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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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NT$ 320
優惠價：88 折，NT$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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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賊」數量龐大，就潛伏在你我周遭
「賣國賊」，這我們耳熟能詳，甚至不用提示，都能想出幾個名字。但「愛國賊」呢？「愛國賊」是「為愛國而賣國的人」，是「愛之，適足以害之」的最佳寫照。「賣國賊」和「愛國賊」的相同點，在於言行的結果，兩者都損害了國家利益；而不同點則在其言行的主觀出發點——是以權謀私還是自以為愛國？當然，「賣國賊」比「愛國賊」更加惡劣，但是在一個正常國家裡，絕大多數的人不是「賣國賊」。與此相比，自以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為實際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的人——「愛國賊」的數量龐大。
哪些人可能成為「愛國賊」呢？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軍人、運動選手、官員、精英分子、知識分子、一般上班族、基層公務人員，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當中的你和我，都有可能。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愛國賊」。這很麻煩，也是「愛國賊」無形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中國生活了八年，二○○五年在北京的現場觀察「反日遊行」後，開始認真思考何謂「愛國賊」？並在書中大膽地談論了靖國神社、釣魚台之爭、中日兩國人民的「二戰觀」等敏感議題，以及草根民意對國家外交的巨大影響。「愛國賊」和國家利益非但不是遙遠的存在，還和我們切身相關。「愛國」不應該自以為是，更不應該盲目自大。看完本書之後，我們都該捫心自問：「我是『愛國賊』嗎？」
二○○五年四月九日上午，北京。數百人聚集在中關村海龍大廈門前的廣場，拿布條、呼口號，「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抵制日貨」，展開了反日遊行。作者提早抵達現場以便觀察，隨著人數逐漸增加到數千人，情況也開始混亂，當示威群眾抵達日本大使館時，便有人向使館丟石頭、雞蛋和垃圾。
作者反思這起事件中的各種角色：參加遊行的人，頂著愛國的帽子，攻擊別國的大使館，算不算「愛國賊」？重複播放同一個鏡頭，煽動「反日」或「反華」情緒的媒體，算不算「愛國賊」？接收媒體資訊後，不經思考，盲目痛罵對方國家的憤怒網友，算不算「愛國賊」？甚至，因寫出「太中立」的文章而無法在媒體上刊登後，選擇明哲保身、保持沉默的作者自己，算不算「愛國賊」？
你是否對這樣的情況感到似曾相識？二○一○年廣州亞運，台灣的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因電子襪問題被判失格，頓時群情激憤。我們可以試著回想，在各界的反應中，哪些人有審慎考慮過國家利益，哪些人又只是「愛國賊」？作者以「在華日本人」的第三隻眼，大膽地提出了他對中日敏感話題的觀點，也談論了台灣和美國的境況。「愛國賊」四處蔓延，我們怎能不心生警惕？
作者簡介：
加藤嘉一
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三年四月SARS高峰時抵達中國，作為公派留學生到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就讀本科，二○一○年獲得碩士學位。
二○○五月四月親歷北京「反日遊行」後，開始為《南方週末》、《環球時報》等媒體撰寫時事評論，並參加電視時事評論節目（如：央視《新聞1＋1》、《環球視線》、《DIALOGUE》等；鳳凰衛視《全球連線》、《鏘鏘三人行》、《時事辯論會》等）、國際交流、跨國談判、擔任同步口譯等社會活動。
現為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SFC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同時擔任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Vista看天下》、《北京青年週刊BQ》、《Nikkei Business Online》、《Japan Business Press》等專欄作家。
出版過《七日談：來自民間的中日對話錄》（合著）、《日本走向何方》（譯著）、《以誰為師：一個日本八○後對中日關係的觀察與思考》（專著）、《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自傳）及《中國，我誤解你了嗎？》（專著）。
二○一○年十一月獲得「二○一○時代騎士」勳章。不喜歡媒體稱他為「日本韓寒」。個人部落格：kato1984.pixnet.net/blog
名人推薦：
導讀
南方朔
推薦人
南方朔 作家‧評論家
胡幼偉 台師大大傳所教授
胡忠信 歷史學者
陳芳明 政大台文所所長
游勝冠 成大台文系副教授
楊渡 中華文化總會祕書長
趙少康 中廣董事長
羅文嘉 二次黨外雜誌發行人
依姓氏筆畫排列
導讀：不容惡棍假借愛國之名
南方朔
許多人都知道「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這句名言。
這句名言的原句為“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它點出十八世紀英國文豪薩繆爾．約翰森（Samuel Johnson，1709～1784），收在他祕書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所寫的《約翰森傳》裡。它的意思是說，在每個社會都有一種惡棍，打著「愛國」的招牌在圖自己之利。羅蘭夫人以前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現在這句話已可改為「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了。
今天的世界雖號稱全球化，已世界如村。但人們也都知道當今的世界其實正加速走在倒退的路上，美國以愛國為名，可以恣意的對別的國家發動侵略戰爭；也可以藉著它壟斷全球媒體和意見的權力而任意挑撥別國內政，當最大最強的國家都永遠不厭倦的在玩著愛國者的遊戲，難怪其他每個國家都在如法炮製的「愛國」了。就以台灣為例，我們的「愛台灣」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不知道出了多少「愛台灣的惡棍」；而在中國大陸則有一堆「憤青」，隨便就把「愛國」變成一種道德民粹主義，而在俄國、中亞、南亞、阿拉伯世界或非洲，「愛國」這個口號下甚至掩護著部落族群的相殺，「愛國」已成了當代最大的民粹主義，已出了無數「愛國惡棍」，在本書裡稱之為「愛國賊」。
每個國家都有「賣國賊」，但「賣國賊」很容易辨識，他們也很容易遭到譴責與懲罰，因此「賣國賊」雖然可惡，但其賣國的效果其實並沒有那麼大，但「愛國賊」則不然。
「愛國賊」以愛國為名，無論它是內神通外鬼，或是訴諸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但「愛國無罪」的詭辯下，它嚴重傷害到國家人民利益，它真正可惡之處乃是它變亂了是非，混淆了人民的認知，其遺害會更長更久。今天美國的愛國反恐，當年納粹及法西斯的愛國團結，它們都犯了大罪，而罪的淵藪即是禍延好多代的思想毒害。
「愛國賊」由於頂著愛國這種民粹的道德光環，因而有更大的「自鳴正義」的成分，他們在手段上遂更不收歛，也正容易殘酷失控，愛國法西斯民粹主義之所以可怕，即在於此。
本書的作者為日本留學北大的畢業生加藤嘉一，近年來中國發生許多起中國憤怒青年反日、反法等事件，由於躬逢其會，他有許多第一線的觀察，自是極具價值。他談到中國大陸許多商人、明星，明明已入籍第三國，但為了賺錢而假扮一副愛國的嘴臉，他認為中國人經常把愛國主義變成一種牟求現實利益的實用主義，這是愛國主義的浮濫化和廉價化，也是一種機會主義化，他的這部分觀點極有知識上的高度。近代中國從來沒有清楚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問題，許多問題都稀里糊塗的混著過日子，它也造成了中國人在愛國問題上觀念極為混淆。中國人，人人嘴上說愛國，但人人皆想著拿外國綠卡及入籍，這是思想與行為的錯亂。
最近我應邀到香港開了一個中國軟實力的研討會，在會上我即表示，近代中國從未好好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課題。因此，近代許多概念在中國人社會裡都是魯迅的「拿來主義」，不清不楚的拿來用而已。中國人崇洋媚外成風，國家意識低落，國家認同也相對偏低，這也造成了大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極為容易。中國目前在經濟上已世界第二，但卻國家認同低落。因此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應該在國家建造上，重新打造規模和建造新的認知標準。沒有清楚的國家認同，產生不了足夠的精神內聚力，這個國家的路是走不久的。
現在雖然號稱全球化，但人們也知道國家間的顛覆滲透其實是有增無減。杭士基（Noam Chomsky）即指出，美國最擅於在別的國家尋找「有價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如果有受害者符合它的利益，它即大力宣傳、捧為英雄，俾達到干涉別國事務之目的。這種惡意的干涉主義只會使得被干涉者更加憤怒，這乃是當今世界上這種「干涉—反干涉」的鬥爭日益激烈的原因。當代義大利思想家波比歐（Norberto Bobbio），遂在《讚美溫柔》一書中指出：世界上的確有進步、落伍之分，但若進步者以其進步性歧視或侵略落伍者，那麼進步與落伍就亂了套，進步也變成了更大的落伍。因此他認為世界要和平、和諧相處，首要之務乃是改變國際互動之道，因而他倡導一種非干涉的、互助的世界觀，進步國家要主動幫助落伍國家，使這些國家樂於追求進步。近年來，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提倡「軟實力」論。法國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即認為「軟實力」仍是一種以支配為核心的權力觀，因而他認為「寧靜權力」（tranquil power）才更重要，即是一種與人為善、助人為善的權力觀。要讓世界上有些國家的人不會因為被別的國家的干涉而憤怒，一定要從權力的相互對待重新做起。
世界上有許多「愛國賊」，有了大國的「愛國賊」，就會有中等國家的「愛國賊」，最後是每個小國也都「愛國賊」當道，因此談「愛國賊」問題，可能還得落實到國際秩序這個核心環節。一個沒有以愛國為名的惡棍，才是世界應有的方向！
加藤嘉一
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初稿，寫於北京景山萬春亭日落時分
二○一一年三月十八日修改，寫於南京至上海的高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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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可能成為「愛國賊」呢？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軍人、運動選手、官員、精英分子、知識分子、一般上班族、基層公務人員，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當中的你和我，都有可能。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愛國賊」。這很麻煩，也是「愛國賊」無形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中國生活了八年，二○○五年在北京的現場觀察「反日遊行」後，開始認真思考何謂「愛國賊」？並在書中大膽地談論了靖國神社、釣魚台之爭、中日兩國人民的「二戰觀」等敏感議題，以及草根民意對國家外交的巨大影響。「愛國賊」和國家利益非但不是遙遠的存在，還和我們切身相關。「愛國」不應該自以為是，更不應該盲目自大。看完本書之後，我們都該捫心自問：「我是『愛國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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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反思這起事件中的各種角色：參加遊行的人，頂著愛國的帽子，攻擊別國的大使館，算不算「愛國賊」？重複播放同一個鏡頭，煽動「反日」或「反華」情緒的媒體，算不算「愛國賊」？接收媒體資訊後，不經思考，盲目痛罵對方國家的憤怒網友，算不算「愛國賊」？甚至，因寫出「太中立」的文章而無法在媒體上刊登後，選擇明哲保身、保持沉默的作者自己，算不算「愛國賊」？
你是否對這樣的情況感到似曾相識？二○一○年廣州亞運，台灣的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因電子襪問題被判失格，頓時群情激憤。我們可以試著回想，在各界的反應中，哪些人有審慎考慮過國家利益，哪些人又只是「愛國賊」？作者以「在華日本人」的第三隻眼，大膽地提出了他對中日敏感話題的觀點，也談論了台灣和美國的境況。「愛國賊」四處蔓延，我們怎能不心生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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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三年四月SARS高峰時抵達中國，作為公派留學生到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就讀本科，二○一○年獲得碩士學位。
二○○五月四月親歷北京「反日遊行」後，開始為《南方週末》、《環球時報》等媒體撰寫時事評論，並參加電視時事評論節目（如：央視《新聞1＋1》、《環球視線》、《DIALOGUE》等；鳳凰衛視《全球連線》、《鏘鏘三人行》、《時事辯論會》等）、國際交流、跨國談判、擔任同步口譯等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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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
許多人都知道「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這句名言。
這句名言的原句為“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它點出十八世紀英國文豪薩繆爾．約翰森（Samuel Johnson，1709～1784），收在他祕書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所寫的《約翰森傳》裡。它的意思是說，在每個社會都有一種惡棍，打著「愛國」的招牌在圖自己之利。羅蘭夫人以前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現在這句話已可改為「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了。
今天的世界雖號稱全球化，已世界如村。但人們也都知道當今的世界其實正加速走在倒退的路上，美國以愛國為名，可以恣意的對別的國家發動侵略戰爭；也可以藉著它壟斷全球媒體和意見的權力而任意挑撥別國內政，當最大最強的國家都永遠不厭倦的在玩著愛國者的遊戲，難怪其他每個國家都在如法炮製的「愛國」了。就以台灣為例，我們的「愛台灣」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不知道出了多少「愛台灣的惡棍」；而在中國大陸則有一堆「憤青」，隨便就把「愛國」變成一種道德民粹主義，而在俄國、中亞、南亞、阿拉伯世界或非洲，「愛國」這個口號下甚至掩護著部落族群的相殺，「愛國」已成了當代最大的民粹主義，已出了無數「愛國惡棍」，在本書裡稱之為「愛國賊」。
每個國家都有「賣國賊」，但「賣國賊」很容易辨識，他們也很容易遭到譴責與懲罰，因此「賣國賊」雖然可惡，但其賣國的效果其實並沒有那麼大，但「愛國賊」則不然。
「愛國賊」以愛國為名，無論它是內神通外鬼，或是訴諸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但「愛國無罪」的詭辯下，它嚴重傷害到國家人民利益，它真正可惡之處乃是它變亂了是非，混淆了人民的認知，其遺害會更長更久。今天美國的愛國反恐，當年納粹及法西斯的愛國團結，它們都犯了大罪，而罪的淵藪即是禍延好多代的思想毒害。
「愛國賊」由於頂著愛國這種民粹的道德光環，因而有更大的「自鳴正義」的成分，他們在手段上遂更不收歛，也正容易殘酷失控，愛國法西斯民粹主義之所以可怕，即在於此。
本書的作者為日本留學北大的畢業生加藤嘉一，近年來中國發生許多起中國憤怒青年反日、反法等事件，由於躬逢其會，他有許多第一線的觀察，自是極具價值。他談到中國大陸許多商人、明星，明明已入籍第三國，但為了賺錢而假扮一副愛國的嘴臉，他認為中國人經常把愛國主義變成一種牟求現實利益的實用主義，這是愛國主義的浮濫化和廉價化，也是一種機會主義化，他的這部分觀點極有知識上的高度。近代中國從來沒有清楚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問題，許多問題都稀里糊塗的混著過日子，它也造成了中國人在愛國問題上觀念極為混淆。中國人，人人嘴上說愛國，但人人皆想著拿外國綠卡及入籍，這是思想與行為的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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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許多「愛國賊」，有了大國的「愛國賊」，就會有中等國家的「愛國賊」，最後是每個小國也都「愛國賊」當道，因此談「愛國賊」問題，可能還得落實到國際秩序這個核心環節。一個沒有以愛國為名的惡棍，才是世界應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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