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 S. 奈波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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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世界重量級作家 爭議不斷的當代文學大師
★書寫功力超越文壇巨匠D.H.勞倫斯、格雷安‧葛林
★連勁敵薩依德都不得不折服
★讓深交30年的保羅‧索魯與他反目
★V.S. 奈波爾奠定文學巨擘地位的作品《印度三部曲》之二
「如果E.M.佛斯特的小說《印度之旅》中所描述的印度，可以提供殖民者以觀光客心態驚嘆異域想像，進而對其神秘性感到疑惑，那麼奈波爾這本《印度：受傷的文明》則呈現後殖民歸人面對現實的無奈與失望。」
──傅雋
一九六一年，印度在久居被征服者地位後宣告獨立，隨後歷經短暫的承平安逸光景，開始陷入一連串漫長苦鬥，並在一九七五年宣告進入戒嚴狀態……
「當今最優秀英語小說家」奈波爾就在此時二度造訪印度，撰成他的印度三部曲第二部《印度：受傷的文明》一書。在此書中，他透過敏銳觀察，以分析手法探討了印度人態度，以機鋒畢露、時而悲愴的文采，重現了此千年古國的種種難題，無一不切中核心，較諸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小組和各式專家不遑多讓，令人景仰欣喜兼而有之。這廣袤、神祕的苦悶大陸，在奈波爾眼中，由於久居於被征服者地位，「知性上已寄生於別的文明」，「獨立後迅即出現的戒嚴時期，凸顯了印度的創意無能、知性枯竭，無力自衛，也彰顯出每個印度人觀念中的印度都不完整」。透過這趟旅程的所見所聞，奈波爾益發增強了心中信念：歷經千年異國統治的印度，迄今仍未找到再生的原點。
作者簡介：
V. S. 奈波爾Sir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堪稱是當今英語世界重量級作家，《紐約時報》書評稱譽他是「世界作家、語言大師、眼光獨到的小說奇才。
一九三二年，奈波爾出生在千里達島上的一個印度家庭。一九五○年，他獲得獎學金，進入牛津的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攻讀英國文學。一九五三年取得學位後，他遷居倫敦，任職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開始寫作。一九五七年以《神祕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一九五七年）展開寫作生涯。此後，奈波爾致力於寫作，生平未嘗從事過別的行業。
奈波爾的作品以小說與旅行文學為主，兩者皆獲得高度評價，得過無數獎項，包括英國最富聲望的布克文學獎、毛姆小說獎、萊斯紀念獎、霍桑登獎。他在一九九○年被英國女王封為勳爵士。
一九九三年，奈波爾榮獲第一屆「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Award）；這個文學獎的設立，旨在表揚「尚在人世的英國作家的一生成就」。多年來，奈波爾幾度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終於在二○○一年摘下這頂代表文學界最高榮譽的的桂冠。
V. S.奈波爾作品包括：《神秘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一九五七年）、《艾薇拉的投票權》（The Suffrage of Elvira，一九五八年）、《米蓋爾街》（Miguel Street，一九五九年），《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一九六一年）、《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們》（Mr.。一九六七年，奈波爾出版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A Flag on the Island）；一九六九年，歷史小說《黃金國的淪亡》（The Loss of EI Dorado）問世。隨後奈波爾推出一系列長篇小說：《身在自由邦》（In a Free State，一九七一年）、《游擊隊》（Guerrillas，一九七五年）、《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一九七九年）、《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一九八七年）和《世界之道》（A Way in the World，一九九四年）。最膾炙人口的旅行文學作品：印度三部曲之《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以及《在信徒的國度》（以上四部作品均由馬可孛羅出版）。
相關著作
《幽黯國度》
譯者簡介：
杜默
資深文字工作者。曾任職雜誌主編、執行副總編輯，自立和中國時報資深編譯。譯作有《聖經密碼》、《玄奘絲路行》、《獨自一人》、《金錢書》、《美食與毒菌》等書。
名人推薦：
後殖民歸人穿越時空的旅行 /傅雋
繼德瑞克．瓦克特（Derek Walcott）在一九九二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後，加勒比海作家於二○○一年再次摘下桂冠，得主是一九三二年誕生於千里達首府西班牙港的印度裔英國小說家V．S．奈波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由於他多重族裔的特殊身分，形塑了他獨特的視野，透過其眾多作品，讀者可欣賞遊歷這些國度和想像共織的景觀。
歷史背景
從一八○七年起，加勒比海諸國陸續廢除奴隸交易，農莊地主被迫轉向印度尋求契約勞工，一八三八至一九二四年間約五十萬印度移民以這種身分遷徙至加勒比海地區，其中千里達的印度社群高達十五萬人，奈波爾的祖父即為其中一員。一四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首次看見地平線上的三座山峰，並據此將該島命名為千里達的哥倫布，當初誤稱美洲原住民為印度人，如今卻因殖民的擴張 ，而在加勒比海地區促成了印度社群，這歷史的巧合似乎是為哥倫布當初的誤植找到了辯解的出口？
東、西印度的這種歷史連接亦將奈波爾的想像具體化。在《幽黯國度》（An Area of Darkness, 1964）中，奈波爾寫道：「在一種非常特殊的層次上，印度一直存留在我童年的背景中……對我們來說，印度並不是真實的──它只不過是存在於千里達這個小島外面的茫茫太虛中的一個國家。」(見中文版三十七—三十八頁)一九七七年《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1977）甫出版問市之際，在一次訪談中奈波爾卻一反前言說道，祖承印度反倒提供了觀察與書寫印度更大的自由。畢竟，印度是「茫茫太虛」之外存在的實體。印度是南亞最大的國家，在大約是美國三分之一的面積上有超過十億人口，境內使用的語言除印地語和英語，尚有十四種官方的民族語言。多語即意謂著多種族與多宗教，除奉行種姓制度的印度人外，尚有穆斯林、錫克族（Sikh）、南方的卓維迪人（Dravidian）、佛教徒及基督徒等，但在多元文化薰陶下，印度卻有六成是文盲、三分之二的人口務農、一半的人口過著聯合國訂定的貧窮指數以下的生活，長期的內憂與外患使得印度無法走出這令人沮喪的困境。十六世紀以降，葡、荷、英、法等歐洲海權便覬覦印度龐大的市場，長期的剝削斲喪印度人的自尊；一八八五年印度國大黨成立，印度獨立運動便在甘地與尼赫魯領導下展開，直到一九四七年畢盡其功，爾後，金納（Mohammed Ali Jinnah, 1876–1948，印度穆斯林政治家，後成為巴基斯坦首任總理）藉宗教鼓吹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分離，導致巴基斯坦建國和一九六五年起迄今未休的喀什米爾衝突；內政方面，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五年大選舞弊，進而宣布進入戒嚴狀態，逮捕反對派異議分子，但她卻在兩年後大選失去政權……然而，發生在這「茫茫太虛」外存在實體中的一連串事件，卻形構了奈波爾的文學版圖──異地的想像與印度的現實衝撞之下，奈波爾在二十六年間完成他的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和《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
沉重的過去
《印度：受傷的文明》是一部充滿對比、矛盾和諷刺的作品。認同若肇始於差異與衝突，那麼印度人所選擇的是可預測的、安定且熟悉的村落式恬靜和無為，刻意忽略當下去緬懷、擁抱過去，即便是有一股向前衝的力量，印度沉重的過去卻不斷地反向拉扯。追根究柢，對奈波爾而言，印度的漠然與被動都起因於宗教哲學，而印度文明之所以受傷則應歸咎於列強入侵，以及隨之而來的死亡與毀滅。凡此種種，使得印度人適應並接受了由輝煌文明到挫敗的事實，並以習以為常、眼不見為淨的態度看待智識貧弱。
在〈前言〉部分，奈波爾自己即表明看待印度的兩難立場，「印度是個難解的國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變成我的家，但我又不能拒斥或漠視它。」(見十八頁)這趟印度之旅，他謹慎觀察記錄芸芸眾生百態，意欲以務實的手法剖析印度這個後殖民社會的困境與矛盾。首先，他察覺種姓制度加諸的限制，形成了讓人只能顧及自己、家人、族人的小團體，對此小團體以外的事物毫無責任感，這種故步自封的制度使得印度人普遍沒有國家概念。對奈波爾而言，這就是獨立之後那股阻止向前的反作用力，畢竟外侮敵人已經離開。換句話說，令奈波爾氣結的正是這種格局狹隘的人己關係與揚棄此刻緬懷過去的甘地主義，他指出國家若僅只是立基在精神價值與傳統上，將阻礙經濟與文化的成長。此外，一味借道外求亦被證明徒勞無功，「複雜的舶來觀念……在印度卻兜了一圈又回到既有情緒性的貧窮觀和舊方式……與現實和實用無涉。」(見一六九頁)受傷的文明若無法走出內憂外患的陰霾，傷口永遠無法癒合。印度社會裡所存在的混亂與矛盾，反映出後殖民社會企圖找尋自我定位的特徵，不論東印度或西印度的學舌皆為歷史的必然。早在《中程航道》（The Middle Passage, 1963）一書中，奈波爾便洞悉殖民的創傷，「殖民主義扭曲了臣服子民的認同。」
聖牛與核彈能否並存或衝突？當獨立之後，新舊交替所產生的矛盾──「矛盾終將裂解文明」(見三十頁)──「舊有的平衡」揭櫫一種逃避主義，肉身與外在所有終將消逝，猶如《奧義書》（Upanishads）作用在什利涅瓦（Shrinivas）身上、在他耳際縈繞不去的話語：「生命、世間及萬象皆屬無常，何苦徒勞？圓滿和不圓滿無異無別，何需費心？」(見三十六頁)因此，實在沒有理由為現在所羈絆。面對祖國這種消極入世觀，奈波爾的無奈與不滿便針對這種沒有明天的現在大加撻伐。
書中提及的印度小說家納拉揚（R. K. Narayan）的作品《賣糖果的小販》（The Vendor of Sweets）中賈干（Jagan）的故事便是很好的例證。它揭示一旦抵禦外侮克盡其役，建國的政治理想業已完成，從此便可退守固定原點不必再前進。納拉揚在這本書中充分反映甘地主義，這情節所觀照的不只是奈波爾在一九七五年所理解的甘地，也是他這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在移動中反省處世之道所看清的納拉揚 。甘地在倫敦三年、南非二十年，但他只著墨對印度的向內省察，在他所有異國經驗中除南安普敦港外別無他者，這種過度入世的宗教觀與奈波爾積極出世的移位經驗大相逕庭。
可敬可畏的陌生人
在《幽黯國度》裡首度驚覺的陌生人，到《印度：受傷的文明》後，更清楚地定位出自己陌生疏離的位置。如德國社會學家紀默（Georg Simmel, 1858-1918）所言，陌生人是極具顛覆潛力的角色，奈波爾以後殖民歸人的姿態直接架起現實與異時異地想像（幼年時期所認知的印度），弔詭的是他採取抽離的態度走進千萬與他長相相似的印度人生命裡，揮舞著放逐者鮮明的旗幟。《印度：受傷的文明》不能列屬報導文字，小說才是奈波爾的終極關懷，「寫小說讓我面對更真實的自我。」 寫作因此可視為作者企圖治癒受傷文明的初探，亦是一種貫穿時空的旅行，殖民主義開啟帝國內移民，切斷與祖土的連繫，端賴想像力的接續，方能延伸對祖土的愛戀關懷。
旅行、放逐、游離多種空間位移的質變，賦予作者不受限時空的調整機制，奈波爾與甘地不同，他並不拒絕外界提供的刺激或只向內看，文末他疾呼：「過去應視為已亡之人，否則必自貽禍端。」(見二二七頁)如果E．M．佛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的小說《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1924）中所描述的印度，可以提供殖民者以觀光客心態驚嘆異域想像，進而對其神祕性感到疑惑，那麼奈波爾這本《印度：受傷的文明》則呈現後殖民歸人面對現實的無奈與失望。然而，奈波爾並未讓悲觀駐留，他積極進取的作為具現在不斷創作上，以小說家犀利的洞察暴露後殖民社會與第三世界的盲點，他說正因如此所以不必悲觀 。印度三部曲中，作者將旅行轉換為認知模式，他飾演中介角色，過渡戒嚴時期催生新印度。在三部曲最後一部《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中，讀者不僅會看到一個走過外患、正面臨內部劇大變革的新生印度，亦能深刻地感受到奈波爾較圓融平衡的觀點。
(傅雋，研究奈波爾作品多年，博士論文即以此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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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奈波爾榮獲第一屆「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Award）；這個文學獎的設立，旨在表揚「尚在人世的英國作家的一生成就」。多年來，奈波爾幾度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終於在二○○一年摘下這頂代表文學界最高榮譽的的桂冠。
V. S.奈波爾作品包括：《神秘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一九五七年）、《艾薇拉的投票權》（The Suffrage of Elvira，一九五八年）、《米蓋爾街》（Miguel Street，一九五九年），《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一九六一年）、《史東先生和他的騎士夥伴們》（Mr.。一九六七年，奈波爾出版短篇小說集《島上的旗幟》（A Flag on the Island）；一九六九年，歷史小說《黃金國的淪亡》（The Loss of EI Dorado）問世。隨後奈波爾推出一系列長篇小說：《身在自由邦》（In a Free State，一九七一年）、《游擊隊》（Guerrillas，一九七五年）、《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一九七九年）、《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一九八七年）和《世界之道》（A Way in the World，一九九四年）。最膾炙人口的旅行文學作品：印度三部曲之《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以及《在信徒的國度》（以上四部作品均由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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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印度的這種歷史連接亦將奈波爾的想像具體化。在《幽黯國度》（An Area of Darkness, 1964）中，奈波爾寫道：「在一種非常特殊的層次上，印度一直存留在我童年的背景中……對我們來說，印度並不是真實的──它只不過是存在於千里達這個小島外面的茫茫太虛中的一個國家。」(見中文版三十七—三十八頁)一九七七年《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1977）甫出版問市之際，在一次訪談中奈波爾卻一反前言說道，祖承印度反倒提供了觀察與書寫印度更大的自由。畢竟，印度是「茫茫太虛」之外存在的實體。印度是南亞最大的國家，在大約是美國三分之一的面積上有超過十億人口，境內使用的語言除印地語和英語，尚有十四種官方的民族語言。多語即意謂著多種族與多宗教，除奉行種姓制度的印度人外，尚有穆斯林、錫克族（Sikh）、南方的卓維迪人（Dravidian）、佛教徒及基督徒等，但在多元文化薰陶下，印度卻有六成是文盲、三分之二的人口務農、一半的人口過著聯合國訂定的貧窮指數以下的生活，長期的內憂與外患使得印度無法走出這令人沮喪的困境。十六世紀以降，葡、荷、英、法等歐洲海權便覬覦印度龐大的市場，長期的剝削斲喪印度人的自尊；一八八五年印度國大黨成立，印度獨立運動便在甘地與尼赫魯領導下展開，直到一九四七年畢盡其功，爾後，金納（Mohammed Ali Jinnah, 1876–1948，印度穆斯林政治家，後成為巴基斯坦首任總理）藉宗教鼓吹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分離，導致巴基斯坦建國和一九六五年起迄今未休的喀什米爾衝突；內政方面，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五年大選舞弊，進而宣布進入戒嚴狀態，逮捕反對派異議分子，但她卻在兩年後大選失去政權……然而，發生在這「茫茫太虛」外存在實體中的一連串事件，卻形構了奈波爾的文學版圖──異地的想像與印度的現實衝撞之下，奈波爾在二十六年間完成他的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和《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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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牛與核彈能否並存或衝突？當獨立之後，新舊交替所產生的矛盾──「矛盾終將裂解文明」(見三十頁)──「舊有的平衡」揭櫫一種逃避主義，肉身與外在所有終將消逝，猶如《奧義書》（Upanishads）作用在什利涅瓦（Shrinivas）身上、在他耳際縈繞不去的話語：「生命、世間及萬象皆屬無常，何苦徒勞？圓滿和不圓滿無異無別，何需費心？」(見三十六頁)因此，實在沒有理由為現在所羈絆。面對祖國這種消極入世觀，奈波爾的無奈與不滿便針對這種沒有明天的現在大加撻伐。
書中提及的印度小說家納拉揚（R. K. Narayan）的作品《賣糖果的小販》（The Vendor of Sweets）中賈干（Jagan）的故事便是很好的例證。它揭示一旦抵禦外侮克盡其役，建國的政治理想業已完成，從此便可退守固定原點不必再前進。納拉揚在這本書中充分反映甘地主義，這情節所觀照的不只是奈波爾在一九七五年所理解的甘地，也是他這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在移動中反省處世之道所看清的納拉揚 。甘地在倫敦三年、南非二十年，但他只著墨對印度的向內省察，在他所有異國經驗中除南安普敦港外別無他者，這種過度入世的宗教觀與奈波爾積極出世的移位經驗大相逕庭。
可敬可畏的陌生人
在《幽黯國度》裡首度驚覺的陌生人，到《印度：受傷的文明》後，更清楚地定位出自己陌生疏離的位置。如德國社會學家紀默（Georg Simmel, 1858-1918）所言，陌生人是極具顛覆潛力的角色，奈波爾以後殖民歸人的姿態直接架起現實與異時異地想像（幼年時期所認知的印度），弔詭的是他採取抽離的態度走進千萬與他長相相似的印度人生命裡，揮舞著放逐者鮮明的旗幟。《印度：受傷的文明》不能列屬報導文字，小說才是奈波爾的終極關懷，「寫小說讓我面對更真實的自我。」 寫作因此可視為作者企圖治癒受傷文明的初探，亦是一種貫穿時空的旅行，殖民主義開啟帝國內移民，切斷與祖土的連繫，端賴想像力的接續，方能延伸對祖土的愛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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