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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中國將如何從不穩固的共依存關...

第十章 斯慕特─霍利法捲土重來

　　關於政治與經濟的互動，沒有什麼不可能。艱困時期尤其如此，經濟壓力難免會為政治行動帶來一些喧擾，在這種情況下，不當的政策決定，會對許多經濟造成深刻而持續的影響。

美中經濟關係亦無法免除於這種可能。自二○○五年以來，美國國會一再揚言實施反中國的貿易與貨幣措施，好消息是這些法案尚未變成法律。壞消息是過去的績效或許不是預測未來決定的好指標。

　　一九三○年的斯慕特─霍利法就是活生生最壞的腳本，示範小規模的貿易衝突如何演變成全面開戰。此法針對近九百項進口美國的貨物，提高了平均近百分之二十的關稅1。它引發美國重要貿易夥伴的強烈反抗，一場全球貿易大戰就此引爆──協助將世界金融衰退成經濟大蕭條。很多專家認為這是現代美國史上最糟糕的經濟政策錯誤。

　　歷史可不可能重演？當然不會──專家們自信滿滿地保證。謹記一九三○年代的教訓，並深諳自由貿易的理論與實務，美國或中國不會有哪個頭腦清楚的政治領導人會發射實彈開啟貿易戰爭，但這些風險並非不值一哂。過去專家們不也自信滿滿地相信下列神話：能長久維繫的不平衡、良性的資產和信用泡沫，以及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參與者的私利，千萬別說不可能。

　　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說，歷史甚少重複，但經常押韻。華盛頓責難中國的傾向就是格外令人擔心的韻腳之一。不同於斯慕特─霍利大範圍的掃射，反中國的貨幣或貿易法案，只會鎖定一個可能的敵人為目標，但共依存卻使那個目標攸關美國的利益。不同於美國還有貿易及儲蓄順差的一九三○年代，中國可是現今美國赤字的主要資助者，也是美國消費者垂涎的廉價商品主要供應者。這使得此時的美國，遠比彼時脆弱，禁不起美中貿易戰爭可能招致的任何報復行動。

　　哎呀，誰管邏輯。重要的是就業安全的政治──以及那個非理性的信念：要還給處境堪憐的美國工人公道，唯一的方法就是讓中國畏縮。誰在乎美國根深柢固的經濟問題──欠缺儲蓄、勞動者技能低落、曾經有競爭力的產業逐漸中空，以及公共建設不敷使用──大多是自己造成。華盛頓透露的訊息是，怪罪他人比著手處理問題來得容易。

　　誰在乎中國的報復，可能會對金融市場和美國實體經濟造成不利。恐懼的政治才不管兩敗俱傷的風險──這正是八十五年前參議員瑞德・斯慕特（Reed Smoot）和威利斯・霍利（Willis Hawley）犯下的錯。

◎兩個參議員和一種貨幣

這一波逐步加溫的反中國保護主義情緒，在二○○五年四月六日有個不祥的轉折。那一天，在美國參議院一場令人意外的投票，兩黨六十七位參議員中有過半拒絕擱置例行國務院撥款法案的舒默─葛蘭姆（Schumer-Graham）中國貨幣改革修正案。



　　雖然這不是國會第一次討論對中國採取強硬手段，卻是第一次實彈上膛。正如參議員查爾斯‧舒默數周後指出：「是溫言在口，大棒在手的時候了2。」

　　舒默，紐約出身的自由派民主黨員，和南卡羅萊納州出身的保守派共和黨員林德西‧葛蘭姆，結為看似不可能的政治組合。舒默在共同支持這項貨幣法案時根本沒去過中國。「那無關緊要。」他一年後在第一次於北京吃早餐時這麼表示。「我只要在一九八○年代晚期去過一次日本，就可以處理日幣事宜3。」這句油腔滑調的意思是，一如他不必長待日本就能在推動日幣升值上扮演要角，他也不需要待在中國多久，就能對人民幣發揮類似的影響力。受律師教育（雖然從未執業）的舒默，能成為名聞遐邇的參議員，靠的就是為中產階級的困境而戰，他很快建立這個觀念：中國對中產階級選民構成嚴重威脅。

　　也受過律師訓練的林德西‧葛蘭姆，是一九七七年以來在所屬南卡州國會選區第一個獲選的共和黨員。代表一個不承認工會而在地紡織業已被外國競爭擊潰的州，他也把中國視為眼中釘。身為懼怕中國的保守派人士，葛蘭姆是自由派舒默在天秤另一端的完美平衡。兩人一直有效穿越意識型態的分水嶺，在美國國會掀起兩黨一致的反中國巨浪。

　　舒默和葛蘭姆的中國戰略，從來不是實際的行動計畫。運用平衡關稅（countervailing tariff）來報復美方聲稱的貨幣操控，可能違反WTO的規定。他們的提案是「政治劇場」，意在興風作浪，激起國內辯論，讓北京寢食難安。

　　就這樣而已。從二○○五年開始，反中國法案就一直在參眾兩院穩定流動。舒默和葛蘭姆兩人，夥同多位共同支持者，提出又撤銷了數項這樣的提案。一次列出，在二○○五至一二年，國會共提出超過一百一十項鎖定中國貨幣和貿易議題的立法4。其中多數在委員會胎死腹中，但也讓國會裡反中國的鼓聲不絕於耳。

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案

　　兩項法案真的交付議場表決。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眾議院以兩黨合計三百四十八對七十九票的壓倒性差距通過〈二○一○年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案〉（Currency Reform for Fair Trade Act of 2010），基本上就是反中國的貨幣法，要對中國產品課徵高關稅，彌補其有嫌疑的貨幣操控5。一年後，二○一一年十月十一日，參議院又以六十三對三十五票，一樣大的差距通過類似的〈二○一一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Currency Exchange Rate Oversight Reform Act of 2011）6。兩案都沒有被另一個議院接受，所以也從沒上過總統的辦公桌7。

　　雖然這些年來立法創制的結構有所演化，但基本的三步手法大致不變：首先，這些法案宣布依照國際貨幣基金公約規定，貨幣操控為非法。再來，它們授予總統基於某些匯率評價標準指出操控貨幣者。最後，它們下令課稅來彌補操控造成的損害。

　　雖然這些法律提案並未指名道姓地點出中國，但沒有人懷疑它們的首要目標是誰。既然經由貨幣傳播的損害，影響了所有從中國運往美國的商品，操控的懲罰可能等同於數百億美國的稅。二○○五年的舒默─葛蘭姆法案，認定中國商品的價格被低估了百分之二十七點五，這將致使當年總值約二四三○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一共被課六百七十億的關稅。

　　自舒默和葛蘭姆首開先河，這個手法已多次精益求精。最重要的一項是將證明貨幣操控的責任，從國會轉嫁給美國財政部，聽從法律顧問之勸告，國會明白它對幣值評估發表的任何意見，都可能被視為武斷。所以它把裁決權移交他人，建議行動的扳機應繫於美國財政部每半年對國會提出的「國際經濟及匯率政策報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如果財政部在與被控操控國進行義務性磋商後，做出操控的裁決──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沒做過這樣的裁決──稅就會按新法自動啟動。

　　並未真正立法的事實，並未使這些提案形如空包彈。它們達到「吸引注意」的重要目的──包括美國和中國；它吸引雙方注意，貿易緊張對於形塑這兩個共依存國家的經濟議程，有多重要。雙方都嚴肅看待這些顧慮，而這樣的反應，至少部分促成自舒默和葛蘭姆參議員，首次提出解方後的兩項重大發展：中國外匯制度在二○○五年七月改為「管理式浮動」，以及在兩國最高領導人之間建立正式的高階經濟及策略對話（一開始半年一次，現為一年一次）。這些是正面的行動，但，就事情的整個脈絡來看，對於緩和美中貿易日積月累的緊張助益不大。或許，這些行動無論如何都會發生，但緊跟著這兩位參議員施加的壓力而至，可能不算巧合。

◎恐嚇加碼

恐嚇只能帶美國國會走這麼遠。最終，如果嚴重的問題仍然持續，政治體需要行動，在某些層面，國會對中國的恫嚇正演變成一場上坡戰。如前文指出，二○○五年以後，許多在反中國案例背後的經濟議論，已經趨弱。



　　人民幣兌美元已升值百分之三十五，而中國的國際失衡廣義指標──它的經常帳和多邊貿易順差──已大幅縮小。在此同時，如第八章指出，美國也成功地使用WTO爭端機制，處置它對中國貿易實務的數次抱怨。

　　雖然有這些進展，美國經濟虛弱依舊，中產階級勞工還是感受到無比壓力。持續攀高的失業率和停滯不前的通膨，調整後實質薪資為美國勞動市場投射一道長長的陰影。這些問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獲得任何有形的改善。

　　而美國貿易前線情況不妙。它在關鍵產業的市占率仍繼續輸給外國生產者，使貿易逆差更趨惡化，給工廠工人添增源源不絕的無情壓力。但最棘手的癥結點，就是與中國過大的貿易逆差持續擴增，到二○一二年攀升至創紀錄的三一五○億美元。誰在乎那個雙邊貿易逆差算法有假──政治人物沒有耐心聽分析或理論。這個資料點仍是華盛頓經濟辯論的避雷針。

　　一如那齣驅動美中兩國共依存關係的肥皂劇，雙邊貿易緊張的解決之道也被留給政治競技場。華盛頓在經濟政策上面臨兩個基本抉擇，都與美中關係密不可分──實現貿易制裁的威脅，或勇於面對必須履行的要務：在國內推動新的議程來舒緩貿易赤字過高的壓力，老把戲不再是可靠的選項了。

　　雖然美國絕對有能力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但毫無跡象顯示它有這麼做的政治決心。費勁的問題需要費勁的解決方式，而唯有兩黨願意共同做些犧牲，那才可能實現。可惜，近來的政治極化指著反方向。

　　當然，還有另一個逃生門。自發性的強勁經濟復甦能創造奇蹟，既治癒美國的勞動市場，也解除美中之間的緊張。只是後危機歷史之重，以及依然嚴峻的美國消費者負債，並未展現太大的希望。但，沒有不可能的事。

　　有那麼多選項──從國產的療法到施予更大的政治壓力──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考量美中貿易戰爭最糟情況是合理的。這不是說戰爭一定會爆發，但不去思考難以置信的事，就有驕矜自滿的味道，而這會提高惡夢成真的危險。

◎一場惡夢

美國和中國都站在一道非常滑溜的斜坡頂端。雖是兩種截然不同系統的產物，當雙方面臨或許是彼此共依存關係的最大考驗時，卻有許多共通點。兩國的經濟都來到轉型的臨界點──舊成長模式已過度使用，必須以重新平衡過的新模式代替。兩國間積蓄的經濟緊張可能沸騰，引發一場貿易戰爭。



　　每一場戰爭都有「一時手癢扣下扳機」開第一槍的傳說。由於美國在大危機數年之後仍在舔它的傷口，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它並不缺發癢的手指。讓我們假設第一槍是華盛頓開的好了8。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純屬猜測，但也是重要的假設性案例，看情況可能糟到何種地步。

　　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朵烏雲籠罩大衛營，美國總統歐巴馬召集重要顧問商討嚴峻的政治境況。財政緊縮已釀成傷害，聯邦政府支出削減致使經濟故態復萌，可怕的第二任期魔咒愈來愈明顯，歐巴馬政府受到一連串自家及對外政策醜聞的搖撼。共和黨員把握時機在一個月前的期中選舉，拿下驚人勝利，同時拿下參眾兩院的掌控權。亟欲避免在任期最後兩年變成跛腳馬，總統需要新的政策棋步。

　　中國就是答案，他的顧問提議。於是，忠於他「美國中產階級捍衛者」的諾言，歐巴馬在二○一五年元月發布總統行政命令，宣告中國犯了貨幣操控罪9。依照〈一九八八年貿易及競爭力綜合法案〉（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這項宣判立即啟動美中財政部官員的高階磋商會議。美國團隊要求人民幣立刻對美元升值百分之二十；中國反擊說一趴也不會調，指出人民幣自二○○五年以來，已對美元升值超過百分之三十五，並補充說，中國不會默許華盛頓再拿中國開刀來解決美國的儲蓄問題。毫無意外地，協商觸礁，雙方各在刻薄的新聞稿中怪罪對方。

　　二月初，歐巴馬總統在他倒數第二次國情咨文演說中聲明：「夠了，真的夠了。是中國該遵循我方規則的時候了。」國會高呼同意，一星期後，參眾兩院兩黨以壓倒性多數支持總統。於是，〈二○一五年捍衛美國貿易法〉在同年二月十六日總統日簽署為法律。該法係以參議員舒默和葛蘭姆在二○○五年率先提出、課徵平衡關稅反制貨幣操控的辦法為藍本。中國隨即被認定違反新法。

　　在那個節骨眼，兩國之間的談判呈現新的緊急局勢。但兩國的領導人──以歐巴馬總統為首的美國代表團和習近平主席與李克強總理聯合率領的中國代表團──都無意妥協。兩個經濟體都在和低於標準的成長，以及勞動市場因此承受的壓力奮戰。但兩支領導團隊都決定對本國焦慮的百姓，展現強勢和決心。談判破局，原訂於高峰會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也取消。依據〈捍衛美國貿易法〉，華盛頓立即悍然對所有進入美國的中國商品，加收百分之二十的關稅。

　　中國出口機器應聲戛然而止。隨著中國各地抗議咆哮不絕，工廠紛紛倒閉，北京宣布美國此舉等同經濟戰爭。它立刻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不僅主張華盛頓的貨幣評價標準可疑，也主張利用貨幣來啟動全面性的平衡關稅，違反WTO商品或部門協議的相關規定。在全國人大會於二○一五年三月召開之際，李克強總理在他的年度記者會上，宣布中國沒有耐心忍受冗長的WTO爭端處理機制：那可能要花二至五年才能解決。

　　聽懂總理的暗示，中國商務部立刻宣布對美國運往中國的所有商品，課徵百分之二十的報復性關稅。這一槍擊中亟需成長的美國要害。二○一二年有總值一一一○億美元的美國製商品在中國市場販售，中國已成為美國第三大且成長最快的出口市場。隨著美國消費需求停滯、成長最快的出口部門又受到中國報復行動的壓力，已衰弱不振的美國經濟頓時陷入更嚴重的困境。於此同時，沃爾瑪宣布平均漲價百分之五──表明關稅造成的進口物價暴漲，光靠降低利潤率不足以抵銷。其他零售商紛紛仿效，美國消費者只能以節省做為因應。停滯型通膨的言論甚囂塵上，預測者不僅降低對成長的展望，又提出通膨的預言。

　　金融市場一蹶不振。股市受到企業利潤隨關稅提高重挫、成長預期降低和通膨走高的三重打擊。而通膨預測急遽惡化，加上只知道死守零利率政策的聯準會，又會跟不上趨勢而採用高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債券市場也陷入低迷。嚇呆的市場參與者，寄望提高利率來壓抑日益嚴重的通膨憂慮，但向來只會回顧的聯準會絲毫給不了安慰。在二○一五年六月例行政策會議後，聯準會重申將其基準政策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準至二○一六年底，並暗示甚至可能考慮增加賭金：擴大自二○○九年實行之量化寬鬆的流動及注入規模。十年期國債的收益率，隨即回升而突破百分之四，使股市面臨更大的下挫壓力。

　　感受到金融市場的怒焰，華盛頓當局加碼實施新的反中國貿易制裁。參議員舒默在二○一五年七月四日，上電視發表激勵人心的獨立紀念日談話：「夠了，真的夠了。我們已經扛著這支大棒子太久了，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一致認為，是該用它的時候了。」基於華盛頓新建立的兩黨共識，歐巴馬總統同意召回正在過國慶假期的國會議員召開特別會議，思考中國問題10。國會無異議迅速通過〈捍衛美國貿易法〉修正案──將針對中國的平衡關稅再提高百分之十。舒默在這次行動後借用他二○○七年的話評論道：「美國下定決心為中產階級奮戰──如有必要，一次為一個家庭奮戰11。」

　　就在這時，怒不可遏的中國也施出自己的殺手鐧。美國財政部於二○一五年八月舉行「季度性替續債券」（quarterly refunding）拍賣會場，這位美債的最大外國買主，一點三兆國庫券的擁有者不見蹤影。財政部原已宣布要賣出兩百五十億美元的十年期債券，並指望中國至少買下其中四十億。中國一直獲得財政部官員給予的「直撥」特權，可以規避華爾街交易商，直接找發行者購買。二○一五年八月八日，當這支專線於財政部交易室接通，它始終悄然無聲。美國長期利率隨即飆漲，短短幾天內便帶領十年期國庫券收益率，衝破百分之七，美元應聲暴跌。二○一五上半年已下挫百分之二十的美國股市，開始宛如自由落體。

　　就這樣，隨著美元重挫，所謂避險資產的「囂張特權」煙消雲散12。難以置信的是，華盛頓並未預見這樣的後果。在一周前探討中國問題的國會聽證會上，新任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的鮑勃‧寇克（Bob Corker）被問到中國抵制國庫券拍賣的風險時，才回答：「他們還能去哪裡呢？」華盛頓自鳴得意地以為，中國不敢損害手中超過兩兆美元的國庫券和其他美元持份的價值。但在中國於市場反其道而行之後的記者會上，被問及這個問題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說：「這與投資組合的風險調整後報酬無關。我們是在捍衛我國人民抵禦經濟戰爭的惡行。」在被追問中國是否可能超越「抵制購買」，開始拋售手中大量美國債券時，周小川回答：「只有非這樣不可時才會。」

　　到二○一五年秋季，美國這一波衰退的嚴重性已毋庸置疑。由於欠缺儲蓄，美國發現它對中國的貿易制裁產生反效果。亟需外國資本的美國只好轉向其他外國生產者，填補不再購買中國商品的空缺。而這些大多是成本比中國更高的生產者，形同為掙扎已久的中產階級家庭加稅。這個可怕的政策謬誤令人痛苦地印證了一個應該相當明顯的事實──儲蓄短缺美國經濟的多邊貿易問題，沒有雙邊的解決方式。失業率暴增至百分之十一以上，超越二次大戰後分別在一九八二年（百分之十點八）和二○○九年（百分之十）創下的最高紀錄。

　　在中國，面對這個經濟災難的終極劇本：經濟成長嚴重不足，北京繼續提高警覺。由於美國消費每況愈下，以及需求短缺在歐洲、日本和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觸發的間接傷害，中國的出口大跌。既然中國無法為其產品找到新的外需來源，又唯恐數百萬中國勞工失業而不願放緩生產及裝配線，許多賣不出去的商品都囤積在倉庫。最後，過量生產還是太過，敗給外需不足。中國的GDP立刻下跌，向駭人的百分之四門檻叩關──遠比二○○八至○九年大衰退低谷期的百分之六點六疲軟，事實上，是一九八○年代晚期天安門悲劇後的「硬著陸」以來最弱的經濟成長數字。企業大舉裁員，社會緊張如野火燎原。

　　中國很快發現自己被逼入絕境。與它廣為宣傳的再平衡企圖恰恰相反，中國拖住了擴大國內民間消費的腳步，也就是說，外需的急遽衰退猶如燃眉之急。出於無奈，北京只好重回一九九○年代晚期亞洲金融危機之後走的老路，推動另一項積極的投資刺激，再次仰賴加快的公共建設支出和房地產投資，補GDP成長的洞。但這一次出現了一個不祥的轉折：比起二○○八至○九年的案例，這次的外需短缺嚴重，必須靠更大量的投資和國營銀行借貸來解決成長的問題。在此同時，城市失業勞工引發的社會動盪持續延燒，為中國的都市化策略帶來嚴重問題，長年以來，中國一直依靠這個策略來支應成長方程式的投資項目。

　　溫家寶的「四不」以這位前總理壓根兒沒想過的方式，回頭糾纏中國。失衡、不穩定的中國經濟，已經漂離停泊的港灣。呆帳繼續在中國金融體系內累積，迫使中國人民銀行改弦易轍，終於和其他主要國家的央行一起，擁抱中國領導人口中可怕的零利率策略。結構性改革擱在一旁，中國等待已久的促進消費再平衡計畫又放回架上。隨著GDP成長繼續下滑，隨時有跌破百分之三的可能，三十五年的成長奇蹟看來就要落幕。

　　事實證明，中國GDP成長的嚴重放緩，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是毀滅性的發展。東亞的主要經濟體──日本、南韓和台灣──立刻陷入衰退，因為他們出口導向的成長，也失去中國這個最大的需求來源。類似的情況也表露在中國的資源供應鏈──從澳洲、紐西蘭到加拿大和巴西。出口導向、且大大仰賴中國資本設備需求的德國，也開始反轉，還拉著頗為僵化的全歐洲經濟體一起陪葬。這個曾經流於自滿的世界，命運就此決定。全球經濟掉回捲土重來的衰退，二○○八至○九年的大危機和衰退，忽然看來不足掛齒了。

　　一切都是從這兩個共依存的經濟體之間，看似無害的貿易衝突，強硬的政治恫嚇開始。而全球化二‧○已在懸崖邊搖搖欲墜，就像一九三○年代初期的一‧○一樣。

第十章 斯慕特─霍利法捲土重來

　　關於政治與經濟的互動，沒有什麼不可能。艱困時期尤其如此，經濟壓力難免會為政治行動帶來一些喧擾，在這種情況下，不當的政策決定，會對許多經濟造成深刻而持續的影響。

美中經濟關係亦無法免除於這種可能。自二○○五年以來，美國國會一再揚言實施反中國的貿易與貨幣措施，好消息是這些法案尚未變成法律。壞消息是過去的績效或許不是預測未來決定的好指標。

　　一九三○年的斯慕特─霍利法就是活生生最壞的腳本，示範小規模的貿易衝突如何演變成全面開戰。此法針對近九百項進口美國的貨物，提高...

中國和美國──或者該說是中國「對」美國？差別在於這個二十一世紀最重要雙邊關係的核心。由於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遠遠超越僅約二百四十年的美國經驗，拿這麼一個古老文明和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相提並論，看似魯莽之舉。但無庸置疑的是，這兩個當今世上最大、最強經濟實體的交互作用，確實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或許正是如今瞬息萬變之全球經濟的關鍵。

　　但那個關係卻受到一種獨特的病變折磨。兩個國家都深陷共依存的羅網。中國愈來越需要美國維繫其經濟發展策略，在此同時，美國則重度依賴中國做為其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心理學家提醒我們共依存固有的不穩定性──這是一種只會隨時間惡化的共同病變，此徵候亦適用於經濟。若不加以治療，共依存對美中兩國的經濟，都會是莫大的風險，世界其他國家也將深受其害。

　　但在評估美國和中國共有的病變時，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美中兩國的受害程度不見得一樣重。因此，有可能會出現不對稱的處理機制，也就是其中一國深陷的行為會比另一國更具毀滅性，甚至一國比另一國先開始治癒。共依存並不代表兩國須為病變歷久不衰扛起相同的罪責。它僅強調這種暗中加劇的反饋迴路，具有雙向的特性。美國對中國做何反應，強烈影響了中國對美國的回應。

二○○八美中反轉關鍵年

　　近年來有兩起事件對於共依存的美中關係格外重要。首先是橫跨二○○八至二○○九年，由一場肇因不同以往的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大衰退。由於事發於美國，因此許多與美國市場密切連動的發展中國家，紛紛開始懷疑本身的策略。他們之所以懷疑，不只是因為美國向來是支持多數出口導向經濟的主要需求國，更因為那場危機使美國喪失了模範的地位。

　　如此的事態發展，猛然搖醒中國。迅速擴張的出口，一直是中國成長方程式中最有活力的面向。這場金融危機和其後續效應──現今不斷由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閃耀地凸顯──很可能會對中國強大出口機器的外部支撐，構成長久的衝擊。另外，近年來中國的驚人轉變，即從蘇維埃式的中央計畫轉變成市場取向的社會主義，相當程度也受到令人嚮往的美國夢所塑造。現在，那場夢也破碎了。

　　中國面臨的持續性挑戰，並非單從其對外聯繫和後危機時代的外需沉抑而起。中國本身的錯算，也引發嚴重的內部問題。而歷經三十多年令人咋舌的成長後，現今中國正蒙受國內經濟失衡之害──從所得不均、過度耗用資源到環境退化及汙染。大衰退既暴露了美國的失衡，也顯現了中國的失衡。

　　近年來美中關係的第二個轉折點，反映了華盛頓長久以來將自己造成的問題，怪罪他人的惡習，這種推卸責任的行徑也符合心理學家的典型診斷。近幾年，美國國會兩度差點針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以反制其可疑的貨幣操控政策。現今民主黨和共和黨員的意見甚少一致，但在失業率創歷史新高的年代，他們倒是夥同一氣怪罪中國害美國受苦──遭逢前所未有的儲蓄不足。

　　如果這樣的法案實施了，將會對所有從中國運入美國的商品，課徵極高的關稅。這種做法，不只是對中國和愈漸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供應鏈，產生壓倒性的重擊，也會在美國招致反效果。它會提高美國進口貨物的成本，因而對已財力拮据的美國家庭，造成嚴重傷害。它也可能會使美元大跌或利率狂升，或兩者皆是。

美國消費泡沫破裂

　　在劍拔弩張的政治氛圍裡，美國國會宣洩怒氣是意料中事。但我們難以預料政治恫嚇會不會或在什麼時候成為事實。萬一真的立了法，美中貿易摩擦實有可能損害許多國際貿易與全球化最重要的利益。不當的貿易制裁將是自一九三○年代初期的斯慕特─霍利（Smoot-Hawley）關稅法以來，華盛頓最大的錯誤經濟政策。最起碼，這場先前難以想像的惡夢，現在完全可以想像了。

　　我們究竟是怎麼走到這個地步的？美國究竟是如何揮霍掉它曾經無人能撼動的全球經濟領導地位？中國也有落入同樣陷阱的危險嗎？為什麼美國可以如此輕易拿中國當代罪羔羊？那是華盛頓不顧一切力保霸權的最後一口氣嗎？那是否象徵一個新階段的來臨，代表一個強權的式微和另一個強權的崛起──美國的世紀演化成中國的世紀？那是否彰顯了一個根深柢固、彼此對彼此的誤解呢？

　　這些問題只是一系列已流傳多年的敘述的一部分。我們很難明確指出那是從何開始，又是從哪裡開始。但無庸置疑的是，美國對於為成長而成長的執著，確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那種心態最終儼然成為一種規範，繼而仰賴資產和信用泡沫來維繫虛假的繁榮。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依賴美國的繁榮假象。中國把美國的成長視為理所當然，只會在事後問問題，並運用美國成長的果實，做為本身發展策略的基礎。這每一個趨勢都扶養了另一個趨勢，讓中美兩國都能推動經濟成長的外殼，但最終雙雙陷入險境。

　　虛假繁榮的時日必不長久，必有由泡沫支撐的特大號失衡出現。失衡無法久繫，而大家都知道布幕終將拉下，就算他們認為時間不在眼前。但二○○八至○九年的危機令人不得不相信，落幕的一刻無法拖到更長遠的未來；它已經來臨。支持美國消費狂熱的泡沫已經破裂，連帶終止中國的偽出口榮景。

中國驚醒

　　然而，在大衰退之前，一切看來是那麼永續不墜。中國給了美國人一個廢止經濟學基本法則的途徑。美國人可以過入不敷出的生活，也讓中國人得以如法炮製。或者該說，他們都以為自己可以。二○○八至○九年的嚴重經濟衰退戳破了這種幻象。皆陷入偽繁榮的中美兩國，現在需要新的處方來維繫經濟成長。

　　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學習艱辛甚至令人煎熬的課題。由於後危機時代的餘震，仍讓美國搖搖晃晃，中國不能再指望鼻青臉腫遍體鱗傷的美國消費者，支持它的出口和維繫它看似無可搖撼的經濟力量。美國也不能回到以前的泡沫經濟，重蹈覆轍，這次危機和其蕩漾餘波，清楚凸顯了美中共依存的關係。兩國都必須認真地攬鏡自照。

　　那並不容易。拒絕承認、沉溺於共依存的病態，在這兩個國家皆根深柢固。相較於接受再平衡和結構性變革的艱難任務，兩國覺得期待「回到過去」容易得多。但在這個世界相互依賴的腳本裡，這個希望完全就是癡心妄想。

　　物理學教我們，動能是強大的遏止力。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破除舊習並不容易。而經濟史上的經驗證明，結構性變革往往是令人痛苦而冷冰冰的。但歷史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意外事件所扭轉──地緣政治的發展、天然災害或技術突破。雖然我們不可能預測意料外的事，但絕對值得深思，什麼可以促成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實體，再次並肩同行。

　　中國似乎明白了。自鄧小平時代開始，現代中國最強大的力量之一就是策略──尤其是經濟政策和宏觀管理。而中國最近採用的新策略，就需要從根本重新平衡中國經濟：從愈來愈難以為繼的生產導向出口模式，轉向國內民間消費和較服務業導向的成長。這將使中國不再一心執著於急速經濟成長，而能將注意力轉向為「質」的成長面向，那是中國之前一直忽略的部分。再平衡賦予中國一個契機，可轉型為更輕巧、更乾淨、更綠、更永續的經濟。



誰是美國最後的機會

　　美國似乎不明白。對於一個經濟立基於「看不見的手」的國家來說，策略並非易事。雖然嚴重失衡與泡沫成形的警訊昭然若揭，美國仍強烈傾向恢復已隨歲月凋零的處方：消費者導向的經濟成長。如果美國有紮實的工薪階層基礎且關注其競爭優勢，會投資民眾和公共建設、以國內儲蓄資助投資，那另當別論，但上述事項近年來美國一項也沒做，因此幾無可能重現這種魔法了。

　　共依存即將戳破美國的牛皮。中國正藉由重新平衡大步前進，這個轉變將大大衝擊疲累的美國成長模式。隨著中國消費者紛紛甦醒，中國的儲蓄將下降，其國際經常帳剩餘（current account surplus）會隨之減少，進而降低對美國國庫券和其他美元資產的需求。身為世界最大的國際借款人，存款短缺的美國將非常難以償還它最大的貸款國。那最起碼會壓縮美國在國際資本市場借錢的條件──又給我們一個理由，強調利率和美元的潛在動盪風險。如果事態如此發展，其反饋效應只會讓已在抑止美國經濟成長的逆風，更強更狂。這些在中國製造的壓力，已經臨頭──不管美國喜不喜歡。

　　美國必須努力思考它將如何因應改頭換面的中國。共依存如聚光燈，打亮也侷限了美國的選擇。一如中國，美國必須拋開對於過時成長處方的錯誤假想，非擁抱再平衡不可。重新平衡的美國經濟，存款較多、從資本支出和出口汲取更多支援的經濟，應能為美國扎下維繫未來成長的良好基礎。但如果美國繼續抗拒再平衡，未能凝聚政治意志力加以落實，就會在新中國嶄露頭角後遭遇迎頭痛擊。

　　透過共依存的鏡片看這個挑戰，可為美國的成長困境帶來重要的一線生機。中國的再平衡應視為美國的機會，美國長期復甦的基礎。亟需成長的美國，不能再仰賴消費狂熱來解決它最棘手的後危機問題：過多的失業與低度就業勞工。由於異常蕭條的美國消費，可能維持後危機時代的基準，出口及投資──投資它的人民、投資公共建設和新的生產能力──是補償慢性成長不足的唯一希望。

　　對於這個共依存的故事而言，中國潛在的出口富源是格外重要的層面。中國是美國第三大也是成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光是基於這個理由，要振興美國出口，就必須大幅提高美國製商品運往中國的量。美國擁有一條能在新中國開創銷售佳績的產品線──尤其是汽車、飛機、電器、藥品和精密機械。

　　一如中國，美國的竅門在於實行──在這個例子，是指被挖空的出口產業，能重振競爭力，以及持續針對中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進行談判。極化的國內政治只會使等式更趨複雜，尤其是近來華盛頓以貿易制裁威脅中國的強烈傾向。如果美國選擇此途，勢將引發北京的報復行動，而這將使美國出口業者，無緣參與即將襲來的這波中國消費浪潮。

美中走在十字路口

　　最後，或許心理學家說得對：無論對於人類或經濟，共依存都不是穩定的狀態。這是在吃自己的肉。儘管過去中國和美國看似共生的關係讓雙方互蒙其利，但他們現已越過永續性相互依存的那條界線。美國的過度，已成為中國非持續性發展的食糧，反之亦然。這對雙方構成嚴峻的挑戰。

　　再平衡是不穩定共依存的唯一長效性解方。這需要耗費巨大的心力、自律和時間。也需要前後一貫的行動綱領──或可稱為策略。中國精通此道──美國則厭惡任何帶有計畫意味的東西。雖然吉凶未卜，但這不應被視為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競賽。問題不在於美國要怎麼打敗中國，而是怎麼讓自己取得最大的進步；中國的問題也是如此。

　　如果事情這樣發生，美國和中國的再平衡不僅對雙方至關重大。它可能成為重塑全世界的事件。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經濟權力的重組常與軍事力量及地緣政治穩定的重大移轉息息相關。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主張，強權的興盛和毀滅就反映了這樣的板塊移動。類似命運也等待著美中的再平衡嗎？

　　這樣的可能性不容輕忽。從許多方面來看，美國都非常符合甘迺迪筆下典型衰敗強權的條件。美國據估擁有無與倫比的強盛軍力，國內經濟基礎卻逐漸腐蝕，這兩者的失衡其實就與甘迺迪所言之「地緣政治過度擴張」模式相當一致，這種模式可一路追溯至十六世紀初歐洲王朝的崩解。若將美國的情況並置於中國崛起的背景之前，輔以新領導人習近平所擁護、令人嚮往而洋溢國族主義的「中國夢」意象來看，這兩個國家的共依存，很可能已經步入越來越不穩而危險的階段。

　　結局會是如何，誰也說不準。權力重組的可能性──先是經濟，最後是軍事──絲毫不能排除。比較保險的說法是，美中雙方的策略性思考和經濟管理技巧，可能決定這一次轉型能否既穩定又和平。

　　儘管很少人會質疑無縫再平衡的迫切性，但若將視為理所當然，就未免天真了。兩國領導人必須嚴肅地承擔經濟與地緣政治不穩定的風險。共依存的診斷，開出它自己的療法──圍繞著一種來自經濟重組與再平衡的新認同。雖然美中兩大經濟體，應該會愈來愈堅強而終究愈來愈不相互依賴，但增進雙方無比重要的關係，仍是任何療法的關鍵。

　　這個論題會引發嚴重關切不是沒有原因。大衰退和貿易關係一再惡化，使兩國都來到非常滑溜的斜坡邊緣。中國夢會遇上美國儲蓄短缺經濟的危機也是如此。兩國需要領導力、政治決心、共同價值和相互信任來建立更永續的關係，長期為愈趨不穩的失衡所苦，美國和中國已來到經濟旅程的關鍵十字路口。他們能否從虛假的榮景，躍入較持久安穩的境地呢？

中國和美國──或者該說是中國「對」美國？差別在於這個二十一世紀最重要雙邊關係的核心。由於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遠遠超越僅約二百四十年的美國經驗，拿這麼一個古老文明和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相提並論，看似魯莽之舉。但無庸置疑的是，這兩個當今世上最大、最強經濟實體的交互作用，確實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或許正是如今瞬息萬變之全球經濟的關鍵。

　　但那個關係卻受到一種獨特的病變折磨。兩個國家都深陷共依存的羅網。中國愈來越需要美國維繫其經濟發展策略，在此同時，美國則重度依賴中國做為其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

序

第一部 共依存序幕
第一章 偽繁榮的靈丹妙藥
美國：最終消費者
中國：最終生產者
世界成長大陷阱
共依存的陷阱
第二章 誰依賴誰？
GDP成長會說話
資本流動的雙面刃
歐洲搭上偽繁榮熱潮
跨國企業全球化
轉變中的共依存

第二部 領導與權力
第三章 老闆與大師：朱鎔基與葛林斯潘
朱鎔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
葛林斯潘：要存在，就需要意識型態
從微觀跳到宏觀
既成長又要兼顧穩定
第四章 大穩定的辯論：溫家寶及柏南克
溫家寶：人民的總理
班・柏南克：教授
「四不」政策
聯準會的保證
共依存的領導人
第五章 兩種策略觀：華盛頓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華盛頓的協調與會計
是計畫還是策略？
新思維新策略新行動

第三部 緊張局勢
第六章 新的全球化
話說全球化一•○/二•○
第二波全球化的困局
重新思考李嘉圖
美中全球化總體檢
第七章 多邊世界裡的雙邊對稱
美國的儲蓄不足
中國的剩餘儲蓄
一○二逆差
供應鏈經濟學
貨幣陷阱
第八章 對中不滿
貨幣操控
不公平的貿易實務真相
智慧財產權爭議
網路攻擊迭起
中國即將崩潰？！
到底在不滿什麼？

第四部 鳴槍示警
第九章 不平衡與大危機
美國消費者遊戲結束
全球貿易的崩潰
中國生產者撞牆
大危機餘震
大危機中的警訊
面對刻不容緩
第十章 斯慕特─霍利法捲土重來
兩個參議員和一種貨幣
恐嚇加碼
一場惡夢
彼一時與此一時
美中間囚犯的困境

第五部 解決之道
第十一章 再平衡
吃力的結構性變革
新的中國
新的美國
美中再平衡
第十二章 新美國遇見新中國
新美國的終極出口
新中國的終極進口
開採中國服務業富礦
消費力量大匯聚
不對稱的經濟推動力
第十三章 共依存、網際網路和雙重身分認同危機
中國的「大霹靂」
微博、政治改革和現代化論題
中國的選舉與管理
網際網路及美國的兩極化
美中共依存的鏡子

註釋
謝詞

序

第一部 共依存序幕
第一章 偽繁榮的靈丹妙藥
美國：最終消費者
中國：最終生產者
世界成長大陷阱
共依存的陷阱
第二章 誰依賴誰？
GDP成長會說話
資本流動的雙面刃
歐洲搭上偽繁榮熱潮
跨國企業全球化
轉變中的共依存

第二部 領導與權力
第三章 老闆與大師：朱鎔基與葛林斯潘
朱鎔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
葛林斯潘：要存在，就需要意識型態
從微觀跳到宏觀
既成長又要兼顧穩定
第四章 大穩定的辯論：溫家寶及柏南克
溫家寶：人民的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