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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憤怒而非絕望，妥協而非不切實際的渴望，發自內心的幽默不是用來削弱任何人，阮越清將生命注入讓人難以忘懷的角色中，一本及時到來的書。　──《衛報》

★ 阮越清談越戰後的越南難民命運，同時透過這些命運側照當代...

戰時年代

一九八三年夏天，在花太太闖進我們的生活前，母親做的事沒有一件能讓我意外。她每天的例行公事就和地球的轉動一樣毫無驚喜，先是早上分別在六點、六點十五分和六點半的時候前來用力敲打我房門，直到我醒來為止。待我走出臥房時，她已著裝完畢，穿著一成不變的短袖襯衫和配好的粉彩色裙。同樣的衣服她有七套，如果穿的是洋紅色，我就知道是星期一。在我們出門前，她會關上電燈，檢查爐火，拉了拉黑色的鐵窗，確保它依舊牢固，而且一定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上了車後，再囑咐我鎖好自己的車門。

而當父親駕著奧斯摩比、我在後座看起自己的漫畫時，母親會開始化妝。十分鐘後，等我們抵達聖派翠克時，她就已經化好了妝，頰上腮紅融合著底妝。香水是最後一道步驟，在兩側頸間各噴一下。令人頭暈目眩的梔子花香味跟隨我走進柯曼老師的暑期輔導教室。在這裡，我每天有七個小時只能說英文。我喜歡上學，就連暑期課程都喜歡，感覺像是離家度假。所以每到下午三點，我總是會有些沮喪，因為得走過四條街，前往父母開的雜貨店：新西貢賣場。店裡很難聽到英文，只有越南話說得震天價響。

爸媽鮮少離開他們的崗位，兩座收銀檯如衛兵般包抄在賣場入口兩旁。店裡總是擠滿了客人，因為這裡是聖荷西少數有在賣越南人日常用品和家鄉味的地方，像是茉莉香米、八角、魚露、紅辣椒。客人總是和母親殺價個沒完，什麼東西都能討價還價，從被我假裝是黃色氪星石的冰糖到冷凍庫裡的各種肉類；從豬排、眼珠閃亮亮的鯰魚到一條條的牛肚和一包包洋菇般又小又軟的雞心都一樣。

「我們不能賣電視晚餐就好嗎？」我有次問。用越南話說電視晚餐比較簡單，因為越南人就把電視叫「ti-vi」，但其他我想要的東西就沒有對應的越南名可稱呼了。「或是波隆那香腸？」

「什麼香腸？」母親皺起眉，「如果我不會唸，客人就不會買。現在，快給我去罐頭上打標價。」

「反正他們只會要妳算便宜啊。」我早就懷疑母親不總是對的，現在我十三歲了，終於開始有膽子回嘴，「他們幹嘛什麼都要殺價？為什麼不人家標多少就付多少？」

「你是要當那種買什麼都乖乖照標價付錢的人嗎？」母親義正嚴詞地問，「還是要為真正的價值抗爭奮戰？」

我也不確定。我只知道，在新西貢賣場，我每天下午的工作就是在罐頭和商品包裝袋上印標價。當花太太向母親自我介紹時，我就是跪在地上，在母親身後的架上找印臺。花太太和母親一樣年近五十，全身上下穿著同色系的衣裳：白鞋、白夾克、白長褲，臉上大大的墨鏡幾乎要遮去大半張臉龐。就當母親替她將結帳商品裝袋時，花太太開口了：「親愛的，我正在為反對共軍的抗戰活動募款。」我對祖國基本歷史的了解程度就像對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一樣：一九七五年，共產黨自北越入侵南越，將我們一路驅逐出了太平洋，逃至加州。我對那場戰爭已無記憶，但花太太說其他人還沒有忘。他們此刻正在泰國叢林裡訓練一支由前南越士兵組成的游擊隊，準備反攻越共，煽動不滿的人民起身反抗共產黨政府，引發革命，收復越南共和國。

「士兵需要我們的支持。」花太太說，「而我們需要您這般的善良公民援助。」

母親用腳跟搓著腳踝，絲襪發出窸窣的摩擦聲。她膝蓋後方的絲襪裂了一條縫，但在裂到腳跟之前她一樣照穿不誤。「花太太，我也希望自己幫得上忙，但現在日子不好過啊。」母親說，「經濟衰退，油價又上漲，買氣大不如前嘍。我們家女兒又上大學了，每年學費簡直跟房子頭期款沒兩樣。」

「我生活也很吃緊。」花太太把玩著她包包上的銀色鎖釦，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她無名指上戴著細細的金戒，指甲上的紅蔻丹如新車烤漆般光滑閃亮。「但人言可畏啊，聽說平太太的事兒了嗎？就因為她吝於捐獻，大家都說她是親共人士，還揚言要抵制她的店呢。」

母親也認識平太太，她在市中心西區開了間友朋美容院，就在幾條街外，但母親還是將話題轉移到六月炎熱的天氣和金價上。花太太附和說現在確實很熱，臉上掛著微笑，露出一口銅牆鐵壁般的齒牙。她朝我瞥了一眼，然後對母親撂了這麼一句：「想想吧，親愛的。收復故土是個偉大而崇高的理想，能為抗戰盡分心力我們都該感到光榮。」

「白痴。」等花太太離開後母親這麼嘟噥。那晚，當我們沿著第十街開車返家時，媽又對爸說了一次白天發生的事，他那時人在收銀檯前，忙到沒時間分心聽她們說話。聽她說到游擊隊三個字時，我腦中浮現蓬頭垢面的男人身影，一身破破爛爛的虎紋迷彩服，臉上蓄著未刮的鬍子，被蚊蟲叮著滿身是包，靠喝雨水，吃野豬和蚜蟲維生，用刺刀和波羅蜜練習近身戰鬥。我在後座開口問：「妳打算給花太太多少錢？」

「一毛也不給。」她回答，「這簡直是勒索。」

「但他們在抵抗共產黨啊。」我說；來自中國、北韓、古巴的共產黨人和桑定民族解放陣線都威脅要從國界南境滲透入侵，雷根總統在ABC世界新聞上這麼解釋過。「我們不該幫忙他們嗎？」

「戰爭已經結束了，」母親用疲憊的語氣回答，「不用再打了。」

我氣壞了，因為花太太的出現就是戰爭尚未結束的最好證明。她不知用了什麼法子，一路從舊西貢跟來了新西貢。更重要的是，我在牙醫診所時讀了《新聞周刊》，知道我們現正面臨一場對抗蘇聯邪惡帝國的史詩鉅戰。母親的答案已經讓我夠不開心了，父親的反應更是讓我一肚子火。

「戰爭或許結束了，」他說，小指頭在耳朵裡挖呀挖，「但只要付上一筆小小的封口費，我們日子就會輕鬆許多。」

母親一語不發，只是五指在座椅扶手上輪番敲打。我知道她會想辦法說服那個動作總是慢條斯理、有著一雙如烏龜般耐心眼神的禿頭父親。當天深夜，我匆匆倒了杯水，正要從廚房跑回房間時，恰巧聽見母親在關上的房門之後想方設法要打消父親的念頭。但我無暇偷聽。我們最近才在柯曼老師的課堂上讀了〈厄舍府的沒落〉 ，因為怕會在漆黑的走廊上撞見殭屍，我只能快步經過他們房間，聽見母親的聲音從門後傳來：「更困難的事我都應付過了。」

恐懼要比好奇心來得強大。我關上房門，鑽進被裡，不停打著哆嗦，把暑期班的教科書通通推到一旁。我先前已經剪下棕色的購物紙袋，包住它們當封面，並在上頭草草寫上「數學」和「美國歷史」。或許母親指的是二次大戰結束前的那場饑荒，那時她才九歲。去年，電視晚間新聞報導了衣索比亞面臨的饑荒，母親一聽到，立刻對正在替她拔白頭髮的我說起另一場饑荒。「你知道我村子裡有十幾個小孩就這樣活活餓死嗎？」她說；儘管很顯然我怎麼可能會知道。「老人也是，有時就這麼死在街上。有一天，我還發現以前常玩在一起的一個女孩死在她家門口。」說完，母親便陷入沉默，只是愣愣瞪著電視上方的牆壁，我也沒有答腔。這種故事我聽多了；再說，我也沒那心思發問，只要找到一根白頭髮，她就給我五分錢。所以我全神貫注在這任務上，每一根白髮都讓我離下一期的《美國隊長》又近上一分。

日子一天天過去，母親再也不曾提起花太太，但那女人已在她心中投下不安的種子。母親開始會在夜裡作帳時絮絮叨唸，過去這時候，她通常是聚精會神地記錄當天每一張收據。我們會坐在餐桌前清點現金，用紙將銅板綑成大小有如鞭炮的一捲，然後在個人支票、像大富翁假鈔的食物兌換券以及失依兒童家庭扶助計畫發放的黃色兌換券背面蓋上新西貢賣場的地址印章。我用一臺比我們家轉盤式電話還要大的計算機計算總額。機器嗡嗡作響，我從來不用望向鍵盤，每一個數字的位置我都了然於心。只有在這時候數學才是我的拿手強項。

結帳時，母親轉述她聽來的傳聞，說是前越南共和國的士兵不僅是在泰國境內組織了一支游擊軍隊，在美國這兒也拉起了一道祕密戰線，打算要推翻共產政權。不過，比謠言更可怕的是還有個身分不明的攻擊者對位於園林市的越南報社投擲燃燒彈（編輯不幸身亡），在維吉尼亞州還有另一名編輯與妻子兩人在自家門前慘遭槍殺（凶手一直沒有落網）。「他們只是把許多人早在私下談論的事公開說出口。」母親說，手指在溼海綿上沾了沾，「和共產黨握手言和恐怕也不是什麼壞事。」

我把數字寫進帳本，自始至終不曾抬頭望過一眼。父親和我穿著T恤和短褲，母親卻只套著件薄薄的綠色連身睡衣，底下沒有穿胸罩。她沒發現自己的胸脯會像淺灘裡的海葵一樣搖晃，每次瞥見那對淒涼的深色乳暈和像我食指一樣粗的乳頭，我都會尷尬不已。母親的胸部和我班上女生的完全不同──起碼我上週從土田艾美襯衫釦子縫隙偷看到的景象證實了我的想像。她的乳頭粉嫩堅挺，就像我手中的鉛筆擦頭一樣。我沒有抬頭，兩眼依舊緊盯帳本，說：「但妳老說共產黨是壞人啊。」

「看吧！」父親哈哈大笑，「你果然有在聽。有時候，我還真搞不懂你藏在那副笨重眼鏡之後的腦袋在想什麼。」

「共產黨是很邪惡，」母親指尖掃過一疊二十元現鈔。她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外公逼她留在家裡照顧其他兄弟姊妹，但就算如此，她數錢和心算的速度還是比我用計算機快上許多倍。「這點毫無疑問，他們不信神，也不信金錢。」

「但他們相信要把別人的錢搶過來，沒收充公。」父親說。他常提起他的汽車零件用品店，而據他兄弟所說，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店裡已經沒有任何零件可賣。我們以前就住在店鋪樓上，有時候，我會想，現在會不會有共產黨的小孩睡在我床上；如果有，那個小紅衛兵又都讀些什麼樣的書、看什麼樣的電影。《美國隊長》就不用說了，絕對不可能，但他一定看過天行者路克和黑武士用光劍決鬥吧。《星際大戰》的錄影帶我都看過十幾遍了，如果那國家連一次都不給人民看，難怪需要革命。不過母親是不會贊同的。她用紙條將那疊二十元鈔票綑起，說：「我和花太太一樣痛恨共產黨，但她要打的是一場永遠不可能贏的仗。我才不會拿錢打水漂，白白支持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目標。」

父親起身，將桌上所有鈔票、銅板、支票和食物券通通掃進他每天早上都要背去美國銀行的塑膠皮斜背包。爸媽將賺來的錢部分存在銀行，部分捐給教會，部分匯回去給越南的親戚。他們每隔一段時日就會捎來一封薄薄的信，信裡寫滿密密麻麻的困境，我媽說，簡言之就是沒錢沒食物沒學校沒希望這類的悲劇。這些親戚和爸媽自身的經歷都讓他們深信沒有一個國家能免於災難的侵襲，所以他們還將部分賺來的錢偷偷藏在家裡，以免哪天有什麼可怕的災禍從天而降，一把將美國的銀行消滅得乾乾淨淨。母親將一捆又一捆的百元現鈔包在塑膠袋裡，黏在馬桶水箱的蓋子底下，米桶裡還埋有狗牌大小的黃金。她的玉鐲、二十四K金項鍊、鑽戒則是通通鎖在一只攜帶式的防火保險箱中，又把保險箱藏在屋子底下供水管電線通過的夾層空間。為了轉移宵小的注意，她還布置了些聲東擊西的誘餌，在前門邊的書架高層放了一大只塞滿錢幣的沉重玻璃花瓶，還擺了對黃金手鐲在她梳妝檯上。

她擔心家裡被人打劫的憂慮在去年十月得到了證實。那是個平凡無奇的星期二夜晚，有人敲起家門，那時父親在廚房，剛打開爐火，我比已換上睡衣的母親早幾步來到門前。我從貓眼看出去，只見一名白人說：「有您的信件。」如果他說的是越南語或西班牙語，我絕對不可能開門，但因為他說的是英文，所以我就開了。說時遲那時快，他左手在門上一頂，硬是闖進屋內。那人看上去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一頭稻草似的羽毛剪髮型，長到髮尾落在磨損的牛仔外套領口邊緣。他不比母親高上多少，但體格稍稍結實了些。一開口，聲音就像橡膠鞋底在體育館地板上發出的摩擦聲，刺耳尖銳。

「閃開。」他說，滿頭是汗，右手握著把槍。即便幾十年過去，我依然能清楚憶起那把槍的模樣。他手抖個不停，揮舞著那把點二二黑色手槍，跨過門檻，踢翻門前成堆的鞋子，忘了把門關上。事後，母親推斷他應該是個生手，大概還是個急需錢用的毒蟲。他槍口在我面前掃過，瞄準母親，喝令：「妳會說英語嗎？給我趴下！」

我退開，母親高舉雙手，說：「Khong, khong, khong！」 爸出現了，停在廚房和前門之間。歹徒將槍口轉向爸，命令：「給我趴下。」爸也舉高雙手，跪在地上。「別開槍。」爸用英文說，聲音細如蚊鳴，「求求你，別開槍。」

我從沒在教堂以外的地方見父親下跪過，也沒看過媽怕到簌簌發抖，以致滿腦子只有對他們的同情。我知道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他們被人這般羞辱。像是察覺我的思緒般，那人默默將槍口向我轉來，我便也乖乖跪下。現在只剩我媽還站著，背抵在牆上，剛卸完妝的臉上沒有半點血色，胸脯在睡袍之下劇烈起伏，宛如兩尾鰻魚的頭顱，嘴裡只是不停喊著「不」。那人槍口依舊瞄準著我，說：「小鬼，你媽是有什麼毛病？」

母親放聲尖叫。除了她自己之外，所有人都嚇傻原地。她往前一撲，用手推開槍口，肩膀重重撞向歹徒，瞬間奪門而出。搶匪朝門口的書架踉蹌倒去，裝滿錢幣的玻璃花瓶摔落在地，砸個粉碎，一分錢、五分錢、十分錢的銅板和玻璃碎片灑得到處都是。「老天！」那人驚呼。父親趁他轉身望向門口時跳了起來，朝搶匪背後撲去，將他推出門外，然後用力關上家門。「砰！」屋外傳來一聲尖銳短促的槍響，子彈打在人行道上，反彈射入郵筒旁的牆壁裡。幾小時後，警察將子彈挖了出來。

星期日早晨，在我們去教堂前，母親會用英國的百利髮乳和一把黑色王牌平梳將我頭髮梳成服服貼貼的中分頭。這髮型難看死了，活像電影《一窩小屁蛋》裡的阿爾法法，但我沒有抗議，就像警方把母親從鄰居家帶回來時我什麼也沒說一樣。「是我救了咱們一家大小性命，你這膽小鬼！」她衝著爸大吼。我們坐在餐桌前，父親對幫忙做筆錄的警察露出虛弱的笑容。她又揪起我的耳朵，怒罵：「我是怎麼跟你說的，千萬不要給陌生人開門！你就老是把我的話當耳邊風。」那名警察請我幫忙翻譯一下她說了什麼，我揉揉耳朵，回答：「她只是嚇壞了，警察先生。」

警方一直沒逮到那名歹徒。過了一段時日後，也再沒理由提起那傢伙。即便如此，我還是不時想起他，尤其是在週日早上做完彌撒，準備要從跪姿站起時。那瞬間總會令我想起，當時我一站起來，就看見母親衝過客廳窗外，赤腳跑在人行道上。車子裡的人們看著她在薄暮中只穿著件睡衣，雙手高舉空中，大喊著些什麼，但我聽不到。她救了我們，而救贖不就是丁神父心心念念想要告訴我們的事嗎？母親說神父一九五四年帶領信徒——包括我父母——從北越逃至南越時已屆中年。那時，共產黨已將法國趕出越南，占領了北方國土。神奇的是，丁神父到現在頭髮都比我爸還要多，花窗玻璃將他頭頂上的一綹白髮映得熠熠生輝。他用顫抖的聲音說：「以聖父、聖子、聖靈之名。」而我在他布道時總忍不住在硬邦邦的靠背長椅上打起瞌睡，回想土田艾美的乳頭，盼著彌撒能盡早結束。

搶案發生幾週後的一個週日，就當人群推推搡搡地朝出口擠去時，花太太碰了碰媽的手肘，說：「神父的布道是不是很棒？」她的眼神異樣呆板，好像畫在臉上似的。媽背脊一僵，幾乎沒有轉過頭，只是回答：「嗯，我很喜歡。」

「親愛的，有關捐獻的事妳還沒個消息。下週怎樣？我去找妳拿。」花太太一身正式打扮，穿著件墨藍色的絲絨奧黛，胸口上繡有金色的蓮花。夏天裡穿這身衣裳肯定熱得不得了，但她鬢邊一滴汗都沒有。「這段時間不妨看看這個。」

她從包包裡掏出張紙給我；我上週也見她拎著同一個假鱷魚皮銀釦包。紙上印著越南文，我看不懂，但那張模糊不清的照片說明了一切：憔悴的士兵立正站成一列，在棕櫚葉下縱隊前進，身上穿著和我想像中一模一樣的虎紋迷彩服。

「多俊的男孩啊。」但花太太的語氣沒有絲毫說服力。她腳上的白色高跟鞋也是我之前見過那雙。「妳說妳女兒上大學了？」

「對，東岸的學校。」

「哈佛？還是耶魯？」這是越南人唯一知道的兩所東岸大學。母親不會唸「布林茅爾」 ，所以只是回答：「另一所。」

「她在念什麼？醫學？法律？」

母親羞愧地低下頭，回答：「哲學。」鸞姊聖誕節放假回家時，媽把她罵了一頓，斥責她只是在浪費時間和教育資源。父親也這麼認為，幫腔道：「所有人都需要醫師和律師，但誰會需要哲學家？想要免費的忠告找牧師就有了。」

花太太又笑了笑，說：「真厲害！」待她離開後，我將印刷傳單交給母親，她接過後只是一把塞進包包裡。在被車輛和人潮擠得水洩不通的停車場中，媽捏了捏爸，說：「我去跟著花太太，你和小龍先顧一下店，我幾個小時就回去。」

爸皺了皺臉，用掌心搓著頭頂，問：「妳是想做什麼？」

「她知道我們的店在哪，我敢打賭她一定也知道我們住在哪，所以我們也得知道她的住家和工作地點才公平，不是嗎？」

「好吧。」爸嘆了口氣，說，「走吧，兒子。」

「我想跟媽一起去。」

「你也這樣？」爸嘟噥。

我對花太太很好奇，而且給媽當幫手，我就不用整個早上耗在新西貢。母親和我開著奧斯摩比跟在花太太後頭，朝南前去。花太太開的是輛顏色像蛋黃一樣而且表面鏽斑遍布的小達特桑。車身上交疊著聖母瑪利亞的身影，是儀表板上的照片倒映在擋風玻璃上，色澤就和我們家那些褪色的彩色越南照片一樣黯淡。在那些照片中，我最喜歡的一張是一對笑容滿面的年輕情侶坐在粉紅鄉村教堂前的青草坡地上。爸臉上戴著墨鏡，摟著一身杏桃色奧黛與絲質長褲的媽，她將一頭豐盈的秀髮梳得蓬鬆優雅。

「Nam xu。」媽說，左轉開上故事路。我猜她大概是想我幫她翻成英語，就問：「妳是要說五分錢嗎？」

「我賣一罐湯罐頭能賺五分錢。」母親開車時，腳是踩在剎車而非油門上，我腦袋不停時前時後朝頭靠撞去，活像綁在球拍上的球一樣。「一磅豬肉十分錢，十磅的米二十五分錢。那女人想要五百塊，你現在知道我們掙錢有多不容易了吧。」

「嗯。」我應了聲，感到汗珠自腋窩滑落。待得數十年後回顧此刻，我不由思索，誇大的人究竟是當初的她，還是現在這個試圖回憶往昔的我。但我能確定的是，當我搖下車窗、伸手感受車外微風時，母親警告我：「小心有公車經過，把你的手扯斷。」我將手收回，嘆了口氣，多希望她仍是舊照片中的那名女子，在我和姊姊尚未出生、在戰爭尚不見蹤影、在她和爸仍擁有未來的那個她。有時候，我會試著在腦中勾勒九歲時的她是什麼模樣，但卻無從想像。沒有照片，幼時的母親也就不復存在，或許連在她自己心中也早已煙消雲散。比起在饑荒中活活餓死的人們，念及母親再不記得自己小女孩時的模樣更令我悲傷。

花太太駛離故事路，轉進一條小街。這區的房子都是一層樓住宅，牆上的窗戶看起來小到不成比例，草坪上停著輛破破爛爛的福特小卡車和鑲著鉻金輪框的克萊斯勒低底盤汽車。華太太的前院鋪成車道，她把她的黃色達特桑停在一輛保險桿被撞爛的白色豐田Corolla和少了輪圈蓋的綠色本田Civic旁。花太太進屋後，母親開車上前，打量那棟房屋。屋子剛上了層廉價又鮮豔的藍綠色新漆，車庫改建成了間裝有玻璃滑門的店鋪，上頭掛著塊寫有「NHA MAY」 的紅色霓虹招牌。裁縫店窗前的百葉窗和客廳的窗簾都拉上了，白色的反面對著窗外。闖進我們家的那名搶匪一定也是這樣跟蹤我們回家，不過母親似乎沒察覺到這點，開口時反而流露滿滿的得意。「好，」她說，腳慢慢從煞車上鬆開，「現在我們知道她住哪了。」

下星期的週三午後，當花太太來到新西貢時，我正在賣場後方的閣樓裡，那是父親用木頭在廚具區上方釘出來的一個貯物間，我們在這放了好幾袋十磅、二十五磅和五十磅的長米，一包堆著一包，幾乎都要疊到天花板，想要餵飽一整村的鄉民都不成問題。茉莉香米散發著一種像是乾淨地毯的氣味，瀰漫在閣樓之間。我跨坐在一排米袋上，讀著有關美國重建時期的書籍。就當我讀到南方的白人和提包投機客自北方南下協助重建時，花太太的身影映入眼簾，穿著她初次造訪時的那套白色套裝出現門邊。

花太太說話時，母親兩手緊緊抓在收銀機兩側，好像那是驚滔駭浪中的一葉扁舟。從這模樣看來，我知道肯定有麻煩了。我爬下梯子，穿過走道，兩側的貨架上放著煉乳、冬粉、蝦餅、魷魚乾、荔枝和青芒果。我低頭閃避從天花板懸垂而下的黏性捕蠅紙，到達店前時，正好聽見母親說：「我一分錢都不會給的。」一道裂紋出現在她的底妝上，橫越面頰，一路從鼻子延伸至下巴。「這都是我辛苦掙來的血汗錢。妳呢，妳又做了什麼？還不只是會偷拐搶騙、勒索敲詐，讓大家以為我們還有機會贏得這場仗。」

我站在一排客人身後，其中一人讀著張印刷傳單，和花太太在教堂給我的那張一樣。花太太臉色登時變得和她身上衣服同樣蒼白，氣得齜牙咧嘴，可以看見紅色口紅沾在她的黃牙上。她氣沖沖地看向那些客人，說：「你們都聽見了吧？她不支持這場仗。就算不是共產黨，她也像那些共匪一樣歹毒。如果你們在這買東西，就是在送錢給共產黨。」

花太太在收銀機旁重重摔下一疊傳單，大步離去。母親瞪著對面收銀檯後的父親，兩人都沒說一句話，只是聽著那輛達特桑在店外隆隆發動。我前方的客人不安地扭動身子。一小時內，他們就會拿起電話，告訴他們的朋友，他們的朋友又會再告訴他們的朋友，如此口耳相傳，直到社區裡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母親轉頭望向顧客，臉上神情就像她寄回給親戚的家書一樣審慎、鎮定，沒有流露絲毫的擔憂。「下一位。」她說。

接下來的一整天，母親完全沒再提起花太太。我以為她就打算來個不理不睬，並祈禱她永遠不會再回來。但一上車，母親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起她的反攻大計，我這才明白原來她心中怒火早已悶燒了好幾個小時，只是為了客人才不動聲色。母親說她會去花太太家，要求她道歉，因為從我們越南社區內的反共熱潮來看，她的指控會害母親賠上她的名聲和生意。如果花太太不肯道歉，母親就罵她是越南人的恥辱，並送上一巴掌，指出她的理念不過是自欺欺人，毫無希望，用道理逼她哭著認輸投降。父親只是靜靜聽著母親演練她的復仇計畫，我也是。我們很清楚最好是不要反對她。回到家後，父親默默走進屋裡，遵從母親的指示，開始準備晚餐。母親則驅車前往花太太的住處，把我也一併帶上，因為她說：「有你在，那女人才不會有什麼瘋狂的舉動。」

八點半時，母親將車停在花太太家的車道上，就在那輛達特桑之後。花太太穿著一件橘色背心和紫色印花短褲出來應門，頭髮在腦後紮成髻。少了睫毛膏、口紅和粉底的臉孔乾涸龜裂，紋路分明，而且還坑坑疤疤——看起來要比之前老了許多。她那對平坦的胸脯就和土田艾美的一樣小，蜘蛛網般的靜脈爬在她瘦巴巴的大腿和小腿上，一路向下蔓延至扭曲腫脹的腳趾，泛黃的趾甲上覆著斑駁剝落的紅色指甲油。

「妳來這裡做什麼？」花太太問。

「我想和妳談一談。」母親回答，「妳不請我們進屋嗎？」

花太太遲疑片刻，最後終於勉為其難地退開。我們脫了鞋，小心避開堆滿門邊的樂福鞋、運動鞋、跟鞋和人字拖，走進屋內。裝有輪子的移動衣架上掛滿了女孩的衣物，擋在窗前。客廳的兩側牆邊各擺著一張上下鋪，中央的摺疊長桌上堆著許多筆記本和教科書。

「我們正在吃飯。」花太太說，可以聽見其他聲音從餐廳傳來。空氣中透著股油煙味，以及熟米飯那種像溼襪子般溫熱潮溼的氣味。「你們吃了嗎？」

「吃了。」就算花太太客氣的態度令母親大為意外，她也沒有表現出來。「我想私下和妳談。」

花太太聳聳肩，帶領我們穿過餐廳。擁擠的桌前坐著八、九個人，全都轉頭向我們看來：有剪著馬桶蓋頭的小女孩、四名祖父母，以及母親年紀的男女各一名，所有人的眼圈都黑到像是挨了頓揍。走廊上的第一間房間就是花太太的臥室，那兒也像屋裡其他地方同樣擁擠。房內中央占據著張工業鐵桌，一臺縫紉機固定在上頭，上下鋪上掛著那件絲絨奧黛、白色夾克和長褲，阻擋了窗戶。縫紉機後擺著房內唯一一把椅子，花太太坐了下來，問：「妳想談什麼？」

母親朝衣櫥瞥去，門拆掉了，露出裡頭手工搭建的松木層架，架上疊著一捆捆的絲綢與棉布。花太太身後有兩桿衣架，一桿掛著日常衣物——女性的便褲、襯衫、男人的西裝和襯衫——另一桿卻是掛著制服、橄欖綠的軍服，還有各種棕、黑、綠色的迷彩服；不久前解放格瑞那達的海軍陸戰隊也是穿這種迷彩服。母親問：「妳替軍人做制服？」

「美國人的尺寸對越南人來說太大了，比例也不對。而且士兵們希望衣服上繡有他們的名字、軍階和單位。」花太太從裁縫桌下搬出一個紙箱。我們湊近桌前，探頭向箱內瞧去，只見三明治夾鏈袋裡裝滿了越南軍隊的山形袖章和五顏六色的徽章。「部分制服是要給泰國那兒的游擊隊，但其他都是這兒的人要的。」

我猜她是指謠傳中的那些祕密士兵，或者是我在越南春節時看到的那些男人。有些與父親年紀相仿，有些比較年輕，他們都曾在敗北的南越軍隊服役過。慶祝農曆年時，他們會換上制服，在慶典的會場入口查票。

「妳丈夫是軍人？」母親問。

「他是突擊隊員。一九六三年，中情局把他空降在北越，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他的消息。」花太太說，語調沒有絲毫改變，只是將箱子緊緊摟在胸前。「一九七二年，美國人又把我小兒子送去寮國，從此沒有回來過。我大兒子也在軍隊，被共匪給殺了，我在一九六九年把他葬在邊和市。女兒寫信告訴我共產黨把他墓前遺照上的眼睛給挖了。」

母親沒有回話，手指輕撫架上的一件虎紋迷彩夾克。最後，她終於開口：「很遺憾妳丈夫和兒子遇到那樣的事。」

「有什麼好遺憾的？」花太太尖聲道，「誰說我丈夫死了？沒人見到他屍體，也沒人見到我小兒子死了。他們還活著，沒有任何人能告訴我他們不在了。」

我研究起米色地毯上的圖案，有青蛙和樹木。它們與大蒜、芝麻和汗水的氣味與溼氣一同困在那織布裡。是母親打破了沉默。她打開包包，在裡頭東翻西找。從紙張的窸窣聲聽來，我知道她正打開裝著今日營收的信封。她抽出兩張百元現鈔，擱在花太太面前的裁縫桌上，撫平鈔票上班傑明．富蘭克林的面孔，就像每次走進教堂前用掌心撫平我髮絲那樣。

「就這些了。」母親說，「我只拿得出這樣。」

我在心中默默計算她要賣多少罐湯罐頭、多少磅米、站上多少小時才賺得到這兩百塊。她就這麼心甘情願地把錢交出來也令我大吃一驚。花太太望向那兩張鈔票，我以為她會再另外追討三百塊，但她只是飛快收起鈔票，摺起後扔進她腿上的紙箱。然後，就在她和母親大眼瞪小眼的同時，我想起了多年之前母親是如何用一盎司黃金賄賂將軍的太太，好讓父親不被軍隊徵召。母親是有晚和父親一同檢視剛買進的一盎司黃金時提起的，父親瞥了我一眼，說：「這事就別提了。」我知道，他們會將花太太和這事一同歸檔到永遠莫再提的分類夾下。

「我們就先走了。」母親說。

「你現在明白光是殺了我兒子一次也無法令那些共匪滿足了吧？」花太太牢牢看著我，「他們連他的墳也不放過，還要再殺他第二次才滿意。他們誰也不放在眼裡，就連對死者都不尊重。」

她語調急切，而且忽然傾身向前，嚇了我一大跳，深怕她會伸長手臂，越過縫紉機，抓住我的手。我要自己不能退縮，她的兩根指頭上纏著繃帶，好像用針尖扎傷了自己一般。我覺得自己必須說些什麼，於是開口：「我很遺憾。」我想說的是我對所有一切都感到非常遺憾，不只是她，還有發生在母親身上的事，所有我無能為力的一切。我的道歉毫無意義，無法改變任何事，但花太太還是肅穆地點了點頭，彷彿理解我的意思。她語氣放軟了，說：「我相信你。」

這是她對我說過的最後一句話。我們離開時，她沒有道別，甚至沒有看上我們一眼。母親關上她的房門時，花太太只是望著那口紙箱，低垂的頭顱露出綹綹斑白的髮根，原有的髮色在退守的黑色染髮前顯露了自己的真面目。那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祕密，但在我記憶之中卻如此鮮明奪目。同樣令我刻骨難忘的，還有那一刻的感受。那時候，我明白了，有些人是為亡魂糾纏所苦、有些人卻是為了生者所折磨。

母親將車開下高速公路時，又讓我吃驚了一次。離家兩條街遠的交流道旁有間7-11，她把車停在便利商店的停車場上，說：「你一直都是個好孩子，該給你些獎勵。」我不知道該說什麼。父母從來沒給過我零用錢，四年級時我討過一次，但父親只是皺起眉，回答：「我考慮考慮。」隔天晚上，他給了我張明細，上頭逐條列出打從我出生以來所有飲食、教育、衣物的支出，總額共是兩萬四千三百七十六元。「這還沒算上情感上的負擔、複利，或是未來所需的費用。」父親說，「你又打算何時給我些貼補呢？」

母親停在7-11門口明亮的燈光下，從包包裡掏出張嶄新的五元鈔票給我。「去吧。」她用英語說，要我進去。她每次說英文，音調就會拔尖，彷彿聲音不是發自她體內，而是話語從外緊緊掐住她咽喉，硬要她擠出口。「想買什麼都可以。」

我將她留在人行道上，自己走了進去，手中的五元鈔票有如蠟紙一般滑溜。我想起母親每次一手拿錢，一手點鈔票時嘴脣掀動的模樣。除了收銀檯邊的兩名錫克教徒外，店裡空無一人。兩名男人百無聊賴地掃了我一眼後又繼續交談。空氣中透著嗆鼻的消毒水味。我無視那排電動玩具和放著漫畫的書架，即便超人和鋼鐵人吸引了我的目光，小精靈機臺的隆隆運轉聲也召喚著我。在清潔用品和湯罐頭之後是放著洋芋片、糖果、餅乾的貨架。我朝走道另一頭望去，看見巧克力條的金箔包裝紙閃閃發亮，不由凍結原地。兩名店員兀自用我聽不懂的語言閒聊著，我猶豫不決，多渴望能將這裡所有一切通通搬回家，卻又拿不定主意，不知該如何抉擇。

戰時年代

一九八三年夏天，在花太太闖進我們的生活前，母親做的事沒有一件能讓我意外。她每天的例行公事就和地球的轉動一樣毫無驚喜，先是早上分別在六點、六點十五分和六點半的時候前來用力敲打我房門，直到我醒來為止。待我走出臥房時，她已著裝完畢，穿著一成不變的短袖襯衫和配好的粉彩色裙。同樣的衣服她有七套，如果穿的是洋紅色，我就知道是星期一。在我們出門前，她會關上電燈，檢查爐火，拉了拉黑色的鐵窗，確保它依舊牢固，而且一定是按照這樣的順序。上了車後，再囑咐我鎖好自己的車門。

而當父親駕著奧斯摩比、我在後座看起...

【導讀】以越戰為共通線索、由一群小人物所交織而成的悲歡離合故事

文／獨立媒體《移人》編輯總監李岳軒

發生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間的越戰，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這場由胡志明所率領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南下侵吞吳廷琰所率領的「越南共和國」（南越）的戰役，堪稱二十世紀最慘烈的戰爭之一。當南越方即將淪亡時，許多不願被共產黨統治的越南民眾爭先恐後搭船出海逃難，成為海上船民，運氣不好的或許遇上風浪或海盜，就此葬身茫茫大海；運氣好的或許漂流到鄰國或被船隻所救，得以申請到難民身分定居他國，就此展開新生──但，此後再也回不去那片魂牽夢縈的故土了，成為飄泊在時間與空間裡的「流亡者」。

「流亡者」的故事離我們並不遠，相反的，臺灣曾經與這群來自越南的「流亡者」有很深的連結。

當年這批流亡於大海的船民，有一部分也被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基於反共人道立場所救，並將這些越南民眾安置於澎湖縣白沙鄉的講美難民營（已於二○○三年拆除），這個難民營在一九七八年設置，一九八八年關閉，十一年間前後收容過近兩千位海上船民，後來這群人取得難民身分後絕大多數轉往歐美定居，但也有少數已經習慣臺灣環境的，願意留下來結婚生子、融入社會。

筆者曾於二○一二年在白沙鄉講美村尋訪到一位陳氏娣女士，她正是自願留居澎湖的越南船民之一，可惜六十多歲已經當阿嬤的她，似乎不願再回想起那段成為「流亡者」的陳年舊事，現今她已落地生根、有著安穩生活，因此堅決婉拒我的採訪。

對澎湖越南難民營有興趣的臺灣人不只我一個，紀錄片導演劉吉雄，經由一段十分超現實的「託夢」啟示，於二○○三年難民營拆除前趕往當地，為建物留下最後的影像紀錄。此後劉吉雄便開始投入還原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著手拍攝《例外之地：台灣海峽之澎湖越南難民營》一片，這部片仍在持續尋訪拍攝中，但已透過不同的粗剪版本於許多地方播映過。

撇開澎湖難民營不談，當年那群在海上被拯救、四散到世界各地生活的越南船民，也有人在命運的安排下，因緣際會踏上寶島的土地，目前於桃園市八德區聖母升天堂服務的阮文雄神父，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五八年出生於越南南部平綏省（今平順省）的阮文雄，政權變天時他才剛滿十九歲，堅決反共的他在一九七九年與家人一起搭乘小船逃離故鄉，相較於其他命喪大海的同胞們，他與家人搭的船幸運地在漂流三十六小時後就被救，阮文雄被送到日本的難民營並取得居留資格（並在當地立志成為神職人員），之後透過教會引介前往澳洲就讀神學院，受訓完取得神父資格，一九九一年被派駐到臺灣服務至今。

或許是當年在海上搏命、磨練出勇者無懼的氣魄，個頭不高、外型十分斯文的阮神父講起話來正氣凜然，來到臺灣後他看不慣外勞仲介業者長期剝削越南移工，主動站出來成立「天主教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時常率領被壓迫的同胞向仲介業者及越南駐臺辦事處抗爭，既得利益者對他恨之入骨，但對弱勢者來說他是不折不扣的現代英雄。

令人好奇的是，雖然阮神父在臺灣是令人欽佩的人權鬥士，但從一九七九年離開越南至今已四十年，他是否曾動念返回久違的故鄉生活？

阮神父淡淡回答：「十多年前有回去過一次，但那次的感覺很不舒服，共產黨統治下的越南已經跟我認識的越南不一樣了，沒多久我就返回臺灣。

「除非共產黨離開，不然這輩子我不會想再回越南生活。」

不是回不去，而是不願回去，這是阮神父為他的漂泊人生所下的註解，他這一生註定成為沒有祖國的「流亡者」，而他的心聲，同時也是本書《流亡者》中每一篇故事裡的角色的心聲。

有別於在戰後出生、已被共產黨灌輸忠貞愛黨觀念的越南本土新一代而言，《流亡者》書中那群定居美國「小西貢」等地、每年會固定穿著南越軍服上街遊行的越南船民及其後代，雖然同樣稱呼自己叫越南人，但他們心中認定的「越南」恐怕跟阮神父一樣，逐漸消逝於歷史洪流中。

《流亡者》正是這樣一部充滿淡淡惆悵的作品，作者阮越清同樣是在越戰戰火中跟隨父母逃亡到美國的難民，是以對於這場改變他人生的戰役有著諸多體認。《流亡者》由八篇各一萬多字的短篇故事構成，每篇故事都至少有一名主要角色與越戰有所關聯，有趣的是這些角色未必都是越南難民，有的甚至是曾參與戰役的美軍老兵，因此這八篇故事雖然都以越戰為共通線索，但分別以完全不同的人物、場景、動機展開截然不同的調性，透過阮越清高超的文筆及戲劇手法，讓八篇故事的劇情都精采絕倫、令人拍案叫絕。

第一篇故事〈黑眼婦人〉中，以一對曾經身為船民的越南母女為主角，她們定居美國後的生活看似平凡，但有時到了晚上卻不得安寧，貌似具有陰陽眼體質的母親一直堅持在家中看到「鬼魂」，原本半信半疑的女兒最後也在某天晚上看到鬼魂的存在，最後她們發現，原來這個鬼魂與當年她們逃難時所搭的船有深深的關聯……

第二篇故事〈第三者〉中，越南難民「廉」在一位好心白人派瑞許的資助下，來到他位於舊金山的家中共同生活，但廉卻發現這個家中還有另一個成員香港移民馬可仕的存在，他們是一對同志情侶，廉成了家中的電燈泡。原本馬可仕並不喜歡廉的出現，但他們相近的亞裔背景，反而成為破冰的關鍵所在……

第三篇故事〈戰時年代〉中，神祕又貴氣的「花太太」出現在一個經營小型超市的越南難民家庭面前，花太太是堅定的南越軍支持者，不斷向他們遊說募款、說要資助游擊隊反攻共產黨，但對於這個已經逃出生天、只想安穩過日子的越南難民家庭來說，死都不想再被捲入戰爭泥沼，於是理想與現實的拉扯，就在當下發生了衝突……

第四篇故事〈移植〉中，一事無成的中年白人魯蛇亞瑟原本該命喪於肝病，但受惠於一位剛過世不久的越南移民武悗的器官捐贈，讓亞瑟得以存活下來。為了報答恩人，亞瑟找到武悗的兒子路易．武並與他結為莫逆之交，而十分有生意頭腦的路易．武，這時打算拉著亞瑟一起賺一筆橫財……本篇故事懸疑性強、張力十足，不看到最後絕對猜不到結局！

第五篇故事〈但願你需要我〉中，教授與卿太太是一對結縭四十年的夫妻，兩人在政權尚未變天的南越相戀結婚、之後帶著五名子女搭船逃離故鄉，來到美國後終於獲得安穩幸福的生活。但隨著時間過去，高齡七十三歲的教授罹患失智症，逐漸將過往人生的回憶混在一起，也越來越記不得枕邊的卿太太，反而一直呼喚一位名叫「燕」的女子……

第六篇故事〈美國人〉中，卡佛是一位傳統頑固的白人父親，他一直將女兒克萊兒視為掌上明珠，希望她過著公主般的生活；但從小叛逆性強的克萊兒顯然不領老爸的情，隻身跑到千里之外的越南偏鄉當英文老師，甚至還交了當地男友，對此耿耿於懷的卡佛在一趟探視女兒的越南旅程中情緒爆炸，倔強的父女誰也不服誰，於是就在昔日越戰戰場上，一場家庭戰爭彷彿也要開打了……

第七篇故事〈另一個我〉中，身為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湯瑪斯，從小就對他的越南父親很頭大，身為前南越軍人的父親從小就對他實行軍事教育，但私底下卻又是個到處風流的多情漢子，這樣的衝突在母親過世、父親跑來與他同住之後越演越烈。某天父親原本出於好意要撮合湯瑪斯與離婚前妻的感情，想不到卻招致了一場災難……

第八篇故事〈祖國〉中，由一對同樣名叫「阿芳」的同父異母姊妹串起整個劇情，父親第一段婚姻所生的「阿芳」隨著前妻流亡到美國定居，第二段婚姻所生的「阿芳」則成為共產黨統治下的越南新生代。越南阿芳一直嚮往著她那從未謀面過的姊姊美國阿芳，姊姊的美式生活是如此的自由、朝氣、有活力，跟自己所處的封閉環境完全不同。某天美國阿芳要來越南探親了，越南阿芳開始想著，要如何央求姊姊帶她一起回去那個自由的國度……

看完上述筆者對八篇故事的約略簡介，您會發現阮越清的寫作功力超乎想像，可能前一篇還以白人中年男性的觀點做描述，下一篇馬上切換到越南孩童的角度看世界，這種豐富多元的角色觀點與故事主軸，正是《流亡者》一書精采之處。

看完全書後，筆者著實對於阮越清是如何「生」出這些故事素材感到好奇，或許是他曾經身為戰爭難民的親身經歷、或許是他以外國人身分融入美國社會所發生的衝突、或許單純來自他天馬行空的想像，無論如何，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流亡者》的確是本一翻開便引人入勝、欲罷不能的傑作，也呈現了歷經戰亂流亡之後，一群擁有共同創傷記憶的小人物所交織出的悲歡離合故事。

【導讀】以越戰為共通線索、由一群小人物所交織而成的悲歡離合故事

文／獨立媒體《移人》編輯總監李岳軒

發生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間的越戰，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這場由胡志明所率領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南下侵吞吳廷琰所率領的「越南共和國」（南越）的戰役，堪稱二十世紀最慘烈的戰爭之一。當南越方即將淪亡時，許多不願被共產黨統治的越南民眾爭先恐後搭船出海逃難，成為海上船民，運氣不好的或許遇上風浪或海盜，就此葬身茫茫大海；運氣好的或許漂流到鄰國或被船隻所救，得以申請到難民身分定居他國，就此展開新生──...

黑眼婦人
第三者
戰時年代
移植
但願你需要我
美國人
另一個我
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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