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

我，替換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現。因為經常都是戰爭，像我們這些人喜歡撤到後方，所以並非總是出現在最前排。但是當年去打中國人的時候，我們這個營在不萊梅港列隊受閱，我則站在中間方隊的最前面。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志願的，施特勞賓只有我一個人報了名，儘管不久前我和萊茜（即我親愛的特蕾澤）剛訂了婚。

我們列隊待命上船，迎著太陽，背後是北德船運公司的遠洋大樓。皇帝站在我們前面的一座高臺上，慷慨激昂地講話，聲音回盪在我們的頭頂上。新式的寬邊帽檐水手帽又稱作「西南帽」，可以遮陽防曬。我們這些人看上去可漂亮呢！皇帝戴著一頂特製的藍色頭盔，上面有一隻閃亮的雄鷹。他講到重大的任務和兇殘的敵人。他的演說吸引了所有人。他說：「你們到了那裡，要記住：不要寬恕，不要抓俘虜……」接著他又講到埃策爾國王和他的匈奴大軍。儘管據說匈奴人當年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他仍讚揚他們，以致社民黨人後來印刷了那些狂妄放肆的匈奴人信函，對皇帝關於匈奴人的演講竭盡誹謗中傷之能事。最後，他向我們發出進軍中國的命令：「為文化徹底打開一條通道！」我們三呼萬歲。

對我這個來自下巴伐利亞的人來說，漫長的海上旅行如同煉獄。我們終於抵達天津，這時，所有其他國家的軍隊：英國人、美國人、俄羅斯人，甚至還有真正的日本人和其他幾個小國家的小部隊，都早就到了。所謂的英國人，其實是印度人。最初，我們的人數很少，但是幸虧我們有克虜伯生產的五釐米新式速射火炮；美國人則試用他們的馬克沁機關槍，這是一種真正的魔鬼武器。因此很快就攻克了北京。當我們這個連開進城裡的時候，似乎一切都已經結束了，真是太遺憾了。然而，還有幾個拳師不肯罷休。「拳師」是他們的叫法，這是一個祕密組織，又名「大刀會」，或者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用拳頭格鬥的人」。英國人最早開始談論拳師起義，後來所有的人都談論拳師起義。拳師們仇恨外國人，因為外國人把各式各樣的玩意兒賣給中國人，不列顛人尤其喜歡賣給他們鴉片。接著發生的事情，就像皇帝下達的命令那樣：不抓俘虜。

按照命令把拳師們驅趕到前門廣場，將他們堵在紫禁城與北京的普通城區隔開的高牆腳下。他們的辮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後集體槍決或是逐一砍頭。關於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我在信中並未向未婚妻提過一個字，我寫的只是百年皮蛋和中國式的饅頭。不列顛人和我們德國人最喜歡用槍來快速解決，而日本人則更願意採用他們歷史悠久的斬首。拳師們寧願被槍斃，因為他們害怕死後得用胳膊夾著腦袋在地獄裡到處亂跑。除此之外，他們毫無所懼。我見過一個人，他在被槍斃之前還貪婪地吃著一塊用糖漿浸泡過的米糕。

前門廣場狂風呼嘯，這股來自沙漠的風經常捲起一團團黃色的塵霧。一切都變成了黃色，我們也是如此。我把這些都寫信告訴了我的未婚妻，並且還在信裡裝了一點沙土給她。義和團的人都是和我們一樣年輕的小夥子，日本的劊子手們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們脖梗上的辮子割掉，因此，廣場上經常會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來、滿是塵土的中國人的辮子。我拿了一根辮子，寄回家作為紀念品。回到家鄉以後，我在狂歡節時把它綁在頭上，逗大夥開心取樂，直到有一天我的未婚妻把這件從中國帶回來的小禮物燒掉為止。「這種東西會給家裡帶來鬼魂。」萊茜在我們舉行婚禮的前兩天這麼說。

但，這已經是另一個故事了。

1908年

這是我們家的習慣：父親總是帶著兒子。威廉‧李卜克內西來哈森海德公園演講的時候，我祖父就帶上了他的長子，他在鐵路做事，參加了工會。我父親也在鐵路工作，也是黨內同志，提起俾斯麥當政的年代遭到禁止的大型群眾集會，他總是實實在在、反覆地向我灌輸那句頗有預言性的名言：「併吞阿爾薩斯—洛林給我們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

威廉的兒子，就是卡爾‧李卜克內西同志，來講演的時候，父親也把我這個九歲或者十歲的小毛頭帶去了，一般都是在露天，如果遭到禁止，就在煙霧彌漫的小酒館。他還帶我去過施潘道，李卜克內西在那兒做競選演講。1905年，我甚至坐火車去過萊比錫，父親是火車司機，可以免費乘車，卡爾‧李卜克內西在普拉格維茨的岩石洞介紹魯爾區的總罷工，當時所有報紙都報導了這次罷工。他談的不僅僅是礦工，也不只是鼓動人們反對普魯士的容克地主和工業資本家，他講的重點是將這種總罷工作為無產階級大眾未來的鬥爭方式，對此作了實實在在、頗有預言性的詳細論述。他沒有講稿，想到哪，說到哪。他還講到俄羅斯的革命和沾滿鮮血的沙皇統治。

演講期間，不時地響起掌聲。最後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參加集會的人（據我父親說，肯定有兩千多人）在決議中，宣布要與魯爾區和俄羅斯英勇的戰士們團結一致。

當時擠在岩石洞裡的人也許甚至超過三千。我看到的比我父親要多，因為我坐在他的肩膀上，當年威廉‧李卜克內西或者倍倍爾同志來講工人階級地位的時候，他的父親也是這麼做的。這是我們家的習慣。無論如何，我這個小毛頭居高臨下地親歷了李卜克內西同志的演講，可說是居高臨下地看，居高臨下地聽。他擅長在大庭廣眾演講。從來不會有找不到話說的時候。他特別喜歡去鼓動青年。在露天場地，我聽見他在數以萬計的人頭上面高喊：「擁有青年的人，就擁有了軍隊！」這些話是多麼具有預見性啊！他對我們大聲疾呼：「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兇殘執行官和鐵血防護堤！」這時，我在父親的肩膀上真得感到害怕起來。

我今天還記得很清楚，他剛一提到必須和內部的敵人鬥爭，就讓我實實在在地感到害怕。我大概就是因此而急著要撒尿，開始在父親的肩上動來動去。可是，我父親當時很興奮，並沒有覺察到我的需要。我坐在上面漸漸地堅持不住了。那是在1907年，我終於透過背帶褲，把尿撒在了我父親的脖子裡。此後不久，李卜克內西同志被抓了起來，不得不在格拉茨的一個堡壘裡蹲到1908年一整年再加上幾個月，因為帝國法院根據他反對軍國主義的政治言論，給他判了刑。

當我在極度緊張的情況下尿了我父親一脖子之後，他把我從肩膀上揪了下來，儘管集會仍在進行，也不管李卜克內西同志仍在鼓動青年，立刻就實實在在地揍了我一頓，以至於我很長時間都還能感覺到他的手。因此，就是因為這件事，當後來終於打起仗的時候，我跑去參軍，自願報的名，甚至由於作戰英勇還受到了表彰，在阿拉斯和凡爾登兩次負傷之後，被提升為軍士，即使是在弗蘭德當突擊隊長的時候，我也始終確信李卜克內西同志鼓勵青年的那些話百分之百的正確，他後來被幾個自由軍團的士兵槍殺了，再後來，羅莎同志也遭到槍殺，他們其中的一個，屍體甚至被扔進了護城河。

一九五三年

雨漸漸小了。刮起風來，碎磚屑在牙縫之間嚓嚓作響。有人告訴我們，這就是典型的柏林。安娜和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半年。她離開了瑞士，我經歷了杜塞爾多夫的生活。她師從瑪麗•維格曼，在達雷默區的一座別墅裡學跳赤腳的表現性舞蹈，我則在施坦因廣場旁邊的哈通工作室，一直還在夢想當雕塑家，但是，在我站著、坐著或者和安娜躺在一起的時候，也開始寫一些短詩和長詩。然後發生了一些和藝術毫不相干的事。

我們乘坐城際輕軌來到勒爾特火車站。鐵支架仍然矗立在那裡。經過國會大廈的廢墟和勃蘭登堡門，在勃蘭登堡門的頂上缺了那面紅旗。一直到了波茨坦廣場，我們才從佔領區邊界的西邊一側看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這時或者是從雨漸漸小了之後，正在發生的事情。哥倫布之家和祖國之家冒著濃煙。一個街頭售貨廳正在熊熊燃燒。燒成灰的廣告招貼被風卷著濃煙扶搖直上，然後又像一片片黑色的雪花從空中紛紛揚揚地落下。我們看見人群沒有目標地湧來湧去。沒有民警。但是，有幾輛蘇制的T-34型坦克被夾在人群中間，我認識這種型號。

在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警告：“注意！您正在離開美國佔領區。”然而，幾個半大的孩子騎著自行車或者沒騎自行車，仍然大敢地過去。我們留在了西邊。我不知道，安娜是不是還看見了別的什麼，或者看見的比我要多。我們倆看見那些蘇聯士兵的娃娃臉，他們正在沿著邊界挖溝。我看見遠處有人在扔石頭。到處都有足夠的石頭。把石頭投向坦克。我真應該把扔石頭的姿勢畫下來，站著寫一首詩，或長或短，為這種扔石頭的行為寫點什麼，但是，我一筆也沒有畫，一個字也沒有寫，扔石頭的姿勢卻始終銘記在心。

直到十年以後，安娜和我已經當了父母，被幾個小孩折磨得夠嗆，我們看著波茨坦廣場變成了真空地帶，並且用牆隔開，這時我才寫了一個劇本，這出名叫《平民排練起義》的德國悲劇，讓兩個德國的神廟看守們都很生氣。在這出四幕劇裡涉及的是，權力和軟弱無能，計畫的和自發的革命，對莎士比亞是否允許改動的問題，標準的提高和一塊撕碎的紅布片，講話和反駁，傲慢者和懦弱者，坦克和扔石頭的人，這是一次陰雨綿綿的工人起義，剛剛被鎮壓下去，日期是六月十七日，被歪曲成人民起義，被美化成一個節日，在西邊，每一次過節總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死於交通事故。

然而，東邊的死者卻是被槍殺、處決和拷打致死的。此外，還有一些人被判處有期徒刑。鮑岑監獄嚴重超員。這一切都是後來才公之於眾的。安娜和我只看見一些昏倒在地的扔石頭的人。我們從西區看過去總隔著一段距離。我們倆相愛，也都非常熱愛藝術，我們不是那些朝坦克扔石頭的工人。從此以後，我們知道，這場戰鬥會經常重演的。有的時候，扔石頭的人甚至也會獲得勝利，即使是遲了好幾十年。

一九六0年

多麼不幸啊！雖然在羅馬仍然還是以一支全德聯隊參加奧運會，但是，阿迪達斯則最終分裂了。這都是因為哈裡。他並不是故意要挑起我們兄弟倆之間的進一步爭吵，但是，他卻使我們倆的不和更加尖銳化，我們在生意上早就各走各的路，我弟弟同樣也是在這兒，離菲爾特不遠的地方，開設了他的競爭企業彪馬，但是從來沒有達到甚至僅僅是接近阿迪達斯的產量。

不錯，兩家公司控制了跑鞋和足球鞋的世界市場。但是，阿爾閔•哈裡讓我們倆相互爭鬥，自己從中漁利，同樣也是事實，他在創造記錄的賽跑中，有時是穿著阿迪達斯跑鞋，有時則是穿著彪馬跑鞋，走向起跑線的。兩家公司都為此付錢。他在羅馬比賽時，穿的是我弟弟的跑鞋，但是後來當他以難以置信的奔跑奪得金牌之後，則是穿著阿迪達斯站在領獎臺上的。是我在蘇黎世的十秒世界記錄之後，把他的那雙跑鞋收藏在我們的博物館裡，並且研製出“九秒九”的未來型號，以便讓哈裡可以在羅馬穿著這雙九秒九的跑鞋走向起跑線。

不幸啊！他被我弟弟拉了過去，這對於我們兄弟之爭是很典型的，就在獲得金牌之後——哈裡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賽中也很成功——立刻就向體育新聞界介紹了八種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彪馬式樣。從“哈裡起跑”和“哈裡衝刺”開始，最後以“哈裡勝利”結束。真不知道彪馬必須為此付出多少錢。

然而，回心轉意與和好如初都已經太遲了，公司被賣給了外國，我弟弟也死了，所有的敵視與仇恨都已經被埋葬，我既痛苦也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倆真不應該同這個完全有理由被稱為靈緹的傢伙交往。為我們的慷慨開出的帳單很快也就放在了辦公桌上。他剛剛跑出了那個最終得到確認的世界記錄之後，一件接一件的醜聞就追上了他。在羅馬，這個被寵壞了的搗蛋鬼就和體育官員吵了起來，是為了接力賽的事。在下一年裡，他作為短跑運動員的生涯差不多就算結束了。也就是在飛速上升之後。啊，不是像有人說得那樣，原因不是交通事故，而是粗暴地違反了業餘運動員規則。說是我們，即阿迪達斯和彪馬，誘使這個可憐的年輕人走上了這一步。這當然是無稽之談，雖然我也不得不承認，我的那位卑鄙的賢弟總是很擅長把賽跑運動員拉走，不管採用什麼方式。無論是菲特勒，還是格爾瑪，或者勞厄，沒有一個，他沒有去試探過。然而，他卻在哈裡身上狠狠地栽了一個跟頭，我今天仍然認為，體育法庭作出的判決太吹毛求疵，就這樣阻止了這個無可比擬的非凡的短跑選手繼續再獲得勝利和打破紀錄，甚至黑人傑西•歐文斯也曾經和白人阿爾閔•哈裡握手，表示讚賞。

我堅持認為：真是不幸啊！即使這個短跑天才的發展過程表明，他的天才在道德方面是多麼的營養不足，他後來不管是當房地產中間商還是企業老闆，總是經常被捲入醜聞，最後在八十年代初被拖進了那個由工會的企業“新家鄉”和慕尼克教區最高主管機構的陰謀詭計設下的泥坑，這導致他被以不誠實和欺騙的罪名判處了兩年的徒刑，然而，我的眼前卻始終出現這個高大的小夥子，從前出現在我弟弟眼前的大概也是這樣一個小夥子，以世界記錄的時間，跑完了一百米的距離，跨了四十五步，最大的一步測量出來是二米二九。

他的起跑真棒！剛剛離開起跑器，他就已經超過了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有色人種運動員。在許多年裡，這是由白人保持的最後一項短跑世界記錄。多麼不幸啊，他無法親自把他的這個十秒整的記錄再縮短一些。要是阿爾閔•哈裡留在了阿迪達斯，沒有轉到彪馬和我的弟弟混在一起，他肯定會跑出九秒九的。據說，傑西•歐文斯甚至相信他可以跑出九秒八。

一九六六年

存在（Sein）或者存在（Seyn），這兩個崇高的詞，用y或者不用y，突然之間不再有任何意義。突然之間，本質、原因、一切存在和否定的虛無，似乎只不過是一些好聽卻毫無意義的字眼，我覺得自己也產生了懷疑，可以說是被叫到這裡來作證人的。在相隔這麼多年之後，因為在當前的這種喧鬧聲中，各種各樣相互矛盾的值得紀念的事件，比如五十年前開始啟用的德國馬克，還有一九六八年這個名聲不好的年份，就像是在冬季或夏季大拍賣時一樣，都被人們通過慶祝的形式加以告別，所以我寫下在這個夏季學期的一天下午遇到的事情。我小心翼翼地介紹了一下在《死亡賦格》和《托特瑙山》這兩首詩之間與文本有關的信件往來，作為我在星期三的這堂討論課的開場白，但是卻暫且省略了這位哲學家和那位詩人之間值得紀念的會面，當我的學生們的第一批討論發言還處在對概念進行任意選擇的時候，我突然感到在內心深處受到許多問題的糾纏，這些問題的出現與時間太有關係了，以至於不可能按照現狀來確定它們的重要性：我當時是誰？我今天是誰？那個從前忘記存在的、總是很激進的六八分子如今變成了什麼？早在一九六八年的前兩年，他就已經投身其中，即使就像是偶然碰上的，當時在柏林第一次出現了反越戰的抗議示威。

不對，不對，不是五千，而是大概不到兩千人，他們經過申請並且得到批准，手挽手，高呼口號，從施坦因廣場出發，經過哈登貝格大街，來到美國之家。各種各樣的組織和派別發出了參加抗議示威的號召，如德國社民党大學生聯盟，社會民主黨高校聯盟，自由民主黨大學生聯盟，論證俱樂部以及基督教大學生教區。事先有幾個人，當然也有我，跑到布特-霍夫曼食品連鎖店，買了一批最便宜的雞蛋。我們把雞蛋投向，當時的說法是，“帝國主義的分店”。當時，不僅僅是倔強的農民們，而且在大學生圈子裡，扔雞蛋成了時髦的事。噢，當然，我也扔了，而且高呼：“美國佬滾出越南！”“詹森是殺人兇手！”本來是應該進行辯論的，美國之家的負責人是一位寬容大度的先生，他甚至也準備進行辯論，但是這時飛來了許多雞蛋，員警保持克制的態度，在集體扔完雞蛋之後，我們開始撤退，經選帝侯大街，然後是烏蘭德大街，回到施坦因廣場。我還記得幾個橫幅標語牌上面的文字，例如：“美國海軍陸戰隊打起包裹滾回去！”“團結反戰！”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從那邊過來的一些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幹部也加入了抗議示威的隊伍，為了對我們進行宣傳鼓動，即使是徒勞的。然而，他們的出席被證明恰恰是施普林格的新聞媒體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是我呢？我是怎麼加入到遊行隊伍裡去的呢？怎樣讓別人挽起了我的手？怎樣高呼口號喊啞了嗓子？怎樣和其他人一起扔雞蛋？我是在中產階層、可以說是比較保守的環境下長大的，跟隨陶貝斯學習宗教學，還學了一點兒哲學，品嘗胡塞爾，享受謝勒，吮吸海德格爾，我覺得自己被允許走上了他的那條田間小路，我討厭所有的技術，討厭光禿禿的“框架”，我在此之前對於所有容易理解的東西，比如政治，都作為“忘記的存在”不屑一顧。但是，這時，我突然一下子理解了政黨，謾駡美國總統和他的同盟者——南越的獨裁統治者阮文紹和他的將軍阮高基，但是我還不準備高喊著“胡……胡……胡志明”，讓自己完全失去自製力。當時，在三十年前，我究竟是誰？

1900年

我，替換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現。因為經常都是戰爭，像我們這些人喜歡撤到後方，所以並非總是出現在最前排。但是當年去打中國人的時候，我們這個營在不萊梅港列隊受閱，我則站在中間方隊的最前面。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志願的，施特勞賓只有我一個人報了名，儘管不久前我和萊茜（即我親愛的特蕾澤）剛訂了婚。

我們列隊待命上船，迎著太陽，背後是北德船運公司的遠洋大樓。皇帝站在我們前面的一座高臺上，慷慨激昂地講話，聲音回盪在我們的頭頂上。新式的寬邊帽檐水手帽又稱作「西南帽」，可以遮陽防曬。我們這些人看上去可漂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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