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王丹（作家、民運人士）

巴奈．庫穗（原住民歌手）

林飛帆（島國前進發起人、台大政治所研究生）

Freddy林昶佐（立法委員）

李根政 （前綠黨召集人）

邱顯智（執業律師）

柯一正（導演）

姚立明（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范雲（社民黨第一屆召集人）

馬世芳（廣播人、作家）

馬躍．比吼（前原住民電視台台長）

梁益誌（綠黨召集人）

張鐵志（政治評論人）

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黃國昌（立法委員）

鄭弘儀（資深媒體人）

以生命投入 / 呂欣潔

2002年 進入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就讀。

2002年 加入台灣大學浪達社（女同志社團）。

2003年 開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接線志工培訓。

2004年 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性別演講種子講師。

2006年 擔任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第六屆理事。

2007年 進入民主進步黨婦女部擔任幹事工作，

擔任台灣同志大遊行執行秘書。

2008年 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策推廣部主任，創立親密關係小組。

在熱線工作期間皆參與反核、移工要休假、障礙者平權、巢運等運動與遊行。

2009年 開始台灣第一個同志親密暴力服務與倡議方案。

2010年 擔任台灣同志大遊行「投同志政策一票」總召集人，並負責舞台主持。

2011年 前往澳洲雪梨大學政策研究所進修。

2013年 代表台灣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非營利組織周邊會議。

代表台灣參加ILGA-ASIA CONFERENCE（國際同志聯合會亞洲分會）。

2014年 318反服貿運動支援濟南路NGO舞台擔任主持工作。

參與立法院婚姻平權法案公聽會，表達支持立場並對戰護家盟與前同志，

與伴侶陳凌成為同志婚姻平權婚姻訴訟案之當事人。

加入台灣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擔任理事。

2015年 代表台灣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非營利組織周邊會議。

加入聯合國多元性別倡議小組，原受邀於聯合國內發表演說，

後因中國抗議轉前往歐盟發表。

2016年 成為社會民主黨發起人。

代表社會民主黨於台北市信義南松山（第七選區）參選立委。

和死亡一同長大

我從小就覺得，我的家庭很像一個經典台灣人對家庭想像的樣貌—我的父母是高中同學，相戀多年後大學畢業就結婚生子，在那個兩個孩子恰恰好的年代，我家恰恰好就生了一男一女。爸爸外出打拼賺錢，媽媽認真相夫教子，他們認真地吸收養育孩子的新知識，同時認真的在那段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胼手胝足地向上爬。

直到我十歲的時候，我千求萬盼的妹妹出生了，我多麼開心我再也不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我每天想著等妹妹長大後，我要陪她去上學，去參加她的母姊會，分享她在青少年時所遇到的芝麻綠豆大的煩惱。當時完全無法想像，這對未來的我們來說，會是如此奢侈的事。

在我的欣宜妹妹十個月時，一次媽媽帶著她去做例行性的施打預防針和基本健康檢查，一位經驗老道的醫生建議我們盡快去掛大醫院的診仔細檢查。我還記得那天，我在家練鋼琴等著媽媽和妹妹回家，等媽媽一進門，她的臉色鐵青，我也不敢多問，妹妹天真抓著玩具躺在娃娃車裡的模樣還依舊清晰，但我的世界就此離開純真的兒童時代，提早一步長大。

「側畸症合併複雜先天性心臟病」是她的病名，這幾個字代表著我們全家人生活必須圍繞在「讓她活下來」的目標上。她全身共有九種病症，事實上，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不起來她全部的病名，但我清楚地知道，妹妹要不斷的開刀才能活下來，平常不能讓她激動地大哭或大笑，不然可能就會缺氧休克，我們好像必須把她放在一個真空安全的環境，才能讓她活下來，她也因為從小長期的進出醫院開刀動手術，造成發展遲緩，社會化不足，也因腦部多次開到而造成情緒障礙。

想為這些人做點什麼的種子

我和哥哥，在妹妹和媽媽開始密集進出醫院時，分別是十一歲與十三歲，正在青少年要轉大人的初期，青少年對於未來與自我認同的惶惶不安，加上突然必須面對脆弱生命與死亡就在眼前，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照顧好，不讓父母擔心。因此，我們從下課後回到家總是充滿笑聲和熱騰騰飯菜的家，轉變成要自己帶鑰匙拿起桌上的一百元去巷口買便當的家。我們開始自己洗衣服、收拾家裡、乖乖的把功課寫好、準時上床睡覺，我們不談論我們的不安與害怕，不說出我們的慘綠少年煩惱，因為那些在死亡面前，都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

也是從那時開始，生命推著我去思索，「人活在這世界上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如果我是那個生命在一線之間就要面臨墜落的人，什麼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我的青少年時期，幾乎可說是在學校和醫院間長大的，還記得念北一女的時候，時常下課同學就往西門町或台北車站跑，有的去逛街，有的去補習，而我和大家的方向總是不同──我時常得往台大醫院的方向去。總是進出醫院，大刀小刀感染不斷的妹妹，除了二十四小時都得看護著她的母親外，課業穩定又距離近的我，自然就成為第二順位的家庭照顧者。

也因此，我們那些年經歷了醫療疏失妹妹幾乎成為植物人卻無處求助的痛苦、在特教班卻無法得到因材施教的教育環境、處處都是障礙而輪椅根本難以行進的生活空間、徬徨不安到不能吃不能睡卻沒有心理或社工資源協助的困頓處境……。每每在熟悉藥水味的醫院，我覺得病房悶，到走廊或地下街晃晃的那些時刻裡，我看見許多比我的家庭更沒有資源的病人與家屬們；或，總在手術房外焦急但卻故作鎮定地等待時，看見那些愁眉苦臉無法負擔醫藥費用或照顧人力的家庭們，我總在想，像我們這樣還有一些能力、有一些資源的家庭，都這樣痛苦的走著，那些家庭，該怎麼辦？

這些生命經驗，讓我在成長時總感到與周遭格格不入，卻也在我心裡種下了一個種子，一個能瞭解他人痛苦的種子，一個「我想為這些人做點什麼」的種子。如果我的生命在明天就要結束，我想要為一些人多做點什麼，讓他們的生命更好一些些。

另一種少數

我國小二年級的時候，第一次喜歡上一個女生，那時還不了解什麼是喜歡，只覺得這個同學對我來說好特別，她跟著家人移民去加拿大的時候，我難受了好久好久。一直到考上中央法文系，覺得沒興趣決定重考時，離開了當時很要好的學姊，那種難受的感覺再次出現，我才明白這叫愛情。

戀愛的開始總是美好，然而，一段難以對他人展現、必須躲躲藏藏的關係，卻令我感到萬分痛苦。「我做錯了什麼？」、「難道我很丟臉嗎？」、「為什麼我們像次等公民一樣不得見光？」這樣的念頭不斷的在我心裡縈繞著。

直到加入台大浪達社，進而認識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後稱熱線），透過性別知識的學習，與不同背景但一樣是同志的人們相處，跟著熱線全台灣各地演講，分享生命故事，一次次抽絲剝繭的反覆思索自己的人生，才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與認同。

一開始參與同志運動，我並沒有「我要加入一場社會運動」的想法，只因為我一直想做些「能夠幫助別人的事」，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不管是參與身心障礙的工作或在醫院做兒童精神科的實習，我似乎尚未準備好去面對我從小到大不停面對死亡的那些恐懼。相對於此，我的同志身份似乎對我來說還比較不那麼困擾，又能夠練習在學校所學習到的社會工作技巧，熱線的人們又很好相處，就開心的在熱線待了下來。

就這樣，一路從志工、擔任理事、參與籌辦同志遊行、擔任同志遊行的總召；從跟著前輩演講、到自己一人可以獨當一面、到帶著比我年輕的志工去演講；從遇到歧視同志或性別的事件跟著上街抗議、到開始組織街頭或抗議行動、到代表熱線和不同社會運動的工作者開會工作，就這樣，從2003年開始，到今日，13年過去了，我在熱線付出了我最青澀最精華的歲月，熱線也開闊了我對社會運動與每個不同生命的視野。

無處不在的嘲弄與諷刺

一開始，我只是很單純的希望這個社會看見真實的同志，因此不斷的出櫃演講，不斷的把握機會做街頭行動，不斷的發聲希望被看見。然後，看見了許多面對歧視處境、家庭或親密暴力、校園霸凌、和偏鄉資源匱乏的LGBT同志們，眼前沒有資源提供給他們，因此我開始學習組織志工一同來創造資源──寫方案找錢、募款、寫書、辦好多的講座和工作坊、也培養志工跟我一起做；也用各種方法推動中央與地方政府擠一些些的預算出來讓熱線為這些同志們做更多事情，甚至改變政策，徹底改善同志處境。

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我做的事情叫「組織工作」與「政策倡議」，然後這些都是「社會運動」。我只知道，看見有需要的人得到協助，不公平的事情走向正義，我的內心感到快樂。甚至去演講的時候，只要有一個老師、一個學生，因為我的演講而改變了他對同志或性別的想法，我都感到非常滿足，或許他們能夠去影響更多的人，讓社會變得更好。

我只是希望這個世界上，能再有多一點點的人，過得更快樂、更自在、更平等。

然而，這個願望竟然如此困難。

在十幾年來的社會運動歷程中，看了太多在社會傳統結構下無力個人的悲傷故事，經歷太多公部門沒有誠意的唬弄和推拖，加上感受到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這個政府都相當的父權中心與缺乏看見多元文化與性少數的意願，縱使我身為一個長期的民進黨支持者，依舊相當無法融入與認同其組織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台灣的同志社群，長期因制度性的排除，對於政治的冷感與覺得事不關己──這個國家的政治體系到底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檯面上的兩大政黨並沒有意願積極地將同志社群納入公民的一份子，與我何干？這樣的想法充斥在同志社群當中。

甚至是在許多「我們預期會稍微同志友善的」社會運動場合中，性別或同志歧視的言論竟然四處皆有：反核遊行終點舞台的「馬金燃料棒」行動劇、318反服貿運動中對馬英九較為陰柔氣質的嘲弄與諷刺、同志參與者在立法院中的接吻留影被批評為模糊焦點、甚至這些年對民進黨蔡英文主席單身女性身份的種種影射與歧視等。

社會霸凌始終沒有消失

同志社群的被排除以及性別歧視是這樣無所不在，我看見在318運動中，有許多的同志參與者最後都選擇離開現場，甚至有些選擇不再參與政治改革運動，我感到相當難過。因為當我們以為大家是在同一陣線，為同一種價值而努力的時，卻從在身邊的夥伴口中，聽到了那些傷人的諷刺與嘲笑，那些是我們從小到大都不斷地在面對與對抗的社會霸凌，原來，一直都沒有消失。

然而，台灣的同志運動蓬勃發展，正是因為民主制度在這個小島上存在著，因此要將同志或性別運動再往前推進一步，成為政治討論或議程，我認為就必須將同志社群整體拉進民主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中，讓公民社會意識到同志與性別議題必須成為重點議題，也讓同志社群瞭解到，我們並沒有辦法與脫離主流社會獨自生存。

事實上，有許許多多的社運工作者也同時有同志身份，在不同的崗位上努力，只是不一定為人知。因此，以同志社群與運動工作者來參與政治工作，便成為我個人生命下一個階段希望投入的領域。



龍在哪裡？ / 黃守達

2008年投入一一零六行動，原本是行政院前的靜坐抗議，後來演變成自由廣場的「野草莓」。

2009年在校園發起號稱「百大維新」的運動，參選學生代表，競逐議長，以為自己可以在體制內外取得一個平衡。

2010年從農再條例到徵收圈地，許多朋友捲入新農運動的浪潮，雖然未曾獻身，但近距離地見證「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魔幻時刻。

2011年因緣際會當起「反國光石化」大遊行的糾察，從此開始從事各種現場打雜的零碎活。

2012年在「反媒體巨獸」的動員下，協辦了一場營隊，支援了一場遊行，發現這個社會不一樣了。中國因素成為了主題，學生運動變成了流行。

2013年撐了兩年多的台大工會終於完成立案登記，算是難得的好消息。畢竟全台灣遍地烽火。

2014年初舉辦交流營「庶人之亂」，過完一季就發生了「三一八」。對我來說，等於一切歸零，重新再來。

屠龍的渴望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不正常，我也是。

很小的時候，我就深受儒學吸引。放課後的讀經班、蔡志忠的《孔子說》、孔廟的戶外教學、國語課本的選讀，更別說林語堂那篇不知道好笑在哪的〈孔子的幽默〉。孔子的刻板印象到處都是。很多人都說他是──大都語帶嘲諷──偉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當初沒想太多，覺得既然是偉大的，那就值得嚮往。

對於儒學的興趣，很直接就引導到對於權力的興趣。因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什麼的，說穿了就是權力嘛。但對一個生長在台灣的中小學生來說，權力顯現在哪呢？那就是在班級幹部的陽奉陰違，在小老師的狐假虎威，在各種違規的討價還價，在小圈圈間的勾心鬥角，在幽默與霸凌的灰色地帶，在挑釁教官嘲弄舍監的胡作非為，在青春期的種種惡趣味裡⋯⋯。為什麼有些人會被罵有些人不會？為什麼有人做好事不會被獎賞，做壞事不會被懲罰？誰來決定誰該被排擠、誰該受歡迎？於是有個問題就一直擱在心上：權力竟然可以不必公平？

上了大學，視野才真正打開。2008年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加入了台灣大學學生會福利部，算是踏入學生自治的世界；我也在這一年參與了後來演變為「野草莓」的1106行動，勉勉強強和社會運動沾上了邊。接下來，就是各種打醬油與跑龍套，這裡幫幫忙那裏搞搞事，偶爾讀讀書考考試。開始隱隱約約覺得台灣好像哪裡不對，但又說不上來是什麼，眼前彷彿面對一頭巨龍，長著家父長思想的犄角，身軀則是威權體制遺留的產物，佈滿中國因素的鱗片，還揮舞著新自由主義的爪牙。有些人叫不出它的名字（甚至懷疑它是想像出來的），另外一些人叫它──國民黨。

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像莊子寓言裡的朱泙漫，自以為學了一身屠龍之技，不斷想要尋找龍的蹤跡，很努力想要起身打倒什麼，只是自己也是懵懵懂懂。

校園裡的權力辯證

2009年，我和一夥朋友發起了一系列叫「百大維新」的行動。會有這個構想，是因為台灣大學正值八十周年校慶，喊出「八十台大前進百大」的口號，口號固然響亮，卻嚴重脫離學生的普遍認知。當時校園充滿各種爭議，諸如綠地稀少、交通混亂、宿舍BOT化、體育場地萎縮、服務課程空洞等等，使得「百大」聽起來格外諷刺。「高教崩壞」這個詞還沒出現，大多數人也未意識到學術資本主義與學術官僚主義的威脅，我們只想搶回台大的詮釋權，認為台大真要前進百大，也要是學生心目中的百大。我們辦了一次圍堵校長的快閃行動，搞了一場嘉年華式的校園遊行，製作了一份學生觀點的評鑑報告，成功逼迫校政高層與我們坐下來談，談談學生心目中的百大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時候真的是百花齊放，大家的創意與動能堪稱爭奇鬥艷，聚集在同一面大旗之下，各取所需各展所長。雖然我號稱總召，充其量也只是點個火，接著不知道什麼就燒了起來，然後燎原。譬如籌辦遊行時，有人說既然這麼瘋百大，不如來弄個「百大神」遶境吧！既然台大總是把諾貝爾獎掛在嘴邊，那就弄個「NO-Bear」吧，隨便找隻玩具熊就可以了；遶境就要有轎子啊，於是就張羅材料釘做了一乘轎子；要有樂隊？就組織了一團裝備整齊的吹打隊伍，附帶一輛用大賣場推車改裝的花車，推車上還站著花車女郎哩！一切的一切，就這樣自己長了出來，我其實更像個不知所措的旁觀者。那是個分進合擊真實存在的時刻。

只是，成功逼迫校政高層坐上談判桌，然後呢？空有理想沒有用，還要有將理想付諸實現的權力。有這種想法的不只我，野心份子揪一揪湊一湊，決定開始向學生公職的席次進攻。結果，我們不只拿下學生會長，連學生代表大會（學生議會）也取得大量席次。對當時的我來說，體制內與體制外並非截然二分，套用我從來沒讀通的黑格爾的話，那是種辯證。

進步共同體的想像

2011年到2014年，就讀研究所這段日子，台灣街頭風起雲湧，大埔事件、反國光石化、反媒體壟斷、士林王家事件、反黑箱服貿等等。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投入台灣大學工會的組織過程。台大工會是台灣少數以研究生為主體的工會，會員主要為兼任助理與工讀生。為什麼要組工會呢？當然是因為這些人過得很苦，低薪、欠薪、過勞、強迫勞動、職災，什麼意外都遇到了。幾年前「百大維新」的種種焦慮逐步應驗了。當國家漸漸抽出補助，當大專院校被迫經費自籌，當學生權利仍然不被重視，各種行政成本就會轉嫁到基層的學生與勞動者身上，而研究生往往兼具這兩種身分，於是形成雙重的壓迫。這或許就是為什麼研究生習慣把教授稱之為「老闆」的原因。國家擺爛，大專院校怠惰，結果就是教授與研究生弱弱相殘。

然而，能夠在台大工會服務畢竟是榮幸的，在這裡遇到許多可敬又可愛的夥伴。即使到現在，偶爾都還會懷念那段焦頭爛額的時光：舉辦一個聽眾都沒有的勞權講座、深入敵營召開吃力不討好的助學金說明會、從ppt一路打到fb的大小筆戰、徹夜未眠準備不當勞動裁決的書狀、每逢校務會議必定現身的抗議傳統⋯⋯，最最難忘的，就是歷經百般波折終於拿到工會成立登記證書的感動，還記得那天是四月一日，一直到午夜，都還擔心這一切其實是個謊言。

組織台大工會的過程，也是我補課「左翼學」的過程。對我來說，所謂左翼學不只是有沒有讀完《資本論》而已，還包括各種對於「集體」與「民主」的想像與實踐。工會能不能夠陪伴會員面對雇主的壓力？工會能不能夠陪伴會員爭取自己的權益？工會能不能夠形成集體領導的決策？工會能不能夠落實內部民主？工會能不能夠介入校園的重大決策？如果高等教育是個產業，那工會能不能夠促進產業民主的實現？大學自治，能不能夠成為教、職、工、學的共治？很慚愧地，幾年過下來，我還停留在提問的階段。

也是在補課的過程裡，我開始勾勒某種進步共同體的願景圖像。許許多多夥伴們，各別在勞動、環保、文史、農業、性別、族群種種領域，分享著共同的進步價值。「大家」堅守各自的戰鬥位置，經營互惠的合作連帶，尋找自給自足的維生模式，如咖啡廳、工作室、智庫、工會、合作社、出版社等，累積運動知識，培養治理經驗，等待機會。

進步共同體的願景，不是兄弟吾人所獨創，相信每一代熱血青年，都懷抱著這麼一個烏托邦。2014年年初，青年行動者的培力交流營「庶人之亂」，就是這種浪漫情懷的產物。類似的全島性串聯行之有年，但投身籌備團隊對我來說卻是第一回，期間認識了許多小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歲的朋友，也意識到自己來到青春的邊緣。

守護對政治的好奇

然後就是318，或者俗稱太陽花。整批整批年輕人，彷彿海浪般前仆後繼地撲向嚴峻的崖壁。此情此景，固然是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但潮水退去，終究只剩下餘波盪漾的浮光掠影。彷彿有人按下了「RESET」的按鈕，所有人事物都面臨重新整理。什麼願景什麼圖像，都成了夢幻泡影。同年，四月台灣反核、五月澳門反離保、九月香港佔中，都讓還在困惑的我更加眼花撩亂。

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似乎象徵某種時代的到來，而我卻被遠遠拋在後頭。不是說要等待機會嗎？現在機會來了，我卻沒準備好。幾千年前，公山弗擾與佛肸準備要好好幹一番大事業的時候，孔子是不是也是這樣呢？想要做些什麼，又不知道能做些什麼。陽貨的勸告，此刻聽來格外尖銳：「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當然是自己的問題。新政治正夯，但我卻不知道舊政治長怎樣，這實在是說不太過去。「還需要更多的歷練」，正要脫離研究生身分的我是如此解釋自己的焦慮。在這股焦慮的驅使下，我來到台北市議會擔任一個小小的議員助理，重新學習什麼是權力。幸運的，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能夠遇到開明的老闆與體貼的同事，得以守護我對政治的好奇。

從此，我就走上政治工作這條路。



剩下來，一起努力 / 范綱皓

2011年至今 性別運動—參與並組織團體參與同志大遊行，以及成立「性解放の學姊」粉絲頁，發起如：# FreeTheNipple等新興性別運動

2012年 師大住商爭議—生產論述、組織支持者參與各場行動，並參與後續社區工作

2012年 士林王家—參與各場行動

2012年 台東反美麗灣飯店—參與各場行動

2014年 318運動—組織全台灣大學罷課

2014年 林義雄絕食反核行動—協助發放黃布條、卡片，並串聯校園反核社團

我，就是政治的產物

我是一個性別氣質跟一般男生不一樣的「溫柔漢」，也就是俗稱的「娘娘腔」。因此，我從小就被欺負。有一次，上廁所時，我被一群男生強行拉開小便斗「驗明正身」。這個舉動讓我徹底覺得被羞辱了，好像因為我很「娘」、陰柔，我就不配跟他們一樣擁有那根陰莖。

我還沒上完廁所就衝出廁所，躲到一個沒有人看得到我的地方，放聲大哭。我知道，我不能在他們面前哭。我哭了，就剛好正中下懷，讓他們逮到機會把愛哭跟很娘，做完美的結合。

所以，我長大的過程，就在面對「政治」──性別的政治。一個鄉下小孩，何來什麼資源可以對抗壓在我身上的父權體制？不過，我也這樣跌跌撞撞地長大了。十幾年來，我不知道台灣的性別觀念進步了多少，但是我知道在這個社會的很多角落，仍然還有很多像我一樣的男孩，一路走來，習慣與「弱勢」為伍，習慣與「霸權」作對。也因為這樣，我看清「性別中的政治」是怎麼一回事，也特別能夠體會，被欺負、被歧視、被壓迫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社會，很多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都不是那麼理所當然。這是我走上「政治」學到的第一課。

「天然獨」是怎麼來的？

高中，我讀了新竹高中。升高二選組別時，本來跟家人說好乖乖選填「三類組」，但是在交出選組單的那一刻，我叛逆地塗改成「一類組」。家人得知後，也沒有生氣，只說「自己選的路，自己負責」。

進入文組後，我要感謝我的國文跟歷史老師。我的國文老師，在教平仄判斷時，讓我反省不會母語的嚴重性。我的歷史老師，第一堂課站上台的第一句話是：「這本課本寫的東西都是假的，我說的內容也都是假的。歷史，要靠你們自己去解讀，你們要勇於挑戰別人告訴你的知識。」高中三年，每個學期的歷史講義，都厚厚一疊，比課本還厚。

我告訴自己，學習講客家話，是身為客家人的責任。講客家話，我才真正被召喚成為一個客家人，一個長在這塊土地的台灣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從自己出發，隨著生命經驗的不同，去解讀、思考「台灣人的歷史」。

身為客家人，本土化對我而言是什麼？客家人過去是如何跟這塊土地一起呼吸的？客家人過去是如何對抗不同時期的權威，又如何跟不同政權既抗爭又合作？這些問題，就算我當時沒有全部搞懂，卻深深影響著我對於追尋自我的態度，以及思想路徑的養成。

所以，「天然獨」說的不見得是「台灣獨立」，而是「關心土地、在乎身邊發生的事情」的態度，是「在不確定的年代，追尋自己是誰」的嚮往，更是「拒絕單一敘事，拓展多元可能」的能力。

屬於我們高中生的抗爭記憶

高三，面臨大考的壓力，是所有高中生最痛苦的一年。讀考試的書，真的很苦悶。

苦悶也就算了，如果還面對一個扼殺校園自由、傷害校園民主的主任，無疑是悶上加悶。這個主任，我們都叫他胖虎。他上任後，雷厲風行地抓服裝儀容、重新規定午餐訂餐事宜，也不願與學生溝通，甚至對於學生社團活動多所置喙。這些事情，都讓自由慣了的竹中生，無法忍受。

於是，我們發起了「貼紙游擊戰」，在校園中到處貼「倒胖虎」的貼紙，校園貼不夠，還貼到校外、市區、火車站，就是要讓大家知道，竹中正在進行一場屬於高中生的微革命。

主任最終妥協了，放下身段與學生溝通，改變他的作風，倒胖虎行動才告一段落。

這場抗爭，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行動，但是它讓我們知道，面對權威，改變社會，承擔風險的人，永遠都是一個群體中的少數人。這一小撮人承擔著被記過、沒時間讀書、父母的責難，以及來自同校同學以「破壞秩序」為名的罵名。不過，結果是好的，它換來全體同學的權益與校園自由、民主，少數人承擔這些風險，又算得了什麼呢？

想要改變社會的人，必定要承擔別人不能忍受、不敢承擔的風險。我們只要記得一件事：我們要樂觀，我們要對未來有期待，事情一定會有所改變，哪怕只有一點點。

慢半拍的街頭經驗

離開了自由的竹中，我「意外地」讀了台灣師大。台灣師大是間保守的學校，但仍然關不住我叛逆的心。一個人隻身來到台北，簡直就是劉姥姥逛大觀園，接收到公共議題的資訊量大增，愈感受到城鄉差距的可怕。我以前根本不知道2007年發生過守護樂生大遊行。

直到2008年，陳雲林來台。學生站出來抗議，我也參與了人生第一場社會運動──野草莓。

這場運動最後無疾而終。回到校園後的我，開始厭煩系上所有教的課程，覺得那些落伍的經濟學、國際關係，根本無法應付瞬息萬變的全球化世界，也無法真正照顧到社會上的弱勢者。我下定決心要讀自己有興趣、有用的書，也起了想要讀研究所的念頭。

我去圖書館找了許多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相關書籍來看，一方面增加自己的論述能力、另一方面準備研究所，希望下次改變社會的任務來臨時，我能有更好的準備，接下重責大任。

大學延畢的那一年，發生了「師大夜市」的住商爭議。身為師大人，我似乎是第一位站出來寫文章、分析整件事情的學生。我的態度很明確，社區的發展，不應該只有「設戶籍」的居民，更應該包含攤商、租屋者、學生，共同決定社區的未來。

師大夜市的抗爭，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運動。它既沒有激烈的街頭運動，也不涉及挑戰資本主義、不挑動國族認同，它只是居民為了維護自身環境的自發性抗爭而已。可是，住商的爭議，是台灣為求經濟發展，忽略城市發展的結果，它非常資本主義，也非常社會學。

當抗爭間接地使得社區的高級化、縉紳化，我很掙扎。我應該為居民站出來抗爭，實現草根民主而感到高興，卻又真實地感受到民主的決策過程，不一定帶來最理想的發展方案。

難道民主真的不能當飯吃嗎？不是的！關鍵還是在於，我們實現的是什麼樣的民主？想要改變社會，從社區開始紮根，改善台灣社會體質，我們就要一點一滴地把經濟分配、多元文化等理想帶入基層，影響更多的人，台灣民主才能脫離「請客、吃飯、投票」的幼稚民主，或是由少數人決定未來的寡頭民主。

規劃的過程就是政治的過程

「回到社區」的想法，把我推向台大城鄉所。讀城鄉所，是我人生中很大的轉折。過去的城鄉所，跟現在的清大社會所一樣，都是「暴民」集散地。土地、勞工、原住民、性別......都是城鄉所關心的議題。

對城鄉所的學生來說，雖然我們學的是都市計畫、空間規劃、社區營造，但是我們始終站在主流規劃的另一端，對它提出最嚴厲的批判。所以，大家熟知的社會運動，士林王家、苗栗大埔、華光社區、紹興社區、反台東美麗灣，都可以看到城鄉所學生的身影。

我也曾經是這些抗爭中的一顆小螺絲。印象最深刻的是，反美麗灣。

那時，我看到網路上的宣傳，就一個人衝到台東縣政府前，抗議美麗灣補做環評。環評會議外頭，抗議民眾與被動員來的支持民眾，隔著一條街，彼此對罵。當我們準備把阿美族賴以維生的漁船「送進」縣政府，卻遭到警方百般阻攔，最終出動警棍才把我們逼退。我第一次，在抗議現場被警棍打。

一個部落一分為二，分別站在馬路兩邊、站在群眾面前，不得不執行勤務的原住民警察，因為一個程序不正義的違建開發案，一顆心被撕裂成兩半。比起被警棍打的皮肉傷，手足相殘的痛更令人難以忍受。

往後的日子，我始終謹記所上老師對我們的期許──「不要當乖學生」。我就這樣，一面讀著台灣社會的發展史、歐美傳入台灣的社會學理論，一面走上街頭尋找理論的在地實踐。

王丹老師在318運動時，寫了一篇〈這次學運中最讓我吃驚的一件事〉，說：「在現場的是臺大城鄉所和清大社會所的，我也不奇怪，以前在各種場合都見過一些面孔了──那本來就是他們的田野。」這句話道出了幾分真實。

搞社運，是城鄉所給很多人的印象。但是，與其說搞社運，倒不如說，社運只是我們介入社會、改造空間的一種方式。對我們來說，「規劃的過程，就是政治的過程」這句話才是城鄉所的核心。

守護樂生、保存寶藏巖、捍衛士林王家、紹興與華光社區的反迫遷、反美麗灣⋯⋯，這些土地的議題，挑戰了「空間專業」長期建立的專業霸權，逼著專業者去反省：「空間專業」忽略社會中的哪些面向？以往，建築師、都市規劃師都有很強的專業本位，他們在圖上、法規中的一筆一劃，牽連的是一大群人的真實生活。正因如此，規劃，不能只是紙上畫畫、牆上掛掛的「東西」，它更應該是積極向大眾張開雙手、公開透明、民主溝通、融合多元價值、整合各項領域專業的一門「專業」。

所以，我們在處理的是規劃，更是「政治」。服貿，對我個人而言，也是一樣的邏輯。政府中的官僚，對自由貿易的節制沒有反省、對國家認同的趨勢沒有掌握，甚至，連最基本的符合民主精神都做不到。

318運動就在這樣的背景誕生，立法院被佔領了24天。318運動結束的那一天，我深刻地感覺疲累。這20幾天，夠了。台灣社會，短時間內，承受得起再一次的大規模抗爭嗎？318運動撐大了年輕世代對於政治的想像與熱情，剩下的，我們還要一起努力。

之後，我選擇投身政治工作，因為我想走進政府、靠近國家機器，一探究竟，甚至我期待有一天可以用政治的力量，改變台灣社會中動彈不得的沈屙。加入民進黨，更是因為我對它不夠滿意，希望能因為年輕人的加入而有所改變。這樣的選擇，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確，但是，好的、壞的，就像我過去的人生一樣，總會學了一課。



我想當立委 / 張慧慈

2013年 台大社會系助理舉牌小人聲援活動(自己發起的)

2014年 參與318學運(主要在場外靜坐)

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加入支持消防組公會組)

參加同志大遊行

參與九合一大選-民主小草計畫

2015年 參與立委補選

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出版相關組)

參與同志大遊行

2016年 參與總統大選



為反攻大陸而跑

我是一個1988年在台北縣出生，到了大學才初次離開台北的小孩。也因為離開台北，到新竹讀書，才發現台灣過去發生的事情，原來都沒有在課本裡面出現；原來以前很多被「小孩子有耳無嘴」塞回口中的疑惑，才是應該被不斷複誦的。

一切要從我的國小說起。

身為女性的我，從小生長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一直糾結在女性身分帶給我的桎梏與困擾，對於爸媽許多的責罵，總認為是天生自然的原罪，而忽略了因為童言童語涉及政治問題，爸媽眼底閃過的驚懼。憤世嫉俗的我，最喜歡的就是跟著阿公學唱《桃太郎》這首日本歌。因為只要唱一次，就可以得到一百塊，一百塊可以做好多事情。當時，阿公常常邊唱邊講日本時代的故事。日本時代很好，可以讀書、可以夜不閉戶。阿公回憶著過往，便會哼幾句日文歌，但話鋒一轉，到了蔣中正來台灣，就會將檳榔汁噴得到處都是，一邊罵垃圾政府，一邊跟我說民進黨的好，是台灣人的政黨。

沒錯，小時候對於政治的印象，就是搭配著阿公滿嘴的檳榔汁，紅豔豔的。日本時代很好，蔣中正的垃圾政府，民進黨是台灣人的政黨，然後我上學了。

六年級的導師，是數學老師還是體育老師我忘了，也可能是他兼了體育課吧。其實那也不是什麼體育課，更像是一堂跑步課，大家一直跑一直跑。為什麼要一直跑？因為要反攻大陸，需要有強健的體魄。當時我只記得跑得很累，但對於反攻大陸沒有任何質疑。就這樣，我跑向了我的國中。

國中的歷史課是我的愛課，可能是對於人的起源感到好奇吧。讀到國民政府那段，老師訴說著蔣中正光復台灣的種種功勳、蔣經國逝世時舉國哀悼，說得口沫橫飛，末了還紅了眼眶。我回家問爸媽，蔣經國死掉時有沒有哭？他們嘴巴開合了一下，然後說：「不記得了。」讓我覺得他們很不愛國。阿公聽了，則又開始數落起垃圾政府的二三事，我只覺得很吵，跟他頂嘴，結果差點被打，我安慰自己：沒關係，我的蔣公我自己在乎。有趣的是，即使如此，我卻還是覺得只有民進黨是台灣人的政府。而我爸，一個從不談政治的人，2000年，和一起做土木的朋友，包了遊覽車回雲林去投票。

不一樣的歷史課

蔣家帶給台灣繁榮與進步、民進黨是台灣人的政黨、日本時代很好，這樣的想法仍跟著我到高中。某次，跟摯友打工完了，去涮涮鍋店吃火鍋。那時候，總統大選正如火如荼，我跟我朋友也吵得如火如荼。她說國民黨的候選人才是能夠引領台灣走向進步的人，因為過去就是國民黨讓台灣走向現代化。我說民進黨才是台灣人的政黨，台灣人要支持台灣人，為什麼要支持外省人。海鮮盤裡的蝦子自己跳入鍋子，濺起的湯燙到我們，大選也選完了。

大學我填了人文社會學系，離開了台北，迎來的不只是挑戰，也是豁然開朗。某個下午，我跟同學漫步在宵夜街，經過蔣公廟時，有位個性溫和的高雄人冷冷說了一句「蔣光頭憑什麼被拜」。旁邊沒有人覺得奇怪，只有附和，唯獨我不能忍受偶像蔣公(第一名是孫中山)被罵，立刻糾正她，蔣公，不是蔣光頭，不能不敬。她們只是一直笑著。我很緊張，事後趕忙上網瀏覽、搜尋，越看越膽戰心驚。怎麼一切和我所知道的不一樣，為什麼大學課堂上的歷史如此陌生？而當我交換學生到北京，看到完全相反的歷史敘述時，我的世界終於天崩地裂。

2008年，馬英九上台，陳水扁入獄。全台灣都在譴責阿扁，爸媽更不談論政治了，爸甚至從此沒有特別回去投票過。我這才明白，為什麼之前問起關於政治的問題，他們只會回我「小孩子有耳無嘴」，或是乾脆說起自己拼經濟的故事。過去噤聲的白色恐怖時期，他們只能拼經濟。我媽時常掛在嘴邊的，是她過去多辛苦的在底層奮鬥，為了讓我們脫貧，所以堅持我們讀書。陳水扁更讓他們重新燃起希望，一個底層、努力的台灣人，成為台灣的總統，多麼勵志啊！他們彷彿看到台灣人將要奮起。然而，陳水扁入獄了，而且是因為貪汙。所以，沒錯，台灣人想要參政就是會這樣，就是這樣的下場，台灣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拚經濟。

馬英九執政兩年後，我考上研究所。推甄備審資料的最後一頁，我附上了因為參選學生會長而受訪的新聞稿。教授問我，為什麼想要成為立委？我自信的說：「比起學術研究，從政，才能真正落實好的政策」。然後，讀了四年的碩士班。

加入台灣人的政黨

碩班的最後一年春天，台灣因為張慶忠強行通過服貿協定，引發了一連串社會運動。滿腔熱血的我也想要盡一分力，本來想要進入幕後協助翻譯工程，但優秀的人更多，我便與當時已經在工作的朋友，在下班後前去立法院靜坐。我們只是靜靜的坐著，偶爾舉著幾塊寫著「警察不要打我，我很乖」、「馬芙丸」之類的紙板。邊聽朋友說工作上的事情，邊評論政治與社會，有時則參加旁邊的小討論。也意外的和許多同學久別重逢，發現國中同學並不如自己想像的不關心政治，或是來的是大學學長，便乾脆相邀唱歌吃宵夜。一個月的時間，我覺得台灣變了，我也變了，比任何時候更想要參與政治。

2014年，五一勞動遊行，跟著消防工會的學姊，一起衝勞動部。那是第一次與國家機器那麼靠近，我不知道我怎麼衝過封鎖線的，直到警察要我小心不要踩到水池，才意識到自己剛剛衝了勞動部。懼怕立刻以雞皮疙瘩的形式爬上我的身體，我怕眼前的盾牌、警棍，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法院通知。我不認為我能夠承受那麼多，我還有很多需要保護、保留的東西，我不想被告。平安無事的離開了抗爭現場，有點不甘心，以及更多的放心。社會運動雖然也是一種參與政治的形式，但我可能不太合適。帶著這樣的心情，我埋首完成我的論文。

畢業前一個月，研究所同學告訴我，有一位學姊想問我要不要進民進黨。「當然要，我終於可以在台灣人的政黨裡面工作了」，我興沖沖的回家告訴爸媽。媽媽向來是支持我的，但爸爸婉轉表達反對。我知道，他還在怕。但我知道，這是我參與政治阻力最小的一條路。

政治參與的刻度

政治並不如想像的美好、有力，許多時候，無力感比肌餓更照三餐報到。面對以前的同學對民進黨相關政策的不諒解，有一種漸漸揮別同溫層的悲傷，但也才明白，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因為管理者眾，所以必須要更審慎的思考，推出的政策也要瞻前顧後。相關領域的朋友，或許覺得黨推出的政策不夠好，不能一步到位，通過進駐、實際經歷過地方也才發現，我們以為的進步價值，對很多人來說，其實是不可理解，甚至令人害怕的，貿然推出，反彈當然非同小可。為了選票，政黨一定有所取捨，這樣的取捨看在朋友眼裡，卻有一百個反對的理由。但我認為，比起因為要一步到位，導致延宕許久，一個不完美政策的推動，雖然沒辦法100%顧及所有人，但只要有一個人受惠，就可能改變他的人生。長時間下來，能夠實現公平正義的機會也就往前推動許多。

參與政治更是如此。工作之後，聽著許多同事說起學運期間的豐功偉業，每每令我欽佩不已，但總會也想起那群在外面靜坐的台灣人。他們下班後搭著捷運、公車，騎著腳踏車、機車，拿著御飯糰、咖啡，靜靜的坐著，然後搭末班車回家。他們很多時候不小心跟身邊的陌生人聊起來，聊對台灣的認同與對工作的失望，隔天又一起再來靜坐。

政治總是給人一種犧牲的感覺，好像得被告、坐牢或是批判，才算是個政治參與者。然而，參與政治應該有許多選擇，而且必須是阻力最小的那個選擇。每一個人能夠參與的程度不一，與未曾謀面但有共同理念的人一起靜坐，也是一種政治參與。兩年的政治歷程，我明白了0和100中間，還存在許多刻度等我們實現。

以生命投入 / 呂欣潔

2002年 進入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就讀。

2002年 加入台灣大學浪達社（女同志社團）。

2003年 開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接線志工培訓。

2004年 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性別演講種子講師。

2006年 擔任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第六屆理事。

2007年 進入民主進步黨婦女部擔任幹事工作，

擔任台灣同志大遊行執行秘書。

2008年 成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策推廣部主任，創立親密關係小組。

在熱線工作期間皆參與反核、移工要休假、障礙者平權、巢運等運動與遊行。

2009年 開始台灣第一個同志親密暴力服務與倡議方案。...

林飛帆（島國前進發起人、台大政治所研究生）

「我們這一代人是會重蹈覆轍，成為舊體制的繼承者，成為延續舊政治的人物？還是，能成為打破既有體制的革命者、改革者，開創新局的拓荒者？」這個難解的困擾，籠罩在無數個世代裡的台灣反抗青年身上。終究，沒有答案；或者說，歷史早已一次一次給出答案，只是，我們迴避、閃躲、有時不願面對⋯⋯最終，我們對歷史的解答做出不同的詮釋和回應，試著從中找到撫平自己焦躁不安，甚至是合理化自身選擇的說法。

經歷過318運動，這場翻轉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歷史性的運動後，我曾經幻想這場壯闊的運動背後的社會期盼與動員能量，將引領台灣更直接的改變，徹底轉變台灣的命運：走向真正的獨立、自主，社會走向公義，不再有剝削，政治上實踐轉型正義，體制走向正常的國家體制，在國際上終能對等地與其他國家交往。但歷史總不是直線前進的，它迂迴著，時常面對逆流，時而面對波折；事實更是如此，我們總是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不斷依循著過去的路徑。

「台灣現階段最需要的是什麼？」「而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是走入體制的政治實務工作者？是體制外持續扎根經營的組織者？」還是，我們對於政治與政治工作的想像，早該突破既有藩籬。一如我在過往諸多運動中的體悟，社運工作者時常面對的是「最最」政治的事務，甚至有時這樣工作過程反倒能夠直搗政治的核心；而政治工作者，也未必都在面對政治體制裡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的議題，反倒時常得接觸最為社會底層的草根現實－那是許多社運工作者難以進入的場域。

「台灣的現在和未來，需要怎樣的人，在怎樣的社會或政治位置上？」「需要怎樣的新局與開創的可能性？」在試圖卸下運動光環、重回校園沈潛與自我放逐的這段日子，我更加確信，在歷史的不斷循環中，我們終究沒有悲觀、盲目地接受命運安排的份，我們深知，即便是在無限循環的路徑依循裡，那些重大的變革都是開創而來，也都是堅持而來。

本書中的多位受訪者，是我過去在社會運動、街頭抗爭中的夥伴和同志，縱然每每聊起對於政治，乃至於政治工作的想像，我們或許總難有個共同且一致的想像（雖然對許多政治現實的批評倒是相近），但對於台灣的未來，則有著相同的想望。我相信，懷抱這些共同的想望，是台灣社會與政治持續前進、亙古不滅的驅力。

邱顯智（執業律師）

川本三郎的《我愛的那個時代》，裡面描述，在這個特徵是下雨的六〇年代，當時的他，是一個剛脫離學生身分的記者。

因此，在採訪日本學生運動的時候，看到警察打學生，由於自己是一個剛脫離學生身分的人，無疑的，警察打在學生身上的痛，彷彿自己也被這樣對待一樣，高度的理解，並且同情學生。

2011年我從德國回台灣，當時我剛脫離學生的身分，開始執業律師，一開始所參與的「社會運動」，是救援冤錯案。

後來，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漸漸地發現，有些學生被警察拖行、毆打，甚至被起訴辦成集遊法案件、妨害公務案件，於是原本通常在看守所或監獄會面當事人，漸漸地變成在大學裡也會有刑案的當事人。

看著年輕世代的學生奮不顧身，為了許多社會上的弱勢站出來，身為一個律師，似乎也沒有理由不站出來支持他們。

我記得我第一個大學生的當事人是孫致宇。她是清大的學生，因為華隆工人案，向當時的行政院長江宜樺丟拖鞋，因此被警察逮捕。當我跟她在清華大學見面，我看到一個非常瘦小的女生，帶著紅白拖這個「凶器」，出現在我的面前。

對於一個刑案的律師來說，這樣的「案件」，實在有無比的荒謬感。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對這些流離失所的華隆關廠工人，不屑一顧，反而，這樣瘦小的年輕學生，願意為這些媽媽們挺身而出，結果，卻反而將要受到國家的追訴、處罰。

看著她及她的紅白拖，我決定為她辯護。

在太陽花學運前的數月，陳為廷帶著這群華隆工人案的媽媽們來到新竹找我，我們約在我家對面的人文年代咖啡廳，總共數次。每一次，我都告訴她們說，「可能真的沒辦法」。然而，陳為廷及這群年輕的學生與這群媽媽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問：「真的沒有其他的辦法嗎?」

我既心疼又深受感動。最後我們成功將這案件帶到關廠工人案律師團，隨後與一群年輕熱情的律師一同努力，成功從銀行團手中，贏回關廠媽媽的資遣費、退休金。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我陪同被警察以警棍擊中頭部，鮮血如注的林明慧老師開庭。林明慧老師是台中一所國中的理化老師，於太陽花期間深受學生感動，因此，當他看到323晚上的行政院警察越來越多，林老師心想，如果人多一點，學生可能就比較不會有危險，抱著這樣單純的想法，他在十一點搭高鐵北上，十二點與許多年輕世代的朋友一起在行政院前拉手並肩，不到一小時，一個警察過來，對著手無寸鐵的他，拿起鋼製警棍，直接往他頭上揮下。

開完庭，我載林老師去搭車的路上，他說，縱使遭受警察毆打，他的血沾濕了三件上衣，差點失去他的生命，但他從不後悔那一夜北上，因為，從這些年輕世代的眼神中，他看到台灣未來的希望。

這跟我及許多年輕的律師，這幾年的心境很類似。

川本三郎說，「這個時代的特徵，總是在下雨!」

《這本政治工作在幹嘛》，正是一群年輕人在這亂流激雲的年代， 在這個總是在下雨，一點都不溫柔的時代，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撥雲見日的努力。

從中，你可以看到他們一直扣問：「難道真的沒有解決的辦法了嗎?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呢?」 在這些叩問聲中，我們可以看見年輕世代的堅持，相信這樣的堅持與勇氣，一定可以為台灣的未來，帶來真正的希望。

姚立明（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每次碰到年紀只有二、三十歲，卻滿懷抱負的年輕人，腦海裡就浮出這句聖經裡的話。

在講究資歷、輩分的政治領域裡，「大人們」瞧不起年輕人的情況很普遍。他們認為年輕人沒見過世面，根本不懂政治圈裡的爾虞我詐，又沒有什麼選戰經驗，參與政治只是犧牲打。

這些觀念也許部分是事實。但是大人們卻忘記，年輕人保有許多大人們在成為大人以後就逐漸失去的優點—「理想性」，還有不怕輸、敢衝、敢拚的勇氣。

「政治工作在幹嘛？一群年輕世代的歷險告白」一書中十五位參與政治工作的年輕人，我認識好幾位。他們為逐漸乾涸的台灣政壇帶來一股活水，也因著他們，讓我這個歷盡滄桑的政治老兵，對台灣的未來，滿懷希望。

例如，「想作一些能夠幫助別人的事」這句話如果出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只會有些令人作嘔。但是出自長期為同志發言的呂欣潔口中，就令人驚喜，喜見今天的台灣居然還有人真的想作「公僕」。

只要台灣發生重大犯罪，就會被罵到臭頭的「廢死聯盟」核心人物苗博雅，年紀輕輕就能完整論述死刑的錯誤與無效，讓人不能不讚嘆他們從政的潛力。

才二十出頭，二〇一六年立委選舉最年輕的候選人曾柏瑜，居然選擇了連民進黨都沒人敢挑戰的艱困選區，去經營基層。

藉著這些年輕人的告白，我希望他們的理想以及為理想奮鬥的勇氣，能夠感動並且感染更多的人。至於我，只是想藉這個機會對他們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加油！

范雲（社會民主黨第一屆召集人、二〇一六年大安區立委候選人、台大社會系副教授）

這本書記錄了新一個世代，奮不顧身地跳入歷史洪潮，想要用肉身直接改變政治的真切心意。他們關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種種心得與掙扎，為所有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留下了點點滴滴的智慧線索。這些線索，就好像是登山客在深山野壑迷路之際，會渴望在叉路口出現的指引布條。

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政治青年歷險記。新政治的登頂之路，未曾明朗，但，這本書，像是首部曲，它用各種不同的語氣聲調，對著仍在觀望的人們說，「我們已經出發了，真的很辛苦，一路上都是荊棘、陷阱與怪獸，但，也會有閃閃發光的寶藏，請和我們一起加入新政治的歷險之旅吧！」



張鐵志（政治評論人）

二〇一四年318那天，我在香港家中看到臉書上衝進國會的年青人，心情非常激動，尤其其中有太多面孔是我認識的。

我很清楚，他們不是從真空中穿越了國會議場的任意門來到這裡，而是在過去幾年參與了不同的社會運動，一步步累積了運動經驗、建立了串連網絡，來到這裡宣告了一場台灣民主的內在革命。

然而，太陽花之後，我一直在思索，在那場激情的佔領之後，台灣究竟會有什麼樣深刻的改變？那些街頭與議場內的熱血，會如何凝結起來滲透到這個新生的民主的血液中？

書中的這些年輕人走進了政治場域，不論是直接參政或者是擔任其他政治工作，不論是參與民進黨或第三勢力，試圖把他們反叛的世界觀帶入主流政治，改造台灣民主。

某一個意義上，這群青年和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初的所謂「學運世代」面臨類似的歷史契機：後者面對的是剛成形的反對政治，因此有許多政治空間給年輕人；但隨後二十年，民進黨越來越體制化，權力結構或意識型態都逐漸老化，年輕人就比較難出頭天。但這群太陽花世代進入體制的歷史時刻，是既有政黨政治正當性已然崩壞（或者說這也是他們攻擊的結果），是主流政治（某程度上）知道自己的貧乏，因此他們可以發出更大的聲音。

問題是，前一個學運世代進入體制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民進黨的體質呢？而我們眼前這一代進入政黨政治後，又是否能用他們的價值產生集體力量從根改變台灣的政治體質呢？還是只是會個別被體制吸收，而最終體制依然屹立不動呢？

這是這群青年政治理想主義者的考驗。

林飛帆（島國前進發起人、台大政治所研究生）

「我們這一代人是會重蹈覆轍，成為舊體制的繼承者，成為延續舊政治的人物？還是，能成為打破既有體制的革命者、改革者，開創新局的拓荒者？」這個難解的困擾，籠罩在無數個世代裡的台灣反抗青年身上。終究，沒有答案；或者說，歷史早已一次一次給出答案，只是，我們迴避、閃躲、有時不願面對⋯⋯最終，我們對歷史的解答做出不同的詮釋和回應，試著從中找到撫平自己焦躁不安，甚至是合理化自身選擇的說法。

經歷過318運動，這場翻轉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歷史性的運動後，我曾經幻想這場壯闊的運...

一、Activist
以生命投入 呂欣潔
青春的長征 吳沛憶
要翻轉就得參與 吳哲希
政治工作是違反人性的反覆鍛鍊 苗博雅 口述
李屏瑤 採訪
剩下來，一起努力 范綱皓
摸索前進 陳廷豪
回「家」──陳為廷的社運之路 邱彥瑜 採訪
無力者的實踐 許韋婷
零到一百的路上 曾柏瑜
我想當立委 張慧慈
龍在哪裡？ 黃守達
從紅衫軍到扁迷 詹晉鑒

集體記憶的生產與難產 楊緬因 口述
邱彥瑜 採訪
再也不想找不到彼此 Savungaz Valincinan撒丰安・瓦林及那


二、Politics 0-100
這個世界沒有神──立委候選人 呂欣潔
美化，不是偽裝──文宣 吳沛憶
只要肯做，好人一定出頭！—地方選舉 吳哲希
善盡資源是道德義務 ──總幹事 吳崢
給「真．青年參政」的從政青年須知──候選人 苗博雅 口述
李屏瑤 採訪
我就是蔡英文，蔡英文就是我──文稿 范綱皓
我在黨部的日子──黨部 陳廷豪
政治，不是總得妥協──總幹事 陳為廷
人的事情──黨部經營 許韋婷
體力活──立委候選人 曾柏瑜
下鄉──地方輔選 張慧慈
有燈就有人──青年組織 黃守達
一對一，傾聽──里長候選人 詹晉鑒
溝通的邊界── 網路 楊緬因 口述
邱彥瑜 採訪
打破國民黨的鐵票倉──原民部選舉組織 Savungaz Valincinan 撒丰安•瓦林及那


三、 Ideals of Politics
我眼中的台灣⋯⋯
「年輕世代」的困境VS. 優勢？青年需要參政、組黨嗎？

給10年後的我…

一、Activist
以生命投入 呂欣潔
青春的長征 吳沛憶
要翻轉就得參與 吳哲希
政治工作是違反人性的反覆鍛鍊 苗博雅 口述
李屏瑤 採訪
剩下來，一起努力 范綱皓
摸索前進 陳廷豪
回「家」──陳為廷的社運之路 邱彥瑜 採訪
無力者的實踐 許韋婷
零到一百的路上 曾柏瑜
我想當立委 張慧慈
龍在哪裡？ 黃守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