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藤嘉一
定價:NT$ 320
優惠價:88 折,NT$ 282
已售完,補貨中
「愛國賊」數量龐大,就潛伏在你我周遭
「賣國賊」,這我們耳熟能詳,甚至不用提示,都能想出幾個名字。但「愛國賊」呢?「愛國賊」是「為愛國而賣國的人」,是「愛之,適足以害之」的最佳寫照。「賣國賊」和「愛國賊」的相同點,在於言行的結果,兩者都損害了國家利益;而不同點則在其言行的主觀出發點——是以權謀私還是自以為愛國?當然,「賣國賊」比「愛國賊」更加惡劣,但是在一個正常國家裡,絕大多數的人不是「賣國賊」。與此相比,自以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為實際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的人——「愛國賊」的數量龐大。
哪些人可能成為「愛國賊」呢?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軍人、運動選手、官員、精英分子、知識分子、一般上班族、基層公務人員,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當中的你和我,都有可能。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愛國賊」。這很麻煩,也是「愛國賊」無形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中國生活了八年,二○○五年在北京的現場觀察「反日遊行」後,開始認真思考何謂「愛國賊」?並在書中大膽地談論了靖國神社、釣魚台之爭、中日兩國人民的「二戰觀」等敏感議題,以及草根民意對國家外交的巨大影響。「愛國賊」和國家利益非但不是遙遠的存在,還和我們切身相關。「愛國」不應該自以為是,更不應該盲目自大。看完本書之後,我們都該捫心自問:「我是『愛國賊』嗎?」
二○○五年四月九日上午,北京。數百人聚集在中關村海龍大廈門前的廣場,拿布條、呼口號,「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抵制日貨」,展開了反日遊行。作者提早抵達現場以便觀察,隨著人數逐漸增加到數千人,情況也開始混亂,當示威群眾抵達日本大使館時,便有人向使館丟石頭、雞蛋和垃圾。
作者反思這起事件中的各種角色:參加遊行的人,頂著愛國的帽子,攻擊別國的大使館,算不算「愛國賊」?重複播放同一個鏡頭,煽動「反日」或「反華」情緒的媒體,算不算「愛國賊」?接收媒體資訊後,不經思考,盲目痛罵對方國家的憤怒網友,算不算「愛國賊」?甚至,因寫出「太中立」的文章而無法在媒體上刊登後,選擇明哲保身、保持沉默的作者自己,算不算「愛國賊」?
你是否對這樣的情況感到似曾相識?二○一○年廣州亞運,台灣的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因電子襪問題被判失格,頓時群情激憤。我們可以試著回想,在各界的反應中,哪些人有審慎考慮過國家利益,哪些人又只是「愛國賊」?作者以「在華日本人」的第三隻眼,大膽地提出了他對中日敏感話題的觀點,也談論了台灣和美國的境況。「愛國賊」四處蔓延,我們怎能不心生警惕?
作者簡介:
加藤嘉一
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三年四月SARS高峰時抵達中國,作為公派留學生到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就讀本科,二○一○年獲得碩士學位。
二○○五月四月親歷北京「反日遊行」後,開始為《南方週末》、《環球時報》等媒體撰寫時事評論,並參加電視時事評論節目(如:央視《新聞1+1》、《環球視線》、《DIALOGUE》等;鳳凰衛視《全球連線》、《鏘鏘三人行》、《時事辯論會》等)、國際交流、跨國談判、擔任同步口譯等社會活動。
現為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SFC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同時擔任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Vista看天下》、《北京青年週刊BQ》、《Nikkei Business Online》、《Japan Business Press》等專欄作家。
出版過《七日談:來自民間的中日對話錄》(合著)、《日本走向何方》(譯著)、《以誰為師:一個日本八○後對中日關係的觀察與思考》(專著)、《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自傳)及《中國,我誤解你了嗎?》(專著)。
二○一○年十一月獲得「二○一○時代騎士」勳章。不喜歡媒體稱他為「日本韓寒」。個人部落格:kato1984.pixnet.net/blog
名人推薦:
導讀
南方朔
推薦人
南方朔 作家‧評論家
胡幼偉 台師大大傳所教授
胡忠信 歷史學者
陳芳明 政大台文所所長
游勝冠 成大台文系副教授
楊渡 中華文化總會祕書長
趙少康 中廣董事長
羅文嘉 二次黨外雜誌發行人
依姓氏筆畫排列
導讀:不容惡棍假借愛國之名
南方朔
許多人都知道「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這句名言。
這句名言的原句為“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它點出十八世紀英國文豪薩繆爾.約翰森(Samuel Johnson,1709~1784),收在他祕書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所寫的《約翰森傳》裡。它的意思是說,在每個社會都有一種惡棍,打著「愛國」的招牌在圖自己之利。羅蘭夫人以前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現在這句話已可改為「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了。
今天的世界雖號稱全球化,已世界如村。但人們也都知道當今的世界其實正加速走在倒退的路上,美國以愛國為名,可以恣意的對別的國家發動侵略戰爭;也可以藉著它壟斷全球媒體和意見的權力而任意挑撥別國內政,當最大最強的國家都永遠不厭倦的在玩著愛國者的遊戲,難怪其他每個國家都在如法炮製的「愛國」了。就以台灣為例,我們的「愛台灣」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不知道出了多少「愛台灣的惡棍」;而在中國大陸則有一堆「憤青」,隨便就把「愛國」變成一種道德民粹主義,而在俄國、中亞、南亞、阿拉伯世界或非洲,「愛國」這個口號下甚至掩護著部落族群的相殺,「愛國」已成了當代最大的民粹主義,已出了無數「愛國惡棍」,在本書裡稱之為「愛國賊」。
每個國家都有「賣國賊」,但「賣國賊」很容易辨識,他們也很容易遭到譴責與懲罰,因此「賣國賊」雖然可惡,但其賣國的效果其實並沒有那麼大,但「愛國賊」則不然。
「愛國賊」以愛國為名,無論它是內神通外鬼,或是訴諸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但「愛國無罪」的詭辯下,它嚴重傷害到國家人民利益,它真正可惡之處乃是它變亂了是非,混淆了人民的認知,其遺害會更長更久。今天美國的愛國反恐,當年納粹及法西斯的愛國團結,它們都犯了大罪,而罪的淵藪即是禍延好多代的思想毒害。
「愛國賊」由於頂著愛國這種民粹的道德光環,因而有更大的「自鳴正義」的成分,他們在手段上遂更不收歛,也正容易殘酷失控,愛國法西斯民粹主義之所以可怕,即在於此。
本書的作者為日本留學北大的畢業生加藤嘉一,近年來中國發生許多起中國憤怒青年反日、反法等事件,由於躬逢其會,他有許多第一線的觀察,自是極具價值。他談到中國大陸許多商人、明星,明明已入籍第三國,但為了賺錢而假扮一副愛國的嘴臉,他認為中國人經常把愛國主義變成一種牟求現實利益的實用主義,這是愛國主義的浮濫化和廉價化,也是一種機會主義化,他的這部分觀點極有知識上的高度。近代中國從來沒有清楚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問題,許多問題都稀里糊塗的混著過日子,它也造成了中國人在愛國問題上觀念極為混淆。中國人,人人嘴上說愛國,但人人皆想著拿外國綠卡及入籍,這是思想與行為的錯亂。
最近我應邀到香港開了一個中國軟實力的研討會,在會上我即表示,近代中國從未好好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課題。因此,近代許多概念在中國人社會裡都是魯迅的「拿來主義」,不清不楚的拿來用而已。中國人崇洋媚外成風,國家意識低落,國家認同也相對偏低,這也造成了大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極為容易。中國目前在經濟上已世界第二,但卻國家認同低落。因此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應該在國家建造上,重新打造規模和建造新的認知標準。沒有清楚的國家認同,產生不了足夠的精神內聚力,這個國家的路是走不久的。
現在雖然號稱全球化,但人們也知道國家間的顛覆滲透其實是有增無減。杭士基(Noam Chomsky)即指出,美國最擅於在別的國家尋找「有價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如果有受害者符合它的利益,它即大力宣傳、捧為英雄,俾達到干涉別國事務之目的。這種惡意的干涉主義只會使得被干涉者更加憤怒,這乃是當今世界上這種「干涉—反干涉」的鬥爭日益激烈的原因。當代義大利思想家波比歐(Norberto Bobbio),遂在《讚美溫柔》一書中指出:世界上的確有進步、落伍之分,但若進步者以其進步性歧視或侵略落伍者,那麼進步與落伍就亂了套,進步也變成了更大的落伍。因此他認為世界要和平、和諧相處,首要之務乃是改變國際互動之道,因而他倡導一種非干涉的、互助的世界觀,進步國家要主動幫助落伍國家,使這些國家樂於追求進步。近年來,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提倡「軟實力」論。法國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即認為「軟實力」仍是一種以支配為核心的權力觀,因而他認為「寧靜權力」(tranquil power)才更重要,即是一種與人為善、助人為善的權力觀。要讓世界上有些國家的人不會因為被別的國家的干涉而憤怒,一定要從權力的相互對待重新做起。
世界上有許多「愛國賊」,有了大國的「愛國賊」,就會有中等國家的「愛國賊」,最後是每個小國也都「愛國賊」當道,因此談「愛國賊」問題,可能還得落實到國際秩序這個核心環節。一個沒有以愛國為名的惡棍,才是世界應有的方向!
加藤嘉一
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初稿,寫於北京景山萬春亭日落時分
二○一一年三月十八日修改,寫於南京至上海的高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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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可能成為「愛國賊」呢?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軍人、運動選手、官員、精英分子、知識分子、一般上班族、基層公務人員,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當中的你和我,都有可能。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愛國賊」。這很麻煩,也是「愛國賊」無形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中國生活了八年,二○○五年在北京的現場觀察「反日遊行」後,開始認真思考何謂「愛國賊」?並在書中大膽地談論了靖國神社、釣魚台之爭、中日兩國人民的「二戰觀」等敏感議題,以及草根民意對國家外交的巨大影響。「愛國賊」和國家利益非但不是遙遠的存在,還和我們切身相關。「愛國」不應該自以為是,更不應該盲目自大。看完本書之後,我們都該捫心自問:「我是『愛國賊』嗎?」
二○○五年四月九日上午,北京。數百人聚集在中關村海龍大廈門前的廣場,拿布條、呼口號,「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抵制日貨」,展開了反日遊行。作者提早抵達現場以便觀察,隨著人數逐漸增加到數千人,情況也開始混亂,當示威群眾抵達日本大使館時,便有人向使館丟石頭、雞蛋和垃圾。
作者反思這起事件中的各種角色:參加遊行的人,頂著愛國的帽子,攻擊別國的大使館,算不算「愛國賊」?重複播放同一個鏡頭,煽動「反日」或「反華」情緒的媒體,算不算「愛國賊」?接收媒體資訊後,不經思考,盲目痛罵對方國家的憤怒網友,算不算「愛國賊」?甚至,因寫出「太中立」的文章而無法在媒體上刊登後,選擇明哲保身、保持沉默的作者自己,算不算「愛國賊」?
你是否對這樣的情況感到似曾相識?二○一○年廣州亞運,台灣的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因電子襪問題被判失格,頓時群情激憤。我們可以試著回想,在各界的反應中,哪些人有審慎考慮過國家利益,哪些人又只是「愛國賊」?作者以「在華日本人」的第三隻眼,大膽地提出了他對中日敏感話題的觀點,也談論了台灣和美國的境況。「愛國賊」四處蔓延,我們怎能不心生警惕?
作者簡介:
加藤嘉一
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三年四月SARS高峰時抵達中國,作為公派留學生到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就讀本科,二○一○年獲得碩士學位。
二○○五月四月親歷北京「反日遊行」後,開始為《南方週末》、《環球時報》等媒體撰寫時事評論,並參加電視時事評論節目(如:央視《新聞1+1》、《環球視線》、《DIALOGUE》等;鳳凰衛視《全球連線》、《鏘鏘三人行》、《時事辯論會》等)、國際交流、跨國談判、擔任同步口譯等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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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都知道「愛國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這句名言。
這句名言的原句為“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它點出十八世紀英國文豪薩繆爾.約翰森(Samuel Johnson,1709~1784),收在他祕書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所寫的《約翰森傳》裡。它的意思是說,在每個社會都有一種惡棍,打著「愛國」的招牌在圖自己之利。羅蘭夫人以前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現在這句話已可改為「愛國、愛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了。
今天的世界雖號稱全球化,已世界如村。但人們也都知道當今的世界其實正加速走在倒退的路上,美國以愛國為名,可以恣意的對別的國家發動侵略戰爭;也可以藉著它壟斷全球媒體和意見的權力而任意挑撥別國內政,當最大最強的國家都永遠不厭倦的在玩著愛國者的遊戲,難怪其他每個國家都在如法炮製的「愛國」了。就以台灣為例,我們的「愛台灣」口號叫得震天價響,不知道出了多少「愛台灣的惡棍」;而在中國大陸則有一堆「憤青」,隨便就把「愛國」變成一種道德民粹主義,而在俄國、中亞、南亞、阿拉伯世界或非洲,「愛國」這個口號下甚至掩護著部落族群的相殺,「愛國」已成了當代最大的民粹主義,已出了無數「愛國惡棍」,在本書裡稱之為「愛國賊」。
每個國家都有「賣國賊」,但「賣國賊」很容易辨識,他們也很容易遭到譴責與懲罰,因此「賣國賊」雖然可惡,但其賣國的效果其實並沒有那麼大,但「愛國賊」則不然。
「愛國賊」以愛國為名,無論它是內神通外鬼,或是訴諸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但「愛國無罪」的詭辯下,它嚴重傷害到國家人民利益,它真正可惡之處乃是它變亂了是非,混淆了人民的認知,其遺害會更長更久。今天美國的愛國反恐,當年納粹及法西斯的愛國團結,它們都犯了大罪,而罪的淵藪即是禍延好多代的思想毒害。
「愛國賊」由於頂著愛國這種民粹的道德光環,因而有更大的「自鳴正義」的成分,他們在手段上遂更不收歛,也正容易殘酷失控,愛國法西斯民粹主義之所以可怕,即在於此。
本書的作者為日本留學北大的畢業生加藤嘉一,近年來中國發生許多起中國憤怒青年反日、反法等事件,由於躬逢其會,他有許多第一線的觀察,自是極具價值。他談到中國大陸許多商人、明星,明明已入籍第三國,但為了賺錢而假扮一副愛國的嘴臉,他認為中國人經常把愛國主義變成一種牟求現實利益的實用主義,這是愛國主義的浮濫化和廉價化,也是一種機會主義化,他的這部分觀點極有知識上的高度。近代中國從來沒有清楚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問題,許多問題都稀里糊塗的混著過日子,它也造成了中國人在愛國問題上觀念極為混淆。中國人,人人嘴上說愛國,但人人皆想著拿外國綠卡及入籍,這是思想與行為的錯亂。
最近我應邀到香港開了一個中國軟實力的研討會,在會上我即表示,近代中國從未好好的思考過國家建造的課題。因此,近代許多概念在中國人社會裡都是魯迅的「拿來主義」,不清不楚的拿來用而已。中國人崇洋媚外成風,國家意識低落,國家認同也相對偏低,這也造成了大國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極為容易。中國目前在經濟上已世界第二,但卻國家認同低落。因此我認為,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應該在國家建造上,重新打造規模和建造新的認知標準。沒有清楚的國家認同,產生不了足夠的精神內聚力,這個國家的路是走不久的。
現在雖然號稱全球化,但人們也知道國家間的顛覆滲透其實是有增無減。杭士基(Noam Chomsky)即指出,美國最擅於在別的國家尋找「有價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如果有受害者符合它的利益,它即大力宣傳、捧為英雄,俾達到干涉別國事務之目的。這種惡意的干涉主義只會使得被干涉者更加憤怒,這乃是當今世界上這種「干涉—反干涉」的鬥爭日益激烈的原因。當代義大利思想家波比歐(Norberto Bobbio),遂在《讚美溫柔》一書中指出:世界上的確有進步、落伍之分,但若進步者以其進步性歧視或侵略落伍者,那麼進步與落伍就亂了套,進步也變成了更大的落伍。因此他認為世界要和平、和諧相處,首要之務乃是改變國際互動之道,因而他倡導一種非干涉的、互助的世界觀,進步國家要主動幫助落伍國家,使這些國家樂於追求進步。近年來,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提倡「軟實力」論。法國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即認為「軟實力」仍是一種以支配為核心的權力觀,因而他認為「寧靜權力」(tranquil power)才更重要,即是一種與人為善、助人為善的權力觀。要讓世界上有些國家的人不會因為被別的國家的干涉而憤怒,一定要從權力的相互對待重新做起。
世界上有許多「愛國賊」,有了大國的「愛國賊」,就會有中等國家的「愛國賊」,最後是每個小國也都「愛國賊」當道,因此談「愛國賊」問題,可能還得落實到國際秩序這個核心環節。一個沒有以愛國為名的惡棍,才是世界應有的方向!
加藤嘉一
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初稿,寫於北京景山萬春亭日落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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