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特派、派系與二二八事件

第一節 特務機關在事件中的角色

三、特務機關的恐怖行動

國府援軍開到，二二八事件被有效鎮壓之後，特務機關對所謂「暴徒」展開反制工作。對臺灣人而言，此些反制行動駭人聽聞，但在中國早已淵源久遠。

（一）軍統局的「制裁」傳統

軍統局前身是軍事委員會密查組，成立之初目標即是效忠蔣介石，鞏固其統治，其成員具祕密身分，一方面蒐集反蔣情報，充作「領袖耳目」，一方面保護蔣的安全，逮捕暗殺反蔣人士。同時，軍統人員不但對敵人出手毫不留情，對內也強調紀律與家法，不容違逆。軍統特務工作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制裁」，對外暗殺敵人、對內處分「叛徒」，作風極為嚴酷。

暗殺手段並非軍統的獨技，中統局也擅於運用暗殺手段對付敵人，尤其是對付共產黨人，並向領袖蔣介石爭寵邀功。但因兩大情治機關的內部鬥爭，中統局長徐恩曾於一九四四年被撤職，永不錄用，中統局的地位逐漸居於下風，軍統局較受蔣介石重視。

從抗戰到剿匪，軍統局對付反蔣人士、敵偽政府官員、共產黨員，主要手法包括暗殺、綁票、祕密逮捕、祕密監視等。暗殺做為一種最極端的政治對抗手段，是軍統局特務人員經常性的工作之一，稱為「制裁」。據軍統局內部資料所記載之「工作成果」，抗戰前被制裁或祕密逮捕的漢奸、敵人，包括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委員長殷汝耕、職業殺手王亞樵、軍閥張敬堯等三十七案。抗戰期間被制裁者包括華北臨時政府主席王克敏、南京維新政府梁鴻志等二十餘人、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籙、汪精衛外甥沈崧、日軍少將野田大郎、上海市長傅篠庵、上海黑幫張嘯林、南京政府特工總部負責人李士群等，斃命「巨奸」就有二十九案，並曾派殺手王魯翹（前警政署長王卓鈞之父）等人多次刺殺汪精衛未果。

除了上述軍統局白紙黑字可資憑證的「工作成果」外，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後投共的軍統局人員，也留下大量口述史料，說明自己所參與或聽聞的暗殺事件。其中最受矚目者包括：一九三三年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案、一九三四年《申報》主筆史量才案、一九四七年社會教育家李公樸案等。

戴笠以特有的領導風格鞏固向心力，他與其學生，強調「父兄、師長」的關係，喜歡特訓班學員稱他為「主任」，總在內部活動強調「秉承領袖意旨，發揚清白家風」。在學員訓練過程中，要求宣誓「余誓以至誠，為黨國效忠，為領袖效忠，為戴先生效忠，為組織效忠，服從命令，完成使命，如有違背，願受紀律制裁」，並飲血酒為盟。

軍統局標榜「忠義」，鼓勵同志犧牲精神。一九四○年四月一日軍統局成立八週年紀念大會上，公祭歷年死難同志，蔣介石委員長親臨主祭、訓話。此後，「四一大會」成為軍統局的傳統，戴笠每年在會上公祭，流淚悼念死難同志，標榜「無名英雄，清白家風」，並對死難同志遺族給予盡心照顧：死者薪俸按時寄送家屬；白髮黃口無人照顧者，予以安置；軍統局所辦學校，無條件收容遺族子女；遺族子女優秀者，扶助其升學至大學畢業；籌措撫卹金以慰家屬等等。

一旦軍統局人員背叛組織，也將遭受嚴厲「制裁」。戴笠在軍統局立「六不准」禁令，第一條不准，就是禁止擅自脫離組織，軍統人員若要脫離組織，將是「活的進來，死的出去」。諷刺的是，軍統鼓勵共產黨人「反正」，經常「利用叛徒」；但卻不許軍統人員投共，視為「背叛組織」，將遭「家法制裁」。此些制裁手段極為嚴厲，依據軍統局資料，叛徒遭「家法制裁」者不在少數。

（二）二二八事件中的「密裁」行動

前文提及保密局自南京派劉戈青赴臺，協助平定事件。事件發生時，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被軟禁在竹東井上溫泉，時任新竹縣警察局長的陳鼐指出，劉戈青的重要任務是聯繫負責監視的保密局人員劉乙光，確認張學良安全。經確認安全無虞之後，劉戈青立即前往臺北配合組織「忠義救國軍」。

劉戈青與臺灣有些淵源。他的父親劉建寅是雲林斗六人，日本統治後移居廈門，投入軍職。劉戈青於上海暨南大學社會系畢業後，加入了軍統局，曾經擔任軍統局上海站通訊員、上海站行動組組長、香港行動隊隊長。一九三八年他在上海行動隊，連續執行了十一次的暗殺鋤奸行動，其中最著名的是在農曆除夕，潛入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籙公館，成功將其槍殺，名震上海。日本特務機關以巨額獎金懸賞，劉戈青一度暫避到香港，但不久又回上海執行下一個暗殺任務，而被汪精衛政權的特工總部逮捕，由特工頭子李士群親自審問。據說，劉戈青面無懼色、英勇不屈，最後成功逃出特工總部回到重慶，軍統局負責人戴笠給予盛大的英雄式歡迎。簡言之，劉戈青是軍統局出名的殺手。

保密局在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派出有「軍統第一殺手」之稱的劉戈青趕赴臺灣，並協助成立「忠義救國軍」，此事頗值得注意。

所謂「忠義救國軍」，其前身是抗戰時期的「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成立於一九三七年，是軍統局戴笠與上海黑幫杜月笙力量的結合，別働隊最初的五個支隊中，杜月笙旗下的上海幫會人士就占了三個支隊。同年底淞滬失守，國府軍西撤，一九三八年將別働隊編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

杜月笙在上海擁有龐大的青幫流氓勢力，與租界各方勢力都有勾結，戴笠為了利用並控制杜月笙，推舉他為蘇浙行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將特務、流氓合為一處，合組武裝隊伍。這是軍統特務與黑道合作的開始，黑幫結納軍統局，目的在獲得庇護，得以放手活動、聚斂搜刮；軍統局吸收黑幫則是為了「掌握其組織、運用其力量、限制其發展」。此後，軍統局與各省青幫、洪門、哥老會等幫會攜手合作，特務打入幫會、掌握幫會，也有利於控制底層社會，以便反制中共地下組織活動。

無論是別働隊，還是忠義救國軍，主要目的都在發揮特工威力，負責打擊日敵、偵殺奸偽，尤其以「制裁敵酋」的手段最為駭人。根據國防部情報局《忠義救國軍誌》所載，此行動意謂「本擒賊擒王之旨……或打入敵偽機構之中，相機運用『刺殺』、『毒殺』、『炸殺』等手段，制敵偽首要於死地，迫使敵偽頓失領導中心，而惶恐失措，進而戰志沮喪、兵心渙散」。八年抗戰中，忠義救國軍單獨執行的「制裁敵偽首要」行動就有二百四十八件。

劉戈青不僅是軍統著名殺手，更是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最早的成員。保密局在國府援軍已經出發的時刻，派出頭號殺手抵臺，協助組織暗殺隊，令人不寒而慄。國民黨營《國是日報》記者野僕指出，「陳儀從福建帶來的一批軍統局特警東南訓練班出身的警備部特工人員，卻奉令祕密處決各地參與反政府活動的士紳人民。」

國府援軍由基隆開進臺北後，情勢逆轉，特務機關大舉展開行動。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指出：

警察大隊、別働隊於各地嚴密搜索參與事變之徒，即名流碩望、青年學生亦不能倖免，繫獄或逃匿者不勝算。中等以上學生，以曾參與維持治安，皆畏罪逃竄遍山谷，家人問生死、覓屍首，奔走駭汗、啜泣閭巷。

從保密局競爭對手中統局呈給蔣介石的電文，也可以看到保密局別働隊的恐怖行動：

九、十兩日國軍絡續開到，警察及警備部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臺民恐慌異常。……警備部十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

警備總部竟公然組織別働隊多組，臺民恐懼萬分。

新出土檔案則顯示，三月六日，保密局運用員「高頭北」已奉警備總部第二處處長林秀欒之命，組織便衣武裝人員六十名，均攜帶武器。八日軍隊增援後，保密局人員甚至直接要求逮捕民眾，例如高登進（即許德輝）指控趙阿寶在事件中參加暴動、焚燒國大代表謝娥家具與天府酒家，而要求「訓准派特務隊按址緝究，以杜效尤」。肅殺騰騰的氣氛，至為駭人。

保密局檔案中也出現各地諜報組人員對地方人士的各種監視情報、指控罪名，並出現大批的黑名單。

北部地區，許多菁英失蹤、下落不明，或因不明原因被槍決，新出土的保密局檔案相當程度提供了解答。例如張秉承（即林頂立）向南京報稱「王添已被密裁，陳復志已槍斃」，南京方面並特別指示確認「王添、陳復志兩名，由何人、奉何命予以制裁」。楊元丁因抨擊地方政府，「被人暗殺，棄屍港中」，張七郎因托病婉拒協助花蓮縣長張文成維持治安之請，與子張振龍、張鎮慶（即張宗仁、張果仁）慘遭「在鳳林郊外番社執行密裁」。檔案中也呈報反抗人士被公開處決的消息，如黃媽典被指「參加叛亂，罪跡昭然」，已被槍斃。嘉義三青團主任陳復志被指利用職權營私，又因「參加叛亂已被槍決」等等。

第五章 特派、派系與二二八事件

第一節 特務機關在事件中的角色

三、特務機關的恐怖行動

國府援軍開到，二二八事件被有效鎮壓之後，特務機關對所謂「暴徒」展開反制工作。對臺灣人而言，此些反制行動駭人聽聞，但在中國早已淵源久遠。

（一）軍統局的「制裁」傳統

軍統局前身是軍事委員會密查組，成立之初目標即是效忠蔣介石，鞏固其統治，其成員具祕密身分，一方面蒐集反蔣情報，充作「領袖耳目」，一方面保護蔣的安全，逮捕暗殺反蔣人士。同時，軍統人員不但對敵人出手毫不留情，對內也強調紀律與家法，不容違逆。軍統特務工作最重...

序：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陳翠蓮

二十幾年來從事研究工作，像是在尋找身世之謎。雖然不時感到艱辛困頓，但只要有一點點新線索與新發現，就能備受鼓舞、灌注能量，繼續前行。

在高中以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國青年。因為相信學校與國家的灌輸，我總是與父親爭辯、認為他「不愛國」。激動的父親屢次提到二二八事件，話到口邊，總是被母親打斷，二二八事件成為我成長過程中巨大的謎團。一九九四年，我終於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並在次年正式出版。

儘管如此，博士論文中諸多環節仍然疑點重重，未能得到合理解答。撰寫論文期間，曾多次到林衡道先生家裡進行訪問。林衡道的父親林熊祥，戰後因草山會議臺灣獨立事件被捕，林衡道在以金錢運作救出父親後，他加入國民黨，對於臺灣省黨部、國民黨政治派系在事件中的角色頗有瞭解。但是，老先生對我的提問三緘其口、被動回應，後來大多是由我陳述從史料中所得的推論，他點頭或搖頭確認是否為真。某日，他突然很誠懇地勸告我：「陳小姐，妳不要再做這個題目了，再做下去，妳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我聽得懂他的暗示，因少不經事，心中暗自嘲笑：「真膽小，都已經什麼年代了？」但也驚訝於究竟是怎樣的恐怖統治，讓那一輩人如此噤若寒蟬？

巫永福先生也多次告訴我：「國民黨早已編造黑名單，趁著二二八事件計劃性地剷除臺灣菁英。」我當時根本不相信他的說法，因為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儘管如此，我卻也留意到林衡道與巫永福所言的共同交集：戰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模式──尤其是特務政治。

說起來很奇妙，從高中、大學、研究所，到出社會擔任記者工作，我有多次與特務機關擦身而過的經驗，確知這是戰後國民黨政府進行社會控制的重要裝置，對此一課題極有挖掘的興趣。博論中已稍稍觸及，但是因為史料有限，無法深入。二○○○年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下令廣泛徵集政府機關的二二八事件檔案，事件中特務運作的關鍵史料終於出土。二○○八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購得保密局臺灣站檔案，更讓特務機關的滲透活動、操控手法完全曝光。

心中未解的另一大疑惑是戰後臺灣地位與處境。撰寫博論時，許多戰後初期的矛盾現象無法解釋，例如：為何臺灣人恢復中國國籍，卻未受戰勝國國民待遇、受國家保護速速返鄉？既是中國國民，為何臺灣人產業與日產一樣被接管或沒收？又為何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美國大使館指手畫腳，而國府當局也擔心引起國際干涉？因當時無法在學位論文中討論過於敏感的問題，加上自己能力與見識不足，僅以一專章探討外國勢力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態度。

二○一○年，為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我到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找尋戰後在日臺灣人遣返檔案。二戰前臺灣人屬於日本國籍，該館「日本占領關係資料」中，除了龐大的盟軍總部對日占領檔案外，也收藏大量二戰前後美國對臺灣的軍事計畫、占領方案或外交檔案。此一發現令我大為興奮，此後數年間陸續複製、研讀，佐以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臺灣檔案管理局與部分日方史料，終於得以描繪戰後初期臺灣地位與臺灣人處境的整體圖像。

本書以一九九五年時報公司出版的《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為基礎，進行大幅度增補、刪減、更正錯誤，並試圖針對戰後臺灣政治史提出新的研究架構。書中檢視戰後遠東新秩序下的美中協力體制，並以二二八事件為焦點，針對戰後複製於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統治模式進行分析。

許久前觀賞宮崎駿動畫《神隱少女》，主角提到「忘記自己名字的人，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心頭一驚。許多政治哲學家、史學家們一再殷殷提醒探索歷史的重要性，透過瞭解過去，方能定位現在，並提高對未來的洞察力。而歷史研究之於政治共同體的價值之一，豈不正是擔當著「自我認識」的功能？

七十年來，在統治當局刻意隱瞞與編造之下，我們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二二八事件是戰後臺灣歷史中犧牲最為慘重的經驗，但迄今為止，研究重心仍然偏重在整理受害記憶。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當時所處內外在條件？面對危機時，社會群體的反應與處置為何失敗？這些經驗可以提供怎樣的啟示？讓我們透過本書，一同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重新梳理自身的過去，理解當前處境，思考未來的方向。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一九九二年因指導教授許介鱗教授的建議，我首次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複製了臺北領事館的戰後政情報告、戰略情報局（OSS）的臺灣調查報告書。去年，蔡丁貴教授慷慨提供Nancy Hsu Fleming的著作Americans in Formosa, 1945-1947：Declassified Secret U. S. Military and State Department Documents 英文版（此書經蔡丁貴教授翻譯為《狗去豬來：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解密》，二○○九年由前衛公司出版），並介紹我與許女士認識，因為她的建議，在相隔二十多年後，我再度前往檔案館增補部分重要檔案。非常感謝他們的建議與鼓勵。

其次，因政治案件受害的謝聰敏先生，最早提供了內幕傳聞與部分珍貴資料，鼓舞我追查與激發我挖掘的勇氣。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教授邀我解讀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進金教授慷慨贈與忠義救國軍資料，都令我喜出望外。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陳宛妤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公領系劉恆妏教授提供法律制度之專業諮詢；政治大學臺史所博士生彭琳淞告知有關日治時期臺籍日本兵、戰後初期臺籍國府軍的資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淑雅、陳儀深兩位先進，提示到美國國家檔案館蒐集資料的應注意事項，都對我有極大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二○一五年臺灣教授協會召開「軍事占領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會議討論過程令我受益良多，僅此表達謝意。

本書撰寫過程中大量運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檔案、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收藏的葛超智檔案，並利用了國史館收藏的戰後初期檔案與照片，感謝這三個史料機構人員的辛勞。書中也使用了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國防最高委員會相關檔案，感謝王文隆館長的協助。同時，感謝吳宏仁先生、陳雪梨女士、陳柔縉女士、陳銘城先生、張維修先生、黃素心女士、楊振隆先生、賴亮竹女士等人提供了難得一見的珍貴照片。

此外，政治大學臺史所余佩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許秀孟、李思儀進行史料蒐集工作，王文昕負責部分檔案初步閱讀，都給予本書具體的幫助。

感謝國科會與科技部多年來提供學術補助經費，幫助我前往日本、美國等檔案館所蒐集資料，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吳乃德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臺灣大學政治系學長與學術前輩，十分感謝他抽空幫我看過初稿，提供修改建議。衛城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執行編輯盧意寧女士，對知識追求與出版工作充滿熱情。因為她們的專業、耐心、細心與毅力，才能讓本書的錯誤減到最少，並順利刊行。

我的夫婿陳順良是我大學時同班同學，若不是他長期負擔起家庭經營的大部分責任，照顧兩個子女，我恐怕無法專心投注於學術研究工作。真的深深感謝他的支持與付出。

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室

二○一七年二月

序：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陳翠蓮

二十幾年來從事研究工作，像是在尋找身世之謎。雖然不時感到艱辛困頓，但只要有一點點新線索與新發現，就能備受鼓舞、灌注能量，繼續前行。

在高中以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黨國青年。因為相信學校與國家的灌輸，我總是與父親爭辯、認為他「不愛國」。激動的父親屢次提到二二八事件，話到口邊，總是被母親打斷，二二八事件成為我成長過程中巨大的謎團。一九九四年，我終於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並在次年正式出版。

儘管如此，博士論文中諸多環節仍然疑點重重，未能得到合理解答。撰寫論文期間...

自序
緒論
第一章　戰後美中體制的建立
第二章　戰後美中體制與臺灣人處境
第三章　中國統治模式移入臺灣
第四章 二二八事件分析
第五章　特務、派系與二二八事件
第六章　國府當局的考量與對策
第七章　美國與二二八事件
結論
參考書目
索引

自序
緒論
第一章　戰後美中體制的建立
第二章　戰後美中體制與臺灣人處境
第三章　中國統治模式移入臺灣
第四章 二二八事件分析
第五章　特務、派系與二二八事件
第六章　國府當局的考量與對策
第七章　美國與二二八事件
結論
參考書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