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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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恨旅行。」
而我熱愛衝破我門和他們的邊界線，
從東亞各國回望台灣。
為什麼我們能如數家珍地說出西方的文化點滴，
卻不熟悉時時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東亞文化？
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
這些離台灣這麼靠近的國家，我們為什麼卻感到陌生？
我們有多少成見，使得我們不願意甚至迴避於認識這些地方？
而只把他們歸為｢外籍」或｢陌生」的一類，這些邊界是誰畫出來的？
從事媒體工作，具有人類學背景的阿潑，效法人類學家的精神，
到東亞各國旅行時不忘田野調查，尋找邊界如何具體而微地作用在不同國族的人群之中；
而阿潑也以與當地人同桌吃飯為目標，在深刻交流的過程中，發現了東亞並非想像中陌生，
台灣和他們也同樣有著因邊界而造成的憂鬱情景，而他們和台灣之間有各式各樣的關係。
她沿著邊界行走，一路追索著每條國界上那些難分難解的認同與曖昧的身分：
她在越南古芝地道體驗越戰的烙印，也前往南北韓38度線理解韓戰的寒冷；
她到澳門不住豪華酒店，而住進木板隔間的破舊旅館，看見城市嫖賭不分的難堪過去；
她從中國與北朝鮮邊境乘坐廉價巴士前往北京，體驗底層中國的生活；
她進入泰緬邊境小鎮探訪，甚至在越南火車上被警察誤以為是中國偷渡客。
一般旅客不敢做的事情，她都勇於嘗試，
原因在於，她想要更深入當地，重新越過憂鬱的邊界，找出認同為何困惑的答案。
「印尼華人幾乎不搭火車、巴士，他們只搭飛機。在他們的想像中，這些便宜的陸路交通工具滿是危險，又因為沒搭過，恐懼更被無限放大。但實際上不然，從雅加達到萬隆的『恐怖火車』，卻擁有空中巴士一般高級享受。沒有他們所說的壞印尼人。」這類刻板印象與文化偏見的打破，書中比比皆是。
阿潑站在東亞各國的邊界上，對每一個性鮮明但又揹負著跟台灣類似殖民歷史的國家，作出關於邊緣、身分、認同這幾個主題深刻且生動的描述，而她也點出了新一代人關於認同的想法。透過一次次邊界的旅行，阿潑勇往直前，她讓我們理解：在邊界之外，還有更多的邊界。
而這些邊界，在當今的社會與人心之中，始終曖昧地作用著。
作者簡介：
阿潑
六年級生，本名黃奕瀠，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擔任過記者、偏遠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志工和NGO工作者，現職為媒體工作者。將社會當成一個「田野」來觀察，尤其對文化議題感興趣，喜歡自學亞洲各國語言。渴望了解世界，喜歡自助旅行，總是發揮人類學家精神賴著當地人聊天，以「是否和當地人同桌吃飯」作為旅行成功與否指標。
曾著有《看不見的北京》。部落格是「哈囉～馬凌諾斯基」，臉書專頁為「島嶼無風帶」(https://www.facebook.com/anthropo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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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佳璋（公視全球現場節目主持人）
柯裕棻（作家、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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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
楊宗澧（社運工作者，曾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賴樹盛（NGO工作者）
簡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羅正心（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各方推薦 (按姓氏筆劃遞增排序)
記者阿潑不是一般的背包客，僅以經濟克難的方式踏行每個景點或聚落，而是透過強烈目的性與有計畫地在走訪他堅持關心的城鄉，且那些路線多半鮮少出現在旅遊書或遊記式部落格上。也因此她的文章，多了些來自記者專業調查訓練與深度訪談結果得出的人文味，不僅具閱讀趣味性，還帶些特有視角。
余佳璋（公視全球現場節目主持人）
再遠也不怕，再荒僻也不退懼，帶著遠闊的眼界和胸襟氣度走到山巔海角，她的旅行是尋找而非放棄，不是流浪或放逐，而是尋找問題與答案。
柯裕棻（作家、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我覺得，阿潑不只把旅行當作跑田野，更把整個大東亞當成巨型遊樂場，抱著破關的頑皮心情一關闖過一關。無奈心思太細密敏銳，冒險玩樂之際，又克制不住地認真起來哀傷感嘆兼反省。當然，阿潑沒有辜負記者與人類學家的身份。多年奔波，以她一如其名時而活潑時而潑辣的文字，累積出這本百轉千迴的田野筆記，帶領讀者進入謎一般的世界。
張正（四方報總編輯）
這是一部深情的邊境流浪史，作者從島嶼出發，在國界的交會發現，那位處大陸邊緣的家鄉，竟是如此深情。
張瑞昌（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我總用抽象的方式認識東南亞、韓中港澳，而阿潑則用具體的行走認識。作者揉合人類學式的、旅行書寫的、新聞題材的風格，任何習於從閱讀過程中增益認知與樂趣的人都會發現，本書讓人開卷有益。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
一本學術教科書難以完全打破那道台灣與東南亞社會之間的文化藩籬，但是一本人類學家的旅行筆記，也許就此扭轉你對東南亞的認同想像。
楊宗澧（社運工作者，曾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不算意外地發覺她連一般人最放鬆想好好享受的遠行，竟也能藉著街頭巷尾的哈拉閒聊寫下了這令人著迷的田野筆記。關於這位菜鳥人類學家觀看世間的獨有視角，以及對文化與社群的無盡關懷，絕對值得大夥好好捧讀此書盡情享受。
賴樹盛（NGO工作者）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一書的開頭說：｢我恨旅行」。而阿潑，一個熱愛旅行的文化記者，雖然她說她沒有繼續人類學研究，但是這本書記錄幾年來她旅行亞洲國家的所聞所思的主軸：邊界、身分與認同，卻是目前人類學極為重要的議題。
簡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邊界」是個無法避免的專有名詞，如果沒邊界，如何講模糊曖昧的地帶？然而有邊界，也正是情感無法安歇的因素！不得以而用「邊界」一詞，只好是「憂鬱的」。我們在書中看出，有政治的邊界、國家的邊界、文化的邊界、情感的邊界。原來在現實生活中，邊界並非單數。阿潑以人們的複雜處境，描繪出流動的、變化的、雜揉的邊界，並詳述在其中安身立命的故事。
羅正心（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推薦序
邊界時空中的記憶與真實 張翠容∕作
直到我執筆，寫這篇序言時，我似乎還未有機會與阿潑見一面。但，我們通過好幾次電郵，源起於她在我的部落格留下了一些感言，字裡行間充滿她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卻又不失對世界的熱情、好奇與關懷。
她告訴我，她唸的是新聞糸，在記者這個行業徘徊不定，有志難抒。相信這是多少鍾情於新聞工作的同行的心聲。當年，我不也與阿潑一樣嗎？！
那不如自己走出去吧！
想不到，我在書中曾提及到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的事跡及其作品，對阿潑有如此深刻的影響。事實上，我們在部落格上的談話，就是從卡普欽斯基開始，並在談話中不知不覺跨越了一個又一個的邊界。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
這是卡普欽斯基的《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中文版書腰一句很醒目的說話。
就這樣，卡普欽斯基也拖著阿潑走出自身經驗的邊境。有趣的是，今次，阿潑所走過的亞洲地方，這包括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可能反過來，令卡普欽斯基更有所好奇。他本來對東方一直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因此他跑進印度與中國。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多少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多元文化的時代、歐洲大陸以外的社會和文化在人類大家庭中，將會享有自己的尊嚴並得到應有的尊重。」
卡普辛斯基還說：「那些令你著迷的國家會激起你對生活的激情，那些剛剛崛起的新大陸，盡管那裡還存在著貧困和飢餓，但這一切都與對美好明天的憧憬相隨。」
卡普辛斯基或許有一個遺願，就是有機會多往亞洲其他地方，感受該地區的歷史、族群、文化的多樣性。阿潑好像明白了卡氏的心底渴望。我把她的書稿一路讀來，竟然看到卡氏的身影。
例如，阿潑在書中處處對歷史作深思：
「我們對過去政治疆界的想像和理解經常被現代國家（nation）的概念所綑綁，所以有時候很難理解東南亞國家歷史的推演，因為他們的國界隨著權力中心的轉移而變化，權力中心衰弱時，遠處的城邦就會效忠於其他王國。因此，每當學者談論舊東南亞王國時，都會談到『曼陀羅（mandala）』，這個梵語有『權力圈』的意思。」
但，也有與當地文化互動時所產生的趣味：
「只是，我們對政治觀察的興趣還是比不上『尋找鬥雞』，儘管最終的收穫只是發現街頭幾隻受傷的公雞，但伊斯蘭教斷食日和殺牛宰羊的慶典我們倒是在爪哇的第二早就遇上了。在分食的前天，整個雅加達街頭巷尾都可以看到被拴綁在路邊的羊，我避之不願參與，以為繞過清真寺就好，不料早晨才走出門，就看到一群嚇得腿軟的羊咩咩，還有另一角聚集的人們及地上清楚的血跡，嚇得我拔腿就跑，趕忙回去，而這也是我在印尼唯一一次奔跑——當然跳進的，還是自家旅館的院子。」
更有對不同族群命運的探討：
「賴樹盛提到一個克倫族菁英的故事：他的父母是公職人員，推崇緬甸政權，但當他獲知自己因克倫族的身分而未能分發到醫學院時，便開始反思族群問題，最終放棄學業投身反政府運動。而後，便不停出入牢獄，最後只得避走他鄉，進入叢林，並加入了克倫獨立國武裝部隊，大半生都和死神搏鬥著。一次在泰國克倫人的協助下，他來到了泰國，躺在醫院裡休養期間，恰巧遇到皇太后巡視邊境，幸運取得居留權，不過，卻得用三個條件來交換：不能碰毒品、不能違反法律，不能碰政治，否則要驅逐出境。」
這不正是卡普欽斯基所善用的寫作手法？！當然，卡氏是位報導文學的高手，已屬大師級；在他面前，我和阿潑只是後輩與學生，可幸我們找到了座標。
與卡氏的文學書寫不同，阿潑寫來尤如人類學者式的報導，原來她的確也曾唸過人類學。
作為人類學畢業生，她對邊界有一種複雜的情感。站在邊界上，她有那些「魂牽夢繞要做的事」：去跨越一下國境，探究一下國界的那邊究竟能看到什麼？，
她巨細無遺一一記錄下來，為的是讓真實說話，以抗衡人類的無知與遺忘；同時也免於我們陷入狹隘的地方主義。一般而言，地方主義所指的是地理空間，即是人容易把自己的思維受身處的物質空間影響，並誤將之普及化。但，有另一種地方主義是屬於時間上的，在這裡， 歷史成為一個時代某些生存者的財產。
只有不斷行走，走出我們經驗與人為的邊界，才能對抗遺忘與狹隘的地方主義。
阿潑是不一樣的旅者，這本書亦是不一樣的旅行札記。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旅行所能帶給我們的所謂逃避，除了讓我們面對我們歷史裡面比較不幸的那面外，還能提供些什麼呢？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這麼多我們現在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創造這些神奇事物的同時，也免不了製造相應的病象出來。」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當中書寫了他的旅行和田野紀事，他批評了所謂的旅行文學，卻也反思旅行所見：「我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的垃圾，丟擲在人類的臉面上。」
《憂鬱的熱帶》這本書瀰漫著濃重的悲觀主義，感嘆著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而許多族群文化也因而慢慢消失、溶解。法國的戰後情緒和故事，也影響著李維史陀，所以他又說：「旅行，那些塞滿各種夢幻似的許諾，如魔術一般的箱子，再也無法提供什麼未經變造破壞過的寶藏了。一個四處擴伸、興奮過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擊破，再也無法還原了。」
二次大戰後，許多非西方文化從帝國的靴子底冒了出來，許多著名人類學家都在此刻大展拳腳，成為這些族群文化的見證者，他們的田野地都在帝國邊陲，而這些地方的人們在被殖民多年後，聲音慢慢浮現，世界的多元性也才躍然在人們的見聞中。當然，這樣的異文化或許暫時像個舞台上的丑角一般，被媒體扭曲呈現，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去哪裡，召喚出一群人、一種文化。這是人類學家旅行的必要。
我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自助旅行，是進入人類所之前的暑假。那是九一一發生快滿一年之際，當時文明衝突論仍不斷被討論著，杭亭頓談「全球化和文明衝突論」與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像是對立一般辯論著，但國家和國家、區域和區域的爭鬥，不會因此越辯越明，我也因而感到悲觀，雖不覺得重拾書本就能帶來解答，但至少遁入研究中，可以躲避塵世。
我在讀研究所期間，學到了邊界理論（boundary），這似乎解釋了族群紛爭何以不停發生在你我周邊。社會人類學家巴斯（Fredrik Barth）認為，族群界線的維繫可讓一個族群團體和其他群體分開來，並使該族群延續下去，而任何族群團體的內涵和文化素材是明顯存在著的，換句話說，和血統、地理、親族、語言等等看似原生且根本的族群分別方法比起來，源於文化和歷史記憶的群體意識，才是族群自我認同和延續的原因；然而，標示界線的文化特徵會改變，群體的文化特質也會被轉化，甚至群體的組織形式也會被改變，但只要持續將群體成員和外人二分，就可以繼續標示出這個延續性的特質，並探究變動中的文化形式和內容。再更白話地說，只要區分「自我」和「他者」的界線維繫著，那麼這個族群團體就會繼續存在下去。
這不禁讓人想到小時候，我們總和鄰座同學在書桌上畫線，彼此警告：「不可以跨線！」我們各自守著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偶爾仍會偷偷將鉛筆盒挪過去一點、書包推過去一點，或利用手肘「偷跨」，也會在對方稍微侵犯領域時大叫：「你跨過線了！」就像瞪仇人一樣，狠狠瞪對方一眼。
很多時候，「國家」是區分你我的那條界線，但國家和國界，能解釋你我的差別和爭鬥嗎？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在電影《鸛鳥踟躕》中，藉著一位電視台記者亞歷山大到希臘邊境採訪，引出了邊界的問題──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邊界線是一道由紅白藍三個顏色畫成的線，駐守邊防的上校對亞歷山大說，「跨過這條線，你要不就是出了國，要不就是死亡了。」因為對面警衛持著機關槍，隨時可以格斃私自越境的人。兩岸的軍隊，隨時都要防止對面的人過來，但兩岸的人卻透過河流分享彼此的音樂，甚至舉辦一場隔岸對望的婚禮──這對新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參加婚禮的人是同個村子的人，但國界一畫，各自屬於不同國家，連結婚都要靠想像。
然而，跨越國界了又如何呢？可能也面臨死亡，但也可能活著到達另一個國家。順利活著逃到希臘的難民，都在希臘邊境小鎮聚集著，他們以為逃離戰禍，卻又遇上了「死亡邊界」──看到一樁因族群衝突而起的謀殺，上校無奈的說，「我根本弄不明白，人們越境而來，只為找到自由。這是上帝的棄地，世界變得很小。沒有人搞清楚是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衝突，還是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的衝突，還是革命者與投機分子的衝突。他們在這裡稱作投機分子。」在難民營裡大家都沉默活著，因為不同信仰和民族差異讓他們之間衝突一觸即發，他們每天都避免碰觸到族群和生死界線，否則可能又會遇上死亡。
「他們好不容易逃出邊界，又遇上邊界。」
邊界，是無所不在的，就像我們的影子一樣。身分邊界就是我們的影子。
身分邊線是不斷變動著的，要確定「我是誰」，往往都需要先知道「我不是誰」。而這些故事往往都從旅行或移動開始。旅行或是移動（移民或移工），是一種改變原本狀態的行為，它強迫你離開原來的位子、接觸生活範圍之外的人群，因為變化，感官格外敏銳。而跨越國界的旅行，更會讓人意識到國家和自己的關係──畢竟，得帶著一本合法申請的護照，而那證明你具有自由跨越國境的身分，你得拿著這本護照去宣告你是誰。
而我，就在國界裡裡外外擺盪了十餘年後，生成了這麼一本關於邊界、身分和認同的書。
「揹著人類學旅行」構築了我的智性世界，我不曾想像自己投身枯燥的學術研究工作，實在難以妄稱是個人類學家，但學術訓練卻琢磨了我尖銳的稜角，讓我敏感於所有街頭巷尾的訊息和口語動作，對每一個相遇毫無防備，打開感官接受每一個異文化的刺激，去傾聽而後真正理解這些庶民的小感嘆，其實都能拉出來一段大敘事。每個人類，每個生命，每個生活，都由微觀構成，關注這些微觀，那些宏觀敘事才能真正發生意義。
當我對全球化乃至於文明衝突感到疑惑時，這些旅途中聽到的故事，給了我不少反饋。請恕我再次引用《憂鬱的熱帶》：「人類學家自己是人類的一分子，可是他想從一個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斷人類，那個觀點必須高遠到使他可以忽視一個個別社會、個別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和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遠離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長久的時間；由於曾經經歷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環境改變，使他染上一種長久不癒的無根性；最後，他沒有辦法在任何地方覺得適得其所；置身家鄉，他在心理上已成殘廢。」李維史陀這段話說明了，為什麼我總是想離開台灣，離開熟悉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到不遠的他方旅行，我總覺得，在那裡，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故鄉的位置。
我所去的這些國家，都和台灣有著類似的文化和歷史，包含宗教、米食還有語言，甚至是移民、殖民和日軍入侵等等印記。可惜的是，當許多台商前進東南亞經商，而許多東南亞的人民嫁來台灣或在此工作，原本應該互有交流相互認識，但彼此之間卻仍像陌生人一般，有著莫名所以的隔閡、防備或緊張。明明他們離我們很近，我們卻不了解他們，但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鄰近國家，我們又怎麼認識自己呢？我開始意識到對這些國家在我們的認知中竟如此蒼白貧乏。
當我累積越多次旅行、學習越多語言，才了解這些國家和台灣有或近或遠的關係，也才知道台北的古地名有許多甚至是菲律賓文（Tagalog）和馬來文，甚至那些國家發生的大大小小歷史事件，也影響了台灣。這些故事和相互影響，反反覆覆出現在我的所見所聞中，形成一個共振的頻率，擊打著我，我突然了解，越是怯於認識他人，越是會複製偏見和仇恨言論，也越是加強心裡的邊界，衝突自然就存在了。
就在越南「邊界的誤會」發生後幾年，我在台北聽到類似的故事：一位申請來師大學中文的越南人，剛來台灣還沒拿到學生證，當他和一位在台大讀書的馬來西亞人同在一家餐廳打工時，卻被惡意舉報為「大陸偷渡客」，兩個人都被抓到警察局盤問。那時，警察明顯善待擁有台大學生證的馬來西亞華人朋友，卻對語言不通的越南人極不友善，最後，不僅將他關了起來，還遣返回國。
當這位馬來西亞朋友說起這段經歷時，熟悉感油然而生，我立刻想起那段不分青紅皂白就被逼得在越南文件上簽名的經歷，於是也能同理那位越南朋友有口難言的屈辱。當我們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異鄉人包持著懷疑或者偏見時，難道不需要想想自己在異鄉時能否忍受同樣的眼光？很簡單的同理心而已。
即使區分你我他的這種邊界，並不可能在心理消除，但我們可以讓這些邊界不那麼霸道的存在，可以允許它暫時消融，所以，請試著讓自己跨出國界、跨越歷史和心理的邊界，認識其他國家、其他族群、其他原以為不同的人，那麼你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就是我們，我們也會是他們，然後，我們才會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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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越南古芝地道，你怎麼可能「懂」越戰？
文／Anderson
該怎樣才能看到超出自身的事物？該怎樣才能獲得那些原先永遠不可能獲得的眼界？該怎樣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comfort zone，用他人的眼睛去看他們，用他人的耳朵去聽他們，用他人的心去感受他們？
在這年代，旅行哪是什麼稀奇的事？背包旅行、深度旅遊、壯遊…..，隨人們怎麼命名，每一種似乎都信手拈來，理所當然無比。…..可真是這樣嗎？如果問題不在於你「去過哪裡」，而是「怎麼待在那裡」呢？我們要怎麼瞭解那究竟有什麼差別呢？
愛旅行、對「自身之外」或「更大而未知的自身與世界」感到迷惑也著迷的讀者，請別錯過這本《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
這書作者阿潑，本名黃奕瀠，原本念新聞、人類學，出社會後當過記者、偏遠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志工和NGO工作者。在他眼中，「田野」不是特定地點，而該是整個社會。《憂鬱的邊界》想詰問什麼呢？關鍵字就是書名中的「邊界」兩字，在作者眼中，問題從來來自所謂邊界的概念，但我們又只能從邊界這個概念，去破解這承襲已久的無數迷思。
表面上，「邊界」或「界線」的寫定，跟著確立某一筆文化特徵、群體的文化特質與組織形式，但情況比這還要複雜很多。當邊界最初只是一種暫且的或說在特定題目上的劃定，可當人們把它視為不可侵犯的理解的唯一起點與終點時，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凝視和想像，就只能被這些線條箍住，再無可能。
越南、柬埔寨、寮國、印尼、澳門、馬來西亞、緬甸、越南…..，《憂鬱的邊界》可以看為一次又一次的突圍，這並不是說阿潑的旅程怎樣特異或驚世駭俗，反而剛好是相反過來，他要深入的是，我們原本會自然而然看不見的，最底下的凡常的「我是誰」？
每到一處必與當地人同桌吃飯聊天、用自己的腳沿著邊界線行走、親至越南古芝地道以真正「看見」越戰，站上南北韓38度線，住進城市底層破舊旅館並進入該個城市嫖賭不分的現在與過去，邊境的廉價巴士，越南火車上遭遇誤會……。讀著標題事蹟與地點，原以為並不陌生，但到底有誰「真正走一遭」？《憂鬱的邊界》裡所一字一句紀錄下的更深入的聽、看、思，因此立即而襲捲性地令我們震撼於「真實」之於「固著成見」這中間的位移。
《憂鬱的邊界》是一本思索深刻但也充滿動能的書，作者領我們走著、想著，再走、再想，貫穿旅途的，是關於「自我」與「他者」的反省。我們或許每個人都去過很多地方，聽過很多故事，但唯有等到認清並跨出自己心中隱形但堅固的那條邊界，我們才能真正進入別人的故事。
「我恨旅行。」
而我熱愛衝破我門和他們的邊界線，
從東亞各國回望台灣。
為什麼我們能如數家珍地說出西方的文化點滴，
卻不熟悉時時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東亞文化？
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
這些離台灣這麼靠近的國家，我們為什麼卻感到陌生？
我們有多少成見，使得我們不願意甚至迴避於認識這些地方？
而只把他們歸為｢外籍」或｢陌生」的一類，這些邊界是誰畫出來的？
從事媒體工作，具有人類學背景的阿潑，效法人類學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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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潑也以與當地人同桌吃飯為目標，在深刻交流的過程中，發現了東亞並非想像中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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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潑站在東亞各國的邊界上，對每一個性鮮明但又揹負著跟台灣類似殖民歷史的國家，作出關於邊緣、身分、認同這幾個主題深刻且生動的描述，而她也點出了新一代人關於認同的想法。透過一次次邊界的旅行，阿潑勇往直前，她讓我們理解：在邊界之外，還有更多的邊界。
而這些邊界，在當今的社會與人心之中，始終曖昧地作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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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潑
六年級生，本名黃奕瀠，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擔任過記者、偏遠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志工和NGO工作者，現職為媒體工作者。將社會當成一個「田野」來觀察，尤其對文化議題感興趣，喜歡自學亞洲各國語言。渴望了解世界，喜歡自助旅行，總是發揮人類學家精神賴著當地人聊天，以「是否和當地人同桌吃飯」作為旅行成功與否指標。
曾著有《看不見的北京》。部落格是「哈囉～馬凌諾斯基」，臉書專頁為「島嶼無風帶」(https://www.facebook.com/anthropo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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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遠也不怕，再荒僻也不退懼，帶著遠闊的眼界和胸襟氣度走到山巔海角，她的旅行是尋找而非放棄，不是流浪或放逐，而是尋找問題與答案。
柯裕棻（作家、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我覺得，阿潑不只把旅行當作跑田野，更把整個大東亞當成巨型遊樂場，抱著破關的頑皮心情一關闖過一關。無奈心思太細密敏銳，冒險玩樂之際，又克制不住地認真起來哀傷感嘆兼反省。當然，阿潑沒有辜負記者與人類學家的身份。多年奔波，以她一如其名時而活潑時而潑辣的文字，累積出這本百轉千迴的田野筆記，帶領讀者進入謎一般的世界。
張正（四方報總編輯）
這是一部深情的邊境流浪史，作者從島嶼出發，在國界的交會發現，那位處大陸邊緣的家鄉，竟是如此深情。
張瑞昌（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我總用抽象的方式認識東南亞、韓中港澳，而阿潑則用具體的行走認識。作者揉合人類學式的、旅行書寫的、新聞題材的風格，任何習於從閱讀過程中增益認知與樂趣的人都會發現，本書讓人開卷有益。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
一本學術教科書難以完全打破那道台灣與東南亞社會之間的文化藩籬，但是一本人類學家的旅行筆記，也許就此扭轉你對東南亞的認同想像。
楊宗澧（社運工作者，曾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不算意外地發覺她連一般人最放鬆想好好享受的遠行，竟也能藉著街頭巷尾的哈拉閒聊寫下了這令人著迷的田野筆記。關於這位菜鳥人類學家觀看世間的獨有視角，以及對文化與社群的無盡關懷，絕對值得大夥好好捧讀此書盡情享受。
賴樹盛（NGO工作者）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一書的開頭說：｢我恨旅行」。而阿潑，一個熱愛旅行的文化記者，雖然她說她沒有繼續人類學研究，但是這本書記錄幾年來她旅行亞洲國家的所聞所思的主軸：邊界、身分與認同，卻是目前人類學極為重要的議題。
簡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邊界」是個無法避免的專有名詞，如果沒邊界，如何講模糊曖昧的地帶？然而有邊界，也正是情感無法安歇的因素！不得以而用「邊界」一詞，只好是「憂鬱的」。我們在書中看出，有政治的邊界、國家的邊界、文化的邊界、情感的邊界。原來在現實生活中，邊界並非單數。阿潑以人們的複雜處境，描繪出流動的、變化的、雜揉的邊界，並詳述在其中安身立命的故事。
羅正心（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推薦序
邊界時空中的記憶與真實 張翠容∕作
直到我執筆，寫這篇序言時，我似乎還未有機會與阿潑見一面。但，我們通過好幾次電郵，源起於她在我的部落格留下了一些感言，字裡行間充滿她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卻又不失對世界的熱情、好奇與關懷。
她告訴我，她唸的是新聞糸，在記者這個行業徘徊不定，有志難抒。相信這是多少鍾情於新聞工作的同行的心聲。當年，我不也與阿潑一樣嗎？！
那不如自己走出去吧！
想不到，我在書中曾提及到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的事跡及其作品，對阿潑有如此深刻的影響。事實上，我們在部落格上的談話，就是從卡普欽斯基開始，並在談話中不知不覺跨越了一個又一個的邊界。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
這是卡普欽斯基的《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中文版書腰一句很醒目的說話。
就這樣，卡普欽斯基也拖著阿潑走出自身經驗的邊境。有趣的是，今次，阿潑所走過的亞洲地方，這包括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可能反過來，令卡普欽斯基更有所好奇。他本來對東方一直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因此他跑進印度與中國。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多少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多元文化的時代、歐洲大陸以外的社會和文化在人類大家庭中，將會享有自己的尊嚴並得到應有的尊重。」
卡普辛斯基還說：「那些令你著迷的國家會激起你對生活的激情，那些剛剛崛起的新大陸，盡管那裡還存在著貧困和飢餓，但這一切都與對美好明天的憧憬相隨。」
卡普辛斯基或許有一個遺願，就是有機會多往亞洲其他地方，感受該地區的歷史、族群、文化的多樣性。阿潑好像明白了卡氏的心底渴望。我把她的書稿一路讀來，竟然看到卡氏的身影。
例如，阿潑在書中處處對歷史作深思：
「我們對過去政治疆界的想像和理解經常被現代國家（nation）的概念所綑綁，所以有時候很難理解東南亞國家歷史的推演，因為他們的國界隨著權力中心的轉移而變化，權力中心衰弱時，遠處的城邦就會效忠於其他王國。因此，每當學者談論舊東南亞王國時，都會談到『曼陀羅（mandala）』，這個梵語有『權力圈』的意思。」
但，也有與當地文化互動時所產生的趣味：
「只是，我們對政治觀察的興趣還是比不上『尋找鬥雞』，儘管最終的收穫只是發現街頭幾隻受傷的公雞，但伊斯蘭教斷食日和殺牛宰羊的慶典我們倒是在爪哇的第二早就遇上了。在分食的前天，整個雅加達街頭巷尾都可以看到被拴綁在路邊的羊，我避之不願參與，以為繞過清真寺就好，不料早晨才走出門，就看到一群嚇得腿軟的羊咩咩，還有另一角聚集的人們及地上清楚的血跡，嚇得我拔腿就跑，趕忙回去，而這也是我在印尼唯一一次奔跑——當然跳進的，還是自家旅館的院子。」
更有對不同族群命運的探討：
「賴樹盛提到一個克倫族菁英的故事：他的父母是公職人員，推崇緬甸政權，但當他獲知自己因克倫族的身分而未能分發到醫學院時，便開始反思族群問題，最終放棄學業投身反政府運動。而後，便不停出入牢獄，最後只得避走他鄉，進入叢林，並加入了克倫獨立國武裝部隊，大半生都和死神搏鬥著。一次在泰國克倫人的協助下，他來到了泰國，躺在醫院裡休養期間，恰巧遇到皇太后巡視邊境，幸運取得居留權，不過，卻得用三個條件來交換：不能碰毒品、不能違反法律，不能碰政治，否則要驅逐出境。」
這不正是卡普欽斯基所善用的寫作手法？！當然，卡氏是位報導文學的高手，已屬大師級；在他面前，我和阿潑只是後輩與學生，可幸我們找到了座標。
與卡氏的文學書寫不同，阿潑寫來尤如人類學者式的報導，原來她的確也曾唸過人類學。
作為人類學畢業生，她對邊界有一種複雜的情感。站在邊界上，她有那些「魂牽夢繞要做的事」：去跨越一下國境，探究一下國界的那邊究竟能看到什麼？，
她巨細無遺一一記錄下來，為的是讓真實說話，以抗衡人類的無知與遺忘；同時也免於我們陷入狹隘的地方主義。一般而言，地方主義所指的是地理空間，即是人容易把自己的思維受身處的物質空間影響，並誤將之普及化。但，有另一種地方主義是屬於時間上的，在這裡， 歷史成為一個時代某些生存者的財產。
只有不斷行走，走出我們經驗與人為的邊界，才能對抗遺忘與狹隘的地方主義。
阿潑是不一樣的旅者，這本書亦是不一樣的旅行札記。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旅行所能帶給我們的所謂逃避，除了讓我們面對我們歷史裡面比較不幸的那面外，還能提供些什麼呢？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這麼多我們現在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創造這些神奇事物的同時，也免不了製造相應的病象出來。」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當中書寫了他的旅行和田野紀事，他批評了所謂的旅行文學，卻也反思旅行所見：「我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的垃圾，丟擲在人類的臉面上。」
《憂鬱的熱帶》這本書瀰漫著濃重的悲觀主義，感嘆著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而許多族群文化也因而慢慢消失、溶解。法國的戰後情緒和故事，也影響著李維史陀，所以他又說：「旅行，那些塞滿各種夢幻似的許諾，如魔術一般的箱子，再也無法提供什麼未經變造破壞過的寶藏了。一個四處擴伸、興奮過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擊破，再也無法還原了。」
二次大戰後，許多非西方文化從帝國的靴子底冒了出來，許多著名人類學家都在此刻大展拳腳，成為這些族群文化的見證者，他們的田野地都在帝國邊陲，而這些地方的人們在被殖民多年後，聲音慢慢浮現，世界的多元性也才躍然在人們的見聞中。當然，這樣的異文化或許暫時像個舞台上的丑角一般，被媒體扭曲呈現，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去哪裡，召喚出一群人、一種文化。這是人類學家旅行的必要。
我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自助旅行，是進入人類所之前的暑假。那是九一一發生快滿一年之際，當時文明衝突論仍不斷被討論著，杭亭頓談「全球化和文明衝突論」與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像是對立一般辯論著，但國家和國家、區域和區域的爭鬥，不會因此越辯越明，我也因而感到悲觀，雖不覺得重拾書本就能帶來解答，但至少遁入研究中，可以躲避塵世。
我在讀研究所期間，學到了邊界理論（boundary），這似乎解釋了族群紛爭何以不停發生在你我周邊。社會人類學家巴斯（Fredrik Barth）認為，族群界線的維繫可讓一個族群團體和其他群體分開來，並使該族群延續下去，而任何族群團體的內涵和文化素材是明顯存在著的，換句話說，和血統、地理、親族、語言等等看似原生且根本的族群分別方法比起來，源於文化和歷史記憶的群體意識，才是族群自我認同和延續的原因；然而，標示界線的文化特徵會改變，群體的文化特質也會被轉化，甚至群體的組織形式也會被改變，但只要持續將群體成員和外人二分，就可以繼續標示出這個延續性的特質，並探究變動中的文化形式和內容。再更白話地說，只要區分「自我」和「他者」的界線維繫著，那麼這個族群團體就會繼續存在下去。
這不禁讓人想到小時候，我們總和鄰座同學在書桌上畫線，彼此警告：「不可以跨線！」我們各自守著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偶爾仍會偷偷將鉛筆盒挪過去一點、書包推過去一點，或利用手肘「偷跨」，也會在對方稍微侵犯領域時大叫：「你跨過線了！」就像瞪仇人一樣，狠狠瞪對方一眼。
很多時候，「國家」是區分你我的那條界線，但國家和國界，能解釋你我的差別和爭鬥嗎？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在電影《鸛鳥踟躕》中，藉著一位電視台記者亞歷山大到希臘邊境採訪，引出了邊界的問題──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邊界線是一道由紅白藍三個顏色畫成的線，駐守邊防的上校對亞歷山大說，「跨過這條線，你要不就是出了國，要不就是死亡了。」因為對面警衛持著機關槍，隨時可以格斃私自越境的人。兩岸的軍隊，隨時都要防止對面的人過來，但兩岸的人卻透過河流分享彼此的音樂，甚至舉辦一場隔岸對望的婚禮──這對新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參加婚禮的人是同個村子的人，但國界一畫，各自屬於不同國家，連結婚都要靠想像。
然而，跨越國界了又如何呢？可能也面臨死亡，但也可能活著到達另一個國家。順利活著逃到希臘的難民，都在希臘邊境小鎮聚集著，他們以為逃離戰禍，卻又遇上了「死亡邊界」──看到一樁因族群衝突而起的謀殺，上校無奈的說，「我根本弄不明白，人們越境而來，只為找到自由。這是上帝的棄地，世界變得很小。沒有人搞清楚是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衝突，還是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的衝突，還是革命者與投機分子的衝突。他們在這裡稱作投機分子。」在難民營裡大家都沉默活著，因為不同信仰和民族差異讓他們之間衝突一觸即發，他們每天都避免碰觸到族群和生死界線，否則可能又會遇上死亡。
「他們好不容易逃出邊界，又遇上邊界。」
邊界，是無所不在的，就像我們的影子一樣。身分邊界就是我們的影子。
身分邊線是不斷變動著的，要確定「我是誰」，往往都需要先知道「我不是誰」。而這些故事往往都從旅行或移動開始。旅行或是移動（移民或移工），是一種改變原本狀態的行為，它強迫你離開原來的位子、接觸生活範圍之外的人群，因為變化，感官格外敏銳。而跨越國界的旅行，更會讓人意識到國家和自己的關係──畢竟，得帶著一本合法申請的護照，而那證明你具有自由跨越國境的身分，你得拿著這本護照去宣告你是誰。
而我，就在國界裡裡外外擺盪了十餘年後，生成了這麼一本關於邊界、身分和認同的書。
「揹著人類學旅行」構築了我的智性世界，我不曾想像自己投身枯燥的學術研究工作，實在難以妄稱是個人類學家，但學術訓練卻琢磨了我尖銳的稜角，讓我敏感於所有街頭巷尾的訊息和口語動作，對每一個相遇毫無防備，打開感官接受每一個異文化的刺激，去傾聽而後真正理解這些庶民的小感嘆，其實都能拉出來一段大敘事。每個人類，每個生命，每個生活，都由微觀構成，關注這些微觀，那些宏觀敘事才能真正發生意義。
當我對全球化乃至於文明衝突感到疑惑時，這些旅途中聽到的故事，給了我不少反饋。請恕我再次引用《憂鬱的熱帶》：「人類學家自己是人類的一分子，可是他想從一個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斷人類，那個觀點必須高遠到使他可以忽視一個個別社會、個別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和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遠離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長久的時間；由於曾經經歷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環境改變，使他染上一種長久不癒的無根性；最後，他沒有辦法在任何地方覺得適得其所；置身家鄉，他在心理上已成殘廢。」李維史陀這段話說明了，為什麼我總是想離開台灣，離開熟悉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到不遠的他方旅行，我總覺得，在那裡，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故鄉的位置。
我所去的這些國家，都和台灣有著類似的文化和歷史，包含宗教、米食還有語言，甚至是移民、殖民和日軍入侵等等印記。可惜的是，當許多台商前進東南亞經商，而許多東南亞的人民嫁來台灣或在此工作，原本應該互有交流相互認識，但彼此之間卻仍像陌生人一般，有著莫名所以的隔閡、防備或緊張。明明他們離我們很近，我們卻不了解他們，但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鄰近國家，我們又怎麼認識自己呢？我開始意識到對這些國家在我們的認知中竟如此蒼白貧乏。
當我累積越多次旅行、學習越多語言，才了解這些國家和台灣有或近或遠的關係，也才知道台北的古地名有許多甚至是菲律賓文（Tagalog）和馬來文，甚至那些國家發生的大大小小歷史事件，也影響了台灣。這些故事和相互影響，反反覆覆出現在我的所見所聞中，形成一個共振的頻率，擊打著我，我突然了解，越是怯於認識他人，越是會複製偏見和仇恨言論，也越是加強心裡的邊界，衝突自然就存在了。
就在越南「邊界的誤會」發生後幾年，我在台北聽到類似的故事：一位申請來師大學中文的越南人，剛來台灣還沒拿到學生證，當他和一位在台大讀書的馬來西亞人同在一家餐廳打工時，卻被惡意舉報為「大陸偷渡客」，兩個人都被抓到警察局盤問。那時，警察明顯善待擁有台大學生證的馬來西亞華人朋友，卻對語言不通的越南人極不友善，最後，不僅將他關了起來，還遣返回國。
當這位馬來西亞朋友說起這段經歷時，熟悉感油然而生，我立刻想起那段不分青紅皂白就被逼得在越南文件上簽名的經歷，於是也能同理那位越南朋友有口難言的屈辱。當我們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異鄉人包持著懷疑或者偏見時，難道不需要想想自己在異鄉時能否忍受同樣的眼光？很簡單的同理心而已。
即使區分你我他的這種邊界，並不可能在心理消除，但我們可以讓這些邊界不那麼霸道的存在，可以允許它暫時消融，所以，請試著讓自己跨出國界、跨越歷史和心理的邊界，認識其他國家、其他族群、其他原以為不同的人，那麼你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就是我們，我們也會是他們，然後，我們才會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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