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雙溪〉問題出在東吳在台灣有一批熱心的校友,太過急躁的在台灣搞「復校」的活動,民國四十年他們就潦草的把學校開辦起來……
我考上的東吳大學在士林的外雙溪,當年外雙溪沒有什麼建築,是一個谷地,兩邊是山,北邊的山比較高,南邊的比較矮,兩山之間,有一條蜿蜒的小溪經過,那條溪就叫雙溪了。我讀東吳的時候,那兒還沒有故宮博物院,故宮的文物據說還收藏在台中的霧峰,那裡闢有一間小小的展覽室,只供「國賓」級的訪客參觀,其他人就無緣瞻仰那些稀世的國寶了。大一上學期即將結束的那年冬天,上課時偶爾聽到一陣陣爆炸的聲音,原來對面山腳在炸山洞,聽說故宮要北遷來此。雙溪是由東朝西流來,東吳是在雙溪的南岸,南岸的土地狹窄,溪對岸還算開闊,只一個陸軍的行政學校在那裡,行政學校的校舍都是木製平房,附近民居幾戶,其他盡是稻田,我們學校如果非要建在外雙溪,為何不建在那邊而選擇這麼狹隘的角落,真讓人不解。
當然令人不解的事尚多,一開始也管它不著。當時的東吳大學整個學校只三棟半的建築,一棟是所謂教學與辦公大樓,還有一棟是女生宿舍,一棟是男生宿舍。教學與辦公大樓座落在山腳,前面有一長排階梯,走上去還要花費一些力氣。這座大樓是學校所有行政包括校長室、教務、訓導、總務三處的辦公所在,各系辦公室也在其中,辦公室的上面就是教室了,教室相當簡陋,只一張黑板與幾十張帶桌板的木椅而已。還有一棟沒完成的活動中心,所以只能稱半棟,上面用來當禮堂,下面用來當餐廳,學校所有的「硬體」設備僅止於此。
不論從哪方面說,這都是一所簡陋的學校,一所有規模的中學甚至於小學,設備都要比它像樣。舉例而言,學校是知識的殿堂,首先要蓋的應是圖書館,而東吳就沒有,它的圖書館只能相當於一個普通小學校的圖書室,藏書少不用說,管理也很糟,反正也沒人去借書,有些學生到畢業都不知道學校還有圖書館。直到我們大四,學校建了間安素堂,安素堂的主體是一座教堂,它旁邊的附帶建築就闢為圖書館了,但所藏的書與期刊,比一般好一點的中學尚不如。
東吳大學用英文來叫是蘇州大學(Soochow University),一九零零年由基督教衛理公會設立於蘇州,在歷史上算是中國最早的大學之一了,只比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晚成立了兩年。衛理公會是從英國聖公會演變延伸出來的一個獨立教會,原由宗教家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創,後來遷到美國,這所教會自己定名叫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中國人早年把它翻譯成「美以美會」,一直到現在,衛理公會的英文名字還是The Methodist Church。不論叫做美以美會或衛理公會,它是全美最有勢力也最有錢的教會,以前在大陸它就獨辦或與其他教會合辦了大學達十三所,當然最有名的就是東吳了。東吳在大陸原是一所很有聲望的大學,它在蘇州的校園清雅,建築考究,法學院設在上海,更是全國法學界的翹楚。問題是像這樣一個有聲望的世界性教會,一個有歷史的學校怎麼會跑到外雙溪畔這塊不怎麼樣的地方來「復校」呢?這豈不把東吳的金字招牌給弄砸了嗎?要說起來真是一把辛酸淚,提起話來長了。
問題出在東吳在台灣有一批熱心的校友,太過急躁的在台灣搞「復校」的活動,民國四十年他們就潦草的把學校開辦起來。他們籌到的經費有限,只能在台北南陽街附近的許昌街租了間樓房,辦大學因陋就簡有點像辦補習班樣的,當然水準無法高,但這群復校的校友還洋洋自得,後來還稱這段復校的過程是蓽路藍縷。他們並沒有爭取衛理公會在美國總會的支持,所以不能動用衛理公會有關在中國辦教育的那筆特別經費。有段時間,衛理公會跟學校的關係緊張,不願承認台灣的東吳是他們辦的學校,後來不斷有人奔走,關係才逐漸放鬆開來,直到我入學的那年,總會才派來一位名義是「會督」的牧師來駐校,但總會的資金仍不准動用。諷刺的是教會在一九五三年就決定在台中辦東海大學,還請了當時美國的副總統尼克森來破土,光是土地就買了一百四十公頃,校舍與教堂請世界有名的建築師來設計,其中包括了貝聿銘,出手闊綽得不得了。東吳的校地只有十五公頃,與東海差別之大猶如天壤了。有次一位學長告訴我,東海的那筆錢原來是東吳的,東吳被弄到現在的模樣,不只不能與東海比,就是與同是私立學校的文化、淡江與輔仁比也相差距甚遠,校地蹇迫,校舍粗陋,為世人所笑,完全是那群校友亂搞出來的結果。
我剛剛入校,還不知其中的委曲,但新生訓練時才知道學校名字是大學,其實只是所獨立學院,因為大學法規定一所大學,必須要由三個以上的學院組合而成,東吳當時只有一個學院,當然不能算是「大學」,它的正式名稱是「私立東吳大學法學院」,因為法學院前面有「東吳大學」的名字,大家就不加考究,就叫它東吳大學了。當時的東吳法學院共有六系,其中法律、政治、經濟、會計也許與法律有關,而中文系與外文系根本與法學無關,放在法學院,純粹是權宜之計。當時東吳的「領導」(對上行文稱東吳法學院「院長」,對下行文稱東吳大學「校長」,)是石超庸先生,他的名字譯成英文是C.Y. Stone,名是音譯姓是意譯,十分特殊,外國人與洋派的中國人都叫他Dr. Stone,假如不知情的再轉譯回來,可能成了史東博士了。他是耶魯的博士,人長得高大,面孔黑黑的,說話有廣東口音,我幾乎沒有單獨聽他說話的機會,幾次全校性的大會聽到他發言,都行禮如儀的沒什麼特別。
新生訓練的時候,我看到禮堂兩邊高掛著學校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還是國父的手書。這幅字到處都看得到,應該不是專為東吳寫的,當年老蔣在廬山宣佈對日抗戰,講台左右也是高懸這幅標語。我特別注意到在東吳黑紅相間的校徽上有一小行英文字,上面寫著Unto A Full-Grown Man,譯成中文是:「做一個完整的人」,我看了特別感動。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都能幫忙我們獨立成人,但中文中的「法」字太有行跡可循了,至少太依靠古今的「完人」做典範,而英文中的Unto A Full-Grown Man卻沒有這個味道,對沉醉在浪漫思潮的我來說,英文裡的完整的「人」給我更大的激勵。當時我的信念是:真正的「人」是獨立的、不依仗別人的,道德之所以高貴是因為道德來自於自覺,而不是來自於他人或他物的規範,孟子說「吾善養我浩然之氣」,這浩然之氣是在我自覺的心中油然而起的,不是受聖人的指引,也不是受「完人」的影響啟發而來的,君子獨立蒼茫,沒人值得效法,也沒人可以依傍,真正的「英雄」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我覺得東吳的英文校訓比起中文的更有氣勢,口中一唸,感覺自己與灝氣相聚,兩腋習習,頓時忘記自己處身在簡窳的現實環境之中了。
不久就正式開學,第一周的課就讓人失望。大一的課,原多是一般的通識課程,有國文、英文、中國通史、心理學、三民主義等課等,唯一中文系的專門課是文字學。東吳強調英文教學,大一除了每周有四學分的英文之外,還要修兩學分的英文文法,兩門課同一位老師教,因為老師性格懦弱,教學法也很冬烘,學生反應十分一般,所教所學的,現在已沒任何印象了。國文則是由一位能言善道的老師擔綱,他名叫華仲麐,是貴州人,他的個子高壯,頭髮因為稀疏乾脆剃光,這使得他更是紅彤彤的油光滿面,一口斬釘截鐵的貴州官話,總是頭頭是道又充滿自信,他的舉措言行,真像一個正面的官場人物。我後來想,華老師如出來演戲,最好的角色就是扮演關公,他天生一副丹鳳眼,只要戴上假髮與假鬚,穿上綠蟒袍根本不須化粧就可上場了。
華老師上課的時候一直抽菸,而且是一根接一根的抽,好像很少中斷過。後來我聽他說,那時他一天至少抽兩包,有時還會抽到三包,抽的都是綠殼的雙喜牌香菸,是當年公賣局出的最貴的一種牌子。他規定上課的課本是《陸宣公奏議》,用的是藝文印書館的明刊影印本,陸宣公指的是唐朝著名的宰相陸贄。華老師對古代的官場文化十分嫻熟,喜歡說臣子與皇上之間的關係,但都理想化的要求進退合宜,出入有度,他不喜談宮闈密辛,上課的時候,說教的意味比較重,這應該是受大宰相規行矩步義正詞嚴的影響吧。但他上課也會取巧,明明一次要上兩節課,他只上一節,另一節規定學生默寫上次教過的課文,默書的時候他不用來教室,要兩個助教輪流監督。
當時中文系有兩位助教,一位是黃登山先生,一位是張曉風女士,張曉風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在台灣年輕作家中已很有名氣。黃登山個性隨和,監督我們默書時總是面孔朝外,學生偶爾抄書他都假裝沒看到,張曉風則很嚴厲,看到作弊一定舉發,弄到壞學生對她十分頭痛。有一次班上同學章孝慈乘黃登山監督時也跟著別人拿書出來抄,想不到一周後他竟然跑到華老師前面涕泗縱橫的大表懺悔,說自己錯了,請老師把他的卷子改成零分。老師感動的不得了,在課上大肆讚揚,說君子絕非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有過不憚改,才能成聖成賢等等的。老師說得不錯,但其他抄書的人就覺得腳底有刺了。華老師的結論是像章孝慈這樣的人,品德如此端正,加上好的學識,未來一定不可限量的,想不到真被老師說準了,章孝慈三十年後竟然成了東吳的校長。
東吳中文系當時請洪陸東先生做系主任,但後來華老師告訴我,說當年洪陸東並不是專任教授,而是一位兼任教授,當然主任是也兼的。我想一個學校連系主任都是由兼任教授來充當,確是亙古之奇了,但華老師說得言之鑿鑿,不由得人不信,他說一直到我們畢業,東吳中文系的專任教授只他一個,其他的除助教外全是兼任。洪陸東教授據說以前在大陸做過司法行政部的次長,自己是詩人也是書法家,他當時年紀已很老了,沒有八十歲也有七十餘歲,在學校很少見到他。他只在系上教一門課,就是杜詩,是排在大三上的。大三時我們上他的杜詩,鬧了不少笑話,洪老師是浙江黃巖人,濃重的鄉音,沒幾個人懂,他把杜詩的〈北征〉唸成「剝金」,他在台上搖頭晃腦的把詩又唱又讀的,他不講格律,也不太講詩的典故,杜詩不是「無一字無來歷」的嗎?但他也許想我就是講你們也不懂啊,就不去講它了,只用他難懂的黃巖話不停的讚嘆說這首詩真是好啊,真是好啊,下面的人一個個暈頭轉向得呆坐在那兒,不知好在哪裡,更不知道該如何把金山一般的杜詩「剝」下一點黃「金」來,我們真是空入寶山呀。
中文系既除了華老師之外一概是兼任,整個系當然顯得鬆垮垮的,學生是須要啟發輔導的,但系上沒人關心學生,日子久了,學生也變得像一盤散沙般的,除了偶爾勾心鬥角,彼此就關係很淺了。照理來說華老師是專任教師,應該多負點責任,但華老師是個典型的公子哥兒,又是個愛憎分明又太有豪氣的人,他也根本不會去管學生的事。有一天我聽他在教師休息室約幾個同事吃飯,曹昇老師問他有沒有酒喝,他大笑說:「有沒有酒喝?你有沒有搞錯,我家的酒就是不多,也可以把你曹昇活活的淹死!」後來有一次在老師家聽他同鄉好友谷正剛先生說,他們華家在貴州的時候,是專門生產茅台酒的,「華茅」這商標代表茅台的最高品質,銷路也是最好的。當然到了台灣,他也沒法那麼闊氣了,但他的生活還是比別人過的奢華許多。
我從大一到大四都得修他的課,他除了在大一開我們的大一國文之外,大二大三的「中國文學史」也是他開,大四時,則上他開的《文心雕龍》,國文與「中國文學史」是系上的必修課,《文心雕龍》則是選修課,但東吳那時課開的少,所有選修課幾乎都是「必選」,因為根本沒有「不」選擇的餘地。
我們大一的時候,可能因為無聊,幾個人常在學校的總課表前看各系所開的課程,不見得與自己有關,但看一看也好,有一點像在照相機的觀景器裡看世界的意味。東吳雖然由心急的校友匆匆復校,但好像一直不忘記注重外文,譬如與我們中文系相連的外文系,在課表上就排了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的課程。這時我們發現在我們中文系的大三,竟排了一門「韓文」,當時我們怎麼想也想不透,要我們中文系學生修英文、日文還有點道理,修韓文就不知道是為什麼了。一個同學說韓國比日本更接近中國,受中國的影響更深,研究韓國會讓中國研究得到更大的啟發,另個同學說東吳學校小,比起其他的國立大學起步又遲,必須出奇制勝,從韓國來研究中國是別人沒有開闢的學術領域等等。第二天我們遇到大三的學長,一問才知道所謂韓文根本不是韓國文化或韓國文學,韓文只是「韓昌黎文」的簡稱罷了。
反正一切渾渾噩噩,糊裡糊塗的,課程開得不清不楚,教書的老師一個個精神渙散,上課既不準備,下課也無作業,走上台來,總是胡扯一通,他們都是兼職,只拿微薄的鐘點費,學校也沒要他們負什麼責,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該負些什麼責來。一位戴著深度眼鏡的詩選老師,年老得走路都有點力不從心了,第一次上課點學生的名,忽然發現有話可說,他說以前一位老師問學生,說你為什麼名字叫做「鳳梧」呢?學生說:「回老師話,學生母親生學生的當晚作夢,夢見一隻鳳凰停在梧桐樹上,就為學生取名鳳梧了。」老師接著問:「你母親當晚假如夢見一隻雞站在芭蕉上,就該跟你取個什麼名字呢?」說完停了一下,幾個意會到的男生笑了起來,大部分學生傻子般的等他答案,他卻說詩的「六義」是風雅頌賦比興,不曉得其中的比興是不能讀詩的。這個例子舉得十分輕佻而不負責,只是好逞小慧罷了,與文學的比興其實沒什麼關係。但多年之後,大家都忘了詩義與詩教了,獨對鳳與雞的記憶猶在。
我的大學生活於焉開始。一切混亂而無章法,我天天擠三趟公車到荒蕪的學校,中午想盡辦法吃便宜又簡單的午餐,有時五毛錢買一個饅頭果腹。學校很小,又沒圖書館,課餘根本沒有去處,課間只得找個空教室坐著空等。我是鄉下來的學生,這兒沒有朋友,有時悶慌了,就一個人到學校建築之外的野地去閒逛。男生宿舍右後方山坡上有幾棵松樹,坐在鋪滿松針的樹下,聽松濤、看遠處的雲彩很愜意。從東吳的教學主樓朝後山的方向走過去,有曲折的登山石梯可以走,半山有座前司法院長王寵惠的墳墓。再往上走就沒石梯了,是雜草叢生又十分彎曲的小道,有一段路還須手腳並用的攀爬才能上去,上到頂處朝南望,整個松山機場就在眼前,一陣風來,就讓人有振衣千仞崗的感覺。
東吳還不錯,至少還保有一些都市見不太到的「野趣」,但我期望的不在這裡,我如選擇野趣,就無須用盡手段的擠進這大學的窄門,待在宜蘭鄉下不是更好嗎。我真正嚮往的是知識,它是我生命中最感貧乏又積極想追尋的東西,但在開學的幾天之中,一層層的失望掩面而來,我希望以後會改善。大學絕不會是我初到看的那麼糟,一定有一些偉大的蘊藏是讓人在一般狀況下看不見的,否則就不會叫那東西是「寶藏」了。大一學生還要上軍訓與體育課,還須作體力上的操勞,下午我上了整下午的課,拖著極為疲憊的身心趕回位在愛國東路的服裝社的包伙餐廳吃晚飯(我後來只包晚餐),去晚了他們是不會等人的。晚餐後我無處可去,大部分是走到重慶南路書店閒逛,逛到書店紛紛打烊才回到寧波西街的住處,在廁所附設的淋浴水龍頭下草草沖個澡,擠進有臭味的工人寢室,我把舖蓋打開,設法倒頭就睡,但總是睡不著。
〈外雙溪〉問題出在東吳在台灣有一批熱心的校友,太過急躁的在台灣搞「復校」的活動,民國四十年他們就潦草的把學校開辦起來……
我考上的東吳大學在士林的外雙溪,當年外雙溪沒有什麼建築,是一個谷地,兩邊是山,北邊的山比較高,南邊的比較矮,兩山之間,有一條蜿蜒的小溪經過,那條溪就叫雙溪了。我讀東吳的時候,那兒還沒有故宮博物院,故宮的文物據說還收藏在台中的霧峰,那裡闢有一間小小的展覽室,只供「國賓」級的訪客參觀,其他人就無緣瞻仰那些稀世的國寶了。大一上學期即將結束的那年冬天,上課時偶爾聽到一陣陣爆炸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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