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寫道 :「關於心智生命，一個人設想的唯一可能隱喻就是活著的感覺。沒有呼吸的生命，人類的身體只是一具空殼；沒有了思想，人類心智就宣告死亡。」 蘇珊．桑塔格同意這個觀點。在她的日記與筆記第二部（訪談者注：《正如身體駕御意識》〔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中，她宣稱：「對我而言，聰明才智並不表示將事情做得『更好』。這是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我知道我害怕消極 (與依賴)。運用我的心智，會讓我覺得積極（自主）。這非常好。」

生於一九三三年、卒於二○○四年的桑塔格身兼社會評論家、小說家、劇作家、導演與政治運動者多重身份。她的一生，見證了活於一個思考的生活與思考人們的生活這兩者間不僅互補，而且可以讓生命更豐富。自從一九六六年出版第一本隨筆集《反詮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 起，桑塔格對「普羅」和「精緻」文化之間的忠誠就從未動搖。在這本筆調輕快、平易近人的隨筆集中，內容涵蓋了從至上女聲三重唱 (The Supremes) 到西蒙．薇依 ，從電影《聯合縮小軍》(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 至《穆里愛》(Muriel) 。如同她在該書三十週年紀念版前言裡所說的：「倘若我必須在搖滾樂團門 (The Doors) 與杜思妥也夫斯基中二擇一，那麼──當然──我會選擇後者。但我非選不可嗎？」

作為一名「藝術情色」的倡導者，桑塔格與法國作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的共同點不僅在於他所謂「文本的愉悅」，也是她所描述的巴特的「心智生命作為欲望生命的視角，以及充滿智慧與愉悅的生命視角」。在這方面，她追隨了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的腳步。華滋華斯在他的《抒情歌謠》序言中，將詩人角色定義為「帶給人類直接的愉悅」，而這項他承擔的任務，是作為「一個對宇宙之美的謝禮」以及「對人類自然天生尊嚴的致敬」──華滋華斯強調，對他這個用愛關注世界的人而言，要將上述原則付諸實行，實是輕而易舉。

在一則日記中，桑塔格自問：「為何我感到強壯？」她的答案是「因為我活在愛與工作中」，而且她也忠於「心靈的熱情狂喜」。很清楚地，對桑塔格而言，愛、欲望與思考，基本上都是本質相近的活動。一位桑塔格極為欣賞的作家，同時是詩人與古典學者的安妮．卡森 (Anne Carson) 在她的傑作《愛：苦樂參半》(Eros the Bittersweet) 中假設「愛神在戀人心中起作用的方式，與認知在思想家心靈中起作用的方式似乎有共通點」。她還補充：「當心靈與外界接觸渴望求知，欲望的空間就隨之擴增。」桑塔格在她評論羅蘭．巴特的文章中，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她說：「寫作是一種擁抱，也是被擁抱；每個想法都在向外接觸。」

一九八七年，在美國筆會中心 (Pen American Center) 一場向亨利．詹姆斯 作品致敬的研討會中，桑塔格進一步闡述安妮．卡森關於欲望與認知密不可分的概念。桑塔格駁斥一般認為詹姆斯詞彙枯燥、抽象的評價，她認為「實際上，他的詞彙是豐厚的、充實的、欲望的、歡悅的、狂喜的。在詹姆斯的世界裡，永遠都是更多 (more)－更多的文本、更多的意識、更多的空間、空間中更多的複雜性、更多供意識咀嚼的食糧。他在小說中立下了欲望的原則，這對我而言相當新鮮。這是認知論上的欲望，想知的欲望，如同肉欲一般，偶爾還模仿或取代了肉欲。」在她的日記裡，桑塔格以「熱情、欲望、渴望、憧憬、嚮往、無法饜足、著迷、愛好」一連串詞彙來描述「心智生命」。不難想像，當安妮．卡森承認「墜入愛河，以及從未知到已知讓我真切感受到活著」時，或許桑塔格會同意卡森也說中了她的心聲。

終其一生，桑塔格都在挑戰和顛覆男/女、老/少等刻板範疇，因為這些範疇誘使人們甘於活在一個受限的安穩生活裡。她持續不懈地檢驗、測試她的想法，意即假設思想與感覺、形式與內容、道德與美學、意識與感性這些對立的事物實際上可簡單看成彼此的一部份－就像天鵝絨的絨毛，順著或逆著毛向撫摸，會顯現兩種紋理與兩種感覺，呈現兩種顏色和兩種理解。

比如說，桑塔格在她發表於一九六五年的文章〈論風格〉(On Style) 如此寫道：「把蘭妮．萊芬斯坦 的《意志的勝利》與《奧林匹亞》稱為傑作，並不是以美學寬容掩飾納粹的宣傳意圖。其中確實存在著納粹的宣傳意圖，但也有別的……聰明、優雅與感性的複雜動態。」十年後，在《迷人的法西斯》中，逆毛撫摸的她，將《意志的勝利》評為「有史以來最純粹的宣傳影片，其核心概念推翻了導演的美學或視覺概念能夠獨立於宣傳的可能性」。桑塔格對此可能會做出這樣的解釋，也就是她以往注重的是「內容中形式的弦外之音」，但後來她希望探討的是「隱含於特定形式概念中的內容」。

桑塔格描述自己是「如癡如醉的唯美主義者」與「著魔的道德主義者」，也許她會因而同意華滋華斯的看法，意即「除了愉悅的產物之外，我們對一切無動於衷」，以及「無論我們如何對痛苦報以同情，我們將會發現，同情藉由與愉悅微妙地混合，得以產生與持續」。因此，當桑塔格全盤擁抱她所謂「多樣性複數文化」的愉悅時，我們無需訝異。她從未停止「觀看他人之痛苦」 ──這是她臨終前最後一本書的書名──也始終致力於減輕這種痛苦。

一九六八年，作為美國反戰運動者的一員，桑塔格接受北越政府之邀，前往河內訪問。她在日記中，稱這次經驗「讓我重新評價我的認同、我的意識形式、我的文化精神形式、『真誠』的意義、語言、道德抉擇，以及心理層面的表達」。二十年後，在一九九○年代初，她先後九次前往滿目瘡痍的塞拉耶佛 (Sarajevo) 城，親眼目睹此城三十八萬名居民因長期圍困而飽嚐苦難 。一九九三年七月，在她第二次造訪時，一位生於塞拉耶佛的戲劇製作人，邀請桑塔格擔任導演，與塞城幾位傑出的專業演員合作，排演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狙擊槍的槍聲及迫擊彈的爆炸聲，為彩排與正式演出提供了背景音效。公演時，政府官員、塞城重點醫院的外科醫生、前線士兵及許多行動不便與悲痛的居民紛紛到場觀看。在《旁觀他人之痛苦》這本書中，她寫道：「一個總是訝異於人類的墮落，並對人類有能力對他人親手犯下陰森暴行的證據持續感到幻滅 (或不願置信) 的人，於道德或心智上尚未成熟。」如同她曾宣稱的：「若沒有利他主義，真正的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初次遇見桑塔格時，是一九六○年代初，當時她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而我是那裡的學生。整整三年，我不僅為哥倫比亞學院 一份日報《哥倫比亞觀察者》(Columbia Spectator) 的文學副刊寫稿，同時也身兼編輯之職。一九六一年，她曾為我們寫了一篇關於諾曼．布朗 《生與死的對抗》(Life Against Death) 的評論，日後也收錄進她的《反詮釋》。當我讀了這篇文章，某天下午我便忍不住大膽走進她的辦公室，說我非常欣賞她的見解。那天之後，我們還一起喝過幾次咖啡。

一九六四年從哥大畢業後，我搬到柏克萊，在加州大學研讀英國文學。當我一抵達柏克萊，立即感受到自己身處在一波嶄新的美國社會、文化與政治覺醒浪潮中。詩人華滋華斯在兩世紀前、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初曾說：「能活在那個黎明即是幸福」。而在當時的柏克萊，人們再次體會到生活真正的戲劇化。無論你去哪裡，都彷彿是巴布．迪倫 (Bob Dylan) 在《心亂如麻》(Tangled Up in Blue) 裡唱的「音樂籠罩著夜晚的咖啡館，空氣中瀰漫著革命的氣息」。三十多年後，桑塔格在《反詮釋》再版前言中寫道：「如今回想起來，與之相關的一切似乎都美妙無比。人們多希望那時的無畏精神、樂觀主義以及對商業的蔑視多多少少能殘存下來。具有鮮明現代意義的情感，其兩端分別是懷舊心情與烏托邦情結。也許，如今被貼上『六〇年代』標籤的那個時代最有趣的特徵之一，就是幾乎沒有什麼懷舊色彩。從這個意思上來說，那個年代確實是一個烏托邦時代。」

一九六六年某個午後，我極其幸運地在柏克萊校園裡巧遇了蘇珊。她告訴我，柏克萊校方邀她前來進行一場演講。我跟她說，我正為KPFA 製作與主持一檔形式相當自由的深夜廣播節目。而與她碰面的那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湯姆．路迪 (Tom Luddy) －不久之後他出任太平洋電影資料館館長－正好要訪問電影導演肯尼斯．安格 ，談他的電影《天蠍星升起》(Scorpion Rising)。我問蘇珊是否願意加入晚間的對談，她一口就答應了。（訪談者注：在她的日記中，蘇珊將安格的《極樂大廈揭幕》(Inauguration of the Pleasure Dome) 列入「最佳影片」之一）

一九六七年，我搬到倫敦，擔任《滾石》雜誌首位駐歐編輯，而一九七○年當我返回紐約時，我依舊替《滾石》工作、寫稿。蘇珊和我有一些共同朋友，接下來的幾年內，不管在紐約還是在歐洲，我們偶爾會發現彼此都出席了同一場晚宴、電影放映會、音樂會（訪談者注：搖滾樂與古典樂都有）以及人權運動的活動。我始終想幫《滾石》採訪她，但對於跟她開口又裹足不前。然而，到了一九七八年二月，我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前一年她出版了廣受好評的作品《論攝影》(On Photography)，而她的另外兩本書也即將面世，其中一本是《我，及其他》(I, etcetera)－她對這部八篇短篇小說集的評語是「一系列第一人稱的冒險」；另一本則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因為乳癌的緣故，蘇珊在一九七四到七七年這段時間不但動了手術，也持續接受治療。而身為一名癌症患者的親身經驗促使她動筆寫下這本書。所以，當我下定決心問她是否願意接受採訪，並建議用這三本書當作我們對談的起點時，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不少作家都覺得，接受採訪就好比是詩人雷克斯羅斯 在參加完一場格外討厭的雞尾酒宴後所說的，那是「晚餐前故意找茬」。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就是其中之一。在短文〈一次訪談前的想法〉(Thoughts Before an Interview) 中，他抱怨道：「每天早晨我都會告訴自己：今天我一定要寫點東西。然後就會有事發生，讓我無法專心工作。今天……今天有什麼事情是我必須做的嗎？噢，對了，他們要來採訪我……神哪，救救我吧！」不過，至今為止最抗拒採訪的人當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 (J.M. Coetzee)。他在接受大衛．艾特威爾 (David Attwell) 訪談時宣稱：「假如我有點遠見，打從一開始我就不會跟記者有任何瓜葛。採訪十之八九都是跟一個陌生人打交道，但這個陌生人卻因為採訪這種文類慣例的關係，竟能逾越平日陌生人打交道時的分寸……對我而言，真相是關於靜默、關於反思、關於書寫的實踐。說話並非真相的根源，而是一種沒有生氣的、暫定版的寫作。法官或採訪者出其不意揮出的長劍並無法揭示真相。相反地，那是一種武器、一個符號，透過這個符號，從而顯現出訪談固有的衝突本質。」

桑塔格則截然不同。「我喜歡『訪談』這種形式」，有一次她這麼告訴我，「因為我喜歡交流，喜歡對話。我的許多想法都來自與別人的對談。在某種程度上，寫作最困難的部分莫過於在那過程中，我是孤零零的，能夠對話的人只有自己，這根本是反常的活動。我喜歡跟人說話－對話讓我不至於離群索居，而且讓我有機會釐清自己的想法。我對「聽眾」(the audience) 不感興趣，因為那只是個抽象名詞，但我無疑想了解每一個人在想什麼，而那需要面對面的溝通。」

在一九六五年的一則日記裡，她坦承：「除非我聽起來如同莉莉安．海爾曼 在《巴黎評論》(Paris Review) 訪談中那樣的清晰、值得信賴與一針見血，否則我不會接受任何採訪。」十三年後，六月中旬的某個晴朗下午，我來到她位於巴黎十六區的家。我和她分別坐在客廳的兩張長沙發上。在沙發間的桌子上，我擺好我的卡式錄音機。聽著她清晰、可靠、一針見血地回答我的問題，毫無疑問，她已經達到多年前她為自己設下的目標。

有別於我所採訪過的其他對象－除了鋼琴家顧爾德 (Glenn Gould) 以外－桑塔格不是一句句地說，而總是用字斟酌、思緒縝密地以一整個篇幅的內容來回應。最令我驚訝的是其準確度，以及「道德與語言上的小心精準」－如同她曾經形容亨利．詹姆斯的風格－她藉此表達並闡述自身的想法，以括號與限定詞來校準她企圖傳遞的意義 (「時常」、「偶爾」、「通常」、「大部分」、「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其談話的豐富與流暢，正是法國人說的「沈醉於言語之中 (ivresse du discours)」。她曾在日記中說：「我著迷於創意的對話。」她更進一步說：「對我而言，那就是讓我獲得救贖的主要方法。」

但在聊了三個小時之後，蘇珊告訴我，她因為晚餐有約，需要先休息一下。我知道我已經有足夠的資料來完成我的《滾石》雜誌採訪稿。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她說，她很快就會搬回紐約住上六個月。既然她還有很多主題想談，因此，她問我願不願意在她回紐約後繼續我們的對話。

五個月後，在十一月一個寒冷的下午，我來到她那位於河濱大道 (Riverside Drive) 與一○六街 (106th Street) 上可以俯瞰哈德遜河的寬闊頂層公寓。她的公寓裡藏有八千本書，她稱這個私人圖書館為「我個人的檢索系統」以及「我的渴望檔案館」。就在那個神聖的地點，她和我坐著，一路聊到那天傍晚。

一九七九年十月，《滾石》雜誌曾刊登這次訪談的三分之一內容。如今，我終於首度能發表該訪談完整版本，一次我在三十五年前有幸在巴黎與紐約進行的，與桑塔格這樣一位出色、激勵人心的人的訪談。對我而言，在一九九六年一篇短文〈給波赫士的一封信〉(A Letter to Borges) 中，桑塔格將她身為知識份子的信條－我總是這麼想的－做了無比動人的表述：

「你說我們現在和曾經有過的一切都歸功於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會化為烏有，人類也會隨之滅亡。我相信你是對的。書籍不僅是我們夢想與記憶的任意總和，也提供我們自我超越的榜樣。有些人認為讀書只是一種逃避：從『真實的』日常生活逃到一個想像的世界、一個書本的世界。書本遠不只如此。它們是使人得以為人的一種方式。」

前言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寫道 :「關於心智生命，一個人設想的唯一可能隱喻就是活著的感覺。沒有呼吸的生命，人類的身體只是一具空殼；沒有了思想，人類心智就宣告死亡。」 蘇珊．桑塔格同意這個觀點。在她的日記與筆記第二部（訪談者注：《正如身體駕御意識》〔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中，她宣稱：「對我而言，聰明才智並不表示將事情做得『更好』。這是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我知道我害怕消極 (與依賴)。運用我的心智，會讓我覺得積極（自主）。這非常好。」

生於一九三三年、卒於二○○四年...

前言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寫道 :「關於心智生命，一個人設想的唯一可能隱喻就是活著的感覺。沒有呼吸的生命，人類的身體只是一具空殼；沒有了思想，人類心智就宣告死亡。」蘇珊．桑塔格同意這個觀點。在她的日記與筆記第二部（訪談者注：《正如身體駕御意識》〔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中，她宣稱：「對我而言，聰明才智並不表示將事情做得『更好』。這是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我知道我害怕消極 (與依賴)。運用我的心智，會讓我覺得積極（自主）。這非常好。」

生於一九三三年、卒於二○○四年的桑塔格身兼社會評論家、小說家、劇作家、導演與政治運動者多重身份。她的一生，見證了活於一個思考的生活與思考人們的生活這兩者間不僅互補，而且可以讓生命更豐富。自從一九六六年出版第一本隨筆集《反詮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 起，桑塔格對「普羅」和「精緻」文化之間的忠誠就從未動搖。在這本筆調輕快、平易近人的隨筆集中，內容涵蓋了從至上女聲三重唱 (The Supremes) 到西蒙．薇依，從電影《聯合縮小軍》(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 至《穆里愛》(Muriel)。如同她在該書三十週年紀念版前言裡所說的：「倘若我必須在搖滾樂團門 (The Doors) 與杜思妥也夫斯基中二擇一，那麼──當然──我會選擇後者。但我非選不可嗎？」

作為一名「藝術情色」的倡導者，桑塔格與法國作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的共同點不僅在於他所謂「文本的愉悅」，也是她所描述的巴特的「心智生命作為欲望生命的視角，以及充滿智慧與愉悅的生命視角」。在這方面，她追隨了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的腳步。華滋華斯在他的《抒情歌謠》序言中，將詩人角色定義為「帶給人類直接的愉悅」，而這項他承擔的任務，是作為「一個對宇宙之美的謝禮」以及「對人類自然天生尊嚴的致敬」──華滋華斯強調，對他這個用愛關注世界的人而言，要將上述原則付諸實行，實是輕而易舉。

在一則日記中，桑塔格自問：「為何我感到強壯？」她的答案是「因為我活在愛與工作中」，而且她也忠於「心靈的熱情狂喜」。很清楚地，對桑塔格而言，愛、欲望與思考，基本上都是本質相近的活動。一位桑塔格極為欣賞的作家，同時是詩人與古典學者的安妮．卡森 (Anne Carson) 在她的傑作《愛：苦樂參半》(Eros the Bittersweet) 中假設「愛神在戀人心中起作用的方式，與認知在思想家心靈中起作用的方式似乎有共通點」。她還補充：「當心靈與外界接觸渴望求知，欲望的空間就隨之擴增。」桑塔格在她評論羅蘭．巴特的文章中，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她說：「寫作是一種擁抱，也是被擁抱；每個想法都在向外接觸。」

一九八七年，在美國筆會中心 (Pen American Center) 一場向亨利．詹姆斯作品致敬的研討會中，桑塔格進一步闡述安妮．卡森關於欲望與認知密不可分的概念。桑塔格駁斥一般認為詹姆斯詞彙枯燥、抽象的評價，她認為「實際上，他的詞彙是豐厚的、充實的、欲望的、歡悅的、狂喜的。在詹姆斯的世界裡，永遠都是更多 (more)－更多的文本、更多的意識、更多的空間、空間中更多的複雜性、更多供意識咀嚼的食糧。他在小說中立下了欲望的原則，這對我而言相當新鮮。這是認知論上的欲望，想知的欲望，如同肉欲一般，偶爾還模仿或取代了肉欲。」在她的日記裡，桑塔格以「熱情、欲望、渴望、憧憬、嚮往、無法饜足、著迷、愛好」一連串詞彙來描述「心智生命」。不難想像，當安妮．卡森承認「墜入愛河，以及從未知到已知讓我真切感受到活著」時，或許桑塔格會同意卡森也說中了她的心聲。

終其一生，桑塔格都在挑戰和顛覆男/女、老/少等刻板範疇，因為這些範疇誘使人們甘於活在一個受限的安穩生活裡。她持續不懈地檢驗、測試她的想法，意即假設思想與感覺、形式與內容、道德與美學、意識與感性這些對立的事物實際上可簡單看成彼此的一部份－就像天鵝絨的絨毛，順著或逆著毛向撫摸，會顯現兩種紋理與兩種感覺，呈現兩種顏色和兩種理解。

比如說，桑塔格在她發表於一九六五年的文章〈論風格〉(On Style) 如此寫道：「把蘭妮．萊芬斯坦的《意志的勝利》與《奧林匹亞》稱為傑作，並不是以美學寬容掩飾納粹的宣傳意圖。其中確實存在著納粹的宣傳意圖，但也有別的……聰明、優雅與感性的複雜動態。」十年後，在《迷人的法西斯》中，逆毛撫摸的她，將《意志的勝利》評為「有史以來最純粹的宣傳影片，其核心概念推翻了導演的美學或視覺概念能夠獨立於宣傳的可能性」。桑塔格對此可能會做出這樣的解釋，也就是她以往注重的是「內容中形式的弦外之音」，但後來她希望探討的是「隱含於特定形式概念中的內容」。

桑塔格描述自己是「如癡如醉的唯美主義者」與「著魔的道德主義者」，也許她會因而同意華滋華斯的看法，意即「除了愉悅的產物之外，我們對一切無動於衷」，以及「無論我們如何對痛苦報以同情，我們將會發現，同情藉由與愉悅微妙地混合，得以產生與持續」。因此，當桑塔格全盤擁抱她所謂「多樣性複數文化」的愉悅時，我們無需訝異。她從未停止「觀看他人之痛苦」─ 這是她臨終前最後一本書的書名 ─ 也始終致力於減輕這種痛苦。

一九六八年，作為美國反戰運動者的一員，桑塔格接受北越政府之邀，前往河內訪問。她在日記中，稱這次經驗「讓我重新評價我的認同、我的意識形式、我的文化精神形式、『真誠』的意義、語言、道德抉擇，以及心理層面的表達」。二十年後，在一九九○年代初，她先後九次前往滿目瘡痍的塞拉耶佛 (Sarajevo) 城，親眼目睹此城三十八萬名居民因長期圍困而飽嚐苦難。一九九三年七月，在她第二次造訪時，一位生於塞拉耶佛的戲劇製作人，邀請桑塔格擔任導演，與塞城幾位傑出的專業演員合作，排演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的《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狙擊槍的槍聲及迫擊彈的爆炸聲，為彩排與正式演出提供了背景音效。公演時，政府官員、塞城重點醫院的外科醫生、前線士兵及許多行動不便與悲痛的居民紛紛到場觀看。在《旁觀他人之痛苦》這本書中，她寫道：「一個總是訝異於人類的墮落，並對人類有能力對他人親手犯下陰森暴行的證據持續感到幻滅 (或不願置信) 的人，於道德或心智上尚未成熟。」如同她曾宣稱的：「若沒有利他主義，真正的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初次遇見桑塔格時，是一九六○年代初，當時她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而我是那裡的學生。整整三年，我不僅為哥倫比亞學院一份日報《哥倫比亞觀察者》(Columbia Spectator) 的文學副刊寫稿，同時也身兼編輯之職。一九六一年，她曾為我們寫了一篇關於諾曼．布朗《生與死的對抗》(Life Against Death) 的評論，日後也收錄進她的《反詮釋》。當我讀了這篇文章，某天下午我便忍不住大膽走進她的辦公室，說我非常欣賞她的見解。那天之後，我們還一起喝過幾次咖啡。

一九六四年從哥大畢業後，我搬到柏克萊，在加州大學研讀英國文學。當我一抵達柏克萊，立即感受到自己身處在一波嶄新的美國社會、文化與政治覺醒浪潮中。詩人華滋華斯在兩世紀前、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初曾說：「能活在那個黎明即是幸福」。而在當時的柏克萊，人們再次體會到生活真正的戲劇化。無論你去哪裡，都彷彿是巴布．迪倫 (Bob Dylan) 在《心亂如麻》(Tangled Up in Blue) 裡唱的「音樂籠罩著夜晚的咖啡館，空氣中瀰漫著革命的氣息」。三十多年後，桑塔格在《反詮釋》再版前言中寫道：「如今回想起來，與之相關的一切似乎都美妙無比。人們多希望那時的無畏精神、樂觀主義以及對商業的蔑視多多少少能殘存下來。具有鮮明現代意義的情感，其兩端分別是懷舊心情與烏托邦情結。也許，如今被貼上『六〇年代』標籤的那個時代最有趣的特徵之一，就是幾乎沒有什麼懷舊色彩。從這個意思上來說，那個年代確實是一個烏托邦時代。」

一九六六年某個午後，我極其幸運地在柏克萊校園裡巧遇了蘇珊。她告訴我，柏克萊校方邀她前來進行一場演講。我跟她說，我正為KPFA製作與主持一檔形式相當自由的深夜廣播節目。而與她碰面的那天晚上，我跟我的朋友湯姆．路迪 (Tom Luddy) －不久之後他出任太平洋電影資料館館長－正好要訪問電影導演肯尼斯．安格，談他的電影《天蠍星升起》(Scorpion Rising)。我問蘇珊是否願意加入晚間的對談，她一口就答應了。（訪談者注：在她的日記中，蘇珊將安格的《極樂大廈揭幕》(Inauguration of the Pleasure Dome) 列入「最佳影片」之一）

一九六七年，我搬到倫敦，擔任《滾石》雜誌首位駐歐編輯，而一九七○年當我返回紐約時，我依舊替《滾石》工作、寫稿。蘇珊和我有一些共同朋友，接下來的幾年內，不管在紐約還是在歐洲，我們偶爾會發現彼此都出席了同一場晚宴、電影放映會、音樂會（訪談者注：搖滾樂與古典樂都有）以及人權運動的活動。我始終想幫《滾石》採訪她，但對於跟她開口又裹足不前。然而，到了一九七八年二月，我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前一年她出版了廣受好評的作品《論攝影》(On Photography)，而她的另外兩本書也即將面世，其中一本是《我，及其他》(I, etcetera)－她對這部八篇短篇小說集的評語是「一系列第一人稱的冒險」；另一本則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因為乳癌的緣故，蘇珊在一九七四到七七年這段時間不但動了手術，也持續接受治療。而身為一名癌症患者的親身經驗促使她動筆寫下這本書。所以，當我下定決心問她是否願意接受採訪，並建議用這三本書當作我們對談的起點時，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不少作家都覺得，接受採訪就好比是詩人雷克斯羅斯在參加完一場格外討厭的雞尾酒宴後所說的，那是「晚餐前故意找茬」。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就是其中之一。在短文〈一次訪談前的想法〉(Thoughts Before an Interview) 中，他抱怨道：「每天早晨我都會告訴自己：今天我一定要寫點東西。然後就會有事發生，讓我無法專心工作。今天……今天有什麼事情是我必須做的嗎？噢，對了，他們要來採訪我……神哪，救救我吧！」不過，至今為止最抗拒採訪的人當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 (J.M. Coetzee)。他在接受大衛．艾特威爾 (David Attwell) 訪談時宣稱：「假如我有點遠見，打從一開始我就不會跟記者有任何瓜葛。採訪十之八九都是跟一個陌生人打交道，但這個陌生人卻因為採訪這種文類慣例的關係，竟能逾越平日陌生人打交道時的分寸……對我而言，真相是關於靜默、關於反思、關於書寫的實踐。說話並非真相的根源，而是一種沒有生氣的、暫定版的寫作。法官或採訪者出其不意揮出的長劍並無法揭示真相。相反地，那是一種武器、一個符號，透過這個符號，從而顯現出訪談固有的衝突本質。」

桑塔格則截然不同。「我喜歡『訪談』這種形式」，有一次她這麼告訴我，「因為我喜歡交流，喜歡對話。我的許多想法都來自與別人的對談。在某種程度上，寫作最困難的部分莫過於在那過程中，我是孤零零的，能夠對話的人只有自己，這根本是反常的活動。我喜歡跟人說話－對話讓我不至於離群索居，而且讓我有機會釐清自己的想法。我對「聽眾」(the audience) 不感興趣，因為那只是個抽象名詞，但我無疑想了解每一個人在想什麼，而那需要面對面的溝通。」

在一九六五年的一則日記裡，她坦承：「除非我聽起來如同莉莉安．海爾曼在《巴黎評論》(Paris Review) 訪談中那樣的清晰、值得信賴與一針見血，否則我不會接受任何採訪。」十三年後，六月中旬的某個晴朗下午，我來到她位於巴黎十六區的家。我和她分別坐在客廳的兩張長沙發上。在沙發間的桌子上，我擺好我的卡式錄音機。聽著她清晰、可靠、一針見血地回答我的問題，毫無疑問，她已經達到多年前她為自己設下的目標。

有別於我所採訪過的其他對象－除了鋼琴家顧爾德 (Glenn Gould) 以外－桑塔格不是一句句地說，而總是用字斟酌、思緒縝密地以一整個篇幅的內容來回應。最令我驚訝的是其準確度，以及「道德與語言上的小心精準」－如同她曾經形容亨利．詹姆斯的風格－她藉此表達並闡述自身的想法，以括號與限定詞來校準她企圖傳遞的意義 (「時常」、「偶爾」、「通常」、「大部分」、「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其談話的豐富與流暢，正是法國人說的「沈醉於言語之中 (ivresse du discours)」。她曾在日記中說：「我著迷於創意的對話。」她更進一步說：「對我而言，那就是讓我獲得救贖的主要方法。」

但在聊了三個小時之後，蘇珊告訴我，她因為晚餐有約，需要先休息一下。我知道我已經有足夠的資料來完成我的《滾石》雜誌採訪稿。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她說，她很快就會搬回紐約住上六個月。既然她還有很多主題想談，因此，她問我願不願意在她回紐約後繼續我們的對話。

五個月後，在十一月一個寒冷的下午，我來到她那位於河濱大道 (Riverside Drive) 與一○六街 (106th Street) 上可以俯瞰哈德遜河的寬闊頂層公寓。她的公寓裡藏有八千本書，她稱這個私人圖書館為「我個人的檢索系統」以及「我的渴望檔案館」。就在那個神聖的地點，她和我坐著，一路聊到那天傍晚。

一九七九年十月，《滾石》雜誌曾刊登這次訪談的三分之一內容。如今，我終於首度能發表該訪談完整版本，一次我在三十五年前有幸在巴黎與紐約進行的，與桑塔格這樣一位出色、激勵人心的人的訪談。對我而言，在一九九六年一篇短文〈給波赫士的一封信〉(A Letter to Borges) 中，桑塔格將她身為知識份子的信條－我總是這麼想的－做了無比動人的表述：

「你說我們現在和曾經有過的一切都歸功於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會化為烏有，人類也會隨之滅亡。我相信你是對的。書籍不僅是我們夢想與記憶的任意總和，也提供我們自我超越的榜樣。有些人認為讀書只是一種逃避：從『真實的』日常生活逃到一個想像的世界、一個書本的世界。書本遠不只如此。它們是使人得以為人的一種方式。」

前言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寫道 :「關於心智生命，一個人設想的唯一可能隱喻就是活著的感覺。沒有呼吸的生命，人類的身體只是一具空殼；沒有了思想，人類心智就宣告死亡。」蘇珊．桑塔格同意這個觀點。在她的日記與筆記第二部（訪談者注：《正如身體駕御意識》〔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中，她宣稱：「對我而言，聰明才智並不表示將事情做得『更好』。這是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我知道我害怕消極 (與依賴)。運用我的心智，會讓我覺得積極（自主）。這非常好。」

生於一九三三年、卒於二○○四年的...

前言
桑塔格《滾石》雜誌訪談錄
謝辭

前言
桑塔格《滾石》雜誌訪談錄
謝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