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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聲中聽文化，公園裡見傳承

焦元溥．樂評人、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

我在倫敦學習時，宿舍旁邊有個雅緻的公園。這裡常有活動，話劇、音樂、合唱、電影、親子遊戲等等，相當多彩多姿。園中養了羊和一些家禽，池塘還有鴨子，是小孩的好朋友。每回從公園旁邊走過，看到牠們與飛來做伴的鴿子一起曬太陽，都覺得心情平和。

但我也只能從旁邊走過。公園門口貼了告示：這是兒童公園，只給兒童和帶兒童的大人進入。我沒機會「借」到小朋友，所以總是在欄杆外張望。

為什麼會有這樣奇特的規定？公園北邊的紀念館提供了答案。

就像諸多大城，以前的倫敦繁華卻也罪惡，路上不只有凍死骨，更有出生就遭遺棄的嬰兒，以及勉強存活卻奄奄一息的孩童，人間即是煉獄。貴婦衣香鬢影，街角臭氣沖天，多數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位叫做柯朗（Thomas Coram，約1668–1751）的船長卻看不下去。「難道就這樣見死不救嗎？」他不富有，卻有決心和毅力，花了十七年時間辛苦奔走，終於募來可觀資金，得到英王頒下許可，在1739 年成立了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慈善法人機構，位於倫敦的「孤兒養育院」（Foundling Hospital）。養育院在1741 年開始收納孤兒，隔年九月建立正式院宅後就定居於此，直到1920 年代遷往郊區。

市中心精華區空出這樣一塊地，各方勢力都來覬覦，要蓋大樓或建商場。當地居民不願這段歷史就此湮沒，爭相請願募款，最後加上善心人士資助，終於保留此地做為公園並成立基金會管理。如今，這個地方叫做「柯朗園地」(Coram’s Field)，依然維持專屬兒童的傳統，旁邊還蓋了兒童醫院。即使很多人不曾造訪公園北邊的紀念館，也不清楚柯朗是誰，但當年的善心義舉，至今仍然被記得。如果你是音樂愛好者，更該知道柯朗和他的孤兒院。

為什麼呢？因為作曲大師韓德爾就是孤兒養育院的大力資助者。他先是在1749 年到養育院指揮演出，隔年自己捐了一架管風琴給養育院禮拜堂，啟用典禮又親自指揮上演了鼎鼎大名的《彌賽亞》（Messiah）。此次演出之轟動，不只使韓德爾被選為養育院管理人，以後他更年年在養育院指揮《彌賽亞》慈善演出直至過世。他的愛心並不因此而寫下休止符─韓德爾不只捐給養育院一份《彌賽亞》手稿，更在遺囑中寫明，無論何人何地，只要在版權時間內演出《彌賽亞》，就會有一部分版稅捐給孤兒養育院。這份遺囑、韓德爾手稿和諸多樂譜，目前都存放在公園北邊的紀念館，吸引全世界的愛樂者造訪。紀念館每周日下午有小型音樂會，柯朗園地也不時上演韓德爾《彌賽亞》或其他作品，感謝作曲家當年的愛心。

韓德爾的愛不限於此。從壯年時期開始，他不僅把憐憫注入他的音樂，更贊助社會救助與慈善事業。《彌賽亞》在都柏林首演時，他就將部分收益捐給三家愛爾蘭慈善機構，包括「救濟受監禁債務人之慈善音樂協會」。透過這些義舉，韓德爾告訴世界，音樂能夠啟發和造福他人。當年不只是他，大畫家賀佳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也大力幫助。他鼓勵當代藝術家捐贈作品給孤兒養育院，眾多畫作讓養育院成為英國第一個公共藝廊，至今博物館內仍有很多名家名作與展覽。當我經過柯朗園地，我知道那是好幾代人的慈善、努力與記憶承傳。這個世界充滿殘酷，但仍然有人持續守護著最初的良心，在兩百七十多年後的今日化作洋溢公園裡的孩童歡笑。

說起勢利，英國人大概名列前茅。但即使是這樣勢利的英國人，最後仍能保下「柯朗園地」，不難看出他們對文化的重視。文資保存，不是蓋些假的故居、立些造型浮誇的雕像、刻些言不由衷的碑文，而是真真實實守護初心，讓歲月積累成文化。從「孤兒養育院」到「柯朗園地」，到傳唱世界的《彌賽亞》，今日的公園說著一則流傳近三百年的慈善故事。雖然安靜，全世界都聽得到。

在洪教授這本大作裡，你我將看到許許多多觸目驚心的故事─有些難以挽回，有些還是現在進行式。殷鑑不遠，你是否也願意當一位「文化恐怖分子」，在公園裡唱韓德爾的《彌賽亞》呢？



◎是文資鬥士的告白，也是控訴

吳介祥．文化暴動份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在台灣，文資團體在官宦的眼中，是資歷不夠格的從業者、是文化恐怖份子、是暴民，而這些被託付職權者，自以為在上位，竟敢在公民團體和文資委員面前夸夸而談錯誤的史地知識。台灣貧弱的文化資產，除了要面對自然的衰化，還要面對惡意的專業弄權。

文化資產保存政策，是文化政策裡最難的一環。文化政策常常被視為可有可無的政策，近年的文創政策、文化大國和所謂的「軟實力」等政策口號，都可以看出文化在整體的政策脈絡裡，總是被當成妝點部門，標題顯眼卻沒有措施也沒有論述。速成、膚淺且御用的文化政策，波及最深的就是文資保存事務。我們在文資保存專業上，經年藉以為鏡的國家，無論是廟宇宮殿豐富的亞洲，還是城堡林苑瑰麗的歐洲，或是如德國魯爾區由工業廢址轉化的休閒區域，乃至各國傷痕所到之處的歷史景觀，都是這些區域的公民和政府傾全力研究擘畫，共同承擔並建立典範而來的。

這樣費盡心思，動員世代才保存下來的文化資產，不是服務政治，也不是服務民調支持度的。沒有遠見，我們的文資保存就永遠在原地或易位、三十年或五十年和保存石頭還是磚塊的層次裡打轉，政策永遠見不到史地變遷、權力關係、自然與人為競合的脈絡，而永遠陷於觀光人潮和拍照打卡的狹隘思維。

文資保存本身是一門包涵矛盾的學理；是不易理解卻要求高度自律的實務知識，正因為它必須從未來思考，從歷史的真實性和證據必要性著眼。同時，誰是文化資產、歷史證物的受惠者也必須憑空想像，但是這卻會冒犯當下的開發者和謀權位者。所以在台灣，文資保存特別需要勇氣、智慧和無私大心。文史保存的任務目的，並非營求私利或滿足個人戀眷而已，而是對於歷史的爬梳、對知識的敬重，更是對前人與來者的責任。

洪致文教授的這本書，將他的家庭史和個人的城市記憶結合，更重要的是他對於研究的上窮碧落下黃泉之態度，無論是史料、證據、輔佐資源和推論，洪教授皆能旁徵博引，展現了學者的專業態度和引證的最高標準。而史料和資訊判讀還不是他唯一的工作，洪教授長年親身田調，並超潛入各個設施建物，隨時關注都發和拆遷政策，並積極向各主管機關提報文資⋯⋯儘管政府總讓人徒勞，但他蒐集到難得的資料，甚至是政府及開發業者有意遮蔽的事實，做為在場者，洪教授至少為我們漏洞百出的文資保存政策，做了些微的見證。

有榮幸為這本書寫序，我除了表示對於洪致文教授之於文資保存應有步驟、研究者的專業紀律、對源自家族的公益性堅持，表示敬佩外，也要向總在現場的文資鬥士們，致上我最大的敬意！



◎見證這個「恐怖」世代的文化份子

謝明達．建築史研究者、淡大土木所建築組博士候選人/建築學系兼任講師

曾幾何時，文化份子，要跟「恐怖」這個形容詞連結在一起？當首都市長說出「文化恐怖份子」一詞，來指涉對於文化資產保護不遺餘力的公民團體時，身為關心城市保存一員的我輩，除了輕微的怒意，更多是脫力的荒謬感吧！雖然市長旋即收回該言論並道歉，但這個詞彙已經漫佈在雲端。這不禁引發我們思考，到底這個城市，是誰比較「恐怖」？

是心心念念保存城市文化的公民，還是著了新自由主義魔咒的技術官僚？

文化份子如何「恐怖」

屏除這個詞彙的負面經驗，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文化份子，其實是一件蠻「恐怖」的事。文化份子如何「恐怖」，主要有三：

1. 他們時時保持驚人的田野毅力；

2. 他們往往有著過人的文史收藏；

3. 他們每每懷抱著超乎常人的記憶宮殿。

本書作者洪致文教授就屬於這種「恐怖級」的文化份子。不僅僅是他的著作豐碩，而是他的足跡，早已朝著前輩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為目標，每回踏查當日必錄，務使所行千里錄成萬言。本書便是他千里萬言的再一輯。洪教授固然不以人類學家為職，但他興趣之廣，堪稱「機類學家」，舉凡鐵道、飛機、巴士、船舶，無一不是他的研究興趣。近年來在工業遺產備受重視的趨勢下，洪教授的「機類」專長，更是在一片文史出身的專家中鶴立秀異；尤其在台北機廠的文資保存運動，每每見到洪教授身影。當田野、收藏、記憶冶成一爐，配上洪教授的手中妙筆，專著冊冊年年，成果幾乎等身。有比這個更「恐怖」的嗎？

文化份子見證「恐怖」

身為文化份子，最恐怖的經驗莫過於經歷城市地景的「好好看」跟「好好拆」。前任市長為了舉辦花博，創造了許多「好好看」的短期綠地，大開建築容積放送巧門，名為「都市更新」卻變成建商印鈔機。時間一到，短期綠地變成水泥叢林，高樓拔地而起，「好好看」成了南柯一夢，都市綠島難成、藍天易蔽。現任市長則是力求表現，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獲致結果，嗡嗡嗡外科式的拆除工程，解決了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與北門高架橋等盲腸沉痾，幹道交通與周邊地景豁然開朗，成果頗受好評。然而，卻在南港瓶蓋工廠、舊市議會、三井倉庫、新北投車站等案，使出開腸破肚、切割摘除、甚至器官錯置式的城市手術，恐怕是比前任「好好拆」更為嚴重的文資慘案。

文化份子不甘「恐怖」

「歷史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當我們的城市正在歡慶建城130 周年的時刻，記憶這個城市歷史的載體─文化資產，卻一點一滴的「被遺忘」。這種集體「被失憶」的症狀，是「恐怖」之最，是無論如何都要與之鬥爭的場域，唯「記憶」是我們的武器。相對於終將歸塵腐朽的肉體，城市如石頭般彷彿承載著綿長不朽，城市的身世只有透過文化資產的盡力保存而獲得傳頌。作者固然不是小說《歷史學家》中的元祖吸血鬼卓九勒，無法賦予讀者穿越時空的永生。但透過這本書與城市歷來的時空場景搭接連理，恐怕才是此書邀請我們共遊的在世宏願。或許在讀過本書之後，我們也開始咀嚼起自身的周遭日常，那麼，超越時空的體悟可以在這個城市傳說下去。我們終將戰勝遺忘的「恐怖」，成為文化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