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推薦：「一部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經典」

――《紐約時報》

「一本偉大的書，只有一位俄羅斯人能夠完成的傑作」

――《華爾街日報》

「當代文學中關於人類心靈考驗，最令人不安又使人振奮的故事」――《華盛頓郵報》

「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和深具遠見的道德張力，這部小說是現代俄羅斯文學的最高傑作之一」

――《紐約書評》

「格羅斯曼所寫皆是親眼所見，足以驚心動魄」

――《衛報》

「過去二十年來最為重要的關鍵之作」

――《倫敦書評》

「格羅斯曼人性和優美的筆觸，令人不禁回想起托爾斯泰；那種深度討論團結、友誼與尊嚴的傷懷感...

世間大多數人都不想為「善」下個定義。什麼是善？什麼人需要善？什麼人行善？有沒有通用的善，可以施之於一切人、一切民族、一切情況？或者，對我是善，對你就是惡，對我的民族是善，對你的民族就是惡？善是不是永久的、永遠不變的，還是昨天的善今天就成為惡，昨天的惡今天就是善？

最後審判的時刻總是要到的，思考善與惡的不應只是哲學家和傳教士，應該是所有的人，有知識的人和沒有知識的人。

幾千年來人類有關善的概念是否有過變化？有沒有像福音書的聖徒所說的，不分希臘人與猶太人，不分階級、民族、國家，對於所有的人都一樣的這種概念？也許，這一概念的範圍還要廣泛些，適用於動物、樹木、苔蘚，也就是被釋迦牟尼及其佛經列入善的概念的那種廣義的概念？就是那個釋迦牟尼，為了使人生充滿善和愛，才得出人生一切皆空的結論。

我看到，幾千年來，人類在哲學和道德方面的領袖產生的一些觀念，使善的概念愈來愈狹窄。與釋迦牟尼相隔五世紀的耶穌的觀念，使施善對象的範圍變狹窄了。不是所有的生物，只是人！早期基督徒的善，即對所有人的善，又變成只為基督徒的善，與之並存的是穆斯林的善。

但是過了幾個世紀，基督徒的善又分裂為天主教徒的善、新教徒的善、東正教的善。在東正教的善中出現了舊教的善和新教的善。

同時存在的有富人的善和窮人的善，同時出現的有黃種人的善、黑種人的善、白種人的善。而且，分裂了，又分裂，善已經被劃進了宗派、種族、階級的圈子，在圈子以外的一切人已經進不了善的圈子了。

於是人們看到，因為這種小的、不善的善，而同這種小善認為惡的一切東西進行鬥爭，流的血實在太多了。

有時這種善的概念本身會成為人生的災難，成為比惡更惡的惡。

這種善是一種空殼，神聖的種子已經從其中脫出，失落。誰能把失落的種子還給人類呢？

究竟什麼是善？有人曾經這樣說：善──就是意願和與意願相連的能夠使人類、家庭、民族、國家、階級、信仰興旺發達的行動。

為了個人的好處而奮鬥的人，總是盡力給人為了大家的假象。所以他們說：我的好處和大家的好處是一致的，我的好處不僅對我有利，對大家都有利。我為自己做好事，其實是為大家做好事。

所以，善失去其公共性之後，一個宗派、階級、民族、國家的善總是盡可能使自己帶上虛偽的公共性，披上無私為公的外衣，實則打擊自己認為惡的東西。

不過，就連殘暴的希律一世進行血腥屠殺也不是為惡，而是為他的殘暴者的善。因為新的力量來到世上，將會給他，他的家族、親人、朋友，他的王國和軍隊帶來滅亡的威脅。

但出現的不是惡，出現的是基督教。人類從來沒聽到過這樣的話：「不可判斷人，免得你們被判斷。你們怎樣判斷人，也必怎樣被判斷；你們用什麼標準衡量人，也必照樣被衡量……當愛你們的仇敵，為迫害你們的祈禱……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律法和先知的總綱。」4

這條和平與愛的教義給人類帶來的是什麼？

拜占庭的聖像破壞運動，宗教法庭的刑訊，法國、義大利、法蘭德斯、德國的反異教運動，新教和天主教的鬥爭，僧侶會的陰謀詭計，尼康和阿瓦庫姆的鬥爭，很多世紀以來對科學和自由的壓制，基督徒對塔斯馬尼亞異教居民的大屠殺，焚燒非洲黑人村莊的歹徒。所有這一切造成的災難，超過了強盜和歹徒為作惡而作惡犯下的罪惡。

人類的人道主義學說本身的命運也是這樣使人震驚，使人焦慮，人道主義學說沒有逃脫共同的命運，也分裂為一個個局部的、小圈子的善。現實的殘酷使一些偉人的心裡產生了善，他們使善回到現實中來，一心想按照他們心中的善的模式改造現實。但是，現實並沒有按照善的概念的模式變化，而是善的概念陷進了現實的泥淖中，漸漸分裂，失去原有的公共性，為當前的現實效勞，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美好的、無定形的模式塑造現實。人們往往認為現實的變化就是善與惡的鬥爭，但實際不是這樣。希望人類善良的人，無法消除現實的惡。

需要有偉大的思想，能夠開闢新的管道，把石頭推開，把暗礁消除，把森林移開，需要有公共的善的理想，好使偉大的流水和諧地流動。假如大海一旦有了思想，那麼，每次風暴來臨時，海水會產生幸福的思想和理想，每一股海浪在岩石上碎裂時，會以為它是為海水的好處犧牲的，就不會想到這是風把它吹起來的，儘管在這之前的千千萬萬股海浪都是風吹起的，今後風還會吹起千千萬萬股海浪。

很多書寫了怎樣同惡作鬥爭，寫了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但是這一切毫無疑問都是可悲的。其可悲就在於：哪裡有善的曙光升起──這種善是永恆的，並且永遠不會被惡戰勝，當然那種惡本身也是永恆的，也永遠敵不過善──哪裡就會淌血，就會有大批兒童和老人死於非命。不但是人，就連上帝也無法消除現實的惡。

「在拉瑪聽見有聲音，是痛哭、極大哀號的聲音；拉結為她的兒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5至於聖人認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對於失去孩子的她來說，都無所謂了。

不過，也許，現實就是惡？

我看到我國產生的社會的善這一思想具有不可動搖的力量。我在普遍集體化時期看到了這種力量，在一九三七年也看到了這種力量。我看到，為了善的思想──這種思想極其美好，極其人道，就像耶穌教的理想那樣──為了這種思想消滅了許多人。我看到整村整村的人死於饑餓，我看到農民的孩子死在西伯利亞的雪地裡，我看到一列列軍車把成千上萬男人和女人從莫斯科、列寧格勒和蘇聯其他城市送往西伯利亞，因為他們被劃為社會的善這種光輝偉大思想的敵人。這種思想是美好的和偉大的，所以要殺掉一些人，摧殘一些人的生活，要使妻子離開丈夫，使孩子離開父母。

今天德國法西斯的巨大恐怖籠罩了世界。到處可以聽到就死者的哀號和呻吟聲。到處彌漫著焚屍爐的煙，天空黑暗，日月無光。可是，就連這樣的罪行，這種全世界人類不曾見過的罪行也是借了善的名義。

當年我住在北方森林裡的時候，曾經想過，善不在人類中，不在動物和昆蟲的相互殘殺的世界中，而是在默默無言的樹木的世界裡。可是，不對！我見到過森林的騷動，見過樹木為爭奪土地，陰險毒辣地同青草和灌木進行搏鬥。千千萬萬種子飛播開去，生根發芽，漸漸把青草弄死，把友好的灌木扼殺。成千上萬倖存下來的幼芽開始優勝劣汰，相互搏鬥。只有那些活下來的樹木組成了統一的新的林冠，彼此締結勢均力敵的同盟，分享溫暖的陽光。雲杉和山毛櫸則在這林冠之下昏暗的苦役牢裡凍得瑟瑟發抖。

但是獨占陽光的樹木總有衰老的時候，高大的雲杉就從它們的林冠底下沖出來，沖向陽光，又將赤楊和白樺扼殺。樹木就是這樣永遠生活在你爭我奪中。只有瞎子才認為樹木和草的世界是善的世界。難道生存就是惡？

善不在自然界，不在傳教士和聖人的說教中，不在偉大的社會學家和人民領袖的學說中，不在哲學家的道德中……倒是一些普通人心裡懷著對活物的愛，很自然地、不由自主地珍愛和憐惜生命，喜歡在勞動一天之後享受一下爐灶的溫暖，不在場地上燒火堆和放火。

所以，除了可怕的大的善，還有平常的人的善良。一個老奶奶拿一塊麵包給俘虜吃，一個士兵把壺裡的水給受傷的敵人喝，年輕人憐惜老年人，農民把猶太老頭子藏在草垛裡，這都是善良。有的看守人員冒著個人失去自由的危險，把囚犯或俘虜的信件傳送出來，不是給志同道合的同伴，而是給母親和妻子們，這也是善良。

這是個人之間偶爾為之的善良，是無需證明的、沒有用心的小善良。可以叫作無意識的善良。是宗教的善和社會的善之外的善良。

但是，我們只要一想就可以看出來，這種無意識的、個人間的、偶然性的善良是永恆不滅的。這種善良可以施於一切生物，甚至一隻老鼠，一根樹枝都可以受到這種善的恩澤──有時行人會忽然站下來，扶一扶受傷的樹枝，讓它更容易重新長到樹幹上。

在可怖的時代，在以國家民族光榮為名義、以對全世界行善為名義而進行瘋狂殘殺的時候，在人已經不像人，而只是像樹枝一樣盪來盪去，又像一塊塊石頭填進山溝和土坑的時候，就是在這種可怖和瘋狂的時代，這種沒有用心的、可憐的、像鐳粒子一樣分散在生活中的善良也沒有消失。

有一些德國兵來到村子裡。昨天在路上有兩名德國兵被打死。晚上把一些婦女趕出去，叫她們在樹林邊挖坑。有幾名士兵住到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家裡。她的丈夫被帶到警察局去了，那裡還關著二十個農民。她一夜沒有睡，德國兵在地下室裡搜到一筐雞蛋和一瓶蜂蜜，他們自己生起爐子，炒雞蛋，喝酒。有一個年紀大些的吹起口琴，其餘的人又跺腳又唱歌。他們對女房東連看也不看，好像她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貓。早晨，天亮了，他們開始檢查自己的槍。那個年紀大些的士兵很笨拙地拉了一下槍機，一顆子彈打進自己的肚子裡。大家一齊叫起來，亂成一片。幾個德國兵草草地給他包紮了一下，就把他放到床上。接著他們都被叫走了。他們臨走向女房東打了打手勢，叫她照應受傷的德國兵。女房東看到，要把他掐死不費吹灰之力。他一會兒嘟囔，一會兒閉上眼睛，又哭又咂巴嘴。後來忽然睜開眼睛，很清楚地說：「媽媽，給我水。」女房東說：「哼，你這該死的東西，把你掐死才好呢。」可是她還是給他端來了水。他抓住她的手，叫她把他扶起來，因為血堵得他不能喘氣。她把他扶起來，他用兩手勾住她的脖子，支撐著身子。這時村子裡響起一片槍聲，她嚇得直打哆嗦。

後來她說起當時的情形，但是誰也無法理解，她也無法解釋。

這是一種善良。有一則寓言說一個修士讓蛇在懷裡暖和身子，就是指責這種善良沒有意義。這種善良，就好比愛惜咬死小孩的毒狼蛛。這是一種不理智的、有害的、荒唐的善良！人們樂於援引寓言中的例證，記住這種沒有意義的善良帶來的（和可能帶來的）害處。不必害怕！如果怕這種善良，就好比一條淡水魚偶然從河裡來到水鹹的大海裡，感到害怕。

沒有意義的善良有時給社會、階級、民族、國家造成的害處，與天生善良的人發出的光相比，是會黯然失色的。

這種沒有意義的善良正是人的人性，它就是人和其他一切的區別，它就是人的精神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它說明，生存並不就是惡。

這種善良是沒有言語、沒有用心的。它是本能的，是盲目的。一旦耶穌教把它變為教堂神父的教義，它就變得暗淡了，種子就變成了空殼。當善良沒有言語、沒有心思、沒有用意的時候，當善良隱藏在人心裡的時候，當善良沒有成為傳教士的武器和商品，當礦金沒有煉成神的金幣的時候，善良是有生命力的。它就像生活一樣實實在在。就連耶穌的說教，也使善良失去其生命力。善良的生命力在人心的不言不語中。

但是，我懷疑人類的善，也懷疑善良。我很惋惜它沒有生命力！它既然沒有什麼感染力，又有什麼好處呢？

我以為，它沒有生命力。美好而又沒有生命力，簡直就像露水。

怎麼能不使它枯死，不使它丟失，而使它變得有力呢？教會就是使它枯死了，將它丟失了。當善良不是什麼力量的時候，它才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想把善良變為力量，它就失去本色，就會暗淡，失去光彩，消失。

現在我看到惡的真正力量。天國是空的。地上只有人。拿什麼來撲滅惡呢？拿人類的善良，拿這樣幾滴露水？但是要知道，這種火用所有的海洋裡的水和所有雲層的水都是撲不滅的，從福音書的時代直到今天的鋼鐵時代所彙集起來的一點點可憐的露水也撲不滅……

我再也不相信能夠在上帝身上、在自然界找到善，就這樣，我再也不相信善良。

但是，法西斯的黑暗在我面前暴露得愈多、愈廣，我就愈加看清：人性總是存在的，是泯滅不了的，即使在浸透了血的黃土旁邊，在毒氣室的門口。

我在地獄裡鍛鍊了信心。我的信心是從焚屍爐裡出來的，是穿過了毒氣室的水泥牆的。我看出來，不是人在同惡的鬥爭中軟弱無力，是強大的惡在同人的鬥爭中軟弱無力。毫無意義的善良永遠不滅的祕密，就在於它的無力。這種善良是不可戰勝的。這種善良愈傻，愈無力，愈沒有意義，就愈是巨大。惡對它無可奈何。聖人、傳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領、領袖，在它面前無可奈何。它是一種不看什麼、不說什麼的愛，是人的本義。

人類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類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碾碎人性的種子的搏鬥。但是，如果人性就是現在仍沒有被摧殘殆盡的話，那麼，惡已經不可能取得勝利了。

世間大多數人都不想為「善」下個定義。什麼是善？什麼人需要善？什麼人行善？有沒有通用的善，可以施之於一切人、一切民族、一切情況？或者，對我是善，對你就是惡，對我的民族是善，對你的民族就是惡？善是不是永久的、永遠不變的，還是昨天的善今天就成為惡，昨天的惡今天就是善？

最後審判的時刻總是要到的，思考善與惡的不應只是哲學家和傳教士，應該是所有的人，有知識的人和沒有知識的人。

幾千年來人類有關善的概念是否有過變化？有沒有像福音書的聖徒所說的，不分希臘人與猶太人，不分階級、民族、國家，對於所有的人都一樣的這...

推薦序

◎　梁文道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點四十分，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行動規格形同逮捕一個活人，只不過他們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後人管它叫「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誌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爭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別管，還是回到一九六一年情人節那場「逮捕」事件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事後的反應。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雪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身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歷經史達林、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形態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親自接見了他。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但又深沉冷峻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關於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生活與命運》再過兩、三百年都休想出版。」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分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了。在上世紀的六○至八○年代，這個身分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許多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裡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確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幸好我沒活在那一邊）。只不過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倖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不少，其中只有幾個例子可以贏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例如《齊瓦哥醫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與《古拉格群島》（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它們都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儘管巴斯特納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最後被迫拒絕領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這類小說的生命。冷戰結束，它們在很多讀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歷史見證的價值，別無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忍尼辛（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齊瓦哥醫生》更是可悲，因為後來的文檔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有些關係，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形態爭戰的兵器，於是無奈沾染上一層政治污跡。

至於蘇聯這邊就更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大概是那個體制內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蘇聯解體前後，雖然它們也曾火熱過一陣，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宮，因為「向錢看」的新一代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歷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讚賞，贏了「史達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歷史，都沒有人要看了。事後，無論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彷彿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一般文學讀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只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似乎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以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這種情況特別奇怪，因為俄語曾是我們的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更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卻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大時代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一本前蘇聯禁書，書名土氣（更像是十九世紀的產品），翻譯成中文近一千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著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現實主義」氣息。這本書，甚至連它出版的時機都不太對。一九八○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一九八五年英譯本面世，當年索忍尼辛在西方已經紅到發黑，名聲漸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為它只不過是《古拉格群島》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這本其實和《古拉格群島》非常不同的大書。而大部分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里•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此時已故的他，畢竟不是個有海外公眾知名度的異見分子，沒有活著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相反地，他在公眾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內作家」呢，曾經入圍「史達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導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這類作家，英語世界又怎麼會對他感興趣呢？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那被壓抑的後半生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內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比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為暢銷書，我猜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致，他們那時大概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還是共產主義天堂這種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迴避的道德義務。七、八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終於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國」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巨著。「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原來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只是我孤陋無知而已。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齊瓦哥醫生》與《靜靜的頓河》〔Тихий Дон〕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年代的筆致，寫在八○年代的終點，這本書合該要在新時期的中國被人忘記。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被埋沒的原因。《生活與命運》的三種中文譯本全出在上世紀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初那兩三年。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裡，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氣壓，另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欲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運卻忽然逆轉，一下子又復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並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讚譽，比如說「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復原，在那段日子裡我幾乎難以呼吸」（琳達．格蘭特語）。

第一個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的，並非「別有用心」的西方人（這說法來自豆瓣網上的一則短評，那則評論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對它的讚譽，認為其背後「別有用心」），而是一九八八年俄文原版終於能在祖國出版之後的蘇聯評論界。當時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爭與和平》。就像托翁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爭」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這幾乎是他們自二戰一結束之後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於是一本大書接著一本大書地上市。只不過，它們似乎都還和《戰爭與和平》有點不小的距離。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爭與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於外型。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做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敘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但於我看來，格羅斯曼之所以無愧於前人，是他細緻地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態，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繫；又在這戰爭與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幾乎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史達林、赫魯雪夫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還有一段關於希特勒的難忘描繪），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細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爭，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難不受戰事影響。所以「戰爭」與「和平」這兩種狀態的比對，只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刻意分別塑造這兩種狀態的用心。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史達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因為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嚥。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戰壕裡的士兵則不然，由於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係也都簡單了許多，回復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誇張點講，在格羅斯曼筆下，戰場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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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點四十分，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行動規格形同逮捕一個活人，只不過他們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後人管它叫「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當初他...

新版序　梁文道
譯者序　力岡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導讀　為長眠者發聲 羅伯特．錢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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