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尋找台灣勞工的抵抗（摘錄）

勞工為何沉寂？

既有的台灣戰後勞工研究大多聚焦於以下兩個問題：首先，為什麼在快速工業化的六○和七○年代，勞工顯得如此地沉寂？其次，是什麼因素觸發了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的勞工抗爭？

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意指生產者脫離生產工具的歷史過程，從而產生一群一無所有、只能以販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階級。在台灣最顯著的表現即是六○年代之後，快速工業化致使許多農村人口被迫遷移至都市謀生。研究者好奇的是，在這個大規模無產階級化過程中，為何沒有出現激烈的勞資衝突？目前主要有三個解釋取徑。文化主義學派關注的是生氣蓬勃的中小企業，他們主張，儒家倫理鼓勵勞工簡樸勤勞，安份認命，奠定了經濟奇蹟的基礎；同時，儒家傳統家庭和諧的理想成為勞資雙方普遍遵循的價值觀，延伸到工廠內的人際關係，導致勞資傾向彼此合作、共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基本上，文化主義論者完全無視工作場所中的衝突，直接假定勞資雙方共享的文化遺緒會促使勞工願意接受管理者的權威和工業生產的紀律。

第二種觀點通常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啟發，採取了較批判的態度。這些研究不訴諸某種傳統文化，反而特別側重於政治因素，認為長期的威權統治導致了勞工的無能與無助。戴歐（Frederic Deyo）反對草率地使用文化主義的解釋，他強調，許多不利勞工的政策，例如針對罷工的法律規定或是扶持親政府的工會，都會造成「勞工階級的政治排除」。其他研究者也證實了這一點：國民黨政權蓄意使勞工無力動員，並以勞工的缺乏組織鼓勵企業投資。

如果說第一種取徑訴諸於保守文化，第二種觀點重視政治高壓，第三類的研究則是審視其他抑制勞工階級意識，或將其精力疏導至其他途徑的社會制度。例如，對受雇於家族企業的勞工而言，父權和家庭意識型態鞏固了他們的從屬狀態；社會隔離和歧視，促使加工出口區女工對其階級意識保持「緘默」；原鄉的社會聯繫是中小企業招募員工的重要管道，但這也進一步模糊了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的階級關係。此外，有些貧困農民被迫在農閒之餘到工廠工作，以賺取額外收入，成了所謂的兼職無產者（part-time proletariat），而恰恰因為他們出身鄉村，刻苦耐勞的特性使其甘願忍受這種「自我剝削」。

同時，研究者也注意到，小規模創業成為台灣勞工階級普遍採取的抵抗策略，工廠工作經常被視為暫時的，是在為未來創業預作準備；即便是對大公司內位居管理職的員工而言，獨立經營企業仍是一種誘人的生涯展望。謝國雄進一步指出，這一類微型創業不僅是勞工抵抗無產階級化命運的自助策略，其實也是一種意識型態上的效果；也就是說，「黑手變頭家」的期待，正當化了其體力工作欠缺主體性、不穩定，以及沉悶的本質。蓋茨（Hill Gates）則是主張，對於這些在政治上受挫的本土勞工而言，這些「小資本主義」（petty capitalism）所提供的生意機會是一道安全閥，讓他們對政治的不滿，在經濟上獲得抒發的管道。吳乃德也根據調查資料指出，儘管台灣勞工沒有形成階級意識，也缺乏以階級為基礎的動員，但他們對其自身的認同仍展現出高度的自覺，明確認知到不同階級間的差異。

第一種取徑斷言勞工沒有「階級意識」的需求；第二種主張如果沒有政治壓制，勞工可能會產生「階級意識」；第三種取徑則認為勞工的階級意識被轉移到「非階級」的途徑。後兩種取徑都提供了有價值的洞見，也都成功指認出某些阻礙階級抗爭開展的制度性因素，但整體而言，既有的研究皆過度強調台灣勞工階級的順從，而忽視其抵抗。除非我們採取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狹隘定義，否則將缺乏有組織的勞工抗爭視為階級意識不存在的證據，是有點牽強的說法。

九○年代之前，台灣仍存在各種的政治禁忌。關於勞工抗爭活動很難取得相關的歷史材料，許多研究者因而沒能察覺五○年代中期以前的勞工武裝抗爭，誇大了國民黨在戰後初期的控制效果。事實上，國民黨的反共與政治壓制確實使階級動員的成本變得極高，但這些對工作場所的政治改造也播下了抗爭的種子。只不過，這些勞工的抵抗形態殊異，而且也並非只追求單一的階級利益。

解釋勞工的抗爭

台灣戰後勞工研究所提出來的第二個問題則是，為何看似安份認命的勞工，會在八○年代後期爆發抗爭風潮？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威權主義控制的弱化刺激了勞工運動的發展。戒嚴時期的禁令不復存在，異議勞工要組織抗爭活動變得更容易；同時，反對黨的出現也激勵了勞工的政治抗議。除了政治環境的變遷，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其他因素，例如第二代勞工的出現，他們不再懷有傳統農村社會的想像，因此會更積極爭取權益。

關於戰後勞工運動研究，除了上述政治性的解釋，本書還會進一步闡釋與補充以下三點。首先，除了政治自由化的外部衝擊，我們不應忽略工廠內部的變化，即早在解嚴之前，國營事業的工會就已逐漸脫離黨國體制控制，埋下勞工抗爭的種子。其次，儘管八○年代後期爆發了前所未見的勞工抗爭風潮，但並非所有勞工階級的成員都被捲入其中，為何有些勞工動員成功，而有些動員卻失敗了？最後，研究者往往關注的是勞工運動的起源，而非其後續發展。但勞工運動的興起，究竟會對勞工們帶來何種衝擊？這些勞工抗爭對於全國性的勞動政策，以及個別廠場的勞資關係造成怎樣的轉變？除了少數既有的研究，我們仍缺乏對於台灣勞工運動歷程的整體性評估。本書將要指出，台灣勞工運動中，國營事業勞工這個支脈已經走入歷史，隨著台灣政治民主體制之確立，國營事業工會已經告別社會運動，轉化成利益團體。這並不是意味著國營事業的勞工運動消失，目前台灣的勞資爭議仍舊存在，國營事業勞工的街頭抗爭也從未停止，只不過這些街頭抗議大部分不是由體制內的工會所發起的，而一旦欠缺工會的組織根基，勞工運動將顯得零散破裂，很難能形塑出所有勞動者的共同團結。

國營事業勞工的特殊性

既有的勞工研究主要針對民營企業，大多忽略了國營事業的勞工。這點不難理解，因為在一般印象中，國營事業勞工與台灣經濟的成功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會被視為是站在創造經濟奇蹟、積極進取的黑手勞工以及活力旺盛的小頭家之對立面。台灣的國營事業的確有其管理問題，極度官僚的作風和生產力低落常為外界所批評，也因此在國際上不具競爭力。（當然，其中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如五○與六○年代的糖業，砂糖外銷曾是台灣重要的外匯來源。）然而，若不了解國營事業勞工，將無法建立台灣勞工階級形構的完整圖像，理由有三：首先，戰後國營事業源自日本財閥和總督府的殖民工業資產，國民黨政府藉由國有化的手段，將這批台灣歷史上首度出現的無產階級全數納入其控制之下。這項歷史性的決定，對於日後勞工如何回應其從屬狀態有著重大的影響。

其次，國民黨威權統治藉由設置黨工與保防人員，以及組織工會，企圖全面控制勞工。民營企業由於雇主的抵制，國民黨未能達成目的，故僅能在國營事業實現其野心勃勃的計畫。因此，國營事業勞工的命運，其實也提供研究者一條線索，得以完整理解牢固的政治控制是如何深刻地轉化勞工的日常生活，將他們與眷屬納入無所不包的控制。最後，儘管國營與民營事業的勞工都在解嚴後被捲入勞工抗爭的行動中，但只有國營事業勞工持續行動，克服政府打壓，最終見證了社會運動型工會朝向經濟型工會的轉型。相對於此，民營企業初期抗爭雖然更激進，常使用罷工手段，但是經不起政商聯手打壓；除了少數例外，民營企業工會一旦帶頭的幹部遭到開除，往往也就趨於沉寂。

國民黨將殖民時期資產國有化的行為，不僅出現在基礎設施，也出現在製造業。戰後初期，這些虛胖而沒有效率的公部門，成為台灣重要的經濟支柱。例如，一九五二年，國營事業占了百分之四十二點六的國內資本形成毛額和百分之五十六點六的工業生產；同年，國營事業的銷售與利潤提供了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政府歲入，同時間來自稅收的比例卻僅有百分之十六點四。台灣並非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財源卻曾高度仰賴國營事業的收入，因此有研究指出，國民黨政府其實是利用「官僚資本主義」，對台灣人進行毫無掩飾的剝削。後來由於私部門的成長，大型民營企業開始登場，國營事業的經濟重要性才開始緩慢衰減。根據主計總處工商普查報告所示，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國營事業都占有全國經濟的過半資產（參見表一）。

從就業人口來看，國營事業勞工向來只是少數。一九六六∼二○○一年間，國營事業勞工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例最多也只有百分之十三點二，越到晚近，比例越低。至於在這之前的統計數據，要不是不完整，不然就是無法取得。一份行政院資源委員會檔案文件就曾指出，該機構在一九四九年所掌控的生產單位（包括本書所關切的台糖與中油）總共雇用了四四、八四五位勞工，但同時其他政府機關也分別管理不同的生產單位，例如交通部管理郵局與鐵路、財政部管理銀行等。台灣的民營企業在六○年代之後才開始興起，因此可以合理推測，戰後早期（至少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國營事業勞工的比例應該高於表一的數字。國營事業勞工雖然是台灣勞工階級的少數，卻大量集中在工業生產的制高點，而且，他們的生產活動提供了移入政權重要的經濟支持。因此，國營事業勞工如何回應其從屬狀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有深遠的影響。

台灣國營事業在總體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是個有爭議的學術議題。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國營事業天生就是無效率的，因此，民營化是解決其問題的唯一解方；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對於「自由市場」的迷思，他們強調效率不應是唯一判準，因為台灣的公部門擔負許多社會與政策目標，例如產業結構調整、供應弱勢與偏遠居民，以及促進產業成長。但在這場論辯中，迄今仍未出現由下而上的觀點，沒有從勞工的具體處境思考國營事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本書的論點較接近前一陣營，台灣的國營事業的確是缺乏效率的，但其理由並不是自由市場本身的配置效率，或是認為只要有國家介入，就一定會造成負面影響。如下述章節將討論的，真正的問題在於長期以來被堆疊加諸在勞工身上的各種分化政治（divisive politics），包括族群壓迫與黨部控制，以及因此而生的勞工抵抗。

本書的兩個案例，台灣糖業公司（以下簡稱台糖）和中國石油公司（以下簡稱中油）都是設立於一九四六年的國營事業，主要基礎是自日本人手上收歸國有的工業資產，而且曾長期獨占特定市場（白糖煉製、石油煉製與銷售）。兩者皆經歷族群支配、黨國體制的穿透、工會組織化與勞工抗爭興起等過程。

從戰後台灣幾個相對較大的國營事業中挑選這兩個案例，有許多理由。首先，從歷史視野來看，本研究感興趣的是起源於殖民時期的國營事業勞工，因此必須排除國營事業中的造船勞工和鋼鐵勞工，因為這些大部分是戰後才建立的產業。其次，規模較小的國營事業能提供的檔案資料相對較少，也不是理想的選擇，所以機械、肥料、石化、製鹽、煙酒和自來水的產業勞工不在考慮之列。其三，這個產業必須具備製造業勞工的共通性，比較的架構才得以可行；這個判準排除了服務產業（銀行勞工）、交通產業（鐵路、公車、航空、機場和港口的勞工）以及通訊產業（電信與郵局勞工）。最後，若想了解隨著政治自由化而來的勞工動員之不同結果，中油和台糖的勞工正好可以代表兩個不同的極端，中油是國營事業工會運動最強大的案例，台糖則相反，無法成功地持續抗爭行動。因此，對這兩類勞工的研究，有助於理解構造和裂解勞工團結的共同制度背景，及其動員的歧異結果。

台灣早在十七世紀，荷蘭統治時期，便已開始出口蔗糖。十九世紀後半，台灣開放對外通商口岸，糖業出口呈現爆炸性成長。然而一直要到一九○一年，才由日本人首度將現代化的機械煉糖廠和科學化種植帶進台灣。由於殖民政府的獎勵，台灣糖業在日本人的扶植下發展出四十多間煉糖廠，主要分布於台灣中南部。一九三○年代後期，台灣的糖產出達到高峰，緊追印度、古巴和爪哇，成為世界第四大的糖生產地。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一書中提出其著名的觀察：台灣的糖業歷史等同於其資本主義歷史。換言之，如果沒有日本財閥所投資的新型製糖廠，台灣不會那麼快走向現代的資本主義。

戰後，蔗糖仍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品項，幫助台灣度過外匯短缺的艱困年代。一九五八年之前，糖業出口占台灣出口總值一半，這個比例一直到一九六七年才降到百分之十以下。不過，也就在那之後，台灣的糖業失去了國際競爭力，且持續衰退。台糖為了因應此一形勢，改以多角化經營，並開始縮減組織規模，各地糖廠也逐一停工。台糖的員工數量巔峰時期曾高達二二、五八三人（一九四八年），糖廠員工所組成的工會，一度曾是台灣規模最大的產業工會，但後期員工大幅減少，到二○一六年僅餘三、九四五人。

石油產業發展的軌跡則正好相反。亞熱帶氣候的台灣非常適合種植甘蔗，卻缺少石化原料。所以一九四五年以前，台灣的糖業已經高度開發，中國的糖業卻近乎不存在；反觀煉油工業，中國的煉油在戰時享有政府大力扶植，而有顯著進步；日本政府在台灣也有類似的努力，卻因戰爭受挫，例如日本海軍的煉油廠計畫，直到戰爭結束仍只是半完成狀態，且受到嚴重破壞。

中油在戰後先是恢復燃料油的生產，並在一九六○年代擴展到潤滑油和石化材料領域。一九七○年代，國民黨政府為了推動產業升級，擴大發展中油，高雄煉油廠的產能大幅成長，成為世界前十大煉油設施。中油對煉油和輕油裂解工業的壟斷經營一直維持到一九九○年代晚期，之後才有民營的台塑集團（以下簡稱台塑）獲得經營的許可。和氣數已盡的糖業不同，石油產業仍是台灣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持續供應石化製品、塑膠和纖維給下游生產者。二○○一年，台灣的乙烯生產是全球第十三名。中油的員工人數在一九五一年為四、九四六人，到了二○一六年，已經成長到一五、五四二人。

殖民地的糖業勞工：勞工貴族的形成

在更深入地考察糖業和石油產業的戰後發展之前，必須先了解這兩個現代產業進入台灣的背景，以及他們在台灣殖民無產階級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作為衡量之後發展的基準點。一九○○年前後，日本殖民政府開始鼓勵日本財閥來台投資製糖，其目的是為了舒緩新殖民地對東京造成的財政負擔；煉油產業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將台灣的殖民方針定調為「南進化、工業化、皇民化」，在這樣軍國主義下的轉向，產業發展是為了戰爭，是要協助台灣成為帝國南進的軍事基地。也因此，殖民政府在一九四○年代，開始在台灣推動煉油產業。資本主義工業化和軍國主義工業化造成兩種不同的勞動力模式，糖業工人的人數遠較其他產業多且穩定，同時他們也相當習慣於次等族群的角色，儘管與其他台灣人相比，他們已可稱得上「勞工貴族」；相反的，由於戰爭會不時打斷工廠生產，煉油工人的人數較少、年紀較輕，且流動性較高。

有多少台灣人在殖民時期的糖廠工作？國民黨政府在經歷了一段名義上的「監管」之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二月），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實質接管日本人留下來的糖業，當時的資料顯示，糖廠總共有一六、○○四名員工，而根據一份非正式估計，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受雇者是台灣人，所以可以推測戰爭末期應該約有一二、○○○名台灣籍糖業勞工。（一九四六年的台灣人口總計有六百萬人）

但這群糖廠的台灣籍勞工卻已面臨非常清楚的族群分化。台灣勞工基本上都是「工員」（koin），只有少數可以取得「職員」（shokuin）的地位，以戰爭結束前的大林糖廠為例，日本人員工有百分之六十九都屬於職員，但台灣人員工卻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工員；居於領導位置的所長（shocho）和五個部門的課長（kacho），無一例外都由日本人擔任。有證據指出，這種族群差異的情況在殖民初期更加嚴重，因為當時大部分台灣人未曾接受現代教育和工業訓練。一九二三年，花蓮地區的兩間糖廠即顯示出下列的偏斜狀況：四十四位職員中只有三位是台灣人；二百三十八位工員中，日本籍有一百零五位，台灣籍則有一百三十三位。

當然，並非所有職員都是屬於監督和管理職，但職員與工員的區別大致上也就相當於白領階級和藍領勞動階級的差距；職員不僅享有較好的薪水收入和公司福利等報酬，在日本的勞動體制下，他們也擁有大多數勞工無法取得的體面地位。在日本殖民母國，由於地位差距太過巨大，勞工們為了追求平等與尊嚴，引爆了戰前的勞工運動。殖民地台灣的情況則更加惡劣，族群不平等被疊堆加諸在地位不平等之上，產生了幾乎無法彌補的裂痕；少數得以晉升到職員位階的台灣人則被其同胞視為意見領袖，也因此在一般人心中留下鮮明的記憶。

族群分化也可見於工作的分派。台灣籍的員工，不論其職位高低，通常都比較難被分配到相當於全糖廠指揮中心的總務部門，反而較高比例是被安排在不怎麼需要技能和訓練的運輸部門。以一九四五年的新營糖廠為例，總務部門的員工有百分之五十九是台灣人，而運輸部門則有百分之八十六點六。

少數台灣人能夠獲得和日本勞工相同的職位，但在薪資上卻仍然遭遇歧視。支付外派員工海外服務津貼是日本財閥的慣例，津貼金額不一，但經年累月下來，卻形成不同族群在工資上的重大差異；一份口述歷史資料指出，所謂「外島勤務」（gaitou kinmu）的金額，約占一名日本籍員工整體薪資的百分之二十，根據一項一九二九年的官方調查，在十八間雇用人數超過三百人的糖廠中，日本員工的平均薪資是台灣員工的二點一五倍。

在殖民時期，日本糖業財閥在糖廠附近規畫員工宿舍區，宿舍區內包括學校、神社、員工合作社等各式設施，主要是為了安置遠渡重洋來到這座陌生島嶼的日本籍經理、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勞動史學家會明確指出，這種設計源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這是「開明的」資本家所採取的策略，目的在於打造出有工作紀律而且願意順從的勞工階級。但在台灣，這種包含生產與生活的整體性規畫，卻成為殖民者希望與台灣人在空間上有所區隔的設計。一開始，「糖廠社區」是宗主國旅居者的新城鎮、深入熱帶鄉村的日本文明前哨站，但隨著時間過去，宿舍區擴大，逐漸吸納了不少本地人，可以預期的是，宿舍區開始複製社區外的「族群隔離」。例如，台灣人總是被分配到較小、較外圍的單位；日本人的宿舍有各戶獨立的廚房和浴室，台灣人的宿舍卻必須與其他戶共用這些設施；餐廳、診所、商店和公共浴池等設備都位於日本人居住的區域。因此，儘管糖廠宿舍最終有擴大範圍，並接納部分台灣籍勞工入住，但宿舍區內的台灣人仍然受到隔離且不平等的對待。

不論工作或休息，為糖業財閥工作的台灣籍勞工被置放在無所不包的族群從屬體制之下。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前社長藤山雷太（Fujiyama Raita），在一九三六年提出這樣的個人觀察：「內地人（按：即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有著截然的區別，宛如水與油的關係。若要使內地人與台灣人，能夠同心一體，恐怕是有如百年等待河水澄清一般的困難」。

因此，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台灣勞工願意接受這樣的族群支配？很簡單，因為藉由和日本資本共謀、協助其對殖民地的壓榨，能讓這一小群台灣籍勞工享受到其同胞無法觸及的、令人嫉妒的生活。對糖廠勞工來說，這樣的感受特別真切，因為糖廠位於農村，這意味著勞工們的參考團體主要是鄰近的農民，而這些農民也往往正是甘蔗採購過程中，被剝削的對象。事實上，糖廠附近的農民對糖廠的態度相當複雜與矛盾，一方面製糖會社常會將糖廠建在他們被迫出售的祖傳土地上，並且強迫他們以不合理的價格種植甘蔗；另一方面，糖廠幾乎擁有所有他們渴求的東西。產糖的季節，糖廠的臨時工作可為他們帶來耕作以外的收入；村民甚至會用糖廠排出的廢水露天洗澡。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能抱著會社的煙囪，就是人生的幸福」。

一位後來因地下共產黨運動被國民黨槍決的醫師葉盛吉（一九二三∼一九五○），成長在新營糖廠，他的養父在那裡擔任課長，這對台灣人而言是項破格的成就。葉盛吉指出，他的童年經歷充滿濃厚的日本風味，因此他將日本視為「故鄉」；他形容事業有成的養父工作努力且舉止謹慎，「若度石橋而猶扣地以行者」。勞工貴族的生活誘惑，以及伴隨而來的文化同化和物質保障，促使這群擁有熟練技術的台灣籍勞工可以忍受族群歧視的痛苦，甘願接受族群支配。

石油勞工：無產階級化的起步

糖廠勞工代表的是殖民無產階級化充分發展與成熟之案例，煉油廠勞工則是發展軸線的另一端，直到戰爭結束之前，依舊停留在剛起步的狀態。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為了確保帝國海軍艦隊的燃料供應無虞，日本政府決定在台灣推動煉油產業，而這恰恰是第一間現代化糖廠開始營運之後的整整四十年。日本海軍計畫在高雄、新竹和台中建立三座煉油廠；然而，在戰爭結束前，沒有任何一間工廠正式開始營運。高雄煉油廠（那時稱為海軍第六燃料廠）的第一期工程於一九四四年完成，是當時亞洲第二大的煉油廠，但該年下半，美國占領菲律賓，從當地起飛的美軍轟炸機嚴重破壞了煉油廠，勞工被下令清理廢棄的金屬，同時拆解與遷移生產設備。因此，戰後高雄煉油廠雖然倖存，但已受到重大的破壞；其他兩座煉油廠則尚未成形，根本無法啟用。

日本海軍招募本地勞工時，一開始鎖定的目標是青少年。當時規定如果能夠錄取煉油廠的工作，就可以獲得「軍屬」（gunzoku）的身分，這個身分泛指軍隊中「非戰鬥角色之人員」，在戰爭逼近時，一般認為軍屬可以免除軍事徵召，因此煉油廠的工作競爭非常激烈。不過，當時台灣並沒有運轉中的煉油廠能夠訓練這批年輕的勞工，這就表示一旦獲得錄用，這些青少年就得被送往日本和爪哇的煉油廠當學徒。長期的海外訓練，導致在地的工作人員始終無法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同時因為戰爭，例行生產無法維持，海上運輸也徹底中斷。不同於其他產業部門，煉油廠的日本籍員工比台灣籍員工多，根據資料，戰爭結束時廠內有九百九十九位日本籍員工，卻只有三百六十一位台灣籍員工。

儘管石油工人的無產階級化仍在起步階段，族群支配的情形依然明顯可見，且由於隸屬軍事組織，由軍官負責管理，不平等的現象更為嚴重。在苗栗的油田，有百分之六十的職員是日本人，工員則是百分之十；鑽油工員裡的工頭通常是日本人，他們不但可以領取額外獎金，而且不用從最低階的職位幹起。高雄煉油廠的宿舍區也複製了族群隔離的情況：台灣籍工員被安排在一棟狹窄的單身宿舍，日本籍的海軍軍官則被分派到獨幢的家庭式住宅。一位受訪的台灣籍員工透露他曾在工廠中經驗過的族群緊張狀況：日本籍的管理階層經常會故意尋釁滋事，試圖激怒台灣籍勞工，進而產生違抗的行為，如此一來日本人就可以名正言順採取紀律處分。很自然地，軍事化的環境會進一步惡化族群間不平等。

糖業和油業顯示出殖民勞工階級形構的兩種模式。儘管他們在工作場所都被當成次等族群，但和大部分台灣農民相比，這兩種類型的勞工仍都享有特權；糖業工人浸淫於日本人建構的工業秩序較深，對於自己勞工貴族的角色較為習慣，石油工人相對而言較為年輕、流動率高且沒有經驗，則顯得尚未適應此一角色。

導論　尋找台灣勞工的抵抗（摘錄）

勞工為何沉寂？

既有的台灣戰後勞工研究大多聚焦於以下兩個問題：首先，為什麼在快速工業化的六○和七○年代，勞工顯得如此地沉寂？其次，是什麼因素觸發了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的勞工抗爭？

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意指生產者脫離生產工具的歷史過程，從而產生一群一無所有、只能以販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階級。在台灣最顯著的表現即是六○年代之後，快速工業化致使許多農村人口被迫遷移至都市謀生。研究者好奇的是，在這個大規模無產階級化過程中，為何沒有出現激烈的勞資衝突？目前主要有三個...

序　言
導　論　尋找台灣勞工的抵抗
第一章　族群的政治：新殖民主義與革命起義
第二章　黨派的政治：黨國體制的動員與行禮如儀
第三章　職位的政治：適得其反的內部勞動市場改革
第四章　兼差打工與瑣碎的協商
第五章　勞工運動的登場：社會運動型工會
第六章　勞工運動的轉型：經濟型工會
結　論　激進階級政治的可能性：重新思考制度、團結與抵抗
年　表
注　釋

序　言
導　論　尋找台灣勞工的抵抗
第一章　族群的政治：新殖民主義與革命起義
第二章　黨派的政治：黨國體制的動員與行禮如儀
第三章　職位的政治：適得其反的內部勞動市場改革
第四章　兼差打工與瑣碎的協商
第五章　勞工運動的登場：社會運動型工會
第六章　勞工運動的轉型：經濟型工會
結　論　激進階級政治的可能性：重新思考制度、團結與抵抗
年　表
注　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