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齊聲推薦】

「我毫不猶豫地推薦這本書給所有讀者。我確信這本書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東西，即使不是臺灣人，也會讀得津津有味。」

──前荷蘭駐台代表 胡浩德

「這本書從企畫、書寫到製作，都很嚴謹認真，令人欣賞也欽佩！」

──作家、建築師 阮慶岳

「它不僅能釐清我們對荷蘭人文社會的想像，更能帶著讀者碰觸荷蘭來啟動新觀念。」

──東華大學臺灣學系教授 康培德

「閱讀這本書，或許，每個獨立思考的心靈，都能在其中找到啟示與醒悟。」

──飛碟電台「哲青看天下」主持人、文史工作者 謝哲青

「本書豐富多面向的...

勇敢面對海洋：荷蘭人與水搏命攻略

In Bravery We Face the Ocean: how the dutch fight and deal with water

「面臨如此艱鉅的挑戰，緊閉雙眼是沒有用的。我們已提出方法，知道該怎麼做，也還有時間，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等待。」──（荷蘭三角洲委員會，2008）

三分之二的國土位於海平面以下，低地國與北海有著好幾世紀的恩仇。荷蘭人世代與海為鄰，全國人口密度排名最高的都會區皆緊鄰北海；他們也與海爭地，從十五世紀即著手國土乾拓與造陸，確保木鞋下的土地不再泥濘。為了居民的生計與生存，荷蘭築起總長約三萬五千公里的堤壩和閘門來抵擋北海怒潮；接著陸續啟用了一千座以上的風車，每天從內陸抽出相當於東京市一整年的排水量；最後試圖將奪回來的圩田爛泥轉變成有生產力的阡陌良畝。然而，與自然抗爭，荷蘭也遭受了無數次洪災的反撲與重創，造成難以計數的生命財產損失。

面對海洋，荷蘭人用水利工程不斷挑戰人定勝天的極限。最為人所熟知的水利工程是1953年洪水肆虐後，他們在萊茵（Rijn）、馬士（Maas）、須德（Schelde）等河流交會處建設的「三角洲工程」（Deltawerken），這是號稱世界上最大的防潮工程，確保荷蘭不再受到水患影響。而時至今日，荷蘭水利工程的設計亦加入整合性水資源管理的元素。低地國人民從與海洋全面宣戰，轉變到與之榮辱與共，這種與洪水共存的智慧與經驗値得我們學習。

我們將從北海地理條件與荷蘭過往洪災談起，簡述三角洲計畫與相關水利工程的貢獻，以及未來荷蘭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的對策。

從北海說起

全球氣候變異所帶來的效應，除了極地冰山消融、各地生態時令錯亂，越來越極端的水文事件亦對人類臨海居住環境造成相當程度的威脅。即便200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讓全世界碎了一地的眼鏡，這樣的訊息卻也試圖喚醒人類應該正視海平面上升的潛在風險。

然而，對於荷蘭人而言，「勇敢面對海洋」卻已經是近五十年前的考古題。

北海自古便是沿海諸國展現國力的最佳舞台，在內陸運輸不甚發達的年代，作為歐洲遠洋進出口貿易的門戶，她讓皇室得以品嘗來自海外殖民國進貢的香料乾果，也提供了庶民擴展南北生活物資的買賣通路。另一方面，北海蘊藏的資源也相當豐富，她孕育的魚蟹貝類超過兩百種，包括荷蘭傳統市集特有的鯡魚，以及比利時人鍾愛的貽貝；她還蘊藏油田與天然氣，確立她在政經與戰略上的重要地位；各國在北海離岸風場的商業競爭，更是近年來歐洲再生能源市場上的熱門話題。

從北海周邊地理位置來看，雖然荷蘭只有350公里長的海岸線，卻恰巧占據了相當有利的貿易熱點。荷蘭不但掌控了萊茵河內陸航運吞吐的港口，也扼制了從多佛海峽往北歐諸國的航道。而隨著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荷蘭更幾乎壟斷了歐亞經貿市場，加速躍升為海上強國。荷蘭的文藝與科學不僅在此黃金時代蓬勃發展，國力也在十七世紀達到巔峰，成為英國在北海勢力版圖上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經貿活絡帶動了土地利用的需求，於是荷蘭人開始與北海爭地，不斷進行內陸排水與造陸。荷蘭的經濟因依附北海而富庶，而他們的海岸與水利工程技術（包括波浪動力推估、漂沙堆積估算、海床測繪、港灣與船舶設計等）自黃金時代以來也打下了深厚基礎。時至今日，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這些全荷蘭人口密度排名最高的都會區，皆緊鄰北海。這些臨海城市不但吸納了龐大的住民、貢獻整個國家三分之二的總收入額，也在全球文化、經貿及食品供應上占有一席之地。

坐擁北海所具備的地理優勢，絕對是荷蘭王國崛起過程中最關鍵的外在因素。

間歇性沉潛的王國

假設我們能從海面遠眺荷蘭，會發現沒有比「平坦」更適合用來形容荷蘭地形了。曾有人打趣說：在古早的荷蘭，只要眼力夠好，人們站在最北的菲士蘭省（Friesland）就可以看到國境最南的林堡省（Limburg）。

荷蘭地處萊茵、馬士、須德等河川交會出海的沖積平原，乃是名符其實的三角洲地形。國土全境將近五分之一為水域，包括自然河川、人工運河、湖泊與溼地，稱之為水鄉澤國一點也不為過。荷蘭地勢最低點在豪達（Gouda）和鹿特丹之間，比阿姆斯特丹夏季平均海平面還低6.76公尺，當地市旗畫的是一頭在水面上載浮載沉的雄獅；至於荷蘭地勢最高點則位於東南方林堡省的法爾斯丘陵，標高海拔322公尺，僅能與高雄壽山齊肩。

平坦的地勢讓河川在進入荷蘭之後產生辮狀分離，大小支流經年累月在荷蘭國土上刻劃出不同的地景碎塊，不但分割出不同的地方文化，也串聯起城市彼此的競爭與繁榮。然而作為下游出海口國家，荷蘭也得承受河川上游集水區所累積的勢能，以及德法等國的工業污染。以萊茵河在荷蘭每秒2000立方公尺的年平均流量為簡單的概念推估，單憑這條表面河川就足以讓荷蘭全國變成一座1.5公尺深的超大游泳池。加上荷蘭有大半國土地勢低於北海海平面，因此過去一旦發生豪大雨，荷蘭60%以上的國土不是受到大潮侵襲就是內澇成災。放牧地每年都好幾個月積水不退，破損的河堤與海堤一修再修，然而，每隔幾年卻還是會重演潰堤的悲劇。

當歐洲鄰國不斷聳立起直達雲霄的哥德式教堂，荷蘭人仍持續在水患泥沼中奮戰不歇。隨著全球的氣候變遷，荷蘭臨海城市在水利安全上更承受了無形的壓力。根據荷蘭三角洲委員會引述荷蘭皇家氣象局（KNMI）在2006年的估算，在不同全球暖化潛勢模擬條件下，到2050年荷蘭的海水將上升15~35公分，而到2100年則會上升到35~85公分，而這還不包括內陸相對地層下陷的速度。

荷蘭人沒因此認輸。

摩西時間的延長

荷蘭一直試圖把上帝的手掰開。

根據希伯來聖經的記載，摩西的杖一伸入紅海，海水便分開，露出乾地，讓上百萬以色列人得以通過。早期荷蘭先民亦將海視為惡水、將河視為瘴癘，用盡一切可能方法只為了讓雙腳保持乾燥，好讓自家後方的那畝田能種菜養牛。自十一世紀開始，為了創造新的耕地面積以及居住環境，荷蘭人開始思考以人為方式與水爭地，「圩田」隨即竭澤而生。

所謂圩田，是先在積水的低窪地帶或湖泊池塘周圍圈建堤防與水門，之後慢慢將堤內的水往外排放到堤外。當低窪地乾拓後，原本淤積的窪地終於露出泥炭，人們便可開始從事放牧與開墾等活動。為了維持這些新生地的使用效力，荷蘭人必須不斷與地心引力拉鋸，將低窪地土壤的水導向堤外，並重新規畫排水動線，必要時還得讓河川改道。在過去動力能源缺乏的地區，排水的重任即由風車承擔。

荷蘭的風車通常配備有四片風葉，葉片上還會加掛帆布以助承載風力。風車頂帽一般能夠旋轉，用來轉動風車以面向最有利的風場。透過風的力量驅動風車內部機械輪軸組件，進而推動底部水車運轉，以將低處的水往高處輸送。如此逐漸將荷蘭陸腹的水一級一級往北海送，人民的生活便得以在惡水退散的新生地上扎根。如同維納斯的誕生，荷蘭人相信陽光最後會帶走木鞋腳下多餘的水分，而花也終將在春天的圩田中綻放。

目前在荷蘭有超過三千處大大小小的圩田，陸續啟用過超過一千座的風車，保守估計每天得從內陸抽出相當於日本東京市一整年的排水量。然而，為了避免圩田排水過度而沉陷，或是堤外水壓過高而潰堤，堤內外水位必須取得動態平衡。因此，田間排水渠道的間隔、抽排水量，以及堤內外水位的調控等，都必須經過縝密計算，並由地方專責機構來管理。

隨著科技進步，風車逐漸退役，漸而由現代化抽水幫浦機組所取代。荷蘭人不但在新生地種出了千變萬化的鬱金香，還舖設鐵公路、大興城鎮，甚至蓋了機場。因此，在荷蘭常常可以看見河道與陸面幾乎齊高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是真正傍水而居。

1932年完成的桑德海工程（Zuiderzeewerken）展現了荷蘭人處心積慮延長摩西時間的堅持與瘋狂。

為了增加更多耕地與畜牧面積，由荷蘭著名的工程師萊利（Cornelis Lely, 1854~1929）所主導的計畫，是先在荷蘭北部內海與外海交接虎口處拉上一道封鎖線，即今天地圖上連接北荷蘭省和菲士蘭省的艾芙堤（Afsluidijk），內海被如此包圍住，水位就不會受洋流影響。這樣一來，荷蘭中部的精華地帶，如阿姆斯特丹與烏特勒支等大城市，就不再受北海威脅。另一方面，由於有內陸河川持續補注，經過長時間的更替，原本苦鹵的內海鹹水就會被淡水取代而成為湖泊，亦即今天地圖上的艾塞湖（Ijsselmeer）。最後，人們不但可以善加利用湖泊淡水資源作為民生用途，還可照慣例將湖泊圩田化，進而創造新的土地面積。

這個瘋狂的構想一開始就充滿阻礙和疑慮。工程師除了要擔心龐大的預算無法到位，還得試圖平息沿海居民的反對聲浪。居民的擔憂其來有自，因為一旦整個內海轉換成淡水湖泊，不但原本的生態系統完全崩解，仰賴漁獲維持生計的居民也將空船而歸。再者，北海衝擊的力量將轉移到其他更北的城鎮，反而大大增加了其他地區居民被海水灌頂的風險。然而，萊利在1913年受荷蘭政府聘任為交通運輸部部長，他在評估經濟與人民安全之後，終於得到支持並開始進行這項計畫。

在阿姆斯特堤（Amsteldiepdijk）先遣試驗工程完成後，荷蘭政府決定加速主體建築的工作進度，而1932年艾芙堤完工，算是整個桑德海工程最重要的里程碑。這座32公里長的堤防高出海平面7.25公尺，前後雇用五千名以上工人，以五年的時間竣工，總共消耗兩千多萬噸砂與一千三百萬噸礫土。這道堤防兩端設有船閘供船隻通過，並設計了廿五處排水閘門，固定將內海的水往外海送。桑德海工程完成之後，從艾塞湖誕生四塊面積總合約2500平方公里的新生地，提供荷蘭更多生活空間與就業機會，更成為荷蘭第十二個省分。

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從此不必再牽掛海水暴漲的風險，船隻可以從容地從碼頭載貨進出港口，而市區內運河水位下降後，原本的堤防也可功成身退。沿著阿姆斯特丹市區的運河走，可以看到許多早期抵擋海水的新舊閘門，大小船隻在其中來回穿梭。走進距離中央火車站不遠的唐人街，雖然原本橫亙的海堤已不復見，當地新住民卻也巧妙運用儒家哲學思維，替原本的荷文街名安上「善德」二字，提醒遊客莫忘桑德海工程的貢獻。

荷蘭人一度將桑德海工程視為對抗海洋的勝利宣告，今日的艾芙堤堤頂是連接北荷蘭省和菲士蘭省相當重要的A7公路，公路上紀念的除了有站在風中睥睨著北海的工程師萊利，還有當年在工程前線胼手胝足的砌石工人。

治水觀念的演變

從傳統的風車到現代的抽水幫浦，從人力堆疊的沙包到鋼筋混凝土的堤壩，低地國的人民從「與水爭地」、「迫河改道」，到「還地於河」、「藏水於民」，最後「傍河而居」，荷蘭的治水觀念隨著時代和工程技術的進展也有所轉變。與水搏鬥多年，荷蘭實踐了「從毀滅到繁生」（From doom to bloom），卻也在傷痛中學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海洋，曾帶給荷蘭無窮的希望，卻也曾毫不留情地抹煞所有堅強的理由。低地國人民對於海洋的情感，從懵懂、依賴、競爭、懼怕，到勇敢面對，他們將與海洋攻防之間的那一份細膩互動，轉換成實際科學的論證與實現。這樣的過程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碰撞、試誤、歸零和修正，目的只為了稍稍拉長校準數據中小數點跳動的距離。

將土地還給河川，或是說讓河川回到它本來的位置，與其說是荷蘭人放棄了馭水的雄心，倒不如說他們改變了對待水的態度。荷蘭人理解到水是不可壓縮的流體，它能夠運移、停滯、轉向、擴散，卻不能沒有空間。因此，荷蘭對於水採取管制但不強制的態度，讓水自由地在鄉野與城鎮中流動，也讓人民習慣水在生活的空間中出現，貫徹真正的「親水」概念。

荷蘭人治水的視野是宏觀的，手段是靈活的，但是根基仍然建立在保障人民需求與安全的核心價值之上。現今荷蘭的總人口已破1600萬，隨著水利工程之發展，荷蘭人不但能隨心所欲地控制水流，並能保護居民不再受水患威脅。

放眼未來，在氣候變遷的賽局內，水文回歸週期只能作為政策評估的參考，因為暴雨有可能在下一秒降臨。荷蘭人知道他們不能只是被動地防禦水患，也不能只在災難發生後才採取因應措施或頒布緊急命令。唯有順應變遷，預先建構完善的防禦與救災網絡，並且充分尊重水利工程與氣象專業人員，才能真正與水共存。

勇敢面對海洋：荷蘭人與水搏命攻略

In Bravery We Face the Ocean: how the dutch fight and deal with water

「面臨如此艱鉅的挑戰，緊閉雙眼是沒有用的。我們已提出方法，知道該怎麼做，也還有時間，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等待。」──（荷蘭三角洲委員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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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要寫一本關於荷蘭的書

撰文╱郭書瑄

不，不是因為我們想要回到荷蘭治臺時代。雖然那樣不見得會比現在不好。

我們是一群在荷蘭求學的博士生，每人懷抱著不同的初衷和各自的專攻領域來到異鄉。因緣際會下大家聚集一處，交換著彼此的友誼與心得。而自從我們不約而同進入這個奇怪的小國，每天的文化衝擊總讓我們在意外中又感到些許似曾相識。

我們發現，除了和鄭成功的一段歷史糾葛外，荷蘭和臺灣的近似度原來超過我們的想像：有著相近的面積與人口、都和大國比鄰而居，也都曾經歷過外力統治後獨立，然而荷蘭卻能自成一格，發展成一個高幸福指數的強力經濟國家。我們於是從一開始的驚奇、適應、批評，到認真反省這當中究竟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鏡的，這樣的話題在我們每月的博士生聚會中反覆上演著，而我們也歸結出些許結論，只期待和更多的人分享。

就在一次討論到熱血沸騰的夜晚，趁著酒酣耳熱之際，有人提出了醞釀多時的構想：「不如我們共同來撰寫一本荷蘭觀察書吧！」乍聽之下似乎不切實際的想法，卻因多數人皆有著以書寫度日的自虐習性而受到認同，之後也有更多住在荷蘭和比利時一帶的同好們加入寫作行列。這個計畫於是在大家的齊心努力下，隨著稿件的累積和出版社的提案進行，慢慢地付諸實現了。

我們嘗試在這本書裡觀察這個和我們各異其趣的國家，分析組成這個社會脈絡的各種人文面向。由於許多當代現象其實具有淵遠傳承的背景，於是書中的文章不僅著眼於現代，更是深入歷史、挖掘可能的成因。因此，本書從乘坐歷史時光機的明喻開場，先對這個我們即將攤在解剖臺上的國家作一番背景認識，而我們也將發現，這個低地國的背後還有許多我們從未知悉的祕史。

光從硬體外觀看來，荷蘭擁有馳名國際的水利工程，還有井然有序的都市規劃，更有贏得歐洲最佳機場稱號的史基浦機場當作門面。而這種進步的成就顯然不僅限於外在形象，也反映在荷蘭人內在普遍抱持的寬容態度上。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荷蘭政府對各種群體所採取的開放政策，包括舉世聞名的同性婚姻、移民生活甚至動物福利，許多令人驚異的制度都形塑出荷蘭的前衛形象。

於是當我們繼續探索荷蘭生活的各個層面，從美食、語言、時尚，到荷蘭人深愛的腳踏車，我們不難發現這個國家的與眾不同。這些特殊性或許有利有弊，而這也正是我們得以進行觀摩與省思之處。同樣地，在各種藝術表現上，無論是博物館經營、建築或繪畫，都描繪著荷蘭人不容錯認的性格特徵。

我們企圖從上述的不同視野觀看這個國家。正如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本書裡的文章自然也都風格不一：有的嚴肅、有的詼諧，有的巨細靡遺、有的點到即止，有的放眼未來、有的以古喻今，這種多樣性也正是我們想要呈現的面貌。而我們也竭力確保在不同的書寫下，反映的是對各類議題同樣深度的思索。當然，荷蘭文化中還有許多本書無法兼顧的遺珠，但我們不過是提供萬花筒內的幾種光稜組合，一旦稍微轉換角度，世界就顯得不一樣了。

這種不同的觀看視野也揭露出本書撰寫的另一層意義。當歐洲人習於檢視自身內在的關係，忙著思索如何戰後重建和再現自我時，該是時候跳出歐洲中心的思考模式，轉換成從亞洲等其他世界出發的觀看角度了。不容置疑，荷蘭人的經濟力已經是世界前端，但在豐衣足食之後，還有什麼值得奮力追尋的目標？即使說飽暖思淫慾，但性產業開放的荷蘭人甚至連淫慾都不再稀罕。因此，當我們試圖由另一個亞洲小國的反省眼光進行文化觀察時，或許也提醒了荷蘭現代年輕人如今普遍缺乏的積極動力。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自我要求，必須不斷對週遭社會抱持著省思與批評的理由，讓這樣的態度引導我們尋見更多可能的答案。

十九世紀的日本，能在短短數十年的明治維新後，迅速從一個前現代國家一舉跨入現代世界，成為船堅砲利的強盛國家，正是得利於江戶時代自長崎出島通商的荷蘭人身上所習得的「蘭學」。那是處於鎖國時期的日本，唯一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而荷蘭從航海時代歷經工業革命進入後工業時代之後，經濟力和人民幸福指數依舊走在世界前端。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是不是也能從荷蘭身上，以新的蘭學得到向上躍升的動力？

十多年前，英國人科林‧懷特（Colin White）和美國人勞莉‧布克（Laurie Boucke）共同撰寫了一部戲謔荷蘭的文化觀察書The UnDutchables（中譯為《荷蘭不唬爛》）。今日我們以較學術的論述角度撰寫了這本Dutch Touch，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對前人作品的致意。Dutch Touch除了企圖跳脫西方主宰的觀點，也未嘗不是種新的聲明：在多元化的時代，現在的荷蘭不再是無法接觸的（un-Dutchable），讓我們試著來點荷蘭的接觸（Dutch touch）吧。

為什麼我們要寫一本關於荷蘭的書

撰文╱郭書瑄

不，不是因為我們想要回到荷蘭治臺時代。雖然那樣不見得會比現在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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