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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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決定中國未來興衰的關鍵，就在城鎮化！
★ 中國城市擴張有多快？
中國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都市人口增加了兩億，平均每年增加約一個澳洲的人口。到2030之前，中國還會有三億農民走向城市，相當於一整個美國的人口。屆時，中國城市人口將高達十億，地球上每八個人就有一個住在中國城市裡。
★ 一百兆商機的未來！
據估計，因為城市人的收入與消費均是農村人的三至四倍，中國城鎮化（即城市化）將可以帶來一百兆台幣的商機。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主張，「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 然而，如果稍有差遲？
――城市土地利用失衡引發房價飆漲。
――巨量人口與車輛將癱瘓城市交通。
――中國經濟因農村消費不足而停滯。
――肆意擴張的城市將併吞中國有限的耕地。
――官商勾結土地兼併造成百萬農民流離失所。
――空氣汙染瀰漫人口超過百萬、千萬的大城。
――無數外觀毫無美感、樣式千篇一律的冰冷城市。
――僵化的戶口制度導致極度的社會不公與階級歧視。
――地方政府因為無力承擔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而破產。
★ 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
一個富裕而穩定的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將會是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穩定力量，但一個個破產、騷亂、擠滿憤怒的失業人口的中國城市，將是人類的災難。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說，「21世紀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有兩項，一是美國的科技創新，二是中國的城鎮化。」
★ 中國的農村與城市，農民、民工與都市人口究竟將何去何從？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威脅還是機會？《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中為你深度報導分析。
＝內容介紹＝
◎城鎮化是中國必走的路
在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大規模地向城市移動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也是必然的政策目標。
對個人來說，城市意味著更高的收入、更舒適的現代化生活、與更新潮的娛樂與消費。在本書中，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指出，以2010年的重慶為例，城市居民的可消費金額是農民的三倍，差距高達一萬三千人民幣。
這也是從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至今，五億中國農民選擇進入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討生活的主因。可悲的是，僵化、嚴厲的戶口制度逼使他們只能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在城市裡享有醫療保險或退休福利的民工不到20%；他們的子女能唸公立學校的人數不到40%。但是，他們還願是前仆後繼地來到現代化城市，只因為這裡收入更高……
另一方面，大量農村人口進城也是一個中國政府樂見的現象，並名之為「城鎮化」。儘管媒體都大幅報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已經太過擁擠，導致嚴重的交通癱瘓與空氣汙染，且過度的城市投資已經造成諸如鄂爾多斯「鬼城」等泡破經濟的前兆，然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城市人口竟然還不夠！
其背後的策略考量是：中國只有全球7%的可耕地，卻得養活20%的人口。為了提高農地使用效率，中國政府不得不大力推動城鎮化，目標是在2030年前，繼續將兩億五千萬農民移入城市，將城鎮化比率推升到65%以上，使城市人口達到十億之眾。果真如此，中國每戶農家的耕地將增加到一公頃。根據日本與台灣的經驗，每農家有一公頃耕地是經濟起飛的先決條件。
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在就任記者會上就宣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城鎮化的負面後果
然而，城鎮化工程背後隱含了無數的難題與危機，其中有的已經爆發，譬如：
1. 空氣汙染：符合WHO所訂二氧化硫與二氧化氮標準的中國城市不到20%。
2. 交通堵塞：北京已有五百萬輛私人轎車，北京人花在通勤上的時間全球第一。
3. 投資氾濫與城市的無度擴張：在1980至2010年間，中國城市新區擴大三倍有餘，但同期間城市人口只增加了120%。
4. 工業區擠壓住宅區導致的房價飆漲：在2006至2008年間，工業用地占了所有新城市建設用地的45%，住宅用地卻只占20%。
當然還有不少尚未爆發，但已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潛伏危機。譬如，地方城市為了加速開發以催高經濟數據（這是在中國官場升官的重要指標），經常過度借款、盲目投資，中國銀行業的壞帳總額很可能將於2014年達到兩兆人民幣……
◎土地兼併與左右之爭
當然，所有危機與弊病當中，最怵目驚心、駭人聽聞的還是土地兼併的問題。無論是為了私利還是公益，中國地方政府為了建設城市常無情地驅離在地農民。作者指出，自地方政府於1990年代開始收購農地以來，每年有約二十萬公頃遭徵收，已有四千萬到五千萬農民失去土地。2011年十二月在廣東烏坎村爆發的官民衝突，就是在這背景下誕生的……
從土地問題切入，我們進一步看到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核心問題：財產權。西方觀察家與中國的改革派人士無不極力呼籲賦予老百姓更完整的財產權保障，讓老百姓能夠自由地買賣他們的土地財產，才能避免官員的剝削。然而，另一批同樣關懷底層民眾福祉的左派思想家卻擔心，在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之前，鼓勵老百姓自由買賣土地只會陷民於水火之中，並合理化了奸商與貪官對農民的欺詐……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城鎮化的問題極度的複雜，任何片面的觀點都不足以一窺全豹。所幸，《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一書中試圖對中國城鎮化做出比較完整、客觀的報導。
◎「鬼城」不足為懼
唐米樂有記者的敏銳觀察，也有學者的冷靜分析。他一方面讚嘆中國政府已達到的驚人成就，譬如在中國城市裡我們幾乎找不到在印度或南美大城裡那種慘不忍睹的貧民窟（感謝嚴厲的戶口制度）。另一方面，他也發現在絢麗的城市光彩之下，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且就算在城市裡，也有多達兩億五千萬的中國城市居民缺乏基本的保障。他們遭受歧視，過得沒有尊嚴的生活，且屢遭貪官汙吏欺壓。改革絕對是必須的。
除了提供全面、持平的介紹之外，作者也不乏驚人之洞見。儘管吳敬璉、陳志武等中國權威經濟學家都已憂心忡忡地指出，「鬼城」的出現象徵了投資氾濫的中國經濟即將出現泡沫，唐米樂卻大膽斷言，以中國人口規模之巨、城市住房需求之殷，「鬼城」現象只會是暫時的。唐米樂估計，中國的住房根本建得太少，「大約還短缺七千萬個單位。」
中國城鎮化的成就與難題究竟何在？它會是一個危機還是希望？全球經濟是否能夠從十億的中國城市居民口袋中獲益？唐米樂的大膽樂觀有沒有根據？讀者可以從《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獲得答案。
作者簡介：
唐米樂(Tom Miller)
唐米樂是經濟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K Dragonomics）旗下刊物《中國經濟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總編輯，曾任《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他獲有牛津大學英文學位，是倫敦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中國研究碩士。畢業以後，他在上海大學教了一年書，之後又在北京語言大學與中國中央戲劇學院學習中文。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的湯姆，目前與妻子與兩個子女住在北京。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譯者簡介：
譚天
曾任《聯合報》編譯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歐洲日報》編輯主任。退休後旅居加拿大迄今。譯作包括《戈巴契夫傳》、《波蘭斯基顯影》、《身先士卒，史瓦茲柯夫將軍傳》、《栽培領袖》、《享受工作的10個態度》、《新媒體消費革命》等約七十多本，範圍廣涉宗教、文化、理財、科技等領域。
名人推薦：
＝各方推薦＝
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北京特派員：
「城鎮化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發展中最重要的主題。在本書裡，唐米樂對中國城市擴張與農村萎縮的經濟、社會、環境後果，提供了專業的分析報導。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忘掉對身處其中的人們的關懷。原本可能枯燥、抽象的話題，在米樂的書裡變得鮮活而有趣。」
詹姆斯．麥爾斯（James Miles），《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駐北京特派員：
「這本鞭辟入裡、引人入勝的書在此時出版正是時候。中國新領導人正面臨極端棘手的問題。唐米樂呼籲他們傾聽中國自己的專家學者的建議，立即展開土地改革。讀者看完此書之後會了解，中國令人咋舌的城市擴張需要好好調整一下了。」
陳金永，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聯合國城市化及人口遷移專案顧問：
「這本書內容豐富、觀點犀利，而且提供最即時的資訊。任何想要理解中國的人都應該一讀。」
《時代雜誌》（The Times）：
「中國的城鎮化的變化之快，影響之廣，超過歷史上的所有先例。但唐米樂的書掌握到了中國政府面臨的考驗與挑戰。因為沒有人知道前方的道路在哪裡，中國領導人缺乏可以借鏡之處。唯一值得參考的，就是唐米樂的這本書。」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nral）：
「城鎮化是中國政治圈最火紅的議題。他們必須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持續成長尋找新動力。中國從民生消費到能源政策都將受其影響。沒有人比唐米樂更適合來探索這個艱困的任務。」
＝推薦序＝
◎推薦序一：十億中流時代即將來臨！
包淳亮／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著有《自由的兩岸關係》。
由於中國在意識型態上、政治組織方式上的特立獨行，西方人觀察中國時不僅難以設身處地、較不具同理心，也往往較少同情心。中國落後於西方，又不願意迂尊降貴的向西方全面學習，那麼中國的混亂、骯髒、粗魯、兇惡都應完全由中國人承擔，這也應該就是中國的形象；至於偶爾可見的正面表現，由於「政治不正確」，不僅應該是例外，而且應該被忽視。不過總有人願意「不正確」，例如這本《十億民工進城來》就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西方人的成見。
本書的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是位生活在北京已十餘年的「老外」。他並不出名，雖然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介紹了他的書，但維基百科裡雖有十餘位與「唐米樂」同名同姓者，沒有一位是他。儘管如此，這本書觀察細微、立場公正，比起多數西方角度的中國論著更值得推薦。對於專業的中國研究者而言，本書對中國城市化現象的客觀陳述，不會給人太多的「意外」；但對一般讀者而言，客觀應該被視為本書的優點。本書不是政治推銷，沒有犀利洞見；但是平鋪直敘之餘，又能將相關的中國城市化的歷史、制度，以及所面對的挑戰、未來的趨勢，與許許多多常民百姓的生活揉雜在一起，舉重若輕，既不過於學術以致一般讀者難以消化，又不過於瑣碎以致於見樹不見林、以偏蓋全。
不過，什麼是「林」、什麼是「全」呢？一言以蔽之：現代化。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附帶產品，是各個農民的生產力大幅提高後、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與服務業的結果；而工業與服務業需要勞動與消費的集中，於是帶來近代的城市化。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三重、新莊、中和、土城，或者桃園縣，或者高雄的楠梓、草衙所常見的廠房、陋屋乃至於豪宅比鄰而居，田僑仔、黑手、飛仔與流浪漢混跡一處的現象。發生在台灣的這種現象放大五十倍，就是本書作者所要研究的中國大陸城市化。
本書提醒讀者：中國在二○三○年前還將興建「七千萬」戶房子，移民城市的農村人口還將增加「兩億五千萬」，屆時中國城市人口將達世界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這總總意味著此一過程將對世界的經濟、環境構成深遠的影響。不過比起把中國新城區稱為「鬼城」的譏諷，以及經濟上「投資過度」的質疑，本書卻指出「對城市的巨額投資，是大規模移民必不可缺的另一面」，「只要城市化腳步仍然迅速，投資在中國經濟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其實錯誤的投資是不可避免的，比起每年千萬人以上的城市增長規模，所謂的「鬼城」不過是其中盞盞之數。但是不同於某些人冷眼旁觀的心態，本書作者卻呈現出身在其中的深刻關懷。因此當他提到此前「中國城市看起來都一個樣，蘇聯風格的設計是一個原因」，「首都的權力美學在全國各地許多新建築明顯展現」，發出的慨嘆也彷彿中國大陸輿論界相關批評的迴響。
本書作者除了發抒自身的經歷，也參考了大量研究，但當然其中也不免有所遺漏。例如作者雖引述了麥肯錫的研究報告，但忽略了麥肯錫的相關研究「二○一○到二○二五年的全球活力城市」；這一報告指出在這十五年間，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最多的七十五個城市中，若不計入台北，將有二十九個來自中國。中國主要城市的人均GDP可望從從目前的大約一萬美金增長至三萬美金上下，其中內陸城市約二至三萬，沿海則三至四萬。中國城市化的強勁動能，從作者提到的各大城市積極興建地鐵可見一斑，但其規模還值得多說兩句：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兩個地鐵網都已在中國，即北京地鐵與上海地鐵；廣州、深圳、天津、重慶的地鐵長度也已凌駕台北之上，且主要城市的地鐵長期規劃，往往達五百乃至於一千公里之長。與此相似，十億城市中國人當然不能像美國人那樣依靠航空，因此高速鐵路網的急遽擴大也就合乎情理。
本書以不小的篇幅鋪陳其對農民工的同情，但這種同情對於開發中國家、乃至處在已開發國家門檻上的我們，卻似乎過於奢侈。作者引述數據，指出農民工「平均月薪為人民幣兩千元」以上、「大多數每個月能掙四百美元」，而「全國平均工資為三千兩百元人民幣、約合五百一十美元」，「民工家庭一般每年可以賺到三千到八千美元」。這些數字並不枯槁，我們只需拿「22K」（約七百美元）來比較。沒錯，這些中國大陸底層「農民工」的薪資，與台灣社會新鮮人常見的一般起薪，差距其實相當有限！甚至，他們正仿效日本來推動「所得倍增計畫」，以建立一個均富的內需市場。
上述城市化的硬體建設，與農民工薪資的上升，都是以產業的突破為基礎，而且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才是現代化與城市化的真正依靠。這些突破與提升雖非本書所企圖關照的現象，卻是重要的背景知識，是讀者所應掌握的宏大歷史的註腳。中國大陸依靠統一的領導與超巨量的規模，正企圖做到「人有我有、人無我也要有」；例如通訊業不能讓歐美寡占，因此邀請了西門子等一同研發自己的第三代、第四代移動通訊技術；核電、高鐵不能讓歐美專美於前，經過努力已經技術純熟，不僅高鐵開始輸出、甚至要在英國建核電廠；航空產業不能讓歐美兩家獨占，因此成立中國商飛，預計二○一五年首飛；全球定位系統不能讓美國霸占，因此先與歐洲合作加利略，後推出自己的北斗，預定二○二○年前覆蓋全球。凡此種種，都是「代工」稱王的台灣應該引為警惕的。
畢業自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已定居北京十餘年的唐米樂，對十億城民過上體面生活的可能性抱持審慎的樂觀，這是他的理想與期盼。讀者如果能藉由本書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所伴隨著的大量工作機會，特別是高薪工作向中國大陸主要城市集中的歷史性的、無可扭轉的趨勢，就會得出台灣人到大陸找工作的現象將愈來愈普遍的結論。「想像的共同體」的終點，將要從台北、從紐約或倫敦，轉移到北京與上海嗎？不久前台灣的一幅地產廣告，說要「與世界接軌」，代表世界的圖片卻是外灘；我一時驚愕，卻毫不感到意外。
◎推薦序二：從《十億民工進城來》開始思考中國的改革之路
李政亮／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著有《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
這一年來，筆者有機會就中國觀察在不同的場合進行演講，對象從公務員、高中老師、社會人士到大學生不等。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台灣大學生的中國想像，因為對這個世代的年輕人來說，中國威脅與中國機會同時夾擊，他們的中國想像會是什麼？
有一場演講的經驗讓我印象深刻。當我要學生說出任何關於中國的詞彙時，有學生提到「大紅燈籠高高掛」，這是一九九一年的電影，很可能與這位學生同齡，年輕的學生之所以知道這部電影，是因為學校老師上課放過。此外，有幾個學生想說韓寒，但腦海裡浮現不出韓寒二字，於是說了兩個相關的特徵讓我得知他們想說的是韓寒－－「寫文章批判社會的年輕人」以及「開賽車」。
科普作品之必要
這個場景並不讓我意外，在大學教授中國相關課程的朋友早已跟我吐過苦水。，政治體制與文化的差異，使大多數學生對中國感到陌生，「摸著石頭過河」之的語彙更是遙遠。儘管，隨著中國崛起，台灣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大幅度增加，此外，書市也出現不少中國議題的作品。
為什麼年輕人對中國議題如此冷感？淺層次來說，在認識中國之路上，我們欠缺一些「科普」式的作品。「科普」式的作品有助於讓我們較完整地釐清中國社會現象，避開媒體片段與獵奇之眼或是中國高層如電影一般的鬥爭黑幕。我們需要透過這類作品勾勒中國的樣貌，也在此過程中激發問題意識，扎扎實實地進入中國。
《十億民工進城來》正是一部科普式的作品，主題是中國現代化計畫中的人與土地的配置問題，由此延伸的則是城鄉二元制之下不平等的戶籍制、地方政府瘋狂的城市化乃至拆遷等光怪陸離的現象。筆者與作者唐米樂先生都有長時間中國生活的經歷，唐米樂先生筆下的某些場景，也令筆者想起自己的相關經驗。「你農民哪！」是城市人取笑他人無知的口頭語，但是讓城市人尷尬的是，如果沒有來自農村的城鄉移工，城市人的生活很可能停頓。
每年農曆春節之前返鄉的春運人潮，是人類最大規模的人口移動，火車載回了大量的城鄉移工。農村的過節總是到了十五的元宵節才告結束，然而，城市則是大致初五年前後開工。城市與鄉村的社會時間差展現在這幾天，很多城市家庭在初五到元宵之間的生活是無法步上正軌的，照顧小孩的褓姆、打掃家庭的清潔工、送快遞的送貨員、社區保安等都是來自農村。
在農村，「發展打工經濟」的地方政府宣傳口號時而可見，這已是官民一致的共識，一般人家都希望子弟往外發展，再也不要回來，甚至回來是丟臉的。此外，跟城市很不同的是，不少農村都保留神明桌的空間，但是，與台灣神明桌拜神明不同的是，上面擺的不是神明而是毛澤東像。另外，在農村也可看到畫有領導人肖像的月曆，領導人們的眉毛都是加工過的異常黑長。
一個中國，Ｎ個世界，城鄉二元制所帶來的，是城市人與農村人在中國社會天平上不同的位置與重量。
穿透現象繼續思考
「科普」式的《十億民工進城來》帶來相對完整的現象介紹，作者在最後也提出了中國政府必須改變現狀的呼籲。不過，敏銳的讀者勢必得沿著這些現象與問題再思考，為何諸如拆遷、瘋狂的城市化等問題會發生？這與既有的機制有何關聯？改變的可能性又在那裡？
二○一三年的幾個現象值得作為切入點。十月，一部五分多鐘的動畫《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上傳網上兩天便創造一百多萬次點擊收看，這個動漫短片簡明地帶出中國領導人的晉升之路：他們必須從底層做起，經由鄉科、縣處、廳局、省部，在七百多萬幹部中脫穎而出。
這是一個龐大的金字塔結構，說中國是一個幹部國家一點也不為過，從國家主席、大學校長到基層公務員都是國家幹部。中國官場當中有個「步步高」的說法，也就是在如此激烈的競爭當中，官員們錯走一步，在級別晉升過程當中將會落居下風，特別是在講求幹部年輕化的過程當中，許多職位都設有年齡限制，最好每一個升遷機會都能掌握住。
幹部國家沒有選舉，但有其考核官員的指標。根據北京大學教授周黎安在《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當中所指出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地方GDP成長、招商數額等成為硬指標，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地方政府如此依賴房地產開發商，即便強拆也在所不惜，鬼城更是一座座出現！
習李時代的政治參考書
七百多萬的幹部人數，如同一個龐大的政策執行機器。但是，這個龐大的機器卻也面臨如何調整的問題。
有趣的是，習近平與李克強上台之後，新政初始，各方力量不忘為這個龐大機器的運作提供參照。二○一二年年底，主管紀律的王岐山推薦官員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二○一三年八月，堪稱最熱鬧的一個月，已退休的朱鎔基出版《朱鎔基上海話實錄》、《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也在八月問世，甚至《毛語錄》將要重新出版的謠傳也始自這個月份。
官員的政治課，如此熱鬧，到底這些推薦書與講話實錄反應了什麼？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西方政治史的經典作品，這部鉅作當中的一個問題意識是：為何路易十六主政下的繁盛，卻加速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到來？王岐山的推薦之意，顯然是希望官員們以此為戒，雖說中國已是大國崛起的年代，但貧富差距與社會矛盾卻也達到臨界點，稍有不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如果說，《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來自西方歷史的提醒，《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則是中國本土經驗的實踐與提醒。朱鎔基，一九九八年至二○○三年擔任國務院總理時期，任內進行多項重大政策變革，也因而被媒體譽為「鐵血宰相」。
擔任國務院總理之前，朱鎔基於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年上海主政，《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之所以選定這段期間的談話集結出版，正因為這是上海在改革開放中前行的轉折路途。在這本講話實錄當中，不斷強調上海應當積極與國際接軌、批判官場中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主政者應關注小老百姓的住房與菜價問題等。
一部年代久遠的學術著作與昔日的談話，卻在今日成為暢銷書，這意味著什麼？如果說，《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代表官員必須勤政於民、勇於改革的聲音，那麼一度謠傳將要重新出版的《毛語錄》，則代表中國政治的另一種聲音：在權錢合作之下，小老百姓無以生活，只有懷念毛澤東所曾許諾的人人平等。儘管《毛語錄》的出版後來證實是謠傳，不過，這股力量確非空穴來風。
當然，最重要的政治參考書是二○一三年十月所出版的《幹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作者是習近平，這本書也因此成為教科書而非參考書。這本書談的是習近平在浙江主政時期的經驗談。但無論如何，中國官僚體制變革的問題再一次浮上檯面。
這是筆者閱讀《十億民工進城來》之後的思考面向。請注意，中國很大，中國共產黨員人數接近德國人口、四川面積小於法國但人口超過法國，這麼龐大人口背後的權力結構乃至社會狀況都極為複雜。前述筆者所說的只是眾多面向之一。
讀者朋友，超越現象思考中國問題，你準備好了嗎？
◎推薦序三：城市是中國唯一的選擇嗎？
李展鵬／任教於澳門大學傳播系，《澳門日報》專欄作者，著有《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等書。
談城市發展－－特別是當今中國經歷的超大規模城市化進程，身為澳門人的我，百感交集。閱讀唐米樂這本不太厚重但極之重要的新作《十億民工進城來》，我終於有系統地了解中國城市發展的各種問題，獲益良多之餘，我也翻開遠近記憶，重組我對城市發展的複雜心情。
我的世界只有城市
我出生於七○年代，懂事於八○年代，那是一個沒有農村的世代。澳門地小，人口密度高，在四小龍時代，城市化程度雖遠不及香港，但農村對我來說已是非常陌生。在我的生活中，也從來沒有農夫這種人。當時，看著已成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我那一代人只覺城市化是澳門的－－甚至是世界的－－必然選擇。我們只恨澳門比不上香港「繁榮進步」。
我從小愛看電影。在陪伴我長大的香港電影中，幾乎已經沒有農村的蹤影。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很多港片呈現的富裕城市生活：豪宅、購物中心、高級餐廳，當然，必不可少的是維多利亞港的繁華盛況。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反映在電影選取的城市空間上，代表著香港正奮力爭取向上的社會流動。極少數例外如嚴浩的《似水流年》，也只是香港人回鄉探親度假，電影的視角仍是城市人的。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呈現的那個世界，已經沒有農村的存在。
如是，我的成長過程既不曾出現過農村，我也對鄉間生活也沒有任何想像。當年，澳門的某些父母還流行講一句教育（及恫嚇）孩子的話－－「你不好好讀書，長大只能去種田了！」對八十年代的澳門人來說，去種田竟是對懶惰的人的最大懲罰，一如犯罪的人要下地獄！
帶著這樣的背景，我後來在台北讀書時，卻從影像去重新想像農村。大學一年級看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我深深被電影中的農村觸動。從鄉間往城裡討生活的主角，經歷生活逼人與愛情失意，最後回到鄉間聽著年紀老邁的爺爺輕輕說起地瓜的收成。鄉間的人、物、情，成了失落的城市人的心靈救贖。年少無知的我這才知道，原來有些人是渴慕農村生活的。後來慢慢了解台灣新電影，才知道城鄉差異一直是個創作母題，是很多台灣導演都必須面對的議題。然後，在大學生涯中，我從不同方面粗淺地了解城市發展帶來的問題，包括環境污染、罪惡率高、貧富懸殊等，漸漸對城市生活多了一分反思。
城市化代表一切進步與美好？
九○年代期間，我每次去大陸都訝異於其經濟發展。一方面看來，是越來越繁榮，另一方面，卻滿眼有污煙瘴氣的景象，包括隨處可見的污染與乞丐。當時我就想，西方的現代化經驗能否令中國少走一點冤枉路？還是，中國始終要經歷一次現代化帶來的好與壞，沒法避免難題？後來，耳聞目睹很多中國的問題，都跟現代化進程有關，我開始覺得當年的想法天真。事實是：中國很可能不但不能避免曾經在西方出現過的問題，而且問題更為嚴峻。
大約十年之前，我到北京旅行。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已是如火如荼，「發展是硬道理」已是整個國家的某種信仰；而隨著經濟飛速發展，更多問題不斷湧現。我住在南鑼鼓胡同區，附近有個小劇場正舉辦大學生戲劇節，我就看了一齣名為《梵高》的戲劇演出。劇中的中國青年渴求生命意義，在畫家梵高的引導下，他展開了一段尋找之旅。他嘗試透過愛情、金錢、藝術去尋找生命意義，卻發現只有虛空與醜陋。後來，他覺得城市是萬惡的，於是到農村尋找世外桃源，可是發現農村的問題一點也不比城市簡單。
如今驀然回首，更覺這小品極具時代意義。在今天，中國人的菜單上已幾乎沒有農村這個選項。我在英國讀書時，一個台灣好友跟我說，他曾在火車上聽到兩個大陸遊客的對話，他們對於英國的現代化程度頗為失望，其中一人更斷言：「英國除了倫敦以外都是鄉下！」這句話反映的，一方面是部分中國人在所謂「大國崛起」之下的氣焰。另一方面，這也顯示當今中國人對大城市的迷信。而那種迷信，似曾相識地，就是香港八○年代的社會集體意識－－城市化代表了一切的進步與美好。
然而，當這位大陸朋友對城市化極度迷信，人類社會也大抵正處於工業革命以後對城市發展的批判最猛烈的時期：環保分子猛批城市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學者指出城市化常帶來嚴重的貧富懸殊，文化保育人士痛恨城市化往往犧牲古舊建築，左派學者探討現代資本主義如何利用城市空間進行剝奪性的運作，動物保護人士批評現代城市對動物越來越不友善......。今天，無論在歐美或亞洲發達地區，越來越多年輕人渴望反璞歸真的生活，「綠色生活」成為時髦概念，更有人身體力行去種田，遠離城市生活。城市不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選擇。
被忽視的世博主題
在這個脈絡下，以上那位大陸朋友的言詞似乎頗為自大兼無知。不過，話說回來，正當歐美的經濟都陷入困境，而中國卻是扶搖直上，就連一些歐洲人也對中國的城市化投以艷羨目光。我在英國曾跟一個西班牙年輕人談起上海，他說他多麼希望有一天可以住在浦東的摩天大樓中！是的，當亞洲後進國家的有識之士都羨慕歐洲的文化保育做得好，都欣賞歐洲城市的古風，卻原來有歐洲人渴慕中國的超級都會。
三年前的上海世博的主題正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相對於英文「Better City, Better Life」（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中文題目已是一錘定音地對城市下了結論。然而，在那次世博中，浦東與浦西兩個展區卻是一冷一熱。浦東展區主要有不同國家館，遊人如鯽，他們似乎都想看看各國如何使用其展館比拼國力；然而，浦西展區卻相對冷清得多。該區有城市最佳實踐區及主題區（包括介紹城市發展的城市足跡館），其實更堪玩味：倫敦案例展示了環保的零碳建築，丹麥的歐登塞案例介紹當地如何使單車在城市復活，馬德里案例構建未來的環保「竹屋」及「空氣樹」。對今天中國來說，這個城市最佳實踐區正是甚具啟發性的他山之石，但它卻頗受遊人冷待，傳媒的焦點也不在此。到底是因為彷如主題樂園的世博並不適合思考嚴肅的問題？還是中國人至今對城市發展沒有深切反思？
今天，中國城市發展已經不只是中國人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走的路，其實也在探索這個世界的可能性。如果西方被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塑造的那個現代世界問題百出，那麼中國的模式是創造更多問題，還是可以為人類未來提供不同選項？
回答以上複雜問題之前，梳理一下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現況是必要的一步。唐米樂的這本新書的最大貢獻是從不同的制度面去清晰地說明這問題，包括改革戶口制度、進行土地改革、改善土地運用等。今天台港澳人在大陸親眼目睹的各式現象，從傳媒看到的種種問題，不少都可以從本書找到答案－－例如，原來近年大陸的不少官民衝突，起因是農地的集體擁有權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逼農民賤賣土地而從中獲利；原來，那些「鬼城」出現的背後，是中國城市不斷向外擴張與民工不斷進城的結果；又原來，我們時常看到的斷腳乞丐，很可能就是因為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工在城裡沒法得到任何醫療補助……。小小的一本書，足可透視今天中國的不少問題，甚具參考價值。
中國之路：探索世界的可能性？
而本書另一個非常可貴的地方是，雖然作者談及的往往是很宏觀的問題，但他的姿態絕不是冷冰冰的由上而下的純政策導向，而是處處不忘改善數以億計的民工生活，讓他們安居樂業，生活有保障。大談政策之餘，他沒有忘了街頭的乞丐、富士康的民工、每次服務只賺兩元美金的妓女。作者在指引中國城市發展走向健康道路之同時，也在冀盼生活在底層的人民改善生活。
不過，值得反思的是全書沒有明言的假設－－高度城市化似乎是中國前路的唯一選擇，中國能做的只是完善它，而目標則是「城市化做對了，中國可以超越美國，鞏固它身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在這個大目標下，改善民工生活的一大原因，其實是讓他們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人，以保持國家經濟持續發展。有關這一點，有人未必完全同意。畢竟，今天中國人的願望未必是要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也不是要什麼大國崛起，他們也許不希望中國人成為資主本義的奴隸－－消費動物。也許，中國人的希望不過是在讓人民溫飽的前提下，保護生態環境，捍衛歷史文化，維護社會公義，讓國家可以健康地持續發展。如果有更偉大的夢想，則也許是盼望中國可以在西方的政治與經濟面臨困局的時候，用自身的經濟走出不同的路，去探索世界還有什麼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則未必全部跟城市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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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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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決定中國未來興衰的關鍵，就在城鎮化！
★ 中國城市擴張有多快？
中國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都市人口增加了兩億，平均每年增加約一個澳洲的人口。到2030之前，中國還會有三億農民走向城市，相當於一整個美國的人口。屆時，中國城市人口將高達十億，地球上每八個人就有一個住在中國城市裡。
★ 一百兆商機的未來！
據估計，因為城市人的收入與消費均是農村人的三至四倍，中國城鎮化（即城市化）將可以帶來一百兆台幣的商機。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主張，「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 然而，如果稍有差遲？
――城市土地利用失衡引發房價飆漲。
――巨量人口與車輛將癱瘓城市交通。
――中國經濟因農村消費不足而停滯。
――肆意擴張的城市將併吞中國有限的耕地。
――官商勾結土地兼併造成百萬農民流離失所。
――空氣汙染瀰漫人口超過百萬、千萬的大城。
――無數外觀毫無美感、樣式千篇一律的冰冷城市。
――僵化的戶口制度導致極度的社會不公與階級歧視。
――地方政府因為無力承擔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而破產。
★ 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
一個富裕而穩定的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將會是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穩定力量，但一個個破產、騷亂、擠滿憤怒的失業人口的中國城市，將是人類的災難。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曾說，「21世紀主導人類未來的最重要發展有兩項，一是美國的科技創新，二是中國的城鎮化。」
★ 中國的農村與城市，農民、民工與都市人口究竟將何去何從？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威脅還是機會？《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中為你深度報導分析。
＝內容介紹＝
◎城鎮化是中國必走的路
在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大規模地向城市移動是一個自然的現象，也是必然的政策目標。
對個人來說，城市意味著更高的收入、更舒適的現代化生活、與更新潮的娛樂與消費。在本書中，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指出，以2010年的重慶為例，城市居民的可消費金額是農民的三倍，差距高達一萬三千人民幣。
這也是從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至今，五億中國農民選擇進入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討生活的主因。可悲的是，僵化、嚴厲的戶口制度逼使他們只能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在城市裡享有醫療保險或退休福利的民工不到20%；他們的子女能唸公立學校的人數不到40%。但是，他們還願是前仆後繼地來到現代化城市，只因為這裡收入更高……
另一方面，大量農村人口進城也是一個中國政府樂見的現象，並名之為「城鎮化」。儘管媒體都大幅報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已經太過擁擠，導致嚴重的交通癱瘓與空氣汙染，且過度的城市投資已經造成諸如鄂爾多斯「鬼城」等泡破經濟的前兆，然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城市人口竟然還不夠！
其背後的策略考量是：中國只有全球7%的可耕地，卻得養活20%的人口。為了提高農地使用效率，中國政府不得不大力推動城鎮化，目標是在2030年前，繼續將兩億五千萬農民移入城市，將城鎮化比率推升到65%以上，使城市人口達到十億之眾。果真如此，中國每戶農家的耕地將增加到一公頃。根據日本與台灣的經驗，每農家有一公頃耕地是經濟起飛的先決條件。
因此，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在就任記者會上就宣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廣大農民的普遍願望，它不僅可以帶動巨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其直接作用還是富裕農民、造福人民。」
◎城鎮化的負面後果
然而，城鎮化工程背後隱含了無數的難題與危機，其中有的已經爆發，譬如：
1. 空氣汙染：符合WHO所訂二氧化硫與二氧化氮標準的中國城市不到20%。
2. 交通堵塞：北京已有五百萬輛私人轎車，北京人花在通勤上的時間全球第一。
3. 投資氾濫與城市的無度擴張：在1980至2010年間，中國城市新區擴大三倍有餘，但同期間城市人口只增加了120%。
4. 工業區擠壓住宅區導致的房價飆漲：在2006至2008年間，工業用地占了所有新城市建設用地的45%，住宅用地卻只占20%。
當然還有不少尚未爆發，但已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潛伏危機。譬如，地方城市為了加速開發以催高經濟數據（這是在中國官場升官的重要指標），經常過度借款、盲目投資，中國銀行業的壞帳總額很可能將於2014年達到兩兆人民幣……
◎土地兼併與左右之爭
當然，所有危機與弊病當中，最怵目驚心、駭人聽聞的還是土地兼併的問題。無論是為了私利還是公益，中國地方政府為了建設城市常無情地驅離在地農民。作者指出，自地方政府於1990年代開始收購農地以來，每年有約二十萬公頃遭徵收，已有四千萬到五千萬農民失去土地。2011年十二月在廣東烏坎村爆發的官民衝突，就是在這背景下誕生的……
從土地問題切入，我們進一步看到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核心問題：財產權。西方觀察家與中國的改革派人士無不極力呼籲賦予老百姓更完整的財產權保障，讓老百姓能夠自由地買賣他們的土地財產，才能避免官員的剝削。然而，另一批同樣關懷底層民眾福祉的左派思想家卻擔心，在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之前，鼓勵老百姓自由買賣土地只會陷民於水火之中，並合理化了奸商與貪官對農民的欺詐……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城鎮化的問題極度的複雜，任何片面的觀點都不足以一窺全豹。所幸，《中國經濟季刊》編輯主任唐米樂（Tom Miller）在《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一書中試圖對中國城鎮化做出比較完整、客觀的報導。
◎「鬼城」不足為懼
唐米樂有記者的敏銳觀察，也有學者的冷靜分析。他一方面讚嘆中國政府已達到的驚人成就，譬如在中國城市裡我們幾乎找不到在印度或南美大城裡那種慘不忍睹的貧民窟（感謝嚴厲的戶口制度）。另一方面，他也發現在絢麗的城市光彩之下，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且就算在城市裡，也有多達兩億五千萬的中國城市居民缺乏基本的保障。他們遭受歧視，過得沒有尊嚴的生活，且屢遭貪官汙吏欺壓。改革絕對是必須的。
除了提供全面、持平的介紹之外，作者也不乏驚人之洞見。儘管吳敬璉、陳志武等中國權威經濟學家都已憂心忡忡地指出，「鬼城」的出現象徵了投資氾濫的中國經濟即將出現泡沫，唐米樂卻大膽斷言，以中國人口規模之巨、城市住房需求之殷，「鬼城」現象只會是暫時的。唐米樂估計，中國的住房根本建得太少，「大約還短缺七千萬個單位。」
中國城鎮化的成就與難題究竟何在？它會是一個危機還是希望？全球經濟是否能夠從十億的中國城市居民口袋中獲益？唐米樂的大膽樂觀有沒有根據？讀者可以從《十億民工進城來：史上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如何改造中國？》獲得答案。
作者簡介：
唐米樂(Tom Miller)
唐米樂是經濟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K Dragonomics）旗下刊物《中國經濟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總編輯，曾任《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他獲有牛津大學英文學位，是倫敦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中國研究碩士。畢業以後，他在上海大學教了一年書，之後又在北京語言大學與中國中央戲劇學院學習中文。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的湯姆，目前與妻子與兩個子女住在北京。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譯者簡介：
譚天
曾任《聯合報》編譯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歐洲日報》編輯主任。退休後旅居加拿大迄今。譯作包括《戈巴契夫傳》、《波蘭斯基顯影》、《身先士卒，史瓦茲柯夫將軍傳》、《栽培領袖》、《享受工作的10個態度》、《新媒體消費革命》等約七十多本，範圍廣涉宗教、文化、理財、科技等領域。
名人推薦：
＝各方推薦＝
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北京特派員：
「城鎮化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發展中最重要的主題。在本書裡，唐米樂對中國城市擴張與農村萎縮的經濟、社會、環境後果，提供了專業的分析報導。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忘掉對身處其中的人們的關懷。原本可能枯燥、抽象的話題，在米樂的書裡變得鮮活而有趣。」
詹姆斯．麥爾斯（James Miles），《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駐北京特派員：
「這本鞭辟入裡、引人入勝的書在此時出版正是時候。中國新領導人正面臨極端棘手的問題。唐米樂呼籲他們傾聽中國自己的專家學者的建議，立即展開土地改革。讀者看完此書之後會了解，中國令人咋舌的城市擴張需要好好調整一下了。」
陳金永，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聯合國城市化及人口遷移專案顧問：
「這本書內容豐富、觀點犀利，而且提供最即時的資訊。任何想要理解中國的人都應該一讀。」
《時代雜誌》（The Times）：
「中國的城鎮化的變化之快，影響之廣，超過歷史上的所有先例。但唐米樂的書掌握到了中國政府面臨的考驗與挑戰。因為沒有人知道前方的道路在哪裡，中國領導人缺乏可以借鏡之處。唯一值得參考的，就是唐米樂的這本書。」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nral）：
「城鎮化是中國政治圈最火紅的議題。他們必須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持續成長尋找新動力。中國從民生消費到能源政策都將受其影響。沒有人比唐米樂更適合來探索這個艱困的任務。」
＝推薦序＝
◎推薦序一：十億中流時代即將來臨！
包淳亮／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著有《自由的兩岸關係》。
由於中國在意識型態上、政治組織方式上的特立獨行，西方人觀察中國時不僅難以設身處地、較不具同理心，也往往較少同情心。中國落後於西方，又不願意迂尊降貴的向西方全面學習，那麼中國的混亂、骯髒、粗魯、兇惡都應完全由中國人承擔，這也應該就是中國的形象；至於偶爾可見的正面表現，由於「政治不正確」，不僅應該是例外，而且應該被忽視。不過總有人願意「不正確」，例如這本《十億民工進城來》就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西方人的成見。
本書的作者唐米樂（Tom Miller）是位生活在北京已十餘年的「老外」。他並不出名，雖然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介紹了他的書，但維基百科裡雖有十餘位與「唐米樂」同名同姓者，沒有一位是他。儘管如此，這本書觀察細微、立場公正，比起多數西方角度的中國論著更值得推薦。對於專業的中國研究者而言，本書對中國城市化現象的客觀陳述，不會給人太多的「意外」；但對一般讀者而言，客觀應該被視為本書的優點。本書不是政治推銷，沒有犀利洞見；但是平鋪直敘之餘，又能將相關的中國城市化的歷史、制度，以及所面對的挑戰、未來的趨勢，與許許多多常民百姓的生活揉雜在一起，舉重若輕，既不過於學術以致一般讀者難以消化，又不過於瑣碎以致於見樹不見林、以偏蓋全。
不過，什麼是「林」、什麼是「全」呢？一言以蔽之：現代化。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附帶產品，是各個農民的生產力大幅提高後、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與服務業的結果；而工業與服務業需要勞動與消費的集中，於是帶來近代的城市化。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三重、新莊、中和、土城，或者桃園縣，或者高雄的楠梓、草衙所常見的廠房、陋屋乃至於豪宅比鄰而居，田僑仔、黑手、飛仔與流浪漢混跡一處的現象。發生在台灣的這種現象放大五十倍，就是本書作者所要研究的中國大陸城市化。
本書提醒讀者：中國在二○三○年前還將興建「七千萬」戶房子，移民城市的農村人口還將增加「兩億五千萬」，屆時中國城市人口將達世界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這總總意味著此一過程將對世界的經濟、環境構成深遠的影響。不過比起把中國新城區稱為「鬼城」的譏諷，以及經濟上「投資過度」的質疑，本書卻指出「對城市的巨額投資，是大規模移民必不可缺的另一面」，「只要城市化腳步仍然迅速，投資在中國經濟仍將扮演重要角色」。其實錯誤的投資是不可避免的，比起每年千萬人以上的城市增長規模，所謂的「鬼城」不過是其中盞盞之數。但是不同於某些人冷眼旁觀的心態，本書作者卻呈現出身在其中的深刻關懷。因此當他提到此前「中國城市看起來都一個樣，蘇聯風格的設計是一個原因」，「首都的權力美學在全國各地許多新建築明顯展現」，發出的慨嘆也彷彿中國大陸輿論界相關批評的迴響。
本書作者除了發抒自身的經歷，也參考了大量研究，但當然其中也不免有所遺漏。例如作者雖引述了麥肯錫的研究報告，但忽略了麥肯錫的相關研究「二○一○到二○二五年的全球活力城市」；這一報告指出在這十五年間，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最多的七十五個城市中，若不計入台北，將有二十九個來自中國。中國主要城市的人均GDP可望從從目前的大約一萬美金增長至三萬美金上下，其中內陸城市約二至三萬，沿海則三至四萬。中國城市化的強勁動能，從作者提到的各大城市積極興建地鐵可見一斑，但其規模還值得多說兩句：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兩個地鐵網都已在中國，即北京地鐵與上海地鐵；廣州、深圳、天津、重慶的地鐵長度也已凌駕台北之上，且主要城市的地鐵長期規劃，往往達五百乃至於一千公里之長。與此相似，十億城市中國人當然不能像美國人那樣依靠航空，因此高速鐵路網的急遽擴大也就合乎情理。
本書以不小的篇幅鋪陳其對農民工的同情，但這種同情對於開發中國家、乃至處在已開發國家門檻上的我們，卻似乎過於奢侈。作者引述數據，指出農民工「平均月薪為人民幣兩千元」以上、「大多數每個月能掙四百美元」，而「全國平均工資為三千兩百元人民幣、約合五百一十美元」，「民工家庭一般每年可以賺到三千到八千美元」。這些數字並不枯槁，我們只需拿「22K」（約七百美元）來比較。沒錯，這些中國大陸底層「農民工」的薪資，與台灣社會新鮮人常見的一般起薪，差距其實相當有限！甚至，他們正仿效日本來推動「所得倍增計畫」，以建立一個均富的內需市場。
上述城市化的硬體建設，與農民工薪資的上升，都是以產業的突破為基礎，而且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才是現代化與城市化的真正依靠。這些突破與提升雖非本書所企圖關照的現象，卻是重要的背景知識，是讀者所應掌握的宏大歷史的註腳。中國大陸依靠統一的領導與超巨量的規模，正企圖做到「人有我有、人無我也要有」；例如通訊業不能讓歐美寡占，因此邀請了西門子等一同研發自己的第三代、第四代移動通訊技術；核電、高鐵不能讓歐美專美於前，經過努力已經技術純熟，不僅高鐵開始輸出、甚至要在英國建核電廠；航空產業不能讓歐美兩家獨占，因此成立中國商飛，預計二○一五年首飛；全球定位系統不能讓美國霸占，因此先與歐洲合作加利略，後推出自己的北斗，預定二○二○年前覆蓋全球。凡此種種，都是「代工」稱王的台灣應該引為警惕的。
畢業自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已定居北京十餘年的唐米樂，對十億城民過上體面生活的可能性抱持審慎的樂觀，這是他的理想與期盼。讀者如果能藉由本書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所伴隨著的大量工作機會，特別是高薪工作向中國大陸主要城市集中的歷史性的、無可扭轉的趨勢，就會得出台灣人到大陸找工作的現象將愈來愈普遍的結論。「想像的共同體」的終點，將要從台北、從紐約或倫敦，轉移到北京與上海嗎？不久前台灣的一幅地產廣告，說要「與世界接軌」，代表世界的圖片卻是外灘；我一時驚愕，卻毫不感到意外。
◎推薦序二：從《十億民工進城來》開始思考中國的改革之路
李政亮／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著有《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
這一年來，筆者有機會就中國觀察在不同的場合進行演講，對象從公務員、高中老師、社會人士到大學生不等。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台灣大學生的中國想像，因為對這個世代的年輕人來說，中國威脅與中國機會同時夾擊，他們的中國想像會是什麼？
有一場演講的經驗讓我印象深刻。當我要學生說出任何關於中國的詞彙時，有學生提到「大紅燈籠高高掛」，這是一九九一年的電影，很可能與這位學生同齡，年輕的學生之所以知道這部電影，是因為學校老師上課放過。此外，有幾個學生想說韓寒，但腦海裡浮現不出韓寒二字，於是說了兩個相關的特徵讓我得知他們想說的是韓寒－－「寫文章批判社會的年輕人」以及「開賽車」。
科普作品之必要
這個場景並不讓我意外，在大學教授中國相關課程的朋友早已跟我吐過苦水。，政治體制與文化的差異，使大多數學生對中國感到陌生，「摸著石頭過河」之的語彙更是遙遠。儘管，隨著中國崛起，台灣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大幅度增加，此外，書市也出現不少中國議題的作品。
為什麼年輕人對中國議題如此冷感？淺層次來說，在認識中國之路上，我們欠缺一些「科普」式的作品。「科普」式的作品有助於讓我們較完整地釐清中國社會現象，避開媒體片段與獵奇之眼或是中國高層如電影一般的鬥爭黑幕。我們需要透過這類作品勾勒中國的樣貌，也在此過程中激發問題意識，扎扎實實地進入中國。
《十億民工進城來》正是一部科普式的作品，主題是中國現代化計畫中的人與土地的配置問題，由此延伸的則是城鄉二元制之下不平等的戶籍制、地方政府瘋狂的城市化乃至拆遷等光怪陸離的現象。筆者與作者唐米樂先生都有長時間中國生活的經歷，唐米樂先生筆下的某些場景，也令筆者想起自己的相關經驗。「你農民哪！」是城市人取笑他人無知的口頭語，但是讓城市人尷尬的是，如果沒有來自農村的城鄉移工，城市人的生活很可能停頓。
每年農曆春節之前返鄉的春運人潮，是人類最大規模的人口移動，火車載回了大量的城鄉移工。農村的過節總是到了十五的元宵節才告結束，然而，城市則是大致初五年前後開工。城市與鄉村的社會時間差展現在這幾天，很多城市家庭在初五到元宵之間的生活是無法步上正軌的，照顧小孩的褓姆、打掃家庭的清潔工、送快遞的送貨員、社區保安等都是來自農村。
在農村，「發展打工經濟」的地方政府宣傳口號時而可見，這已是官民一致的共識，一般人家都希望子弟往外發展，再也不要回來，甚至回來是丟臉的。此外，跟城市很不同的是，不少農村都保留神明桌的空間，但是，與台灣神明桌拜神明不同的是，上面擺的不是神明而是毛澤東像。另外，在農村也可看到畫有領導人肖像的月曆，領導人們的眉毛都是加工過的異常黑長。
一個中國，Ｎ個世界，城鄉二元制所帶來的，是城市人與農村人在中國社會天平上不同的位置與重量。
穿透現象繼續思考
「科普」式的《十億民工進城來》帶來相對完整的現象介紹，作者在最後也提出了中國政府必須改變現狀的呼籲。不過，敏銳的讀者勢必得沿著這些現象與問題再思考，為何諸如拆遷、瘋狂的城市化等問題會發生？這與既有的機制有何關聯？改變的可能性又在那裡？
二○一三年的幾個現象值得作為切入點。十月，一部五分多鐘的動畫《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上傳網上兩天便創造一百多萬次點擊收看，這個動漫短片簡明地帶出中國領導人的晉升之路：他們必須從底層做起，經由鄉科、縣處、廳局、省部，在七百多萬幹部中脫穎而出。
這是一個龐大的金字塔結構，說中國是一個幹部國家一點也不為過，從國家主席、大學校長到基層公務員都是國家幹部。中國官場當中有個「步步高」的說法，也就是在如此激烈的競爭當中，官員們錯走一步，在級別晉升過程當中將會落居下風，特別是在講求幹部年輕化的過程當中，許多職位都設有年齡限制，最好每一個升遷機會都能掌握住。
幹部國家沒有選舉，但有其考核官員的指標。根據北京大學教授周黎安在《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當中所指出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地方GDP成長、招商數額等成為硬指標，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地方政府如此依賴房地產開發商，即便強拆也在所不惜，鬼城更是一座座出現！
習李時代的政治參考書
七百多萬的幹部人數，如同一個龐大的政策執行機器。但是，這個龐大的機器卻也面臨如何調整的問題。
有趣的是，習近平與李克強上台之後，新政初始，各方力量不忘為這個龐大機器的運作提供參照。二○一二年年底，主管紀律的王岐山推薦官員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二○一三年八月，堪稱最熱鬧的一個月，已退休的朱鎔基出版《朱鎔基上海話實錄》、《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也在八月問世，甚至《毛語錄》將要重新出版的謠傳也始自這個月份。
官員的政治課，如此熱鬧，到底這些推薦書與講話實錄反應了什麼？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西方政治史的經典作品，這部鉅作當中的一個問題意識是：為何路易十六主政下的繁盛，卻加速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到來？王岐山的推薦之意，顯然是希望官員們以此為戒，雖說中國已是大國崛起的年代，但貧富差距與社會矛盾卻也達到臨界點，稍有不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如果說，《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來自西方歷史的提醒，《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則是中國本土經驗的實踐與提醒。朱鎔基，一九九八年至二○○三年擔任國務院總理時期，任內進行多項重大政策變革，也因而被媒體譽為「鐵血宰相」。
擔任國務院總理之前，朱鎔基於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年上海主政，《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之所以選定這段期間的談話集結出版，正因為這是上海在改革開放中前行的轉折路途。在這本講話實錄當中，不斷強調上海應當積極與國際接軌、批判官場中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主政者應關注小老百姓的住房與菜價問題等。
一部年代久遠的學術著作與昔日的談話，卻在今日成為暢銷書，這意味著什麼？如果說，《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代表官員必須勤政於民、勇於改革的聲音，那麼一度謠傳將要重新出版的《毛語錄》，則代表中國政治的另一種聲音：在權錢合作之下，小老百姓無以生活，只有懷念毛澤東所曾許諾的人人平等。儘管《毛語錄》的出版後來證實是謠傳，不過，這股力量確非空穴來風。
當然，最重要的政治參考書是二○一三年十月所出版的《幹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作者是習近平，這本書也因此成為教科書而非參考書。這本書談的是習近平在浙江主政時期的經驗談。但無論如何，中國官僚體制變革的問題再一次浮上檯面。
這是筆者閱讀《十億民工進城來》之後的思考面向。請注意，中國很大，中國共產黨員人數接近德國人口、四川面積小於法國但人口超過法國，這麼龐大人口背後的權力結構乃至社會狀況都極為複雜。前述筆者所說的只是眾多面向之一。
讀者朋友，超越現象思考中國問題，你準備好了嗎？
◎推薦序三：城市是中國唯一的選擇嗎？
李展鵬／任教於澳門大學傳播系，《澳門日報》專欄作者，著有《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等書。
談城市發展－－特別是當今中國經歷的超大規模城市化進程，身為澳門人的我，百感交集。閱讀唐米樂這本不太厚重但極之重要的新作《十億民工進城來》，我終於有系統地了解中國城市發展的各種問題，獲益良多之餘，我也翻開遠近記憶，重組我對城市發展的複雜心情。
我的世界只有城市
我出生於七○年代，懂事於八○年代，那是一個沒有農村的世代。澳門地小，人口密度高，在四小龍時代，城市化程度雖遠不及香港，但農村對我來說已是非常陌生。在我的生活中，也從來沒有農夫這種人。當時，看著已成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我那一代人只覺城市化是澳門的－－甚至是世界的－－必然選擇。我們只恨澳門比不上香港「繁榮進步」。
我從小愛看電影。在陪伴我長大的香港電影中，幾乎已經沒有農村的蹤影。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很多港片呈現的富裕城市生活：豪宅、購物中心、高級餐廳，當然，必不可少的是維多利亞港的繁華盛況。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反映在電影選取的城市空間上，代表著香港正奮力爭取向上的社會流動。極少數例外如嚴浩的《似水流年》，也只是香港人回鄉探親度假，電影的視角仍是城市人的。八十年代香港電影呈現的那個世界，已經沒有農村的存在。
如是，我的成長過程既不曾出現過農村，我也對鄉間生活也沒有任何想像。當年，澳門的某些父母還流行講一句教育（及恫嚇）孩子的話－－「你不好好讀書，長大只能去種田了！」對八十年代的澳門人來說，去種田竟是對懶惰的人的最大懲罰，一如犯罪的人要下地獄！
帶著這樣的背景，我後來在台北讀書時，卻從影像去重新想像農村。大學一年級看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我深深被電影中的農村觸動。從鄉間往城裡討生活的主角，經歷生活逼人與愛情失意，最後回到鄉間聽著年紀老邁的爺爺輕輕說起地瓜的收成。鄉間的人、物、情，成了失落的城市人的心靈救贖。年少無知的我這才知道，原來有些人是渴慕農村生活的。後來慢慢了解台灣新電影，才知道城鄉差異一直是個創作母題，是很多台灣導演都必須面對的議題。然後，在大學生涯中，我從不同方面粗淺地了解城市發展帶來的問題，包括環境污染、罪惡率高、貧富懸殊等，漸漸對城市生活多了一分反思。
城市化代表一切進步與美好？
九○年代期間，我每次去大陸都訝異於其經濟發展。一方面看來，是越來越繁榮，另一方面，卻滿眼有污煙瘴氣的景象，包括隨處可見的污染與乞丐。當時我就想，西方的現代化經驗能否令中國少走一點冤枉路？還是，中國始終要經歷一次現代化帶來的好與壞，沒法避免難題？後來，耳聞目睹很多中國的問題，都跟現代化進程有關，我開始覺得當年的想法天真。事實是：中國很可能不但不能避免曾經在西方出現過的問題，而且問題更為嚴峻。
大約十年之前，我到北京旅行。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已是如火如荼，「發展是硬道理」已是整個國家的某種信仰；而隨著經濟飛速發展，更多問題不斷湧現。我住在南鑼鼓胡同區，附近有個小劇場正舉辦大學生戲劇節，我就看了一齣名為《梵高》的戲劇演出。劇中的中國青年渴求生命意義，在畫家梵高的引導下，他展開了一段尋找之旅。他嘗試透過愛情、金錢、藝術去尋找生命意義，卻發現只有虛空與醜陋。後來，他覺得城市是萬惡的，於是到農村尋找世外桃源，可是發現農村的問題一點也不比城市簡單。
如今驀然回首，更覺這小品極具時代意義。在今天，中國人的菜單上已幾乎沒有農村這個選項。我在英國讀書時，一個台灣好友跟我說，他曾在火車上聽到兩個大陸遊客的對話，他們對於英國的現代化程度頗為失望，其中一人更斷言：「英國除了倫敦以外都是鄉下！」這句話反映的，一方面是部分中國人在所謂「大國崛起」之下的氣焰。另一方面，這也顯示當今中國人對大城市的迷信。而那種迷信，似曾相識地，就是香港八○年代的社會集體意識－－城市化代表了一切的進步與美好。
然而，當這位大陸朋友對城市化極度迷信，人類社會也大抵正處於工業革命以後對城市發展的批判最猛烈的時期：環保分子猛批城市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學者指出城市化常帶來嚴重的貧富懸殊，文化保育人士痛恨城市化往往犧牲古舊建築，左派學者探討現代資本主義如何利用城市空間進行剝奪性的運作，動物保護人士批評現代城市對動物越來越不友善......。今天，無論在歐美或亞洲發達地區，越來越多年輕人渴望反璞歸真的生活，「綠色生活」成為時髦概念，更有人身體力行去種田，遠離城市生活。城市不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選擇。
被忽視的世博主題
在這個脈絡下，以上那位大陸朋友的言詞似乎頗為自大兼無知。不過，話說回來，正當歐美的經濟都陷入困境，而中國卻是扶搖直上，就連一些歐洲人也對中國的城市化投以艷羨目光。我在英國曾跟一個西班牙年輕人談起上海，他說他多麼希望有一天可以住在浦東的摩天大樓中！是的，當亞洲後進國家的有識之士都羨慕歐洲的文化保育做得好，都欣賞歐洲城市的古風，卻原來有歐洲人渴慕中國的超級都會。
三年前的上海世博的主題正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相對於英文「Better City, Better Life」（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中文題目已是一錘定音地對城市下了結論。然而，在那次世博中，浦東與浦西兩個展區卻是一冷一熱。浦東展區主要有不同國家館，遊人如鯽，他們似乎都想看看各國如何使用其展館比拼國力；然而，浦西展區卻相對冷清得多。該區有城市最佳實踐區及主題區（包括介紹城市發展的城市足跡館），其實更堪玩味：倫敦案例展示了環保的零碳建築，丹麥的歐登塞案例介紹當地如何使單車在城市復活，馬德里案例構建未來的環保「竹屋」及「空氣樹」。對今天中國來說，這個城市最佳實踐區正是甚具啟發性的他山之石，但它卻頗受遊人冷待，傳媒的焦點也不在此。到底是因為彷如主題樂園的世博並不適合思考嚴肅的問題？還是中國人至今對城市發展沒有深切反思？
今天，中國城市發展已經不只是中國人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走的路，其實也在探索這個世界的可能性。如果西方被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塑造的那個現代世界問題百出，那麼中國的模式是創造更多問題，還是可以為人類未來提供不同選項？
回答以上複雜問題之前，梳理一下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現況是必要的一步。唐米樂的這本新書的最大貢獻是從不同的制度面去清晰地說明這問題，包括改革戶口制度、進行土地改革、改善土地運用等。今天台港澳人在大陸親眼目睹的各式現象，從傳媒看到的種種問題，不少都可以從本書找到答案－－例如，原來近年大陸的不少官民衝突，起因是農地的集體擁有權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逼農民賤賣土地而從中獲利；原來，那些「鬼城」出現的背後，是中國城市不斷向外擴張與民工不斷進城的結果；又原來，我們時常看到的斷腳乞丐，很可能就是因為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工在城裡沒法得到任何醫療補助……。小小的一本書，足可透視今天中國的不少問題，甚具參考價值。
中國之路：探索世界的可能性？
而本書另一個非常可貴的地方是，雖然作者談及的往往是很宏觀的問題，但他的姿態絕不是冷冰冰的由上而下的純政策導向，而是處處不忘改善數以億計的民工生活，讓他們安居樂業，生活有保障。大談政策之餘，他沒有忘了街頭的乞丐、富士康的民工、每次服務只賺兩元美金的妓女。作者在指引中國城市發展走向健康道路之同時，也在冀盼生活在底層的人民改善生活。
不過，值得反思的是全書沒有明言的假設－－高度城市化似乎是中國前路的唯一選擇，中國能做的只是完善它，而目標則是「城市化做對了，中國可以超越美國，鞏固它身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在這個大目標下，改善民工生活的一大原因，其實是讓他們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人，以保持國家經濟持續發展。有關這一點，有人未必完全同意。畢竟，今天中國人的願望未必是要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也不是要什麼大國崛起，他們也許不希望中國人成為資主本義的奴隸－－消費動物。也許，中國人的希望不過是在讓人民溫飽的前提下，保護生態環境，捍衛歷史文化，維護社會公義，讓國家可以健康地持續發展。如果有更偉大的夢想，則也許是盼望中國可以在西方的政治與經濟面臨困局的時候，用自身的經濟走出不同的路，去探索世界還有什麼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則未必全部跟城市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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