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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我們」的島嶼經驗／成令方

你／妳說你／妳是台灣人，你／妳愛台灣。你／妳理解「台灣人」嗎？我想你／妳若理解得越深刻，就越知道可以如何「愛」台灣了。

我來自中國移民家庭的背景，作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承受全球爆炸的商品資本主義資訊，參與凝聚台灣的認同，隨手使用多樣科技的日常生活，我的島嶼經驗是複數、混搭、矛盾、流動、位移、五味雜陳。我常自問，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生存者，我該如何在繽紛多彩的誘惑迷霧中，看到邊緣殘酷的現實與困境？做為社會人文的教師，我又如何與探索、渴求的青春心靈激盪出迴響，讓我們能跨越世代／性別／階級／族群的彼此看見？作為社會的改革者，我如何辭嚴色厲地批判，卻還能唱出悲憫疼惜的曲調？作為女性主義者，我如何洞視父權嚴密結構的限制，卻還能運用流動的權力在細縫中找到抵抗的能量與活水？這些問題不斷地在我的心中反覆思索，這應該是很多島嶼上生活的人們的共同經驗吧！

翻譯高手的君玫把史碧華克的後殖民文化批判理論巨作《後殖民理性批判》（2005）和哈洛威的後人類科技批判巨作《猿猴，賽伯格和女人》（2010）引介到華文世界，讓華文讀者可以一窺其深具啟發奧妙的論證。吸納融會了這二位學術巨靈的思想養分，君玫以台灣島嶼女人的立場，思考身為後殖民的主體，也是科技科學的主體，在這兩個並存的樣態與處境中來回對話思索，完成這本《後殖民的賽伯格》。

君玫討論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思想，讓我特喜歡的是著重在她們批判與實踐的意義：「對我而言，這並非單純的所謂『理論應用』。實際上，我始終主張理論的動態思考並不是關於拿一個理論來應用到現實，而在於回歸到活生生的生存處境：誰在思考，在哪裡思考，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在生活中思考，並在思考中改變生活。」君玫的書寫，讓我有故知新解茅塞頓開的喜悅。原來就是這樣，人可以生猛地活在分裂混雜的矛盾中，而且可以藉由不斷思考我們身處的界線／戒限，來批判，來抵抗，逐漸地我們生活在改變中。

這本書沿著三條交織的主軸「界線、批判、抵抗」帶領我們理解，耙梳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思想。我認為跨界是重要的能力，可以讓我們看見彼此的差異，是實踐批判與抵抗的基礎，我想以生活中的例子來說明。

二〇一六年五二〇那天小英總統就職典禮，總統府外慶祝大會，最後全體觀禮者與蔡英文總統和陳建仁副總統合唱當年被政府視為宣揚台獨理念而被禁唱的《美麗島》。「原住民族青年陣線」則在臉書上吐槽，批評《美麗島》歌詞中仍展現漢民族中心主義：「從國民黨『大中國史觀』到民進黨『台灣人史觀』，原住民族跟著你們『篳路藍縷』，我們就『顛沛流離』；你說這是美麗島，啟的都是我們的山林」。

這首歌曾經凝聚了部份「台灣漢人」的認同，挑戰了「嚴懲台獨」的界線／戒限，但輕忽了「原住民主體認同」。換言之，島嶼人民在凝聚「認同」的過程形成了界線／戒限與界線／戒限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接受某些主流的論述，而邊緣論述也呼喚著我們的邊緣生活經驗。史碧華克認為這些邊緣論述彼此是「不可化約的」，例如：「獨立建國」的論述不能凌駕於「多元成家」、「環保」或「動物權」論述之上，而是彼此同時並存彼此競逐。「不可化約的邊緣」，可以讓參與其中的個人認識其他身為邊緣、他者、從屬者、被壓迫者、被殖民者的處境。這樣可以擺脫容易造成分裂的「本質論」，理解認同的界線是可以隨著社會改變而轉移的，也因為有踏實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個人不會落入虛無主義。當每一個人看見彼此的生活處境，他／她就能培養出文化解釋的能力，也培養出對社會權力批判的能力。

要能夠看見，就需要有觀看的位置，觀看的人站在特定的物質位置上，採用特定的儀器、工具、組裝，透過具體的感知中介，例如：身體、概念、價值、影象，才得以完成（這裡就帶出哈洛威的「賽伯格」的意象）。例如：作為女人，女性主義論述經由視覺化的科技，書本、電影，號召出我的一些女性在父權體制壓迫下的經驗，讓我認知到父權的宰制與壓迫，也經由視覺化的科技，例如：紀錄片、書籍、電子郵件、臉書貼文，認識了勞動女性與慰安婦，讓我得以我的身體去想像勞動者的困境，體認日本殖民時代作為性奴隸的處境。逐漸地我理解作為中產女性與勞動女性生活經驗的界線／戒限，也對日本殖民體制有更深刻的理解。作為人文社會的教師，我在課堂中也不斷以此方式引導同學，去跨越世代、性別、族群與階級去看見其他的弱勢者。

這樣的知識用哈洛威的說法，是具有部分客觀性的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藉由處境知識的獲得，我們看到自己和他人都擁有多重認同與生活經驗，也理解多重認同彼此的界線／戒限，有了理解與體認，內在的謙虛逐漸發酵，就不會以某一論述去霸凌或化約另一論述。哈洛威建議，弱勢的團體可以透過彼此的親近性（affinity），而非認同來結盟。於是島嶼上邊緣弱勢的處境，逐漸成為部份的「我們」共同理解的處境。

要在島嶼上互相看見「我們」，除了上述的路徑外，哈洛威提出的賽伯格意象，可以讓我們更加意識到「我們」作為科技島的特色。哈洛威認為「賽伯格是我們的存有論」。戰後的台灣積極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政府投入大量的金錢與土地協助台塑發展石化工業，以及後來的電子科學園區。石化產品是每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會使用的，電子科技成為島嶼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加上近二十多年來人們常用的生物科技產品（例如：健康食品、醫療輔具、各類藥品），這是我們存在的客觀事實。我們就是賽伯格。然而，島嶼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製造河川、土壤與空氣的污染之上，是建立在砍伐森林、改變河床、剝削自然之上，是建立在壓榨工程師、勞工的健康之上，是建立在過度醫療化之上。二十世紀中期逐漸沸騰的動物權論述指出，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完全否定動物生命的價值，這是最殘忍的事實。哈洛威批判獨尊人類的思想，指出一個改變的方向：人類的存在需要轉向理解人與非人（科技與動物）的關係。換言之，科技島嶼的住民需要思考科技發展與大自然的關係，放下以人獨尊的觀看位置，重新思索、批判，尋找永續生息之路，讓科技發展減少污染，無須過度破壞自然也無須過度壓榨參與的勞工。在過程中，每一個「我」逐漸改變，於是「我們」在改變中，這島嶼也逐漸在改變中。

當每一個台灣人能夠跨界看見其他生活在這島嶼上的弱勢者、動物、科技與我們的關係，當思想轉變成行動，這行動中必然產生一些批判與抵抗，於是在這轉動的能量中，我們每個人混搭的生活經驗與認同也擴展、越界、舊的矛盾消失在新的矛盾中。作為島嶼住民的「我們」，可以珍惜島嶼上的住民和多重行動者（包括人與動物、科技的關係）共構的世界，「我們」就更認識「台灣人」，更會愛台灣了。

作者現為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推薦序

富裕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貧窮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林明仁

托爾斯泰在鉅著《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說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讓我借用文豪的邏輯，將其改寫為：「富裕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貧窮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本書兩位作者 Banerjee 與 Duflo 過去二十年來致力瞭解窮人如何落至如此不幸的境地，以及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政策。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出一套以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為主軸的評估方法，更讓我們對貧窮的瞭解，從理論層次進步到有可以與理論對話的實證基礎。這本《窮人的經濟學》，就是他們研究結果的非技術介紹（non-technical summary），也是貧窮研究的必讀入門書。

如何定義窮人？對台灣的讀者來說，我們可能會覺得月薪 22K，付完房租、 餐費跟其他必要開支後，只剩下幾千元，應該就屬於吃土魯蛇一族了。但如果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這還算是中等收入：二○一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ngus Deaton 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出發，計算出貧窮線應為每日支出低於 1 塊美金（房租除外）！這筆大約一個御飯糰的錢，在印度大概可以買 15 根小香蕉。而在這麼低的標準下，全世界仍然有超過 10% 的人每日生活費是低於這個數目！因此本書主要聚焦的，不是每日生活費仍有 20 塊美金的已開發國家低所得工作者，而是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在生存邊緣掙扎，真正窮苦的人們。

有人類以來就有窮人。考古遺址中有許多精緻飾品陪葬的，就是當時的富人，只有少許器物的家境較差。而最窮的人，恐怕早就因為被草草埋葬而無法在現代被挖掘出來了。由於缺乏資源與權力，窮人在歷史的記載中一向不受重視（通常是以飢民的型態出現），所以文學作品就成了我們對貧窮者生命歷程的重要來源。然而，不論是關漢卿筆下說出：「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的竇娥，或者是在雨果的《悲慘世界》因偷竊一塊麵包而被判刑十九年的尚萬強，雖然讓我們感動、同情，且因自己無力對他們作些什麼而感到自責，但也容易讓我們選擇了一個簡單的看法與解方：將貧窮怪罪於財團的貪婪、政府的無能、以及資本主義的弊病。彷彿只要打倒惡魔黨，美麗新世界就會來臨。另一個極端，則是認為窮人之所以淪落到這步田地，都是因為他們懶惰、不投資自己的人力資本、愛冒風險所以生意容易失敗、個性不愛與人交際、當街友反而更自由自在的緣故。因此一切都是他們咎由自取，與社會結構無關。

隨著這些簡化的誤解與歸因而來的，是簡化的解答。而兩位作者認為，這其實就是人類社會在對抗貧窮上面遲遲無法取得進展的最主要原因。窮人雖然擁有的東西不多，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生活不複雜有趣；事實可能正好相反：就是因為手頭拮据，所以窮人們必需更像個斤斤計較的經濟學家才能生存下來。許多在一般人眼裡微不足道的制度調整、社會改變，或自己所犯的錯誤，都會對窮人造成很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切入，每一個選擇對窮人來說都是關鍵。

因此，對抗貧窮的政策比起其他領域的公共政策來說，更需要跨領域的討論、審慎的評估與精確的測量。Banerjee 與 Duflo 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說是無人能出其右。兩人全面的瞭解窮人在家庭、經濟與政治生活上所面臨的各種挑戰（經濟學家稱此為制度性細節〔institutional details〕），以及使用經濟學與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等的概念來建構理論，收集可以衡量這些因果關係的變數資料（是的，沒有測量，就沒有科學），並且有系統的使用科學方法（主要使用的是 RCT 及其他應用個體經濟學常用的分析工具，如工具變數、差異中的差異、以及回歸不連續）等，作者兩人在以上各層面都有非常大的貢獻。而他們將所有制度細節、理論、資料、計量方法、以及面訪所得的結果加以消化並整合出一個體系的功力，在這十幾年來累積的研究成果與對政策的影響力上展露無遺，堪稱經濟學家入世的最佳典範。

我在此就以第七章〈來自喀布爾的男人與印度太監：窮人貸款的簡單（不簡單）經濟學〉為例，介紹他們的分析手法。在印度，窮人們作小生意的生財器具都是租來的，可是只要把每天的租金存下來，幾個禮拜就可以買到好幾台推車！但為什麼沒人這樣做？這些人的回答是：「除了高利貸業者，沒人願意借錢給我！」為了幫助這些人，經濟學家 Yunus 創建了孟加拉鄉村銀行，以微型信貸給因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以改善他們因流動性限制（liquidity constraint）而無法翻身的問題，他也因此獲得二○○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這個有理想有熱情的經濟學者入世拯救窮人的感人故事背後，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微型信貸到底有沒有用？當二○○二年 Banerjee 與 Duflo 對這些微型信貸機構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些人的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我們要像賣水果的攤販一樣接受評估？」接著他們提出一些經由微型信貸翻身的窮人當作例子，並且提到人們也會一直來借錢就是最好的證據。最後再很熱血的說：「我們是熱心奉獻的非營利組織，而且堅信小額信貸是幫助窮人最好的方式！」可是這些人忘了，微型信貸接受了非常多的政策補貼，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果微型信貸沒用，那麼政府的補貼不是就該移到別處嗎？

兩位作者最後終於說服了其中一家最賺錢的微型信貸，讓他們以前述的 RCT 作實驗，結果如下：在隨機設立據點的社區中，人們創業的比例的確增加了，但只是從 5% 增加到 7% 而已。兩位作者認為雖然效果不大，但小額信貸應該已經站上正確的位置。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此一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借到錢的機率是否增加，而是較容易借到錢之後，對這些窮人的生活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接下來就有非常多的學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區評估微型信貸的影響。

Duflo 主編的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在二○一五年第一期就刊出了地區涵蓋波士尼亞、衣索比亞、印度、墨西哥、摩洛哥以及蒙古，時間從二○○三到二○一二年的研究成果。這幾篇研究基本上都指向相同的結論：微型信貸的確增加借到錢的機率（take up rate），但是效果普通（modest〔大約 20% 左右〕），這些家庭參與的商業活動也增加了（這表示借到的錢有投入在生意上）。但是比較麻煩的是，即便可以借到錢作生意，然而這六篇研究都無法找到微型信貸可以提高窮人家庭所得的證據！不過幾個研究倒是發現微型信貸儘管增加了商業所得，卻減少了家庭的薪資所得（整體所得效果相互抵銷）。所以 Banerjee 把這些結果詮釋成：「至少讓人們獲得更多在職業上選擇的自由（it does afford people more freedom in their choices e.g., of occupation）」， 但是家庭消費沒有增加，而長期投資也沒有改善（例如小孩教育、健康、女性自主權等）。因此作者的結論是：微型信貸的確有些許的直接效果（指借到錢的機率增加），但是借到錢之後的生活並未有太大不同（modestly positive but not transformative effect）。

讀者或許會覺得訝異。這不是諾貝爾獎等級的努力嗎？怎麼會跟在報章雜誌看到有許多窮人靠著微型信貸翻身的報導大不相同？應該是學者專家找到了好的方法，打倒了放高利貸的壞蛋，從此窮人們就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才對呀？藉由討論借錢給窮人的風險，作者在第七章花了很大篇幅來解決這個疑惑。其實最主要的問題來自於資訊不對稱：對無法提供擔保品的窮人來說，事前評估還款可能與事後經常追討的成本實在太大了（所以才需要靠可怕又殘忍的喀布爾男人， 還有露下體給你看，讓你一輩子倒楣的印度太監來恐嚇你要還款）。與可收到的利息相較，實在不成比例。微型信貸的創意在於利用透過團體互保，對其他人的借款負責來減低交易成本，但結果卻是有限（我的看法是，如果借錢給窮人真有那麼大的後續利益，市場一定會找出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本書其他討論營養、健康、教育等章節，閱讀起來也跟微型信貸這章有相同的感覺：作者指出一些貧窮理論，觀察某些依照這些理論所提出的作法其效果如何，結果卻是離全面根除貧窮還有一段距離，烏雲後的光（silver lining）似乎是對此一情況最好的描述。就如同 Banerjee 對上述六個研究所做的評論：「這些研究提供了微型信貸並非貧窮疾病萬能藥的初步證據（which is a prima facie case against microcredit being a panacea〔a cure-all〕in the literal sense），但是也的確產生了微小的效果。」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作者討論了他們看待貧窮的方法，以及其所提出的解方與其他學者的異同。在發展經濟學的領域裡，許多人強調大制度的重要：如紐約大學的 William Easterly 就認為，只要釐清政治過程，好的政策自然到位。Acemoglu 跟 Robinson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也論證廣義的良好制度（他們稱之為廣納型〔inclusive〕），才是國家發展的主要原因。Easterly 對於發放蚊帳這種政策相當不以為然，他甚至認為 RCT「無法處理廣泛的制度或總體政策的效果。尤有甚者，它也讓發展經濟學者降低了自己的抱負！」二○一五年諾貝爾獎得主 Angus Deaton，也從方法論上批評 RCT。認為它能釐清的只是在特定脈絡下的因果關係，無法推論到其他更一般的樣本；而現在學界也過度放大 RCT 的好處而忽略了它的缺點。這些批評，平心而論也並非沒有道理，只是改變大制度的困難度太高，雖然以管窺天是 RCT 的問題（有些批評者認為，不是打一個漆彈到牆上，就可以畫出房子的全貌），但是至少提供了檢測各種不同假設的機會。目前文獻上與 RCT 相抗衡的結構估計法（Structure method），或者是 Deaton 提倡的憤怒鳥從錯中學（Angry Bird try and error）的方法，其優缺點剛好與 RCT 相反。我想對以解貧民於倒懸之中為志向的發展經濟學家來說，我們的確不應該放棄遠大的志向與高層次的問題，但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小思考、小變革的長期影響。由下而上，有時也會帶來意外的驚喜。舉例來說與我曾經合作過的耶魯大學的錢楠筠（Nancy Qian）教授就發現，雖然中國整體民主發展水平還是很低，但是農村選舉的確讓村長更能夠不執行受地方反對的中央政策，公共支出也會更重視地方的需求！不執著於特定的方法，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以有理論基礎跟經過實證評估的作法當作改革的藍圖，一點一滴的改變現狀，說不定是改變的最有效路徑。

在 MIT 經濟系訪問時，我經常有機會在每週三的教師午餐與 Banerjee 還有 Duflo 討論研究。Banerjee 溫文儒雅，即便是面對針對自己論點的批評，也總是不疾不徐的詳細說明對立說法的異同與優缺點。Duflo 較為年輕，因此對於她認為不好的論點，總是直言不諱。當我在 MIT labor seminar 報告時，就曾被她直接批評：「你這篇論文中與醫學相關的文獻回顧已經太落伍了。」（不過她是對的！）這本書的寫作風格，其實是跟兩位作者的氣質相符的：一方面好整以暇的告訴讀者面對棘手問題時該如何思考，並且娓娓道來目前研究成果（不論是自己或是其他人的）正反意見的解釋（pros and cons），另一方面對於邏輯的推論是否嚴謹，理論與實證證據的連結是否正確，則是追根究底，毫不手軟。人書合一，其實是我最喜歡這本書的地方。閱讀這本書需要一些耐心，他不會給你 magic bullet 或快速的解決之道，而是讓你反覆思索各種方法的利弊得失，瞭解到改變不是一蹴可幾。而大部分的方法即使有用，效果也不可能太大。但是如果能從小思考著手，各個面向都能往前進步一點，加總起來的效果就會非常可觀！

林明仁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二○一二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 MIT 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