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北韓報導為她贏得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的人權報導獎,以及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與美國外交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獎項。她為《費城探究者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做的塞拉耶佛(Sarajevo)報導為她贏得喬治.波克獎(George Polk Award)與羅伯特.甘迺迪獎(Robert F. Kennedy Award),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最佳國際報導獎項。她的上一部作品是《洛加維納街:塞拉耶佛一處鄰里的生與死》(Logavina Street: Life and Death in a Sarajevo Neighborhood)。
二○○一年,我成為《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駐首爾(Seoul)通訊記者,負責報導兩韓消息。當時,對美國記者而言,要訪問北韓極其困難。即使後來我成功進入北韓,卻發現採訪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記者身旁總是跟著「看管者」,他們的工作是確保不會出現未經授權的對話,訪客只能遵照他們挑選的紀念碑來巡迴參觀。記者不准與一般平民接觸。在照片與電視裡,北韓人看起來就像機器人一樣,在軍事閱兵中踩著正步前進或集體表演體操來表現對領袖的忠誠。凝視著照片,我想辨識出隱藏在這些毫無表情的臉孔後面的內心世界。
在南韓,我開始訪談那些投奔到南韓或中國的北韓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真實生活的圖像因此浮現。我為《洛杉磯時報》寫了一系列文章,我把焦點放在這些曾在北韓極北端城市清津居住過的居民身上。我相信,如果我能跟某個地方的許多民眾對談,我可以更輕易地證明各種事實。我想找到一個地方是不同於北韓政府處理過再展示給外國觀光客觀看的景象,即使這意謂著我要寫作的是個越界的地方。清津是北韓第三大城,一九九○年代中期它曾遭受最嚴重的饑荒打擊。此外,這座城市幾乎完全不對外國人開放。我很幸運,能遇到許多不可思議的清津人,他們條理清晰而且願意抽出時間接受訪談。《我們最幸福》這本書就是從這一連串訪談文章中發展出來的。
二○○一年,我成為《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駐首爾(Seoul)通訊記者,負責報導兩韓消息。當時,對美國記者而言,要訪問北韓極其困難。即使後來我成功進入北韓,卻發現採訪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記者身旁總是跟著「看管者」,他們的工作是確保不會出現未經授權的對話,訪客只能遵照他們挑選的紀念碑來巡迴參觀。記者不准與一般平民接觸。在照片與電視裡,北韓人看起來就像機器人一樣,在軍事閱兵中踩著正步前進或集體表演體操來表現對領袖的忠誠。凝視著照片,我想辨識出隱藏在這些毫無表情的臉孔後面的內心世界。
她的北韓報導為她贏得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的人權報導獎,以及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與美國外交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獎項。她為《費城探究者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做的塞拉耶佛(Sarajevo)報導為她贏得喬治.波克獎(George Polk Award)與羅伯特.甘迺迪獎(Robert F. Kennedy Award),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最佳國際報導獎項。她的上一部作品是《洛加維納街:塞拉耶佛一處鄰里的生與死》(Logavina Street: Life and Death in a Sarajevo Neighborhood)。
二○○一年,我成為《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駐首爾(Seoul)通訊記者,負責報導兩韓消息。當時,對美國記者而言,要訪問北韓極其困難。即使後來我成功進入北韓,卻發現採訪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記者身旁總是跟著「看管者」,他們的工作是確保不會出現未經授權的對話,訪客只能遵照他們挑選的紀念碑來巡迴參觀。記者不准與一般平民接觸。在照片與電視裡,北韓人看起來就像機器人一樣,在軍事閱兵中踩著正步前進或集體表演體操來表現對領袖的忠誠。凝視著照片,我想辨識出隱藏在這些毫無表情的臉孔後面的內心世界。
在南韓,我開始訪談那些投奔到南韓或中國的北韓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真實生活的圖像因此浮現。我為《洛杉磯時報》寫了一系列文章,我把焦點放在這些曾在北韓極北端城市清津居住過的居民身上。我相信,如果我能跟某個地方的許多民眾對談,我可以更輕易地證明各種事實。我想找到一個地方是不同於北韓政府處理過再展示給外國觀光客觀看的景象,即使這意謂著我要寫作的是個越界的地方。清津是北韓第三大城,一九九○年代中期它曾遭受最嚴重的饑荒打擊。此外,這座城市幾乎完全不對外國人開放。我很幸運,能遇到許多不可思議的清津人,他們條理清晰而且願意抽出時間接受訪談。《我們最幸福》這本書就是從這一連串訪談文章中發展出來的。
二○○一年,我成為《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駐首爾(Seoul)通訊記者,負責報導兩韓消息。當時,對美國記者而言,要訪問北韓極其困難。即使後來我成功進入北韓,卻發現採訪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記者身旁總是跟著「看管者」,他們的工作是確保不會出現未經授權的對話,訪客只能遵照他們挑選的紀念碑來巡迴參觀。記者不准與一般平民接觸。在照片與電視裡,北韓人看起來就像機器人一樣,在軍事閱兵中踩著正步前進或集體表演體操來表現對領袖的忠誠。凝視著照片,我想辨識出隱藏在這些毫無表情的臉孔後面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