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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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結合英國文學、歷史與醫學史，從醫療觀念與脈絡出發，以跨領域觀點重新閱讀十九世紀英國經典文學。如《科學怪人》中，法蘭肯斯坦為了打造人體盜墓取屍，反映當時解剖學的發展；迪更斯小說則描寫工業革命下，大都會倫敦的社會底層生活及貧民窟，藉由書寫真實社會狀況，呼籲大眾重視疾病與公共衛生。十九世紀末則有福爾摩斯與開膛手傑克等較為大眾的罪案小說。其中福爾摩斯使用嗎啡與古柯鹼，屬於藥學與臨床醫藥使用的範圍；開膛手傑克的作案手法則顯示出兇手熟知外科手術知識，都與現代醫學發展有密切關係。至於《金銀島》和《所羅門王的寶藏》等航海冒險小說，也是當時英國最流行的文類之一，表面上能讓讀者認識殖民地，宣傳國威，背景也隱含在前往殖民地的茫茫大海上如何克服疾病，以及解決殖民地醫療困境的問題。
作者藉由對十九世紀重要作品或社會現象進行跨文學與醫學的分析，由此歸納出十九世紀後半葉大英帝國的發展上，看似無甚相關的帝國、醫學、文學實際上有著緊密連結。也企圖藉由跨領域閱讀文學作品，開啟更多元的文學研究策略與省思，以及更具人文關懷的醫學教育視野。
本書特色
1. 以醫學史的角度出發，用全新觀點解讀經典英國文學
2. 結合人文與醫學兩大學科，建立跨領域的閱讀分析
3. 讀者能同時賞析文學、了解醫學發展脈絡
4. 附錄醫學簡史，介紹西方現代醫學起源
作者簡介：
陳重仁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於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與通識教育中心任教職，現任教於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獲2007年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碩博士論文獎），研究領域為文學與文化理論、當代英國小說、十九世紀英國小說，以及文學與醫學跨領域研究。論文散見《中外文學》、《文化研究》、《淡江評論》 等刊物，譯有《波赫士談詩論藝》（2001）、《反目：百年著名文學論戰》（2008，與陳佳琳合譯）等。
名人推薦：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賴其萬教授
中研院歐美所 李有成教授 專文推薦
推薦序
讓文學拓寬醫學生的視野，培育更多關懷社會的良醫
賴其萬
非常高興看到陳重仁老師用心撰寫的《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終於要付梓了。幾年前在某種機緣下，第一次看到陳老師所提出的「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的課程計畫時，心中有莫大的感動。因為我看到一位主修英文的老師願意加入醫學院的專職教師行列，為醫學生的人文課程介紹十九世紀幾位英國作家的名著，與醫學生探討文學作品中所顯現出來的社會階層的差異、帝國殖民的不公、貧窮、疾病、病人、醫生、禁忌，以及其他衍生的社會問題，而拓廣醫學生的視野，並由此激發醫學生建立醫學發展的歷史觀。陳老師希望讓醫學生透過這些文學作品去了解十九世紀這些文學家所勾勒出來的生活環境，而更深入地了解醫學以及社會的各層面。
2008年在教育部顧問室的醫學專業教育人文社會與倫理法律教育提升子計畫裡，我們聚集了台灣十二所醫學院關心人文醫學教育的醫師老師以及非醫學背景的人文專業老師代表成立了「醫學教育人文核心團隊」（Medical Educators for Humanities, MEH），而在這團隊的聚會裡，我終於見到了陳重仁老師。後來也很高興有機會受邀去參加他所設計的兩門醫學系人文課程的最後一堂課，一門是後來變成這本書的「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一門是「書寫疾病、疾病書寫」。看到學生用英文流利地報告他們的心得、陳老師與學生熱烈的互動、在在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更想不到陳老師居然說到做到，終於把這麼好的課程整理出這一本書。
這本書裡，陳老師用心選了七個主題：
第一章是利用英國名詩人雪萊的太太瑪莉‧雪萊（Mary Shelley）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這部膾炙人口的科幻奇想，延伸其議題到屍體復活、盜墓挖掘屍體，而後引述人體解剖以及社會禁忌，並讓讀者有機會了解人體解剖進入醫學院課程的重要性、歷史發展以及所遭遇到的困難。
第二章是利用《雙城記》、《孤雛淚》的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生長於工業革命的英國，親身體驗到倫敦大都市裡湧入大量鄉間人口、童工、低賤污穢的生活環境所造成的病痛，而寫出感人肺腑的作品，並使我們意會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
第三章是介紹醫師作家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筆下的「福爾摩斯神探」，但陳老師在此特別探討的並不是一般人所津津樂道的神探觀察力、推理，而是利用書中描述的福爾摩斯偶爾使用目前視為禁藥的嗎啡、古柯鹼，而探討毒品的文化意涵。這也可促使讀者思考許多藥物的歷史定位，隨著時代的改變會有不同的了解與態度，也藉此拓寬醫學生的歷史觀。
第四章陳老師利用在倫敦流傳的1888年十星期內一連串五個妓女慘遭殘殺，而且被開膛取腑的懸案所引發的各種「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的傳說，甚至還引述當時還有皇家子弟牽涉此案的劇本，並由此探討英國「謀殺法案」將屍體解剖視為死刑犯刑罰的一部分，以及開膛手的殺戮具有道德教化、以及性暴力的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
第五章是利用史托克（Bram Stoker）的吸血鬼「德古拉」（Dracula）的故事來探討人類對感染的恐懼，以及對身體、肉體的擁有權，並穿插一些錯綜迷離的顛覆帝國的陰謀。
第六章是利用羅伯特‧路易‧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金銀島」這出名的探險小說，探討英國殖民帝國航海冒險的各種精彩故事，同時也包括醫師主角表現的膽識與專業素養的劇情。
第七章是特別以熱帶醫學的背景，提到在海外拓展殖民的大英帝國對不同種族對疾病的罹患率的差異，尤其是瘧疾在英國的萬巴德與羅斯兩位熱帶醫學大師的研究下，才徹底粉碎了「熱病是白人疾病」的迷信。
最後陳老師透過這幾章的分析討論，證明大英帝國、文學、醫學這三者看起來表面上毫無關聯，但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卻在帝國的發展上發生精彩的交織衝擊，而希望由這本書的探討，讀者可以從文學裡面，看到不只是有關疾病的描述，同時由大時代的變遷，體會歷史巨輪對人類思想的影響。
更難得的是陳老師在這本書的最後，附上他所整理出來的「醫學簡史」。這附錄將西方醫學的起源做非常簡潔扼要的整理。從西方醫學起源於希臘，再傳到羅馬，從希伯克拉底、蓋倫等進而探討宗教與醫學、大學的創立與醫學教育的制度化、文藝復興與解剖研究、機械科學與醫學、而最後達到「國家醫學」與「社會醫學」的興起。誠如陳老師書中所說的，「近代西方文明史的演進可說是與社會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也就是說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對照民主國家、人口統計、經濟成長與軍事發展等諸多發展脈絡，醫學成為規劃國力與統領管理的輔助工具，而醫學診療醫治的對象，也必然鎖定維繫國力興衰的總體人口，從此醫學從一門知識體系轉型為體制化的管理經濟。」 從而變成「國家醫學」與「社會醫學」，最後進展到十九世紀公共衛生論，以及後來發展對疾病傳染的衛生政策，包括「隔離論」、或是「衛生論」種種不同的發展。
同時值得一提的是陳老師在書中不同章節多次介紹兩位影響近代思想的重要人物：傅柯（Michel Foucault）指出依二元分類的邏輯推論，導致醫學以「常態」（normal）；與「變態」（abnormal）的切割所引伸出來的問題；薩依德（Edward W. Said）對帝國殖民侵略的精闢分析，說明這種影響不僅在船堅砲利，也在於潛伏在社會經濟文化與知識層面，其後續效應更為長久且深遠。
很遺憾的是，我最近才發現陳老師已經離開他原先服務的醫學院，而轉到台大外文系專司文學的教職。這雖然對他的專業本行而言，是找到更好的用武之地，但對醫學教育而言，毋寧說是一大損失。因為要在醫學院的老師，能一方面教導學生語文能力，另一方面又能誘導學生透過培養文學賞析的興趣，進而拓寬想像力、視野與歷史觀，卻是鳳毛麟角。我衷心地希望陳老師能繼續藉著他的寫作，整理出更多由文學來看醫學、歷史、社會的心得，將這種融合醫學與人文的智慧傳達給更多醫學生，從而替台灣培育出更多關懷社會的良醫。
（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兼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主任委員）
推薦序
醫學之為隱喻
李有成
這篇序文的題目無疑受到桑妲格（Susan Sontag）的啟發。桑妲格有一本名著，書名很長，不過並不難記，直譯可作《疾病之為隱喻與愛滋病及其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第一部分專論疾病如何被視為隱喻。她的論證以兩種疾病為例，即肺結核與癌症。前者代表十九世紀的重要疾病，後者則為二十世紀疾病的代表。雖然同為疾病，但是二者所造成的社會效應卻南轅北轍，完全不同。在面對這兩種疾病時，病患與家屬的反應與態度也大相逕庭。儘管二者在尚無藥癒的時代都可能致命，可是從旁人的眼光看來，二者確有隱喻上的差異，用桑妲格的話說，肺結核是「時間之病」，英文consumption（消耗）一字即常被用來指稱肺結核，暗示人的健康如何逐漸耗盡；癌症則屬「空間之病」，用來描述這個病症的多屬地形學的用語，譬如「擴散」、「散布」等等。
疾病之為隱喻當然不只於此，桑妲格在她的書中多所論證，這裏無法一一轉述。在陳重仁這本《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中，衍生於疾病的醫學也可被視為某種隱喻。在他所處理的諸多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文本中，醫學不僅是一門科學而已，其背後或深層裏更隱含着帝國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透過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這個著名的概念，陳重仁在反覆析論之餘，微妙地建立起文學、醫學及帝國的複雜關係。
同樣是威廉士，在其《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一書中對產業革命之後英國的社會變遷提出相當鞭辟入裏的歷史與文化分析。產業革命不僅改變了生產工具，也改變了生產關係與社會關係，並將英國形塑為一個階級社會。這些改變與城鄉面貌的改變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大量的農村人口湧進城市，農村凋疲，城市更不堪負荷。1845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出版《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一書，以曼徹斯特地區為例，揭露了城市工人階級慘絕人寰的命運：「曼徹斯特與其鄰近地區的三十五萬人當中，幾乎所有的人所居住的都是破落、潮濕、骯髒的陋屋，而環繞這些陋屋的街道通常都處於殘破、髒亂不堪的狀態。」這種情形非獨發生在曼徹斯特而已，倫敦的情形更不遑多讓。甚至在半個世紀之後，1902年，美國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實地考察了倫敦東區，翌年，他出版《深淵裏的人們》（The People of the Abyss）一書，他的觀察和敘述與恩格斯之見如出一轍。顯然，經過了大半個世紀，即使大英帝國對外國勢如虹，其內政卻千瘡百孔，難掩窘態。世有所謂貧民窟小說（the slum novels）這一文類，幸或不幸，這個時期的英國文學正好貧民窟小說大家輩出，葛絲凱兒（Elizabeth Gaskell）、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莫禮生（John Morrison）等重要作家都留下不少的傑作，見證了當代英國城市生活的悲慘世界。弔詭的是，也就是這個時期，城市生活貧困，環境髒亂，公共衛生落後，疾病叢生，而為了克服這些疾病，醫學竟因此突飛猛進。甚至還有文獻顯示，若干醫學上的突破，實與英國海外殖民大有關係，有不少醫學成就主要就是為了解決海外殖民所面對的醫療困境。
我的這些淺見陳重仁在他的書中有更繁複深入的分析與論證。正如他在〈前言〉所指出的，「外科手術的精進、麻醉藥品的開發與臨床使用、公共衛生觀念的建立、傳染病的研究與防治、熱帶醫學的研究與建制、醫療體系的制度化發展等等，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尤其是最後的二十幾年間，也正是大英帝國勢如中天之際，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對帝國而言，醫學之為隱喻主要還涉及殖民統治的問題。我曾在別的地方指出，殖民統治是一種遠距離控制（long-distance control），是「如何」而非「什麼」的問題，因此需要方法，需要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道德技術，最後歸納還必須回到傅柯指稱的治理（governmentality）的問題。所謂大不列顛其實幅員不大，而且侷促北海一隅，緯度高，氣候寒冷，然而其帝國版圖除北美之外，卻多在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與亞熱帶地區，其熱帶醫學研究之所以建樹甚多顯見並非偶然。陳重仁在其書中論《金銀島》（Treasure Island）一章即以瘧疾為例，暢論十九世紀晚期英國醫學界如何「集體投入心力研究瘧疾的傳染」，因此而「直接造福帝國對於殖民地的囤墾與經營」。這是醫學研究對帝國大業具有關鍵性助益的一個實例。「帝國在理解海外投資風險大幅度降低之後，連帶也強化帝國對於醫學研究的投資意願。」在這種情形之下，醫學研究早已在科學之外，肩負起殖民統治，乃至於延續帝國命脈的重責大任。醫學之為隱喻由此可見。
即以陳重仁所論的《金銀島》而言，其與《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所羅門王的寶藏》（King Solomon’s Mines）等所謂的冒險小說一樣，都是羅慶良（Gail Ching-Liang Low）在《白皮膚／黑面具：再現與殖民主義》（White Skins/Black Masks: Representation and Colonialism）一書中所說的田園形式或海外殖民的成功故事。這種田園形式的產生，其實與我在上文提到的產業革命大有關係。產業革命為英國農村帶來巨變，農村英國（rural England）實已破產，不過城市的危機卻意外地讓時人對已經逝去的農村生活產生鄉愁，因此有田園化英國的說法，視英國農村為墮落前的伊甸園，並將此意識形態提升為國家神話。用羅慶良的話說，農村英國的神話所描繪的是個「純樸、沒有階級的有機社會」——這也正是大批評家李維思（F. R. Leavis）後來所一再悼念的社會。可惜的是，這個農村英國已經一去不復返，充其量只能外求。所謂外求當然包括向海外若干蠻荒殖民，在海外重現農村英國的面貌。上述幾本小說所具現的殖民的成功故事多採羅慶良所界定的田園形式，顯然並非沒有原因的，除見證文類的政治外，也說明了文學形式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表裏關係。
這種文學、醫學及帝國互為環扣或互為因果的關係，在陳重仁這本書中多有闡發。這本書結合了文學、歷史及理論，是一本真正跨領域的著作。正如他在〈前言〉開章明義所說的，本書是「以醫學史的閱讀角度切入十九世紀英國小說，藉由對照西方醫療史的發展，分析文學作品中反映出的醫學想像、恐懼與魅惑」。據我所知，陳重仁在修讀博士學位時，對西方近代醫學史與醫學知識即多所涉獵；任教於台北醫學大學期間，他善用該大學的專業學術環境，繼續精進自己在近代西方醫學史的修養。台灣治醫學史的學者大有人在，不過以醫學史的知識介入文學的詮釋，或以文學印證醫學史的發展的，陳重仁這本書無疑是個新的嘗試。
大約十五年前，我在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批評與臨床文集》（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中讀到一篇題為〈文學與生命〉（“Literature and Life”）的文章。德勒茲當然是以哲學家而非批評家的視角思考文學與生命的關係。他視生命為過程，而各種疾病正好是這個過程中「被中斷、阻擾或填補的狀態」。此外，他認為「作家本身不是病患，而是醫師，他自己的醫師與世界的醫師。」德勒茲的意思是，文學等於醫學，「彷彿是一項健康事業」，其功能在於診治生命過程中被視為中止狀態的種種疾病。作家不一定體魄健壯，他的羸弱主要是他在生命中的所見所感過於龐大，令他難於承受。讀陳重仁這本《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我覺得德勒茲的看法可以為他筆下的維多利亞皇朝的傑出作家作註解。是為序。
——2013年8月28日深夜於台北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與國立中山大學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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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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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結合英國文學、歷史與醫學史，從醫療觀念與脈絡出發，以跨領域觀點重新閱讀十九世紀英國經典文學。如《科學怪人》中，法蘭肯斯坦為了打造人體盜墓取屍，反映當時解剖學的發展；迪更斯小說則描寫工業革命下，大都會倫敦的社會底層生活及貧民窟，藉由書寫真實社會狀況，呼籲大眾重視疾病與公共衛生。十九世紀末則有福爾摩斯與開膛手傑克等較為大眾的罪案小說。其中福爾摩斯使用嗎啡與古柯鹼，屬於藥學與臨床醫藥使用的範圍；開膛手傑克的作案手法則顯示出兇手熟知外科手術知識，都與現代醫學發展有密切關係。至於《金銀島》和《所羅門王的寶藏》等航海冒險小說，也是當時英國最流行的文類之一，表面上能讓讀者認識殖民地，宣傳國威，背景也隱含在前往殖民地的茫茫大海上如何克服疾病，以及解決殖民地醫療困境的問題。
作者藉由對十九世紀重要作品或社會現象進行跨文學與醫學的分析，由此歸納出十九世紀後半葉大英帝國的發展上，看似無甚相關的帝國、醫學、文學實際上有著緊密連結。也企圖藉由跨領域閱讀文學作品，開啟更多元的文學研究策略與省思，以及更具人文關懷的醫學教育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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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醫學史的角度出發，用全新觀點解讀經典英國文學
2. 結合人文與醫學兩大學科，建立跨領域的閱讀分析
3. 讀者能同時賞析文學、了解醫學發展脈絡
4. 附錄醫學簡史，介紹西方現代醫學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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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重仁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於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與通識教育中心任教職，現任教於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獲2007年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碩博士論文獎），研究領域為文學與文化理論、當代英國小說、十九世紀英國小說，以及文學與醫學跨領域研究。論文散見《中外文學》、《文化研究》、《淡江評論》 等刊物，譯有《波赫士談詩論藝》（2001）、《反目：百年著名文學論戰》（2008，與陳佳琳合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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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教育部顧問室的醫學專業教育人文社會與倫理法律教育提升子計畫裡，我們聚集了台灣十二所醫學院關心人文醫學教育的醫師老師以及非醫學背景的人文專業老師代表成立了「醫學教育人文核心團隊」（Medical Educators for Humanities, MEH），而在這團隊的聚會裡，我終於見到了陳重仁老師。後來也很高興有機會受邀去參加他所設計的兩門醫學系人文課程的最後一堂課，一門是後來變成這本書的「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一門是「書寫疾病、疾病書寫」。看到學生用英文流利地報告他們的心得、陳老師與學生熱烈的互動、在在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更想不到陳老師居然說到做到，終於把這麼好的課程整理出這一本書。
這本書裡，陳老師用心選了七個主題：
第一章是利用英國名詩人雪萊的太太瑪莉‧雪萊（Mary Shelley）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這部膾炙人口的科幻奇想，延伸其議題到屍體復活、盜墓挖掘屍體，而後引述人體解剖以及社會禁忌，並讓讀者有機會了解人體解剖進入醫學院課程的重要性、歷史發展以及所遭遇到的困難。
第二章是利用《雙城記》、《孤雛淚》的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生長於工業革命的英國，親身體驗到倫敦大都市裡湧入大量鄉間人口、童工、低賤污穢的生活環境所造成的病痛，而寫出感人肺腑的作品，並使我們意會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
第三章是介紹醫師作家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筆下的「福爾摩斯神探」，但陳老師在此特別探討的並不是一般人所津津樂道的神探觀察力、推理，而是利用書中描述的福爾摩斯偶爾使用目前視為禁藥的嗎啡、古柯鹼，而探討毒品的文化意涵。這也可促使讀者思考許多藥物的歷史定位，隨著時代的改變會有不同的了解與態度，也藉此拓寬醫學生的歷史觀。
第四章陳老師利用在倫敦流傳的1888年十星期內一連串五個妓女慘遭殘殺，而且被開膛取腑的懸案所引發的各種「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的傳說，甚至還引述當時還有皇家子弟牽涉此案的劇本，並由此探討英國「謀殺法案」將屍體解剖視為死刑犯刑罰的一部分，以及開膛手的殺戮具有道德教化、以及性暴力的錯綜複雜的社會問題。
第五章是利用史托克（Bram Stoker）的吸血鬼「德古拉」（Dracula）的故事來探討人類對感染的恐懼，以及對身體、肉體的擁有權，並穿插一些錯綜迷離的顛覆帝國的陰謀。
第六章是利用羅伯特‧路易‧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金銀島」這出名的探險小說，探討英國殖民帝國航海冒險的各種精彩故事，同時也包括醫師主角表現的膽識與專業素養的劇情。
第七章是特別以熱帶醫學的背景，提到在海外拓展殖民的大英帝國對不同種族對疾病的罹患率的差異，尤其是瘧疾在英國的萬巴德與羅斯兩位熱帶醫學大師的研究下，才徹底粉碎了「熱病是白人疾病」的迷信。
最後陳老師透過這幾章的分析討論，證明大英帝國、文學、醫學這三者看起來表面上毫無關聯，但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卻在帝國的發展上發生精彩的交織衝擊，而希望由這本書的探討，讀者可以從文學裡面，看到不只是有關疾病的描述，同時由大時代的變遷，體會歷史巨輪對人類思想的影響。
更難得的是陳老師在這本書的最後，附上他所整理出來的「醫學簡史」。這附錄將西方醫學的起源做非常簡潔扼要的整理。從西方醫學起源於希臘，再傳到羅馬，從希伯克拉底、蓋倫等進而探討宗教與醫學、大學的創立與醫學教育的制度化、文藝復興與解剖研究、機械科學與醫學、而最後達到「國家醫學」與「社會醫學」的興起。誠如陳老師書中所說的，「近代西方文明史的演進可說是與社會醫療化（medicalization）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也就是說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對照民主國家、人口統計、經濟成長與軍事發展等諸多發展脈絡，醫學成為規劃國力與統領管理的輔助工具，而醫學診療醫治的對象，也必然鎖定維繫國力興衰的總體人口，從此醫學從一門知識體系轉型為體制化的管理經濟。」 從而變成「國家醫學」與「社會醫學」，最後進展到十九世紀公共衛生論，以及後來發展對疾病傳染的衛生政策，包括「隔離論」、或是「衛生論」種種不同的發展。
同時值得一提的是陳老師在書中不同章節多次介紹兩位影響近代思想的重要人物：傅柯（Michel Foucault）指出依二元分類的邏輯推論，導致醫學以「常態」（normal）；與「變態」（abnormal）的切割所引伸出來的問題；薩依德（Edward W. Said）對帝國殖民侵略的精闢分析，說明這種影響不僅在船堅砲利，也在於潛伏在社會經濟文化與知識層面，其後續效應更為長久且深遠。
很遺憾的是，我最近才發現陳老師已經離開他原先服務的醫學院，而轉到台大外文系專司文學的教職。這雖然對他的專業本行而言，是找到更好的用武之地，但對醫學教育而言，毋寧說是一大損失。因為要在醫學院的老師，能一方面教導學生語文能力，另一方面又能誘導學生透過培養文學賞析的興趣，進而拓寬想像力、視野與歷史觀，卻是鳳毛麟角。我衷心地希望陳老師能繼續藉著他的寫作，整理出更多由文學來看醫學、歷史、社會的心得，將這種融合醫學與人文的智慧傳達給更多醫學生，從而替台灣培育出更多關懷社會的良醫。
（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兼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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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之為隱喻
李有成
這篇序文的題目無疑受到桑妲格（Susan Sontag）的啟發。桑妲格有一本名著，書名很長，不過並不難記，直譯可作《疾病之為隱喻與愛滋病及其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第一部分專論疾病如何被視為隱喻。她的論證以兩種疾病為例，即肺結核與癌症。前者代表十九世紀的重要疾病，後者則為二十世紀疾病的代表。雖然同為疾病，但是二者所造成的社會效應卻南轅北轍，完全不同。在面對這兩種疾病時，病患與家屬的反應與態度也大相逕庭。儘管二者在尚無藥癒的時代都可能致命，可是從旁人的眼光看來，二者確有隱喻上的差異，用桑妲格的話說，肺結核是「時間之病」，英文consumption（消耗）一字即常被用來指稱肺結核，暗示人的健康如何逐漸耗盡；癌症則屬「空間之病」，用來描述這個病症的多屬地形學的用語，譬如「擴散」、「散布」等等。
疾病之為隱喻當然不只於此，桑妲格在她的書中多所論證，這裏無法一一轉述。在陳重仁這本《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中，衍生於疾病的醫學也可被視為某種隱喻。在他所處理的諸多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文本中，醫學不僅是一門科學而已，其背後或深層裏更隱含着帝國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透過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這個著名的概念，陳重仁在反覆析論之餘，微妙地建立起文學、醫學及帝國的複雜關係。
同樣是威廉士，在其《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一書中對產業革命之後英國的社會變遷提出相當鞭辟入裏的歷史與文化分析。產業革命不僅改變了生產工具，也改變了生產關係與社會關係，並將英國形塑為一個階級社會。這些改變與城鄉面貌的改變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大量的農村人口湧進城市，農村凋疲，城市更不堪負荷。1845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出版《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一書，以曼徹斯特地區為例，揭露了城市工人階級慘絕人寰的命運：「曼徹斯特與其鄰近地區的三十五萬人當中，幾乎所有的人所居住的都是破落、潮濕、骯髒的陋屋，而環繞這些陋屋的街道通常都處於殘破、髒亂不堪的狀態。」這種情形非獨發生在曼徹斯特而已，倫敦的情形更不遑多讓。甚至在半個世紀之後，1902年，美國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實地考察了倫敦東區，翌年，他出版《深淵裏的人們》（The People of the Abyss）一書，他的觀察和敘述與恩格斯之見如出一轍。顯然，經過了大半個世紀，即使大英帝國對外國勢如虹，其內政卻千瘡百孔，難掩窘態。世有所謂貧民窟小說（the slum novels）這一文類，幸或不幸，這個時期的英國文學正好貧民窟小說大家輩出，葛絲凱兒（Elizabeth Gaskell）、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莫禮生（John Morrison）等重要作家都留下不少的傑作，見證了當代英國城市生活的悲慘世界。弔詭的是，也就是這個時期，城市生活貧困，環境髒亂，公共衛生落後，疾病叢生，而為了克服這些疾病，醫學竟因此突飛猛進。甚至還有文獻顯示，若干醫學上的突破，實與英國海外殖民大有關係，有不少醫學成就主要就是為了解決海外殖民所面對的醫療困境。
我的這些淺見陳重仁在他的書中有更繁複深入的分析與論證。正如他在〈前言〉所指出的，「外科手術的精進、麻醉藥品的開發與臨床使用、公共衛生觀念的建立、傳染病的研究與防治、熱帶醫學的研究與建制、醫療體系的制度化發展等等，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尤其是最後的二十幾年間，也正是大英帝國勢如中天之際，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對帝國而言，醫學之為隱喻主要還涉及殖民統治的問題。我曾在別的地方指出，殖民統治是一種遠距離控制（long-distance control），是「如何」而非「什麼」的問題，因此需要方法，需要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道德技術，最後歸納還必須回到傅柯指稱的治理（governmentality）的問題。所謂大不列顛其實幅員不大，而且侷促北海一隅，緯度高，氣候寒冷，然而其帝國版圖除北美之外，卻多在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與亞熱帶地區，其熱帶醫學研究之所以建樹甚多顯見並非偶然。陳重仁在其書中論《金銀島》（Treasure Island）一章即以瘧疾為例，暢論十九世紀晚期英國醫學界如何「集體投入心力研究瘧疾的傳染」，因此而「直接造福帝國對於殖民地的囤墾與經營」。這是醫學研究對帝國大業具有關鍵性助益的一個實例。「帝國在理解海外投資風險大幅度降低之後，連帶也強化帝國對於醫學研究的投資意願。」在這種情形之下，醫學研究早已在科學之外，肩負起殖民統治，乃至於延續帝國命脈的重責大任。醫學之為隱喻由此可見。
即以陳重仁所論的《金銀島》而言，其與《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所羅門王的寶藏》（King Solomon’s Mines）等所謂的冒險小說一樣，都是羅慶良（Gail Ching-Liang Low）在《白皮膚／黑面具：再現與殖民主義》（White Skins/Black Masks: Representation and Colonialism）一書中所說的田園形式或海外殖民的成功故事。這種田園形式的產生，其實與我在上文提到的產業革命大有關係。產業革命為英國農村帶來巨變，農村英國（rural England）實已破產，不過城市的危機卻意外地讓時人對已經逝去的農村生活產生鄉愁，因此有田園化英國的說法，視英國農村為墮落前的伊甸園，並將此意識形態提升為國家神話。用羅慶良的話說，農村英國的神話所描繪的是個「純樸、沒有階級的有機社會」——這也正是大批評家李維思（F. R. Leavis）後來所一再悼念的社會。可惜的是，這個農村英國已經一去不復返，充其量只能外求。所謂外求當然包括向海外若干蠻荒殖民，在海外重現農村英國的面貌。上述幾本小說所具現的殖民的成功故事多採羅慶良所界定的田園形式，顯然並非沒有原因的，除見證文類的政治外，也說明了文學形式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表裏關係。
這種文學、醫學及帝國互為環扣或互為因果的關係，在陳重仁這本書中多有闡發。這本書結合了文學、歷史及理論，是一本真正跨領域的著作。正如他在〈前言〉開章明義所說的，本書是「以醫學史的閱讀角度切入十九世紀英國小說，藉由對照西方醫療史的發展，分析文學作品中反映出的醫學想像、恐懼與魅惑」。據我所知，陳重仁在修讀博士學位時，對西方近代醫學史與醫學知識即多所涉獵；任教於台北醫學大學期間，他善用該大學的專業學術環境，繼續精進自己在近代西方醫學史的修養。台灣治醫學史的學者大有人在，不過以醫學史的知識介入文學的詮釋，或以文學印證醫學史的發展的，陳重仁這本書無疑是個新的嘗試。
大約十五年前，我在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批評與臨床文集》（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中讀到一篇題為〈文學與生命〉（“Literature and Life”）的文章。德勒茲當然是以哲學家而非批評家的視角思考文學與生命的關係。他視生命為過程，而各種疾病正好是這個過程中「被中斷、阻擾或填補的狀態」。此外，他認為「作家本身不是病患，而是醫師，他自己的醫師與世界的醫師。」德勒茲的意思是，文學等於醫學，「彷彿是一項健康事業」，其功能在於診治生命過程中被視為中止狀態的種種疾病。作家不一定體魄健壯，他的羸弱主要是他在生命中的所見所感過於龐大，令他難於承受。讀陳重仁這本《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我覺得德勒茲的看法可以為他筆下的維多利亞皇朝的傑出作家作註解。是為序。
——2013年8月28日深夜於台北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與國立中山大學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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