烹煮，甚至折合現金支領。

《曾鞏集》裡，有一篇作者為已故雙流知縣周君撰寫的墓誌銘，其中寫道，這位周知縣出身貧寒，做官後，每月所得官俸，全用來貼補出嫁的姊姊和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館券而已」。館券何來？像前述章惇出差，就可藉機領取一疊，省下來慢慢使用，或送給別人做人情。又州縣級以上的地方政府有發放驛券的權力，所以也給假公濟私者大開方便之門。當然，曾鞏這篇墓誌銘意在表揚傳主為人，則其平時用來維持家小生活的驛券，也可能是出自上司、同僚的贈與。

◎ 離職時，家具雜物按清單歸還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內的一應家具、雜物亦由相關部門按入住者的身分提供。以明代淳安縣署為個案，據《海瑞集•興革條例》載，知縣的家具雜用有六十三種，共兩百餘件；縣丞、主簿等有六十種；典史僅十九種。官員調任或退休時，都要按清單歸還。古代歷朝對「官物」保管均有法令。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談》記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裡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了回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彙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的邋遢（據說王安石整年不洗澡，上朝時，虱子在他鬍鬚上盪鞦韆）與她「每不相合」，於是「跣足登床，偃臥良久。（吳）夫人望見，即命送還」。

因為缺少專項的建築和維修基金，又無完備的公共設施管理機制（在京都由各部司務廳兼管，在州縣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數情況下，公家宿舍的環境，包括日常生活設備，都很差勁，通常總要隔許多年，才得大修一回。《文苑英華》裡收有幾篇唐人撰寫的〈開州刺史新宅記〉、〈烏程縣修建廨宇記〉等，是詳細記述這方面情況的珍貴文獻，文長不引。《水經注》裡，還有一段東漢初年的故事，描述清河太守府兩個處級官員（五官、功曹）曹秉、劉適，藉經辦官舍修造工程之機，虛報工款二百萬錢。看來官府建設工程的弊端，亦是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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