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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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失落的年代，最誠懇、隆重的心靈叩問。 文化是一種手手相遞的炬火，未必耀眼，卻溫暖人心。 余秋雨憶故交：「這些，是我生平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裡邊才會關注，現在，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難逃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麼也構不成嚮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嚮往文化的時候，怎麼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變得愈來愈迫切，愈來愈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後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終於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 不再扮演； 不再黏著； 必要貯存； 必要風範。 在我看來，中華文化的復興，不在於出了幾部名作，得了幾個大獎，而在於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風範。 余秋雨：這是我一生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 走過《文化苦旅》後的20年心跡 對文化的重新探索，對生命的振聾發聵 集文史學者、戲劇家、大散文家於一身的余秋雨，激發了台灣社會新一波的閱讀熱情、人文省思與文學探索。他從容又自在地點燃了那埋藏在大家心底已久的中華文化的火種與本性。 從《文化苦旅》到《何謂文化》，我們都變成了余先生詮釋大空間、大時間、大文明下的忠實讀者與聽眾。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在非理性的年代，這一支華文世界最溫暖飽學的筆，發出最誠懇的心靈叩問：「何謂文化？文化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從「學理的回答」、「生命的回答」、「大地的回答」、到「古典的回答」，余秋雨先生回顧中華文化的經典文本，並且細數巴金、余光中、白先勇、林懷民等大師身影，從這些人與那些事，為我們開展中國文化的深層奧秘。 |
作者簡介：
|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餘姚（現為慈溪）人。在家鄉度過童年後到上海讀中學和大學，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上海寫作學會會長。撰寫過大量藝術史論和文化史論著作，在學術界影響巨大。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中國十大藝術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二十年前辭職後開始全面考察中華文明，然後又親身考察埃及文明、希臘文明、希伯來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恒河文明遺址，以及歐洲九十六座城市。由於考察過程中要跨越當今世界最恐怖的地區，又被電視追蹤直播，引起全球各地的極大關注。在考察過程中寫出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書籍，開創「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獲得兩岸三地諸多文學大獎，並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籍暢銷排行榜前列。曾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以及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地演講「中華文化史」和「中外文化對比史」。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 近年兼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奠基教授，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元智大學桂冠文學家。 |
仰望雲門一 近年來，我經常向大陸學生介紹臺灣文化。 當然，從文化人才的絕對數量來說，大陸肯定要多得多，優秀作品也會層出不窮。但是，從文化氣氛、文化底線、文化守護、文化品行等方面來看，臺灣至少在目前，明顯優於大陸。由於同是華人，對比相當直接；由於同是華人，學習又比較方便。我一直主張，大陸在這方面不妨謙虛一點，先到臺灣仔細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 我想從舞蹈家林懷民說起。 當今國際上最敬重哪幾個東方藝術家？在最前面的幾個名字中，一定有來自臺灣的林懷民。 真正的國際接受，不是一時轟動於哪個劇場，不是重金租演了哪個大廳，不是幾度獲得了哪些獎狀，而是一種長久信任的建立，一種殷切思念的延綿。 林懷民和他的「雲門舞集」，已經做到這樣。雲門早就成為全世界各大城市邀約最多的亞洲藝術團體，而且每場演出都讓觀眾愛得痴迷。雲門很少在宣傳中為自己陶醉，但亞洲、美洲、歐洲的很多地方，卻一直被它陶醉著。在它走後，還陶醉。 其實，雲門如此轟動，卻並不通俗。甚至可說，它很艱深。即使是國際間已經把它當作自己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廣大觀眾，也必須從啟蒙開始，一種有關東方美學的啟蒙。對西方人是如此，對東方人也是如此。 我覺得更深刻的是對東方人，因為有關自己的啟蒙，在諸種啟蒙中最為驚心動魄。 但是，林懷民並不是啟蒙者。他每次都會被自己的創作所驚嚇：怎麼會這樣！他發現當舞者們憑著天性迸發出一系列動作和節奏的時候，一切都遠遠超越事先設計。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劃定一個等級，來開啟這種創造的可能。 雲門的話題關及人類生存的根本，不可能具體。要給，也只給一個路標，雲門帶著觀眾走一條條雲水縹緲的大道。林懷民拒絕任何琳琅滿目的暗道小路。 舞者們超塵脫俗，赤誠袒露，成了一群完全洗去了尋常「文藝腔調」的苦行僧。他們在海灘上匍匐，在礁石間打坐，在紙墨間靜悟。潛修千日，彈跳一朝，一旦收身，形同草民。 只不過，這些草民剛剛與陶淵明種了花，跟鳩摩羅什誦了經，又隨王維看了山。 三 雲門使我對臺灣的文化氣氛，倍加敬重。 因為這麼一座安靜的藝術峰巔，幾乎整個社會都仰望著、護佑著、傳說著、靜等著，遠遠超出了文化界。 在臺灣，政治辯論激烈，八卦新聞也多，卻很少聽到有什麼傑出的藝術家受到了同行的傾軋、傳媒的圍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同行和傳媒不會這麼愚蠢，去傷害全民的精神坐標。林懷民和雲門，就是千家萬戶的「命根子」，誰都寶貝著。 林懷民在美國學舞蹈，師從葛蘭姆，再往上推，就是世界現代舞之母鄧肯。但是，在去美國之前，他在臺灣還有一個重要學歷。他的母校，培養過大量在臺灣非常顯赫的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但在幾年前一次校慶中，由全體校友和社會各界評選該校歷史上的「最傑出校友」，林懷民得票第一。 這不僅僅是他的驕傲。在我看來，首先是投票者的驕傲。因為這個投票結果表明，大家都懂輕重，知厚薄，明高低。 在文化和藝術面前，只能委屈校友中那些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了。其實他們一點兒也沒有感到委屈，全都抽筆寫下了同一個名字。對此，我感慨萬千。熙熙攘攘的臺北街市，吵吵鬧鬧的臺灣電視，乍一看並沒有發現多少含量，但只要林懷民和別的大藝術家一出來，大家剎時安靜，讓人們立即認知這個社會的品質。 記得美國一位早期政治家J亞當斯（John Adams,1735-1826）曾經說過： 我們這一代不得不從事軍事和政治，為的是讓我們兒子一代能從事科學和哲學，讓我們孫子一代能從事音樂和舞蹈。 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亞當斯我不太喜歡，但我喜歡他的這段話。 我想，林懷民在臺灣受尊敬的程度，似乎也與這段話有關。 四 同樣讓我想起亞當斯這段話的，還有臺灣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先生是國民黨名將白崇禧的愛子，照常理，很難完全不理會這個重大政治背景。如果他自己不理會，別人也會用各種方式牽絲攀藤。 但是，他對政治背景的不在意程度，已經到了連別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後來也寫過一本書《父親和民國》，筆調是那麼平靜，絲毫沒有我們常見的那種「貴胄之氣」。 二十幾年前海峽兩岸還處於極為嚴峻的對峙狀態，但白先勇先生卻超前來了。不是為了尋親，不是為了紀念，也不是為了投資，而是只為文化。他的＜遊園驚夢＞在大陸排演，由俞振飛先生擔任昆曲顧問，由我擔任文學顧問。這一來，讓他不小心讀到了我的文章。後來多少年所發生的事情，讓我現在一回想起來就深感歉疚。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薦給臺灣報刊。臺灣報刊就把一筆筆稿酬寄給他，讓他轉給我。但他當時還在美國西海岸的聖塔芭芭拉教書，而那時美國到中國的匯款還相當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郵局領款，把不整齊的款項湊成一個整數，然後再到郵局去寄給我。 我至今還保留著他寄來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收匯人和寄匯人的複雜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對照。須知，這可是現代世界最優秀的華人作家的親筆啊，居然寄得那麼多，多麼勤，多麼密。兩岸的政治對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學穿越，全被那些用重筆寫出的地址所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臺灣，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費巨大努力邀請的。他看到了我寫昆曲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不用誇張的語言，只從明代觀眾中痴迷的人數、程度和時間，來論證世界範圍內曾經最深入社會肌膚的戲劇範型是昆曲。他極為讚賞，讓我到臺灣發表演講。這也算是大陸學者的「第一次」吧，一時十分轟動又十分防範，連《中國時報》要採訪我都困難重重。一天晚上，聽說《中國時報》派了一名不能拒絕的重要記者來了。我一看，這名「記者」不是別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個晚上，他真像記者一樣問了我很多問題，絲毫沒有露出他既是文學大家、又是昆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他採訪我的身分，竟然是「特約記者」，這真讓我感動莫名。 對於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對於藝術得失，他絕不讓步。 對於我的辭職，他聽了等於沒聽；但有一次他不知道從哪兒聽來傳言，說我有可能要「擱筆」了，便立即遠道趕到上海，在我家裡長時間坐著，希望不是這樣。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著他儒雅卻已有點蒼老的臉龐。我一時走神，在心中自問：眼前這個人，似乎什麼也不在乎，卻那麼在乎文學，在乎藝術。他，難道就是那位著名將軍的後代嗎？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將軍如果九天有知，也會為他的後代高興，因為這符合了那位美國將軍亞當斯的構思。 五 從林懷民先生在旅館裡天天布置的鮮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記者的身分對我的採訪，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於擺脫實用，擺脫功利，走向儀式。 只有儀式，才能讓人拔離世俗，上升到千山肅穆、萬籟俱靜的高臺。 有人問我：「你說了臺灣文化的很多亮點，那麼，最重要又最難以摹仿的亮點是什麼？」 我回答：「儀式。那種溶解在生活處處的自發文化儀式。」 從四年前開始，臺灣最著名的《遠見》雜誌作出一個決定，他們雜誌定期評出一個「五星級市長」，作為對這個市長的獎勵，可以安排我到那個城市作一個演講。可見，他們心中的最高獎勵，還是文化。這樣的事情已經實行了很多次，每當我抵達前兩天，那個城市滿街都掛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個燈柱、電線杆上飄飄忽忽，像是我要競選高位。我想，至少在那兩天，這座城市進入了一個文化儀式。直到我講演完，全城的清潔工人一起動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一一拉下、捲起，扔進垃圾堆。 我在臺灣獲得過很多文學大獎，卻一直沒有機會參加頒獎儀式。原因是，從評獎到領獎，時間很短，我的簽證手續趕不上。但終於，二○一一年，我趕上了一次。 先有電話打來，通知我榮獲「桂冠文學家」稱號。光這麼一個消息我並不在意，但再聽下去就認真了。原來，這是臺灣對全球華語文學的一種隆重選拔，因此這次的評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王潤華教授。設獎至今幾十年，只評出過四名「桂冠文學家」，我是第五名。前面四名中，兩位我認識，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兩位已經去世。 頒獎儀式在元智大學，要我作長篇演講。然後，離開會場，我領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樹，由兩名工人推著，慢慢步行到栽植處。這條路不短，兩邊排滿了熱情的觀眾。到了栽植處，我看到一個美麗的亭子，亭子前面的園林中，確實已種了四棵樹，每棵樹下有一方自然形態的花崗石，上面刻著獲獎者的簽名。白先勇先生的簽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樹，則長得鬱鬱蔥蔥。我和幾個朋友一起鏟土、挖坑、栽樹、平整。做完，再抬頭看看樹冠，低頭看看簽名石，與圍觀者一一握手，然後輕步離開。 我想，這幾棵桂冠樹一定會長得很好。白先勇先生當年給我寫了那麼多橫穿地球的信，想把華語文學拉在一起，最後，居然是相依相傍。 於是，頒獎儀式也就成了生命儀式。 |
文化究竟是什麼？現在，中國到處都在擺弄文化，但很多人心中都擱著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沒人回答。 翻翻詞典湊個定義是容易的，但很多定義說了等於沒說。 中國突然渴求文化了，在還沒有弄清楚它是什麼的時候就渴求了。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精神契機，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必須百倍重視。 渴求是因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會清楚它究竟是什麼。因此，很多渴求都以提問的方式來表達。 對於文化問題，我決定用最誠懇、最隆重的方式來試著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個部分—— 一， 學理的回答； 二， 生命的回答； 三， 大地的回答 四， 古典的回答。 請容我分別加以說明。 學理的回答這主要是我在海內外的一些演講。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學獲頒榮譽博士稱號後的學術演講，聽講者除了廣大師生外，還有同時獲頒榮譽博士稱號的那些第一流科學家。因為是向科學家論述文化，因此力求講得嚴密、乾淨、周致。 第二篇，我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作為唯一受邀的中國演講者，論述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本性。演講時，與外國學者有比較尖銳的辯論。 第三篇，我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女士的對話。那一天，聯合國發布了自成立以來第一份有關文化的世界報告。我向到場的各國學者，對這份世界報告進行了系統論述。 其他兩篇漫談式的文章，可能比較切合當今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一篇是說個人身上的文化應該表現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說市長們應該如何來建設城市文化。 這些演講和文章加在一起，從學理上比較完整地回答了「何謂文化」的問題。但是，說是學理，卻並不艱深。艱深大多是為了掩蓋鮮活的真相，我沒有權利掩蓋，所以避免了。 生命的回答這是本書中最讓我動情的部分。一些已經離世的文化巨匠，幾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層奧祕。 謝晉的弱智兒子，天天在門孔上張望著，等待爸爸回來，結果連眉毛都磨光了。最後我們知道，謝家的門孔就是文化的象徵，在封閉的大門上尋找一個亮點，投出一份企盼。謝晉就像他兒子，在門孔上不離不棄。 文化在災難深重的日子裡應該有什麼作為？蕭伯納的中國學生黃佐臨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第三天就告別老師，遠赴國難。終於，他創造了在世界大戰中連續多年的藝術奇跡，展現了中華民族不屈的文化尊嚴。幾十年後，年邁的他又在極左時代創立了世界三大體系中的寫意戲劇觀，又一次震動國際文化界。 成長於五四運動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著將會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滿的回答。前半生做兩件事：「反封建」、「爭人道」；後半輩子做兩件事：「斥棍子」、「講真話」。都那麼樸素，卻概括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脈絡。 我在回憶自己與這些文化前輩溫馨交往的過程中，又加上了一位元自己並不認識的政治人物，這在我歷來的寫作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來總理。他在四十年前領導的文化重建，對於陷於極端民粹主義荼毒的中國文化的再生，十分重要，而且也與我本人息息相關。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尋石之路》兩篇文章來敘述。我後來為什麼能在諸多傷害中堅持文化？也順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寫了一位我不認識，卻在我每次受到傷害時都站出來維護我，而當我準備鄭重感謝時卻溘然離世的大學者。他，就是章培恒先生。我在文章中說，他像一頭遠行的駱駝，把倒下前的最後一口熱氣，也吐給了寒風中的另一頭駱駝，一頭他不認識的駱駝。當然，這是文化的悲壯。 以上幾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後一篇《仰望雲門》則寫了三位依然健在的臺灣文化耆宿林懷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們是如何對待文化的。 這幾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每次重讀都會一次次半途掩卷，讓心情恢復平靜。本該單獨出一本精緻小書，但仔細一想，還是讓它們擠在這裡共襄解讀文化的盛舉吧。生命不是概念，但最深的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況，這是一些什麼樣的生命！ 大地的回答文化雖然是一個極大的課題，卻又容易隨風飄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堅實的印記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處的文化遺址。 文化在中華大地上演出過多大的場面？只有遺跡可以見證。但是，這些遺跡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肅穆的廟，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闡釋、被說明，於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護和修復古蹟的過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礎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請誰來寫？據說好幾個地方還進行了民眾投票，大家對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國社會素重官場，卻把書寫碑文這樣的大事託付給一個並無官職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種質樸的文化傳承。有些「歷史重地」份量太重，我推辭再三，卻還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並不好寫。倒不是因為要與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銘詞賦作比較，而是我們作為現代人終於明白了，這是一種「公眾文本」。「公眾文本」必須適合當代普通人閱讀，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逞氣，否則就侵害了現代社會「公共空間」的倫理權利。因此我寫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韻，蒐集當地意見，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筆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側向於白話文。 碑文的書法也是我自己寫的，這倒是古代的傳統了。對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種「雙手合攏」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筆墨。朝拜的物件，正是山川間的巍巍勝跡。這是我平生所寫最大體量的文章和書法，感謝那麼多優秀的工匠，叮叮噹噹地把我們這一代的虔誠刻鑿到了花崗岩和漢白玉上。 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國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討論什麼是文化了。這個景象，讓我神往。 在那麼多大碑、公碑之後，我又悄悄加了一個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導演謝晉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對文化的一種回答。 古典的回答為了盡善盡美，我還請出了古人。 我選了幾個最權威的經典文本，把它們翻譯成了當代散文。 我對自己的翻譯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須在充分把握原文奧義的學術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詩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後用盡可能優美的白話散文予以表述。因此，這種翻譯，不是拉線搭橋，而是鑿通隧道，其難無比。難在還不能讓人看出來，而必須磨研硬塊，拂除藤葛，就像天生就是這麼平正暢達。 大家從四篇今譯中可以看到，佛陀、莊子、屈原、蘇軾是怎麼看待精神天地的。他們都不是文化的詮釋者，而是文化的創造者。在我看來，惟有創造，才能說明世界，說明文化。 至此，我覺得，對文化的回答已經相當完整。 我在翻譯的時候，又用行書抄寫了這幾篇經典的原文，已收入我幾部書法集。因此，也就順便在本書的每篇今譯之後附印了一點點我的書寫片段。前面的碑文書法我也選了一些片段放在書裡，也許會讓整本書顯得更加靈動、豐富一些。 如此這般，均祈教正。 壬辰年初夏於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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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失落的年代，最誠懇、隆重的心靈叩問。 文化是一種手手相遞的炬火，未必耀眼，卻溫暖人心。 余秋雨憶故交：「這些，是我生平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裡邊才會關注，現在，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難逃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麼也構不成嚮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嚮往文化的時候，怎麼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變得愈來愈迫切，愈來愈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後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終於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 不再扮演； 不再黏著； 必要貯存； 必要風範。 在我看來，中華文化的復興，不在於出了幾部名作，得了幾個大獎，而在於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風範。 余秋雨：這是我一生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 走過《文化苦旅》後的20年心跡 對文化的重新探索，對生命的振聾發聵 集文史學者、戲劇家、大散文家於一身的余秋雨，激發了台灣社會新一波的閱讀熱情、人文省思與文學探索。他從容又自在地點燃了那埋藏在大家心底已久的中華文化的火種與本性。 從《文化苦旅》到《何謂文化》，我們都變成了余先生詮釋大空間、大時間、大文明下的忠實讀者與聽眾。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在非理性的年代，這一支華文世界最溫暖飽學的筆，發出最誠懇的心靈叩問：「何謂文化？文化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從「學理的回答」、「生命的回答」、「大地的回答」、到「古典的回答」，余秋雨先生回顧中華文化的經典文本，並且細數巴金、余光中、白先勇、林懷民等大師身影，從這些人與那些事，為我們開展中國文化的深層奧秘。 |
作者簡介：
|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餘姚（現為慈溪）人。在家鄉度過童年後到上海讀中學和大學，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上海寫作學會會長。撰寫過大量藝術史論和文化史論著作，在學術界影響巨大。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中國十大藝術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二十年前辭職後開始全面考察中華文明，然後又親身考察埃及文明、希臘文明、希伯來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恒河文明遺址，以及歐洲九十六座城市。由於考察過程中要跨越當今世界最恐怖的地區，又被電視追蹤直播，引起全球各地的極大關注。在考察過程中寫出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書籍，開創「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獲得兩岸三地諸多文學大獎，並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籍暢銷排行榜前列。曾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以及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地演講「中華文化史」和「中外文化對比史」。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 近年兼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奠基教授，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元智大學桂冠文學家。 |
仰望雲門一 近年來，我經常向大陸學生介紹臺灣文化。 當然，從文化人才的絕對數量來說，大陸肯定要多得多，優秀作品也會層出不窮。但是，從文化氣氛、文化底線、文化守護、文化品行等方面來看，臺灣至少在目前，明顯優於大陸。由於同是華人，對比相當直接；由於同是華人，學習又比較方便。我一直主張，大陸在這方面不妨謙虛一點，先到臺灣仔細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 我想從舞蹈家林懷民說起。 當今國際上最敬重哪幾個東方藝術家？在最前面的幾個名字中，一定有來自臺灣的林懷民。 真正的國際接受，不是一時轟動於哪個劇場，不是重金租演了哪個大廳，不是幾度獲得了哪些獎狀，而是一種長久信任的建立，一種殷切思念的延綿。 林懷民和他的「雲門舞集」，已經做到這樣。雲門早就成為全世界各大城市邀約最多的亞洲藝術團體，而且每場演出都讓觀眾愛得痴迷。雲門很少在宣傳中為自己陶醉，但亞洲、美洲、歐洲的很多地方，卻一直被它陶醉著。在它走後，還陶醉。 其實，雲門如此轟動，卻並不通俗。甚至可說，它很艱深。即使是國際間已經把它當作自己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廣大觀眾，也必須從啟蒙開始，一種有關東方美學的啟蒙。對西方人是如此，對東方人也是如此。 我覺得更深刻的是對東方人，因為有關自己的啟蒙，在諸種啟蒙中最為驚心動魄。 但是，林懷民並不是啟蒙者。他每次都會被自己的創作所驚嚇：怎麼會這樣！他發現當舞者們憑著天性迸發出一系列動作和節奏的時候，一切都遠遠超越事先設計。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劃定一個等級，來開啟這種創造的可能。 雲門的話題關及人類生存的根本，不可能具體。要給，也只給一個路標，雲門帶著觀眾走一條條雲水縹緲的大道。林懷民拒絕任何琳琅滿目的暗道小路。 舞者們超塵脫俗，赤誠袒露，成了一群完全洗去了尋常「文藝腔調」的苦行僧。他們在海灘上匍匐，在礁石間打坐，在紙墨間靜悟。潛修千日，彈跳一朝，一旦收身，形同草民。 只不過，這些草民剛剛與陶淵明種了花，跟鳩摩羅什誦了經，又隨王維看了山。 三 雲門使我對臺灣的文化氣氛，倍加敬重。 因為這麼一座安靜的藝術峰巔，幾乎整個社會都仰望著、護佑著、傳說著、靜等著，遠遠超出了文化界。 在臺灣，政治辯論激烈，八卦新聞也多，卻很少聽到有什麼傑出的藝術家受到了同行的傾軋、傳媒的圍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同行和傳媒不會這麼愚蠢，去傷害全民的精神坐標。林懷民和雲門，就是千家萬戶的「命根子」，誰都寶貝著。 林懷民在美國學舞蹈，師從葛蘭姆，再往上推，就是世界現代舞之母鄧肯。但是，在去美國之前，他在臺灣還有一個重要學歷。他的母校，培養過大量在臺灣非常顯赫的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但在幾年前一次校慶中，由全體校友和社會各界評選該校歷史上的「最傑出校友」，林懷民得票第一。 這不僅僅是他的驕傲。在我看來，首先是投票者的驕傲。因為這個投票結果表明，大家都懂輕重，知厚薄，明高低。 在文化和藝術面前，只能委屈校友中那些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了。其實他們一點兒也沒有感到委屈，全都抽筆寫下了同一個名字。對此，我感慨萬千。熙熙攘攘的臺北街市，吵吵鬧鬧的臺灣電視，乍一看並沒有發現多少含量，但只要林懷民和別的大藝術家一出來，大家剎時安靜，讓人們立即認知這個社會的品質。 記得美國一位早期政治家J亞當斯（John Adams,1735-1826）曾經說過： 我們這一代不得不從事軍事和政治，為的是讓我們兒子一代能從事科學和哲學，讓我們孫子一代能從事音樂和舞蹈。 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亞當斯我不太喜歡，但我喜歡他的這段話。 我想，林懷民在臺灣受尊敬的程度，似乎也與這段話有關。 四 同樣讓我想起亞當斯這段話的，還有臺灣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先生是國民黨名將白崇禧的愛子，照常理，很難完全不理會這個重大政治背景。如果他自己不理會，別人也會用各種方式牽絲攀藤。 但是，他對政治背景的不在意程度，已經到了連別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後來也寫過一本書《父親和民國》，筆調是那麼平靜，絲毫沒有我們常見的那種「貴胄之氣」。 二十幾年前海峽兩岸還處於極為嚴峻的對峙狀態，但白先勇先生卻超前來了。不是為了尋親，不是為了紀念，也不是為了投資，而是只為文化。他的＜遊園驚夢＞在大陸排演，由俞振飛先生擔任昆曲顧問，由我擔任文學顧問。這一來，讓他不小心讀到了我的文章。後來多少年所發生的事情，讓我現在一回想起來就深感歉疚。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薦給臺灣報刊。臺灣報刊就把一筆筆稿酬寄給他，讓他轉給我。但他當時還在美國西海岸的聖塔芭芭拉教書，而那時美國到中國的匯款還相當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郵局領款，把不整齊的款項湊成一個整數，然後再到郵局去寄給我。 我至今還保留著他寄來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收匯人和寄匯人的複雜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對照。須知，這可是現代世界最優秀的華人作家的親筆啊，居然寄得那麼多，多麼勤，多麼密。兩岸的政治對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學穿越，全被那些用重筆寫出的地址所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臺灣，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費巨大努力邀請的。他看到了我寫昆曲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不用誇張的語言，只從明代觀眾中痴迷的人數、程度和時間，來論證世界範圍內曾經最深入社會肌膚的戲劇範型是昆曲。他極為讚賞，讓我到臺灣發表演講。這也算是大陸學者的「第一次」吧，一時十分轟動又十分防範，連《中國時報》要採訪我都困難重重。一天晚上，聽說《中國時報》派了一名不能拒絕的重要記者來了。我一看，這名「記者」不是別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個晚上，他真像記者一樣問了我很多問題，絲毫沒有露出他既是文學大家、又是昆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他採訪我的身分，竟然是「特約記者」，這真讓我感動莫名。 對於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對於藝術得失，他絕不讓步。 對於我的辭職，他聽了等於沒聽；但有一次他不知道從哪兒聽來傳言，說我有可能要「擱筆」了，便立即遠道趕到上海，在我家裡長時間坐著，希望不是這樣。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著他儒雅卻已有點蒼老的臉龐。我一時走神，在心中自問：眼前這個人，似乎什麼也不在乎，卻那麼在乎文學，在乎藝術。他，難道就是那位著名將軍的後代嗎？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將軍如果九天有知，也會為他的後代高興，因為這符合了那位美國將軍亞當斯的構思。 五 從林懷民先生在旅館裡天天布置的鮮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記者的身分對我的採訪，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於擺脫實用，擺脫功利，走向儀式。 只有儀式，才能讓人拔離世俗，上升到千山肅穆、萬籟俱靜的高臺。 有人問我：「你說了臺灣文化的很多亮點，那麼，最重要又最難以摹仿的亮點是什麼？」 我回答：「儀式。那種溶解在生活處處的自發文化儀式。」 從四年前開始，臺灣最著名的《遠見》雜誌作出一個決定，他們雜誌定期評出一個「五星級市長」，作為對這個市長的獎勵，可以安排我到那個城市作一個演講。可見，他們心中的最高獎勵，還是文化。這樣的事情已經實行了很多次，每當我抵達前兩天，那個城市滿街都掛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個燈柱、電線杆上飄飄忽忽，像是我要競選高位。我想，至少在那兩天，這座城市進入了一個文化儀式。直到我講演完，全城的清潔工人一起動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一一拉下、捲起，扔進垃圾堆。 我在臺灣獲得過很多文學大獎，卻一直沒有機會參加頒獎儀式。原因是，從評獎到領獎，時間很短，我的簽證手續趕不上。但終於，二○一一年，我趕上了一次。 先有電話打來，通知我榮獲「桂冠文學家」稱號。光這麼一個消息我並不在意，但再聽下去就認真了。原來，這是臺灣對全球華語文學的一種隆重選拔，因此這次的評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王潤華教授。設獎至今幾十年，只評出過四名「桂冠文學家」，我是第五名。前面四名中，兩位我認識，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兩位已經去世。 頒獎儀式在元智大學，要我作長篇演講。然後，離開會場，我領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樹，由兩名工人推著，慢慢步行到栽植處。這條路不短，兩邊排滿了熱情的觀眾。到了栽植處，我看到一個美麗的亭子，亭子前面的園林中，確實已種了四棵樹，每棵樹下有一方自然形態的花崗石，上面刻著獲獎者的簽名。白先勇先生的簽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樹，則長得鬱鬱蔥蔥。我和幾個朋友一起鏟土、挖坑、栽樹、平整。做完，再抬頭看看樹冠，低頭看看簽名石，與圍觀者一一握手，然後輕步離開。 我想，這幾棵桂冠樹一定會長得很好。白先勇先生當年給我寫了那麼多橫穿地球的信，想把華語文學拉在一起，最後，居然是相依相傍。 於是，頒獎儀式也就成了生命儀式。 |
文化究竟是什麼？現在，中國到處都在擺弄文化，但很多人心中都擱著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沒人回答。 翻翻詞典湊個定義是容易的，但很多定義說了等於沒說。 中國突然渴求文化了，在還沒有弄清楚它是什麼的時候就渴求了。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精神契機，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必須百倍重視。 渴求是因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會清楚它究竟是什麼。因此，很多渴求都以提問的方式來表達。 對於文化問題，我決定用最誠懇、最隆重的方式來試著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個部分—— 一， 學理的回答； 二， 生命的回答； 三， 大地的回答 四， 古典的回答。 請容我分別加以說明。 學理的回答這主要是我在海內外的一些演講。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學獲頒榮譽博士稱號後的學術演講，聽講者除了廣大師生外，還有同時獲頒榮譽博士稱號的那些第一流科學家。因為是向科學家論述文化，因此力求講得嚴密、乾淨、周致。 第二篇，我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作為唯一受邀的中國演講者，論述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本性。演講時，與外國學者有比較尖銳的辯論。 第三篇，我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女士的對話。那一天，聯合國發布了自成立以來第一份有關文化的世界報告。我向到場的各國學者，對這份世界報告進行了系統論述。 其他兩篇漫談式的文章，可能比較切合當今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一篇是說個人身上的文化應該表現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說市長們應該如何來建設城市文化。 這些演講和文章加在一起，從學理上比較完整地回答了「何謂文化」的問題。但是，說是學理，卻並不艱深。艱深大多是為了掩蓋鮮活的真相，我沒有權利掩蓋，所以避免了。 生命的回答這是本書中最讓我動情的部分。一些已經離世的文化巨匠，幾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層奧祕。 謝晉的弱智兒子，天天在門孔上張望著，等待爸爸回來，結果連眉毛都磨光了。最後我們知道，謝家的門孔就是文化的象徵，在封閉的大門上尋找一個亮點，投出一份企盼。謝晉就像他兒子，在門孔上不離不棄。 文化在災難深重的日子裡應該有什麼作為？蕭伯納的中國學生黃佐臨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第三天就告別老師，遠赴國難。終於，他創造了在世界大戰中連續多年的藝術奇跡，展現了中華民族不屈的文化尊嚴。幾十年後，年邁的他又在極左時代創立了世界三大體系中的寫意戲劇觀，又一次震動國際文化界。 成長於五四運動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著將會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滿的回答。前半生做兩件事：「反封建」、「爭人道」；後半輩子做兩件事：「斥棍子」、「講真話」。都那麼樸素，卻概括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脈絡。 我在回憶自己與這些文化前輩溫馨交往的過程中，又加上了一位元自己並不認識的政治人物，這在我歷來的寫作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來總理。他在四十年前領導的文化重建，對於陷於極端民粹主義荼毒的中國文化的再生，十分重要，而且也與我本人息息相關。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尋石之路》兩篇文章來敘述。我後來為什麼能在諸多傷害中堅持文化？也順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寫了一位我不認識，卻在我每次受到傷害時都站出來維護我，而當我準備鄭重感謝時卻溘然離世的大學者。他，就是章培恒先生。我在文章中說，他像一頭遠行的駱駝，把倒下前的最後一口熱氣，也吐給了寒風中的另一頭駱駝，一頭他不認識的駱駝。當然，這是文化的悲壯。 以上幾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後一篇《仰望雲門》則寫了三位依然健在的臺灣文化耆宿林懷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們是如何對待文化的。 這幾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每次重讀都會一次次半途掩卷，讓心情恢復平靜。本該單獨出一本精緻小書，但仔細一想，還是讓它們擠在這裡共襄解讀文化的盛舉吧。生命不是概念，但最深的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況，這是一些什麼樣的生命！ 大地的回答文化雖然是一個極大的課題，卻又容易隨風飄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堅實的印記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處的文化遺址。 文化在中華大地上演出過多大的場面？只有遺跡可以見證。但是，這些遺跡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肅穆的廟，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闡釋、被說明，於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護和修復古蹟的過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礎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請誰來寫？據說好幾個地方還進行了民眾投票，大家對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國社會素重官場，卻把書寫碑文這樣的大事託付給一個並無官職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種質樸的文化傳承。有些「歷史重地」份量太重，我推辭再三，卻還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並不好寫。倒不是因為要與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銘詞賦作比較，而是我們作為現代人終於明白了，這是一種「公眾文本」。「公眾文本」必須適合當代普通人閱讀，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逞氣，否則就侵害了現代社會「公共空間」的倫理權利。因此我寫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韻，蒐集當地意見，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筆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側向於白話文。 碑文的書法也是我自己寫的，這倒是古代的傳統了。對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種「雙手合攏」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筆墨。朝拜的物件，正是山川間的巍巍勝跡。這是我平生所寫最大體量的文章和書法，感謝那麼多優秀的工匠，叮叮噹噹地把我們這一代的虔誠刻鑿到了花崗岩和漢白玉上。 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國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討論什麼是文化了。這個景象，讓我神往。 在那麼多大碑、公碑之後，我又悄悄加了一個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導演謝晉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對文化的一種回答。 古典的回答為了盡善盡美，我還請出了古人。 我選了幾個最權威的經典文本，把它們翻譯成了當代散文。 我對自己的翻譯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須在充分把握原文奧義的學術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詩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後用盡可能優美的白話散文予以表述。因此，這種翻譯，不是拉線搭橋，而是鑿通隧道，其難無比。難在還不能讓人看出來，而必須磨研硬塊，拂除藤葛，就像天生就是這麼平正暢達。 大家從四篇今譯中可以看到，佛陀、莊子、屈原、蘇軾是怎麼看待精神天地的。他們都不是文化的詮釋者，而是文化的創造者。在我看來，惟有創造，才能說明世界，說明文化。 至此，我覺得，對文化的回答已經相當完整。 我在翻譯的時候，又用行書抄寫了這幾篇經典的原文，已收入我幾部書法集。因此，也就順便在本書的每篇今譯之後附印了一點點我的書寫片段。前面的碑文書法我也選了一些片段放在書裡，也許會讓整本書顯得更加靈動、豐富一些。 如此這般，均祈教正。 壬辰年初夏於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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