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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年出生於荷蘭鹿特丹，1902年隻身前往美國，是享譽世界的大眾史學作家。房龍曾先後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和德國慕尼黑大學就讀，並獲得博士學位。在人類歷史、地理、文化、藝術、科學等方面的精深學識，賦予了他開闊、溫文儒雅、自由飄逸的文字風格。另作《聖經的故事》、《寬容》、《房龍地理》等書，亦充滿幽默、迷人的特殊風格。
約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
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專注於法國史及現代歐洲史。代表作為《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歐洲》，目前定期在耶魯大學講授《歐洲現代史》課程，深受講師和學生喜愛。
羅勃‧蘇利文（Robert Sullivan）
美國暢銷大眾史學作家，出版專書超過十餘種，長期為《紐約客》雜誌、《紐約時報》等各大媒體撰稿。
譯者簡介：
林曉欽
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主修政治哲學，主要興趣為西方政治哲學史、當代思潮、族群政治等。現為自由譯者、編輯。譯有《橋：歐巴馬的生命與崛起》、《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聖母峰之死》、《列寧的墳墓》、《芬蘭教育這樣改！全球第一個教改成功案例教我們的事》、《債的歷史: 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等書。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新版說明
一九七二年，在愛德華‧普恩（Edward C. Prehn）博士、耶魯大學的保羅‧希爾斯（Paul Sears）教授以及紐約大學的艾德溫‧布羅米（Edwin Broome）教授等人的協助下，出版商增修了本書內容。在一九八四年以及一九九九年，耶魯大學的約翰‧馬里曼（John Merriman）教授再度增修文字，亞當‧西蒙（Adam Simon）負責繪製插圖。在這個最新增修版中，羅伯‧蘇利文（Robert Sullivan）增加了一些新的章節與導論。
新版導言
房龍身軀魁偉，養了一隻小狗，他認為，關於這個世界的故事是如此宏大龐雜，只由少數人去探索是不夠的。閱讀這部作品將會讓你了解一件事：房龍認為自己就像一名老式火車上的鍋爐技師，透過撰寫這本書，不斷將昔日的故事和事實送進人們的心智裡，讓進步的引擎得以加速運行。或者說，他似乎認為，唯一能夠讓我們繼續前進的辦法，就是敏銳深刻地了解歷史的持續脈動。我猜測房龍這樣的想法必然跟他的出生年代有關（一八八二年），那是人類開始走向專業化的時代。
當然，每個時代都會出現專業分工。如果你活在鐵器時代的丹麥，並且非常擅長於將金屬鎔鑄為工具或武器，那麼你不太可能會被叫去照顧牲口。然而，在一八八○年代，一門新的科學席捲了全世界的工廠，那就是管理學（management）。當管理學主導了一切，工作便不再只是工作；工作變成了一種可以細細拆解成各種零件與部位的東西，就像鳥的種類或疾病的類型一樣。於是，工廠的組裝線就在這個時候誕生了，這讓工人感到非常氣餒。專業化也蔓延到生活的所有領域，包括學術研究以及──你手上這本書最最關注的──歷史領域。房龍的作品與「專業化」完全不同，他批評那些只關注於檔案櫃的專家們「心智狹隘」。房龍有時被稱為「普及作家」（popularizer），歷史學家小亞瑟‧史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相當稱讚房龍的普及化寫作風格，他寫道「在知識愈趨專業化的年代，能夠以清楚易懂且引人入勝的方法來書寫嚴肅的主題，正是文明社會所必需的。」史列辛格也補充道，房龍是充滿「熱誠」的人。
這並不是說房龍缺乏專業能力。畢竟，他鑽研的是歷史學，那是與化學或南極地質學完全不同的領域。他在慕尼黑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康乃爾大學與安堤阿學院（Antioch College）講授歐洲史。除了《人類的故事》之外，他還有其他幾十部著作，包括《荷蘭王國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Dutch Kingdom）、《R.v.R：林布蘭‧范‧萊因的生平與時代》（R. v. R.: The Life and Times of Rembrandt van Rijn），在一九三九年時與葛瑞斯‧卡斯塔妮塔（Grace Castagnetta）合著了《最後的吟遊詩人：卡爾‧麥可‧貝曼 1740-1795》（The Last of the Troubadours: The Life and Music of Carl Michael Bellman 1740–1795）。柯尼立斯‧凡‧明能（Cornelis A. van Minnen）在二○○五年出版的房龍傳記裡提到，《人類的故事》可說是一時興起而寫下的。當時，出版商霍瑞斯‧里夫萊特（Horace Liveright）想要嘗試把廣受成年人喜愛的一種書籍類型──稱為「outline」（簡明、綱要）──改寫為少年兒童讀物，這類書包括查爾斯‧比爾德與瑪麗‧比爾德（Charles and Mary Beard）的《美國文明的興起》（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1927），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烏托邦的故事》（Story of Utopias，1922），以及威爾‧杜蘭（Will Durant）的《哲學的故事》（Story of Philosophy，1926）。這些作品的撰寫目標都很明確：如果使用所有人都能看懂的語句、避免過多的細節，就能讓非本行的讀者也能了解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杜蘭是最受歡迎的成人簡明歷史作家，他曾在書中提到，房龍的作品不僅能讓收到這本書的孩子滿意，為孩子購書的父母也同樣喜愛。「人類愈來愈不了解自己的故事了」杜蘭這麼說。
今天這個時代已經變得更加專業化，同時也更加普及化；只需要按幾下滑鼠，就能獲知許多事實，這時候我們應該如何閱讀《人類的故事》？（不過，即使是現代，全世界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沒有網路可用）房龍這部經典巨著裡頭有些錯誤、有些誤解，當然也跟我們這個時代有些隔閡。那個時代的美國人普遍抱持著某些偏見，例如厭惡一些移民群體，我們回顧房龍的一生，不難發現他曾因此而受苦。儘管如此，整體而言這本書蘊含著一股自我期許的精神——房龍對自己、讀者以及未來的人類懷抱著希望。這也符合了房龍對一九四○年代的世界局勢的看法，他曾提及「『彼此相屬』的共識」，他也認為，與其將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視為一大堆法規與條例，不如視為「一種新的心態」。房龍在紐約的廣播電台以及國家廣播電台（NBC）上節目時就是這麼講的，他說這是「為了人類的福祉」。房龍真的相信人類正在進步，即便納粹當時正在攻擊他的歐洲故鄉（他出生於鹿特丹）。「我們一定能夠度過這場考驗！」房龍對世界的未來就是如此樂觀。
房龍在一九四四年過世，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但當時希特勒已經節節敗退，許多人都能預見戰爭即將結束。房龍似乎相信美國即將成為一個帶領全世界走向更美好未來的國家，但是後來的發展並非如此順利。人類的故事向來就是這麼複雜。
另一方面，《人類的故事》這本書就真的一直在進步。有好幾位作者修訂過內容，當然，他們並沒有改變房龍的原始精神，因而本書依然維持了作者初衷。這本書現在已經像是歷經數代傳承的筆記，上頭結了些蜘蛛絲，裝訂也有些鬆動，但也在傳承過程中添上了新的裝飾。讀者自己必須作一些功課，但不會比一九二○年、一八二○年或是人類剛出現時所必須作的還要多。畢竟，「過去」這種東西，只有在我們開始思考它的時候才會活起來，愈反覆思考則愈有生命力。讀者應該做的功課就是在閱讀此書時尋找真相、研究真相、深入的研究，採取不同的角度觀察它，不要視任何事情為毫無疑問，因為很少有什麼事情是毫無疑問的，不要害怕仔細端詳那些從來沒有被好好檢視過的事物。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曾於一八三七年時在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教書。他非常喜歡說：黑暗時代（Dark Ages）之所以黑暗，只是因為人們對它一無所知。
如果你在房龍撰寫《人類的故事》時去拜訪他，那麼你一定去過一九二○年的紐約曼哈頓格林威治村巴洛街，你得爬上公寓四樓才會看見房龍正在用打字機打下初稿、繪製那些插圖，臉上可能還會帶著宛如孩童般的喜悅。對了，當我說「孩童般的喜悅」，意思是說房龍畫圖時從不掩飾心中的快樂。成年人總是以為自己比小孩更成熟，但是對我來說，成年人只是更懂得如何隱藏自己心中的喜怒哀樂而已。
房龍出了名喜歡表達自己的快樂。當他過世的時候，一份訃文稱呼房龍是「愛笑的哲學家」。倘若你只知道一件關於電影版《人類的故事》的事情，那應該就是華納兄弟在一九五七年推出這部電影時，聘請了一大堆的明星參加演出——文森‧普萊斯（Vincent Price）、羅納多‧考爾門（Ronald Colman）、海蒂‧拉瑪（Hedy Lamarr）、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艾格妮斯‧摩海德（Agnes Moorehead）與維吉妮亞‧梅奧（Virginia Mayo）——還有格魯喬‧馬克思（Groucho Marx）、哈珀‧馬克思（Harpo Marx）以及奇科‧馬克思（Chico Marx），也就是著名的馬克思兄弟。格魯喬‧馬克思於一八九○年出生在紐約，跟房龍一樣是愛笑的哲學家。他在一九三三年製作《鴨羹》（Duck Soup）是一部反戰電影。格魯喬曾說：「除了狗之外，書是人類最好的朋友，畢竟，我們讀不懂狗的內心世界。」（Outside of a dog, a book is a man's best friend. Inside of a dog it's too dark to read.）
如果你回到一九二○年探訪房龍的公寓，也許會注意到一件事情，房龍的狗有時會坐在他的書桌上，好像在監督房龍探索世界歷史的進度。當《人類的歷史》完成之後——其實只花了兩個月時間而已——你還會看見房龍滿懷喜悅地寄出書稿，然後搬到俄亥俄州，在安堤阿學院教了一陣子的書，最後終於決定辭掉那份工作。離開學校的那一天，學生抵達教室時發現他留下了一張紙條──「我想，跟好朋友告別並不需要花太多時間，」房龍寫道：「希望在這段時間裡，我們都從彼此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是說再會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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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專注於法國史及現代歐洲史。代表作為《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歐洲》，目前定期在耶魯大學講授《歐洲現代史》課程，深受講師和學生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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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每個時代都會出現專業分工。如果你活在鐵器時代的丹麥，並且非常擅長於將金屬鎔鑄為工具或武器，那麼你不太可能會被叫去照顧牲口。然而，在一八八○年代，一門新的科學席捲了全世界的工廠，那就是管理學（management）。當管理學主導了一切，工作便不再只是工作；工作變成了一種可以細細拆解成各種零件與部位的東西，就像鳥的種類或疾病的類型一樣。於是，工廠的組裝線就在這個時候誕生了，這讓工人感到非常氣餒。專業化也蔓延到生活的所有領域，包括學術研究以及──你手上這本書最最關注的──歷史領域。房龍的作品與「專業化」完全不同，他批評那些只關注於檔案櫃的專家們「心智狹隘」。房龍有時被稱為「普及作家」（popularizer），歷史學家小亞瑟‧史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相當稱讚房龍的普及化寫作風格，他寫道「在知識愈趨專業化的年代，能夠以清楚易懂且引人入勝的方法來書寫嚴肅的主題，正是文明社會所必需的。」史列辛格也補充道，房龍是充滿「熱誠」的人。
這並不是說房龍缺乏專業能力。畢竟，他鑽研的是歷史學，那是與化學或南極地質學完全不同的領域。他在慕尼黑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康乃爾大學與安堤阿學院（Antioch College）講授歐洲史。除了《人類的故事》之外，他還有其他幾十部著作，包括《荷蘭王國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Dutch Kingdom）、《R.v.R：林布蘭‧范‧萊因的生平與時代》（R. v. R.: The Life and Times of Rembrandt van Rijn），在一九三九年時與葛瑞斯‧卡斯塔妮塔（Grace Castagnetta）合著了《最後的吟遊詩人：卡爾‧麥可‧貝曼 1740-1795》（The Last of the Troubadours: The Life and Music of Carl Michael Bellman 1740–1795）。柯尼立斯‧凡‧明能（Cornelis A. van Minnen）在二○○五年出版的房龍傳記裡提到，《人類的故事》可說是一時興起而寫下的。當時，出版商霍瑞斯‧里夫萊特（Horace Liveright）想要嘗試把廣受成年人喜愛的一種書籍類型──稱為「outline」（簡明、綱要）──改寫為少年兒童讀物，這類書包括查爾斯‧比爾德與瑪麗‧比爾德（Charles and Mary Beard）的《美國文明的興起》（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1927），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烏托邦的故事》（Story of Utopias，1922），以及威爾‧杜蘭（Will Durant）的《哲學的故事》（Story of Philosophy，1926）。這些作品的撰寫目標都很明確：如果使用所有人都能看懂的語句、避免過多的細節，就能讓非本行的讀者也能了解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杜蘭是最受歡迎的成人簡明歷史作家，他曾在書中提到，房龍的作品不僅能讓收到這本書的孩子滿意，為孩子購書的父母也同樣喜愛。「人類愈來愈不了解自己的故事了」杜蘭這麼說。
今天這個時代已經變得更加專業化，同時也更加普及化；只需要按幾下滑鼠，就能獲知許多事實，這時候我們應該如何閱讀《人類的故事》？（不過，即使是現代，全世界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沒有網路可用）房龍這部經典巨著裡頭有些錯誤、有些誤解，當然也跟我們這個時代有些隔閡。那個時代的美國人普遍抱持著某些偏見，例如厭惡一些移民群體，我們回顧房龍的一生，不難發現他曾因此而受苦。儘管如此，整體而言這本書蘊含著一股自我期許的精神——房龍對自己、讀者以及未來的人類懷抱著希望。這也符合了房龍對一九四○年代的世界局勢的看法，他曾提及「『彼此相屬』的共識」，他也認為，與其將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視為一大堆法規與條例，不如視為「一種新的心態」。房龍在紐約的廣播電台以及國家廣播電台（NBC）上節目時就是這麼講的，他說這是「為了人類的福祉」。房龍真的相信人類正在進步，即便納粹當時正在攻擊他的歐洲故鄉（他出生於鹿特丹）。「我們一定能夠度過這場考驗！」房龍對世界的未來就是如此樂觀。
房龍在一九四四年過世，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但當時希特勒已經節節敗退，許多人都能預見戰爭即將結束。房龍似乎相信美國即將成為一個帶領全世界走向更美好未來的國家，但是後來的發展並非如此順利。人類的故事向來就是這麼複雜。
另一方面，《人類的故事》這本書就真的一直在進步。有好幾位作者修訂過內容，當然，他們並沒有改變房龍的原始精神，因而本書依然維持了作者初衷。這本書現在已經像是歷經數代傳承的筆記，上頭結了些蜘蛛絲，裝訂也有些鬆動，但也在傳承過程中添上了新的裝飾。讀者自己必須作一些功課，但不會比一九二○年、一八二○年或是人類剛出現時所必須作的還要多。畢竟，「過去」這種東西，只有在我們開始思考它的時候才會活起來，愈反覆思考則愈有生命力。讀者應該做的功課就是在閱讀此書時尋找真相、研究真相、深入的研究，採取不同的角度觀察它，不要視任何事情為毫無疑問，因為很少有什麼事情是毫無疑問的，不要害怕仔細端詳那些從來沒有被好好檢視過的事物。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曾於一八三七年時在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教書。他非常喜歡說：黑暗時代（Dark Ages）之所以黑暗，只是因為人們對它一無所知。
如果你在房龍撰寫《人類的故事》時去拜訪他，那麼你一定去過一九二○年的紐約曼哈頓格林威治村巴洛街，你得爬上公寓四樓才會看見房龍正在用打字機打下初稿、繪製那些插圖，臉上可能還會帶著宛如孩童般的喜悅。對了，當我說「孩童般的喜悅」，意思是說房龍畫圖時從不掩飾心中的快樂。成年人總是以為自己比小孩更成熟，但是對我來說，成年人只是更懂得如何隱藏自己心中的喜怒哀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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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回到一九二○年探訪房龍的公寓，也許會注意到一件事情，房龍的狗有時會坐在他的書桌上，好像在監督房龍探索世界歷史的進度。當《人類的歷史》完成之後——其實只花了兩個月時間而已——你還會看見房龍滿懷喜悅地寄出書稿，然後搬到俄亥俄州，在安堤阿學院教了一陣子的書，最後終於決定辭掉那份工作。離開學校的那一天，學生抵達教室時發現他留下了一張紙條──「我想，跟好朋友告別並不需要花太多時間，」房龍寫道：「希望在這段時間裡，我們都從彼此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是說再會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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