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雪｜專訪

現在是活活潑潑的陳雪

陳雪vs. 林秀梅（麥田出版副總編輯）．莊瑞琳（衛城出版總編輯）

日期：2017.10.27 14:30~18:00

地點：永和　小小書房

現場記錄：李映昕

林秀梅：我希望比較直白地詢問一些我好奇的地方。問題不少，有些問題也蠻大的，妳有沒有希望一些問題，現在就可以來聊的，還是就依照順序聊下來。

陳雪：其實我覺得第一題就會聊很久。

林秀梅：我想要問的是創作啟蒙，我在妳的作品裡看過，妳說妳的啟蒙是小學老師，他很鼓勵妳，寫作這件事是讓妳尋找出口的方式。但真正的啟蒙是有什麼因緣嗎？

陳雪：我想啟蒙有兩種，一種是心裡上感覺，想要成為作家的朦朧的願望，是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家沒有書，常常去鄰居家借書來看，對我來說，我的文學啟蒙就是匱乏，金錢上的匱乏，知識上的匱乏，情感上的匱乏，使妳想要擁有一些東西，當時最好的方法，就是無中生有，自己去創造。那種想要創造的想法，就是我們家家變的時候，十歲左右，一個完整的家突然破裂了，就是一個啟蒙。妳突然發現人生不一樣了，那個啟蒙讓妳去想，怎麼去迎接這個變化，可能妳的人生被攔腰折斷。妳本來就在那麼匱乏的狀態，我發現我可以說故事，可以想像，這是內心的啟蒙。我從小就是作文很好，很會說話，喜歡講故事，但真正的文學啟蒙，應該是讀大學之後，中間都是文藝少女寫一些散文，自己覺得很像創作的東西，但那時候跟文學的距離還很遠，只是一種遙遠的文學夢想，想要成為作家。我那時想像的作家是，印在書背上的那個名字。印象裡，第一次看到《中國時報》的文學獎，給我一個很衝動的感覺，好像更具體知道那是作家，像朱天文、朱天心她們幾個人很年輕就得獎，所以很強烈地想說，文學獎好像也是一個方法，會變成作家。但我始終沒有那樣做，還是自己默默寫作。真正的啟蒙是大學的時候，開始自己讀比較難的書，開始大概知道小說是什麼，寫了第一篇小說，就是二十歲的時候。

林秀梅：這個很有意思，有些作家在小說創作會有學習階段，有些是自學，比如讀到一些作者的作品，模仿他的結構、語法，妳有這個階段嗎？還是就是渾然天成？因為妳從小就有作者的天賦，想像力夠，也有這樣的企圖。書寫技藝的真正進入，有一個契機嗎？

陳雪：當然有，就是二十歲。那一年知識大爆發，那時候看了馬奎斯，米蘭．昆德拉，讀卡夫卡，二十歲那一年的文學閱讀，讀很多翻譯小說，那段時間就很文青，看了很多藝術電影，學校有藝術電影一百部，我好像二十歲、二十一歲全部看了，像發瘋一樣，能找到的書全部都看，看非常多的電影。那時候也看非常多畫冊，有段時間對美術很感興趣。也會讀佛洛伊德，雜七雜八的哲學心理學都看。但具體被誰影響，我覺得沒有單一的影響，因為那時候吸收的知識太龐雜，吸收了很多，想要找個形式把它表達出來。我記得我寫的第一篇正式小說就蠻實驗性的，是〈頭髮的葬禮〉，寫的跟死亡、性有關，寫的時候我還蠻驚嚇的，花了三、四天寫出來，其實我嚇一大跳，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什麼性經驗，自己覺得還是很少女，但寫出來的東西，已經是很前衛、大膽……我自己看也會覺得，「喔我可以寫出這樣的內容」，自己覺得很奇怪，好像被附身的感覺。當然那些內容都是閱讀經驗產生的想像，作品裡面那種很晦澀，對於性與色情直接的描寫感覺，或者對死亡的想像跟觸摸，那是當時的我沒有意識到的。所以我想是那一年的大閱讀，被藝術衝撞的經驗，爆發在我的小說裡，使我發現自己是可以寫嚴肅小說的人，不是像小時候寫柔柔的散文。我知道那時候我想要寫的東西就是文學。

林秀梅：妳在有篇訪問裡提過「附身說」，但這個附身說，可能是另外一種說法，應該是很多作者的生命經驗，外在與內在，加上閱讀與體驗，內在需要一個出口，去把內心的澎湃書寫出來。

陳雪：當然不能說跟經驗無關，但不是有意識地想要書寫自己的經驗。我對我自己，有一點記憶障礙，好像對過去的記憶馬上就會遺忘，特別刻意地壓抑自己的記憶。不能說那次爆發的內容跟我的經驗無關，但我是沒有意識的。其實沒有無中生有的東西，所有東西都是從作者內在誕生出來的，我想尤其是年輕的作者，剛開始並沒有那麼有意識說，知道在動用哪一塊記憶，或哪一塊知識，而且又是初次比較嚴肅的創作，包括那種語言。那時候寫那麼實驗性的小說，自己並不知道，當把作品寫出來，才會知道現在在什麼地方，可能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作家。現在那篇稿子已經找不到了。

莊瑞琳：妳二十歲大閱讀的時候，書單是怎麼建立的？有什麼同儕影響妳一個追一個嗎？

陳雪：其實沒有。那時候讀新潮文庫，可以一本接一本。作家系譜建立我有一點靠沾親帶故，比如讀馬奎斯提到他為什麼當作家，是因為受到卡夫卡的影響，我就跑去讀卡夫卡，讀了卡夫卡就又讀卡繆。當時米蘭．昆德拉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我就讀了米蘭．昆德拉，這樣一個拉一個就發現有永遠看不完的書，作品之間也會互相勾連。大學時候我是讀中文系，身邊沒有人在寫現代小說，所以都是靠自己摸索。學校附近有個獨立書店，老闆很文青，會介紹書。我會開始看畫展，讀美術的書，是因為讀了梵谷的書簡集，他寫給他弟弟的信。那本書影響我非常大。我內心覺得，我跟他是比較像的人，好像有一個很強烈的創作的欲望，讀他的自傳，知道他也很窮，很多地方跟我很像。我也看了很多臺灣畫家的作品，比如洪通、楊英風、黃土水，讀《藝術家》雜誌，那時候只要有錢就會去買，或站在書店一整天。哲學的書大部分都是那個書店老闆介紹我看的，佛洛伊德是我自己本來就很喜歡。在閱讀的書之中就會有一個老師，會覺得那些人好像都是朋友，我讀海明威也是這樣，因為那時候我非常孤獨，我會把這些作家當成我的朋友，所以他們誰認識誰，誰跟誰很好，我會去串。比如海明威在巴黎，那時候有很多藝術家，我就讀羅丹，讀了羅丹就看卡蜜兒。那時候有一本書影響我很大，亨利．米勒的情婦安娜伊絲．寧（Anaïs Nin）的日記《亨利與君兒》（Henry and June），那本日記帶給我蠻大撞擊，日記有改編成電影（按：《第三情》），影響了我寫惡女書的第一篇〈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電影裡的女主角安娜伊絲是作家，跟我一樣個子小小的，她看到鄔瑪舒曼演的那個角色，亨利．米勒的情婦君兒，立刻神魂顛倒，那是我在電影裡面第一次看到女性欲望女性的畫面，我覺得那就是我想要的東西。第一，那是我沒看過的，第二是，我年輕的時候曾有過一段很模糊的女女愛情經驗……先回應你們後面提到的禁忌主題，因為小時候家裡的變故，我們家是在很小的村莊，本來一個很純樸的家庭突然被妖魔化了，變成一群很壞的人，我母親不在家，整個家就被當作邪惡的存在。對我來說，這就是禁忌啊，妳突然被妖魔化了，妳是妖怪誕生的女兒。我去同學家做功課，因為我功課非常好，本來就模範生，突然間你們家欠了錢，同學的母親就把我趕出去，說妳不要跟我們家小孩來往。我看安娜伊絲．寧的日記，尤其是鄔瑪舒曼的形象出來的時候，我就突然開竅，我要寫一個這樣的女人，但她不只是一個女人，同時又是母親。如果一個孩子，他的母親並不是一個好女人，他將會如何。那時候我覺得自己還蠻天才的，沒有人教我，但那就是我要的東西，而且我沒看過有人這樣寫，不但去思考跟母親的關係，而且把跟母親的關係寫成跟自己的情欲有關。女女跟母女，那確實是我自己心中的一個疑惑，結合了我自己的困惑跟我自己的欲望，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文學上的突破口，所以我就寫了《惡女書》的第一篇作品。我覺得，我真的寫出了一個小說，完全蛻變。我找到了一個主題，描寫我內心真的渴望的東西。

（完整專訪請見《字母LETTER：陳雪專輯》）



陳雪｜書評

偽裝的生命，在憂鬱與幸福之間：讀陳雪《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相較而言，召喚有著非關個人的性格，這意味著誤認總是可能的。而且，不只是當時的口哨、污衊或惡語構成了召喚，每一個代名詞都具有召喚的力量以及誤認的可能：「你，你是我說我愛的那個人嗎？」或是「我，我是你宣稱要愛的那個人嗎？」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主體的感知》（Senses of the Subject）

質疑即是感到異樣。

――莎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幸福的承諾》（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做為一個性別正典的讀者，閱讀同志文學的意義何在？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不容易回答。一個粗淺但大致政治正確的回答，是拓展性／別視野，讓自己可以從性別與性向的角度去理解社會中的少數群體，明白他們的愛欲情意或許有著不同於我們的形式，但根本上與我們相同。因此，我們不僅應該接納，真心擁抱，更應該支持他們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大概是符合當下婚姻平權、多元成家主旋律的回答，或許也是許多讀者心裡的答案。然而，同志文學只是這樣嗎？它只是一種為正典（normative）社會去魅、解惑的文學類別，為的是以自己的痛苦交換社會的接納？它只是一種以文藝包裝的政治宣言，為的是以你的羞恥來贏得我的權利嗎？我不否認同志文學或許有著這樣的效果，但我以為，真誠書寫自我從來都是文學的任務，而唯其真誠，始得文學。如果這樣的命題可以成立，同志文學，和其他的嚴肅文學一樣，首先是對人生的真誠描寫，是對生命歷程與社會構造切膚見血的剖析。拋開市場的標籤不論，同志文學不外是「人的文學」。這正是陳雪這部新作《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值得注目的首要原因。

陳雪成名很早，自二十一世紀起，迭有重要的作品發表與獲得大獎，例如二○○四年以長篇小說《橋上的孩子》獲得《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獎，二○○九年以《附魔者》入圍臺灣文學長篇小說金典獎（該書隔年還入圍了第三十四屆的金鼎獎）；二○一三年又以《迷宮中的戀人》入圍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類的年度之書。除此之外，短篇小說〈蝴蝶的記號〉（原收錄在一九九六年的短篇小說集《夢遊一九九四》裡）二○○四年由香港導演麥婉欣改編拍攝成電影《蝴蝶》，該片當年被選為香港同志影展的開幕片，並成為新世紀重要的華語女同志電影之一。當然，早在這些成就之前，陳雪就因為《惡女書》、《惡魔的女兒》、《愛上爵士樂女孩》等書勇於描寫女同志情欲與家庭困境，奠定女同志作家的地位，並在一九九○年代臺灣風起雲湧的同志運動中，成為令人矚目「酷兒」作家，與邱妙津、紀大偉，洪凌等人齊名。二○一一年她宣布與女友結婚，震撼了臺灣文壇與社會。在島嶼尚未天光，多元成家仍非主流之前，這樣的宣告與行動不可不謂大膽。婚後，陳雪在臉書上分享這段婚姻種種，並在二○一二年集結為《人妻日記》出版。在這之後，陳雪似乎進入散文創作的高峰，除了二○一五年的長篇小說《摩天大樓》外，接連出版的幾本書都是散文創作，包括二○一七年《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

然而，僅以散文來定位《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並不足以說明該書的「故事性」，甚至可能產生此書為作者自傳的不精確印象，尤其書中所採用的書信體格式本身就是流傳久遠的「文學傳統」。誠然，書中充滿濃厚的自傳性色彩，章節裡的各個人物，包括僅以「親愛的」名之的收信者，或許都可以查有此人；連作者也自承，這本書以其伴侣為界，「人生的前三十年都在一到十三封信件裡，而第十四封信橫越了漫長的十多年，書寫我與你之間於二○○三年短暫的相識相愛」與而後的分離、重逢與結婚。但如此「對號入座」式的直觀閱讀，除了滿足了讀者的偷窺本能外，反而忽略了作者遊走於書信散文與書信體小說之間的經營，可能在文類創新之外，猶有深意：一方面以「親愛的」之名召喚讀者進入「拉子是如何煉成」的生命記憶之中，另一方面，每一段娓娓道來的生命記憶也都嘗試敲開讀者的記憶之窗，翻動讀者心中的「潘朵拉盒子」，檢視那些純真的、尚未社會化之前的情感與認同，翻找那些失去的、錯過的、不該來的戀愛筆記，如何培養我們愛與被愛的本事，又以愛為名為我們帶來了什麼樣的創痛、充盈、虛空與印記。因此，這本書不只是書信，亦是回憶與證言，是為了說明「那個我」是「如何形成、如何故障，如何使你愛上，也使你痛苦的漫長過程」。或許將之歸類於散文，讀者可以較輕易地和書中的愛恨情仇保持距離，掩上書頁，淡淡地說那不過是作家陳雪的經驗；而視之為小說時，讀者可以化身為「親愛的」，從主角的故事中尋找理解、放下與復原的勇氣，儘管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也或許，正因為散文／小說的跨文類可能，以及書信體的輕聲詢喚，讀者得以在「她」和「我」的閱讀位置之間游移，時而為她者的不幸而涰泣，時而為自己的勇氣而得意，並在她／我的幸與不幸之間、忠誠與背叛之間、愛與不愛之間，體會身為「拉子」的意義。

當然，幸與不幸、忠誠與背叛、愛與不愛並不只是拉子們的生命課題；拉子做為一種「身分認同」也不是此書最最關切的問題。恰恰相反，藉由重訪生命中不斷出現又離開、不同生理性別的「親愛的」，作者有意地將「成為拉子」視為摸索與理解生命多重樣態的過程，甚至藉重返記憶與記憶的重構，來問題化所謂的「拉子」和「同志」認同。尤其，作者大方坦承自己的雙性戀經驗與心路，不僅讓「雙性戀」這樣的群體得以現身，更擴大與深化了「同志認同」的想像──「這個被稱作「同志」的大光譜，實際上不是為了劃分、區隔，而是為了包容、接納，讓更多人找到屬於自己的顏色，這顏色甚至是多變的」。直面雙性戀在性相與認同上既內且外的困境，作者希望突破「血統證明」式的認同與區辨，讓生命真實存在的種種樣態都能獲得理解和接納。因此，真誠的自我書寫也隱含著介入社會的批判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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