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台灣最知名的譯本，就是「吳明實」譯的《湖濱散記》（Walden），一九六四年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發行。不過，這個「吳明實」並不是真名，真正的譯者是徐遲（1914-1996）。但「吳明實」也不是徐遲專用的假名。另一本今日世界的《小城故事》（Winesburg, Ohio），譯者也署名「吳明實」，譯者卻是吳岩（孫家晉，1918-2010）。事實上，今日世界出版社署名「吳明實」的譯本還有《夏日煙雲》、《傑佛遜新傳》、《浩浩前程—論民主》等書，都不是徐遲或吳岩所譯，因此「吳明實」可能是美新處內部編輯共用的假名。這不禁讓我們好奇，今日世界又不是台灣戒嚴期間的小出版社，而是直屬香港美新處，又不怕國民黨，為什麼他們也要用假名？說起來有點冤枉。《湖濱散記》和《小城故事》都屬於一九四九年上海晨光出版的「美國文學叢書」，而這套書原本就是上海美新處處長費正清（John Fairbank）籌畫的。根據趙家壁一九四九年的〈出版者言〉：
在台灣翻譯學界，像賴教授這樣學經歷完整的學者屈指可數。她自幼喜愛閱讀，因為喜好中國文學而罕見地由台灣大學外文系轉到中文系，但依然以外文系為輔系，因此奠定了良好的中、英文基礎，培養了對中、英兩種語境與文化脈絡的知識（晚近為了研究需要，又修習日文）。就讀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時，在文學與翻譯高手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指導下，與同學分頭撰寫不同文類的美國文學在台灣的翻譯，她的碩士論文〈飄洋過海的繆思──美國詩作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1995），連同其他同學的碩士論文，經常為台灣翻譯史的研究者所查詢、徵引。之後她前往身為華人世界翻譯研究的領頭羊的香港取經，以研究金庸武俠小說英譯（Translat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Novels of Jin Yong, 1998），取得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系博士學位，指導教授就是以與霍克思（David Hawkes）共同英譯《紅樓夢》聞名的閔福德（John Minford）教授。返台後，多年任教於台灣的翻譯研究重鎮──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由助理教授、副教授而教授，並曾擔任所長，造就不少筆譯與口譯的新秀與學者。由此可見她不僅是翻譯研究科班出身，而且多年來研究與教學合一，作育眾多英才。
賴教授在翻譯（與）研究方面的表現多元而豐富。一直站在翻譯實踐最前線的她多年譯作不輟，去年剛出版了《愛麗絲鏡中奇遇》（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台北：國語日報，2015〕）以慶祝《愛麗絲漫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出版一百五十週年（先前曾協助修訂趙元任翻譯的《愛麗絲漫遊奇境》〔台北：經典傳訊，2000〕，以期兼顧趙氏名譯與現代讀者的語言習慣），譯作《遜咖日記》（Jeff Kinney, Diary of a Wimpy Kid）自2008年起至今已出版十集，是台灣書市少見的現象。先前的譯作《未來城》（James Trefil, A Scientist in the City〔台北：時報文化，1997〕）、《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Lauren Child, I Will Not Ever Never Eat a Tomato〔台北：經典傳訊，2002〕）與《當天使穿著黑衣出現》（Nathaniel Lachenmeyer, The Outsider〔台北：大塊文化，2003〕）分別獲得香港電台十本年度好書（1999）、聯合報讀書人最佳童書繪本類獎（2002）與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翻譯類獎（2003）等港、台具有代表性的獎項。
此外，賴教授也主持國立編譯館的研究計畫「建立國家中英文翻譯人才能力檢定考試『一般文件筆譯』命題及評分機制研究」（2007-2010），實際參與國家翻譯政策的擬定與執行。她所負責的國科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十九世紀英美小說翻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2010-2012）與「戒嚴時期的歐美小說翻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2012-2016），旨在兼顧台灣翻譯的歷史與品質研究。她的學術論文刊登於《編譯論叢》、《翻譯學研究期刊》、《英美文學評論》等代表性期刊，並獲邀為《中華民國發展史：文學與藝術》撰寫〈翻譯文學史〉，綜觀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來的翻譯文學史。〈還我名字！──尋找譯者的真名〉一文更榮獲香港中文大學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評判提名獎」（2014）。她的專書《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台北：國立編譯館，2009）頗受學界重視，如其中一篇〈評韓南新譯「明朝愛情故事」〉（Patrick Hanan, 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原刊於《漢學研究》25卷1期〔2007年6月〕），2007年夏季我在哈佛大學與被評論的國際著名漢學家面談時，他對書評中的論點表示贊同，並要我轉致謝意。由此可見，她不僅翻譯實務經驗豐富，也參與政府的翻譯政策，既能深入研究個案，也具有翻譯史的廣闊視野，既能見樹，也能見林，既在象牙塔中登高望遠，也不時於十字街頭與網路行走，實為在翻譯實踐、研究、政策與教學多方位都有突出表現的學者。
這些不幸的譯者因為當時台灣當局的文化政策，以致譯作遭到禁止，「毀屍滅跡」，不見天日，雖然在出版社的變通下得以偷天換日，「借屍還魂」，卻是匿名、甚至為他人所冒名，其中固然有少數出版社是出於善意（如美國新聞處為了保護身陷中國大陸的譯者，避免他們受「美帝」牽連而遭遇不測），卻不脫「二度謀殺」之嫌（相對於禁書之首度謀殺）。因此，賴「柯南」的使命便是追根究柢，讓這些譯作得以認祖歸宗，譯者得以洗雪冤情，「還我真名」。因此這本深入淺出的書固然可以讓深者見其深，見識到作者在翻譯史料上所下的驚人工夫，以及其中或隱或顯的路數，而一般讀者也可由各篇文章了解當時的情境。換言之，作者藉由史料的考掘與鋪陳，試圖讓改名換姓、銷聲匿跡的譯者重見天日、重新發聲。就翻譯研究而言，這本書充分反映了皮姆在《翻譯史的方法》（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中所強調的四個原則：翻譯史「應該解釋譯作在特定社會時空出現的原因」；其「中心對象應為譯者」；必須聚焦於譯者置身的「社會脈絡」；從事翻譯史研究是「為了表達、面對並嘗試解決影響我們當前處境的問題」（ix-xi）。而這正是晚近翻譯研究的典範轉移：由以作者與原作為導向，轉為以譯者與譯作為導向。就《翻譯偵探事務所》而言，便是藉由有心人追根究柢，針對一例例個案加以處理，根據一塊塊碎片逐漸拼湊出大時代下的台灣翻譯史拼圖。
最末的「娛韻繞樑之卷」分享作者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一些有趣現象，以博讀者一粲，如台日對照、做為學習台語之用、台灣最早的《伊索寓言》（1901），台灣最早的莎士比亞故事〈丹麥太子〉（即〈哈姆雷特〉，1906），最早的安徒生童話中譯其實是台灣出版的〈某候好衣〉（即〈國王的新衣〉，1906），把名盜亞森羅蘋的犯案現場移到高雄的《黃金假面》（1960），《拾穗》出版的香艷大膽蕾絲邊譯作《女營韻事》（1963），譯者邊譯邊貶作者的《紫金城的黃昏》（1965），《畢業生》的七本中譯因「違反善良風俗」而遭禁（1971），使徒保羅由希臘文、經英文轉譯為中文聖經和合本、再譜為曲的〈愛的真諦〉（1973），把作者誤認為柯南道爾或其好友華生的《最後的難題》（1975），以及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由譯者成為作者而撰寫的充滿東方（主義）遐思的神探狄仁傑（1982）。
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台灣最知名的譯本，就是「吳明實」譯的《湖濱散記》（Walden），一九六四年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發行。不過，這個「吳明實」並不是真名，真正的譯者是徐遲（1914-1996）。但「吳明實」也不是徐遲專用的假名。另一本今日世界的《小城故事》（Winesburg, Ohio），譯者也署名「吳明實」，譯者卻是吳岩（孫家晉，1918-2010）。事實上，今日世界出版社署名「吳明實」的譯本還有《夏日煙雲》、《傑佛遜新傳》、《浩浩前程—論民主》等書，都不是徐遲或吳岩所譯，因此「吳明實」可能是美新處內部編輯共用的假名。這不禁讓我們好奇，今日世界又不是台灣戒嚴期間的小出版社，而是直屬香港美新處，又不怕國民黨，為什麼他們也要用假名？說起來有點冤枉。《湖濱散記》和《小城故事》都屬於一九四九年上海晨光出版的「美國文學叢書」，而這套書原本就是上海美新處處長費正清（John Fairbank）籌畫的。根據趙家壁一九四九年的〈出版者言〉：
在台灣翻譯學界，像賴教授這樣學經歷完整的學者屈指可數。她自幼喜愛閱讀，因為喜好中國文學而罕見地由台灣大學外文系轉到中文系，但依然以外文系為輔系，因此奠定了良好的中、英文基礎，培養了對中、英兩種語境與文化脈絡的知識（晚近為了研究需要，又修習日文）。就讀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時，在文學與翻譯高手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指導下，與同學分頭撰寫不同文類的美國文學在台灣的翻譯，她的碩士論文〈飄洋過海的繆思──美國詩作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二〉（1995），連同其他同學的碩士論文，經常為台灣翻譯史的研究者所查詢、徵引。之後她前往身為華人世界翻譯研究的領頭羊的香港取經，以研究金庸武俠小說英譯（Translat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Novels of Jin Yong, 1998），取得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系博士學位，指導教授就是以與霍克思（David Hawkes）共同英譯《紅樓夢》聞名的閔福德（John Minford）教授。返台後，多年任教於台灣的翻譯研究重鎮──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由助理教授、副教授而教授，並曾擔任所長，造就不少筆譯與口譯的新秀與學者。由此可見她不僅是翻譯研究科班出身，而且多年來研究與教學合一，作育眾多英才。
賴教授在翻譯（與）研究方面的表現多元而豐富。一直站在翻譯實踐最前線的她多年譯作不輟，去年剛出版了《愛麗絲鏡中奇遇》（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台北：國語日報，2015〕）以慶祝《愛麗絲漫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出版一百五十週年（先前曾協助修訂趙元任翻譯的《愛麗絲漫遊奇境》〔台北：經典傳訊，2000〕，以期兼顧趙氏名譯與現代讀者的語言習慣），譯作《遜咖日記》（Jeff Kinney, Diary of a Wimpy Kid）自2008年起至今已出版十集，是台灣書市少見的現象。先前的譯作《未來城》（James Trefil, A Scientist in the City〔台北：時報文化，1997〕）、《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Lauren Child, I Will Not Ever Never Eat a Tomato〔台北：經典傳訊，2002〕）與《當天使穿著黑衣出現》（Nathaniel Lachenmeyer, The Outsider〔台北：大塊文化，2003〕）分別獲得香港電台十本年度好書（1999）、聯合報讀書人最佳童書繪本類獎（2002）與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翻譯類獎（2003）等港、台具有代表性的獎項。
此外，賴教授也主持國立編譯館的研究計畫「建立國家中英文翻譯人才能力檢定考試『一般文件筆譯』命題及評分機制研究」（2007-2010），實際參與國家翻譯政策的擬定與執行。她所負責的國科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十九世紀英美小說翻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2010-2012）與「戒嚴時期的歐美小說翻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2012-2016），旨在兼顧台灣翻譯的歷史與品質研究。她的學術論文刊登於《編譯論叢》、《翻譯學研究期刊》、《英美文學評論》等代表性期刊，並獲邀為《中華民國發展史：文學與藝術》撰寫〈翻譯文學史〉，綜觀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來的翻譯文學史。〈還我名字！──尋找譯者的真名〉一文更榮獲香港中文大學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評判提名獎」（2014）。她的專書《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台北：國立編譯館，2009）頗受學界重視，如其中一篇〈評韓南新譯「明朝愛情故事」〉（Patrick Hanan, 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原刊於《漢學研究》25卷1期〔2007年6月〕），2007年夏季我在哈佛大學與被評論的國際著名漢學家面談時，他對書評中的論點表示贊同，並要我轉致謝意。由此可見，她不僅翻譯實務經驗豐富，也參與政府的翻譯政策，既能深入研究個案，也具有翻譯史的廣闊視野，既能見樹，也能見林，既在象牙塔中登高望遠，也不時於十字街頭與網路行走，實為在翻譯實踐、研究、政策與教學多方位都有突出表現的學者。
這些不幸的譯者因為當時台灣當局的文化政策，以致譯作遭到禁止，「毀屍滅跡」，不見天日，雖然在出版社的變通下得以偷天換日，「借屍還魂」，卻是匿名、甚至為他人所冒名，其中固然有少數出版社是出於善意（如美國新聞處為了保護身陷中國大陸的譯者，避免他們受「美帝」牽連而遭遇不測），卻不脫「二度謀殺」之嫌（相對於禁書之首度謀殺）。因此，賴「柯南」的使命便是追根究柢，讓這些譯作得以認祖歸宗，譯者得以洗雪冤情，「還我真名」。因此這本深入淺出的書固然可以讓深者見其深，見識到作者在翻譯史料上所下的驚人工夫，以及其中或隱或顯的路數，而一般讀者也可由各篇文章了解當時的情境。換言之，作者藉由史料的考掘與鋪陳，試圖讓改名換姓、銷聲匿跡的譯者重見天日、重新發聲。就翻譯研究而言，這本書充分反映了皮姆在《翻譯史的方法》（Anthony Pym,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中所強調的四個原則：翻譯史「應該解釋譯作在特定社會時空出現的原因」；其「中心對象應為譯者」；必須聚焦於譯者置身的「社會脈絡」；從事翻譯史研究是「為了表達、面對並嘗試解決影響我們當前處境的問題」（ix-xi）。而這正是晚近翻譯研究的典範轉移：由以作者與原作為導向，轉為以譯者與譯作為導向。就《翻譯偵探事務所》而言，便是藉由有心人追根究柢，針對一例例個案加以處理，根據一塊塊碎片逐漸拼湊出大時代下的台灣翻譯史拼圖。
最末的「娛韻繞樑之卷」分享作者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一些有趣現象，以博讀者一粲，如台日對照、做為學習台語之用、台灣最早的《伊索寓言》（1901），台灣最早的莎士比亞故事〈丹麥太子〉（即〈哈姆雷特〉，1906），最早的安徒生童話中譯其實是台灣出版的〈某候好衣〉（即〈國王的新衣〉，1906），把名盜亞森羅蘋的犯案現場移到高雄的《黃金假面》（1960），《拾穗》出版的香艷大膽蕾絲邊譯作《女營韻事》（1963），譯者邊譯邊貶作者的《紫金城的黃昏》（1965），《畢業生》的七本中譯因「違反善良風俗」而遭禁（1971），使徒保羅由希臘文、經英文轉譯為中文聖經和合本、再譜為曲的〈愛的真諦〉（1973），把作者誤認為柯南道爾或其好友華生的《最後的難題》（1975），以及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由譯者成為作者而撰寫的充滿東方（主義）遐思的神探狄仁傑（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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