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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蔡英文的英派無「理」頭－事實能證明，意見能說服

YouTube上有一首美國「兒歌」，歌詞如下：

柯利奇是美國第三十任總統。事實。

男生很臭。意見。

嘿！你知道嗎，女生比男生酷？

等一下。那只是你的意見。

嘿！你知道嗎，芭比娃娃是最好的玩具？

等一下。那只是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是我所相信的。即使其他的人可能都不同意。

當我說一個事實時，那些話都是真的。

而且我絕對能夠證明給你看！

如何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崇尚科學與理性？方法很簡單，在崇尚科學與理性的現代國家裡，說出的如果是事實，別人會要求你證明給他看，說出的若是意見，除非能用事證和理由說服人，否則別人根本懶得睬理你。反之，在一個不崇尚科學與理性的國家裡，不論說的是事實或意見，採信與否取決於身分與地位，官大學問大，且一旦採信，便可當作堅不可摧的信仰。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蔡英文成為台灣第十四任總統，給人的印象是「理性」，也以理性自傲。台灣是個崇尚科學與理性的國家嗎？涉及事實時，絕對能夠證明給你看，發表意見或提出主張時，絕對會訴諸事證與理由說服你嗎？讓我們以理性的總統蔡英文為座標，加以檢驗。

完全不一樣的台大法律系？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網路媒體「女人迷」主辦「女力時代講堂」，第一場邀請當時還是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蔡英文，談「我眼中的台灣」。演講一開始，她指出：「我是台大畢業的。台大法律系畢業。近來，台大法律系的名聲不太好，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證：我是完全不一樣的台大法律系。」

台大法律系是什麼樣，為什麼讓蔡英文如此迫不急待的與之劃清界線？她說：

我記得，我台大法律系念到第四年，要結束時最後一科的考試：考完這一科，我們所有學程就完成了。這科的考試，叫做法理學，也就是法律哲學，是所有的法律學裡最困難的一堂課。我必須誠實地說，我在台大法律系念四年，我究竟念懂了多少，我自己都有一個很大的問號。法理學考完了，大家從教室出來，有些人心裡是很沈重的，我有一個同學從後面趕過來，然後拍了我的肩膀一下，他說：「蔡英文，我今年終於報仇了！」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考完試他說他報仇了？他說：「我的台大念了四年，都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今天這張考卷，他一定也不知道我在寫什麼！」這就是我們當年念台大法律系的人共同的感覺。他一語道盡。

蔡英文後來留學美國，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她在台大念法律時，老師講的語言都聽得懂，但講什麼聽不懂，到了美國，英文雖然不是熟悉的語言，但是老師講的東西卻都聽得懂，因為教育的方式真的不一樣。美國的法學教育是「蘇格拉底式的教育」，她當年上課時，差不多有四、五百人坐一間教室，上課前老師會給作業，約五、六個案例。上課時，老師會把學生叫起來講案例的摘要、涉及的議題和法律判決，老師一直問，問到學生答不出來，再換下一個人。

蔡英文的演講內容有事實、也有意見，台灣若是一個崇尚科學與理性的國家，總統候選人演講裡的事實一定要能證明為真，意見一定要有事證和理由支持。原則上要判斷理由是否合理，因為涉及推理較難判斷，因此要判斷一個人的意見是否具說服力或是否值得參採，至少支持意見的事證必須為真。蔡英文是總統候選人，又自稱「是完全不一樣的台大法律系」，在演講前，有沒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花點時間研究和蒐集事證，以便證明事證為真，說服觀眾接受自己提出的主張和發表的意見？

一堂課四、五百人，不要說是美國法學院的蘇格拉底教學法，即使是一般大學的一般教法，也是天方夜譚。美國法學院重排名，師生比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以蔡英文就讀的康乃爾大學法學院為例，該校以一比十的低師生比自傲，全職與兼職教授約有一百名，一堂課四、五百人，有可能嗎？再者，康乃爾法學院三年學程的Juris Doctor （JD）學位，每年入學人數約二百人，三個年級約六百人，提供給國際學生、一年學程的碩士學位（Master of Law, LLM），每年入學人數約八十五至九十人，全校學生約七百人，一間教室四、五百人，同一時段連兩堂課都開不出來，有可能嗎？美國法學院JD學程的學生，每學期、每個科目上課時，每位學生都一定要有被問到的機會，一堂課四、五百人是奇想，不可能的任務。

美國法學院的教材以二、三審的判例為主，一年級新生自我學習的第一件事，是根據判決書的內容寫“case brief”，作為自我學習和上課時回答問題的依據。用 “How to write a case brief for law school”或“How to brief a case”為關鍵字谷歌搜尋，可以找到各種建議的格式與說明，內容大同小異，約略包括：案件名稱及引註（case name & citation）、事實（facts）、訴訟過程（procedural history）、爭點（issue）、法院的決定（holding）、適用的法律（rule of law applied），以及分析與論理（analysis and reasoning）。

在case brief裡，只有事實，沒有蔡英文所說的「摘要」。美國的法學教授上課時，把學生叫起來問的第一個問題幾乎都是「事實」，因為要探究法律的真意，必須根據事實。美國法學院的學生確實要寫判例的「摘要」或「概要」，英文是“synopsis” ，屬於法律寫作。美國法學院出版的法學期刊，會刊出學生撰寫的判例摘要，但教授上課時，絕對不會問學生判例的摘要。蔡英文雖然極力撇清與台大法律系的關係，但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她接受台灣的語文教育和基礎教育，和其他畢業自台大法律系的人一樣，戴著台灣「不分辨事實與意見」的眼鏡去學美國的法律，才會誤把「事實」當作「摘要」。

蔡英文後來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念博士，認為英、美教育並不一樣。她說：

每次考試，大家都知道題目是什麼，因為老師不怕你知道題目。考古題你自己去找，圖書館都找得到。他要考你一樣的題目，可是他期待你給不一樣的答案。它也不像美國式的考試，各位如果考過美國的SAT，或是我們考律師的LSAT，它是一連串的multiple choices，限定幾個鐘頭內妳要回答一百題、兩百題或三百題；美國式的考試，它考你對每件事的快速反應。

蔡英文的上述說法，依賴的是狹窄且不具代表性的個人經驗，甚至是穿鑿附會，不免陷入一廂情願的採櫻桃和軼事證據的邏輯謬誤，毫無察覺錯誤的能力。真正的事實為何？

蔡英文接受台灣的大學教育，不需要參加美國大學入學考試的SAT，也沒有上網搜尋一下只有一鍵之遠的相關資訊。SAT過去只考選擇題，但早已加考測量批判性思考能力的論說文，在本書第十一章有粗淺的介紹，並且提供兩篇論說文的實例，在網路上也很容易找到相關的資訊。

蔡英文取得台大法律系的學士學位，入學美國康乃爾法學院，只需考托福，無需考LSAT，欠缺親身經驗，也沒有上網搜尋相關資訊。LSAT的英文全文是“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不是「律師」考試，而是美國法學院的入學考試，雖然是選擇題，但評量的能力絕非蔡英文所說的「快速反應」，而是評量考生「敏銳」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LSAT一共考五節，每節三十五分鐘，約二十六至二十九題選擇題，但只有四節計分。一節是「閱讀測驗」，以長且複雜的文章為題，測量學生的閱讀能力，包括正確的理解力和洞悉文章深意的能力（insight）。一節是「分析論理題」（analytical reasoning questions），測量學生理解的能力和推出符合邏輯之結論的能力。還有兩節是「邏輯論理題」（logical reasoning questions），測量分析性和批判性的評價邏輯論證的能力。美國法學教育的重心是建立學生批判性思考和思辨的能力，是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必備的能力。根據統計，評量批判性思考和思辨能力的LSAT，能準確的預測考生就讀法學院和未來就業時的表現，因此法學院在錄取學生時，LSAT的參考價值高過在學成績。

美國律師考試的英文是“Bar Exam”。美國法學院學生於五月中旬畢業，七月底參加律師考試，大多數的人於六月一日開始補習，只有兩個月的準備時間，涵蓋至少十三個不同的法領域，考試分兩天進行。大多數的州第一天考跨州的實務測驗（Multistate Performance Test, MPT），三小時考兩題，從說服性、客觀性的備忘錄，到寫給對造律師的合解信，都有可能；另外三個小時考六題申論題（Multistate Essay Examination, MEE），約半個鐘頭一題，許多州考州法，回答方式遵照“IRAC”格式，爭點（Issue）、法律規定（Rule）、法律適用（Application）和結論（Conclusion）。

第二天是跨州的選擇題（Multistate Bar Examination, MBE），六個鐘頭考兩百題。通過一州律師考試的人，要取得其他州的執業資格，MPT和MBE的成績達到其他州的標準時，不必再考。【

台灣的法學教育是考試引導教學，但真正能夠幫助學生準備考試的是補習班，不是大學的法律系所，由此可見台灣法學教育問題的嚴重性。蔡英文介紹的美國法學教育，是戴著台灣「法學教育乃考試引導教學」的眼鏡，去看美國的法學教育，什麼也看不見。

美國的律師考試和法學院考試不可同日而語。美國法學院一學期只考一次期末考，原則上一個學分的考試時間至少一個小時，五個學分要考五個小時，不論學分數，老師都可以選擇“take home exam”，時間八小時，在圖書館裡預定一個房間或占據一張桌子埋頭苦幹。法學院的考試偶爾會有選擇題，但比重極低，主要是「open book」的申論題，題目全部都是「事實」，一個題目就可能長達五、六頁，把題目搞懂就得花上半個鐘頭或更久的時間，作答時也遵照IRAC的格式，但結論不計分，重點是深入的法律分析與論理。

律師考試與法學院考試完全不同，不是「open book」，對法學院畢業生而言，律師考試的申論題只是簡答題而已，答一題的時間只要半個鐘頭，靠的是死塞硬背法律的要件，作答時只要按照IRAC的格式精簡回答，讓考官看到所有的法律要件即可，沒有時間、也不需要做深入的法律分析與論理。準備MBE的選擇題，和所有科目的選擇題一樣，多做練習是不二法門。至於MPT，依賴的是法學院三年累積的寫作能力。

美國法學院幾乎都提供考古題，蔡英文就讀的康乃爾大學法學院也不例外，根據該校的網站，歷年的紙本考古題在法學院圖書館三樓軟椅區的第五個壁龕裡，若有學校提供的密碼，在網路上也找得到。法學院一年級上學期期末考之前，教授怕新生無法適應法學院重法律分析與論理的考試方式，幾乎都會叮嚀學生練習寫考古題，寫完後可以請教授評論與指導，有些教授甚至在考試前一個星期，全天駐守辦公室等學生。要想找到沒有寫過考古題的美國法學院學生，可能性微乎其微。

蔡英文競選時為了勝選，保證她是完全不一樣的台大法律系畢業生，原因在於她擁有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法學碩士學位、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但是她在演講中，談到美國的大學入學考試、法學院入學考試、律師考試、美國的法學教育以及英美教育的差別，都是她拿不出證據證明為真的偽事實，她也拿不出為真的事證支持她的看法和主張。

蔡英文是以「總統候選人」的身分發表演講，演講內容刊登在《點亮台灣 蔡英文、陳健仁》的網站上，並且同步刊登在《女人迷》的網站上，自二○一五年九月二日刊登至今，未受到批判、質疑，誇大不實的內容引不起人的注意，沒有人善用網路資源查證是否屬實，更沒有人要求蔡英文拿出證據證明她所說的事實為真，拿出事證和理由支持她的主張和看法。台灣是個現代的民主國家，可惜並不崇尚科學與理性，總統候選人的保證經不起檢驗，卻能讓許多人感動不已、深信不疑。

20.蔡英文的英派無「理」頭－事實能證明，意見能說服

YouTube上有一首美國「兒歌」，歌詞如下：

柯利奇是美國第三十任總統。事實。

男生很臭。意見。

嘿！你知道嗎，女生比男生酷？

等一下。那只是你的意見。

嘿！你知道嗎，芭比娃娃是最好的玩具？

等一下。那只是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是我所相信的。即使其他的人可能都不同意。

當我說一個事實時，那些話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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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盲情濫弱智幾時休？



在網路科技日趨發達之後，漸漸的，國人的行為模式也愈來愈容易預測。特別是在重大、突發、刺激性的新聞事件發生後，民眾的反應，真的是閉著眼也猜得出來。

理盲、濫情外加弱智，這樣的反應，已不只是存在於網路鄉民中，它幾乎成為台灣人民集體的情緒反應，就跟反射動作一樣容易預測。

以今（二○一六）年三月發生的女童「小燈泡」命案來說吧！案發之後，群情激憤，社會一片撻伐之聲，部分立委順勢而為，擬推出「殺案幼童應處唯一死刑」的刑法修正案，更有激情民眾以各種管道、用各種粗鄙不堪的話語，向廢死聯盟抗議。後來，還有某民間團體宣布要率眾上凱道，主張反廢死、替「小燈泡」討公道。而這樣的激情論調，最後被「小燈泡」的媽媽一句「我懷胎十月，都只能代表我自己，請問，妳哪位？」，如同狠狠的潑了一桶冷水，才把沸騰的民憤澆熄。

四歲小女童無辜慘死，任何稍具同理心的國人都一定心中不忍。對兇手的殘暴，一定也深惡痛絕。「我能為妳做什麼？」，這是最直覺式的思考模式。人死不能復生，女童的小生命不能挽回，我們還能做什麼？我們就讓兇手抵命吧！

於是，在務必讓兇手抵命的前提下，兇手是不是可能罹有精神疾患？變成大家故意視而不見的問題。甚至，還有媒體報導，「嫌犯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意圖脫罪免死」。也就是說，群情激憤至此，就算嫌犯真有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問題，也在所不問。「就是要他死！」、「精神病是裝出來的！」、「就算真有精神疾病還是得償命！」社會一片肅殺氣氛。

兒福聯盟出身的立委倡議，要修正刑法，增訂「殺害幼童者處唯一死刑之罪」的條文。立委完全沒有思考到，這樣的立法與國家刑事政策剛好背道而馳。十幾年來，政府部門正逐一檢修相關法律，朝著廢除唯一死刑之罪的方向前進。立法委員的提案，完全在走回頭路。立委也不顧大法官早有明訓，刑事法律中的唯一死刑規定，剝奪了法官的量刑權，是違憲的立法。反正，民氣可用，一切以民意為依歸。

被抗議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塞爆的廢死聯盟最無辜。至今，台灣還是一個有死刑的國家，而且還經常在執行死刑。馬英九八年總統任內，一共槍決了三十三名死囚，等於殺掉了一整個班級的人數，這數字絕對不低。但每次遇到重大命案，廢死聯盟就被罵得好像案子是他們犯的一樣，不然就是讓人以為，台灣因為廢死聯盟而廢除了死刑，所以搞得治安大壞，因此兇手犯案，廢死聯盟必須負責。但事實上，人不是廢死聯盟殺的，死刑也還是存在的。廢死聯盟除了喊一喊口號，宣揚宣揚信念，他們什麼事情也沒能改變，怎麼他們就被罵得比罪魁禍首還厲害？

而這片憤慨之聲，也沒持續多久。四月中旬，女童告別式後，社會大眾的情緒慢慢歸於平靜。於是，一切如昔。

是因為群眾的智商只有五歲嗎？是因為大家都習慣於人云亦云，所以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嗎？不然，為何每次發生重大事件後，社會大眾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民眾不會獨立思考，媒體不愛獨立思考，政治人物不懂獨立思考。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大家都習慣當跟隨者，不管誰舉起了大旗，跟著走就對了。於是，這個社會就慢慢的失去了方向。

這讓我想起早在一九七四年，德國學者諾爾紐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就曾經提出「沈默螺旋」理論。她提出理論的前提假設是：一、社會將用孤立的方式來威脅那些與大多數人不一致的人；二、對孤立的恐懼導致個人在任何時候都會試圖評估意見氣候；三、公眾的行為會受到民意評估的影響。也因此，如果人們發現自己的觀點屬於少數派，他們將試圖隱藏自己的想法；如果他們發現自己的想法與大多數人一致，就會勇敢的說出來；最後，少數派的聲音就會愈來愈小，終究無人聽聞。

但諾爾紐曼也提出，這個社會有一群「中堅份子」，他們是在沉默的螺旋旋轉過程中無視孤立威脅的人，他們是一群願意為自己的公開言論付出代價的人。這些特立獨行的人通常與主流意見有所衝突，但他們仍能勇敢發聲，有時，整個意見氣候會因為他們的聲音，而形成反轉。

以前，我們會說這群中堅份子指的是知識份子，但現在，我們寧願說，這群人是受過獨立判斷訓練的人。

其實，獨立判斷一點都不難。在本書中，作者教導我們，要學會獨立判斷，先要懂得怎麼把事實從一團迷霧中抽出來。讓事實與意見分離。之後，就事實部分，進行完整查證。在確定事實的真偽之後，就能形成自己的判準。

這麼簡單的道理，作者卻花了一本書的篇幅告訴我們。會過於小題大作嗎？我可不覺得。因為，這麼簡單的事，但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好、不會做，甚至連領導輿論的意見領袖，也常常犯錯。這就顯得這本書的出版的確有其必要性了。

要推翻人們根深柢固的觀念很難，要鼓勵人們不流俗，有自己的思想判準，更難。這麼難的事，只有老師願意循循善誘，願意耗費精力，著書立說，以起潛移默化之效。

田老師在撰寫本書時，曾和我多次透過電子郵件反覆討論，對於她的執著與認真，除了敬佩，還是敬佩。田老師做的，是非常基礎的工作，但我和她都相信一件事，這個社會如果需要改變，就必須從小做起；不管是小地方、小細節，還是小時候。滴水終可穿石，小小的改變，最後會形成巨大的力量，扭轉整個社會的走向。

所以，讓我們一起擺脫理盲情濫而弱智的反射，做一個能夠獨立判斷的人吧！第一步，先把這篇序言拋到腦後，用自己的眼與心，細細的讀完田老師的這本書，然後再想想，她說的對不對。當你能夠據理力爭，挑戰書中的某一個論點時，你就學到獨立判斷的精神了。

理盲情濫弱智幾時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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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達拉威爾的傳奇——知識才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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