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國流亡作家，為中國底層民眾發聲，並且重新思考自由與國家意義的自述與控訴。

◎本書為作者在中國生活的總結，描述其遭受迫害與流亡澳洲的經過。
◎揭露中國官場的內幕與祕辛，反映基層民眾的心聲。
◎一個在地方機關服務的年輕公僕，為了生存，被迫流亡海外的紀實。

從小成長在紅旗下的我們，看到的東西都是別人想讓我們看到的，我們說什麼也必須別人愛聽的，我們就像一個被人牽引的木偶，完全沒有自由，似乎也不需要去思考。當我們打開窗看世界，真正瞭解自己的國家時，才知道我們以前完全被謊言籠罩。──李華

本書共分為十二個章節，為作者在中國生活二十多年的一個回顧和總結。
〈紅旗下成長的我〉、〈青春歲月太匆匆〉、〈從高尚到墮落〉介紹作者的童年時光，幼稚園、小學、初高中到大學的求學點滴。
〈為人民服務的情操〉、〈公僕的紅與黑〉、〈天下烏鴉一般黑〉分享作者在中國政府工作期間的所見所聞。
〈浪跡上海灘〉述說作者在上海艱苦的流浪生活。〈鄉土記憶〉和〈農村清明上河圖〉是瞭解中國當代農村、農民、農業的一手資料。〈南十字「新」生活〉是作者流亡到澳洲後的所見所聞所感。
〈言者無罪〉是作者曾經針對時事在媒體上發表的文章。〈最後的蒙難詩集〉是作者在受到中國政府不公正對待後，寫的一些反映心境的詩詞。

當說了不該說的話，這個政權與生俱來的強大免疫系統就會立即反應，我被當作破壞系統穩定的細菌被殘酷地消滅。當一個政府不讓我們看，我們就不看；不讓我們聽，我們就不聽；不讓我們說，我們就不說；哪一天他讓我們拿槍對準自己的腦袋，我們也要照做？自由從來不是靠專制獨裁者的施捨，而是靠每個受壓迫的人去爭取。


【目錄】
自序
紅旗下成長的我
青春歲月太匆匆
從高尚到墮落
為人民服務的情操
公僕的紅與黑
天下烏鴉一般黑
浪跡上海灘
鄉土記憶
南十字「新」生活
農村清明上河圖
言者無罪
蒙難詩集
【試讀】
紅旗下成長的我

◎啟蒙時期的壞孩子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家裡有幾畝田地，不足以供養全家的生活。父親也是一個手藝人，農閒的時候，他和母親給人家做室內裝修的活。所以在我很小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太多時間來照顧我，我學會走路後，他們就把我托付給我的外祖母照顧。
我的外祖母是一個受封建思想影響很深的女人，印象中她裹過小腳，當我惹她生氣的時候就逃跑，因為她永遠追不上我。外祖母沒有多少積蓄，經常省吃儉用，平時還會在大街上撿垃圾貼補零用，當時和她在一起很辛苦，不像其他孩子和長輩在一起，看到好吃的零食可以嚷著要買，當時很小年紀的我就知道不能向外祖母提出這樣的要求，有時她會主動給我買些零食，那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外祖母和許多封建時代過來的女人一樣，他們在家裡沒有什麼話語權，丈夫在世時聽丈夫的，丈夫死了，兒子成了他們的依靠。貧苦家庭裡，她們在丈夫死後也沒什麼話語權，長期以往養成了她們沉默寡言、逆來順受的性格，與外祖母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經常各做各的事情，沒有什麼共同語言，加上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對我沒有什麼教誨和讓我印象深刻的話語，唯一例外的應該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後來每次回憶起外祖母都會有一些埋怨，母親小時候對知識非常渴求，希望每天能坐在學校裡念書，但是外祖母卻對母親說：女孩子不要讀太多書，每次母親準備去上學，經常被外祖母留在家裡照顧她的弟弟，而外祖母自己卻拎著籃子悠哉地上街買菜，母親後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式的學習也沒有堅持多久，所以母親一直對自己止步於小學的經歷耿耿於懷。
自從我出生後，父母一直對我寄予厚望，他們希望我把他們當年沒有讀完的書讀完，成為一位有學問的人，不要像他們一樣受一輩子苦。父母把我丟給沒有文化而且鄙視文化的外祖母照顧也是無奈之舉。到了我五歲的時候，我第一次不情願地背起書包走進學堂，我就讀的是一所歷史悠久的私塾學堂，學堂裡只有兩位女老師，她們的祖上都是教書的，看起來非常有文化有修養，加上學校離外婆家很近，父母對此很放心。兩位女老師不僅要教書，還要管理學校日常事務，最重要是照顧好學生，不出現意外，所以她們的工作很辛苦。當時的我童心未泯，淘氣貪玩，完全不能安心坐在課堂上學習認字，課間還經常和同學打鬧，所以成了二位老師很頭疼的問題。由於兩位老師和我外婆是鄰居，他們對我比較照顧，加上我當時年紀比較小，她們沒有對我打罵，也沒有在我父母面前數落我，每次外婆問起我的情況，為人和氣的盧老師還經常表揚我，讓我到現在都有種莫名的感動。
當今中國的孩子確實很可憐，從幼稚園到大學這數十年的讀書生涯，真正屬於他們的快樂時光太少，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情太過急切，很多家長為了讓自己的孩子上好小學，不輸在起跑線上，給孩子報各種輔導班，讓孩子們有了不屬於他們年齡的成熟，除了上好小學的拼殺，有些地方上好幼稚園的競賽也屢見不鮮，孩子們被所謂的升學折磨地遍體鱗傷。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的狀況不是一蹴而就，從我當年讀私人學校的時候已經有了這樣的徵兆，我很慶倖當年沒有做大人眼裡的乖孩子，而是做了一次壞孩子，享受了現在回憶起來依然美好的童年時光。

◎做壞孩子的代價

在私立學校讀了一年多後，我們被當地教育部門告知：私人學校的學習經歷不被承認，不久私人學校解散，我們轉移到了公立幼稚園。那裡的設施確實比以前好很多，但是最大的變化卻是老師比以前兇了，我經常看到有學生因為沒有遵守學校的規定，遭到老師打罵，雖然一些老師也身為人母，但是在他們身上看不到所謂的母性光輝，他們可以把生活中的不愉快都發洩在這群孩子身上。在幼稚園裡，老師就是一群孩子的王，孩子們一定要聽從他們的指示才會被認為是一個好孩子。這些好孩子會得到小紅花的獎賞，小紅花貼在身上，時刻提醒身邊的壞孩子們：你們學習的好孩子是這樣的。當時的幼稚園就像一個封建王朝，孩子們成了老師們的統治對象，孩子們也要開始學習大人們的社會潛規則。為了讓老師高興或者不批評他們，學生們會主動討好這群老師們，有些學生從家裡帶好吃的東西給老師，老師欣然接納學生的孝敬，有些同學為了得到老師的欣賞，主動舉報那些幹了壞事而老師不知情的學生。我從小就是一個有叛逆性格的人，不喜歡屈服於權威，不喜歡被潛規則，所以我經常是老師們樹立的壞小孩典型。
當時幼稚園的大班被分成了兩個班級，兩個班的班主任因為關係不好，我成了他們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每次他們相互看不對眼，就會把我這個壞孩子當皮球一樣踢給對方，說我當初應該分配到他們班級。這樣的經歷在我的印象中不止一次，每次我孤零零地抱著書包站在走廊裡，看著兩位老師在無休止地爭吵時，幼小的心靈都會被深深傷害到。心裡暗自難過，原來我是這麼一個不受待見的孩子，沒有人喜歡我。我不能確定這樣的經歷是否對我後來的性格造成致命性影響，但是他們對我的傷害顯而易見，以至於經常我午夜夢回的時候還被這一幕驚醒，這也許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雖然我心本正直，但是我依然不可避免地被潛規則、被自己周遭的生活影響。有一次隆冬上學的路上，我在一處燒餅攤遇到了教導處主任，一個眼睛瞇成線的肥胖女人。出於禮貌我主動向她打了招呼，她叫下了我，好像有什麼重大任務要交給我，我雖然不是好學生，但是對於她的吩咐不敢怠慢，希望在她面前好好表現一番，來改變老師們對我的看法。我用天真好奇的眼神看著她，她說：有重要任務交給你。只見她接過燒餅師傅遞過來的一大摞燒餅，拉開我的書包放了進去，本來就放了許多書的書包現在更沉了，她對我說：這些燒餅到校長室交給校長，不要給別人看見。我聽從她的吩咐不敢怠慢，碎步小跑到學校，來到校長室門前，擦幹額頭的汗水，小心翼翼敲了門，只聽見校長清了聲嗓子說：進來。校長也是一位中年女性，身材削瘦，頭髮蓬蓬鬆，戴著一副眼鏡，用銳利的眼神打量著我，問我：有什麼事？我喘了口氣，結結巴巴說道：這是吳老師讓我交給您的，我趕緊從書包裡取出一大摞燒餅，畢恭畢敬地放在校長辦公桌上，校長放下手中的筆，伸手摸了一下燒餅，用犀利的目光訓問我：怎麼冷了，是不是在路上偷懶偷吃了？我急忙解釋說：沒有，校長點了點頭說：不敢就好，趕緊到教室上課，不要和別人說。我鬆了口氣，奪門落荒而逃，從那時我知道給領導辦事多麼不容易。
在公立幼稚園上學，第一次讓我體會到做壞孩子的代價是升學。那時的升學政策真的很奇怪，小學一年級只開設了兩個班，但是在幼稚園等待升學的學生卻遠遠多於小學一年級招生人數，這就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雖然教育部門為此規定了入學的年齡，但是幼稚園卻通過考試的名義，讓一些所謂考試成績優異，其實暗地裡走後門的年齡不達標學生升學，那時校長家的門檻都被這些等待升學的家長給踏破了，我的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哪裡知道這些走後門送禮的關頭過節。最後我因為沒有適應這樣的潛規則，加上又是老師眼裡的壞學生，結果被擋在門外。看著那些洋溢幸福笑容的同學，扮鬼臉嘲笑我離開的情景，即羡慕又難過，暗地裡發誓以後要做老師眼裡的好學生，讓別人都瞧得起我，當時的我哪裡知道，做老師眼裡的好學生也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當我回家告訴父親未能成功升學的事情，父親還批評我沒有考好，那麼小的年紀，我第一次反問父親：別人的家長都送禮了，你為什麼沒有送禮？父親被問得啞口無言。
如今我們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幼師虐待學生的報導，我覺得這樣的事不足為奇，因為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不是今天才有，我的幼稚園就經歷過這樣的事，雖然沒有曝光的那樣誇張，都在毫無人性地扼殺孩子的未來，試想一個自身素質就很差的幼師怎麼能教育出像比爾蓋茨、紮克伯格一樣的人？一個經過封建王朝式教育的學生，衹會像奴僕一樣俯首貼耳，毫無主見，這就是目前中國學前教育的悲哀，中國從不缺少大師，只不過大師都被自己給扼殺了。


以上內容節錄自《自由的遠方》李華◎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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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華

1990年7月13日出生，江蘇興化人，中國自由作家。

出生在一個中國農村普通家庭，深愛著鄉土，深知中國底層民眾的艱辛，一直在為中國弱勢群體發聲。

2014年畢業於南京工業大學機械工程及自動化專業，同年在南京市江甯區城管局工作，

隔年進入江蘇省泰興市鄉政府工作。

2016年9月因為發表反思文革的文章，被泰州市政府開除，受到中國政府殘酷迫害，

現流亡海外，繼續從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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