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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野夫、文學評論家黃自華 專文推薦

助我半生成長者，或稱老師，或稱先生。平日喚作師父的，滿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王繼。他以親歷者的視角，記錄了一群草根孩子的悲催命運。他們在頂層號召的動亂年代，殺人或被殺，自盡或集體赴死。這些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悲劇，全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厄運。……展示的是一個地區的斷代史，以及一群無辜小人物在國運之下的眾生相。

野夫｜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江上的母親》作者

王繼以不堪的記憶，一步步地還原那個距離我們不太久遠的歷史真相，將那一時期的眾生命運圖像推到我們面前。悲慟與荒謬、真誠與懺悔，如同暗夜星辰一一展現眼前。 ……以這夥年輕人的命運來呈現社會的重大變故，同時又用人性的視角來透視歷史的沉重。讀起來鮮血淋淋煞有快感，同時又能感覺到一種穿心透骨的震撼。

黃自華｜資深文學評論家

無論這世界如何殘酷、壓抑、冷漠，都不可能阻止一顆生猛、勇敢、青春的心。

帶著小獸的敏銳向前追尋！

楊渡｜作家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野夫代序

師父王繼

1

助我半生成長者，或稱老師，或稱先生。平日喚作師父的，滿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王繼。

可能鄂渝兩地文壇之外，知其名者不多。但他，確實是對我影響甚巨，且改變我命運的前輩。時常在想，一個人的命途，總有一些稀奇八怪的際遇。因著這些難以破解的緣分，你才得以成為今天的自己。假設沒有這樣一些菩薩般前來渡你的人，你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你自己都會唾棄的模樣。

老話說：少年叔侄如兄弟。我們這對師徒，尋常日子裡互相也是嘻哈瘋癲，沒大沒小，渾如手足。轉眼結緣三十幾年，各自皆在自己的打打殺殺裡老去。近日的幾次捉杯對酌，雖然各有衰顏隱痛，卻依舊豪興未減。我在賀新涼一詞中寫的「三句罵，兩斤酒」，彷彿正是我們平生的寫照。

他算是我今生最早遇見的一個奇人，他的奇，是奇在一生的為人行事，極其不苟流俗。魏晉狂人所謂的—禮豈為我輩所設—說的似乎便是他的簡傲與任誕。也因為這樣的我行我素，對世間人事皆以青眼白眸分別。但凡青眼相加者，則重情重義乃至割頭換頸。一旦白眼乜斜者，往往水火不容恨不得老拳相向。這樣鮮明甚至暴烈的性格脾氣，難免不與人群，甚或頗遭物議。唯有我知道，他就像亙古大河，無人可以改變其流向。他外在的堅硬和內心的熾熱，只有那些深交過的人才能理解。

2

一九八五年夏天，二十三歲的我還是利川縣委宣傳部的一個文藝青年。我和我們剝棗詩社，募捐自費組織了一個清江詩會，請來的都是當年全省各地的優秀詩人。省作協派來幾個成名作家與會，其中就有王繼，另外還有武鋼出來的老作家李建鋼和王維洲等。

那時的利川和我輩，皆籍籍無名。一個民間社團竟然組織了這樣一個百多詩人作家的盛會，一時輿論大嘩。更令今天想來猶覺後怕的是，我們在完全沒有任何踏勘和經驗以及準備的前提下，竟然帶著這一百多人集體穿越了亞洲第一溶洞騰龍洞。須知此洞長達六十公里，洞中有山有河有瀑布，我們僅憑手電筒摸爬滾打了十二個小時，才一個不拉地實現了首次穿越。當然最後也抬出了兩位傷員。

也許正是當年我們這些山中莽漢的野性和冒險精神，令江漢平原趕來的諸君好奇或好感，才讓王繼對我和一些詩社兄弟另眼相看。再加上他曾經在鄰縣咸豐下鄉當知青 ，對這塊土地素有深情。三天相處，散會時他拉著我，竟然直接說出了下面幾句石破天驚的話—

第一，你不屬這裡，這個小縣城裝不下你，外面的世界才有你的未來。

第二，我必須把你帶出去，我回到武漢就去幫你聯繫工作。

第三，你現在的女友也很好，但是她不適合你。你們趁早分手，還能減少一些傷害。以後你出去了，早晚還是會分，長痛不如短痛。

三句話說完，我如被雷劈，他則若無其事，繼續大碗喝酒。老話說交淺言深似乎不妥，那時的我們基本素昧平生，我總覺得這恐怕是戲言。

3

之後他去了鄰縣插隊 的村子，看望一別十幾年的鄉親。再回來時，我送他和方舟到萬州碼頭。那天他花二十八元—當時的半月工資—請我們大搓了一頓。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盛宴，二十幾道川菜精華，至今想來猶自垂涎。

他們登船，萬州的碼頭當年很高很陡，我站在半腰石階上看著他們孤帆遠去，竟有一些汪倫踏歌桃花千尺的悵惘。很多年後他告訴我，他在船上也看著我落寞的孤影，心中決計要帶我走出命運中繞不開的三峽。

在那最初不多的接觸中，我已經約略知道，他是武鋼的子弟，一九六八年初中畢業，下放鄂西咸豐縣黃金洞。他是我見過的那種飛叉揚戟的知青，逗貓惹狗打架扯皮估計沒有少幹。有義氣也有匪氣，這樣的性格能結交朋友，也能增加敵人。因此在隊裡常挨幹部批鬥，但真正憨厚的土家農民，卻又往往憐惜其年幼流放，不忍對之動怒。

那時地方上對於太調皮霸蠻的知青，要麼長期扣押，招工招兵皆不批准；要麼趕緊送走，紙船明燭照天燒，以免遺禍當地。我估計他便是後者，一九七一年便招回武鋼，成了一個苦哈哈的煉鐵廠的工人。

高爐邊烤煉，機器轟鳴，他從此養成了吼著說話的習慣，聊天也像吵架一般地劇烈。好在天性尚愛讀書，便想改變命運。那是文革後期，武鋼這樣的大型國企，都有著自己的文藝期刊。他便開始寫作，意外地被《武鋼文藝》、《湖北日報》等編輯發現，終於開始有了發表的機會。

那時的湖北文壇，紅鋼城是一個重鎮，前後走出來的詩人作家很多，比如李建鋼、王維洲、董宏量、池莉等。那個年代轉變身分很難，寫作竟成為了他唯一的終南捷徑。他如願以償地離開了高爐烈火，並在八○年代之初出版了自己的長篇小說和若干中短篇。

4

八○年代的工作調動，尤其是最邊遠的鄉碼頭到省城，幾乎是異想天開。他的承諾對我而言，基本不敢奢望。那時的我住在縣委大院，與整個周邊世界完全是格格不入。經常夜裡大醉後，被一夥同醉的兄弟們唱著送葬號子抬回宿舍。大院從未見過我這般放浪不羈的吏員，難免在背後說三道四。我已經大專畢業工作四年，原本放棄的出山之夢，忽然又被他點燃，內心深處不免開始坐立不安了。

一九八五年底，他給我發來電報—準備出山。很快部裡也收到了省作協 的借調函，要我去省裡參與組建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部長是我父執，原本希望培養我入黨提幹，見我無心於此，去意已決，只好成全我的遠行。於是，在一場倉促、盛大而貧儉的婚宴之後，我辭別父母家人，仰天大笑出門去，從此踏上了一條艱難漫長的不歸路。

這一切都是他斡旋安排，我們終於重逢在武漢的大江邊。那時的他，也就三十幾歲，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代。他在省作協脾氣很大，但是人緣卻很好。跟著他廝混在各種酒局，結識了一批當年在武漢活躍的各路文人。那時我還是二十三歲多初出茅廬的小夥子，雖然省城不乏母系親友，但畢竟還是陌生碼頭。在他的引領和撐腰下，很快便克服了山裡人原本的羞怯。

那時省作協獨坐於東湖畔的荒地裡，我吃住皆在那個大院。青詩學會會長饒慶年基本不在，由我和另外一個理事主持日常工作。無非就是像傳銷一樣發展會員，籌辦詩刊，接待各地詩人訪客。每到週末，我便趕往紅鋼城去師父王繼那裡喝酒吹牛，同時正好到附近我大姐家去換洗衣服。

各地文壇都稱前輩為老師，只有武鋼系的作家，稱他們的前輩為師父—這算是工人階級的一種傳習吧。王繼稱李建鋼、陳齡等先生為師父，我也就稱他為師父。因我很多親友在紅鋼城，武鋼系的作家群，也就把我也視為自家兄弟。

5

師父酒量一直勝我到今日，我們每見必飲，每飲必醉。在一九八○年代，即便是最邋遢窘迫的日子裡，相逢必須談文學、電影，當然還有女人。他當時的寫作，雖然仍以產業工人題材為主，但他的意識卻一直非常前衛。他畢竟在省城，視野和訊息都要超過我輩。他談拉美爆炸文學現象時，我們大抵還在讀歐美現代文學。

我那時主要寫詩，他只寫小說，要說並不搭界。但聽他談小說的結構之學，對我啟發多多，後來也在他的鼓勵下開始試探小說。第一個中篇《末代樵夫》後來發表在《莽原》上，算是我對他交的一份作業。他不僅思想新潮，行為向來也是前衛的。如果說湖北文壇誰最先特立獨行地打破清教徒時代的禁錮，他至少算重要前驅之一。

無數個週末，我都要和他高談闊論對酌到深夜，然後留宿在他的客廳。那時的詩人是真的不修邊幅，甚至以髒亂差為時尚。有天我打水洗腳，脫下襪子往邊上一扔，當年的那個嫂夫人看見了，大聲驚呼—野夫這襪子竟然在地上站著的。原來是久不洗腳換襪，襪子像是糊了一層漿糊，直挺挺地成了不倒翁。

他那時也算是文壇最時尚的人，穿花格襯衫、高筒靴，騎摩托，後座上隨時有各色美女。不僅有稿費，還能倒騰鋼材，顯得十分的腰大氣粗。文人聚會，埋單的基本是他；我今天這點豪爽，也就學其零頭而已。在他已經開始文明生活時，依舊還得包容我的臭腳。偶爾兩人喝著喝著，他實在忍不住了才說，你去洗個腳了再來接著喝。

某日正喝著，他兒子跑回家哭訴，被一群武館的孩子欺負了。他起身便要去踢館，我也只好脖子上掛個軍用書包跟去—那時這幾乎是打架的標配，通常裡面背著利刃。還好，那武館雖然人多，師父還算識相和講理。幾番道歉下來，我們也就消了惡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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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確實是那種脾氣大的人，對於周遭世界看不慣的俗人小人，動輒開罵；誰要敢接招，他絕對毫不猶豫地出手。有次在武昌碼頭一餐館，他為說句公道話招惹了地痞。那傢伙轉身就去廚房搶出一把菜刀，他也利索，搶出一把火鏟。兩人對峙，我只好占住位置，看好了一盆沸騰的火鍋。只等那人出手，就連鍋一起扣上。幸好老闆一夥店小二勸架及時，才算免了一場橫禍。

師徒一場，幾十年下來，跟他上路就緊張，隨時準備無端的惡戰。他五十五歲還在重慶團市委大門口，跟一小夥子打了最後一架。兩人纏鬥半小時不分勝負，各自坐街邊歇氣十分鐘再幹。圍觀群眾何曾知道，這還是市文聯的專職作家。這樣的怪事，似乎也只有武漢重慶的暴脾氣男人幹得出來。在那之後，他才認識到，英雄老去，再也打不動了。

但從他身上學到的這種勇敢，以及任何時候都要敢於出招的淡定，卻使我終身受益匪淺。在我後來深陷群惡的日子裡，這種性格的力量，很大程度地保護了我。日本武士道的最佳著作是《葉隱聞書》，葉隱認為武士的事業就是赴死，凡事一旦對搏，必須劍及履及，以決死之心求決勝之法。王繼雖文人身分，很多時候傳給我的卻是這種血勇精神。

我後來在北京廝混時，湖北詩人劉益善將剛剛畢業工作的兒子托我照顧。兒子學建築，在工地當差，時常被一年輕工頭欺侮。兒子投訴與我，我說很簡單，我去工地看著，你自己上前揪住他脖子警告—你再罵一句老子現在就辦你。我說我就在那站著，保證他從此不敢招惹你。但是這八○後的獨生兒子就是不敢，我說給他爸聽，他爸也苦笑說—你這當叔叔的也太邪門了，哪能教孩子打架呢。

看來，我從家師這兒學來的這一點操社會的本事，現在的年輕人雄性銳減，大抵再也傳不下去了。

7

在武漢的詩歌江湖混了半年，工作關係和戶口還在利川宣傳部。部長換人了，新的部長正在打主意，要將我弄回山裡。恰好，武漢大學劉道玉校長主持改革，自主考試招收社會上有一些名氣，但沒有本科學歷的青年插班讀書。只要兩年修滿學分，可以本科畢業並重新參加全國分配。

這對我來說，也許是唯一的可以澈底改變命運的機會。武大的考試分兩種，一是筆試文學、漢語、寫作和政治，二是呈交自己發表的作品，供評審老師打分。前者是背卷硬考，我本七八級中文系大專畢業，對此毫無問題。後者問題很大，因為前來應試的多是全國各地著名作家，著作很多，詩人在其中已然是弱者。且我一向不愛投稿，發表作品有限。而考試分只占百分之四十，作品評分要占百分之六十。我要想在群雄之中勝出，實在很難。

師父聽說了我的選擇，立刻出馬幫我拿到了省作協的推薦信。而著名學者於可訓先生是他好友，正好主持作品閱卷工作。他把我真正寫得不錯，卻實在難以發表的作品，包含一些舊體詩詞，直接遞交給於先生審讀。於先生擅於風塵中辨物色，當年便是著名評論家。正是由於他的提攜，我便順利地拿到了武大的通知書。那之後迄今，我與於先生也保持了終身的師生之誼。

我已經本科，他還是初中文憑。我可以全國分配工作，他還只能待在武鋼。我們笑他—自己的屁股流鮮血，就喜歡幫人割痔瘡。於是我一再動員他也來考武大，文化課，我幫他複習指導。作品分，他有幾本書在那，足夠獲得高分。他猶豫再三，最終接納了我們的建議。哼哧哼哧開始從漢語拼音開始背誦，總算混過筆試，於一九八七年進入作家班，成為了我武大的師弟。

8

我們倆前後進入武大，可想而知，校園內該要增加多少鬧騰。那時的武大，算是真正少有的自由和寬容。只要完成學分考試，即可畢業，至於曠課基本不管。我們同時在校，僅僅一年；那一年他忙著離婚戀愛，不時的聚會，依舊是使酒罵座，品文論人。

似乎直到那時，我才隱約知道，他原本也應該算是我們恩施人。原來他母親就是恩施老城的原住民，到老依舊一口地道的恩施土話。一九五○年江山鼎革之亂世，懷上了他這個孩子。至於血緣父親是誰，他母親至今仍舊不肯告訴他。總之，在他很小的時候，他母親帶著他逃亡到了武漢，然後嫁給了一冶 的一個東北來的司機。

養父姓王，沒有子嗣，也沒有什麼文化，但一直對他視同己出。他的母親也沒什麼文化，他基本就在荊條之下長大。他的野性粗獷和蠻勇，以及對書籍和文學的自發性喜愛，都看不出和他那個老實巴交的養父有任何聯繫。他的母親我認識多年，我堅信她老人家性格古怪，一定是一個深藏隱祕的人。幾十年不回鄂西，但七十歲之後，卻義無反顧地堅決回到恩施賃屋而居。至今八十多歲，無論王繼怎麼打聽，她依舊不肯說出他親父是誰。

我偶然聽到一個說法，說他是一個國軍軍官的遺孤。在那兵荒馬亂的時代，一切皆有可能。從他的形貌性格來看，我也堅信這一傳說。然而當一個老人不願回顧那些危險而艱難的往事時，後輩是再也無從質證生命之源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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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我去了海南，一九八九年我辭職趕回母校時，校園正是一片狼藉倉皇。故人多做鳥獸散，他們班合作草擬的十日祭之悼文，正流傳世界，在各大廣播電臺朗誦，勾出人類的眼淚。

以他之性情，必也或多或少地捲入那一場絕唱。他的同學已然被帶走幾個，他正被訊問警告，同時還得等待畢業分配。我那時充滿了革命激情，對未來時事還抱存一些浪漫主義的幻想。我們劫後重逢於亂世，我在運作一些朋輩的逃亡。他隱約察覺我的一些動機，以他的經驗多次提醒我—不要輕信緊跟我的一些人，更不要盲目做錯一些事。

那時的聚散，都如生離死別。新的嫂夫人是重慶的大家閨秀，一等一的賢淑能幹。他們在經歷了一場甚為傳奇的愛情之後，她趕來把他儘快帶離武漢，從此他溯江而上，徙居於重慶碼頭。

那一年的他，淨身出戶，一貧如洗。因為這一場風暴，他的工作單位也拖延很久才落實。那可能是他最艱難的歲月，我們甚至還背著他，把一個逃亡者短暫安排在他的蝸居棲留。

我們各自在災年裡逃生，滿心憤怒如將要爆炸的地雷，間或絕望地反抗。更多的時候開始沉溺於悲傷的酒中，一去難返地作別我們那曾經充滿希望的一九八○年代，作別我們有理想有奮鬥有擔當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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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未曾想到母校一別，轉眼恍同隔世。我在一九九二年春天，終於可以與外界函聯時，才知道他被分配到了《紅岩》雜誌做編輯。那時的他四十出頭，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鄉寄人簷下，窘迫而尷尬，活得像一個憤怒的公牛。

我們有一搭無一搭的通信，潦草的字跡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慌亂。為了儘量安慰我的羈留不歸，他甚至在春節找來一群妹妹，在寄給我的賀年卡上印滿一大堆紅唇，並稱排隊獻上香吻。往來信函都是要檢查的，我們隊的管教在看了這些豔書之後，忍不住笑駡—你都交往的是一些什麼牛鬼蛇神啊。

鄧小平南巡之後，舉國掀起商潮。他給我來信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確實很無奈。有段時間，我基本靠借貸度日。為了生存，思來想去，唯有下海。幾經周折，才又懂得一點下海的訣竅：當你沒有後臺背景時，你從事的行業必須是你精通的業務。於是我開了書店，成了書商。因為讀書涉獵較寬，二十年的編輯經驗竟成優勢。你出來後，也可以走這條路。我有現成的渠道供你使用，資金也不是太大的問題。你出來後，願獨立運作或做我的合夥人均可，我自會助你一臂之力。

他的智慧和混世本領，很快讓他擺脫了貧困，買房買車，安頓好雙親及孩子，完全投入到民營書商二渠道的灰色地帶中去了。可憐這師父，初初發財就開始為我這個囹圄中人設計出路。他的每一封信都給我帶來信心和希望，彷彿在那古老的江湖道上，暗夜曠野裡挑出的一盞燈。酒旗張揚，爐火蕩漾，一壺老酒早在那裡溫存著等我。

11

一九九五年初夏我減刑歸來，回鄉探母之後，立即趕赴重慶。他那時已經住進很大的房子了，看著其中無數我完全不認識的電器，內心惶恐，真覺得我已被時代遺棄在八○年代了。

劫後重逢，難免大醉。住在他的家裡，依稀記得我大哭了一場，面對他，我忽然失態變成了一個委屈的孩子。他開始指引我做書商，如何策畫書稿，如何買賣書號，如何印刷發行。最後他拿出幾萬元給我，說你去試試吧，賠了不用還，發財了再給我。那是我出獄後拿到的唯一一筆錢，在當年，可謂不菲了。

我和李斯、熊紅開始在武漢做書，他又專程飛來指點。易中天老師贈送給我書稿，竟然因為我們經驗不足，結果印得完全像一部地攤盜版書。我們去廣州書會第一次發行，為了節省費用，我和李斯就睡在他房間的地板上。

他給錢我做書，還不得不幫我擦屁股，把這堆殘次品書籍發到他那些老客戶那去，他再慢慢去收賬。我們一敗塗地，再也沒有本錢做書了。之後吾母投江，我不得不開始北漂打工。打工兩年後，我決定再次獨立做書，內心忐忑不安。他那時已經盆滿缽滿，洗手不幹這一行了。聽說我再作馮婦，只好為我再次出馬，親自到長沙書會幫我介紹客戶，發行營銷。

這一次，我們終於贏了。北漂第三年，我也在北京買房買車，開始恢復了曾經的自信。很多人並不詳知我這聽上去頗為勵志的故事，其實只有我知道，在我的背後站著的這個師父，真正幾次改變了我的命運。男人與男人之間的緣分和高義，在他和我之間，算是踐行和保有了古風古道。

12

十年北漂，我也厭倦了商戰。千里單騎，我流寓大理開始整理平生。我幫過很多人出書成名，但是始終未給自己編輯一部書出版。他那時也已基本退出二渠道，看見我的文章多了，心下也許有些贊許，便決定幫我在大陸中國出版第一部書。我對他說，不太可能，我們都熟知那些審查制度。

他是那種說幹就幹的人，天生具有一些鑽天入地的本事，竟然給我很快拿到了一個書號。於是幾番刪訂之後，我的處女作《塵世．挽歌》由他正式代理出版發行。書剛上市，勢頭很好，我以為可以讓他賺到一筆錢。哪知很快禁令下來，出版社不得再印再發，社長檢討。上面來的官員在訓斥完之後，對社長低語道：「錯誤歸錯誤，整頓要整頓，但是實話說—這確實是一本好書。」

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一個荒誕的時代，我唯苦笑；而他的脾氣，也只能指天罵地一番作罷。現在這書一本在孔夫子舊書網賣到三百人民幣，卻與他這個投資人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似乎自那之後，他的財運便每況愈下。老話說餵豬時牛漲價，改餵牛時豬又漲價—再也沒趕上趟。我勸他老來消停，不要再做公司了。他也開始發現老之將至，眼睛老花得不敢開車了，於是決定退隱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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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來，我們一起單車入西藏，遊滇桂，下海南，行盡了萬里河山。他依舊老頑童一般的率性，酒色財氣一樣不拉地活著。也許每個壞男人的背後，都站著一個壞師父；我這點好與壞，似乎都是從他那裡學來。

一晃六十幾歲了，他那些暴脾氣依舊如故。這些年退休搬到郊區，無人吵架，只好在微博上使酒罵座，對這個看不順眼的時代說幾句直話。話說多了，相關部門便要上門喝茶。我們恩施有民歌唱道—喝茶就喝茶，哪來那多話—他對那些差辦那是完全的不假辭色。電話來約茶的多了，他直接咆哮—未經允許不得進門，否則後果自負。後來人家派漂亮女警來請他，他又心情大悅，跟著人家去所裡講理。

雖然他的滿腹道理，無人可以辯駁。但是這個世界，哪裡還有道理？人家也只能好言相勸，說您這麼大把年紀，該歇火了，真正進去了，裡面的日子還是不好過。

警告無效，只能刪號，老頭天天轉世轉煩了，只好把一肚子不合時宜，還是吞進肚子裡去。我順勢勸他，重新拿筆吧，回歸寫作，寫出你所經歷的時代，見證此國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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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瞇縫著老眼，在一個平板電腦上一筆一劃地手寫輸入，竟然很快完成了這部大著—《八月欲望》。這是他的成長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他告別文壇二十多年後的初次出擊。

這部頗具回憶錄性質的長篇，講述的是一個初中少年，在那荒誕殘酷十年的野蠻成長史。這幾乎是很少有人碰觸的一個領地，或者說是一代人多要遮蔽和遺忘的往事。他以親歷者的視角，記錄了一群大型產業家屬區的草根孩子的悲催命運。他們在頂層號召的動亂年代，殺人或被殺，自盡或集體赴死。這些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悲劇，全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厄運。

他的寫作一直長於在結構上炫技，看似散章慢板，人物草蛇灰線，時隱時現，最終展示的是一個地區的斷代史，以及一群無辜小人物在國運之下的眾生相。很多的敘述甚至是野蠻而刺目的，但卻正是那個特殊年代的實相。

他帶著這個重出江湖的長篇來看我，我們在樽邊燈下回憶我們同樣粗糙野性的人生，師徒皆已早生華髮。兩個喝了一輩子大酒的人，日漸走向自己的黃昏，互相虛偽地批評著對方的爛生活。都希望對方能陪著長壽，能看到雞鳴曙天。

我對他當年在山中帶出我深表感恩，他是我生命中的貴人。他說你該寫出更多作品，也不負結緣今生。我們都經歷了半生跌宕，這才回到初心。各自都還有滿肚子愛恨情仇，值得我們用餘生去互相閱讀。

二○一六年歲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