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里斯多夫‧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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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群眾、背棄民主、和公共生活脫節、懷疑公民對複雜議題的理解
傲慢與胸襟狹隘的菁英分子，是我們社會最大的困境！
批判當今政經現象的全美暢銷書
當菁英分子在全球經濟趨勢裡跨國流動時，他們不敢承認的事實是：
他們背叛了對於民主和社會的承諾。
當菁英分子在為意識型態的問題爭執不休時，他們不敢面對的真相是：
真正的問題是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教育的失敗。
拉許教授延續他一貫雄渾沉鬱而又原創的思想，以深入淺出的批評，突顯知識工作者和管理者階級的價值和信仰的偏差。他認為現在民主的威脅不再是以前奧德嘉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所說的「群眾」，而是菁英分子。他們隨著全球化經濟的變遷而到處流動，不再接受國家或社群的約束，自我封閉在自己的網路和圈地裡，拋棄了中產階級，分裂了國家，甚至背叛了民主的理想。
拉許藉古諷今，揭露現代的難題根源。他批評功績主義（有選擇性地拔擢某些人為菁英分子）逐漸取代了尊重每個人的才能的民主理想，以及左派學者虛偽的基進主義。拉許甚至窮究西方民主問化的精神危機：菁英們相信僅靠科學就可以掌握命運，逃避道德和宗教的約束，在追求這個妄想時，他們就迷失在全球經濟的洪流裡。
拉許要讀者們從菁英分子們眾聲喧譁的意識型態戰爭裡覺醒。
我們社會的問題不再是人權、種族或性別歧視的問題，而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教育的失敗、學者的虛偽和自私、民眾的沉默，以及媒體的廣告化操弄。他呼籲我們回歸社群、責任感的傳統，重拾民主辯論的價值，並且認識到我們社會的真正困境：問題不在意識型態的對立，而在於新的貧富階級的對立。
作者簡介：
克里斯多夫‧拉許 Christopher Lasch, 1932-1994
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社會評論家，先後在愛荷華大學和羅徹斯特大學任教，羅素‧雅科比（Russell Jacoby）說：「當代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像他這樣引起公共論壇的震撼。」1960年代，拉許受到社會主義影響，隨後即拋棄左派對於進步的信念，認為那是讓左派失敗的重要因素。至此拉許形構了他的重要社會評論：結合了佛洛伊德和原始的保守主義的思維。他認為基進主義已經在社會站不住腳，因為他們放棄了經濟正義的承諾，和權力同流合汙，以專家學者的地位去謀求私利。拉許最經典的作品，《自戀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1979），深入探討現在社會裡的自戀性格的影響：害怕承諾和個人關係，包括宗教信仰，害怕老化，以及無止盡的追求名利，隨波逐流。他認為任何個人主義的主張都是在內心深處找不到個體意義的結果。
在1980年代，拉許全面抨擊美國的主流政治思潮，既讓自由派恨之入骨，也讓保守派如芒刺在背。他誠實不妄、特立獨行和平易近人的寫作風格，讓左右兩派的學者都很不安，每一部作品的出版總會引起極大的騷動。拉許的著作等身，包括：《美國自由主義者和俄國大革命》（The American Liberals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美國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六三年的新基進主義》（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 1889-1963: The Intellectual As a Social Type）、《美國左派分子的苦惱》（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眾多民族的世界》（The World of Nations）、《沒有心靈的世界裡的避風港》（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自戀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極小的自體》（The Minimal Self: Psychic Survival in Troubled Times）、《真正且唯一的天國》（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女性和公共生活》（Women and the Common Life: Love, Marriage, and Feminism）、《平實風格》（Plain Style: A Guide to Written English）。
譯者簡介：
林宏濤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著有：《鈴木大拙禪學入門》、《啟蒙的辯證》、《菁英的反叛》、《詮釋之衝突》、《體會死亡》、《美學理論》、《法學導論》、《愛在流行》、《隱藏之泉》、《神在人間》、《眾生的導師：佛陀》、《南十字星風箏線》、《神話學辭典》、《與改變對話》、《死後的世界》、《正義的理念》等作品。
得獎紀錄：
◎克里斯多夫‧拉許是最偉大的社會歷史學家，本書既簡短精練而又論證縝密，是美國最有原創性的思想家的最後作品。
――James North，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
◎熱情、有說服力、讓人不安。
――John Gray，紐約時報書評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菁英的反叛》是一部既挑釁而又有洞見的作品。
――Robert H. Bork，美國國家觀察 National Review
◎精神昂揚地批判民主文化的威脅。
――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在《菁英的反叛》裡，提出對於民主的有力批判，倡言一個結合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民粹主義，讓民主恢復生機。
――Peter H. Stone，費城問訊報 Philadelphia Inquirer
◎《菁英的反叛》是拉許一生致力於當代重要問題的思想結晶，尤其是表現了他罕譬而喻的樸實語言，以及和一般大眾直接對話的風格。
――Michael Stern，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菁英的反叛》充滿了我們要復甦民主所需的公共議題。你可以一次好好讀個一兩章。打開書來看的時候，你可以想像自己是在一七七四年一家波士頓的小酒館裡，山姆‧亞當斯（Sam Adams）正走進來，對話於此展開。
――Warren Goldstein，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拉許一生為自由、公民責任和一般百姓的良知辯護，他的書是真正的先知之作：他呼籲我們回歸民主的第一原則、邁向更正義的社會，而不畏於為個人和社會選擇的道德意義去辯論。他留給我們的《菁英的反叛》是個恩典，精密地剖析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基進主義的失敗，提出一個更有責任感而且更充實的公共生活。讀了這本書的人應該都會受到震撼和啟發。
――美國資深政治評論家 E. J. Dionne, Jr.
◎拉許的遺作讓我們更加痛惜失去他。他有著說出真相的能力，以既平易近人而又細膩的語言，挑戰那些特權階級自以為是的思考。這是一部很重要而讓人不安的作品，即使你可能不同意他。
――美國知名學者 Leon Botstein
名人推薦：
推薦序
拉許——當代批判反思的轉捩點人物 / 南方朔
由於我過去在撰文裡，多次引用克里斯多夫‧拉許（Christopher Lasch,1932-1994）於一九七九年所寫的《自戀的文化》，和他生前定稿，逝世後才出的《菁英的反叛》這兩本他的代表作。因此，在後者出中譯本的此刻，願意對已故的拉許教授做最大的推崇，並將他的思想作扼要的介紹。
拉許教授在當代西方思想界，乃是出類拔萃的轉捩點人物，如果從思想譜系的角度來分析，他可以說是「新左」轉「後左」，從「後現代」轉到「後後現代」的領航人之一。他最大的貢獻，乃是把當代書空咄咄，早已媚俗到不知所云，只是少數特定學術部落才關心的「文化批判」重新拉回到人間。讓「文化批判」與「政經社會批判」找回那久已失去的紐帶。當思想家休斯（H. Stuart Hughes）在《矯揉做作的反叛者：歐洲異議分子的政治文化》裡指出，當代不滿知識分子越來越做作，談論問題也彷彿是在打啞謎。他把這種批判稱為「小調批判」。而拉許教授所做的就是恢復批判的「大調批判」特色。
而要理解拉許教授那一以貫之的思想路數，我們首先必須回顧拉許的思想所針對的時代。
首先要指出的，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代，歐美在經濟與社會的思維上，乃是右翼當道，它將「個人」這個範疇極大化，在反共反集體主義的政治正確下，「整體」則被污名化，而視為一個左派的概念。於是在「個人」、「市場」掛帥並合理化一切行為之餘，「自私」不僅有理，甚至還被視為有生物學「自私的基因」為本的自然行為。在這種價值主導下，「成功」與「失敗」都正當順理的成為個人因素。到了今天，「競爭力不足」則成了人們對待窮苦不幸者當然的態度。輕視與冷漠已取代了互助與同情；在這種體制下，教育已成了菁英富人自我繁殖的新神壇，而不再是促進公平進步的養成基地。菁英富人廣泛的在各種金錢遊戲中富者愈富，而作為民主基礎的中產階級則日益萎縮。美國犯罪及監獄日盛，到了二○○七年時，每一百三十三人有一個在獄中，美國已成了全球最大的監獄國家。
但就在這些情況日益惡化的同時，作為右翼對面的左翼，也同樣進入了一個「形左實右」的階段。左翼不再談社會的不平等，也不再說體制的歧視與操作得更細緻的壓迫。一九六○至七○初的歐美校園新左翼，乃是戰後左翼的再出發，它雖然有反制度和反越戰的部分，但最核心的範疇卻不再是經濟和階級，而是「個人」的「欲望」、「快樂」、「日常生活的解放」。新左翼在知識上成了右翼的同盟而非對立面，而這種情形到了一九八○年代的「後結構」與「後現代」下，由於受到資訊爆炸的衝擊和眾聲的喧嘩，一切客觀的判斷準則皆被資訊所稀釋。「確信」轉為「懷疑」，於是「道德相對主義」成了新的風尚和畏懼，而虛擬的符號和語言則成了更好的知識避風港；而多元主義則成了人們閃避答案的最好藉口，於是陰豔綺麗的浮辭充斥，態度激進但卻艱澀到只在小部落裡流通，而且與真實世界並無關係的後現代批評大盛。這是不滿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特別是他們的自動邊緣化。它被體制很放心地安置在社會的角落裡。批判已不再是一種志業，而成為一種自慶的表演。
當社會的主流與批判是以一種形異實同的方式做著同盟，整個國家社會也就越變越奇怪。如菁英分子匿藏在各種權力的頂峰，只對權力與金錢忠誠，對社會的責任心則趨於凋零，政治與社會也不再談道德與義務，一個新而封閉的貴族階級已告出現，政治則成了無論辯、可操縱的領域，由於道德心與宗教感已趨淡薄，而在媒體主導下，不知羞恥的自曝則成了最時髦的表演，這是一種「無恥的犬儒主義」。冷漠、犬儒、虛無，這些則成新的時代精神。由於民主必須以穩定的中產階級、公共論辯，以及社會一些基本的社區感為基礎，當這些已告消失，當然也就離民主的嚮往日益遙遠。
正因為當代的思想與現象有著上述新的情況，因此對這些問題做出總體性批判反省，遂成了學術思想界長期以來的主要課題。在學術上，就是所謂的文明「向下沉淪論」(Declinism)。大體而言，有關此課題，可分為兩支：
一支是所謂的「保守主義派」。當代學者如希梅法柏（Gertrude Himmelfarb）、班奈特（William J. Bennett）、柏克（Robert Bork）、霍梅士（Stephen Hulmes）……等皆屬之。所謂的「保守主義」，指的是他們在對現狀做出批判反思時，用來作為參照指標的乃是過去，如恢復宗教道德、提倡美德教育等。
另一支則是所謂的「自由主義派」，當代學者及思想家如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羅逖（Richard Rorty）、雅科比（Russell Jacoby）以及拉許等人皆屬之。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差別，乃在於前者是以理想和未來比現在；後者則以理想化的過去談現在。但拉許雖可歸在「自由主義派」這邊，但由於他分析及評價問題的角度相當與人不同。他對整個美國體制的自私當道、社會冷漠、道德敗壞，相當疾言厲色。對前工業及商業資本主義的仕紳及小資社會非常推崇。這使他具有十九世紀美國進步主義時代的社區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讓他看起來頗有保守主義派的風格；而其次，他分析問題從佛洛伊德談社會病理的角度切入，同時也對經濟剝削、貧富不均等現狀極為強調，因而又有傳統左派與佛洛伊德左派的特色；但於此同時，他又對當今西方左派玩弄語言文字遊戲、語言激烈但概念空洞，不再理會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大肆抨擊。他的這種反左派色彩，也讓左派視之為敵人。因此，前述的「保守主義派」理論家霍梅士遂稱之為「披著左派羊皮的保守主義者」。但儘管有著上述誤解，我們卻可看出他其實乃是個具有領先時代的關鍵人物。他是「新左」轉到「後左」，由「後現代」轉到「後後現代」，他對過去的左右兩翼都不留情，而企圖從實用主義的哲學立場重建知識的客觀有效性，要在人際關係上重建集體的社區認同感和對責任的羞恥意識，從這樣的角度看，他其實是個典型的「自由左翼」思想家。
拉許教授思想清晰、理路一貫，由於他行文沉穩流暢，雖非老嫗能解，但任何關心時代走向而具有普遍水準者，都不會被他的著作所拒絕，這乃是他的思想既有學術性，又有群眾性的原因。
拉許教授著作等身，在義理上皆一層層重疊而後展開，而其中最具廣泛影響力的，即為《自戀的文化》和《菁英的反叛》。
《自戀的文化》乃是當代社會型態與精神病理的經典著作。他的論旨是在指當代由於一切更加個人化與自我欲望化，終極遂造成了人的自戀，這種自戀性格顯露在對名利的無饜足追求，一切判斷都回到自身，因而畏懼對他人做出承諾；日常生活則充斥著誇大與做作；而性則在去神祕化後成了廉價的「自我娛樂」，這種「自我娛樂」的成分散見在觀賞式的體育活動，對自己身體的耽溺以及畏懼老化及變醜。自戀使得人的公共生活解散，「公眾人」也隨之消失。這時候原有的公共空間則被國家的操弄、作秀、媒體的灌輸等所佔據，一種新的家戶長制支配形式遂告形成。在《自戀的文化》裡，拉許教授其實是對一九六○年代的西方文化總體相做了深入的哲學式回顧。
而拉許集過往思想大成的《菁英的反叛》，有些是對自戀文化所做反思的延長，有些則是他其他著作的更深刻化。在一九二○至三○年代初，西方的群眾反叛在左右極端主義引導下，對人類造成了極大破壞，前代思想家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因而有《群眾的反叛》之書。但拉許教授認為，過去那種群眾的反叛早已結束並消失，目前正在上演的則是支配菁英，包括管理者和掌控知識的訊息者，他們在反叛，並將人類帶到惡兆方向的新時代的時候了，他們在全球化的時代漂流於各大城市，他們創造出一種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快速沒落的新遊戲規則，而左翼則成了一種言辭激烈但卻書空咄咄的共謀，而民主的基礎如社區、公共論辯，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等則告瓦解。民主的理想遂告被背叛。這部著作對當今政經現象的批判反思，後來已被許多學者延伸，而成了當代批判的主要課題之一。
拉許教授在當代西方思想界望重已久，他是個走在時代前沿的公共知識分子，但願他著作的其他中譯本也能賡續出現，對培養我們的反思能力必將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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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背叛了對於民主和社會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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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許教授延續他一貫雄渾沉鬱而又原創的思想，以深入淺出的批評，突顯知識工作者和管理者階級的價值和信仰的偏差。他認為現在民主的威脅不再是以前奧德嘉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所說的「群眾」，而是菁英分子。他們隨著全球化經濟的變遷而到處流動，不再接受國家或社群的約束，自我封閉在自己的網路和圈地裡，拋棄了中產階級，分裂了國家，甚至背叛了民主的理想。
拉許藉古諷今，揭露現代的難題根源。他批評功績主義（有選擇性地拔擢某些人為菁英分子）逐漸取代了尊重每個人的才能的民主理想，以及左派學者虛偽的基進主義。拉許甚至窮究西方民主問化的精神危機：菁英們相信僅靠科學就可以掌握命運，逃避道德和宗教的約束，在追求這個妄想時，他們就迷失在全球經濟的洪流裡。
拉許要讀者們從菁英分子們眾聲喧譁的意識型態戰爭裡覺醒。
我們社會的問題不再是人權、種族或性別歧視的問題，而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教育的失敗、學者的虛偽和自私、民眾的沉默，以及媒體的廣告化操弄。他呼籲我們回歸社群、責任感的傳統，重拾民主辯論的價值，並且認識到我們社會的真正困境：問題不在意識型態的對立，而在於新的貧富階級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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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拉許 Christopher Lasch, 193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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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拉許全面抨擊美國的主流政治思潮，既讓自由派恨之入骨，也讓保守派如芒刺在背。他誠實不妄、特立獨行和平易近人的寫作風格，讓左右兩派的學者都很不安，每一部作品的出版總會引起極大的騷動。拉許的著作等身，包括：《美國自由主義者和俄國大革命》（The American Liberals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美國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六三年的新基進主義》（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 1889-1963: The Intellectual As a Social Type）、《美國左派分子的苦惱》（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眾多民族的世界》（The World of Nations）、《沒有心靈的世界裡的避風港》（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自戀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極小的自體》（The Minimal Self: Psychic Survival in Troubled Times）、《真正且唯一的天國》（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女性和公共生活》（Women and the Common Life: Love, Marriage, and Feminism）、《平實風格》（Plain Style: A Guide to Writte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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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濤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著有：《鈴木大拙禪學入門》、《啟蒙的辯證》、《菁英的反叛》、《詮釋之衝突》、《體會死亡》、《美學理論》、《法學導論》、《愛在流行》、《隱藏之泉》、《神在人間》、《眾生的導師：佛陀》、《南十字星風箏線》、《神話學辭典》、《與改變對話》、《死後的世界》、《正義的理念》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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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拉許是最偉大的社會歷史學家，本書既簡短精練而又論證縝密，是美國最有原創性的思想家的最後作品。
――James North，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
◎熱情、有說服力、讓人不安。
――John Gray，紐約時報書評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菁英的反叛》是一部既挑釁而又有洞見的作品。
――Robert H. Bork，美國國家觀察 Nation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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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在《菁英的反叛》裡，提出對於民主的有力批判，倡言一個結合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民粹主義，讓民主恢復生機。
――Peter H. Stone，費城問訊報 Philadelphia Inqui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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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tern，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菁英的反叛》充滿了我們要復甦民主所需的公共議題。你可以一次好好讀個一兩章。打開書來看的時候，你可以想像自己是在一七七四年一家波士頓的小酒館裡，山姆‧亞當斯（Sam Adams）正走進來，對話於此展開。
――Warren Goldstein，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拉許一生為自由、公民責任和一般百姓的良知辯護，他的書是真正的先知之作：他呼籲我們回歸民主的第一原則、邁向更正義的社會，而不畏於為個人和社會選擇的道德意義去辯論。他留給我們的《菁英的反叛》是個恩典，精密地剖析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基進主義的失敗，提出一個更有責任感而且更充實的公共生活。讀了這本書的人應該都會受到震撼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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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許教授在當代西方思想界，乃是出類拔萃的轉捩點人物，如果從思想譜系的角度來分析，他可以說是「新左」轉「後左」，從「後現代」轉到「後後現代」的領航人之一。他最大的貢獻，乃是把當代書空咄咄，早已媚俗到不知所云，只是少數特定學術部落才關心的「文化批判」重新拉回到人間。讓「文化批判」與「政經社會批判」找回那久已失去的紐帶。當思想家休斯（H. Stuart Hughes）在《矯揉做作的反叛者：歐洲異議分子的政治文化》裡指出，當代不滿知識分子越來越做作，談論問題也彷彿是在打啞謎。他把這種批判稱為「小調批判」。而拉許教授所做的就是恢復批判的「大調批判」特色。
而要理解拉許教授那一以貫之的思想路數，我們首先必須回顧拉許的思想所針對的時代。
首先要指出的，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時代，歐美在經濟與社會的思維上，乃是右翼當道，它將「個人」這個範疇極大化，在反共反集體主義的政治正確下，「整體」則被污名化，而視為一個左派的概念。於是在「個人」、「市場」掛帥並合理化一切行為之餘，「自私」不僅有理，甚至還被視為有生物學「自私的基因」為本的自然行為。在這種價值主導下，「成功」與「失敗」都正當順理的成為個人因素。到了今天，「競爭力不足」則成了人們對待窮苦不幸者當然的態度。輕視與冷漠已取代了互助與同情；在這種體制下，教育已成了菁英富人自我繁殖的新神壇，而不再是促進公平進步的養成基地。菁英富人廣泛的在各種金錢遊戲中富者愈富，而作為民主基礎的中產階級則日益萎縮。美國犯罪及監獄日盛，到了二○○七年時，每一百三十三人有一個在獄中，美國已成了全球最大的監獄國家。
但就在這些情況日益惡化的同時，作為右翼對面的左翼，也同樣進入了一個「形左實右」的階段。左翼不再談社會的不平等，也不再說體制的歧視與操作得更細緻的壓迫。一九六○至七○初的歐美校園新左翼，乃是戰後左翼的再出發，它雖然有反制度和反越戰的部分，但最核心的範疇卻不再是經濟和階級，而是「個人」的「欲望」、「快樂」、「日常生活的解放」。新左翼在知識上成了右翼的同盟而非對立面，而這種情形到了一九八○年代的「後結構」與「後現代」下，由於受到資訊爆炸的衝擊和眾聲的喧嘩，一切客觀的判斷準則皆被資訊所稀釋。「確信」轉為「懷疑」，於是「道德相對主義」成了新的風尚和畏懼，而虛擬的符號和語言則成了更好的知識避風港；而多元主義則成了人們閃避答案的最好藉口，於是陰豔綺麗的浮辭充斥，態度激進但卻艱澀到只在小部落裡流通，而且與真實世界並無關係的後現代批評大盛。這是不滿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特別是他們的自動邊緣化。它被體制很放心地安置在社會的角落裡。批判已不再是一種志業，而成為一種自慶的表演。
當社會的主流與批判是以一種形異實同的方式做著同盟，整個國家社會也就越變越奇怪。如菁英分子匿藏在各種權力的頂峰，只對權力與金錢忠誠，對社會的責任心則趨於凋零，政治與社會也不再談道德與義務，一個新而封閉的貴族階級已告出現，政治則成了無論辯、可操縱的領域，由於道德心與宗教感已趨淡薄，而在媒體主導下，不知羞恥的自曝則成了最時髦的表演，這是一種「無恥的犬儒主義」。冷漠、犬儒、虛無，這些則成新的時代精神。由於民主必須以穩定的中產階級、公共論辯，以及社會一些基本的社區感為基礎，當這些已告消失，當然也就離民主的嚮往日益遙遠。
正因為當代的思想與現象有著上述新的情況，因此對這些問題做出總體性批判反省，遂成了學術思想界長期以來的主要課題。在學術上，就是所謂的文明「向下沉淪論」(Declinism)。大體而言，有關此課題，可分為兩支：
一支是所謂的「保守主義派」。當代學者如希梅法柏（Gertrude Himmelfarb）、班奈特（William J. Bennett）、柏克（Robert Bork）、霍梅士（Stephen Hulmes）……等皆屬之。所謂的「保守主義」，指的是他們在對現狀做出批判反思時，用來作為參照指標的乃是過去，如恢復宗教道德、提倡美德教育等。
另一支則是所謂的「自由主義派」，當代學者及思想家如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羅逖（Richard Rorty）、雅科比（Russell Jacoby）以及拉許等人皆屬之。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差別，乃在於前者是以理想和未來比現在；後者則以理想化的過去談現在。但拉許雖可歸在「自由主義派」這邊，但由於他分析及評價問題的角度相當與人不同。他對整個美國體制的自私當道、社會冷漠、道德敗壞，相當疾言厲色。對前工業及商業資本主義的仕紳及小資社會非常推崇。這使他具有十九世紀美國進步主義時代的社區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讓他看起來頗有保守主義派的風格；而其次，他分析問題從佛洛伊德談社會病理的角度切入，同時也對經濟剝削、貧富不均等現狀極為強調，因而又有傳統左派與佛洛伊德左派的特色；但於此同時，他又對當今西方左派玩弄語言文字遊戲、語言激烈但概念空洞，不再理會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大肆抨擊。他的這種反左派色彩，也讓左派視之為敵人。因此，前述的「保守主義派」理論家霍梅士遂稱之為「披著左派羊皮的保守主義者」。但儘管有著上述誤解，我們卻可看出他其實乃是個具有領先時代的關鍵人物。他是「新左」轉到「後左」，由「後現代」轉到「後後現代」，他對過去的左右兩翼都不留情，而企圖從實用主義的哲學立場重建知識的客觀有效性，要在人際關係上重建集體的社區認同感和對責任的羞恥意識，從這樣的角度看，他其實是個典型的「自由左翼」思想家。
拉許教授思想清晰、理路一貫，由於他行文沉穩流暢，雖非老嫗能解，但任何關心時代走向而具有普遍水準者，都不會被他的著作所拒絕，這乃是他的思想既有學術性，又有群眾性的原因。
拉許教授著作等身，在義理上皆一層層重疊而後展開，而其中最具廣泛影響力的，即為《自戀的文化》和《菁英的反叛》。
《自戀的文化》乃是當代社會型態與精神病理的經典著作。他的論旨是在指當代由於一切更加個人化與自我欲望化，終極遂造成了人的自戀，這種自戀性格顯露在對名利的無饜足追求，一切判斷都回到自身，因而畏懼對他人做出承諾；日常生活則充斥著誇大與做作；而性則在去神祕化後成了廉價的「自我娛樂」，這種「自我娛樂」的成分散見在觀賞式的體育活動，對自己身體的耽溺以及畏懼老化及變醜。自戀使得人的公共生活解散，「公眾人」也隨之消失。這時候原有的公共空間則被國家的操弄、作秀、媒體的灌輸等所佔據，一種新的家戶長制支配形式遂告形成。在《自戀的文化》裡，拉許教授其實是對一九六○年代的西方文化總體相做了深入的哲學式回顧。
而拉許集過往思想大成的《菁英的反叛》，有些是對自戀文化所做反思的延長，有些則是他其他著作的更深刻化。在一九二○至三○年代初，西方的群眾反叛在左右極端主義引導下，對人類造成了極大破壞，前代思想家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因而有《群眾的反叛》之書。但拉許教授認為，過去那種群眾的反叛早已結束並消失，目前正在上演的則是支配菁英，包括管理者和掌控知識的訊息者，他們在反叛，並將人類帶到惡兆方向的新時代的時候了，他們在全球化的時代漂流於各大城市，他們創造出一種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快速沒落的新遊戲規則，而左翼則成了一種言辭激烈但卻書空咄咄的共謀，而民主的基礎如社區、公共論辯，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等則告瓦解。民主的理想遂告被背叛。這部著作對當今政經現象的批判反思，後來已被許多學者延伸，而成了當代批判的主要課題之一。
拉許教授在當代西方思想界望重已久，他是個走在時代前沿的公共知識分子，但願他著作的其他中譯本也能賡續出現，對培養我們的反思能力必將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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