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宅中的待解之謎──北京八道灣胡同的魯迅故居

1.八道灣曾經的故事

這次衝突對魯迅的打擊是如此巨大，在他心中留下了畢生難以癒合的傷痕……

北京城裏有一些叫「灣」的地方，往往會讓人產生誤解，以為是什麼「溝灣」、「河灣」的意思，其實它們未必與水有關。比如西城的「八道灣」，便是一條挺老的胡同。實際上，它應當稱作「八道彎」才對──因為胡同裏的拐彎實在太多了。

這八道灣胡同的西口在趙登禹路（早年叫北溝沿，倒是與水有關），很小、很窄、很不起眼兒。進胡同沒多遠就開始拐彎，左拐右轉，時寬時窄，有的地方突然分岔，大胡同裏還藏著小胡同。走到底才發現，它的南口居然繞到前公用胡同裏面去了。

粗略算來，若是把每一次轉換方向作為一道「彎」，這條胡同（包括分岔的地方）至少有十五個彎！

冥冥之中似乎真有定數，「八道彎」就像是一個奇特的隱喻，因為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的命運在這裏也各自狠狠地拐了個大彎。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魯迅與周作人一家遷至八道灣胡同十一號的新宅。十天後，魯迅獨自返回紹興，料理老家的後事，於十二月十九日將母親、朱安以及弟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這是個很大的院落，它的格局大部分出自魯迅的設計，很能展示他的一些獨特思路。比如進入院門繞過影壁，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這與北京傳統的四合院大有不同──一般四合院極少會在這個位置留出大面積的空地。周家的第二代人丁興旺，當時周作人有一子二女、周建人也已經有了一女一子，五個孩子中間，大的七歲多，小的剛剛五六個月，嘰嘰喳喳，很是熱鬧。魯迅自己沒有兒女，卻很喜歡孩子，也許是為了紀念童年記憶中那難忘的百草園，他才設計了這麼一個大院子，可供孩子們自由地玩耍。

從外院進入前院，有一排坐南朝北的前罩房，是作為客廳、書房或客房使用的，魯迅有時也住在這裏。再穿過一道隔牆上的木門，便是正院。正院的東房是廚房和傭人的住處，三間西房是兄弟共用的書房，他們主要的書籍都收藏在這裏，魯迅也常在這裏居住；正院的正房是全宅的中心，母親住在東面，朱安住在西面，中間的堂屋是吃飯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在堂屋北面，有一間接出去的屋子，關於它，還有些神秘的疑團，此處賣個關子，待後面再敘。

再向北是後院，有九間坐北朝南的後罩房，除東面三間用做客房外，周作人與周建人兩家各用三間。這是個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家務內政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在飄泊分離多年以後，一家人終於團聚在一起，魯迅也可以安心地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了。他的寫作欲望空前旺盛，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便寫出了《風波》、《故鄉》等著名小說及大量雜文，出版了小說集《吶喊》，編寫了《中國小說史略》上卷等等。在這些作品中，當數自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開始在《晨報副刊》連載的《阿Q正傳》最為著名。魯迅筆下所塑造的「阿Q」，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的經典人物形象，這部小說後來被翻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而「阿Q」誕生的地方，就在八道灣胡同十一號前罩房中間的那間屋子裏。

當時，魯迅除了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等學校兼開課程，還忙於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各界人士也時常來訪，給八道灣增添了許多熱鬧，如蔡元培、胡適、鄭振鐸、許地山、郁達夫等人都曾到過這裏。一九二○年，還是一個湖南青年學生的毛澤東也曾上門拜訪，但不巧未能見到魯迅。俄國著名盲詩人愛羅先珂甚至在這裏住過一段時間，魯迅還根據愛羅先珂的生活情況寫出了一篇很有名氣的短篇小說《鴨的喜劇》。魯迅與周作人密切合作，為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那的確是一段十分輝煌的時期。

然而，這個大家庭的和睦氣氛僅僅持續了三年多的時間。一九二三年七月，突然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情，打破了院中的安寧。魯迅在七月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是夜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也就是說，由於某種特殊原因，這天晚上他不再與周作人等家人共同進餐，而是簡單整了點菜飯，躲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吃了。幾天後，也即十九日上午，周作人拿著一封信走進魯迅的屋子，一言不發地放在桌上，轉身就走。那封信開頭的稱呼就顯出一種冷漠與隔閡：

魯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這種斷然絕情的舉止，來得十分突然；尤其是那貌似克制實則傷人極深的「自重」二字，更使魯迅感到憤怒。他立即讓傭人請周作人過來，要當面說個清楚。豈料對方竟全然不予理睬。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情，居然使原本情同手足的親兄弟竟至反目成仇呢？魯迅的日記向來十分簡略，關於此事的記述僅有寥寥十五個字：「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也許是「家醜不宜外揚」吧，此後魯迅從來也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談到過這件事的緣由。只是許廣平在自己的回憶裏曾經側面說了一些情況，但也有些不甚了了。不過，有一點好像是比較清楚的，問題的起因在於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許多人認為，矛盾的發生似乎是因為家庭瑣事，主要還是經濟問題。信子家境貧寒，多年來魯迅就一直在經濟上予以接濟。從他的日記裏可以看到，從一九一二年來北京教育部供職時開始，魯迅定期往信子在日本東京的家裏寄錢，極少間斷。全家搬來北京後，魯迅在錢財方面向來不很計較，每月的薪水都交給信子支配。魯迅兄弟收入不薄，月收入合計至少有六七百元，但信子天性奢侈，從不節儉，有時甚至要靠借債度日。魯迅是大哥，難免會在弟弟面前責備幾句，不料竟釀成不可調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說他有「非禮」行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當然，這些只是推測而已。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此間是非，唯有當事人自己明白。無論事實如何，這都是一件說不清道不明難以分辯的事情，魯迅只能「牙齒打落咽進自己肚子裏」，唯一的辦法就是躲避。八月二日，他攜妻子朱安暫時遷至磚塔胡同六十一號居住，就此離開了八道灣。魯迅後來曾經使用過一些筆名如「宴之敖」、「宴敖」等等，以隱喻這次家庭變故。他曾對許廣平解釋說；「宴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這次衝突對魯迅的打擊是如此巨大，在他心中留下了畢生難以癒合的傷痕，以至於他在逝世前不久寫給母親的信中還充滿酸楚地說，自己的肺病早在多年前「被八道灣趕出後」便發作過了。

然而，為何被「趕出」，他至死也沒有對人講過。那種恥辱，是無法用語言述說的。

兄名「長庚」、弟稱「啟明」，原本情義交融，真如蒼天之上的同一星辰，卻不料數十載手足之情朝夕間便化為煙塵，從此各奔東西背向而行，再無相逢的可能。想來難免讓人扼腕！

至於這曲折過程中的是是非非，還隱藏著許多謎團，有待後文細述。

魯迅被「逐出」以後，八道灣的住宅一直由周作人居住。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周作人讓李大釗的兒子李葆華在自己家裏躲藏了一個多月， 就住在後院東面愛羅先珂曾經住過的屋子裏。後來他與朋友掩護李葆華逃出北京， 送往日本留學。這應算是周作人所做的一件善事。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周作人沒有像許多文化界人士那樣撤向大後方，而是繼續留在淪陷的北平。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參加了日本人召開的一個「座談會」，引起全國文化界的一片強烈譴責。一九三九年元旦，有人闖進八道灣胡同十一號的客廳，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來訪的學生開槍射擊。由於一粒紐扣阻擋，周作人雖中彈卻僥倖未傷，倒是那位學生被打中左肩。門房裏的一些人前來捉拿兇手，一名車夫被打死，兇手倒逃走了。這一暗殺事件始終未能搞清是何人所為，卻促使周作人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文學院籌備員的職務，接著又當了偽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此後，周作人被汪精衛的偽南京政府委任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教育總署督辦」，還擔任了偽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等職務，就此徹底淪為漢奸。當了漢奸，有了錢，周作人過起了闊綽的日子，不僅購裘衣、添傢俱、時常設宴待客，還收買門前公地及相鄰房屋，大肆擴充住宅，家中僅僕人就多達二十多名。然而，隨著日本主子倒臺，他也成為「階下囚」。抗日戰爭勝利後，周作人被押至南京，經審判被處以有期徒刑十年。他被捕後，八道灣胡同十一號一度被查封，後來國民黨憲兵隊在這裏設過連部與營部。北京和平解放以後，解放軍的部隊也駐紮過一段時間。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解放前夕，暫由李宗仁任代總統的國民黨政府決定疏散監獄在押人員，周作人取保釋放後回到北京，仍然住在八道灣，但這時院中的一些房屋已有其他居民居住。一九六七年，周作人去世。

2.老宅的見證人

二○○一年夏天，是我第一次去八道灣。距魯迅在這裏居住的時候算起，時間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這處院子的門牌居然還是十一號。不過，它已成了有三十多戶人家的大雜院，院內狀況也發生很大變化。院門用牆堵住，成為一家居民的住室；在原大門的西側開了一個小門，原本開闊的外院被一片凌亂的房屋所佔領；早先前院與正院之間的隔牆已經沒了，兩個院子合而為一，也是擁擠不堪。前罩房靠近穿堂門西面的那間屋子，是魯迅曾經寫作《阿Q正傳》的地方，我去的時候，正有人在向外擴展一間小房，如果再晚幾天去，就看不見原先的模樣了。這間屋子現在的主人是一位姓趙的大爺，他說如果想瞭解這院子的情況，可以找後院的張大媽，她曾經給周作人當過保姆。

由正院進入後院的東夾道已經堵住，需從正房的西面繞過去，後院同樣擁擠。張大媽住的是最東面的兩間屋子，這正是愛羅先珂當年住過的地方，後來李葆華也曾在這裏避難。屋前本應有一個水池，魯迅在《鴨的喜劇》裏描述得很詳細：池子在窗外的院子中央，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種荷花的水池。童心未泯的愛羅先珂買了十幾個小蝌蚪放在池裏。「蝌蚪成群結隊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孩子們告訴他說：『愛羅先珂先生，牠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地微笑道，『哦！』」有一天鄉下人帶了小鴨來，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誰料小鴨在荷池裏洗澡、翻筋斗、吃東西，然後「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腳的蝌蚪了」。「『伊和希珂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的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唔，蝦蟆？』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吃完蝌蚪的故事。『唉，唉！……』他說。」讀到這裏，愛羅先珂那驚詫茫然的樣子形神俱現，真讓人要笑出聲來。

但如今那荷池被填平，已經沒了蹤影。

張大媽是位精神矍鑠的老人，已經八十一歲了，與提前退休的女兒及小學剛畢業的外孫女住在這裏。使我感到驚訝的是，現在北京城裏大概很少還會有人住這樣的房子：牆皮脫落，地面凸凹不平，屋頂露出積滿灰塵的老椽，窗戶的上半截連玻璃都沒有，老人說原先年年都是糊窗戶紙來著，今年夏天第一次買了點兒窗紗繃上，可以透透風，免得太熱，而到了冬天再把紙糊上──如今的城市裏難得見到糊窗戶紙的屋子了！由於家裏老少三代僅靠女兒的六百元退休金過活，遠低於北京市居民貧困線的標準，所以街道還要給些補助。儘管生活困難，但老人顯得十分豁達，頗有些「自豪」地指著那破爛不堪的窗櫺說：「這窗戶可是魯迅在的時候就有的！」

屋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群大大小小顏色不一的貓。老人一一指給我看：「這小黃、小黑是她的女兒，她是她的女兒，她又是她的女兒……」一會兒就把我搞糊塗了。最後介紹的是那隻始終偎在床頭打呼嚕的大白貓：「這是『妹妹』，是老祖宗，還是外賓呢！」見我不解其意，老人故作認真地解釋：「波斯來的，可不是外賓嗎？」這一說，我倆都樂了。那波斯「妹妹」大概知道是在議論牠，抬起頭長長地打了一個哈欠，半睜半閉的眼睛發出碧綠的光芒。老人疼愛地撫著牠的腦袋：「牙都掉光了，可是隻老貓了。都二十多歲了呢！」正說著，外面進來一個年輕婦女，看來是隔壁的鄰居，她手裏舉著兩個熱氣騰騰的大饅頭：「張大媽，剛出鍋的，您嘗嘗！」老太太十分歡喜：「多好的饅頭呀！」又誇耀地對我說：「她這蒸饅頭的手藝還是我教的呢！」

張大媽本名張淑珍，她的大姨姓李，很早就在周家當僕人。張大媽是解放後於一九五○年搬來住的，繼續服侍周作人與羽太信子夫婦。那時周作人剛從南京出獄回到北京，住在後院西面的三間屋子裏，當時周建人的前妻羽太芳子也住在這裏。張大媽與周作人的一個學生住中間，各占一間半房子；東面住的是解放軍的一個連長。後來連長搬到前院去了，張大媽便住進了東面這兩間。她說：「原先這院子真好，都是花和樹。有丁香，槐樹、海棠……好多樹都是大先生從老家帶來的樹種。我這後邊的小院裏還有一棵桑葚樹，結的桑葚兒可大了，據說是大先生親自種的，可惜後來樹死了。我又種了一棵核桃樹，您看長得多大了！這後罩房後面原先是一溜院子，周建人的兒子豐三二十歲的時候在這後面拿槍自殺了。後來隔壁人家把房子伸出去一塊，就沒院子了，只有我們家還留著這麼個小院。」

很出我意料的是，她對周作人夫婦並無惡感，我注意到，張大媽始終很恭敬地把魯迅、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周建人稱作「大先生」、「二先生」、「二太太」、「三先生」，一視同仁。她說：「二先生是個好脾氣，不言不語的，有什麼事總是寫條子。二太太信佛……」我插了一句：「聽說信子花錢有些大手大腳？」她說：「那倒是，要不街坊們都叫她『大善人』呢。有一次一個幹活的工人病了，她讓人送醫院看病不說，還給錢……」

張大媽的丈夫是滿族人，姓白，所以周作人夫婦稱她為「白太太」。張大媽原有一個兒子，小時候得了急病，因付不起藥費，眼睜睜看著死了。後來信子得知後，齋戒七天，祈禱上天讓張大媽再得一個孩子。她真的又生了一個女兒，還是二太太和三太太幫忙接生的。正說著，她的女兒回來了，不言不語地坐到一邊。張大媽解釋說：「她是送我那小外孫女學電腦去了。她的名字還是二先生起的呢，叫白月英。」

周作人回到北京後，靠撰文、翻譯度日。儘管有關方面較為關照，比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每月還可得到出版社預支的稿費約四百元，但他在經濟上似乎始終很窘迫。張大媽還保存著周作人親筆寫的一張紙條，是用毛筆寫在一張巴掌大的紙上，字跡工整，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小事上也是一絲不苟的。「白太太：近來因為開支增加，每月須要付房租，併寄西安補助費，對於你處所送之款，而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諒是幸。」

署名是「周啟明十月廿八日」。

據張大媽說，紙條中所說的「款」，是她當傭人的工資，每月二十元。遺憾的是，她已經記不清這張紙條具體是哪一年寫的了，但它無疑也是一件很珍貴的文物。根據她說的情況，估計這紙條大約寫於二十世紀六○年代初期。當時周作人在西安的大女婿得了癌症，因此周作人需要往那裏寄「補助費」。

一九六二年四月，羽太信子去世。「文化大革命」中，周作人被紅衛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抄家、批鬥、罰跪、挨打，並被趕到一間破爛的小廚房裏住。這小廚房就在張大媽窗外，也就是後罩房的東南面，低矮、陰暗、潮濕。當時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曾去看望，只見「昔日衣冠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著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著，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而且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著皮帶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來。看到這種情景，我們還能再說什麼呢！只好趕快離開……」

張大媽說：「老頭真可憐！讓人打得腰都直不起來，只能蹲著一步一步蹭……」

當時張大媽也受到衝擊。有人誣告她從周作人家裏把「電臺」搬出去藏了，因此也遭到紅衛兵的批鬥，並關了一個星期。至今，她還很不願意提起這些事。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周作人早上沒有吃飯，他給家人寫了一張條子，說是中午只想喝點玉米麵粥。上午十一時左右，家人托鄰居把粥給他送去，連呼幾聲不見回答，進屋一看，他已經倒在床上死了，一條腿搭拉在床邊，似乎是要下來的樣子。

周作人的前半生，與魯迅密切合作，在新文化運動及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等重大歷史事件中並肩戰鬥，仗義執筆，寫出了大量好文章。他的文筆出眾，即使在兄弟失和以後，當有人問到魯迅「中國最優秀的雜文作家有哪些」的時候，魯迅列出的名單中第一位就是周作人。可惜的是，由於周作人在外寇入侵的時候氣節不保，甘為漢奸，不僅自己晚景慘澹，還使八道灣這處本應輝煌的院落也蒙上了一層恥辱的陰影，想來十分可歎！

3.關於「兄弟失和」的原因及經過之謎

對於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這件事情，我在前面進行了一點簡單的介紹，現在不妨進行一些更為細緻的探討。

八十多年來，對此曾有許多不同版本的傳說，以至於衍生出不少離奇的「故事」，比如「聽窗」、「窺浴」之類。奇怪的是，即使是魯迅的至親好友，在提到此事時，也頗顯模糊，難免讓人橫生猜疑。

但是，別人的述說，往往是道聽塗說甚至感情用事，不足以作為直接依據，只有當事者本人的敘述，才應當最為可靠。

我們先回溯一下一九二三年七月的事情。

第一個「當事人」是周作人。他曾在二十世紀六○年代專門寫過文章，題目叫「不辯解說」，說得雲山霧罩，含混之極。他寫道：「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的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記上七月十七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有十個左右，八月二日記移住磚塔胡同……」

周作人說得有趣：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也就是魯迅「改在自室吃飯」後的第三天、他向魯迅遞送絕交信的前兩天，他自己記過日記，不過十個字，卻「用剪刀剪去了」。什麼時候剪的，他沒有講。在時隔四十年後他依然繞來繞去，擺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架勢，實在有些成心吊人胃口。

第二個「當事人」是魯迅。他對此事的敘述極少，僅有前面提到的那兩段短短的日記。

對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的事情經過，唯有這樣一點點匱乏的資料，如果企圖據此而貿然猜測真相，顯然是不會可靠的。

然而，後來所發生的新情況，卻提供了一些較為重要的資訊。

第二年──即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魯迅安頓好西三條新宅的事情後，便回八道灣老宅去取當初未曾帶走的書籍物品，不料又發生了一場大衝突。魯迅日記中有載：「……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魯迅從此與周作人徹底斷絕往來，再未回過八道灣。

此事對魯迅刺激極大，直至三個月後，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為《俟堂專文雜集》所寫的「題記」中忍不住說了一句：「遷徙以後，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餘悉委盜窟中。」值得注意的是，這篇「題記」的署名便是「宴之敖者」。

周作人的反應表現得更快。吵架後僅一周，六月十八日，他便發表了一篇名為《破腳骨》的短文，繞著彎兒地罵魯迅是「無賴」、「光棍」、「潑皮」、「破落戶」、「流氓」、「青皮」……

兄弟倆惡語相向，兄罵弟為「寇」、為「盜」，弟罵兄為「無賴」、「流氓」，同胞之間，簡直是不共戴天了！

但是，對於事情的原因，魯迅畢生未曾公開說過。而周作人在他四十年後的「不辯解說」中仍然說得頗為含混：

……次年六月十一日的衝突，也只簡單的記著衝突，並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裏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的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不過他有一句話卻是實在的，這便是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他說這是魯迅的偉大處，這話說得對了。……我們何不能學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辯解報答他的偉大乎？……關於魯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對許季茀一個人，有要訂正的地方，如上邊所說的，至於其他無論什麼樣人要怎麼說，便全由他們去說好了。

許季茀即許壽裳，與周氏兄弟關係十分密切。他曾在二十世紀四○年代寫過《亡友魯迅印象記》，對「兄弟失和」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於後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而對於第二年所發生的衝突，許壽裳是這樣寫的：

……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裏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

許壽裳的所謂「據說」，自然是「據魯迅說」，周作人對此甚為不滿，以致指為「造作謠言」。

周作人雖然再三聲明「不辯解」，卻又忍不住要「訂正」，而其「訂正」的方式非常滑稽。用他自己的話說：

事情或是排解得了，辯解總難說得好看。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須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做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麼。

這話繞得實在太有「水準」了！其實那意思就是：「隱秘的事」俱在，我偏不說！

至於「訂正」的內容，依然含混之至。他為了反擊許壽裳，揪住「外賓」一詞做點小文章，顯得甚為可笑：誰都能看出來，許壽裳文中那「外賓」的意思是「外人」，並無半點「外國人」的含義！

我曾將周作人的這篇文字翻來覆去讀了十幾遍，實在是越讀越糊塗──他總不至於只是要「訂正」那「外賓」二字吧？

不過，周作人在這裏總算認可了一點事實：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發生衝突的時候，確實有兩位「外賓」在場，那就是被請來當「證人」的北大教授徐耀辰和張鳳舉。

然而，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在以後的日子裏，這兩位「證人」也從來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說過這場衝突的具體經過和內容，只是後來有些人「聽說」了一些情況。比如郁達夫說過：「據鳳舉他們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

自行「判斷」的事情未必可靠，自然也難以作為依據。不過，他們的「判斷」倒是透露了一點：羽太信子攻擊魯迅有「失敬」的行為。

此外，在場的還有一位「重久」，即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雖屬日本人，但畢竟是自家兄弟，當然也不能算「外賓」。重久的地位實在尷尬，他和魯迅的關係應當很融洽，魯迅遷走後，他經常往來於八道灣和磚塔胡同之間，就在第二年發生衝突的一周前，他還剛剛去過魯迅在西三條的新宅。如此被動地觀陣，實在是難為他了：姊夫姊姊兩口子和姊姊的大伯子吵架，哪裏有他插嘴的份兒，只怕躲還來不及呢！所以，重久在現場的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事後也沒有聽說他發表過什麼言論。

除了徐、張二人，曾經在場的還有第三位「證人」，即當時正借住在周家前院的章廷謙（川島），他曾回憶說，自己聽見發生衝突後連忙趕往現場，居然看見周作人正拿著一個銅香爐砸向魯迅，幸虧沒有砸中。不過，他的這些話是在多年以後說的，記憶未必可靠──拿銅香爐砸，是要出人命的，周作人也是一介文人，即使情緒失控，也不可能採取如此不計後果的舉動。相比之下，還是許壽裳「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的說法較為可信。

章廷謙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

看來他並沒有看到衝突的全過程，因此只能算半個「證人」。

遺憾的是，那位最重要的「當事人」，也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羽太信子，卻至今無人知曉她說過些什麼。

事情說到這裏，倍顯撲朔迷離。三位當事人緘口不語，兩個半證人僅是「判斷」和「可能」，這就給後人留下無限猜想、空想乃至妄想的空間。

研究「兄弟失和」的原因，並非出於「窺私癖」的無聊動機。這件事情直接影響了周氏兄弟的命運，的確有必要分析清楚。

家務糾紛，實難理清。有些事情不足與外人道，有些事情不可與外人道。假設真有長兄調戲弟媳的醜事，嚷嚷也沒用，因為外人難斷是非。周作人強調徐、張二位不是「外賓」，是「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的人」，那麼，請他們來的目的，並非助拳打架，而是指望有人評理的。若真是長兄無德，則是非已定，有何理可評？更何況說話必須要有證據，要想讓「外賓」信服，首先要拿出鐵定的事實來。魯迅說：「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可見「主訴者」是羽太信子。「穢語」是罵人話，可不去管它，而「罪狀」是什麼呢？──什麼都有可能，唯獨不會是「非禮」的事情！因為魯迅寫得明白：「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有一個很淺顯的道理：老婆被調戲，不可能當著丈夫的面；周作人若是在這種場合「救正」「罪狀」──也就是向外人詳細述說並糾正補充老婆被調戲的具體情形，豈不荒唐？

所謂「調戲」，無法驗證，那麼「聽窗」、「窺浴」是否可能呢？

只要到八道灣實地考察一下，一些疑問本可澄清。遺憾的是，不少研究者往往只是「紙上談兵」，所以才憑空做出許多無聊的推斷。

先說「聽窗」。

周家後院有九間後罩房，周作人居西頭三間、周建人居中三間，東頭三間是客房和餐廳。許羨蘇曾回憶：本來魯迅是和母親、朱安一起在正房吃飯的，許羨蘇初到周家，被安排和周母、朱安一起吃飯，魯迅就到後院和周作人、周建人他們一同用餐了。許羨蘇是周建人在紹興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時的學生，一九二○年與其哥哥許欽文來北京求學，曾在周家借住過一段時間，據她所述可知，後院有專用的餐廳，容得十多人進餐──這餐廳應當是後罩房東頭三間之一。

當時八道灣胡同十一號的格局與現在有所不同，要從中院進入後院，需走東面的夾道。周家是個大家庭，據周建人回憶，當時「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照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的男僕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僕二三人」。加上周家自己的大人孩子，以及時多時少的客人，常住人口足有二三十位。試想，要避開這麼多人的耳目，從整排後罩房前面悄悄走過，溜到全所住宅最僻靜的角落──即周作人所住的西北角去「聽窗」，是一件多麼冒險的事情！別忘了，那裏可是個「死胡同」，若是碰上其他人，躲都沒處躲！更何況還要避開階下茂密的花叢，攀上屋前很高的臺沿，「聽窗」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再說「窺浴」。

據張大媽所說，周宅的浴室在東廂房的北端。按常規，北京四合院的東廂房應是廚房和僕人居住的地方，浴室與廚房相連，用水、排水較為方便，應當是合理的安排。

問題在於，這裏恰是東夾道的入口，進出後院必須由此經過，是人來人往的熱鬧之處。東廂房又無後窗，只有從正面的西窗才能看見屋內的情形。要想在此處「窺浴」，比到後院「聽窗」的難度更大！

在這裏，我想引用魯迅之子周海嬰在他的《我與魯迅七十年》中所寫的一段話：

……至於情況究竟如何，我這個小輩當然是沒有發言權的。不過，我以二十世紀九○年代的理念分析，卻有自己的看法，這裏不妨一談。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並不那麼在乎。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那是七○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裏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並不迴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繫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臺外」吧？

我認為，周海嬰的說法是比較客觀的。

曾有人說魯迅後來絕口不談此事是「做了虧心事心中有鬼」，這話實屬無事生非。「不說」有多種原因，周作人不是也「不辯解」嗎？是否也是「心中有鬼」？更何況他大罵魯迅「破腳骨」的時候，最終也只是說「《英漢字典》中確將『流氓』（Picaroon）這字釋作劫掠者、盜賊等等也」。可見他所說的「流氓」，並未含有如某些人所想像的「猥褻婦女」的意思。

當然，根據諸多側面資料反映，羽太信子的確可能散佈過魯迅對其「不軌」的言論。不過，有更多的人證實，羽太信子是個症患者，本來精神方面就有毛病，再加上進入了「潑婦罵街」的亢奮狀態，言語之毫無克制是可以想見的。還是許壽裳說得言簡意賅：那只是「婦人之言」而已。即使是周作人本人，也未必真的相信。

所以我認為，許多周家親友的分析是正確的：「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家庭經濟的因素。據周建人回憶，羽太信子「氣派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裏趕緊另包餃子；被褥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女傭人……」

如果說周建人有偏袒大哥之嫌，周作人的老僕人張大媽倒正好可以作為旁證，她多次舉例說明，信子出手大方，因此甚得下人感激。但是，「出手大方」是需要錢財支撐的。魯迅是掙錢養家的人，一向節儉，連一兩元錢的小支出也要仔細記賬，對於信子的揮霍，魯迅與下人們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矛盾的發生，自然是難以避免的事情了。

拋開前因不談，若僅分析兄弟二人失和後的第二年發生「毆打」事件的直接原因，我倒覺得，更像是因為「書、器」。兄弟二人都是嗜書如命的人，共同收集有大量書籍古物，往往難分彼此。為奪書而動起手來，似乎也有可能。最終，魯迅未能將他認為應當屬於自己的所有「書、器」如願取走，因此才有「餘悉委盜窟中」之言；而周作人認為魯迅強行「搶走」那些「書、器」 ，實屬「劫掠者、盜賊」行為，所以才有「破腳骨」之罵。

4.流言與事實

順帶一提，在我所瞭解的資料中，最離奇、最無聊的一種流言，要數「魯迅羽太原本夫婦」論了。這位傳言製造者自稱，「聽說」魯迅在日本時就與一個姓羽太的日本女人同居過，所以他定論「作人的老婆原來是魯迅的舊好」。論據是：

魯迅自日本返國後，還每月負擔羽太的生活費用，這在日記中屢有記載。例如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記：「上午收羽太家信，十七日東京發」。九月三日記：「上午至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氏信並銀二十圓。」十一月二十一日記：「午後赴保商銀行易日本幣，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並日銀五十圓。」如此日記，不一而足。既稱羽太為「家信」，又經常寄款，可見羽太與魯迅的關係不是一般的關係而是夫婦的關係。

既稱「家信」，便是「一家子」，所以魯迅與羽太信子應是「夫婦關係」──如此荒謬邏輯，簡直讓人瞠目結舌，更不必說那毫無根據有捏造之嫌的「聽說」了。

駁斥這種流言最有效的方法是事實。

就以那三條日記為例。

前文所引的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魯迅日記中所稱「羽太家信」，撰文者連日期都沒有看清楚。「上午收羽太家信，十七日東京發」一句，應在七月二十四日；下引的「東交民巷」應為「交民巷」；再下引的「午後赴」後面漏了「打磨廠」三個字。不過這些小紕漏倒關係不大，重要的事實是，羽太信子本人於一九一二年五月十六日在紹興生下長子豐一，此前已經將弟弟羽太重九和妹妹羽太芳子自日本召來幫忙服侍；此後周作人到杭州去工作了一個來月，便又回到紹興。七月十一日魯迅寄出一封寫給三弟周建人的信，其中「內附與二弟信一小函，又與二弟婦箋一枚」，那「二弟婦」即羽太信子；七月十九日魯迅接到周作人十二日自紹興的來信，報知范愛農溺水身亡的消息。由此可知，這一時期周作人夫婦及羽太信子的弟妹都在紹興而不在日本，所謂「十七日東京發」的「羽太家信」，只能是羽太信子在東京的家人來信。魯迅作為兄長，不僅肩負接濟周作人夫婦的重擔，的確還經常給羽太在日本的家裏寄錢，並「在日記中屢有記載」。然而，誰都能看得出來，「羽太家信」指「羽太家裏人來的信」，與羽太信子本人毫無關係，更沒有什麼「一家子」甚至「夫婦」的含義。

要想說明這樣一個被有意搞成如此複雜的簡單問題，不妨再看一個實例（如此實例數不勝數）。一九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魯迅「上午寄二弟及二弟婦並三弟信」；九月十七日，魯迅給在紹興的周作人去信一封，還「附與二弟婦並三弟信」；說明周作人與羽太信子均在紹興。第二天，九月十八日，魯迅又「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一枚」，這信便是寫往東京的，與羽太信子仍是毫無關係。「福子」即羽太信子的另一個妹妹，自這天開始至一九一八年的六年間，魯迅與福子往復通信達三十次。

看到這裏，某些所謂「學者」想必會眼前一亮：魯迅與這位羽太福子難道就不會有什麼「不是一般的關係」嗎？福子的生年未考，卒於一九一八年，「紅顏早逝」，這其中是否又有許多可供演繹的故事呢？

事實將再一次使他們失望了。一九一二年至紹興服侍姊姊的羽太芳子只有十五歲，福子比芳子還小，當時應是初學寫字的年齡，因為三年後的一九一五年三月三日，魯迅「往日本郵政局寄羽太家信並銀二十元，又福子學費八元，三月至六月份。」

所謂的「學者」們可能要問：魯迅居然連弟弟的小姨子的學費都要管，誰能相信他有如此好的心腸？誰能說其中沒有奧妙？！

魯迅偏偏就是如此好心。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五日：「午後寄羽太家信，附與福子箋二枚，又銀七元，為沖買衣。」這裏的「沖」，即周建人與羽太芳子的長子周沖，當時剛出生不到兩個月（第二年七月夭折）。連剛出生的小侄兒的衣服都要自己出錢到日本去買，除了說明魯迅是如何疼愛孩子，還能有何「居心」？！

魯迅對孩子們的關心呵護，實可謂嘔心瀝血。比如周建人的第二個兒子豐二，隨全家遷京的時候年僅半歲，剛到北京不久就病了，魯迅親自為其聘醫取藥。半年後，剛滿周歲的豐二因患肺炎病重，魯迅「夜延醫不眠」，第二天一早親自送其住院；之後連續二十六天，天天必去醫院探視，有時一天要去兩次，而且有十五天「夜在醫院」親自看護；豐二住了三十五天院，魯迅去了三十六天，簡直比親生父親還要盡心。

當然，所謂的「學者」們對於這些事情是沒有興趣的，他們最熱衷的，就是捕風捉影製造謠言以求所謂「轟動效應」。

對於此類人物，我倒覺得一位真正可稱學者的人說得精闢：「淫者見淫」而已。

當然，也有一些人所做出的那些遠離事實的臆測，未必是出於惡意，只是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進行細緻深入、實事求是的探究。因此，我還想再次強調：在研究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僅僅依據資料進行分析推理是遠遠不夠的，而實地考察卻可能發現某些真實細節。

比如，關於「兄弟失和」過程中幾個重要片段的具體地點，就很有深究一下的必要。

根據有關資料以及我在實地考察的情況看，這宅院實際上共有自南向北的五進院落。

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展出的模型可以看到，原宅大門是一座方形的門樓，門內正前方有一座影壁。進大門後第一進是空曠開闊的外院。如今外院和前罩房所在的第二進「前院」變化最大，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此處不再贅述。

再往北的第三進是整個院落的中心──「正院」也即「中院」了。

後院的一排九間後罩房保存完好，與正院正房後牆的距離非常開闊，以致後來的居民居然可以擴建出兩排雜亂的小房，從而形成一道狹長的胡同。那後罩房地勢很高，進屋需邁上三四層臺階。探訪者若有興趣，不妨自己體驗一下，看看站在這樣的高階上偷偷「聽窗」，究竟有多大可能？！

有一點似乎很容易被人們所忽略：在後罩房北面，還有一個東西走向的狹長院子。這應算作第五進了，周建人的兒子豐三就是在這裏自殺的。如今大都被居民們擴建成了屋子，只有張大媽屋後還留著一個小院。

豐三自殺的事情發生於一九四一年，據說自殺的原因是由於難以承受二伯當漢奸所帶來的思想壓力。

另外，在後罩房西面，是一個由兩排東西向房屋組成的「西院」，除了與後罩房所在的後院相通，還有一個朝西的獨立院門。我去看望張大媽時，一般都從這裏進去，可以少走幾步路。不過，當年魯迅在這裏居住的時候，西院並不屬於周家，它應當是周作人獨佔全宅後大力擴建時的產物。

在介紹完畢整所宅院的格局後，應當探討一下當年「兄弟失和」的事情究竟發生在哪裏。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晚，魯迅「改在自室吃飯」，這頓「自具一肴」的晚餐是在哪裏吃的呢？

根據許壽裳所說的情況，可知魯迅與周作人夫婦那天發生了不可調解的矛盾，許壽裳雖曾竭力勸解而無效果，「導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所謂「外客廳」，是指前罩房。魯迅曾在那裏寫作《阿Q正傳》，說明前罩房也有他的書房兼住處。

當晚，魯迅不能在後院吃飯；為了不致影響母親，也不能回正房進餐；「自具一肴」去西廂房吃也不合適──那會馬上被母親發現的，因此，魯迅只有躲到前罩房去──也就是他所說的「自室」了。

此後幾天，魯迅在哪裏吃住，沒人提到，但我認為還是在前罩房，因為他已經正式「移居」於此了。

七月十九日上午，周作人向魯迅遞交絕交信，也應當是在這裏。當時，魯迅還抱有一線希望，打算與周作人心平氣和地當面談談，他似乎還沒有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才「欲問之」。但沒想到周作人「邀」而「不至」。魯迅終於徹底失望，斷然決定遷出。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魯迅回宅取書、與周作人夫婦發生正面衝突，是在「西廂」，也就是西廂房。說明那裏原先應是書房兼其「移居外客廳」前的住處。

如今在故地回望當年發生的一幕幕事情，難免令人悵然。

5.關於八道灣胡同十一號正房的「老虎尾巴」之謎

這個謎與「兄弟失和」無關，卻能夠揭示魯迅的心理狀態及性格中較為隱秘的內容。

我對建築素無研究，但通過實地考察，也能看出魯迅當年在設計這所宅院的時候有許多獨特的想法，既充分發揮了北京四合院的特點，又進行了許多具體的改進。尤其是正房的結構，頗有些與眾不同。

按常規，通常四合院正房的兩側應有耳房，且後牆一般是不開窗的。然而，也許是為了使通向後院的夾道更開闊些，八道灣這宅子的正房沒有正式的耳房，卻在東西兩邊各設有一間狹長的側房。所以正房實際共有五間：中間三間相當寬闊，東西兩邊的側房均只有半間的寬度。通過如此設計，可以窺見當年魯迅是何等細心：增加了這兩間側房作為內室，母親與朱安便有了更多的「私密空間」。

此外，正房的各間屋子均開有很大的後窗，這樣通風自然更好，與後院的家人聯繫也更方便些。

我在前文中提到，在堂屋北面，有一間凸出的屋子。與院中所有主要建築不同的是，它是特意接出去的一間：院中其他房屋都是傳統的坡式清水脊屋頂，唯有這間是平頂，顯得很不協調。

張大媽曾對我說過：「魯迅原來就住那間──『老虎尾巴』嘛！」

可是，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模型裏面，卻不知為什麼沒有這間屋子。

為此，我曾諮詢過有關專家，對方很堅決地說：「張老太太說得不對，八道灣那間屋子是後來蓋的。『老虎尾巴』只有一個，就是西三條的那個。」

然而，我曾多次在八道灣仔細觀看過那間屋子的結構，發現實在有些特殊。它與堂屋相連，進深很大，所使用的牆磚與正房其他各處無異，而且工藝十分考究；看去不像是後來居民自行改建的產物。

我難免感到詫異。八道灣這大宅院足夠寬敞，魯迅為什麼要特地加蓋這樣一間屋子，豈不是畫蛇添足嗎？

這個疑團在我心中隱藏了好多年，始終無法解開。

幸運的是，一次在地壇冬季書市上，我見到一本舊書，是一九七九年內部發行的《魯迅研究資料》第三期，其中有許羨蘇於一九六一年所寫的《回憶魯迅先生》，文中明明白白地寫著：

老太太和朱氏住在第二進的三間北屋，位置和後來西三條的相當，即老太太住靠東一間，朱氏住靠西一間，中間是吃飯和洗臉的地方。靠後邊還有一個和「老虎尾巴」相當的木炕， 也有很大的玻璃窗（比西三條面積大得多）。

…… 當時魯迅先生的住房似乎是在西廂房，即後來周豐一住的那一間；冬天的夜晚他好像就睡在木炕上。老太太曾講過大先生書房裏只有一個白爐子，大概這樣可以節省一個洋爐子，因而設計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時候，也就有了個「老虎尾巴」的吧？

許羨蘇與周家極熟，當時她在後院東頭的客房住過很長時間，儘管後來搬到學校去住了，仍是八道灣「每週必去的訪客」，她的敘述應當是十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此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的一些研究者也認同：「魯迅在八道灣就曾住過正房後面的『老虎尾巴』。」

可見北京魯迅博物館裏那個模型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它漏掉了這個具有特殊的意義的房間。還有，那模型的後院也太窄小了些。若在實地俯瞰整個建築，可以看到，後院應當十分寬敞。在住房安排上，魯迅是決不會虧待弟弟們的——寬敞的後院是整座院落中最安靜的地方。

當然，這「老虎尾巴」也不能算是魯迅的發明，北京城裏不難見到類似的建築，比如，京城名法源寺的殿堂中就有這樣一處，而民間工匠將此類建築格局簡稱為「虎尾」。

魯迅從不與朱安同室居住。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後來魯迅遷居阜成門內宮門口西三條的時候，為什麼也會在堂屋後面接出去那一個「老虎尾巴」了──這間奇特的屋子，正是他與朱安那段畸形悲劇婚姻的真實旁證。

隨著時間流逝，八道灣胡同十一號也在一天天老去。它的命運將會如何，是許多人一直關心的問題，其中也包括這院裏的居民。比如，一九八四年，張大媽曾給鄧穎超寫過一封信，建議把八道灣這處宅子作為文物保護單位。鄧穎超很認真地把這封信轉給了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局也很認真地給張大媽寫了回信。信中說：「經我們調查研究，該住所是有一定的保護價值的，已建議西城區文物局在公佈下批文物保護單位時，考慮將『魯迅著書處』列為西城區文物暫保單位。」二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這一建議仍然沒有落實，張大媽對此感到很遺憾。

八道灣胡同十一號始終未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原因之一，據說是由於周作人所無法抹去的漢奸污點。然而，這宅子畢竟是周家共同的財產，不僅經過魯迅當年的苦心營造，還留下諸多無法磨滅的歷史積澱，若僅僅因為周作人的緣故便將它視若棄履，任其自生自滅，實在於理難通！

這些年，我曾多次前去拜訪張大媽。她的女兒於二○○三年突發腦疾不幸去世，家中一老一小只能靠「低保」補貼度日。好在二○○五年房屋得以翻修，還安裝了土暖氣，居住條件大有改善。老人雖然體弱多病，但精神尚好，時常對我叨叨：「咱娘兒倆努努力，多跟政府說說，把這院子給『保護』了──這也是大先生的家啊！」

不幸的是，二○○八年春節前夕，張大媽不幸病逝。這院子的許多故事，也隨她一起飄失了。

二○○九年六月，《房屋拆遷公告》出現在八道灣及周邊胡同的牆頭。據瞭解，這一地區將成為北京市三十五中學的新址。消息引起強烈的社會關注，人們不能不為魯迅故居的命運而擔憂。

此後媒體的跟蹤報導讓人寬慰：該院將作為三十五中的校內文物保留。二○一○年底，學校的領導明確表態，校方將請專業施工隊對舊居進行修繕改造，力求恢復到魯迅居住時期的風貌；工程完成後，這裏將成為學生圖書閱覽室；此外，學校還將在這裏掛牌為「魯迅紀念館」。

對於將來的學子來說，能在《阿Q正傳》誕生的屋內讀書，能在《鴨的喜劇》描繪的場景中徜徉，那是何等難得的機緣！老宅若有靈，也自當慶幸。如此光明的未來，應是它最理想的歸宿。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我重訪八道灣，看到周邊胡同的拆遷工作正在進行，十一號院內的房屋也拆了不少。後院東頭的老住戶張大媽去世後，那幾間屋子由她的外孫女居住，去年來的時候我還見過這女孩，但現在已經遷走了，屋子裏一片狼藉，看去很是淒涼。

後罩房西頭的三間，原是周作人的住處，後來住的是位姓劉的大媽一家，現在也搬走了。先前屋前加蓋的一排小房已經拆除，完整地露出了原貌，可以看到那窗前的階沿有多高。我想那些編造了魯迅「聽窗」故事的人們應當親自到這裏來體驗一下，看看站在那麼高的臺階上「扒窗根」，將是一件多麼傻的事情。

後罩房居中三間的居民還沒有搬走，據那位女士說，是因為家裏兄弟意見不和，無法就拆遷條件達成一致意見，只能無奈地「堅守」。據她說，這院裏原先有三十六戶居民，已經遷走三十戶了。

按拆遷公司的慣例，往往是搬走一戶便立即拆除一戶。現在院內到處都是殘牆斷壁，所幸，那老房的主體建築尚未受到損害。

我衷心地希望，八道灣胡同十一號能在專家的指導下理想地恢復其真實原貌──尤其是那曾經被人忽視而又具有特殊意義的「老虎尾巴」，萬勿因一時的疏忽而貿然拆除，以致造成永遠的遺憾。

任何文物，最重要、最寶貴的地方，正在於其不可複製。而以往的拆遷，已無數次發生不容原諒的錯誤：在「修舊如舊」的幌子下，拆了彌足珍貴的老建築，代之以富麗堂皇的新東西。如此「保護」，雖生猶死，甚至生不如死。

八道灣胡同十一號的「來生」究竟如何，人們將拭目以待。它的命運，不應是孤立的個案。對於那些在城市拆遷過程中僥倖逃生的文物建築來說，大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第一步是如何完整保留， 第二步是如何真實復原。這些年來，被毀掉的真寶貝實在太多了， 粗製濫造的假東西也實在太多了，我們的文化根基，就是在如此以假充真的過程中被逐漸銷蝕殆盡。試問眾人：在那樣一個偽造出來的虛假世界中，我們有何顏面接受後人的詰問？

第三章 老宅中的待解之謎──北京八道灣胡同的魯迅故居

1.八道灣曾經的故事

這次衝突對魯迅的打擊是如此巨大，在他心中留下了畢生難以癒合的傷痕……

北京城裏有一些叫「灣」的地方，往往會讓人產生誤解，以為是什麼「溝灣」、「河灣」的意思，其實它們未必與水有關。比如西城的「八道灣」，便是一條挺老的胡同。實際上，它應當稱作「八道彎」才對──因為胡同裏的拐彎實在太多了。

這八道灣胡同的西口在趙登禹路（早年叫北溝沿，倒是與水有關），很小、很窄、很不起眼兒。進胡同沒多遠就開始拐彎，左拐右轉，時寬時窄，有的地方突然分岔...

回想這部書稿，延宕數年終得完成，其間本有許多感慨，原想留待寫這序言的時候發作。不料真到了這一刻，思緒紊亂，竟不知該如何下筆了。

躊躇多日，仍無頭緒，唯一的出路，只有仍從魯迅說起。



在20世紀的中國文壇，“魯迅”始終是一個熱門話題。

他要麼被捧上雲端奉為神靈，要麼被打入汙澤斥為妖魔。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目的，把魯迅當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在這一片喧囂之中，魯迅的身影卻似乎更加模糊、更加神秘，讓人感到迷惑。

正是帶著這樣的迷惑，我才踏上“走讀”之旅。我對那些政治並無多大興趣，只希望能夠找到一個真實的魯迅。

十幾年來，邊讀邊走，讀讀走走。書讀了不少，包括重新系統閱讀的《魯迅全集》在內，大約至少要有上千萬字吧；路也走了不少，僅乘火車旅行的路程，算來也有萬把公里了。沿循魯迅的人生軌跡，在實地尋覓往事的遺痕，隨著行程的延續，他的形象在我眼中漸顯清晰。

魯迅在國內居住和生活過的城市，主要有7座，即：紹興、南京、杭州、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此外還去過西安，但只是短暫講學。至於國外，他只去過日本，在那裏生活的時間不算短，前後共有7年多的時間，由於條件所限，我無法前去考察，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不過，我卻去了國內的另一處地方作為彌補——儘管魯迅本人從來沒有去過，但在那裏發生的事情卻對他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使他毅然決定改變自己的人生——那就是遼東半島的旅順港。

在旅順的那段時間，我的心情始終十分陰鬱易怒，尤其見不得一些遊客的輕佻。我不能理解，他們在參觀那些所謂“景點”的時候，居然能旁若無人地高聲喧嘩，居然能沒心沒肺地嬉笑打鬧，居然能搔首弄姿地拍照留影！

他們難道不知道這些“景點”到底是什麼？

──那是每個中國人心頭永遠不能癒合的血淋淋的傷疤！

一百多年前，日俄兩國為了爭奪這個遠東地區著名的戰略要地，在這塊屬於中國的土地上打得昏天黑地，而腐敗無能的中國政府，居然宣佈“保持中立”。這是何等的恥辱！

不難想見，當時正在異國學習的魯迅，置身于成群愛國熱情高漲的日本學生之中，在與他們一起觀看課間放映的那些宣傳日軍英勇戰績的幻燈片時，顯得多麼尷尬和孤獨。如他所說：“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任何一個稍有自尊的中國人，都無法忍受這樣的場景，更何況魯迅正是一個熱血青年。

如此，我們完全可以理解，他為什麼竟會就此棄醫從文。

然而，儘管魯迅後來被尊為“戰士”，他卻並沒有選擇和他的同鄉秋瑾、徐錫麟那樣慷慨赴死的方式，他的戰鬥武器不是匕首、手槍和炸彈，而是筆墨與紙。

我不認為魯迅懦弱。我只覺得，是因為肩上和心頭有太重的負擔，使他難以擺脫束縛。

這負擔，就是他的家庭。

不可否認，魯迅是至孝之人。恕我直言：他已近乎“愚孝”。

縱觀魯迅並不漫長的一生，可謂頗多坎坷，而最直接最沉重的挫折和打擊，卻大都來自他的家庭。祖父入獄、父親早亡造成家道中落，母親又固執而盲目地給他套上了婚姻的枷鎖，至親至愛的兄弟卻成為對他傷害最深的人……而他只能默默地承受。儘管後來終於有勇氣掙脫枷鎖，但那些傷害已經成為無法痊癒的隱痛，以致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心態和性格。

所以，我在“走讀”那些舊居的過程中，時常會產生難以抑制的感慨：就個人經歷而言，魯迅的一輩子，活得真不容易！

比如，紹興老屋那間獨處一隅的臥室，映射出他那悲劇婚姻中難言的隱秘；北京紹興會館補樹書屋的破敗小院，則是他自“沈默”至“爆發”、從而正式走上文壇的起點；北京八道灣舊宅，見證過他與周作人斷然絕交的場面，那“兄弟失和”的真實內情，卻始終無人知曉；他在廈門的空曠大房間裏經歷了難耐的孤獨與苦悶，卻又在上海景雲裏的石庫門中品味了愛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溫暖；上海大陸新村的寓所，是他的人生終點，而那死因，竟成為曾經引發劇烈爭論的“世紀之謎”。還有，他和高長虹的曲折恩怨、與顧頡剛的離奇“官司”，都有許多需要詮釋的內情……在那些老屋舊舍之中，隱藏著多少讓人唏歔感歎的故事啊！只有走進去、讀過去，才能品味魯迅那五味雜陳的內心世界。



然而，時光的塵沙、人為的修飾、偏頗的理解……如此等等，往往會掩蓋許多重要的痕跡。

比如紹興的東昌坊口，百年前本是一條僻靜的普通街巷，如今已經成為人流如織的旅遊景點；那被定為“魯迅祖居”的老台門和被定為“魯迅故居”的新台門，張燈結綵，煥然一新，全然看不出當年破敗的景象。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想像魯迅幼時在百草園的荒草叢中自尋樂趣的場景？如何體會其家境敗落後的淒涼氛圍？如何感受他被族人逼迫甚至誣陷時的憤懣心情？許多參觀者可能無法理解，魯迅當年為什麼要離開這奢華的豪門大宅，被迫外出求學──產生如此疑問的原因很簡單：現今展示的東西，已經遠離原貌。

還有北京八道灣和宮門口西三條的宅院。在魯迅的一生中，只有這兩處住所是由他親自勘選購定、親自設計監造的。他是一個做事細心、感情細膩的人，這兩處住所的格局，明顯展示了他的個性，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便是那兩個“老虎尾巴”。

但是，一些專業人士始終不承認八道灣宅院中“老虎尾巴”的存在。我曾請教過相關的專家，回答是斬釘截鐵的：“‘老虎尾巴’只有西三條那一處！”

但確有證據，說明八道灣“老虎尾巴”的真實存在。

那不是一間普通的屋子──它的存在是魯迅對自己畸形婚姻的一種無奈的反抗。

在八道灣，魯迅寫出了著名的《阿Ｑ正傳》。如果說，阿Ｑ腦後那條鼠尾般難看的辮子隱喻著國人頭腦中難以割捨的封建思想，那麼八道灣的“老虎尾巴”則反映了長期無法擺脫的家庭枷鎖對魯迅所構成的精神禁錮。

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中展出的八道灣舊宅模型，不僅遺漏了那不可忽視的“老虎尾巴”，還有一處失誤：它顯然是借鑒普 通北京四合院的格局製作的，因此把後院做得太小了。許多年來我始終存有疑問：魯迅為何只給兩個弟弟及其家人留下了那麼窄小的空間，作為大哥，豈不是過於霸 道了嗎？待到考察過實地，我才知道自己想錯了。那後院異常闊大，面積甚至超過正院──魯迅是絕對不會虧待自己的弟弟們的！

所以，我根據模型和實物特地畫了兩幅白描，供讀者用作比較。那不僅是院落面積的問題，從中可以體悟魯迅內心深處許多難為人知的情感。

許多事情，是要自己親眼看過之後才會大致明白的。

說這話的前提是：所看到的應當是真實的東西。



可惜，由於種種原因，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魯迅被五彩斑斕的眩光所籠罩，使得與他相關的許多事情和人物也同樣朦朧起來。

近年來，一些資料得以重新披露，人們發現，連似乎最能接近真實的“照片”，居然也有作偽的可能。比如，魯迅在廈門的時候曾經在墳地裏拍過幾張照片，其中一張是單人的，一張是集體的。由於場景奇異，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那張廣為傳播的“集體照”，居然有兩個“版本”，畫面中一位元或有或無、時有時無的人物，便是曾被魯迅稱為“老朋友”的林語堂。

魯迅與林語堂的關係，本來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可惜限於篇幅，在這本書裏未能進行詳細的介紹。他們交往多年，原是很好的朋友，後來因見解不同而不再來往。林語堂曾說：“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而在魯迅去廈門大學任教這件事上，林語堂是幫了大忙的；不管魯迅本人對廈門有多少不堪的記憶，那畢竟是他生命旅 程中一段不可或缺的經歷。以往由於政治的原因對照片進行了“處理”，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行為，只能讓人感到無聊與無奈，而近年有些書籍仍在使用那張“缺 員”的照片，則讓人完全難以理解了。如今在廈門大學的魯迅紀念館以及北京的魯迅博物館裏，展出的都是那張人物齊全的照片——歷史的原貌本該如此，但人們所看到的往往是偽造的“史實”，這樣的情況，在有關魯迅的資料中俯拾即是。如何去偽存真，居然成為需要時刻當心的要務，這真是一件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情。假如魯迅在世看到這等奇事，只怕也會驚訝得連鬍子都要翹起來了。



還有一件小事，我也在正文中提到。我曾發現，魯迅當年在廈門時寄給許廣平一張明信片，上面所寫的有關他住所位置的說明文字，與實際地形不符。經請教專家，對方認為，魯迅是在敍述的時候變換了一下方位。我覺得，這解釋頗為牽強。其實，原因可能很簡單：那不過是魯迅一時筆誤而已。

所以我才有所感歎：“雖是小事，卻反映了一個事實：魯迅的形象被樹立得太高大，竟使得人們不敢承認他也會有出錯的時候。”

這種思想上的束縛不僅在許多專家的身上常有反映，普通人也往往難以擺脫──當然包括我本人。

在說到魯迅性格的另一面時，起初我也不免戰戰兢兢。看到學界經常為一些具體問題爭得硝煙彌漫甚至“上綱上線”，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哪有貿然置喙的資格呢！

但是，通過反復閱讀魯迅，讓我陡然增加勇氣。畢竟魯迅對自己也進行過相當嚴厲的自我剖析，作為後人，又有什麼必要故作遮掩！

我堅信一點：事實就是事實。

比如，他與顧頡剛那場有頭無尾的“官司”，儘管有許多複雜的背景，卻明顯地暴露出魯迅性格中難以掩飾的缺陷。因憎惡一個人，而憎惡其學問，甚至憎惡其生理缺陷，甚至憎惡與其有同樣生理缺陷的人──當時中山大學另有一位教授，據說與顧頡剛類似，也有講話結巴的毛病，魯迅譏之：“廣東中大，似乎專愛口吃的人。”

這種情狀，無論如何也算不得優點。

然而，正是如此，才像魯迅、才是魯迅。

多少年來，人們對魯迅的評價如冰火兩端。有說他光明磊落，有說他心胸狹隘；有說他激情似焰，有說他心冷如霜；有說他疾惡如仇，有說他睚眥必報；有說他筆鋒犀利，有說他尖酸刻薄……如此等等，看似互不相容，其實都沒有錯。

褪去光環洗清濁泥，不難發現，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身世坎坷心境落寞性格冷峻且又看重感情渴望愛情深懷柔情的普通人。

作為一個普通人，魯迅自然也要有脾氣、自然也應有缺點、自然也會在性格中充滿矛盾。

只有當你真正瞭解了魯迅那特有的人生、瞭解了他所經受過的那些恥辱和艱辛，你才能真正讀懂他的內心，才能明白他在生命接近終點的時候為什麼會說出那樣驚世駭俗的話：“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捫心自問，我們自己是否有這般勇氣？

我的回答是：有也難。

所以他才讓我傾心敬佩。

所以他才讓我深懷同情。

所以我才會寫這樣一本書。



這本書記錄了十幾年來我的行走過程。它涉及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城市中魯迅生活過的11處故居。另有各地9處與魯迅當年的生活工作有直接關係的紀念館所，作為附錄列出，以供讀者參考。

這本書依然保持了我以往的習慣：除了少量必不可少的歷史圖片取自有關的展覽或資料，其他的景物照片均屬實地拍攝；書中的那些畫像、速寫、地圖等等，也由我執筆繪製──儘管水平粗拙，畢竟浸潤著自己的一番心血。

書中使用了不少引文，對於一些詞句及標點的用法，大多未予修改，比如：“擁腫”、“含糊”、“豫備”、“費話”等，以保留一些特殊的歷史痕跡。

需要說明的是，各地的魯迅故居，由於種種原因，命運各不相同。有的仍在不斷擴建——如紹興的魯迅故里，有的卻日趨敗落——如北京的紹興會館，有的則前途莫明——如北京磚塔胡同……所以，書中有些照片特地標明瞭具體的拍攝日期。若是將來情況有變，這些照片也可留作真實的歷史資料。



2011年4月於北京會城門

回想這部書稿，延宕數年終得完成，其間本有許多感慨，原想留待寫這序言的時候發作。不料真到了這一刻，思緒紊亂，竟不知該如何下筆了。

躊躇多日，仍無頭緒，唯一的出路，只有仍從魯迅說起。



在20世紀的中國文壇，“魯迅”始終是一個熱門話題。

他要麼被捧上雲端奉為神靈，要麼被打入汙澤斥為妖魔。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目的，把魯迅當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在這一片喧囂之中，魯迅的身影卻似乎更加模糊、更加神秘，讓人感到迷惑。

正是帶著這樣的迷惑，我才踏上“走讀”之旅。我對那些政治並無多大興趣，只希望能夠找到一個真實的魯迅...

自序
一．人生的第一個輪迴──紹興的魯迅故居
魯迅一生屢經浮沉，而最慘痛的影響或傷害，卻往往來自至親至愛的家人！
1．周家台門
2．家境敗落
3．從南京到日本
4．棄醫從文
5．被迫成婚
6．兄弟之間
7．無可流連的故鄉

二．“魯迅”誕生的地方──北京紹興會館
真正的“魯迅”，誕生於1918年那個特殊的年代，誕生於“五四”運動的前夜，誕生於紹興會館補樹書屋那普通的西房北屋中。
1．紹興會館
2．苦悶中的消沉
3．“魯迅”誕生
4．走出會館

三．老宅中的待解之謎──北京八道灣的魯迅故居
兄名“長庚”、弟稱“啟明”，原本情義交融，真如蒼天之上的同一星辰，卻不料數十載手足之情朝夕間便化為煙塵，從此各奔東西背向而行，再無相逢的可能。
1．八道灣曾經的故事
2．老宅的見證人
3．關於“兄弟失和”的原因及經過之謎
4．流言與事實
5．關於八道灣胡同11號正房的“老虎尾巴”之謎

四．為誰“祝福”──北京磚塔胡同的魯迅故居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這小說的名字居然正與“朱安”暗合：“朱”、“ 祝”同音，“安”既是“福”。他也許正是借此為朱安、為母親、為無數與她們同樣的婦女而“祝福”！
1．《幸福的家庭》
2．無奈的忙碌
3．一首晦澀的“詩”
4．悲哀中的祝福

五．“老虎尾巴”中的愛情故事──北京西三條胡同的魯迅故居
誰能相信，筆鋒似戟、鐵骨錚錚、怒目金剛式的魯迅，竟然也會如此心旌搖動、無法自已，竟然也會流露出如此難以掩飾的千般柔情！
1．從“老虎尾巴”到女師大
2．“魯迅師”與“廣平兄”
3．品嘗愛情
4．告別“老虎尾巴”

六．飛鴻遙系兩地心──廈門的魯迅故居
壓抑多年的感情終於爆發，魯迅大膽發出了一聲高呼：“我可以愛！”
1．第一次同行與第一次暫別
2．廈門時日
3．寂寞中的猶疑
4．太陽、黑夜與月亮
5．迎著月色而去

七．“大夜璧月”及“紅鼻”──廣州的魯迅故居
想必那些無端拔高魯迅的人們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他那朗朗上口如同警句般精煉的文字，居然是一段愛情感言，而與“革命”全然無關！
1．大鐘樓上的孤獨宿客
2．遷居白雲樓
3．奇怪的“官司”
4．“惹禍”的信件
5．關於“剽竊”的舊事
6．“剽竊”的餘波與顧頡剛其人
7．在廣州的短暫徘徊
8．白雲樓魯迅故居考

八．最後的歲月──上海的魯迅故居
“一個都不寬恕”，也決不要別人寬恕自己，這就是魯迅的性格。
1．走進大上海
2．騰挪景雲里
3．“回眸時看小於菟”
4．拉摩斯公寓
5．刀叢下
6．大陸新村
7．人生終點
8．探訪上海魯迅故居

附錄．各地魯迅紀念館（室）簡介
1，紹興魯迅紀念館
2，紹興市第一中學魯迅紀念室
3，南京魯迅紀念館
4，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魯迅紀念室
5，北京魯迅博物館
6，北京魯迅中學魯迅生平展室
7，廈門大學魯迅紀念館
8，廣州魯迅紀念館
9，上海魯迅紀念館

後記
參考文獻

自序
一．人生的第一個輪迴──紹興的魯迅故居
魯迅一生屢經浮沉，而最慘痛的影響或傷害，卻往往來自至親至愛的家人！
1．周家台門
2．家境敗落
3．從南京到日本
4．棄醫從文
5．被迫成婚
6．兄弟之間
7．無可流連的故鄉

二．“魯迅”誕生的地方──北京紹興會館
真正的“魯迅”，誕生於1918年那個特殊的年代，誕生於“五四”運動的前夜，誕生於紹興會館補樹書屋那普通的西房北屋中。
1．紹興會館
2．苦悶中的消沉
3．“魯迅”誕生
4．走出會館

三．老宅中的待解之謎──北京八道灣的魯迅故居
兄名“長庚”、弟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