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兄弟【上部】

兄弟【下部】

◎2008法國國際通訊外國小說獎Prix Courrier International

◎2006新浪圖書年度風雲榜

◎2006年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

◎2006年行政院新聞局第26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書單

◎2005博客來網路書店年度之最／文學小說

◎2009法國首屆《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

活著

●香港「博益」十五本好書獎（1994）

●台灣《中國時報》十大好書獎（1994）

●義大利格林紮納‧卡佛文學獎最高獎項（1998）

●第三屆世界華文冰心文學獎（2002）

●入選香港《亞洲週刊》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

〈錄像帶電影〉，〈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筆記〉，〈我二十多年前去過西藏〉，〈文學中的現實〉



錄像帶電影

　　

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時我正在魯迅文學院上學，我從北京東部的十里堡來到西部的雙榆樹，擠進狹窄和慢速的電梯，然後用手指的關節敲響吳濱的家門。當時吳濱剛剛發表了一組《城市獨白》的小說，意氣風發地和王朔他們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馬」的影視創作公司。現在我已經忘記了自己當時轉了幾次公車，忘記了是在秋天裡還是在冬天裡從東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記得自己是獨自一人，還記得自己那時留著鬍鬚，而且頭髮遮掩了耳朵。我坐在並不比電梯寬敞多少的客廳裡，從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記了和吳濱、劉霞說了什麼話，也忘記了這對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婦請我吃了什麼，我只記得中間看了一部讓我銘心刻骨的錄像帶電影，英格瑪．柏格曼的《野草莓》。

　

這是我有關八十年代美好記憶的開始，錄像帶電影美化了我此後兩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去朱偉在白家莊的家，當時朱偉是《人民文學》的著名編輯，後來他去三聯書店先後主編了《愛樂》和《三聯生活週刊》，白家莊距離魯迅文學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認識朱偉以後我就不願意再去遙遠的雙榆樹欣賞錄像帶電影了。我曾經在街上遇到劉霞，她問我為什麼不去看望她和吳濱了？我說太遠了。然後我問她：你們為什麼不來看望我？劉霞的回答和我一樣，也說太遠了。

　　

那時候我住在魯迅文學院的四樓，電話就在樓梯旁，朱偉打來電話時經常是這樣一句話：「有好片子。」這時候他的聲音總是神祕和興奮。到了晚上，我就和朱偉盤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偉將白天借來的電影錄像帶塞進錄像機以後，我們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見到了心儀的明星一樣盯著電視螢幕，用今天時髦的話說，我和朱偉是當時錄像帶電影的絕對粉絲。我們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錄像帶電影，柏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戈達爾等現代主義的影片。這些電影被不斷轉錄以後變得愈來愈模糊，而且大部分的電影還沒有翻譯，我們不知道裡面的人物在說些什麼，模糊的畫面上還經常出現錄像帶破損後的閃亮條紋。我們仍然全神貫注，猜測著裡面的情節，對某些畫面讚歎不已。我還記得，當我們看到電影裡的一個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發上，看著自己和一個女人做愛時，我們會喊叫：「牛！」看到電影裡一些人正在激烈的槍戰，另一些人卻是若無其事地散步和安靜地坐在椅子裡看書時，我們會喊叫：「牛！」當格非來到北京時，盤腿坐在朱偉家地毯上看錄像帶電影就是三個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個人了。

　　

我就是在這間屋子裡第一次見到蘇童，那是八九年底的時候，朱偉打電話給我，說蘇童來了。我記得自己走進朱偉家時，蘇童立刻從沙發裡站起來，生機勃勃地伸出了他的手。不久前我在網上看到蘇童在復旦大學演講時，提到了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他說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感覺是他們街上的孩子來了。回想起來我也有同樣的感覺，雖然我和蘇童第一次見面時已經二十九歲了，蘇童那時二十六歲，可是我們彷彿是一起長大的。

在我的記憶裡，第一次看的錄像帶電影就是柏格曼的《野草莓》。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把八部革命樣板戲看了又看，把《地雷戰》和《地道戰》看了又看，還有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和《勇敢的人們》等等，還有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和《鮮花盛開的村莊》，前者讓我哭腫了眼睛，後者讓我笑疼了肚子。文革後期羅馬尼亞電影進來了，一部《多瑙河之波》讓我的少年開始想入非非了，那是我第一次在電影裡看見一個男人把一個女人抱起來，雖然他們是夫妻。那個男人在甲板上抱起他的妻子時說的一句臺詞「我要把你扔進河裡去」，是那個時代男孩子的流行語，少年時期的我每次說出這句臺詞時，心裡就會悄悄湧上甜蜜的憧憬。

文革結束以後，大量被禁的電影開始公開放映，這是我看電影最多的時期。文革十年期間，翻來覆去地看樣板戲，看《地雷戰》、《地道戰》，看阿爾巴尼亞朝鮮電影，文革結束後差不多兩三天看一部以前沒有看過的電影，然後日本電影進來了，歐洲電影也進來了，一部《追捕》我看了三遍，一部《虎口脫險》我看了兩遍。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電影，可是當我在一九八八年看完第一部錄像帶電影《野草莓》時，我震驚了，我第一次知道電影是可以這樣表達的，或者說第一次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電影。那天深夜離開吳濱的家，已經沒有公車了，我一個人行走在北京寂靜的街道上，熱血沸騰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走回十里堡的魯迅文學院。那天晚上，應該說是凌晨了，錄像帶電影《野草莓》給予我的感受是：我終於看到了一部真正的電影。

　　　　　　　　　　　　　　　　　　　　　　　　　　　　　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筆記

‧二○一○年五月二日　　

耶路撒冷國際作家節的歡迎晚宴在Mishkenot Sha'ananim能夠俯瞰舊城城垣的天臺舉行。佩雷斯步履緩慢地走過來，與我們挨個握手。這位中東地區的老牌政治家、以色列的前外長前總理現總統的手極其柔軟，彷彿手裡面沒有骨頭。我曾經和幾位西方政治家握過手，他們的手都是一樣的柔軟。我沒有和中國的政治家握過手，不由胡思亂想起來，覺得中國政治家的手可能充滿了骨感，因為他們有著不容置疑的權威。

佩雷斯離去後，作家節的歡迎儀式也就結束了。我借助翻譯和美國作家羅素．班克斯、保羅．奧斯特聊天，這兩位都沒有來過中國。羅素．班克斯說，他有個計畫，死之前必須要做幾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要來中國。我問他打算什麼時候來？保羅．奧斯特在一旁大笑地替他回答：「死去之前。」

‧二○一○年五月三日

作家們在導遊陪同下遊覽耶路撒冷舊城，排程上寫著：「參加者請攜帶舒適的步行鞋和一頂帽子，請衣著端莊。」

昨天國際作家節的新聞發布會上，來自歐美的作家們猛烈抨擊內塔尼亞胡政府破壞中東和平。今天中午聚餐時，作家節主席烏裡．德羅米高興地說，雖然他本人並不完全贊同這些激烈言辭，可是因為國際作家都在猛烈批評以色列政府，以色列的媒體紛紛大篇幅地報導了今年的作家節，所以很多場次朗誦會的門票已被搶購一空。

下午從耶路撒冷驅車前往死海路上，看到有供遊客與其合影的駱駝，其中一頭駱駝只喝可樂不喝水。沒有喝到可樂，這頭駱駝就會拒絕遊客騎到身上。這是一頭十分時尚的駱駝。

我和妻子躺在死海的水面紋絲不動，感覺身體像救生圈一樣漂浮。我使出各種招數，想讓自己沉下去，結果都是失敗。我發現在死海裡下沉如同登天一樣困難。

‧二○一○年五月四日

今天的安排是「參觀邊線博物館的現代藝術巡迴展」。這家博物館位於別具一格的邊境線上，一邊是現代的西耶路撒冷，一邊是舊城。博物館董事兼館長Rafi Etgar先生將親自陪同作家節的遊客參觀。可是只有我和我妻子兩個人前往參觀，Rafi Etgar先生有些失望，仍然熱情地陪同了我們，詳細解說。

　　

一位埃及翻譯家將一位以色列作家的書，從希伯來文翻譯到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後遭受了很多恐嚇，甚至被起訴到法庭上。他偷偷來到作家節上，與那位以色列作家形影不離。為了保護他，作家節主辦方和以色列媒體隻字不提他的名字。他英雄般的出現在耶路撒冷，然後小偷般的溜回埃及。

　　

這位埃及翻譯家和那位以色列作家都是年近六十了，兩個人見到我就會熱情地揮手。我感到他們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在耶路撒冷重逢，他們確實也是第一次見面。中東地區的真正和平至今仍然遙遙無期，可是這兩個人的親密無間讓我感到，文學在中東地區已經抵達了和平。

‧二○一○年五月五日

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隱藏著遊客很難發現的複雜，而耶路撒冷的複雜卻是遊客可以感受到的。這座城市的地下講述了《聖經》時代以來人們如何在刀光劍影裡生生不息，它的地上則是散發著反差巨大的意識和生活。猶太人、阿拉伯人、德魯茲人、切爾克斯人……形形色色，彷彿是不同時間裡的人們，生活在相同的空間裡。

　　

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聖殿，被巴比倫人摧毀；半個世紀後，猶太人在舊址上建立第二聖殿；羅馬帝國將其夷為平地，殘留一段猶太人視為聖地的哭牆。我看到一些年滿十三歲的白帽白衣男孩們，在白衣白帽男人們簇擁下前往哭牆，取出《聖經》誦讀一段，以示成年。男孩們神情按部就班，或許他們更願意在家中玩遊戲。

　　

我在耶路撒冷的舊城走上了耶穌的苦路，這是耶穌身背沉重的十字架走完生命最後的路程，然後被釘在十字架上。路上有女子們為他哭泣，他停下來，讓她們不要為他哭泣，應該為自己和兒女哭泣。如今苦路兩旁全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小商舖，熱情地招攬顧客。西元三十三年的苦路和今天的商路重疊到一起，我恍惚間看到耶穌身背十字架走在琳琅滿目的商品裡。

‧二○一○年五月六日

我去了極端正教派猶太人居住區，街道上全是黑帽黑衣黑褲白襯衫的男子。世俗猶太人稱他們為企鵝。他們拒絕一切現代的資訊手段，通知或者新聞等等都是寫在街道的黑板上，他們彷彿生活在一百年前。他們生活貧窮，可是禮帽卻價值兩千美元。他們潛心鑽研教義，不會正眼去看女子；若有女子身穿吊帶裙出現，將被驅逐。可是在特拉維夫，我看到酒店外街道上貼著很多妓女的名片，就像中國路面上的小廣告。

在以色列，世俗猶太人和正教派猶太人的不同也會在戀愛裡表現出來。我在夜深人靜之時走入可以俯瞰耶路撒冷舊城城垣的公園，看到一對年輕男女在朦朧的草地上相擁接吻，他們是世俗猶太人；然後又看到一個企鵝裝束的年輕正教派猶太人與一個年輕女子的戀愛，他們坐在路燈下清晰的椅子兩端小聲交談，中間像是有一條無形的溪澗阻隔了他們。

‧二○一○年五月七日

十年前我去過柏林的猶太人博物館，深感震撼。十年後的今天我又去了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更加震撼。這樣的震撼難以言表。超過四百萬大屠殺遇難者的姓名記錄在冊，還有很多沒有被記錄的亡靈。有一個圓形的建築是紀念大屠殺中遇難的孩子，裡面是黑暗的，只有屋頂閃亮出了一個又一個孩子的姓名，一個憂傷的女低音緩慢地唸出他們的名字，周而復始永不停息。

　　

在二戰中救助過猶太人的所有人都被以色列銘記在心，他們的事蹟用雕塑展現出來，他們說過的話被刻在石頭上，一位救助過猶太人的普通人說過一句樸素而又震撼的話：「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納粹集中營裡的倖存者大多不願講述可怕往事，回憶都會讓他們難以承受。我的翻譯陪同告訴我一個真實的故事，他的一位叔叔一直不願講述自己在集中營裡的可怕經歷，老之將死之時開始對孩子們講述：

　　

納粹讓猶太人排成一隊，一個舉著手槍的納粹讓另一個納粹隨便說出數字七，然後挨個數過去，數到第七個就對著那個猶太人頭部開槍，再往下數到七，再開槍……講述者那時候還是一個孩子，他就站在七的位置上，身旁的父親悄悄把他拉過去，與他更換了位置，他的父親在槍聲響起後死在他的眼前。

‧二○一○年五月八日

我和妻子在特拉維夫的地中海裡游泳。海水裡和沙灘上擠滿了游泳和曬太陽的猶太人，滿眼的泳褲和比基尼。在以色列中學畢業都要服兵役，男生三年，女生兩年。我在特拉維夫沙灘上，看到穿著游泳褲揹著衝鋒槍的男生和穿著比基尼揹著衝鋒槍的女生也在那裡曬太陽。岸上的草地裡全是穿長袍裹頭巾的阿拉伯人在燒烤雞肉牛肉羊肉，香氣四溢。這情景令我覺得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可以和平相處的。地中海的日落情景壯觀美麗，而二十公里之外就是巴以衝突不斷的加薩地帶。

　　

特拉維夫有一家格魯吉亞猶太人開設的酒吧，裡面人聲鼎沸，一面格魯吉亞國旗從二樓扶梯懸掛下來。他們是蘇聯解體後與俄羅斯猶太人同時移民以色列。我想，格魯吉亞猶太人和俄羅斯猶太人之間是否存在著薩卡什維利和梅德維傑夫似的敵對？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會帶去不同的文化風俗和意識形態，也會帶去矛盾和衝突。



我二十多年前去過西藏

我二十多年前去過西藏，但是我對西藏歷史的了解和我們的官員一樣少。二○○八年北京奧運會前夕，火炬傳遞在巴黎被搶，在三藩市悄悄改道，西藏問題由此在西方世界沸沸揚揚。這時候我要前往法國、義大利和德國為《兄弟》的出版做宣傳，我知道採訪時一定會面對西藏問題，這是我不能也不應該迴避的。出發前三個月我臨時抱佛腳讀了幾本關於西藏方面的書，其中包括著名的藏獨著作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內部發行）。這是林彪教給我的學習方法，林彪說「帶著問題去學」，然後「活學活用」。

　　

這一年春夏之交，我在義大利費拉拉與達賴的政治顧問進行了一場對話。對話前一天，組織方徵求我意見時，我希望這位喇嘛先說，而且希望他多說。組織方還善意提醒我，大多數義大利人傾向達賴的主張，所以對話期間可能有人向我扔礦泉水瓶。第二天來了很多義大利人，還有幾十個中國留學生從各地趕來支援我。我讓中國留學生把前面的座位占領了，如果有礦泉水瓶飛過來，我有足夠時間躲開……後來沒有見到礦泉水瓶的飛翔。

　　

我與達賴的政治顧問進入會場時，義大利電視臺的兩台攝像機分別對準我們兩個，我不知道他說了什麼。電視臺的記者首先問我怎麼看待中國作家和西藏喇嘛的對話？我已經熟悉這樣的提問，因為西方語境裡經常將西藏和中國並列。我明確告訴她：這不是中國作家和西藏喇嘛的對話，而是漢族作家和藏族喇嘛的對話。記者又問中國和西藏什麼的？我說我們不習慣說中國和西藏，我們習慣說北京和西藏、廣東和西藏、浙江和西藏……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立場不同，我對達賴的政治顧問印象不錯。他十分友好，始終微笑。主持人問他為什麼一直微笑？問他會生氣嗎？他是僧人，他說他從來不生氣，因為生氣會傷害別人，也會傷害自己。然後主持人問我平時生氣嗎？我是俗人，我說我經常生氣，生氣是個好東西，可以將糟糕的情緒排除出去，有益於心理健康。

　　

對話開始後，這位喇嘛說了近一個小時，我通過同傳仔細聽了他的講話（他不會說中文）。涉及到西藏歷史時，他選擇性講述，也就是講對自己有利的歷史，有些其實是傳說，當然他也頌揚了文成公主。涉及到今天時，他主要講我們的媒體如何攻擊達賴喇嘛。

　　

他講完後，我只說十分鐘，有關西藏歷史的知識背景也只能支撐我說十分鐘。我所說的三點裡面的前兩點，是他沒有說到的，可能是他故意不選擇的歷史。

　　

第一點，我從金城公主說起。需要說明一下，我沒有說到文成公主並非認為她的歷史作用不重要，原因有二：一，歐洲歷史上各國皇室間的通婚很正常，對歐洲民眾來說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所以在歐洲的語境裡，文成公主遠嫁松贊干布和我們語境裡的不一樣。二，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原，再從中原傳到西藏，這個已是共識；至於是不是文成公主最早帶到西藏的？西方藏學界尚存爭議。

　　

當然，我個人認為金城公主的歷史作用比文成公主更重要。金城公主嫁到吐蕃（西藏）生活了三十年，最大的貢獻是為吐蕃和唐朝建立了甥舅宿親的關係。而且傳說金城公主是赤松德贊的生母，赤松德贊在藏族歷史上與松贊干布、赤祖德贊並稱吐蕃三大法王。赤松德贊時期是吐蕃王朝的全盛時期，藏傳佛教的地位也是他一手扶植起來的。

　　

第二點，說明中央政府的軍隊進入西藏不是一九五○年代以後的事情（西方民眾普遍以為是一九五○年代以後進入的）。我先是簡單說一下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也就是介紹了一下黃教（格魯派）。再說到明朝時期西藏的教派紛爭，當時噶瑪派勢力強大，要置格魯派於死地。格魯派在蒙古地區傳教深得人心，五世達賴和四世班禪在危難時刻密請在青海的蒙古族首領固始汗率兵入藏打敗噶瑪派。我說，假如固始汗沒有率兵入藏的話，那麼現在很可能沒有達賴，也沒有班禪。雖然忽必烈在一二七一年建立元朝，但是闊端的軍隊一二四○年進入西藏可以視作元朝的軍隊。

　　

第三點，我承認我們的媒體對達賴喇嘛的報導有失公正。（作為中國人我不能接受達賴變相獨立的自治建議，我也不能接受我們的媒體妖魔化達賴。想當年我們天天喊叫打倒美帝國主義，毛澤東仍然和尼克森握手了。）然後我告訴義大利聽眾，我是中國人，我對今天中國社會制度的弊病知道的比你們多，儘管如此，也比西藏過去的農奴制進步太多了。我說，一九五九年百萬農奴解放以後，西藏流行過這樣的話：達賴的太陽照耀著貴族，毛澤東的太陽照耀著奴隸。

　　

我在費拉拉講完這些後，有幾個義大利人走過來真誠地謝謝我，說我讓他們了解到以前不知道的西藏歷史。而讓我感到驚訝的是，此前和此後在法義德三個國家接受採訪時，那些關心西藏問題，應該是見多識廣的記者，都是第一次聽說金城公主，以及西藏和唐朝的甥舅關係；也第一次聽說五世達賴和四世班禪密請蒙古族首領固始汗率兵入藏的歷史。

　　

我心想，了解西方語境的達賴方面知道如何選擇性講述西藏，如何說得更加動聽。我們的官員在面對西藏問題時，可能只會說「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達賴是搞分裂的」這些套話。如果因為自己愚蠢了，只會去說對方如何狡猾如何壞，那麼自己就會繼續愚蠢下去。我清楚自己對西藏歷史的了解有多麼膚淺，可悲的是我們的很多官員連這樣的膚淺也沒有。如果我們的官員少喝幾瓶茅臺，多讀幾本書，那麼在涉及西藏問題時，可以少說那些套話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春天去西藏時，我們一行五人是從格爾木坐長途客車去拉薩。我們坐的是漢人司機的國產客車，又破又慢行駛在青藏高原上，白天熱得冒汗，晚上冷得發抖，三十個小時才到拉薩。而藏人司機的客車是從日本進口的五十鈴，看著他們的客車一輛一輛超過我們，他們二十三個小時就到拉薩了。

　　

這麼多年來，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經濟建設，西藏的教育、衛生、文化和宗教等方面投入了多少錢？可是錢並不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前些日子，有西方記者打電話問我，如何看待西藏自治區政府將四代領袖像送進所有的寺廟？我回答：我反對這樣做，但是我的反對沒有用。

　　　　　　　　　　　　　　　　　　　　　　　　　　　　　　　二○一二年四月七日

文學中的現實

什麼是文學中的現實？我要說的不是一列火車從窗前經過，不是某一個人在河邊散步，不是秋天來了樹葉就掉了，當然這樣的情景時常出現在文學的敘述裡，問題是我們是否記住了這些情景？當火車經過以後不再回到我們的閱讀裡，當河邊散步的人走遠後立刻被遺忘，當樹葉掉下來讀者無動於衷，這樣的現實雖然出現在了文學的敘述中，它仍然只是現實中的現實，仍然不是文學中的現實。

　　

我在中國的小報上讀到過兩個真實的事件，我把它們舉例出來，也許可以說明什麼是文學中的現實。兩個事件都是令人不安的，一個是兩輛卡車在國家公路上迎面相撞，另一個是一個人從二十多層的高樓上跳下來，這樣的事件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已經成為記者筆下的陳詞濫調，可是它們引起了我的關注，這是因為兩輛卡車相撞時，發出巨大的響聲將公路兩旁樹木上的麻雀紛紛震落在地；而那個從高樓跳下來自殺身亡的人，由於劇烈的衝擊使他的牛仔褲都繃裂了。麻雀被震落下來和牛仔褲的繃裂，使這兩個事件一下子變得與眾不同，變得更加怵目驚心，變得令人難忘，我的意思是說讓我們一下子讀到了文學中的現實。如果沒有那些昏迷或者死亡的麻雀鋪滿了公路的描寫，沒有牛仔褲繃裂的描寫，那麼兩輛卡車相撞和一個人從高樓跳下來的情景，即便是進入了文學，也是很容易被閱讀遺忘，因為它們沒有產生文學中的現實，它們僅僅是讓現實事件進入了語言的敘述系統而已。而滿地的麻雀和牛仔褲的繃裂的描寫，可以讓文學在現實生活和歷史事件裡脫穎而出，文學的現實應該由這樣的表達來建立，如果沒有這樣的表達，敘述就會淪落為生活和事件的簡單圖解。這就是為什麼生活和事件總是轉瞬即逝，而文學卻是歷久彌新。

　　

我們知道文學中的現實是由敘述語言建立起來的，我們來讀一讀義大利詩人但丁的詩句。在那部偉大的《神曲》裡，奇妙的想像和比喻，溫柔有力的結構，從容不迫的行文，讓我對《神曲》的喜愛無與倫比。但丁在詩句裡這樣告訴我們：「箭中了目標，離了弦。」但丁在詩句裡將因果關係換了一個位置，先寫箭中了目標，後寫箭離了弦，讓我們一下子讀到了語言中的速度。仔細一想，這樣的速度也是我們經常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問題是現實的邏輯常常制止我們的感受能力，但丁打破了原有的邏輯關係後，讓我們感到有時候文學中的現實會比生活中的現實更加真實。

　　

另一位作家叫博爾赫斯，是阿根廷人，他對但丁的仰慕不亞於我。在他的一篇有趣的故事裡，寫到了兩個博爾赫斯，一個六十多歲，另一個已經八十高齡了。他讓兩個博爾赫斯在漫長旅途中的客棧相遇，當年老的博爾赫斯說話時，讓我們看看他是如何描寫聲音的，年輕一些的博爾赫斯這樣想：「是我經常在我的錄音帶上聽到的那種聲音。」

　　

將同一個人置身到兩種不同時間裡，又讓他們在某一個相同的時間和相同的環境裡相遇，毫無疑問這不是生活中的現實，這必然是文學中的現實。我也在其他作家的筆下讀到過類似的故事，讓一個人的老年時期和自己的年輕時期相遇，再讓他們愛上同一個女人，互相爭奪又互相禮讓。這樣的花邊故事我一個都沒有記住，只有博爾赫斯的這個故事令我難忘，當年老的那位說話時，讓年輕的那位覺得是在聽自己聲音的錄音。我們可以想像這是什麼樣的聲音，蒼老和百感交集的聲音，而且是自己將來的聲音。錄音帶的轉折讓我們讀到了奇妙的差異，這是隱藏在一致性中的差異，正是這奇妙的差異性的描寫，讓六十多歲的博爾赫斯和八十歲的博爾赫斯相遇時變得真實可靠，當然這是文學中的真實。

　　

在這裡錄音帶是敘述的關鍵，或者說是出神入化的道具，正是這樣的道具使看起來離奇古怪的故事有了現實的依據，也就是有了文學中的現實。

　　　　　　　　　　　　　　　　　　　　　　　　　　　　　　二○○三年三月十九日

〈錄像帶電影〉，〈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筆記〉，〈我二十多年前去過西藏〉，〈文學中的現實〉



錄像帶電影

　　

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時我正在魯迅文學院上學，我從北京東部的十里堡來到西部的雙榆樹，擠進狹窄和慢速的電梯，然後用手指的關節敲響吳濱的家門。當時吳濱剛剛發表了一組《城市獨白》的小說，意氣風發地和王朔他們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馬」的影視創作公司。現在我已經忘記了自己當時轉了幾次公車，忘記了是在秋天裡還是在冬天裡從東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記得自己是獨自一人，還記得自己那時留著鬍鬚，而且頭髮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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