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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 撰文推薦

詹宏志 真情推薦

推薦序：「想改變什麼」的基因從沒變過吳念真

野公「又」要出書了。 據說是「深具意義的第一百本」「以及……裡頭提到你很多次」，所以編輯說要寄書稿給我看，然後幫他「寫幾句你想講的話」。 她真的不知道這兩個老先生之間的恩怨情仇。多年來兩個人只要提到彼此絕對沒有好話，許多朋友甚至以看到我們相互漏氣、抹黑、嘲諷為樂。 所以……如果為了他再度出書而特地講些歌功頌德、吹捧拍馬的話，老實說，我真做不到，而且也違背「固有傳統」，所以我還是選擇實話實說。

第一...

CHAPTER 1 不是學校的學校

二十四歲那一年，我終於找到一家「不是出版社的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本書《蛹之生》，竟然誤打誤撞成了一本非常暢銷的書。封面的書名和筆名都由爸爸用毛筆題字，這樣的印記一直維持到我的第八本書《蘋果樹下躲雨》。我想用寫作來榮耀自己的父親，但是卻不想用一輩子當老師來滿足父親的期待。我認為那是一種反抗，可是當我漸漸老去才發現自己所反抗的，正是自己所眷戀的。一切都因為愛。

如果我在師大畢業後一直沒有離開教育崗位，我應該是一個充滿熱忱的好老師。出版第一本書的那一年，我在新北市的五股國中擔任化學、數學和體育老師，那一年我成立班級圖書館、把化學元素表編成一首歌、從師大借了很多科學影片放給學生看、假日帶學生爬山捕捉蝴蝶做標本。別的老師對我說：「老師不是這樣當的，因為將來誰能繼續教你的班級？而且你這樣的熱忱能夠維持多久？」這些話提醒了我，所以服完兵役後我應徵上一所剛剛成立的公費醫學院當助教，我把過去的講義重新增刪成第一本正式的「生物實驗教材」，而我自己也已經出版到第三本書。那一年我才二十六歲，一年內得到三個文學獎。

我只當了三年老師，卻當了一輩子的作家，當老師和當作家其實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想藉由傳播影響別人。也許我想影響更多人，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當我即將出版我的第一百本書的同時，我也成為一所「不是學校的學校」校長，所以這輩子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教育崗位，我一直扮演傳播者。師大給我最好的禮物不是那張可以保障一輩子工作的畢業證書和教師執照，他們給我最好的禮物是讓我發現臺灣教育制度的缺失，也發現自己可以與眾不同。我可以勇敢放棄那張有很多保障的教師執照，成為另一種傳播者，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和別人不一樣的人生。

CHAPTER 2 在最不可能革命的地方革命 你說電影這行業很複雜，其實我覺得可以很簡單。當許多人忙著做假帳時，我已經把革命的理想—記在大學時代生物實驗的筆記本上，上面有我想要尋找的革命黨員。我發揮了自己最擅長的能力：寫作。我的任務是埋頭寫著一個又一個可以說服上級長官的企畫書，其中夾雜不少美麗的謊言，像《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恐怖分子》《童年往事》。我們用文字引爆一場革命，在最黑暗的地方開了革命的第一槍。

你說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是全臺灣最不可能發生電影革命的地方，因為要通過重重監控、審查的難關，結果我們不但開了門也開了窗。當自由新鮮的空氣從窗戶飄進來，當所有正直善良才華洋溢的年輕電影工作者從敞開的大門大步走進來時，原本在裡面的年輕人也得到了解放，於是一場像奇蹟般不可思議的電影革命就展開了。我和我的革命夥伴吳念真每天埋頭寫著厚厚的電影劇本，百分之九十丟進了垃圾桶，百分之十很幸運的變成了電影。我們一直寫一直寫，我寫《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恐怖分子》，他寫《戀戀風麈》《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我們兄弟倆常常坐在金馬獎的頒獎典禮上等待頒獎人宣布誰才是最佳編劇。離開中影的那一年，我上臺領了兩座金馬獎最佳編劇獎，其中一座是吳念真的，當時他在香港寫劇本，那是他的第四座金馬獎，後來他又得了第五座，他輕鬆的贏了我的兩座。我們在中影一起工作的八年中，中影出品的電影拿下五屆最佳影片，這紀錄永遠不會被超越，那是我們的青春，我們的黃金歲月。

我們除了一直寫還是一直寫，那是我們創造新電影浪潮，改變自己也改變世界唯一的武器。沒有錯，我們是用一直寫一直寫的方式來進行革命。



CHAPTER 3 沒有未來的未來 回顧過去的人生似乎充滿了矛盾：考上公費的師大卻沒有繼續當老師；拿到助教獎學金赴美留學卻選擇提早返回臺灣，寧願忍受別人否定和失業一年的痛苦，一切重新來過。在全臺灣最大的中央電影公司累積了八年資歷，忽然覺悟應該要趁年輕時離開。每一次的放棄和離開，都是因為相信會有更好的未來在等待我，等待我浴火重生。從一個風暴投入另一個風暴，我永遠像是一個菜鳥，在沒有未來的絕境中尋找出口，尋找自己渴望的未來。

我以為美好的仗已經打完，沒有想到政黨輪替後的台視和被迫公共化的華視，正在不遠的未來等待我，我所憑藉的武器仍然是寫作。過去任命華視總經理是總統的權力，華視公共化之後的第一任總經理是首度向民間開放求才，雖然免不了許多檯面下的政治角力和運作，但是董事會決定抵擋這一切。我決定接受挑戰是因為考試的方式有寫報告和面試，都是我最擅長的。讀初中時我的導師金遠勝告訴我，雖然我的學業成績不是班上最好的，但是領導能力、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卻是最好的。我的國文老師朱永成告訴我，我一定會成為作家。於是我以每天寫一頁的速度進行我的「關鍵報告」。寫作期間聽到許多傳言，說華視對外徵才是假的，各方人馬早已暗流洶湧，人選早就內定。

我一度想終止書寫自以為「偉大」的關鍵報告，覺得自己太天真無知，但是我又不想辜負了自己唯一的能力：用寫作來表達自己的理念。我想起老朋友詹宏志在寫「臺灣新電影宣言」時的那句名言：「他們有盛宴，我們有墓誌銘。」喧囂的盛宴過夜隨風而逝，墓誌銘才會永遠留在歷史上，留在人們的心中。於是我認真的把這份關鍵報告完成，果然在自己人生的旅途中，用「寫作能力」把握了那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的人生充滿了矛盾，唯一不變的是寫作，寫作才是我真實的人生。當我在跨越不同領域時常常是一個沒有經驗的菜鳥，但是我卻有一把鋒利不寒光的匕首，在沒有未來的未來中出擊，每一次的出擊都在為自己寫下新的墓誌銘。

我差點跪求老闆給我們一次機會

謹以這個老故事和所有在工作上遇到挫敗和徬徨的年輕朋友們分享。 你是不是經常覺得自己很有理想和熱忱卻常常被澆冷水？有些很棒的想法才提出來就被老闆打槍？你也常常萌生去意但是又不甘心，或是有不可言說的無奈？有的，我全部都有，就在我滿三十歲那年，人生一片漆黑絕望但是我沒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戰，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我唯一的戰略是忍耐，忍耐，忍耐。不放棄、不妥協，等待一次可以大展身手的機會。真的，一次就好。

在一個以年輕人為主的聚餐接近尾聲時，大病初癒的吳念真忽然聊到他三十歲和我共事的老故事。隔那麼久遠，為什麼說起那些往事仍然咬牙切齒、悲憤填膺？是因為我們都成了閒坐說玄宗的白頭宮女？或是覺得曾經把美好青春浪擲在那些人那些事上很不值得？還是我們胸腔裡的那一把青春之火尚未燃燒殆盡？全場數十個年輕人全都鴉雀無聲。我默默看著曾經和我面對面坐在同一張辦公桌長達八年的老朋友想著，光陰無情但是公平，而且會告訴我們最後的答案。

當時還在讀輔仁大學會計系夜間部的吳念真，白天騎著摩托車去西門町中央電影公司當編審，但是所有提出的計畫都被打了回票。後來才知道中影公司的上級單位「文化工作會」以中影過去拍片超支、票房失利為由，暫時停止中影所有拍片計畫，並且進行檢討和整頓。年輕的作家兼編劇吳念真成為當時決心放手一搏的軍人總經理明驥從民間網羅來的第一個「革命黨員」。一年後，明總找上了我加入「革命」的行列，我是他心目中的「愛國青年」，他很放心把最核心的企畫組交給了我。當時明老總最愛說的便是當年共產黨如何打敗腐敗的國民黨的故事：「一路逃竄（他們說是長征）的共產黨逃到延安已經沒有退路了，他們是怎麼樣勵精圖志奪得政權的？你們就要用這樣的決心才能殺出一條血路來。年輕人不要貪圖舒服享受，不要計較薪水和工作環境，也不要因為一時的挫敗就洩氣。等到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天下就是你們的了，到時候要什麼有什麼！」

通常明老總很激動的說這些話時，都是在我們提出的拍片企畫案被上級單位一次又一次的退回，或是我向他抱怨辦公室太暗、空氣不好，或是在工作上的重重限制等問題。如果我想再抗辯什麼時，他就會重複他戎馬生涯中最悲壯的一幕：「當時許多國民黨的將軍都投降了，我知道他們是來勸我投降的。已經三天三夜沒有閉上眼睛，當時我的精神已瀕臨崩潰。我以必死決心把兩枝手槍都上了膛。要我投降是不可能的，那就一起死吧！結果他們知難而退。年輕人，我就是這樣活過來的，你們這些痛苦算什麼？你以為我是那種輕易屈服的人嗎？你以為我是隨便找年輕人加入戰鬥行列的嗎？我是真的看中你們有理想和熱情，我在你們身上看到我自己，你們也是和我一樣不會輕易投降的人，不是嗎？年輕人？用一點智慧才能突圍！」

每當明老總說到熱淚盈眶時，我都乖乖回到位在西門町真善美大樓六樓，像共產黨革命基地延安窯洞一般破舊陰暗的辦公室，和吳念真面對面默默無言卻一籌莫展。個性火爆的吳念真常常看到我面對上級單位的羞辱完全吞忍下來，他覺得該翻桌的時候就翻桌，大不了不幹。我和正在讀大學的吳念真情況不一樣，已經結婚生小孩的我，才剛從紐約返回臺灣，我的人生因為放棄繼續攻讀分子生物博士學位後，幾乎已經沒有退路，雖然熱情理想尚在，但背水一戰絕不投降的心情才是我最大的驅動力，我甚至對上級單位有了恨意，他們成為我真正的敵人。

那一次明老總親自帶著我去文化工作會向大老闆做簡報，報告《小畢的故事》《光陰的故事》和《兒子的大玩偶》等電影企畫書，我差一點想跪下來哀求高高在上的大老闆說：「給我們年輕人一次機會吧？」最後我沒有跪，面對敵人不能跪也不能投降。但是我真的用了一點智慧：我把《小畢的故事》包裝成青年從軍的勵志片，把《光陰的故事》包裝成三民主義建設臺灣的政策片，《兒子的大玩偶》竟然和國父孫中山的理想扯上了關係。或許實在沒有再退回我們的企畫案的藉口，三部開創八○年代初臺灣新電影浪潮的電影企畫書被核准。走出文化工作會辦公室，明老總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說：「你看吧，努力總是有結果的。」我仰望燦爛天空，差點想要跪下來大吼大叫說：「突圍了！突圍了！」

後來《小畢的故事》票房空前成功，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大學生重新回到電影院並且對國片刮目相看。在一次和大學生的座談會上有學生問到《小畢的故事》拍攝過程，我曾經承受過的所有吞忍和委屈一次爆發，在眾人面前痛哭起來。坐在我旁邊的吳念真嚇壞了，一臉錯愕的說：「兄弟，怎麼啦？」眼淚無法停止的我在紙條上寫了一句話：「原來一條簡單的直線，我們卻繞了好大的彎才到達。」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也好像繞了好大一個彎才有現在的民主自由和公民覺醒。每個世代的年輕人都要面臨自己所處的時代，不管是大時代或小時代，面對不一樣的艱難痛苦都得展開戰鬥。忍耐，用背水一戰的心情不要輕言放棄。不要下跪，更不要投降。一定要相信，堅持理想者會贏得最後勝利。

痛毆和疼愛，他們都是我的國文老師

我讀高中二年級時，有一段被國文老師兼導師劉道荃痛毆的經驗，那種拳擊比賽式的打法相當恐怖。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書寫這個故事，每寫一次就把老師體重增加十公斤，從八十公斤增加到一百公斤，青春時的疼痛感覺也許在情緒的宣洩後比較淡了，但是歲月卻像一條湍急的河流不停的沖刷石頭一樣，那件發生在青春期的故事，在我初老時又有了全新的觀點。

回憶當年在教室座位上挨打的那一瞬間，我問自己內心最深刻的痛苦是什麼？現在我終於找到了答案：是所有同班同學都沉默的低下頭，沒有人敢吭聲，也沒有人為我說句公道話。只有坐在後排的阿雄，在老師說要開除我然後離開教室之後，他從後排走到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我看了他一眼，我的眼中沒有淚水卻有熊熊怒火。我看到阿雄眼睛裡有一種不捨和同情。後來阿雄在週記上替我解釋，認為我在小楷簿上抄法國小說《紅蘿蔔鬚》純粹只是順手拿來就抄，並沒有藉此諷刺老師的惡意。劉老師不領情，反而在阿雄的週記上威脅阿雄，要用同樣方式對付他。

我的最新觀點便是「集體沉默」其實是另一種「集體霸凌」，這樣的現象從我們成長時的威權時代到解嚴之後的好長一段時間，校園的文化始終沒有改變，甚至有更壞的狀態。在我的兒女讀國中時代，有一所國中曾經發生過一個老師長期凌虐一個學生的事件，學生家長向學校抗議，學校當局和家長們鼓勵其他學生做偽證，並且用張貼海報、獻花來製造他們愛戴老師的假象。私底下有同學想說出真相時都被家長說服制止。我總是會想起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花了很長的篇幅鋪陳我們成長時代所擁有的獨特的苦悶、窒息和不公不義，導致最後高中生小四在發現他的小情人為了家庭生存，移情別戀特權分子的兒子時，他忍無可忍的殺了她，口中大喊：「你沒有出息！」電影看到這一段時，我渾身發抖淚水流不停。我終於明白當年被毆打的事件其實正是整個時代的縮影，戒嚴時代的學校像軍隊，也像監獄，集體的強控制，每個角落都會有不可告人的黑暗面。

說來很諷刺，我的「救贖」也來自一個國文老師，她是萬華初中朱永成老師，我後來抄在小楷簿上的小說正是她送給我的法國小說之一。她欣賞我的作文，更欣賞我的領導能力，她期許我不只是一個作家，而是像臺大校長傅斯年那樣能夠帶領時代風潮、引領風騷的領袖人物。我高中聯考失利，同班同學幾乎全上了建中、師大附中和成功高中，只有我意外落到了成功高中夜間部，遇到了一些像劉道荃那樣的老師，我變得非常憤世嫉俗，甚至人格扭曲。是朱永成老師救了我，她不停的寫長長的信給我。她幾乎是用哭求的方式鼓勵我說：「不要放棄自己，你是我所有教過的學生中最優秀的一位。你不要辜負了老天給你的天分。你活著是要貢獻社會的，相信老師的眼光。」我一直不相信她的話，大學讀了生物系，大三那年我開始陸續發表作品，真的成了作家。我雖然用了筆名，已經去了美國的朱老師卻從文字中判斷應該就是我。

對於不公不義的事情集體保持沉默，甚至集體掩飾不公不義，對一個孩子的傷害遠大於暴力本身，如果不是因為我在成長中也不斷遇到愛我、欣賞我、鼓勵我的老師和阿雄這樣的朋友，我應該是個內心充滿了恨意、人格扭曲、具有反社會人格的人。現在的我，對於當時的社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會想用自己一生的時間和力量，來從事改造社會及提升社會良知的工作。這樣急迫的心情，都是因為高二挨了老師那頓痛毆之後同學們的集體沉默。 如果讀法律去賣房子，讀醫科去拉保險

有一天和一些不同行業的朋友們聊到現在的大學生普遍害怕畢業，因為他們對畢業後的人生沒有想像，更談不上嚮往。

為了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大學教育越來越商品化，不但把科系的名稱盡量改成實用的、應用的、功能性的，希望能招攬更多的學生。其實改名稱只是掛羊頭賣狗肉，有時候找不到專業的師資，更可能賣雞肉和老鼠肉。這樣短視近利的結果，反而使大學生應該擁有的基礎知識消失了。學生並沒有因此在就學期間，學到未來就業時所需要的專業能力。這是針對學校教育本身來檢視，另外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是整體社會對專業人才需求的失衡，在整個不景氣的大環境之下，有些工作粥少僧多，有些工作找不到適合的人才。

這時候有個律師朋友說，讀法律的學生應該調整思維，不一定只能當律師或法官，應該用自己所擁有的法律知識去提升某個行業的水平，例如去從事房仲業，去當第一線的業務員，也許會成為超級房仲業務員。他們可以用豐富的法律知識協助購屋者。一個醫生朋友立刻接著說，那麼學醫的人也不一定要去當醫生，現在醫生工作辛苦風險又高，收入也不怎麼樣。倒是可以用自己的醫學知識提供買保險的人從自己的身體狀況去買到最適合自己的保險，也許可以成為超級保險業務員。這時候有個文化界大老笑著說，當年在中央電影公司的製片企畫部規畫公司拍片計畫的兩個菜鳥，一個是讀生物的，一個是學會計的，不也是一做八、九年？大家都笑了，因為他們都知道指的是我和吳念真。

我們常常說要去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如果工作和興趣結合是最完美而理想的人生。可是我的經驗告訴我，興趣是可以透過學習慢慢培養出來的。當初我的志願填了師大生物系是因為對生命充滿了探索的熱情，進了大學之後也認真上課認真做每一堂科學實驗。生物系的課程屬於基礎科學，物理、化學、心理、微積分都要讀，所以如果要再讀研究所，反而有非常多的選擇。大學同學們的素質和程度相當高，有一半以上的同學都是因為讀不起醫科才選擇了公費的師大，所以對於當老師這樣的選擇並非是興趣，多少都有些無奈。同學之中有詩人、古典音樂迷、運動選手、數理天才，我反而適合當康樂股長，辦活動娛樂同學。同學的組合和互動才是大學四年能不能從毛毛蟲羽化成蝴蝶的關鍵，這是我在大學時代寫的小說〈蛹之生〉的理念。

我的大學生活非常豐富，天天穿著白色實驗服穿梭在不同科系的實驗室中埋首做實驗，享受每一次科學實驗所帶來的理性的滿足，生活中又受到同學在各方面的啟蒙，我們討論文學和音樂，存在主義的哲學書更是人手一本，我們有合唱團有籃球隊，畢業時出版班刊每個人都是作家。我從大一開始就當家教或是去打工增加家庭收入，最多時每週三個家教。我後來的工作都和創作、傳播媒體有關，這些表面上都和我大學的主修生物無關，事實上卻是因為在大學那樣自由又多元的探索之後的結果。我得到的不只是生物學的知識，因為那些淺薄的知識如果用在教學上很快就不夠了，我真正學習到的是和不同人的互動和溝通，是找到了通往未來的自主學習的鑰匙。離開了學校走進了複雜的社會，所有的學習才真正的開始，你的人際關係，你面臨困境的突破，你的每一個抉擇都引領你走向不同的未來。



大學之前的學習對我而言是懷疑、反抗和發現，上了大學之後才開始自我探索。在我的有限經驗中，探索有幾個方法：（一）跨領域的多元學習、（二）建立自己獨特的自主學習模式、（三）結交和自己不一樣的知心朋友、（四）提早進入社會打工、（五）打工時放下身段做最卑微和底層的工作、（六）認真的談戀愛學習愛人和被愛、（七）如果有可能，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走遠一點，也許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八）加入一些關懷社會的社團，找到自己和社會的連結、（九）接近和藝術有關的活動，那是人類文明的精華、（十）如果你決定換科系甚至學校，勇敢去做，不要害怕錯誤、挫折和失敗，因為這些才是探索過程的核心價值。

大學不像中學那樣的被動學習，也不必像研究所那樣的專精深入，大學是讓你有足夠的時間嘗試各種學習和生活，進而探索自我的過程，有了這些你才能充滿自信和能量來決定你的下一步，決定你想要一個怎麼樣的未來。

CHAPTER 1 不是學校的學校

二十四歲那一年，我終於找到一家「不是出版社的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本書《蛹之生》，竟然誤打誤撞成了一本非常暢銷的書。封面的書名和筆名都由爸爸用毛筆題字，這樣的印記一直維持到我的第八本書《蘋果樹下躲雨》。我想用寫作來榮耀自己的父親，但是卻不想用一輩子當老師來滿足父親的期待。我認為那是一種反抗，可是當我漸漸老去才發現自己所反抗的，正是自己所眷戀的。一切都因為愛。

如果我在師大畢業後一直沒有離開教育崗位，我應該是一個充滿熱忱的好老師。出版第一本書的那一年，我在新北市的五股國中...

讀冊專訪：一直撒野，不停冒險的小野

那些過去

Q：當年小野老師如何在那年代的中影，完成《小畢的故事》、《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這些帶有本土意識的電影？

當時全臺最大的電影公司是黨營事業，由文化工作會來管理，這一切是在最不太可能完成電影的機構完成的。當時政府跟中影處在彼此不信任的狀態，前面幾部電影也賠了好幾億。而且中影的目的是宣傳黨政，不是拍藝術電影。不能觸碰左翼、日本小說，都不能碰。所以要拍安全又有點突破的故事，就是自己的成長故事。把從軍的部分放大成愛國，才能通過審查。

一開始送審查，劇本被退回來，上面貼滿了修改意見。我就把劇本上所有修改的意見都撕掉，用一模一樣的東西送審，結果送審第二次就過了，他們根本沒看。反正拍完之後又要再被審查，我決心用荒謬的方式反抗荒謬的時代。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看出來時代不太可為，所以練習著藐視威權，知道只能騙威權，喜歡聽什麼就給他們什麼。審查單位也不是真的很傻，不過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通過了。

Q：小野老師和吳念真老師當初為何先鎖定黃春明、王禎和兩位台灣文學作家小說作品，作為改編電影的提案？

吳念真比我先去中影做編審，他本來提議要拍陳映真的作品，但是被主管機關退回。我們當時想，如果用台灣的作品改成電影，就不用自己想劇本，可以利用本來就有的故事。而且在我們之前，也很少有人把台灣文學改編成電影。黃春明很會講故事，所以就先拍了黃春明的作品，作品一出，帶動了民間改編鄉土文學成電影的風氣。

1980年代在台灣曾經有過辯論，關於文學是否應該要為社會服務。黃春明等人認為文學不能脫離生活，但是國民黨擔心這會變成共產黨左翼作家的工農兵文學。戰後嬰兒潮的一代長大了，開始關心身邊的故事，無法再滿足於過去的電影語言，所以開始有了這些具有反思性質的電影。

Q：在中影時期，如何找合作拍片的電影導演？

我的角色不完全是編劇，而是寫企劃案、接觸作家買版權，再去找導演把劇本交給他。跟吳念真面對面坐了八年，每天都在想主意、跟公司開會、討論要拍什麼片。我們從拍短片的導演裡面，找年輕導演來拍電影，後來很多變成了大導演，我們就繼續找下一個。

Q：藝術電影與商業娛樂電影在台灣要如何共存？票房與藝術，孰輕孰重？您心目中「好電影」的定義和該具備的元素是什麼？

從事電影工作內心最大的掙扎，就是希望同時達成藝術性跟票房。如果一開始票房不好，就沒辦法打敗傳統電影，像楊德昌跟侯孝賢，後來都是靠法國、日本在出資，走的離台灣市場很遠了。一部電影到底是藝術性質還是商業性質，有時候說不準，刻意迎合市場不見得票房就會好。

台灣導演中，同時兼具商業和藝術的是李安。當時台灣電影新浪潮遇到瓶頸的時候需要李安，他的故事結構很傳統，觀眾看的懂。他在《囍宴》寫好劇本的時候曾經說，如果中影接受這個劇本，就可以開始拍了。但當時的老闆說那是同志電影，不可以。我在中影最可惜就是錯過李安的《囍宴》，跟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侯孝賢的電影雖然沒辦法期待票房，但是全世界的市場都可以賣。不能被台灣市場綁住，不然會變成台灣市場不賣的就不能拍。

編：有哪個導演說故事的方法，您特別欣賞的嗎？

楊德昌的故事每一個部分都很飽滿，很適合拿來教怎麼編劇。侯孝賢很難教別人怎麼編劇，因為你跟天才是很難學東西的。最喜歡的是李安，他可以按照自己的風格拍，但票房還是賣得不錯。李安曾說「電影是給觀眾看的」，要人家看的懂，卻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風格。

Q：老師您現在有比較欣賞或是喜愛的外國電影導演嗎？

從美國念書回來，到中影之前，我在家寫作。當時看到德國的電影，有了很多新的觀念。我喜歡能夠把電影推到極致的，電影的誕生才一百年，跟任何藝術比都很年輕，還會看到什麼樣的未來不知道。

喜歡的導演有：柏格曼、費里尼、楚浮、卓別林等。

Q：您2000-2002年任職台視節目部經理，2006-2007年擔任華視總經理，如果時間能重來，小野老師還願意答應這樣複雜的火線工作嗎？仍願意當個「電視菜鳥」嗎？

我都是在不太了解該行業的狀況下進入一個行業的，不管是去中影還是去電視台。當一個人沒有準備好就上了競技場，就會有奇怪的招。所謂的新浪潮也是這樣出來的，因為不知道遊戲規則，反而就會有一群戰友。當時電視圈已經變得光怪陸離，原來的運作方式走不下去，開始從外面找人，我就是在這樣的契機下進去。在中影一開始也是很不順利，能夠照自己意志行事的部分很少。

在中影其實只要老闆說你搗蛋，就可以走路了，但是外在的支持很多。觀眾進電影院支持，媒體誇獎，在潮流中跟著走。這一切是因為時代在改變，我剛好在每個潮流中做了選擇，人在體制裏面做了一個選擇而已。

Q：電視台為節省成本、增加利潤，引進韓劇、中國劇在黃金八點檔播出，減少自製電視劇的比例，老師認為這是否是台灣電視劇開始走下坡的開端？您會後悔當初「心不甘情不願」買入韓劇嗎？

我一開始在電視台的時候，做了很多挑戰，比如說《逆女》。做了很多文學作品的改編，偶像劇也試著走出一些不同的路。但是因為電視每天都必須要有播出，投資拍八點檔很慢，就算拍完可以賣到別的地方，錢還是不夠，當時的老闆用成本概念在算，我去台視印象最深刻的是節目表上標明，哪些節目賺錢哪些節目賠錢。因為沒錢自己拍，所以建立了有線台首播無線台電視劇的模式。

當時正好遇上韓劇用很便宜的價格想要打進台灣，我去韓國挑片的時候就發現對方的技術各方面已經超過台灣了，以前還要來台灣取經電影新浪潮，當時心情很差，對方姿態也變得很高。買入韓劇《玻璃鞋》這部片大賺，因為當時很便宜就買斷了全臺版權，光靠這部就賺了幾千萬。韓國當時的策略就是便宜賣，打敗台灣其他的八點檔，然後再調價。如果我只是生意人，那當然很好，因為賺了很多錢，但是以文化的角度來說，是失敗了。

當年輕人嚮往韓國的時候，就表示人家東西真的比較好。不能靠拒絕跟阻擋來保護自己，如果可以拍得比較好，就可以吸引人。我想拍本土的偶像劇，但這兩三年才有一部，電視的作業沒有辦法等，需要一部接一部。在電視台的工作以買韓劇作結，心情上滿洩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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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小野

Q：您是怎麼樣的起心動念、契機，決定「拋下書本，走上街頭」投入公民運動？您現階段最關心、覺得最迫切的社會議題／公民運動又是什麼？

如果要從反核四開始說的話，二十年前跟導演朋友就已經在反核四了，在要蓋核四之前就在反了。1989年的時候，吳念真在金馬得獎代領獎項的時候，就講了反核四。如果社會政治不改變，文化也很難改變，所以想要改變社會這個想法我是一直都有。只是不像文化工作者一直以此為志業，每個人有自己的位置可以做。柯一正發起的反核運動，政府有很大的反應，所以在遊行之後留下來討論，還可以做多一點什麼，希望不是喊一喊之後大家回到工作崗位。我們這個世代站出來講，媒體跟政府比較會怕，比較會有新聞跟關注，是有一點力量的，所以做了反核456這個運動。沒想到在自由廣場的肥皂箱一擺，大時代開始變了，很多運動都來這裡宣講，反核456變成一個運動平台。

當台灣開始走進公民社會的時候，只要你去做，就會有人來支持。這一百場活動對我個人生命來說，改變很大。以前都躲在家裡寫東西，高高在上講話給別人聽，因為這個活動而變成了傾聽者，大部分的時候都坐在底下聽，終於抬頭看別人上台去講我不知道的事情。也因為這樣，才知道台灣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生命停下來的時候，才會去看見事情。

太陽花外圍的秩序，是過去累積了很久才能維持起來的。當我走進立法院的那一刻，覺得被震撼到了。我從來沒有參與過運作這個國家，以前都是在外圍做自己的事情。整個台灣的社會從民主改革到政黨輪替，到這一刻公民社會要形成了。公民社會的意見開始形成，政黨才不會太傲慢，因為會監督政府。真正參與社會的時候我已經六十歲，變成阿公了，應該要退休在家了，卻反而進入人生中更年輕的時候，坐在地上，回到年輕的感覺，看著年輕世代開始改變。我過去做的每件事情其實也都想要改變台灣，卻從來沒有真正的參與改變國家、和真正去操作。

編：老師覺得台灣現在最需要改變的問題是什麼？

轉型正義。台灣一直沒有面對真相，轉型正義不只是黨產跟年金，台灣終於可以面對過去的政治跟社會結構。現在是階級問題，不是藍綠問題。本來這個地方努力是有結果，現在卻沒有，結構性的改變很重要。我們那個年代不滿意去衝撞至少可以活下來，現在的問題是努力了，還是沒有辦法得到滿意的生活。轉型正義不是鬥爭，而是看見真正的問題。我自己的成長中，都嘗試著進入結構看到問題，去每個地方都想要看到事情的真相

Q：老師的兒子李中及女兒李亞曾經分別如此提到您——「他正準備要改變世界」、「他就是求個光榮的離去」，您希望可以許一個「什麼樣的未來」給年輕世代？

看的到未來的未來，一個看不到未來的世代，是絕望的世代。

我們也是跟著潮流走到現在，以前覺得存活是最重要的，現在覺得留給未來的人要好才重要。如果下個世代過的不好，我們過的光鮮也不驕傲。我進入公民運動這件事讓我小孩看傻了，以前好像只有在家裡、文章裡面寫關心的東西，他們不瞭解的父親是過去透過電影電視，想要改變的那個人。以前有理想性，因為對共有的未來有一個期待，才去做那些事情。我的小孩他們一直到我走上公民社會才知道，我陪他們長大、受教育，只是父親的責任，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更有理想性的。

女兒小時候不喜歡歷史，但我為什麼要講？我那個年代就是認同很錯亂，可是擁有對土地的自我認同是很重要的，政治主張是另一回事。我小時候經歷過很多次認同的危機，走到今天這樣也是好不容易，言論相對自由、社會比較開放。台北以前垃圾都隨意丟在樹下，有人會來收，現在則是垃圾不落地，這是一個漫長的改變過程。年輕人對未來的悲觀是來自階級的無法流動，但是大時代比我們以前好很多。我來自威權壓制的時代，怎樣的環境塑造怎樣的人，我們當初的環境很封閉。

Q：從一個來自萬華雙園國小外省公務員的兒子，到現在投入公民運動、關心年輕世代處境的李遠；這些年來，關於您自己的「身分認同」的歷程，是否有什麼樣的改變？對於「台灣人」的認同是什麼？對於「台灣史觀」的認知，是否也有不同的理解？您自己左翼的舅舅23歲被槍斃，對身分認同有影響嗎？

我在台灣出生，但是被教育成中國人。上節目都不能提到台灣，不然就是台獨。1983之後開始改變，才慢慢會說我們是台灣人。一開始反對黨是少數人，標榜台灣人的身分，後來慢慢變多。一般像我爸爸這樣背景的人，常常接觸不到外面的世界，但是因為我們家很窮，住在萬華南邊，也就是加吶慶的勢力範圍，靠近中正區，青年公園、南機場那一帶，中南部來的人都住在那裡。我們家裡面講國語，但是附近鄰居都是講台語，學校用國語上課，全班都聽不懂，最後只好用台語上課。這樣的環境異鄉人感很明顯，但也就慢慢產生了認同。我們小時候沒有什麼外省本省的觀念，因為我被同化的很快。我們家也是窮公務員，接了很多兼差的工作，比如說畫廟的門神。李國修的爸爸當時也在那邊修鞋子，本省跟外省也有很多元的階級。

離開電影工作的時候，是我對台灣認同最強的時候。年輕人的經驗是出生就是民進黨執政，擁抱台灣史觀，因為陳水扁調整了歷史敘述，馬英九對此很不甘心。族群整合困難的地方就是兩邊的敵人要生活在一起，認同一個國家。台灣沒有流血革命的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編：如果要拍一個家族的故事，您會拍什麼？

千面諜的故事。以前是我媽媽講給我聽，後來他再講給孫子聽。

當時陳儀政權是社會主義政權，比較傾向社會主義的，來台灣之後什麼都國有。他帶來的是相對比較改革派的官員，當時的版畫也是比較開放的，甚至有批評跟諷刺政府的。我父母就是在那個時候來的。當時台灣是一個動亂的社會，人們來來去去。在這個複雜的社會狀況底下，有很多情報員沒有被發現，兩岸的情報工作失敗之後，就帶著秘密在台灣活下去了。我想拍這樣的故事，從1945-1949，那四年真空的台灣，情報員的故事。

舅舅（黃梅）是個大學生，當時帶著共產黨任務來台灣的約有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多人被槍斃。舅舅大概是民國38年被槍斃，死不承認跟媽媽有任何聯繫，被槍斃之後家人也沒有去領。父親當公務員多年卻一直沒有升官，應該也跟這件事情有關。另一個舅舅則是不能出國的黑名單。我父母非常忠黨愛國，就是因為這些事情，常常警告我說有我們這樣背景的人，千萬不要碰政治。

／

關於教育

Q：師大畢業的小野老師，今年接下了台北市第一所「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的校長職務，為何繞了好大一圈，現在才選擇「教育」這樣和外界連結的方式？是因為認同柯文哲市長的教育理念的緣故嗎？

以前念師大就是領公家的錢，要還給政府，當五年的老師，所以我就到了五股國中。你所反抗的就是你所眷戀的，其實我非常想當很熱情的老師。我大學畢業那一年，把理想性都放在那裡，就一頭栽了進去，週末就帶小孩去爬山、抓蝴蝶、做標本。

到了我自己的孩子進學校感到不適應，才發現過了二十年，教育還是沒有改變。我對這一切感到非常憤怒，把這股不滿發在我的文章裡面。到這個學校的機會很偶然，他們是一群在台灣做實驗教育、比我勇敢的人。我只是在孩子不適應的時候心態上做調整，有一群人卻在台灣做自學做了二十年。我去之後發現實驗教育走得很慢，但是快要開花結果。

學生學的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老師跟學生的互動方式和一般的教育很不一樣。老師很自主，每個老師跟學生互動的方式都不同。校長負責資源整合，第一線的老師教師團自主決定教學內容，台灣這些年的各種教育現場都整合在我們這裡。這個學校是高職，是第一所國中以上的實驗教育。

Q：小野老師對於「台灣技職教育」的看法呢？技職應該扮演怎樣的腳色？

以前是30%是大學，剩下都是技職教育，所以年輕人投入社會工作很早，台灣早期的人力分的很清楚。現在沒有什麼技職選擇，只有會讀書跟不會讀書。不會讀書的就去職業學校，但最後也是要考大學。

我們這個學校（影視音實驗學校）是指標性的實驗。現有的技職，教育功能越來越少。補習班多了八倍，連才藝也要補習，大家都在造假。對外招生的時候，只能利用寶藏巖的部分地方，因為學校還沒蓋好。我們試著教出三年後就可以上場工作的人。

編：希望培養學生怎樣的能力跟特質？

有些人可能會問，影視音這些項目，不是從學徒開始就好了嗎？但我們還是有實驗教育的目的。因此學生們除了技術以外，基本人文素養也要培養。他們社會課的第一步就是去田野，去接觸老兵、移工。文學課寫詩，英文就直接用英文上課，也用英文上音樂課。學生的背景差很多，不管是在電腦能力上或是英文能力上，都有各式各樣的孩子，需要去調整程度上的差異。

Q：老師在各式採訪和專欄中大量鼓勵「非成功學」，這個推廣的起心動念是什麼？曾經面臨過什麼挑戰嗎？可以這樣持續寫作、大量出書，有什麼秘訣可以分享給有志寫作的後進嗎？

我雖然算是會讀書，但是經歷的挫敗並沒有比較少。雖然成績不錯，但是還是被大量的競爭輾壓，分數變成人生唯一的標準。這是一種傷害，我自己的小孩在這個體制裡面也很不適應。

我們率取學生的時候不看分數，這是對傳統價值的批判。我們是自學團體，叫做機構，不是學校的學校，不是校長的校長，不是上課的上課。現在的四十一個學生，多少都是在體制裏面挫敗的，這是一種價值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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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朋友與生命

Q：您對於父親的在過去年少成長期間帶給你的悲傷，以及後來沒有力挺你。回首過去種種，現在是否已釋懷？

我父親是型塑我人生很重要的人，就像在《鋼琴師》那部電影裡面，天才父親不得志，所以要緊緊抓住孩子的教育。我父親對自己很失落，因為他在時代裡面不得志。別人看他什麼都會，其實都是自學，人生靠對命運的抵抗自己支撐起來。所以他希望孩子完成自己的使命，個性又非常強，緊緊抓住自己的孩子，每個孩子都要照他的方式長大，很害怕失敗。我們家五個小孩，其他大概都是在他的期待中長大，我應該是最讓他痛苦的。一直在跟他對抗，他的力量很大，不停的拉扯，在回到軌道跟離開軌道中。

我當時的寫作都是為了榮耀我爸爸，拿到獎的時候忍不住大喊，爸爸我幫你復仇了。我要出國念書就是為了擺脫這一切。我榮耀夠了，可以找自己了，但自己在哪裡？就像李安一直到臥虎藏龍得獎之後，他爸爸還是問他：「那現在可以教書了嗎？」我爸爸一直到離開前，都還在跟我吵架，說人生不是這樣的。別人因為我的關係要採訪我媽，結果我媽一直在講我姐姐，因為他骨子裡其實很不認同我的作法。

Q：書中提到『想起有一年父親節李中送了我一張卡片，在海邊有一對赤祼上身雙手插腰的父子，兒子被擋在高大的父親後面看不到海。李中在上面寫著：「你總不能要我一直盯著你的背吧？」』李中指的是「電影創作」這方面的成就嗎？

這是他國中時候的事情。他覺得我是名人，所以他永遠被當成小野的兒子，只有離開台灣，他才可以被用自己的方式認識，不再是小野的兒子。但他後來就連得了金穗獎，新聞稿上面還被改成小野的兒子，一直被說一定是因為小野的關係。其實我很早就離開，雖然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很多都還在，但跟我根本沒關係。

我花很多時間在帶孫子，他要開始拍了我都不知道。他也很矛盾，我給他的教養他很榮耀，但是也有很多痛苦，一方面想要榮耀我，但同時也希望離開我的陰影。他曾說：我以為爸爸是作家，沒做過電影，所以大學畢業選了電影。結果還是…

Q：請問您認同或支持「同性婚姻」、「多元成家」嗎？

完全贊成啊。李安拍少年PI的時候被問到信仰，他說他覺得有信仰的人很幸褔。我也有點這樣。我冥冥中覺得有個安排，但是沒辦法只相信一個宗教，我不是無神論。學科學的人有時候不相信宗教，但其實我越學越相信，發現生命有他的道理。

人本來就是未知，你怎麼知道什麼是對錯？不強調對與錯、成功與失敗。我買了一百本這本書，送給那些被學校徵選淘汰的人，因為我耿耿於懷那些沒有上的人。挑的時候不是因為他們不好，是因為只能靠面試，可能會挑錯。我當時寫了一封信給所有沒有被錄取的人，告訴他們沒有上不是因為失敗了，這個學校不是要告訴你說，你沒上就是失敗了。

台灣的教育太疏忽每個客體的不同，明星國中老師最常講的就是，如果班上只有二十個學生多好，這樣全部都上前三志願。其實越適應學校的越不需要支持，他自己就很會了，應該要去看那些中間快要跌下去的人。

Q：請用一句話形容好友「吳念真」？

他曾經說過自己跟弟弟的關係。「生長在我們那個時代，才智差不多，但是運氣不同。人人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我每次都摸到大石頭，但是弟弟每次都沒有摸到大石頭。」我爸則是說：「我們這代是在走吊橋，要小心不要掉下去。這一代就兩種人，一種在橋上，一種在橋下。」

我們兩個比老婆關係還好，在中影面對面坐了八年沒吵過架。都是很弱勢的、窮的家庭，從小很焦慮，都要拿到獎學金才能念書，一起很辛苦的走到今天。他是極少數那樣的背景可以有今天的，他初中畢業就因為家裡沒錢沒辦法繼續念書，我同班同學很多人只念到小學。

我還是相對比較幸運，爸爸是公務員，可以申請獎學金。我們兩個一起進中影的時候，他還在念書。我們才差不到一歲，我已經出國回來，他人生卻落下了很多東西，被耽誤了很久。他是我的一個對照組，比我強悍、悲慘許多，但他那麼努力，就像一面鏡子一樣。

我們的友誼也許就建立在那個時代。

Q：1989年小野老師離開中影，您在書中提到：『如果我的人生就結束在那個時間點上，我的墓碑上可以刻著：「躺在這裡的人雖然才三十七歲，但是屬於他個人美好的仗已經打完。」』

2007年任職華視總經理時，您的好友楊德昌導演過世，小野老師在華視的停車場心臟忽然劇痛，第一次有和死亡面對面的恐懼，當時的念頭是「躺在這裡的人已經五十六歲，他是一個大傻瓜。」

現在呢？如何克服面對死亡的恐懼？又會給「自己的一生」什麼樣的評語？

我小時候很害怕人的存在有一天會消失，當時覺得，同一個時間內很多生命一起活著，最後走到死亡，那要怎麼證明自己存在呢？所以一直寫書，想要留下些什麼。後來覺得這樣太焦慮了。

生命從無到有，再到無，生命本來就是沒有的。地球之於宇宙很奇妙，最後變成沒有才是正常。死亡就是用來證明生命的存在，如果生命不會結束，那就什麼都不會想去做啦。這樣一想給了我一種勇氣，人終將一死，有什麼好害怕的？想要改變都可以去做。如果內心充滿恐懼跟不安全，就會去抓住既有的東西，想要安全。因為有死亡，所以人生什麼都要，都覺得只做這樣太可惜了吧。

我每次都是懷著恐懼進入新的領域，不是天縱英明的，每次都很害怕的進入新的地方。克服死亡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嘗試自己沒有嘗試過的事情，發現生命是自己的。用寫作榮耀爸爸，但他還是不滿意，那我就沒有辦法了，我的生命是我的，爸爸的生命是爸爸的，我不能因為爸爸痛苦，所以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爸爸期待的東西最後我得到了，時代變了就自然得到那個位置，但很遺憾他沒有看到。因為時代一直在變，一直鬆動，所以有機會做這些事情。

我現在的人生，都不斷處在今年不知道下一年是什麼的狀態。去這個學校，也是慢慢去問這個學校在幹嘛，不確定性很高，跟以前的工作心情很像，很忐忑。

讀冊專訪：一直撒野，不停冒險的小野

那些過去

Q：當年小野老師如何在那年代的中影，完成《小畢的故事》、《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這些帶有本土意識的電影？

當時全臺最大的電影公司是黨營事業，由文化工作會來管理，這一切是在最不太可能完成電影的機構完成的。當時政府跟中影處在彼此不信任的狀態，前面幾部電影也賠了好幾億。而且中影的目的是宣傳黨政，不是拍藝術電影。不能觸碰左翼、日本小說，都不能碰。所以要拍安全又有點突破的故事，就是自己的成長故事。把從軍的部分放大成愛國，才能通過審查。

一開始送審查，劇本...

推薦序：「想改變什麼」的基因從沒變過 吳念真
序曲：覺醒之年，行動之日，誕生之時

Chapter 1 不是學校的學校
1 聖誕老公公的家──如何相信自己與眾不同
2 人家只點燃一根火柴，你卻已經野火燎原
3 不看成績，要看什麼
4 勇敢的野狼vs優秀的綿羊
5 聽說，這裡將會有一所學校
6 當學校長期困住了年輕人
7 我唯一的反抗，就是犧牲自己的受教權
8 第八名的清寒獎學金
9 半個世紀之後，我才確定你愛我
10 特權階級和黑五類
11 痛毆和疼愛，他們都是我的國文老師
12 如果讀法律去賣房子，讀醫科去拉保險

Chapter 2 在最不可能革命的地方革命
1 我差點跪求老闆給我們一次機會
2 恐龍的腦袋──提早了十年的革命
3 奇蹟和成功從來不屬於心存僥倖的人
4 這是一場僕人綁架主人的政變
5 寂靜的堡壘受傷的兵
6 這是一場千真萬確的戰鬥
7 吳念真的眼淚
8 你總不能要我一直仰望著你吧？
9 黑暗迷宮的光
10 占領西門町

Chapter 3 沒有未來的未來
1 千禧世代大反撲
2 加薪很好，有尊嚴的加薪更好
3 世界已經改變
4 西瓜上路── 一個人的時候，最不寂寞
5 二十三歲，會不會太年輕？
6 太在乎別人的眼光，卻不在乎別人的內心
7 你自由了嗎？你自由了嗎？
8 必敗之役──斑龜是怎麼來到大巨蛋的
9 作為電影之城──請你不要隨便叫我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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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唯一的反抗，就是犧牲自己的受教權
8 第八名的清寒獎學金
9 半個世紀之後，我才確定你愛我
10 特權階級和黑五類
11 痛毆和疼愛，他們都是我的國文老師
12 如果讀法律去賣房子，讀醫科去拉保險

Chapter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