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九四三 ～ 一九五七

一

我的故事要從一九四三年美軍轟炸台灣開始說起，因為我就是在轟炸的時候，遇見了那個女孩。

當時我八歲。台灣遭轟炸前幾個星期，父親坐在我們家大廳收音機旁的扶手椅，我則坐在地板上，聽他翻譯日本天皇的廣播，看著香菸夾在他碩大的手指間燃燒。

我盡可能離他遠一點，坐在他伸手搆不著的地方，也跟我其他六個兄弟姊妹隔了一段距離。我們都很怕他；傍晚光是聽到他在前廊的沉重腳步聲響起，就足以讓我們像驚弓之鳥一般，四散飛竄，躲到屋子裡遙遠的角落藏起來。此時此地，我們迫不得已坐在他旁邊，個個噤若寒蟬，不敢出聲，只有拖鞋在地板上發出緊張的磨擦聲。

我們都懂日語。台灣自一八九五年起就是日本的殖民地，日語是我們的官方語言，就連我們的姓「十川」也是日文。可是在我們的腦子裡，在我們的家裡，講的還是台灣話，也都還是台灣人，是大陸來的中國人後裔；也只有父親才能理解日本語言和文化中的幽微差異，也正是這樣的差異讓這篇官方演講別具意義。

父親的雙眼深陷在肥胖多肉的臉龐裡，只見他專心地瞇起眼睛聆聽；他身邊一直都圍繞著一群在地方上備受敬重的鄉紳──縣長、富商，還有鄉民代表──他們有時點頭，有時輕聲表示異議，不過通常都遭到父親的喝叱而默不作聲。

「英勇，」他說著，輕蔑地在椅子上挪挪身子，「那表示他們輸了。」

我大哥一男──他很幸運，不論長相或才智都神似父親──臉上露出一抹竊笑；他跪坐在父親身邊的地板上，俐落地在宣紙上臨摹一行又一行的漢字。一男的書法寫得比我好太多了，而且他在比我現在的年紀還要小的時候，就已經寫得很好，我母親始終不忘對我耳提命面，要我記得這件事。

……在瓜達卡納爾島英勇犧牲……

「啊！」父親大叫一聲，把香菸從嘴裡拿出來。「遭到屠殺。美國人接下來就要攻擊我們了。」

等我們接到通知要撤離桃園時，父母親早就已經在台北北部找到一間房子，離母親從小長大的農莊不遠。因為那些真正的日本人也都被送到那邊避難，所以父親覺得那是最安全的地方。那棟房子很大，足以容納我們所有的兄弟姊妹，而我們所有的準備也將就緒，可是那棟鄉下房子的屋主卻臨時變卦，說這麼有錢的家族竟然只給那麼低的房租，實在太瞧不起人；顯然他打探過我父母親的背景，不想被當成傻瓜。

雙方談判拖了好久，拖到我有很多同學都已經舉家遷離桃園，搬到鄉下的房子或是跟別人分租，就這樣到了空襲的那一天，我還在學校上課。

我跟平常一樣，眼睛望著窗外，不理會老師的授課和肚子裡緩慢持續燃燒的飢火。我不像我大哥一男是頂尖的學生，也不像我二哥次郎一心只想著運動，我是三郎，意即第三個兒子，我知道自己跟哥哥就是不一樣，跟我身邊那些整整齊齊坐成一排的孩子也不一樣。他們可以專心地在格子裡寫漢字，死背算術答案，這樣就心滿意足了。可是對我來說，研究窗外的天空要有趣得多了──雖然要冒著被老師發現毒打一頓的風險，這可是真切又持續的威脅。我喜歡天空，喜歡那無垠美麗的藍，還有在天空開展的、半透明有皺摺的雲朵。我看著雲朵緩緩地飄向北方，然後看到雲朵後面有三個小小的黑點朝著我們移動。

我跳起來，大喊：「快看！」

老師伸手去拿棍子準備打我，但空襲警報也同時響起。全班同學都緊張大叫起來，匆匆忙忙排好隊伍，這不是第一次空襲，我們全都知道該怎麼辦；有些日本官員決定：城裡遭到轟擊時，學童最好跑回家。

空襲警報在我們頭頂上震天價響，同學們紛紛跑到街上，把寫字板放在頭頂上。前幾次空襲的時候，我也這樣做，可是今天我親眼看到了飛機，聽到炸彈和機關槍就在附近開火，實在不想離開學校這個庇護所。我在大門口畏縮不前，心撲通撲通狂跳，直到所有學生都已經離開，校長也跟在後面鎖上校門，大吼著叫我快走。

我衝進學校後面的林子裡，在樹間小徑穿梭前進。我的心臟重重地敲著胸膛，但是我並不急著離開樹林的庇護或是趕回家裡。當砲彈炸毀鐵軌，子彈飛掠我家屋頂時，我正在樹林中跑來跑去，聞著土壤與青苔的潮濕氣味，以及偶而從桃樹傳來的花香，讓自己的心情安定下來。現在已經很少看到桃樹了，但是以前這裡曾經是滿山遍野的桃樹，所以才會取了這個地名，桃園。

這時候，我遠遠地聽到有小女孩在哭。

我朝著聲音跑過去，發現一個小女孩扶著另外一個女孩站起來，兩個人看起來都跟我一樣差不多八歲，穿著相同的制服，留著日本學校體制嚴格要求的短髮。跌倒的那個女孩──也就是在哭的那個──低頭看著流血的膝蓋，另外一個則彎身檢視朋友的傷勢。她們兩人都把寫字板頂在頭上，這是學校教我們在空襲時的做法。

「妳們還好嗎？」我喊道。

她們驚跳起來，詫異地看著我。在斑駁的陽光下，她們兩個看起來都很漂亮甜美，都有一雙晶亮的大眼睛；看到我，兩顆頭很自然地靠在一起。

「妳們還好嗎？」等我走近一點時，又低聲問了一次。「我聽到有人在哭。」

「沒事。」膝蓋流血的那個女孩低聲說。她眨眨眼睛，低頭看著她的膝蓋，下唇微微突出。「我絆到樹根。」

一架飛機從我們頭頂呼嘯而過，又爆發一輪機關槍聲，兩個女孩嚇得緊緊靠在一起。

「明天見！」那個受傷流血的女孩子說著，往林子裡跑。

「妳不跟妳姊姊一起回家嗎？」我對著另外一個女孩說。她只是站在那裡，看著那個流血的女孩跑走。

她搖搖頭，指著另外一個方向，仍然舉著寫字板頂在頭上。「她不是我姊姊，是我堂姊。我要往那個方向走。」

她開始跑，我也跟著跑，雖然是往我父母家的反方向。飛機並不在我們正上方，但是可以清楚聽到飛機還有開槍的聲音。

她透過上舉的臂彎瞄了我一眼，幾綹髮絲飄到她蒼白的臉龐。「你怎麼不把板子放在頭上？」她問。然後她絆到一顆石頭，差點跌倒。

我趕緊扶住她的手臂。「因為那沒有什麼道理，」我說。「喏？妳那樣根本不能跑。」

她直起身子，仍然頂著板子。「可是我們老師說空襲時應該要這樣做啊。」

「我看過子彈穿透屋頂和牆壁，」我說，「一塊寫字板能有什麼用？」

「也許可以減緩子彈的速度。」她繼續說，不過這一次是邊走邊說，同時換了另外一隻手去拿寫字板。「我們老師人真的很好。她還拿麻糬給我吃。你看這板子多硬啊？可以保護我。」

「她拿麻糬給妳吃？」光是想到老師可能「人很好」，對我來說，就已經完全不可思議了，更別說是拿甜點請客。

「對啊，因為我是全班第一名！」她得意地說：「我念書的時候，我父親也會拿麻糬給我吃。他總是拿日本進口的，因為那個最好吃。」

「那才不是最好吃的呢。」我說。想到鬆軟黏稠的糯米點心，更讓我飢腸轆轆。「我最喜歡吃花生的。」

「嗯，那倒也是，」她說，「那個也最好吃。」

我們走到林子邊緣停下腳步，那裡距離商店街還有幾百公尺，中間隔著一塊空地。

「我們等一下，」我說，「警報還沒完全解除。」

「可是我應該要回家了。」

「留在這裡比較安全。」

「我父母親會擔心。」

我仔細聽了一下，只聽到頭頂上的樹葉沙沙作響，還有我的脈搏跳動。

「他們走了。」女孩說。

「好，」我說，「動作快。」

我們往空地衝。才跑到中間，一架飛機就從我們後方逼近，我嚇了一大跳，女孩則尖叫起來，雙手把寫字板舉在頭上。我們都聽說過美國人會射殺田裡的農夫，連騎腳踏車載著小孩和市場買來東西的婦女，都會遭到殺害。

可是等我抬起頭來，看到飛機機身漆著日本國旗。「沒關係啦，」我鬆了一口氣，大喊道，「他是來保護我們的。」

我們停在空地中央，驚異地看著兩架飛機就在我們鎮上的半空中纏鬥，俯衝飛撲，近距交火，然後甩尾，在空中畫出一條曲線，愈飛愈遠。

「你看到了嗎？」

「他打中了，我猜！」

然後其中一架飛機的側身冒出濃煙，又俯衝得太低，我們腳下都感覺到飛機墜毀的衝擊從地面傳來。

等到另外一架飛機爬升上來，我們看到機身側面有面美國國旗。

「唉呀，不好了！」那女孩大喊著拔腿就跑。

我也驚恐地跟著她跑，然後回頭一看，看到那架飛機正朝著林子的方向飛過去，便停下腳步。

可是飛機轉了個彎，繞一大圈之後回正，機鼻對著我們，飛行員的機關槍就瞄準我的胸口。

我的呼吸停頓。機鼻愈來愈近，愈來愈大，一切都再明顯不過了：那個人會射殺我們，就像玩遊戲一樣。我會在這個田裡，跟一個連名字都還不知道的陌生女孩一起死掉；從來不曾替我慶生的父母，卻要準備鮮花素果、焚香列隊來替我悼亡，而且我死掉時還餓著肚子。

我聽到遠方傳來那女孩的聲音，她在尖叫。

「快跑啊！」她尖叫道：「你在做什麼？」

我從恍神中驚醒，立刻追上前去。她的個子比我小，速度也比我慢，又拿著一塊板子頂在頭上，加上我聽到飛機引擎在我們背後轟隆作響，在驚懼恐怖之中，我輕易地超越她。

我跑到街上，聽到她在我身後跌倒。我轉身看到她掙扎著想爬起來，雙眼因為懼怕瞪得老大，但雙手依然緊握板子不放。子彈開始打在田裡，我往回跑，一把攫起她的臂膀──在我手裡溫潤柔軟的盈盈一握。我拉著她，看到她身後的草地煙塵飛揚，全身肌肉緊繃，子彈的聲音在我耳裡，也在我的胸口爆裂。我大喊一聲，但是在槍砲聲中，幾乎聽不到自己的聲音，也不確定有沒有被子彈擊中。我拉著她，走過最後一段田地，穿過一家五金行的破門，兩個人躲在店內角落，聽著子彈落在屋頂上，只能緊緊地靠在一起，渾身發抖。

終於，射擊停歇，飛機也嗡嗡嗡地飛走了。

我們趕緊分開來。我低頭一看，發現自己全身顫抖，一顆心狂跳不已。我身上很髒，但是沒有血跡。

那女孩拿起寫字板，把手被擊落了。

「你看到沒？它真的保護我了。」

我看著那條磨損的繩子，一言不發。

我們坐在店裡的工具檯上；這會兒，反倒是她想等到空襲警報完全解除再離開。只見她從口袋裡拿起手絹，開始擦拭皮鞋在林子裡沾到的髒污。

「我爸爸說，要好好注意服裝，這很重要，因為外在反映出你的內在。」

她一直講個不停，不過我一點也不介意，因為這樣不但可以打發時間，又可以讓我的心情平靜下來。我一邊聽她說話，一邊從地板上撿拾一些斷掉的電線和金屬片，黏在口袋裡的一個馬口鐵管上。她跟我說，她的日本名字叫做芳子，還說在學校喜歡別人這樣稱呼她，因為聽起來很美，不過那不是她的正式名字，因為她父親不相信改名以取悅日本人的那一套。

「可是這樣可以拿到比較多的配給耶。」我說。

她聳聳肩。「我母親也是這樣說，可是我爸的自尊心很強，他說沒有人可以用錢買通他去改成日本姓。他還要帶我們去看全世界，」她接著說，「他全都計劃好了。」

「他是做什麼的？」

「他是做生意的。現在沒有什麼生意好做，不過等戰爭結束，他還有更大的計劃。」

「全世界？」

她點點頭。「日本，還有中國。他說他只需要一艘船。」

我愣了一下，想想芳子坐在船上去日本的樣子。「日本跟中國有什麼是這裡沒有的？」我說。

「我不知道，」芳子說，「可是爸爸說，我們到了那裡就不會再窮困了。」她瞄了我一眼。

我仔細地看著她，從頭到腳看了一遍，怎麼看都不會窮。別的不說，她身上的衣服就比我的要好，不過白色帆布鞋看起來倒像是自己縫的。

「我爸爸去我們在長南街老家附近的戲院看電影，裡面會播放全世界來的電影，所以他都知道。」

「日本跟中國？」

她點點頭。「還有香港，美國也是。」

「我不喜歡美國人。」我說。

「我也是。」她說著，又瞄了她的寫字板一眼。她看到我用廢鐵做出來的東西。「那是什麼？是飛機嗎？」

我點點頭，拿了起來。「翅膀是用鉸鏈鎖上去的，看！」

「哇！你好聰明。」她摸摸機翼，稍稍向後扳了一下。

我訝異地看著她。我在家裡有很多這樣的創作，可是家裡的人都覺得那是垃圾。

解除警報的訊號響起，我們走到街上。她們家從鎮上的大街撤離到河對岸，就在龜頭山腳下。我陪她過橋，那個馬口鐵管做的飛機就在我的口袋裡。我們身旁的大地充滿了生命，白鷺鷥從水田翩然飛起，白色的翅膀襯著天空一望無際的藍，還有遠方的中央山脈，蒼翠豐盈。我好希望我們就這樣一起走下去，一直走到永遠，就只有我們兩個，沒有其他人，除了遠方戴著斗笠、騎著腳踏車朝著我們過橋而來的農夫。

「快要下雨了，」我說，「說不定明天。」

「真的嗎？今天天氣還這麼好。」

我指著頭頂上的雲。「看到那些了嗎？」

「那些皺皺的雲嗎？」

「如果妳看到那些雲，就一定會下雨，」我說。「妳等著看好了。如果只是那種鬆鬆的雲，像上面那些，我敢說，就不會下雨。」

她走著，抬起頭來看著天空。「你有一個好老師。」

「才沒有，」我說，「我只是喜歡待在外面。」

她仍然面朝天空，卻突然轉身，往回走了幾步，腳下一個踉蹌，我們兩人的肩膀擦撞了一下。

「這段路好遠，」我說，「妳怎麼不念妳們家附近的學校？」

「我是啊。」她說著，臉轉向前。「可是我想念老師和堂姊，所以又跑回來。」

「妳真幸運。」我說。

「怎麼說？」

「妳想回來，就可以回來。」

「嘿！」她跑了起來。

「妳要去哪裡？」我追了過去。她對著一名農夫揮手，白色的鞋子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可是當他走近，這才發現他顯然不是農夫，甚至還稱不上是大人，只是一個大約十來歲的男孩子，也穿著學校的制服。他減慢車速，甩掉頭上的斗笠，笑了起來，露出英俊燦爛的臉龐，雙眸明亮炯炯發光。

「阿兄！」芳子笑著大聲喊道，「你幹嘛戴那頂斗笠？」

她哥哥笑了。「想說這樣比較容易融入景色裡。」腳踏車滑行一小段路，然後完全停住，他伸手拍拍芳子的肩膀。「沒事就好！我們擔心死了！」

「你出來找我啊？」

「當然囉！上來吧。我給妳抓了一條魚，我們回家可以煎來吃。」

芳子爬上腳踏車，坐在他前面，他雙手握住車把，雙臂將她夾在中間，保護著她。她抬起頭，笑著看他。我看著他們之間親暱的舉動，看起來好自然，可是對我來說，卻是如此的陌生。

「那男孩是誰？」芳子的哥哥看著我問道，臉上帶著和善的笑容。「你要搭便車嗎？」

「對啊，你也上車嘛，」芳子說，「他跟我一起躲警報。」

「也許可以坐在後面……」她哥哥說。

可是我上車一定會破壞他們之間幸福的平衡，而且離我家好遠。「我住在鐵軌的另一頭，」我說。「我用走的好了。」

「可是那裡是有錢人住的地方耶。」芳子看起來好意外。

「那太遠啦，」芳子的哥哥說，「你可能天黑都到不了家。」

「坐這裡，坐我前面好了。你父母會擔心──」芳子挪動身體的時候，寫字板掉到地上。

我撿起來遞還給她。「他們不會擔心我。」我說。

我低下頭，等她接過寫字板，閉上眼睛，抗拒著那種遭到拋棄、孑然一身、沒有人記得也沒有人關心的錐心之痛。

我感到有一隻手放在我的頭上，抬起臉來，看著芳子的臉，感覺到我的短髮摩挲著她柔軟的掌心。

「你救了我，」她說，「你是個好人。」她笑著對我說。即使在她兄長的身影之下，我仍然可以看到她褐色的眼眸裡閃爍著金光。

在她哥哥踏著車子離開之際，她還大喊著：「到學校再見囉！也許可以去看電影！」

我看著他們兩人騎到橋的另外一邊，站在那裡看著他們，直到腳踏車的身影模糊，最後繞過一個彎道，消失在彎道後方的田裡。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段溫柔時光，是她給我的。

第一部

一九四三 ～ 一九五七

一

我的故事要從一九四三年美軍轟炸台灣開始說起，因為我就是在轟炸的時候，遇見了那個女孩。

當時我八歲。台灣遭轟炸前幾個星期，父親坐在我們家大廳收音機旁的扶手椅，我則坐在地板上，聽他翻譯日本天皇的廣播，看著香菸夾在他碩大的手指間燃燒。

我盡可能離他遠一點，坐在他伸手搆不著的地方，也跟我其他六個兄弟姊妹隔了一段距離。我們都很怕他；傍晚光是聽到他在前廊的沉重腳步聲響起，就足以讓我們像驚弓之鳥一般，四散飛竄，躲到屋子裡遙遠的角落藏起來。此時此地，我們迫不得已坐在他旁邊，個個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