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秋，我出生在重慶北碚李子壩的半山新村。[1]

新村有兩幢二層小洋房，每幢可居住兩戶人家。第一幢裡，一號住的是莊明遠，二號住的是鄧初民。第二幢內，三號住的是我們全家，四號住的是翦伯贊夫婦。所以，章、翦兩家是緊挨著的鄰居。如果說，從娘胎裡出來，我第一眼是認識了父母的話，那麼，我的第二眼就是認識了翦伯贊。

一天，在溫暖的陽光下，母親、姨媽和戴淑婉（即翦夫人）把我抱到院子裡，仔細端詳。母親突然發現我的左眼角有個小小的黑點兒，以為是早晨沒把臉洗乾淨，便讓姨媽抱著我，自己跑到臥室找了塊濕毛巾，給我擦洗。可那黑點兒，怎麼也擦不掉。翦伯母看了，跑回自己的房間，舉著一把小刷子出來，對母親說：「可能是毛巾太軟了，我拿乾淨刷子試試。」

母親用兩隻手，將我的頭固定住，戴淑婉就用小毛刷在我的眼角蹭來蹭去。結果，黑點兒依舊。還是從事幼教事業的姨媽看出來了，說：「這是塊記！」

後來，小黑點兒變成了一片樹葉形狀，顏色隨之越來越淡。父親（即章伯鈞）和翦伯贊還對它做過討論。

父親說：「女孩子的記掛在臉上，不如長在屁股上。」

翦伯贊瞪著眼睛，說：「小愚的記掛在臉上，有什麼不好！還不容易搞丟呢。丟了，也好認。」

父親笑了。

以後，我長成了大姑娘，翦伯贊見到我，也還要扳起我的腦袋 「辨認」一番，嚴肅地說：「記，還在，這是小愚！」

山色入江流不盡，古今一夢莫思量

抗戰期間的重慶稱為陪都，黨、政、軍、學、文各界菁英，於一九四○年前後不約而至。天下之士，雲合霧集。起初，翦伯贊居無定所，在重慶市內搬來挪去。是父親的安徽老鄉陶行知介紹他來半山新村的。

乍聽房子建在半山，山高坡陡，上下要走三百個石階—體力欠佳的翦伯贊有點發怵。可陶行知說：「房子雖在半山腰，但你有好鄰居呀。」

「誰住在那裡？」

「緊挨著你的鄰居是章伯鈞。還有鄧初民。」

「去，去，我去。」為好鄰居而不惜爬山，翦伯贊立即搬了過來。

新村三面環淺山，一面臨路（由北碚至重慶的公路）。四周樹木稀疏，梯田層疊，大多種植水稻和紅薯。翦伯贊制定了一個山路行走方略：上山時，每走三十臺階，歇一次，共歇十次；下山時，每走五十臺階，停片刻，需停六回。經反覆實踐很有效，亦不覺其累。於是推廣之，父親效仿，果然靈驗，儘管行走、間歇的規範性遠趕不上翦伯贊。

翦伯贊和父親都是活躍人物。父親忙著抗日民主運動，忙著把第三黨的人拉在一起，建立中國民主同盟。翦伯贊除了撰寫《中國史綱》之外，還擔任馮玉祥的歷史教員，還到陶行知的育才學校講課，還應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之邀去做學術講演。但兩人再忙，也總要湊在一起聊天。搞政治的父親，偏偏喜好文史哲。史學家的翦伯贊，偏偏不能忘情於政治。結果，兩人常以不同身分做同一件事情。翦家若有史學界的朋友來，父親是一定跑去摻合。去時揣上一包香菸，既不看看裡面還剩幾支，也不管煙絲有多劣質。抽到煙霧繚繞，山窮水盡時，聚會才算結束，各自散去。

一九四三年，辛苦寫作的翦伯贊有了收穫，先後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一卷和《中國史論集》第一輯。翦伯贊的詩寫得不錯。他常與郭沫若、柳亞子、田漢相互唱和，這讓站在一邊不會作詩的父親，欣羡不已。當然，翦伯贊也有敗筆。最大的敗筆，就是他在《群眾》週刊上發表的〈杜甫研究〉。「此文刊出，讀者大嘩。」「對杜詩的誤解以及這樣那樣的硬傷，不勝枚舉。」[2]有人寫了文章，一一指出其中的失誤。聰明的翦伯贊不作答辯，保持沈默。第二年，郭沫若寫出〈甲申三百年祭〉，以紀念明朝滅亡三百週年。一個月後，翦伯贊拿出了〈桃花扇底看南明〉。他還寫了極富革命戰鬥性的〈評實驗主義的歷史觀〉，文章意圖明確，是為批判胡適而作。

半山新村的房子是我家的住所，也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又稱第三黨）中央機關之所在。許多第三黨骨幹分子來這裡接頭工作，開會議事。母親大鍋大鍋地煮飯，有時還請嬌小玲瓏、卻能幹萬分的戴淑婉過來幫著燒菜。可到了晚上，住宿便成了問題。像楊逸棠、郭則沉、張雲川這樣一些朋友就跑到翦家或鄧家去住。周恩來也爬過三百臺階到我家，和父親相商要事。那時的周公與民主人士在一起，說到高興的事，他要哈哈大笑；遇到麻煩，他會緊鎖濃眉；言至傷心處，他要落淚。在重慶只待了數月、身體一向欠佳的林彪也曾登門，態度謙和而禮貌。徐冰（即邢西萍）則是常客，也是食客。米再糙，菜再次，他都不計較，有酒即可。如無，他便要瞪眼，還時不時罵上一句：「王八蛋。」

「你怎麼又吃又罵，這王八蛋是指誰呀？」母親問。

邢西萍笑著解釋道：「我罵東洋鬼子呢！都是他們搞得大家吃不上一頓好飯菜。」

飯菜做好，父親就要對母親說：「快去把老翦叫來。」

那個時候中共和民主黨派之間的關係，頗有「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味道。

在半山新村，父親創辦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刊物《中華論壇》，自任主編。發刊詞裡，他闡明尊重思想言論自由，維護和發揚民主的信念與態度。這個半月刊既是第三黨的輿論宣傳工具，又具有面向社會的學術性質。為此，父親常常是自己出面向學者約稿。最踴躍的投稿人，就是隔壁鄰居翦伯贊。他的〈南明史上的永曆時代〉、〈論王莽改制及其失敗〉、〈學術與暴力〉、〈春秋之義〉、〈兩漢的尚書台與宮廷政治〉、〈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等學術論文，皆經父親之手，刊於《中華論壇》。每次交稿，翦伯贊一定要讓父親「審閱」，父親則拱手相謝。

每期刊物出來，父親定拿數冊給翦伯贊，請他轉送學界朋友。翦伯贊在《中華論壇》還讀到鄧初民的〈歷史、歷史記載、歷史科學〉、〈略論清代的學風與士氣及其文化政策〉、〈中國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周谷城的〈論民主政治之建立與官僚主義之肅清〉、〈英國民主運動之發展〉，侯外廬的〈康有為在民國初年的反民主理論〉、〈 「五四」文化運動與「孫文學說」的關係〉、〈我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答案與世界歷史家商榷〉，胡繩的〈猛回頭「警世鍾」及其作者〉，施復亮的〈撲滅烽火求生路〉，祝世康的〈當前的經濟問題〉、〈戰後經濟民主化管理的我見〉，陳家康的〈真知與真情〉，吳澤的〈名教的叛徒李卓吾〉、〈劉伯溫論元末〉、〈個人領袖英雄的歷史作用論〉，石嘯沖的〈環繞地中海的美蘇鬥爭〉、〈看國際形勢〉、〈國會選舉的美國政治動向〉、〈評印度局勢〉，吳?的〈論中立〉，夏康農的〈正視瀰天的戰火〉、〈論中美商約棒喝下的第三方面〉，茅盾的〈關於呂梁英雄傳〉，秦牧的〈牛羊陣〉、〈西園庵的掛綠〉等等。幾期下來，《中華論壇》很受知識界中的左派人士的歡迎，稱它是「民主政治的號角」。

一九四四年的七月，日軍攻陷了圍困四十七天的衡陽，直逼常德、桃源。十一月十九日桃源淪陷，那是翦伯贊的家鄉。二十六日常德亦失守，夜不成寐的他，寫下著名的〈常德、桃源淪陷記〉：

「桃源，這個具有神奇傳說的地方，是我的家鄉。在這裡，我度過了我的幼年時……

「常德，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的城市，在這裡，我度過了我的中學時代。

「靜靜的沅江，灰色的城牆，古舊的廟宇，舊式門面的商店，各式各樣的手工業作坊，用石板鋪成的大街小巷，自有城市以來，也許沒有什麼改變。如果說這裡也有近代的裝潢，那就是有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的鐘樓，聳立在這個古城的天空—然而，這兩個小縣城，被攻陷時死者兩萬有餘，傷者五千，被強姦的婦女七千多，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父親閱後很激動。對翦伯贊說：「把稿子給我吧！把它登在《中華論壇》[3]上。」

在眾多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裡面，翦伯贊的文筆算是好的。對他的文章質量該如何評判？一九二八年周佛海主編《新生命》雜誌，翦伯贊積極投稿。輔助主編的薩孟武將他的文章歸入二等，即「內容好，而文字稍差。」對這樣的稿件，薩先生總是親自動手。後來他在自己回憶錄《中年時代》裡說：「現在大陸頗負盛名的翦伯贊，他的文字大有問題，每一篇都由我修改。大約他至今還不知道修改者為誰。」[4]俗話說，勤能補拙。幾乎每日都堅持寫作的翦伯贊，文筆是越來越好的。

在重慶的幾年，父親白日東奔西跑，夜裡伏案奮筆。凡由父親署名的政論文章，不求他人代筆。翦伯贊很佩服，對母親說：「伯鈞是個幹大事的人。」

那時還真有件大事，就是成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它由三黨、三派以及社會賢達（即今日之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醞釀籌建期中，針對同盟的綱領、章程、領導人選等諸多棘手的事，只能以溝通，調停，甚至妥協的方式去解決。在這個過程裡，父親是個中堅力量。每遇難題，常和翦伯贊研究、商量。而翦伯贊在應對現實政治方面，表現出燮理陰陽的智慧。父親很佩服，說：「說老翦是個歷史學家，那是低估了他！」

一九四六年月一月，舊政協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共三十八人。民盟由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九人組成代表團。父親與羅隆基兩人是憲法草案組成員，並擔任國民大會組成員。在二十二天的會議期間，工作量大，要動腦筋的事情也多，這就需要延攬仁人志士。身為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兼組織委員會主任的父親，提議聘請翦伯贊擔任民盟出席政協的顧問。此議獲得通過，在一月十日給他發了聘書。[5]

「山色入江流不盡，古今一夢莫思量。」那時，民盟發起者不知道翦伯贊是中共黨員，而身分隱蔽的翦伯贊也就從重慶半山新村起步，長期周旋於民盟、中共之間，成為一個統戰高手。從這裡開始，他既要徘徊於歷史科學的殿堂，又要穿梭於現實政治的廟廊，腳踩兩個不同的社會文化圈子。為靠攏、聯絡中國的名流高士、俊傑賢達一起抗日並對付老蔣，共產黨要的就是像翦伯贊這種複合式、應用型的高級人才。對翦伯贊而言，身為史家而心繫革命或者說心為史家而身繫革命，無論判定為前者還是斷定為後者，其性格的複雜性，也就此註定。未來命運，也就此註定。在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分歧，學術和政治的衝突，由來已久。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這個分歧和衝突或許還難以凸顯，可到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年月，翦伯贊則無時無刻不在體味這種分歧和衝突了，隨即也陷入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禦的思想矛盾和現實擠壓之中。我覺得，共產黨對中國文化學術圈的思想滲透，對中國思想文化菁英的政治拉攏，開始於陪都重慶，梳理於一九四七年的上海，完成於一九四八年香港。共產黨的思想滲透與政治拉攏，既通過中共的直接宣傳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負責人的直接出面進行，也是靠翦伯贊等統戰高手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來操作的。

父母哪裡顧得上姐姐和我，常常是白天把我倆放在紅薯地裡。餓了，兩人就用手挖紅薯吃。一直待到天黑，眼巴巴望著通向公路的石階，淚汪汪地等著。時近黃昏，面帶倦色的母親出現在遠處。我立刻舉著沾滿泥巴的手，哭個不歇。哭完又笑，因為母親回來，我和姐姐就有香噴噴的米飯吃了。

我人小肚皮大。一天到晚，總有饑餓感，跑到廚房去翻，啥也沒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偷偷溜到翦家的廚房。哈！居然讓我發現一笸籮的鍋巴。鍋巴又硬又冷，可我瞧著它就要流口水。用手掰了一小塊兒，塞進嘴裡—天哪！又香又脆，實在是太好吃了。我又掰，再掰，反覆地掰，且越掰越大。後來，索性就拿一整塊了。再後來，就幾塊幾塊地拿。這樣，我幾乎每天都要溜到翦家的廚房去，看看有沒有鍋巴。如有，則必偷。

一天，母親叫我到她和父親的臥室去。進門，就見戴淑婉坐在籐椅上。平時的她總是笑咪咪的，今天的臉上怎麼一絲笑容也沒有了？—鍋巴！忽然想到了鍋巴，那萬惡的鍋巴，害得我去偷吃它！還沒開審，我的臉就紅了。

母親向戴淑婉努努嘴。

翦伯母問：「小愚，我放在廚房的鍋巴，是不是你偷吃了呀？」

我站她跟前，羞得?不起頭。

「你說，是不是偷吃了！」母親的追問，比戴淑婉的聲音嚴厲多了。

我點點頭，眼淚就流了出來。

母親厲聲再問：「你為什麼要去偷吃別人家的東西？」

「我餓，翦伯母的鍋巴又太好吃。」說到這裡，我放聲大哭。

戴淑婉，我的翦伯母，一把將我摟在懷裡。

母親的眼圈也是紅紅的。

抗戰勝利後，我們一家人去了上海，住愚園路聯安坊（現為上海市長寧區政府所在地）。翦伯贊一家，先去南京，後到上海，住愚園路中實新?。因國共內戰爆發，政治形勢緊張，章翦兩家雖同住一條馬路，但不能像在重慶那樣朝夕相處、隨意走動了。

翦伯贊與妻子食宿於斗室，樸素簡單，工作卻是千頭萬緒。祕密黨員的翦伯贊和中共上海工委書記華崗保持聯繫，參加祕密活動，傳達中共的指示，執行各種任務。即使再忙，他也不廢棄史學研究，坐著黃包車到大學授課的同時，繼續寫著《中國史綱》。一九四六年夏，他出任大孚出版公司總編輯，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二卷和《中國史論集》第二輯。與此同時，翦伯贊撰文繼續批判胡適，發表了〈正在氾濫之史學的反動傾向〉等文。他對北平一些注重考證、潛心學問的老史學家作出批判，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研究與運動不可偏廢」，並號召學者應該把學術研究和反內戰、反獨裁、反老蔣的政治運動緊密地結合起來。他還與張志讓、周谷城、夏康農、吳澤、鄧初民等名教授發起成立了「上海市大學教授聯誼會」。不管別人怎樣看待他，但雙重身分的翦伯贊是必須這樣去做，一心二用，一心必須二用。年行半百，頭髮半白。忙，窮，累，病，他都齊了。

文人論政，離不開報紙刊物。一九四七年五月，父親在上海創辦了《現代新聞》。五月三日他以四川北路一三一四號為社址，舉辦了第一次座談會。父親邀請了沈鈞儒、馬敘倫、翦伯贊、丘哲、夏康農、王卻塵、張?伯等人，座談題目「現階段的民主運動」，是父親定下的。他在開場白裡講：「《現代新聞》週刊是聯合編譯社發行的一個刊物。由兄弟擔任主編，預定五月六日創刊。出版的用意，是大家感到中國民主運動到了最艱苦的階段。我們這一個刊物，正想對於民主運動盡一點小小的力量，內容特別著重民主主義理論的研討與民主運動實況的報導，但它不是哪一黨哪一派的東西，而是民主政黨、民主團體、民主人士共有的園地……」

沈鈞儒和馬敘倫建議大家針對「民主」兩字來討論。說，在現階段的民主運動背景下，很有必要先把「民主」這兩個字弄清楚。跟著，這些民主運動中的活躍者熱烈爭論起來。第一個講話的是張?伯，他認為，從封建的社會產生的政治，自然是專制獨裁。我們中華民國三十五年的歷史，只是一個偽民主的舞臺罷了。翦伯贊是最後一個講話的，他說：「民主的定義很簡單，就是以人民為主……目前的政府，表面上說自己是民主政府，其實是獨裁政府，因為在二十世紀的今天，穿著龍袍實在太不像話，不能不假裝民主，一方面來壓迫中國人民，一方面來欺騙外國友人。民主是假的，獨裁是真的。大家應該集中力量，對付化裝了的假民主政權。它的化裝民主，好像殯儀館的屍體擦了胭脂一樣，擦了胭脂，仍舊是屍首。我們要求的是真民主，只要人民一天沒做主，就不是真民主，不管哪一個政黨來執政，只要能辦到人民做主這一點，我們都擁護它。如果國民黨辦到這一點，我們也擁護它，否則我們便反對它。」

一九四二年秋，我出生在重慶北碚李子壩的半山新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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