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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獵物也是獵人

這世上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是獵物也是獵人。「我是受害者」這句話，往往成為令人放棄自己道德底線的藉口。

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經常可以看見許多穿著軍服的年輕人，他們是正在服兵役的年輕人。我在旅途上也經常遇到來自以色列的年輕背包客，他們通常都有著相似的背景：剛完成了兩年或三年的兵役（以色列所有人都要服兵役，女性兩年、男性三年），於是花數月或半年時間出來旅行遊歷。臺灣與南韓的年輕人也要服強制兵役，但這兩個地方卻其實一直都沒有戰爭。以色列卻不同，戰爭總離他們不遠。

記錄片《See if I'm Smiling》談的就是這些年輕人的經歷。導演訪問了六位曾在以色列服兵役的女孩子，由她們自己回憶，在這兩年兵役期間，她們變成了一個怎麼樣的人。

她們由一個十八歲的普通少女，變成穿上軍服拿著步槍的士兵；由學生變成擁有權力的軍人，在西岸、加薩走廊擔任殖民者的角色。對她們來說，巴勒斯坦本是一種遙遠的存在，也許在記憶中有過自殺式炸彈襲擊的新聞、在教育中學過以色列被阿拉伯諸國圍攻的歷史，但這些始終不會變成對於個體的恨。正如認為日本應為侵華道歉的中國人，不見得就會見到日本人就恨。

然而穿上了軍服，卻成了「路西法效應」的活生生實驗品。「路西法效應」說的是一個心理學實驗──一群普通人分別扮演囚犯和獄卒，當他們漸漸投入了角色，便一步一步越過了道德的界線，做出自己平常不能接受的事，就如大天使路西法墮落成為撒旦一般。

軍隊是一種扭曲的體制，特別是當你擁有了強權，你可以肆意侮辱、傷害你的「敵人」──即使他們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當恨意進占了心中，甚至成為習慣，則能把人變得無法想像地恐怖。

記錄片中，一個女兵回憶自己最不堪回首的一幕：為一個巴勒斯坦死者清潔身體時，有其他女兵帶著相機路過，她沒有猶豫地就叫人為她與屍體合照，就像旅行時在景點前拍照留念般。這成為她做過的最羞恥的一件事，沒有想過這世上竟曾存在著一個這樣的自己。

而那張相片，她沒有丟掉，因為她想看清楚當時的自己，「See if I'm smiling」。

有人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但即使如此，恨的理由通常也不難找。片中最讓我震撼的是，恨意如何可以輕易地轉變成瘋狂，讓一個正常人遠離應有的道德和理性。要恨，不難；要把恨合理化，也不難，只需找一個理由，然後它就會自然而生。其中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我是受害者」或「我是弱者」。

吊詭的是，這世上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是獵物也是獵人。一戰後德國認為它被英法美等國逼迫，沒多久就反過來殺了六百萬猶太人；以色列曾被阿拉伯國家圍剿，但今天卻在欺壓著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確實已是弱勢到極點，但那些自殺式炸彈襲擊，傷害的往往卻是最無辜的平民。而現在，這些以色列的年輕平民又穿上軍服，成為巴勒斯坦人眼中的壓迫者。

另一部電影《立見天國》（Paradise Now）講述兩個巴勒斯坦年輕人自願成為人肉炸彈，因為認為被以色列壓迫、失去家園，在沒有槍炮子彈的情況下，只能以這種方法去反抗。但同是巴勒斯坦人的友人卻質問，這樣能嬴嗎？不，這樣只會毁滅我們的生活，然後讓對方更有理由或藉口去使我們活得更痛苦！

如果用暴力永遠羸不了，那就至少要在道德上戰勝。道德是「弱勢者」的最大優勢，用來對抗缺乏道德者的權力；而「弱勢者」的最大道德往往就是「弱勢」本身──因為被壓迫，所以行動上即使超越平常的秩序，也可以得到理解和接納。但即使如此，弱勢不能成為唯一的道德，「弱勢者」的身分也不能無限擴大。

「我是受害者」這句話，往往成為令人放棄自己道德底線的藉口。因為我是受害者，所以我要反抗；因為你比我強大，非常時期可用非常手段，所以我的反抗方式也要用上更邀進的手段；因為要激進，所以就算放棄一貫的道德也是合理的。於是一些不應出口的話竟能說出口了，一些不應做的事也能做得出來，就因為「我是受害者」。

我想起學佛的朋友教我的一句話：「憎恨會令你成為你憎恨的人。」就像那些武俠小說的老橋段：殺了殺父仇人，你也成了人家兒子的殺父仇人。報父仇有沒有道理？大概有，但之後呢？仇恨可以怎麼終結？有誰能夠得益？

想像這樣的情況：一個以色列人被一個自殺式炸彈炸死，他的家人定會悲憤莫名，將仇恨指向巴人。等這個人的孩子長大了，到巴勒斯坦服兵役，他會把他眼前的人都視作殺父仇人，恃著權力侮辱甚至傷害他們。被傷害的巴人無處還擊，於是決定成為人肉炸彈，再殺死另一個無辜的以色列平民。可想而知，雙方的每一個人在民族國家層次、家庭層次、個人層次，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這種仇恨的循環，怎麼樣才能解開？

在東耶路撒冷，我探訪了一個民間團體，他們的工作讓我非常震撼。這個機構叫父母心聲家庭論壇（The Parents Circle Families Forum，簡稱PCFF），專門為因以巴衝突而失去親人者提供服務，例如心理輔導、互助小組等，他們的服務對像同時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更進一步，他們還會安排兩邊死者的親友一同參與小組，透過溝通和理解去消弭仇恨。以色列人也好，巴勒斯坦人也好，站在眼前的雖理應是「加害者」，卻其實跟自己一樣都是個無辜的「受害者」──同是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兒子的母親。在一個「人」面前，國族之別，對錯之分，也就沒有原來那麼重要。她們之間的一個擁抱，就等於化解了無數個即將發生的悲劇。

PCFF 的成員有六百多個家庭，成立二十年以來，這些參與者由本來可能選擇成為人肉炸彈或帶著仇恨服役的士兵，變成終於看清事情的本質──真正製造悲劇的，是「衝突」本身。一旦超越了「受害者」的心魔，回復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和平的目標反而更近了。



大時代

也許十年前，沒有人想像得到馬來西亞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有這麼多人走出來去改變這個社會，然而它還是發生了，而且會繼續發生下去。

這次馬來西亞之旅，認識了許多來自社運、政治、媒體和藝術圈的朋友，他們大都在為即將來臨的選舉做準備，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希望可以透過選舉迎來一個更好的馬來西亞。

我原本在馬來西亞的朋友不多，來到吉隆坡第一個找的就是老朋友凱倫。認識凱倫已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當時他透過所屬的非政府組織到香港工作，而我則在社運圈中認識他，但不算熟。凱倫在香港工作了三年，之後回到馬來西亞，並慢慢踏進了政治圈。這次選舉，他也將代表馬來西亞的在野黨人民公正黨參選，我來到馬來西亞時，他的選舉工程也正在開展。

說到底我也曾經在政治圈中打滾過，對選舉工程當然頗有興趣，不過讓我更有興趣的，卻是凱倫和太太嘉美的愛情故事。嘉美是香港人，過去一直在民間團體工作，近年則投入中國內地的勞工教育工作，經常要往返中港兩地。她和我一樣，也是在凱倫在港工作時認識他的，但當時也只是普通朋友，直至五年前，嘉美拿起背包，獨自到馬來西亞旅行時，重遇舊朋友凱倫，千里姻緣一線牽，兩人就這樣譜出了一段異地戀。

凱倫和嘉美的愛情，大概因為兩人對社會政治都有相近的熱情和承擔，然而促使兩人簽下婚約的，竟也是政治。原來他們分別認識一位社運前輩，也是分別來自馬來西亞和香港，年輕時也曾如兩人般異地相愛。然而，當時在馬來西亞的前輩因為參與社會運動而被政府監禁；香港的前輩則因為營救情人而被馬來西亞政府驅逐出境，兩人因此相隔兩地，感情也無疾而終。反觀凱倫和嘉美，凱倫現正處於本國政治的暴風中心，風高浪急，誰也不保證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或不會發生什麼事；嘉美的工作在內地也是相當敏感，隨時會誤踏火線而不自知。兩人不想重蹈前輩的覆轍，於是決定給對方一個名份：「就算我們其中一個要坐牢，另外一個也至少可以有法定身分去探望啊！」

幸好，在這大時代中，他們婚是結成了，但不必在監獄相見。半年之後，凱倫終於勝出選戰，成為檳城的民選議員；嘉美則辭掉了工作，在凱倫選舉後去了一趟背包旅行（我們又在埃及開羅相遇，不過這是後話），並且正在考慮如何在馬來西亞定居下來。

也因為凱倫的介紹，我認識了多位社會運動者，自二○○七年以來馬來西亞的幾場大型社會運動都有他們的身影，而這幾場社會運動更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面貌。如○七年「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淨選盟）的出現，就直接影響二○○八年大選的戰果，執政黨嘗到有史以來最大的敗績，檳城等五個州變天，也讓馬來西亞人發現原來改變是有可能發生的。於是接下來的五年，一場又一場的人民運動接連發生，像淨選盟 2.0 和 3.0、反對興建稀土廠運動、反山埃採金工程運動等，許多人從不聞不問變成參與運動，民間社會在這幾年間壯大了不少。　

像「淨選盟母親團（Mama Bersih）」就是一個好例子。她們都是家長，一般來說是社會中最少參與政治的一群。她們的成立，正是由普通巿民變成行動者的典型──她們不滿貪汙橫行、選舉舞弊不公、環境被肆意破壞，於是成立組織，發起運動。

在選舉前夕，她們也自發地組織遊行和街站，編印自己的刊物，走到街上提醒巿民「是改變的時候了！」我跟她們一起上街，看她們如何遊行、喊口號、發傳單，感覺到她們確實不是老手，明顯經驗不豐，但卻充滿熱情，仿佛看見十年前初踏足社會運動時的自己。

社會運動的發展如火如荼，新媒體同樣也在馬來西亞占有益發重要的位置。馬來西亞的主流媒體，不論是電視、電臺還是報紙雜誌，都需要得到政府發予執照，因此一旦有媒體「不聽話」，其牌照可能就會巧合地突然被取消。在這種情況下，要靠主流媒體去監察政府，自然是緣木求魚，唯一可以突破這種局面的，就只有網路了。

我透過《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k.net）朋友的介紹，認識了《當今大馬》的主事人之一楊凱斌。凱斌兄曾是學運中堅，後來加入了《當今大馬》任中文主編；在他帶我參觀辦公室時，正密鑼緊鼓地籌備《當今大馬》的電視部《KiniTV》。

《當今大馬》有英、馬、中、印四種語言版本，每月瀏覽數近五百萬，無疑是馬來西亞最重要的新聞媒體之一。雖然它完全依靠網路，但影響力卻不下於其他主流傳媒──這也歸因於網絡上的《當今大馬》並不受政府的牌照管制，沒有了這個緊箍咒，《當今大馬》可以更自由地批評政府、揭露真相，而這正是馬來西亞民間社會所欠缺和需要的。

這是一個大時代。也許十年前，沒有人想像得到馬來西亞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沒有人想像得到會有這麼多人走出來去改變這個社會，然而它還是發生了，而且會繼續發生下去。即使那看似是在水泥裡種花，竟也長出了嫰芽來。

本來沒有路，只因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



讓世界不再需要翁山蘇姬

作為一個公民，我們要致力令這個世界不再需要翁山蘇姬、不需要有一個個體去承受這些痛苦，只為了捍衛人類的公義和尊嚴。

緬甸是我心儀已久的地方。這次趁著來馬來西亞，還買到了超便宜的廉航機票，從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往返緬甸最大城仰光的機票甚至不到一千港元（約四千臺幣），實在沒理由不把握機會。反正要去緬甸，不能走陸路，只能坐飛機進出，這是當地政府的規定，猜想是跟邊境地區少數族群的衝突有關。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緬甸之所以為世人所認識，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一個人：翁山蘇姬。她是緬甸國父翁山將軍的女兒，父親逝世之後移居外國，求學、工作、結婚生子，本來已過著平凡穩定的生活。但一九八八年因為母親病重，她回國探望，卻遇上了大型反對運動，作為前國家元首的女兒，她也被捲入運動裡中，為了自己的國家和民主，踏上一條不歸路。

因為爭取民主，所以被打壓；因為得到人民支持，所以被軟禁，而且一關就是十五年。這段時期，她無法親自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無法見兩個兒子，也無法見自己丈夫最後一面。她放棄這一切，拒絕離開緬甸，因為她知道緬甸人民需要她，而事實上，她也一直是緬甸軍政府的心腹大患。

因為翁山蘇姬，世界都沒有遺忘緬甸和這片土地上的人民。

直到二○一○年的全國選舉之後，翁山蘇姬終於獲釋；二○一二年，她在挪威奧斯陸站上世界矚目的頒獎臺，接受觀眾長達兩分鐘的掌聲，手上拿著那個早就屬於她、但從未親手頒給她的獎項。

獎項是諾貝爾和平獎，一九九一年頒發，二十一年後才到達翁山蘇姬手上。二十一年前，她的丈夫為她奔波爭取獎項、兒子代她上臺致辭，她卻在緬甸家中被監禁，被迫與世界分離。如今，她終於可以親身領獎，丈夫卻已離開人世。物轉星移，試問人間何世。

我慕名來到翁山的家門外，一個軟禁了她四分之一世紀的地方。翁山大概不在裡頭，我也只能在屋外張望，想像那些年她是如何度過。我想起她在領取諾貝爾獎的演說中，談到佛家的「苦」，是為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也是她在被軟禁的這些年中仔細思考、深深體會的課題，特別是後兩者──與摯愛的人分離、與討厭的人相會。在這悠長與家人被迫分離的歲月中，還要面對過去軍政府的各種脅迫，面對這種如無底深潭般的苦，翁山蘇姬是如何堅持過來的呢？她也有懷疑自己、質疑自己所做的時候嗎？

我想，她一定有，但有更偉大的目標吸引著她，就如她所說，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雙眼緊盯著引導方向的星星，並以此作為邁向救贖的方向。即使完全的和平只是可望不可及，但我們也必須眼望前方，堅定地向之前進。這樣走下去，改變就會來臨。

這是極難，也是極易。我們不必也不可能全都成為翁山，但作為一個公民，我們正要致力令這個世界不再需要翁山、不需要有一個個體去承受這些痛苦，只為了捍衛人類的公義和尊嚴。在緬甸，翁山蘇姬付出了這些代價，但她也提醒我們，還有許多正被迫害的、無名的公義捍衛者，他們也在為我們做著同樣的事。在中國，有李旺陽，有陳光誠、高智晟，有劉曉波和太太劉霞，還有趙連海、艾未未（注1），和許多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的人。關注他們、支持他們，正是作為一個人的應有之義。良心犯，一個都嫌太多（注2）。

注1：中國民運人士李旺陽因受訪談論六四事件而「被自殺」，死因可疑；陳光誠為中國盲人維權律師，長期受到監控並服刑，後經中美談判後落腳紐約；高智晟是維權律師，被監禁五年後於二○一四獲釋，卻已被虐待得不成人形；中國作家劉曉波因參與六四及人權運動而被補入獄；趙連海是中國媒體人，曾因組織、調查二○○八年中國毒奶事件而遭監禁；知名藝術家艾未未為中國異議人士，長期受到監控並限制出境。

注2：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意指未涉及傷害、暴力等犯罪，卻因種族、宗教、膚色、語言、性傾向或宗教信仰等被迫拘禁之人。



三一八國道的最後一段

每一個漢人對藏人的壓制，都是漢人對藏人的侮辱，都會使藏人更渴望擁有自由和尊嚴的生活。

三一八國道是中國最長的國道，由東至西，貫穿整個中國大陸；三一八國道的最後一段，就是指由拉薩至尼泊爾邊境樟木（鎮）的這段路，或稱「中尼路」，也是從陸路進出尼泊爾的必經之路。

我由拉薩往尼泊爾去，此時正值十八大之時。自從五月時兩個在拉薩打工的年輕藏人在大昭寺外自焚後（五大藏區那時已先後有近七十多人自焚），拉薩以至整個西藏的保安可謂變本加厲。在巿內不時見到結成小隊的軍人巡邏，其中兩人背上還帶著小型滅火筒；各個寺廟及藏人聚集的地方如布達拉宮外、八廓街廣場及宗角祿康公園等，都有嚴格的安檢站，進入都要檢查證件、搜查行李以及搜身，程度直近擾民，而且檢查藏人要比檢查漢人嚴格得多。過去藏人可以隨時進出的地方，在安檢站的軍警之前，現在都從「主」變成「客」了。

和我坐同一車到樟木的有幾位漢人、一位藏人，他穿著羽絨外套，但實際上應該是位僧人。不懂漢語的他，只是常常微笑，手裡拿著一本已有尼泊爾簽證的護照，打算到尼國去。其實在這種時候可以有一本護照已經不簡單，過去十年，政府不但不讓藏族人申請護照，自二○○八年起更不斷找原因收回以前發出的護照，至今大部分西藏人的護照都已被沒收。

據說這緣於二○一二年初的達賴喇嘛時輪金剛灌頂大法會，由於達賴喇嘛年事已高，很多藏族人都千方百計參加。他們大多在法會舉行前一個月，先用護照到尼泊爾，再從陸路「偷渡」進印度。這數千甚至近萬的藏人千里迢迢到印度的菩提迦耶去見達賴喇嘛一面，使得中央政府大怒，不單把許多去過法會的藏人拉去上（與監禁無異的）「學習班」，還企圖以取消藏人出國機會來切斷他們與達賴的聯繫。

所以當我見到這位藏族僧人，已經有不祥的感覺，覺得應該不會太順利。果然在第一個檢查站，他被檢查證件時就花了差不多半小時，但見到他終於被放行，我心裡還是安了一點──可惜這只是假像。到了第二個檢查站時，已經入夜，我們雖然都要被檢查證件和行李，但都很簡單就通過了，只有這位藏人大叔待遇特別，被「仔細」檢查──包括每一件行李、相機裡的每一張相片，甚至是每一張紙片，稍有「可疑」就將之沒收，而這位大叔則在寒風中應付軍警的查問，難得他還能保持微笑。

然而，他最終還是過不了關。我看著他被翻箱倒櫃地檢查行李，沒有什麼很可疑的東西，但相信就因為他是一位藏人、而且還是位僧人，所以即使他有護照和簽證，都不能被放行。我們的車唯有先行離去，最終經歷了差不多十次的證件登記，才能成功走過樟木的友誼橋，過境尼泊爾。

我不知道那位藏人最後怎麼了，但我相信他能成功離境的機會甚微。一個藏人，在自己的家鄉有如賊般被對待──不允許出境、出入要安檢搜身、坐火車到拉薩要登記，據說還有許多從外地到拉薩朝拜的藏人被拒入城。這一切，說是都為了「安全」和「穩定」。

我不知道到底誰才是危險源頭，但我肯定，不會是這些溫柔敦厚的西藏人。我以香港人這既方便又「安全」的位置，尚且為他們的處境感到激憤，我無法想像一個關心自己民族的西藏人，處身這種有如《一九八四》（注）的環境之中，會有著怎樣的情緒。胡錦濤說希望全國各族人民共享做為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西藏人聽在耳裡，會覺得胡總真幽默吧？

我不知道西藏的未來會怎麼樣，但我知道，每一個漢人對藏人的壓制，都是漢人對藏人的侮辱，都會使藏人更渴望得到擁有自由和尊嚴的生活。政府恐懼什麼都好，其實正為之提供燃料，終有一天，那火終會以更猛烈的形態，燒回壓制者身上。

注：《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政治諷刺小說，描述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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