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長崎筆記

我不掩飾對大江健三郎《廣島筆記》的不滿。

因為，我沒有讀到自己在廣島感到的、那種焦急的資訊。

它不需文學或哲理的彩飾，它應該簡單乾淨，甚至只有兩句：一，必須無條件禁止和銷毀一切

核武器。二，發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踐踏冒犯人類的道德底限。

如在兩句之上再作補充，就應該說：

在這個帝國主義發瘋的二十一世紀之初，美國是再次挑動核災禍的最大嫌犯。原子彈這種兇器

（儘管它可能是微型的或戰術的），時刻都可能被美國投向人類。

大江健三郎儘管也執著於批判，但諸如頹廢、屈辱、威嚴、自殺等概念的闡釋，更像是曖昧的

作態。它不能代表被核轟炸一瞬抹煞的、十萬死滅生靈的悲願。它以一副深刻面孔，迴避了揭露的義務。它對一九六四年中國的第一次核子試驗憂心忡忡（頁九○至九一），而不去呼籲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國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後也沒說出一句世界共識的大白話：想冒天下之大不韙使用核武器的最兇惡的嫌犯，就是蠻橫的美國。

大江健三郎近年來對中國文學議論很多，顯然並不在意自己的言行會有對中國的冒犯。但是他的《廣島筆記》裡，對籠罩人類頭頂的、新的核威脅卻出語謹慎。哪怕，昨天美國以原子「小男孩」和「胖子」轟炸過日本，今天美國政客更屢次叫囂，要動用「戰術」或「微型」核武器。

在《廣島筆記》裡稀疏的美國批判，不過是：

──我懷疑，即將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時候，決定那次作戰的美國知識分子的一群，心裡或許曾閃過「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義」之類的念頭。──我懷疑，他們不就是在那種荒謬的人道主義確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彈的最後決斷麼。（《広島ノート》，岩波新書，一九九五年，頁一一一）

──我每每想，投下了原子彈的美國軍事負責人，其實僅是靠了廣島市民自己的迅速恢復力、靠了他們不許自己停滯於悲慘之中的、自立了的人的廉恥心，才能對原子彈的災難不屑一顧。（同上，頁一五七）

如日本評者所說，這些話相當難懂。什麼叫「自立了的人的廉恥心」？他的批判語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樣曖昧。彎繞的敘述，堆砌的哲理，掩藏著一絲是非的妥協。

他遠不如那些毫無話語權勢的窮國戰士，擲出唯有的石塊，阻擊兇殘的坦克，或者以肉軀築成街壘，以生命抵抗—貧鈾彈、戰術核武器、核戰爭的罪惡進軍。那些軀體炸裂時響起的嘶喊，是批判者留給人間的留言，在我聽來，它們才正是廣島呼籲的續篇。

美國說：不使用原子彈，日本軍國主義不會投降。只因扔下了原子彈，對日本的戰爭少死了一百萬人。

這是一種很實際的邏輯。在飽受日本軍國侵略蹂躪的中國，這樣的觀點也被一些人認為理所當然。

但是，到過廣島或長崎的人，都因為兩座城市的受難，突然開始思考─—究竟什麼是戰爭或國際紛爭之中的道德底線，究竟什麼才是敵與我、黑暗與光明、正義與反動的鏖戰之間的人道主義。

他們在頑強的、甚至痛苦的思索之末，最終超越了一己的民族立場，贊同了廣島和長崎的思想。因為他們明白了在對抗的世界裡，關於敵我、黑白、正義的觀點永遠是分裂的，為了拒絕和反對強勢力量控制下的道德觀念強加，人類必須有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底線。

使用核武器，即對這一道德底線的破壞。與文人的作態不同，他們在張開喉嚨時已擺脫了狹隘的民族得失，也超越了價值觀對立的二元論，他們加入廣島長崎的吼聲時，追求的是對人的起碼關懷。一年復一年，十年又十年，加入這個呼喊的隊伍的人，愈來愈多了。如今他們拒絕任何強辭奪理，他們只呼籲—無條件地銷毀核武器，無條件地禁止核戰爭。

這呼喊簡單無比，它排斥任何藉口，否決一切偷渡。否決諸如安全、反恐、戰術、微型等概念和道德上的偷渡。要以經久不歇和雷鳴般的、全世界全人類一致的共同怒吼，實現禁止核武器的目標，首先壓制住任何集團、尤其是核流氓美國及其同夥的犯罪欲。

─—這就是我在廣島感到、但是沒有在《廣島筆記》中讀到的原則。

廣島和長崎一直呼喊，六十年間並不理會—為核武器辯解的任何噪音。他們把訴求簡化，絕對禁止、拒絕藉口、不論條件原因、不分敵方是誰、強調使用核武器即是反人類的犯罪；強調地球上不能再第二次出現廣島長崎；強調既是人類就絕不能使用核武器。

倖存者的喊聲，日復一日，哀怨淒絕。他們呼喚更多人的加入。他們感動了全世界，也感動了求學日本的我。

不斷再版的《廣島筆記》，與廣島的喊聲多少有異。它在陰影籠罩的六十年後，沒有做一根勇敢的手指，向世界指證美國及其同夥的核威脅。

它也沒有揭露為之造勢的媒體犯罪。它沒有說：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貧鈾彈，乃是對六十年人類艱難建立的和平準則的踐踏，乃是對廣島長崎六十年泣血呼籲的蔑視。

對他人作品的評論並不重要。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加入呼喊。

已經是間不容髮，一切都緊迫至極。因為罪惡的新十字軍帶著貧鈾彈、戰術核武器和各色新式兇器，正朝著整個世界，踏著正步、列著隊形、一陣陣敲響著罪惡進軍的鼓點。它的矛頭──高高仰起的導彈的尖矛，直指著我的同胞骨肉。

在如此時刻，廣島長崎的教育，給我注入了強勁的力量。在這思想貧乏的時代，我不能不對長崎廣島心懷感激。六十年前，它們以慘敗、受難、滅絕、以及復活，煉鑄了一個絕對的原則。那個原則，那個人類找到的、先決於任何分歧的巨大共識，使我激動。於是我不願旁觀，我要加入，我要投身到那呼喊中去。

尤其是長崎。

在旅行長崎之後，我有時暗想，比起在當今世界家喻戶曉的Hiroshima（廣島），同是遭受了原子轟炸浩劫的城市、同是受難者和核罪行的苦主證人，Nagasaki（長崎）是否多少受到了淡漠？

是這樣麼？

長崎深深地吸引著我。甚至我覺得，冷淡長崎選中廣島的做法背後，或許還藏著某些用意。或許恰是在長崎，在另一片被美國原子彈變成焦土的日本土地上，唐船、鎖國、鄭成功、沙勿略、蘭學、志士、基督、軍艦、吞併琉球、軍火交易──走馬燈一般，競相逐次登場，演出了一部警示眾生的因果劇。

我捉摸著自己的一個直感：或許，沒有哪個城市能比得上長崎。也許它的深港淺山，就是一

把─—理解日本的鑰匙。

文化八面糾纏，但長崎的本質，是它與西歐的關係。這個港口，滿綴著日本與西歐的軼事，分娩過一部日本的開明史。最後，就在這塊生長著日本人「脫亞入歐」理想的土地上，西歐物質文明生產的原子彈瞄準了它，把它炸做了一個地獄。

─—這就是《長崎筆記》構思的動機。



一

順風順水平戶海

倭女倭刀國姓爺

──歌謠

對中國人而言，長崎和北海道一樣，遠不可測語焉不詳。誰都不會想，長崎曾與中國密不可分。

但一旦來到了長崎，人們又會驚奇它與自己的距離。唯它與中國才是一衣帶水；它與浙閩東海臺澎金廈之間地理的臨近，給人開眼的感覺。

季風和洋流，都稱心如意。從日本九州的長崎外海，一葉輕帆投入大洋，逐波隨風，不久便可在寧波泉州登陸。

唐人船，在那時趁秋風東渡日本。「唐」是中國別名，不僅限於唐代。在西日本各港，一連若干個世紀，唐船帆檣如雲。唐人習慣了季風和海路，他們常在長崎貿易之後，辭歲越年，直到次年春天揚帆歸國。

那是帆船貿易的時代。順風順水，唐人船的週期往復，使得每年都有數千人居留九州各港。在長崎，一角繁華的中華街逐步建成。

航海、貿易、走私，當然也時而風高越貨、月黑劫船。那時的大洋裡，出沒著一代代的浪裡白條、弄潮男兒。他們穿梭於長崎至福建的一條水域，國籍含混，人員複雜，種得東海萬頃田，時而顯現為唐人海商，時而又扮做了日本倭寇。

明朝禁海和日本缺貨，其間的暴利，鼓勵他們把生涯付予險浪。他們的錨地和貨場，先在舟山雙嶼，後在長崎平戶。大陸人的性格，溶化於滾滾波濤中的商機。不顧法度、追求利潤的一支海上武裝商隊出現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初打下這一方碧水霸業的，卻是不大為人所知的王直。

一五四一年，被明朝趕出了舟山群島的王直，最終把平戶選作了基地。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漸漸裹挾了、也混雜於失意的浪人破落的百姓—以後，出沒東海的倭寇，國籍變得摻合混雜，行業也是亦商亦盜。他們與禁海的明朝官僚糾纏不已，最後竟然從山東到浙江，在千里海岸線上撲岸攻堅，燒殺搶掠。雖然戴著倭寇帽子，資料上卻說他們多是浙閩流民、日本人僅占三成。而且能節制倭寇的，唯中國人王直！

與王直的橫行東海同時，一個在東方水面徘徊良久的影子，也露出了長崎附近的水平線。它就是正在與吞噬了美洲的西班牙瘋狂競爭的葡萄牙王國。大海裡的葡西競爭，內容唯有兩點：搶奪土地和傳播天主教。

這些白人殖民者大大利用了東海的無序，利用了中國人的實用主義。但它們未曾料到，最終限制並驅逐它們於東海之外的，也是這些不曉大義的中國海霸。

早在一五二五年，廈門海商為了買賣，把葡萄牙人招請到了舟山雙嶼的六橫島。葡萄牙人抓緊機會，在那裡修築了大約千間住居、兩座教堂、以及市政府、醫院，甚至設置了市長。此時，在不算太遠的馬來半島，蘇丹領導的原住民正在麻六甲，與入侵的葡萄牙殖民者戰鬥。

走私海商王直的早期據點，也在六橫島。一五四三年，攜槍的葡萄牙人乘王直的帆船，到達了日本的種子島。此即日本史上有名的「鐵炮傳來」；日本領主驚異於如此利器，即刻不惜千金重價，購買了兩支「鐵炮」到手，回家閉門仿造。對這兩支火槍的仿製，就是後來日本軍隊的制式槍械、包括中國百姓津津樂道的「三八大蓋」的源頭。

東洋人，包括日本幕府並不知曉—就在這個時候，一位遠在歐羅巴羅馬城的陌生教皇，在滔滔的西洋某處，費了幾十年時光，勾描出了一條豎直的「教皇子午線」，分賞兩個寵臣。於是莽莽波濤之中的大國小島，無論明朝日本蝦夷呂宋—位置在摩鹿加島以東的一半賜給了西班牙，以西的另一半則賞給了葡萄牙。

葡萄牙，此刻已在眼前海上露面。

不用說， 那時的日本人不可能知道， 在恐怖的「 子午線」 的另一邊， 當年秘魯的波多西（Potosi）、墨西哥的瓜納華托（Guanajuato）等銀礦已經開採，也就是說，人間地獄已然開啟。他們不知道，比在長崎招搖的葡萄牙更陌生的西班牙，在美洲已經使人成千萬地被屠殺和苦役致死。當然他們更不可能知道，這一切都是以天主的神聖名義進行的；天主的教堂，已經在浸血的大地上星羅棋布。

一五四九年，在這一背景下，西班牙的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也搭乘王直的倭寇船，到了日本最西的長崎。他是最初的日本傳教士，後日被梵蒂岡教廷封為聖徒。

一五五七年，王直被明政府捕獲處死。東洋的制海權，轉到了鄭氏家族的手中。鄭芝龍接手了王直的平戶基地，與日本人田川氏結婚。一六二四年七月，這位日本女性在平戶生下了大名鼎鼎的鄭成功。

追逐著百萬海上利潤、擁簇著千艘武裝海船—這代代的弄潮兒，有時雖然會一度墮為海賊；但是當他們被大潮推上浪尖，也能使自己的人生，塗上政治的濃彩。

鄭成功，至七歲隨父移居福建之前，與他的日本母親在平戶度過了七年時光。

不同於王直等海上梟雄，鄭成功有更大的視野。

鄭成功（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原名福松、鄭森。因擁立明朝亡命唐王於福建，被賜與「朱」姓，並改名成功，於是人稱「國姓爺」。日本曾有著名的人形淨瑠璃木偶劇《國姓爺合戰》，因而可知此名的流行。

當他接替父親、入世於東海中國的舞臺時，在他眼前，大陸上正是明清鼎革、海上則有白人攜鐵炮傳教殖民—鄭成功的選擇，只能是因勢利導，駕風使浪。

他先援助亡明抵抗滿清，後奪取臺灣割據自重，演出了一場亂世英豪的大戲。對他和繼承他的家族部將來說，所有的縱橫抉擇，都無非是形勢所迫求生圖存，其實並無太多的政治可言；但是他的收復臺灣這一作為，卻在世界史的進程中扭轉了東亞的角力格局。一招棋，破壞了殖民主義的全球大計。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以金門廈門為基地、指揮艦隊大舉登陸臺灣。四月三十日，鄭成功揮師兩萬五千，先打澎湖。五月包圍赤崁城，以大炮猛攻。盤據了臺灣的荷蘭人連同它的東印度公司，雖然也火槍鐵炮負隅頑抗，但大勢已去，八個月後（一六六二年二月），他們最終在鄭成功的重炮轟擊之下，豎起了白旗。

這一歷史事件，意味著什麼呢？

日本的右派總想說：鄭成功並非大中華的正統國軍，他占領臺灣不過是割地自保，而且他還是個日中混血兒。歐美的紳士們更是苦口婆言，宣講殖民，耐心地描繪西方的神話。他們懷著鄉愁，鍥而不捨，說白人帶來了文明，臺灣是由荷蘭人「發現」的、荷蘭給臺灣帶來「荷蘭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實就在荷蘭人盤據不久，以菲律賓呂宋島為據點的西班牙人，也嘗試染指臺灣。一六二六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領了臺灣北部的雞籠（現基隆），在社寮島築建聖薩爾瓦多城堡（San Salvador）、並擴張到蛤仔灘（現在的宜蘭），在滬尾（今淡水）築聖多明哥堡（Santo Domingo）。

鄭成功的艦隊，對它們實施了一場鐵帚掃海。

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他們的血跡斑斑的東印度公司，都被一掃帚掃進了汪洋東海。儘管今天他們乘著資本主義的話語優勢、在中國奴才的幫腔下隔海呱噪，但是已然無用；他們的臺灣夢，已經真的葬身魚腹，已經永遠退出了歷史。

如果沒有鄭成功的掃蕩，東海的形勢不堪設想。不能想像臺灣是一座歐美帝國主義的移民島，如一個東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脅朝鮮、日本、中國。

無論如何，在東海—即朝鮮半島、日本、大陸東海岸、東海諸島、臺灣—這一東亞的心腹海域，歐美的殖民主義未能插足。它們可能完成的全球連結，被鄭成功一劍斬斷、一把火燒了。

日本人應該為鄭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統自豪。他們應該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鄭成功的壯舉。田川福松也好、國姓爺也好，鄭成功乃是為東亞、為東海、為一個古老傳統收復了臺灣。這個傳統，不願被白種殖民主義所覆蓋，不願被洋人的價值所否決。鄭成功完成的、驅逐殖民者收復臺灣島的意義，要在更寬廣的視野和更大的時代來臨後，才能總結。

據說，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駛近臺灣島時，船員驚呼：「Ilha Formosa」，這短語的大意為「美麗島」。於是「福爾摩沙」（Formosa）一詞便被殖民主義政客和西方知識分子印上地圖，掛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過多少個世紀。

荷蘭人在臺灣呆了多久呢？

其實，臺灣的所謂荷蘭統治時代，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了臺灣南部的一六二四年算起，到他們於一六六二年在鄭成功軍前投降，僅有三十七年時間。

這片海洋的一側，是茫茫中國大陸。隔海與世界往來的日本列島，每以長崎為門戶，與中國貿易交際。弄潮兒們駕著唐帆倭船，兩邊疏通有無。長崎的平戶，浙江的明州，都是他們的錨地。

如鄭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樣，從長崎到臺灣，甚至還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島、南至菲律賓的一道海域，看作一個單元。這就是東海。海中散布的島嶼和半島：朝鮮、九州、琉球、臺灣，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順、釜山、泉州、上海，天生處於微妙的政治地理環境之中。

分析長崎與上述東海的分離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雖然日本人對這種海域劃分會感到突兀；在習慣的思路中，長崎不是對中國、而主要是對歐洲的門戶。

日本人未必同意：在不動聲色之間，長崎和東海的傳統，發生過一次腐蝕和轉向。那以後，長崎不像是東海大家族的一個碼頭，而更像一個白種歐洲的思想、金融、謀略的堡壘。

同樣，中國人也未必接受—倭寇的撲岸，不過是「海內」的騷擾；隨著倭寇的退潮，真正的滅頂之災，才步步臨近了。

鄭成功遠去臺灣之後，長崎與中國的關係褪色了。

雖然，長崎還有一條四門俱全的中華街，但街上往來的卻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著烏黑的「鐵炮」；港口附近的（荷）蘭學塾和洋病院，出入著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東南山手，歐式別墅在綠蔭中隱現。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談合，都在洋館的咖啡桌上進行。王直和鄭成功都一去不返，長崎正走向它「入歐」的時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淒慘

主啊

海為何卻依然碧綠

──遠藤周作

長崎在一五七一年作為自由港，正式對東西兩洋開港。除了自中國而來的傳統唐船之外，西洋來船主要發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間、進行征服殖民地和傳播天主教的瘋狂競爭的時代，葡萄牙人以傳教為名在東海的出沒，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終於，德川幕府堅決踏上了鎮壓天主教的血污道路，並在一六三九年採擇了鎖國政策。這段歷史，通常被看做日本的黑暗時代。幕府因這段時期的作為，滿臉都是專制的顏色。

但當時的全球大勢，還要十倍地複雜。

幕府的武士聞所未聞—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觀念中，基督徒不僅有權占領異教徒的國土，而且不從洋教的諸國，主權盡歸教皇。武士們不能想像：根據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權攻占穆斯林首都格拉納達的次年、即一四九三年以條約制定並於一五二九年補充過的「教皇子午線」，日後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經被教皇賞賜給西班牙；而後來所謂的亞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內，都已在夢中被劃給一個匪夷所思的「葡萄牙」了！

按照修訂的教皇子午線，印尼的摩鹿加島以東的經線，乃是葡西邊界。在此線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國（當然包括澳門）、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陸西岸構築的據點是果阿）、摩加迪休（達•伽馬「發現」印度時，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卻炮轟摩加迪休）—並無例外，都已在理論上歸了葡萄牙。

只不過，還需葡國一個個占領，方能做到名副其實。

這就是葡萄牙船出沒長崎的大背景。

西班牙傳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途經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陸日本鹿兒島的時間，是一五四九年八月十五日。抵達後，他為獲得傳教許可，和一個已經粗知日語的修士、一個傳奇的日本教徒彌次郎（yajiro 或anjiro）一起，離鹿兒島，上京遊說。同年十一月，山口境內的布教活動開始。

一五七九年，長崎島原半島的大名（領主）有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糧食援助，在諸侯爭戰

中占了上風。有馬因而歸信天主教，成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後，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國公演過的電影《吟公主》，故事中就有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個天主教的信仰滲透進入日本的武士階級、並與執掌國權的豐臣秀吉發生衝突的故事。

一五八四年，島津氏也採取優遇基督教的政策。一五八七年豐臣秀吉進攻島津，以基督徒輕視神佛、買賣人身為由，決意禁止和驅逐基督教。但豐臣秀吉雖然厭惡洋人的傳教，卻又喜歡與西歐的貿易，因為其中的利潤和物資是誘人的。

以後，隨著出兵朝鮮、秀吉病歿、還有關原之戰，戰爭要求巨額的費用。接納洋人的大名靠著貿易利潤，維持了藩國的經營。

關原之戰以後，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臺。他和豐臣秀吉一樣：希望貿易，但討厭傳教。為了改善經濟和鄰國關係，他實行過一種「朱印船」的憑證通商制度，對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馬晴信是一個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門曾與葡萄牙人衝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殺害。作為報復，次年葡船「上帝之母號」來到長崎，有馬聯合了長崎官員，把這艘船擊沉海底。

「不傳教的荷蘭船」，應召般出現了。

緊接著，另一個新教國英吉利也趁機擠入，在長崎的平戶叩關求商。一六一一年，西班牙使節在日本測量諸港，被歐洲同胞威廉•亞當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測量各港，以後準備派兵」。

荷英與西葡的矛盾，給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證貿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傳入的選擇餘地。

德川政府決心與西葡二國一刀兩斷，實行禁教。雖然被對外貿易的巨額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認為隨洋船舶來的基督教思想，與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堅決而殘酷的禁教開始了。

一六一二年基督教禁止令頒布，傳教士悉數被逐。繼續傳教者被投入監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馬晴信被命令自決。一六一五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與茶道宗師千利休之女、電影觀眾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愛情故事—以及外國教士、日本修女約三百人，被驅逐到馬尼拉。

在京都六條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兒童處以火刑。據說，女信徒緊抱孩子直至燒焦，不肯棄教。

一六二二年，最著名的一次鎮壓發生。在長崎西坂，天主教傳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綁上了十字架，於火刑之後斬首，史稱「元和大殉教」。這些殉教者後日被梵蒂岡追封為聖徒。由於被處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別墅城奎納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裡，也裝飾著西坂殉教主題的壁畫。

但歐洲還是不斷派來教士。

基地置於平戶的英荷艦隊，加入了幕府對潛入者的攔截。登陸、潛伏、被捕、棄教的神父，接踵不斷。比如一次，英荷艦隊攔截了從馬尼拉駛來、裝載皮貨的一艘日本朱印船，在貨物中發現了兩個西班牙人。原來船長是日本基督徒，他藏匿了企圖潛入日本的傳教士。已經棄教的湯瑪斯•荒木供出了他們的身分，教士隨即被投入大牢。教士的執強，使將軍德川秀忠大大震怒，決定重刑對處。

又一次鎮壓中，被處火刑的傳教士和信徒共二十五人，斬首三十人。死刑的範圍，囊括了奧古斯丁會、多明我會、耶穌會等幾個修會。死者中女性和孩子很多， 最小的遇難者年僅四歲。

一六三七年，在離長崎不遠的天草和島原，爆發了稱作「一揆」的大規模農民暴亂，參加者中，基督徒很多。兩萬多人高喊著宗教口號，籠城死守。幕府派出了十二萬大軍，對這場宗教起義進行了殘酷徹底的掃討。

天草之亂後，基督教（天主教）在日本消失。日本正式鎖國。

第二章　長崎筆記

我不掩飾對大江健三郎《廣島筆記》的不滿。

因為，我沒有讀到自己在廣島感到的、那種焦急的資訊。

它不需文學或哲理的彩飾，它應該簡單乾淨，甚至只有兩句：一，必須無條件禁止和銷毀一切

核武器。二，發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踐踏冒犯人類的道德底限。

如在兩句之上再作補充，就應該說：

在這個帝國主義發瘋的二十一世紀之初，美國是再次挑動核災禍的最大嫌犯。原子彈這種兇器

（儘管它可能是微型的或戰術的），時刻都可能被美國投向人類。

大江健三郎儘管也執著於批判，但諸如頹廢、屈辱、威嚴、自殺等概念的闡釋...

引子　東蘇木以東
第一章　三笠公園
第二章　長崎筆記
第三章　赤軍的女兒
第四章　四十七士
第五章　解說‧信康
第六章　文學的「惜別」
第七章　亞細亞的「主義」
終章　解剖自己

引子　東蘇木以東
第一章　三笠公園
第二章　長崎筆記
第三章　赤軍的女兒
第四章　四十七士
第五章　解說‧信康
第六章　文學的「惜別」
第七章　亞細亞的「主義」
終章　解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