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絕不勉強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進新聞局不久，國際處聯絡室主任虞為注意到我這個人打字很快，日英語流利，聯絡室缺乏人才，就把我借調去當聯絡官。

早年，新聞局和外交部在對外工作分工明確，凡是有邦交國的人員來訪，歸外交部，無邦交國則歸新聞局。

一九六○年代，國際的大局勢基本上是中美同盟共同對抗共產世界。實際合作的關係落實到新聞局國際處的層次，就是美國中情局給台灣國際宣傳的經費，以「自由中國」為主軸，向國際極力宣揚台灣的「自由」與「民主」。

國際宣傳工作中，台灣為了鞏固聯合國席次，對新興國家數目最多的非洲特別使力。有一次，非洲迦納的國家廣播公司總裁安喬洛來台灣訪問。他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可能因為在美國生活過，對黑人被歧視的處境深有體會，對於什麼是正義不正義、什麼是種族歧視，有很多個人的哲學。和他接觸令我印象深刻，也讓我覺得，千萬不要輕視非洲國家，非洲也有很多聰明人。

接待外國記者採訪也是聯絡室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工作不易。例如有一次，外國記者來，指名要採訪非國民黨的省議員「郭大砲」郭國基，我們馬上請示要不要帶外國記者去，或者准不准拍攝畫面。那時正當選舉，郭國基立刻對外宣傳說，美國記者要去採訪他。警備總部馬上打電話來罵新聞局說：「我們警總拚命要擋住他，你們新聞局怎麼捧他場！」就是因為這類「熱線電話」，在下面做事非常難為，弄不好被扣「通匪」罪名不是沒有可能，至少也會被列入思想有問題的名單。保命之道就只好層層往上請示。

一九五○、六○年代的新聞局，我們的「上面」依理應該是局長沈錡，但他還兼中央黨部第三組（文工會前身）主任，新聞局的事他不大管，多委由主任祕書龔弘掌握決定。沈錡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每天接蔣介石老總統下山，在車上念報紙給他聽。所以，唯一的副局長朱新民主管對外公關及聯絡室的運作，是我們國際宣傳工作的第一個「上面」。

但上面還有上面，在朱新民之上，還有前《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當時，這類有觸犯政治禁忌之疑的事情，最後裁定人就是陶希聖。陶希聖為蔣介石所著的《蘇俄在中國》背後執筆，深受蔣的信賴。

有一回，新聞局安排外國記者去警總採訪。外國記者問警總，為什麼逮捕某某人。警總的官員竟然回答，抓人是日常便飯的事。真把新聞局氣瘋了。新聞局拚命在做「自由民主」的國際宣傳，警總卻自己說了一句「良心話」來壞事。

不過，由此可見，處在台灣政治專制的時代，負責國際宣傳業務，分外辛苦。來訪的新聞記者，甚至有旅行雜誌記者常常會問我，國民政府的政治如何，我的回答往往會變成那位記者文章的一部份，這使我陷入兩難。但我又想，台灣明明獨裁統治，卻要自稱Free China。來訪記者不是傻瓜，硬生生要為政府粉飾，更增添他對台灣的嫌惡。於是我想出一個辦法，坦誠告訴他們，我有兩個立場。我絕不勉強說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我會說明，中華民國雖是獨裁國家，但這是過渡時期，沒有辦法。我們會一步一步改進，希望有一天成為民主國家。這樣一來，外國記者不會看不起我，也願意和我交往，結成朋友。

一九六○年，日本自民黨幹事長川島正次郎先生來台灣訪問，《讀賣》、《每日新聞》和NHK的記者跟隨來採訪。我單獨和日本記者一起時，我的日文程度叫他們驚訝，他們發現我是本省籍台灣人，且受過日本教育後，私下問我：「我們覺得台灣問題很多，你是我們少見的台灣人，到底情況怎麼樣﹖」我的回答公式只能是：「台灣地處偏僻，日本政府只以此為殖民地。中國政府來，代表中華文化重心的故宮移來台灣，中國很多學者菁英也跟著移來台灣，台灣從地方躍為中央，由這些方面看，對台灣不是壞處。當然，國民政府有許多不公平的政策。但是，到底要給國民黨政府長一點時間解決或馬上解決，畢竟每個人看法不一。」

比較起來，待在新聞局國內處比在國際處工作輕鬆多了，他們只需應付自己人。早期，國內處打一通電話給報社，指某條新聞不能發表，報社就不敢發表。而且這種電話還不需勞駕到處長。第一處（即後來的國內處）當時有位科員叫朱正明，每週各部會首長輪流到新聞局開記者會，都由朱正明和各報記者聯絡。記者可發新聞與否，全由這位科員心證決定與指揮下令，今天看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49. 如櫻花灑落瞬間飄離

成功安排宋楚瑜見到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加上開拓了台灣和《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的關係，東京外交圈似乎不少人開始睜大眼睛看我。《讀賣新聞》資深記者戶張東夫曾說，以後如果他寫台日關係發展史，一定要專門一章寫「張超英時代」。不只如此，日本內閣調查室長官也請我在東京青山區的日式高級餐廳吃飯。內閣調查室長官相當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他非常驚奇我在日本開拓的各項工作，想了解我是何方神聖。

表面看起來，駐日外交團隊完成難得的任務，值得鼓勵。但宋楚瑜見中曾根事後，馬樹禮代表不曾對我說過一句什麼，讚許沒有，責罵沒有，酸語也無。新聞局長能見到日本總理，駐日大使反而見不到，這種窘境勢必教馬樹禮難堪。但我也有安排上的苦衷；我們對中曾根承諾絕不洩密，若馬代表在場，就多一分風險，萬一消息走漏，後遺症至為嚴重，中曾根的首相位子可能丟掉。

平時我對馬樹禮，有尊重卻不願刻意討好。每次他去台北、回東京，代表處所有單位主管一定去飛機場迎送，唯獨我次次缺席。

女立委許張愛簾是我從小就認識的朋友，有一次，她打電話給我太太，劈頭就罵：「超英到哪裡去﹖他不懂得做官！做官不是這樣做的。」原來她在來東京的飛機上遇見馬樹禮。她想，一定可以在機場遇見我。豈知一下飛機，所有組長全員到齊，獨缺我一人，所以，她一到旅館，馬上好意來責備。

我當然知道逢迎的為官之道，但我有太多工作需要去做。馬樹禮又經常返國述職，我哪來那麼多時間奔波與公務無關的送往迎來。只有一回，馬樹禮返台開刀，基於對長官病中的關懷，我才破例去接過一次。

平時不犯大錯，我這種作風還能生存，但宋楚瑜見中曾根事後，就感覺到一股因樹大招來的陰風，有逼得人非離開不可的態勢。

另外，我阻斷了《產經新聞》和政府關係的絕對優勢，反彈的力量擺明要吞噬我。《產經新聞》駐台特派員林慧兒待在台灣很長時間，與國民黨大官關係良好。有一陣子，他跟蔣家親信秦孝儀等人說：「日本的《朝日》和《讀賣新聞》都是共產黨，所以，最好不要准許他們進來，沒有好處。」因此，有一次我回台北，特地請他在仁愛路的財神酒店吃飯。我很嚴正勸告他：「我在日本，聽說你講了這個話，希望你不要這麼做，這樣違反記者的公德。你真的相信《朝日》和《讀賣》真的是共產黨嗎﹖雖然他們兩報紙親共，但不能因此說他們是共產黨！」他聽了很不高興，兩人還起了口角。

事後，產經新聞集團的頭頭鹿內信隆去跟馬樹禮說：「聽說你們的新聞處長非常輕視《產經》，他說《產經》不重要，對《產經》記者不友善。」馬樹禮因此警告過我。有一次在東京的酒會，中央黨部副祕書長陳履安告訴我：「超英，有人還是那樣，你還是小心一點。」不但如此，我回台灣，也承受不少壓力。秦孝儀也當面跟我說：「交新朋友非常重要，但對舊朋友也要平行重視。」

我與《產經》沒有私人恩怨，不會故意和他們對立。依我的良知判斷，國家利益在前，不能老鎖在固有的感情裡，否則只有死路一條。我的態度是寧願切斷和《產經》的關係，也要拓展日本三大報的溝通管道。

嚴格說，我在日本做得很順手，也頗有成就，照理新聞局不會刻意調我職。但是，最後的半年，先有宋楚瑜局長迂迴問我：「你和馬代表好不好﹖」之後，又打電話來問：「要不要去省府擔任新聞處長﹖」我以不適合國內工作婉拒。最後真的沒辦法了，宋先生還派祕書問我：「到底要去哪裡﹖有幾個位子，你要不要﹖那麼多好位子，你為什麼不要﹖」副局長戴瑞明也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到美國西岸，說我一定能做很多事。

日本人認為櫻花最美，因為櫻花是在盛開時節，春風一吹，便散落如雨，生命結束得又快又乾淨俐落。我想，能在無邦交的日本國，與行政最高首長建立關係，又在短短不到五年使新聞關係正常化，駐外新聞單位再好的成就已不可能，我想該如櫻花，在頂峰時離去。

母親早逝，我對親情眷戀更深。我的三個小孩在六歲、四歲、兩歲去美國，在那裡受教育，儼然已如美國人，不可能再回到亞洲。我兩個女兒此時快大學畢業，在女兒結婚以前，猜想還有兩、三年的共處時光。另外，我看新聞局退休的職員，多沒經濟基礎，退休生活很清苦。我當時才五十二歲，我想自己還有力氣去闖闖第二事業。所以，最後還是決心辭職回紐約。

要離開日本前，發生兩件插曲。日本外務省主管台灣事務的官員告訴我：「事實上，你來日本，我們很『迷惑』。」日文的「迷惑」意指「帶給別人麻煩」。他又說：「可是，從你國家的立場來說，你很偉大。」

另外，鍾振宏接替我的位子，重做馮婦，再度回任駐日新聞處處長。馬樹禮希望我能幫忙鍾振宏，介紹認識各大媒體的記者。我就安排《朝日》、《讀賣》、《每日》、NHK的國際部部長在聘珍樓吃中國菜，馬樹禮做主人。席間，《朝日》的外信部部長白井健策質問馬樹禮：「馬代表，有個事想請教，是不是貴國的政策改變，對日本不再重視嗎﹖」馬樹禮答說：「沒有，我們很重視日本關係。」白井健策接著問：「為什麼在這個重要的時刻，把這個重要的張先生換走﹖」通常日本人不會話說得這麼直接，白井的直言，讓馬樹禮一時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五十二歲那年，我就從新聞局退休，回到紐約。我可以了解宋楚瑜在感情上對我多少有點歉意，但他自己也同時離開新聞局，轉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了。不久，有一回參加白宮早餐祈禱會，他特別從華盛頓飛來紐約看我，詢問我有什麼工作意願？我回他：「沒有，謝謝。」他也表示關心，問我們是否都好，就像很好的朋友互相關懷。



60. 李登輝在日本名氣全面打開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日是台灣歷史上值得驕傲的一頁，華人所在的國家三、四千年來，第一次由人民自由投票選出自己的總統。

身在東京，心裡除了為我的國家感到無比驕傲與興奮，之前我已開始思考如何把這件歷史性的成就及主導這項改革的李登輝總統介紹給日本社會。我把目標鎖定在《朝日新聞》能專訪李登輝總統。

我必須先說明，日本媒體一直是台灣無法入場的禁區。一九八○年代，我第一次駐在東京時，有一回，報紙評論認為應該正視早年台灣人日本兵賠償的問題，我把剪報呈給當時的駐日代表馬樹禮，馬樹禮拿去跟外務省的官員試探可能性。對方官員說，除非是《朝日新聞》刊登出來，一般報紙我們不會重視。外務省官員的談話意謂《朝日新聞》不只有影響力，也代表政府的主流價值。

現在《朝日新聞》已不如《讀賣新聞》，但二十幾年前，《朝日》是言論界的龍頭。日本社會各個領域都講究輩分、身分。拿報界來說，如果同時邀請各報的部長（類似台灣報社的各中心主任），一時間這個場域彷彿猴群的地盤，有階級之分，而《朝日新聞》的部長一定就像猴王一般，他一定先就座，其他人才入座。

然而，像《朝日》這樣重要的媒體，卻未專訪過台灣的歷任總統。當然《朝日》有《朝日》自己的邏輯，它的內部自由派多，親中共和迷戀中共的也有，整體來說，它不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正統的政府，所以不會來訪問此間的總統。不論合不合理，這個傳統事實存在那裡，直到一九九○年代，依舊如是。要突破是一項艱巨的外交工作，困難程度遠超過想像。

雖然困難，我向來認為，成功總是要找機會一試再試，不斷突破，才會到來。趁這次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的大好機會，我判斷《朝日新聞》內部，唯一能影響總編輯決定，改變傳統，來台訪問李登輝總統的只有《朝日新聞》公認最資深的記者船橋洋一。船橋時任《朝日新聞》駐美國的總局長。我專程跑去美國找他，我們是舊識，對李總統的民主化成就有共識，一談即合。他很明快決斷：「台灣方面，你來負責，《朝日》方面，我來負責，我們分頭進行。」

第一次駐日時，我透過世交、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居間引介，認識了船橋洋一。有一天，永井先生打電話來說，他已吩咐船橋與我見面。永井是《朝日新聞》的客座論說委員，地位崇高，依人情倫理，船橋不得不見我。我和他在大倉飯店喝茶，開始認識他，之後我們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當年，船橋正擔任《朝日》駐北京特派員，他寫了一本文革前後的大陸內幕，成為暢銷書。

船橋洋一訪李的工作若光淌淌公開，首先一定在《朝日新聞》內部產生阻撓。社內的親中分子會群起反對，駐北京的總局長也必然加入反對的行列。接下去中共的政治力隨著就會鑽進去，整個工作最後必然見光死。所以，我和船橋的合作分工在保持高度機密下進行。

當時我們的聯繫完全避開政府及辦公室，所有文件只在他家和我家之間傳真來去。結果異常的順利，選舉前，船橋在其專訪報導中，使用一個極高的敬語「哲人政治家」做為標題來形容李登輝。

《朝日新聞》也史無前例派遣亞洲總局八位記者來台採訪，對台灣做系列報導，從政治、經濟到教育各層面，於選舉前後，總共連載二十二篇。如果換算成國際宣傳的廣告費，必定以億元計，且效果遠遠不及記者的報導。很妙的是，《讀賣新聞》輸人不輸陣，就在《朝日》的連載結束後，也開始二十七篇連續的報導，打開台灣在日本國際宣傳的另一里程碑。

船橋中英文都很好，是日本記者的偶像，地位崇高。當他來訪問李登輝時，《朝日新聞》亞洲總局派駐泰國、印尼、新加坡和北京的支局長，共七、八個人來陪同，顯示船橋在《朝日》的地位。《朝日新聞》當時陪同的北京支局長崛江義人先生私下告訴我，船橋洋一訪問李登輝，將付出相當的代價。果然，北京大學把原本已同意船橋駐校研究一年取消了，也為此，中國臨時取消他的簽證而無法成行。他對台灣的熱情與對我的友情，我永遠銘感在心。

經過《朝日》和《讀賣》對台灣和李登輝總統的大幅報導，李登輝的名氣在日本可說是全面打開。日本電視公司每年在澁谷車站都設計一個別出心裁的比賽，一九九八那年是看誰叫得又響亮又高亢。有一位高中女生大聲喊：「Li-Tou-Ki, Gan-Ba-Re!!!」意思是「李登輝，加油！！！」她喊得很激昂，獲得第一大獎。一個高中生都知道李登輝，可見李登輝這個名字在日本已經家喻戶曉。當然，台灣民主化的故事也隨著深入日本一般社會人心了。

17. 絕不勉強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進新聞局不久，國際處聯絡室主任虞為注意到我這個人打字很快，日英語流利，聯絡室缺乏人才，就把我借調去當聯絡官。

早年，新聞局和外交部在對外工作分工明確，凡是有邦交國的人員來訪，歸外交部，無邦交國則歸新聞局。

一九六○年代，國際的大局勢基本上是中美同盟共同對抗共產世界。實際合作的關係落實到新聞局國際處的層次，就是美國中情局給台灣國際宣傳的經費，以「自由中國」為主軸，向國際極力宣揚台灣的「自由」與「民主」。

國際宣傳工作中，台灣為了鞏固聯合國席次，對新興國家數目最多的非洲...

◎推薦序1 世家子弟──阿舍．黑狗兄／李昂（名作家）

認識張超英先生多年，他如此精采的家世與生平，讓我都想用筆記錄下他的故事，可惜彼此忙碌，未能如願。

現看到陳柔縉女士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完成此書，張超英先生種種有趣、特殊的事蹟躍然紙上，我一面看一面想：

真比小說還精采。

很少人有像張超英先生這樣的家世，在此先簡單做個陳述。第一代張聰明先生白手起家，靠礦業成為鉅富，時值日本時代早年。第二代張月澄先生，研究台灣近代歷史、文化的人，都會知道這位抗日人士，為追求台灣的自立自治被抓被關。

好不容易二戰日本敗戰，張月澄先生像當年企望祖國的台灣菁英分子，等到的是二二八殘酷的鎮壓與屠殺，雖未失去生命，家族花了極大的代價將他救出鬼門關，但從此幻滅，鬱鬱以終。

第三代便來到了張超英先生，他就是本書的主人翁。當然是含著金湯匙長大，本書最精采的部分是看著他娓娓道來如何十三歲與台灣當時首富吃飯，富貴如這位台灣商業鉅子，吃的也不過是一碗切仔麵，而且隔天中午即因病驟逝。

這給了當時年僅十三歲的張超英先生很大的啟示：

「我開始隱約感覺擁有很多錢的虛無，覺得知道怎麼賺錢並不重要，知道怎麼花錢才是人生更重要的事。」

這幾句話無疑道出了一位「阿舍」的真正心聲。張超英出生時家族已富到第三代，生在日本，在香港求學、住過上海，在東京受完大學教育。小時候便見過最繁華的大都市裡的大排場，以及都市邊緣人飢餓、凍死路邊的慘狀。這些，都像「大觀園」裡的「賈寶玉」，很容易參透人生的無常吧！

童小到青少年的回憶，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本書部分。我們看到一位富過三代的「阿舍」，而且是位十分善良、有點柔弱易感的年輕人，更重要的是，長得文秀而好看。我常和張先生開玩笑，如果他生在今日，不知會引來多少女性的主動追求呢！

這位既是「阿舍」又是「黑狗兄」的世家子弟的生活，兩代獨子當然倍受寵愛，尤其母親早逝，沒被寵壞多半來自他本性純真善良吧！

我們看他坐上卡車踩油門就往前開；有第一部台灣的速克達，在二戰物資匱乏時，從上海帶來值四、五百塊美金呢！當然也讀到他怎樣在上海喝到第一口可樂，感嘆「怎麼有這樣好喝的東西」，而後，一輩子最愛的飲料便是可樂。

我認識張超英先生時，看到他年紀不小，但還像孩子一樣地嗜喝可樂，真覺得這位可愛的「黑狗兄」，一輩子真的是個「阿舍」。

「阿舍」形容的是張超英先生的氣質，他絕非我們刻板印象一事無成的「了尾仔」。隨著二二八之後家道不如以前，張超英先生靠著自己的能力在新聞局工作，拍紀錄片獲獎，開工作室，而且最重要的，在時代的洪流中，見證到了幾個重大的歷史片刻。比如蔣經國在美國遭刺殺未成那次，他在現場。中國進聯合國後台灣成為外交孤兒；張超英先生藉著家中累積的日本關係、人脈，讓宋楚瑜能在高爾夫球場「偶遇」日本首相，都充分展現他的能力。

而且，張超英先生與賢慧能幹、同樣家世良好的太太顏千鶴女士結婚後，生育出色的孩子，有的還在科技界頗有成就，打破「富不過三代」這樣的說法。

從祖父靠礦業成鉅富，父親是日本時代聞人張月澄先生一代，在日本讀書時坐自家黑頭車，請有祕書，學生有此排場，到花了大把的錢抗日。到張超英這一代，年輕時代享盡榮華富貴的生活，這本書記載的，當然不只是張家的家族史，毋寧也是台灣的一頁近代史吧！

但我個人最喜歡的，仍然是這個有點害羞、十分可愛的「阿舍．黑狗兄」。畢竟，像張超英先生這樣的家世子弟，隨著過去的台灣，不會再以這樣的方式重現了。

那麼，讀者不妨從書中，體會一下那個過去的時代，台灣人的風華吧！

◎推薦序2 超越時代與國境框架的自由人──劉黎兒（資深媒體人、作家）

我一九八二年到日本，二○○四年離開新聞界，目前依然住在日本。張超英二度派駐日本當東京新聞處處長而大顯神通時，我是見證人；許多的功績和張超英這個人，也是我離開新聞界之後，更能客觀地來下定論，以及確認自己受了張超英先生什麼影響。

我到日本不久，接任《工商時報》特派員（後來才出任《中國時報》特派員），張超英便馬上要我加入日本記者俱樂部，他認為不僅是外交官，台灣特派員加入關鍵性的組織，也是增加台灣發言權的做法，但要成為會員需要兩家日本報社推薦，張超英為我安排了他關係深厚的《河北新報》，以及《長崎新聞》（前身為《長崎日日新聞》）當我的推薦人，讓我順利入會，協助台灣的特派員大量加入日本記者俱樂部，也是張超英的功績之一，不過跟其他的功績比較起來，連提都不值一提吧！但最初沒邦交而能打下這塊地盤，也是靠他了解日本人，又擁有日本人較為脆弱的新聞自由、民主自由的理論武裝，才能理直氣壯去爭取到的吧！

當時我對日本圓的扁的都還搞不清楚，不僅跟日本全國性大報關係稀薄，對地方報更是無知，只是對《河北新報》的「河北」覺得有趣。當時還未開放到大陸探親、觀光，地理課本上讀的河北居然在日本邂逅到，奇妙無比，要等日後我在栃木縣的那須有個家，常去附近的白河等小鎮玩，才知道原來河北是指白河以北的日本東北（陸奧）地方；因為當初加入不易，即使離開新聞界，但還為報紙、雜誌撰寫時事評論，至今我都還維持日本記者俱樂部會員身分。

張超英第一次到任後，便很積極展開對《產經新聞》以外報社的交流，尤其是推動《朝日》、《讀賣新聞》等的關係，日本新聞界是比肩看，尤其是兩大報報導的話，其他報也都會積極跟進，但如此做法引來有人批判張超英「大小眼」，其實這與日本媒體習性有關，亦即擒賊擒王，「大小眼」是一種權宜措施，而且要「大小眼」很不容易，因為大的地方很難攻破，日本媒體人士都有輪調制度，張超英到任當初，除了《產經》之外，其他媒體的名單都是失效的陳年名單，早已換了不知道多少輪，一切從零開始去衝刺。在美國工作一、二十年的張超英也注意到，歐美媒體派駐東京的單位總控整個亞洲的報導，因此跟派駐東京的歐美特派員打好交道，也等於控有全世界媒體，東京新聞組的作用因此可以發揮到極致。

在二十幾年前，我剛到日本時，日本關於台灣的報導只有女人來賣春與走私毒品等，形象很差，認識很有限、荒謬，甚至有日本人還認為台灣人是生活在熱帶雨林裡吃香蕉等；張超英告訴我，他的原則是只要日本記者願意去台灣，他不會以任何條件來束縛的，果然開始在一些雜誌、綜藝節目等也都開始出現台灣的相關鏡頭，從軟性到硬性消息，「台灣」兩個字開始在日本媒體上登場。

許多大報記者都跟我說：「因為去過台灣，我們是用我們的肌膚來感受台灣的民主，實感到與中國的不同！我們跟報社內部已經成為化石的老左派不一樣。」因為平時不斷積極與日本媒體建立關係，在關鍵時便見真章，如一九九二年廣島亞運時徐立德代替李登輝出席，按理「徐立德」三個字的日文發音很聱牙，但日本電視主播都不得不學會念這三個字，其後一九九五年辜振甫出席大阪APEC等，台灣出席問題均成為日本報導焦點，每天見諸頭版頭條，因為新聞操作成功，因此代理出席比李登輝本人出席效果要好千萬倍，最後集大成是一九九六年張超英促使二十幾位日本記者跟李登輝訪美，這樣的成果在當時根本是破天荒、難以想像的。

單單這三大次新聞操作，換算成廣告價值至少是上兆日圓計算吧！在張超英時代，日本媒體有關台灣的報導與日俱增，新聞局駐日的新聞組也開始能每年彙整出一本厚厚的統計與重要剪報，張超英並沒有強調這點，或許也是無意將功績全部算在自己身上。

張超英發現在日本要宣傳台灣，打李登輝牌是比較容易做的，不僅李登輝訪美，還有積極拉線促成的《台灣的主張》日文版賣了二十萬本以上，擴張了李登輝在日本的影響力，也是讓李登輝被北京視為首位罪魁的原因。

張超英的手法也讓我學習模仿過一次，亦即二○○一年十一月我得知剛卸下巨人職棒監督職務的長島茂雄有意到台灣觀看世界盃的日本隊的比賽，正好自己跟讀賣集團有關係，便安排當時駐日代表羅福全跟讀賣人士一起去拜會長島茂雄，並邀請他訪台，長島快諾，因為長島到台灣，日本電視（NTV）便轉播了日本隊在台灣的比賽，而且共有百位記者同行，大概是台灣連續出現在日本電視鏡頭上最久的紀錄，我暗自竊喜。

不過正如我自己牽線的這次經驗一樣，做的是日文所謂的「裏方」（編按：うらかた，在背後出力的人）的幕後黑子的工作，如果今天沒寫出來，誰也不知道，張超英做過千萬件比我規模、影響力更大的幕後工作，但若非他這次自己用回憶錄形式道出，或許天下人很快就會忘懷，而且加上他曾經不斷幫他覺得有知遇之恩的宋楚瑜，更惹上額外的政治恩怨，讓他更沒機會得到應得的正面評價；也讓我覺得我這樣的文字工作者其實是占盡便宜，寫什麼都讓天下人知道，不像張超英這樣應該在日台交流史扮演重要地位的人，至今華人世界對他並不大清楚。

日本外務省主管中國政策的官員曾經對我說：「妳對張超英那麼肯定，可是在我們看來他未免太『強引』了，不像在做外交！」「強引」就是強硬、蠻幹的意思，我內心想：「以當前日台現狀，不稍微強硬些，台灣就什麼國際地位都爭取不到的！日本也不會主動給台灣的！」而且我也知道，張超英是超出外交框架在做事，但絕不是蠻幹，他深知日本人講求人脈關係，他在日本曾經住過文化學院創辦人西村伊作家裡、又跟曾任文部大臣及《朝日新聞》客座主筆的永井道雄是世交等，關係赫然，加上本身涵養、談吐都有魅力，在日本自然很吃得開。我也因為他的關係認識了某些日本媒體人士，如《朝日新聞》著名的「天聲人語」（編按：《朝日》始刊於一九○二年的著名社論專欄）作者的白井健策等，後來也代張超英去出席白井感人的喪禮！

書中提到的《讀賣新聞》記者戶張東夫，當年也曾經對我說過：「日台關係中應該特別列出張超英時代的一個章節，有張超英跟沒有張超英，日台關係其實是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當時我同意他的看法，即使其後有些現實政治干擾，我的看法現在也沒有改變，張超英這樣的人可以在沒有舞台的地方創造出舞台來，這是他偉大的地方。當然有些或許是時代讓他很容易去打拚，例如「為台灣」、「台灣民主化」的價值，在一九八○年起的二十年是比較容易認同的，也會讓在海外的人有衝勁，不顧一切地奮身前衝，但二○○○年之後就是認同等都逐漸比較困難的時代，要有如張超英的神力不可能的同時，要單純地衝刺也不容易。一九八○年代起到亞洲經濟危機為止，經濟看好的台灣在亞洲的發言權也很大，或許也助長了台灣各種國際宣傳工作的聲勢，亦即那時的台灣說話可以比現在大聲多了，或許也有時代幫了張超英一把的小因素存在吧！

不過最主要的是，我到現在才體認到張超英是一位真正自由的人，沒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型態，對現實利害並不計較，才能跳脫官式框架乃至時代、國境的框架，或許也跟他優裕的成長背景有關係；有許多餘裕的大少爺才能不計較的，或許這正是我這種普通人家出身的人所難及的。

我生平最不喜看自圓其說的回憶錄，但張超英的敘述精確平實，加上陳柔縉深厚的日治時代史學素養，算是我自己第一本可以接受的回憶錄，讓我很羨慕張超英有一個可以如此敘述的精采人生。真正自由人的他直呼高官權貴的名字，我也想仿效，只稱他為張超英，就算當著面這樣叫他，他也不會生氣吧！

◎推薦序1 世家子弟──阿舍．黑狗兄／李昂（名作家）

認識張超英先生多年，他如此精采的家世與生平，讓我都想用筆記錄下他的故事，可惜彼此忙碌，未能如願。

現看到陳柔縉女士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完成此書，張超英先生種種有趣、特殊的事蹟躍然紙上，我一面看一面想：

真比小說還精采。

很少人有像張超英先生這樣的家世，在此先簡單做個陳述。第一代張聰明先生白手起家，靠礦業成為鉅富，時值日本時代早年。第二代張月澄先生，研究台灣近代歷史、文化的人，都會知道這位抗日人士，為追求台灣的自立自治被抓被關。

好不容易二戰日本敗戰...

張超英

「宮前町九十番地」是我老家舊址，即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台灣水泥公司的對面，佔地一千多坪。這個地址在台灣近代史上有兩個特殊意義。

日本時代，我父親張月澄（又名張秀哲）以象徵性的一圓日幣租給中華民國駐台領事館，他的本意是「能讓自家屋頂上飄著中華民國國旗」，不亦樂乎。當時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是二等國民，滿腹的壓抑，能看到「祖國」的國旗在自家飄揚，不免也是一種紓解。

祖父當時是台灣煤礦界的資產家，雖然表面親日，但私底下也不反對父親的決定。為了提供這棟自宅，祖父特地在同址後院加蓋一棟一模一樣的洋樓，我們一家人就從前院搬到後院。

家父學生時代（一九二○年代）靠著在台灣的祖父無限制的經濟支援，致力於反日運動，在廣州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並出版《台灣先鋒》，鼓吹中國革命「勿忘台灣」。這一群台灣學生夢想著藉由中國革命成功來解救台灣人民脫離日本統治，現在看來真是「頭殼壞掉了」。更諷刺的是，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家父也與一般台灣知識分子一樣遭受國民黨逮捕，在死刑前獲救，夢碎也心碎。

二次大戰後，國共鬥爭，蔣介石節節敗退，他手下的情報首腦毛人鳳奉命先來台灣布署，毛人鳳的落腳地也是我家。這次，屋頂上不是飄著國旗，而是架設各式各樣的無線電天線，院子裡更擺著準備隨時給蔣介石使用的三部美國產的豪華大轎車，一字排開，頗為壯觀。

我的母親甘寶釵是彰化名紳甘得中的長女，彰化女中第一屆畢業，也是當時女孩子到日本留學的先鋒之一，就讀於至今仍享有盛名的日本女子大學。在一九二○年代，她因深受日本西化的影響，自由、平等、人權的理念深植心中，主張女子剪髮，投入社會服務。剛好父親也在報上呼籲提高婦女人權，兩人有相同的革命理念，相互傾慕，而結成連理。

身為他們的獨子，體內或許也流著相同的熱血，一心所想，就是本於自由、民主、人權，要提高台灣人的尊嚴與地位。在我人生歷程中，經過了日治時代、威權時代、李登輝時代以及現在的本土時代。在各階段中，為了反對不自由、不民主、不公義而迸發出不同的火花，也為了執著於這個理念，在我人生各階段，有人說我是「漢奸」，也有人說我是「台奸」，有人把我歸為「宋派」，更有人指我是「只會花大錢的公子哥兒」，對這些指稱，我總是一笑置之，從不放在心上。

記得二○○○年那次選舉前，我公開發表「同時支持李登輝與宋楚瑜，對我來說並不矛盾」，引起很大議論。其實，我的信念只有一個，凡是為自由、民主、公義理念而奮鬥的人，我都會無條件支持。可惜二○○○年以後，兩人都偏離了這個理念，使我無法接受。

回顧參與國內國外大大小小事件，不計其數，引以為傲的是我始終沒有參加國民黨。在公務員三十一年生涯中，始終以超然的態度，努力做自己認為「對」的事，追求符合自由、民主和公義的事。一九五八年進入新聞局，一九六二年升任國際處第三科科長，到一九九八年退休時任駐日代表處顧問兼新聞組組長，三十年從科長到組長，職階相差無幾。也許我的名字使我太超然，從來不計較地位和金錢。生命中只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爭取台灣人的民主、自由和人權，而這個職場正提供了我這個舞台，讓我很是感念上天的恩寵。也許在一般人眼中，我太「天真荒唐」，就如我父親早年參加中國革命的「天真荒唐」。

如果能藉著我對往事的回憶而激發讀者少一點功利主義，多一點超然客觀，少一點藍綠色彩，多一點回饋社會的熱忱，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這本書得以完成面世，我要感謝柔縉，她不但文筆流暢，記憶力更是驚人。她在考證與整理上，花了好大精力與時間，彌補了我的粗枝大葉，當初能請得到她執筆，實在幸運，在此特別致上萬分的感謝。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內人千鶴，由於她一路參與、犧牲與支持，我們才能共創本書的片片段段。我們既是夫妻，更是同志。這本書也將是我夫婦留給家瑜、得瑜、致瑜三個孩子的禮物，希望他們能體會我們對台灣的愛，了解我們曾經走過的路。

張超英

「宮前町九十番地」是我老家舊址，即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台灣水泥公司的對面，佔地一千多坪。這個地址在台灣近代史上有兩個特殊意義。

日本時代，我父親張月澄（又名張秀哲）以象徵性的一圓日幣租給中華民國駐台領事館，他的本意是「能讓自家屋頂上飄著中華民國國旗」，不亦樂乎。當時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是二等國民，滿腹的壓抑，能看到「祖國」的國旗在自家飄揚，不免也是一種紓解。

祖父當時是台灣煤礦界的資產家，雖然表面親日，但私底下也不反對父親的決定。為了提供這棟自宅，祖父特地在同址後院加蓋一棟一模一樣的洋樓，我...

◎推薦序1 世家子弟──阿舍．黑狗兄／李昂　　　　
◎推薦序2 超越時代與國境框架的自由人／劉黎兒
＊＊彩照＊＊
◎自序／張超英
◎張超英大事年表（拉頁）
1 台灣首富「一碗麵」的故事
2 祖父開煤礦致富
3 像托洛斯基的抗日學生
4 開蔣介石座車去海邊玩
5 母親坐月子私動手術早逝
6 祖母跪求上帝讓我康復
7 我是阿公阿嬤的鑽石孫
8 去鐵道旅館喝咖啡吃布丁
9 日本同學叫我蝴蝶
10 用手把馬糞按進土裡
11 戰火上海初嚐可樂
12 門前死了人蓋著草蓆
13 騎紅色速克達兜風
14 美聯社記者太太教我英文
15 和未來的日本皇后跳舞
16 新聞局只有四個台灣人
17 絕不勉強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18 艾森豪訪台行程分秒不差
19 拍紀錄片在法國得獎
20 蔣家皇孫醉酒開槍
21 被誣從越南帶嗎啡回台灣
22 柳暗花明改派紐約
23 美國名主播告知台美將斷交
24 紐約大街上有我專用車位
25 目睹蔣經國遇刺
26 尼克森朝我走來跟我握手
27 買回安東尼奧尼的「中國」
28 新聞處開灌水證明好租房子
29 登報賣二手冷氣
30 選妻條件「一定要凶」
31 搭計程車密訪台獨人士
32 王昇問我兩次「府上哪裡」
33 拒絕當國民黨眼線
34 幫反對運動出點子
35 太太說贊成中國美國建交
36 殺到威廉波特給金龍隊加油
37 拯救病危的謝聰敏
38 紐約新聞處樹倒猢猻散
39 初到東京當「流氓頭」
40 和文部大臣的四代交情
41 日本人一起闖紅燈就不怕
42 很高興來了五個記者
43 日本簽證兩週到兩天的內幕
44 《讀賣》小林社長密會嚴家淦
45 跟中國打新聞戰
46 蔣經國要宋楚瑜多來日本
47 旅館裡有藏姨太太的密室
48 安排巧遇日本首相
49 如櫻花灑落瞬間飄離
50 回紐約當錄影公司老闆
51 特殊職員陳文茜
52 賭城贏BMW百萬跑車
53 五十九歲學開小飛機
54 公視籌創問題多多
55 和總統府有祕密熱線
56 劉黎兒說我能呼風喚雨
57 台灣總統首度登上日本報紙頭版
58 日本外務省裡的中國幫
59 強拉辜振甫見日本記者
60 李登輝在日本名氣全面打開
61 不分黨派幫助陳水扁
62 建議李登輝爭取諾貝爾和平獎
63 找到松下幸之助自傳執筆人
64 「綁架」李登輝三天
65 李登輝的側面
66 《台灣的主張》出版幕後
◎後記／陳柔縉

◎推薦序1 世家子弟──阿舍．黑狗兄／李昂　　　　
◎推薦序2 超越時代與國境框架的自由人／劉黎兒
＊＊彩照＊＊
◎自序／張超英
◎張超英大事年表（拉頁）
1 台灣首富「一碗麵」的故事
2 祖父開煤礦致富
3 像托洛斯基的抗日學生
4 開蔣介石座車去海邊玩
5 母親坐月子私動手術早逝
6 祖母跪求上帝讓我康復
7 我是阿公阿嬤的鑽石孫
8 去鐵道旅館喝咖啡吃布丁
9 日本同學叫我蝴蝶
10 用手把馬糞按進土裡
11 戰火上海初嚐可樂
12 門前死了人蓋著草蓆
13 騎紅色速克達兜風
14 美聯社記者太太教我英文
15 和未來的日本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