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來,在「歐洲堡壘」不斷關閉邊疆的情況下,地中海頓時成為歐洲的墳場,而蘭佩杜沙島無疑位處其中。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一場災難深深撼動蘭佩杜沙島的居民,兔島(Isola dei Conigli)對面的兔灣(Rabbit Bay)一帶發生船難,三百六十八名移民共赴黃泉,裡頭包含許多孩童。最後,只有一百五十五人生還,得以向世界說出他們經歷的悲劇與承受的磨難。但就在隔天,前日亡者尚未入土之際,搜救者發現另一艘載著敘利亞移民的船也翻覆了。總共三十八人死亡,逾二百人獲救。
這兩場慘劇澈底激怒了蘭佩杜沙人。歐洲執委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洛索(José Manuel Barroso)及義大利總理恩里科.雷塔(Enrico Letta)隨後造訪蘭佩杜沙島,卻迎來當地人噓聲四起,他們覺得歐盟從未盡力阻止那些導致難民死亡的悲劇,讓人大失所望。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約一千名蘭佩杜沙島民參與二〇一三年沉船事件的紀念活動。他們遊行至島上於二〇〇八年建起的紀念地標「歐洲之門」,紀念那些在地中海逝去的生命。那一天也被指定為「移民受難者紀念日」(National Day of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Immigration),成為官方首次訂定的移民相關紀念日。蘭佩杜沙市長茱西.妮可莉妮(Giusi Nicolini)對紀念活動的參與者談及這些悲劇仍是現在進行式。她說:「從當時到現在,又有一萬一千人不幸喪生,光是今年就約三千五百人死亡。」可怕的是,她發表此番談話時,二〇一六年尚有三個月才要結束。那天,不僅蘭佩杜沙島的社會運動者,甚至全西西里地區的相關人士都紛紛舉辦工作坊或安排演說,一同紀念這一天。
這裡是蘭佩杜沙島唯一一間難民收容中心(Centro di Prima Accoglienza-CdA),一九九八年開始運作以來,這座島嶼逐漸成為非洲、中東與亞洲移民入境歐洲的第一站。從二十一世紀初起,因為部分非洲及中東政治情勢逐漸不穩,窮困問題持續,來自那些地區的人都將義大利視為進入歐洲的入口。到了二〇〇六年,來自迦納(Ghana)、奈及利亞與馬利(Mali)的大量偷渡客循利比亞至義大利的途徑進入歐洲,將蘭佩杜沙當成中轉站。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爆發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事介入利比亞,更迫使許多非洲及中東人離鄉背井,逃到蘭佩杜沙島。舉例而言,二〇一一年至少有四萬八千人從突尼西亞與利比亞逃來這座島。在此期間,「營區」(所有難民都這麼稱呼)也作為身分查驗暨驅逐中心(Centre of Identification and Expulsion, CIE)之用,附近也發生過數起移民及當地居民發起的抗議行動。二〇〇九年,聯合國難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曾批評營區過度擁擠,因為這裡原先是為容納八百五十人而設計的,如今卻有兩千人居住於此。根據報導,有些人在營區裡還得睡在戶外,任憑風吹雨打。二〇〇九年二月,營區住民忍受不了惡劣的環境,發起暴動,隨後引發大火,燒燬了大半營區。
當時,他們並未料及自己悲慘的境遇到歐洲竟會沒完沒了。在蘭佩杜沙島待上幾週後,他們被轉移到西西里島(Sicily)南岸的西庫里亞納(Siculiana),住進一座人滿為患的收容營。就他們看來,無疑像住進監獄。收容營惡劣的生活條件讓許多人早已逃跑,事實上,逃跑情事相當普遍,就連老鳥都會教新來的移民說「Dov'è la stazione?」,意即「(火車/巴士)車站在哪裡?」這也是三位男孩唯一會說的義大利語。短短幾天內,他們決定一走了之。在燒灼烈陽下整整徒步七小時,終於抵達附近的巴士站,隨後前往巴勒摩(Palermo),接著又轉乘巴士到米蘭,前往西南方的文提米利亞(Ventimiglia),最後跨境至法國。他們的旅程無非是一次次動身逃亡,盼望脫離無止盡的悲慘境況。
「自由遷移」(Freedom of movement)是歐盟的基礎原則,在此原則下,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得以自由在各國之間遷移、定居。這樣的「自由」定義了歐盟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這塊世上最富裕的大陸,人們得以像貨物流通般,輕鬆跨越國界。
數年來,在「歐洲堡壘」不斷關閉邊疆的情況下,地中海頓時成為歐洲的墳場,而蘭佩杜沙島無疑位處其中。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一場災難深深撼動蘭佩杜沙島的居民,兔島(Isola dei Conigli)對面的兔灣(Rabbit Bay)一帶發生船難,三百六十八名移民共赴黃泉,裡頭包含許多孩童。最後,只有一百五十五人生還,得以向世界說出他們經歷的悲劇與承受的磨難。但就在隔天,前日亡者尚未入土之際,搜救者發現另一艘載著敘利亞移民的船也翻覆了。總共三十八人死亡,逾二百人獲救。
這兩場慘劇澈底激怒了蘭佩杜沙人。歐洲執委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洛索(José Manuel Barroso)及義大利總理恩里科.雷塔(Enrico Letta)隨後造訪蘭佩杜沙島,卻迎來當地人噓聲四起,他們覺得歐盟從未盡力阻止那些導致難民死亡的悲劇,讓人大失所望。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約一千名蘭佩杜沙島民參與二〇一三年沉船事件的紀念活動。他們遊行至島上於二〇〇八年建起的紀念地標「歐洲之門」,紀念那些在地中海逝去的生命。那一天也被指定為「移民受難者紀念日」(National Day of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Immigration),成為官方首次訂定的移民相關紀念日。蘭佩杜沙市長茱西.妮可莉妮(Giusi Nicolini)對紀念活動的參與者談及這些悲劇仍是現在進行式。她說:「從當時到現在,又有一萬一千人不幸喪生,光是今年就約三千五百人死亡。」可怕的是,她發表此番談話時,二〇一六年尚有三個月才要結束。那天,不僅蘭佩杜沙島的社會運動者,甚至全西西里地區的相關人士都紛紛舉辦工作坊或安排演說,一同紀念這一天。
這裡是蘭佩杜沙島唯一一間難民收容中心(Centro di Prima Accoglienza-CdA),一九九八年開始運作以來,這座島嶼逐漸成為非洲、中東與亞洲移民入境歐洲的第一站。從二十一世紀初起,因為部分非洲及中東政治情勢逐漸不穩,窮困問題持續,來自那些地區的人都將義大利視為進入歐洲的入口。到了二〇〇六年,來自迦納(Ghana)、奈及利亞與馬利(Mali)的大量偷渡客循利比亞至義大利的途徑進入歐洲,將蘭佩杜沙當成中轉站。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爆發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事介入利比亞,更迫使許多非洲及中東人離鄉背井,逃到蘭佩杜沙島。舉例而言,二〇一一年至少有四萬八千人從突尼西亞與利比亞逃來這座島。在此期間,「營區」(所有難民都這麼稱呼)也作為身分查驗暨驅逐中心(Centre of Identification and Expulsion, CIE)之用,附近也發生過數起移民及當地居民發起的抗議行動。二〇〇九年,聯合國難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曾批評營區過度擁擠,因為這裡原先是為容納八百五十人而設計的,如今卻有兩千人居住於此。根據報導,有些人在營區裡還得睡在戶外,任憑風吹雨打。二〇〇九年二月,營區住民忍受不了惡劣的環境,發起暴動,隨後引發大火,燒燬了大半營區。
當時,他們並未料及自己悲慘的境遇到歐洲竟會沒完沒了。在蘭佩杜沙島待上幾週後,他們被轉移到西西里島(Sicily)南岸的西庫里亞納(Siculiana),住進一座人滿為患的收容營。就他們看來,無疑像住進監獄。收容營惡劣的生活條件讓許多人早已逃跑,事實上,逃跑情事相當普遍,就連老鳥都會教新來的移民說「Dov'è la stazione?」,意即「(火車/巴士)車站在哪裡?」這也是三位男孩唯一會說的義大利語。短短幾天內,他們決定一走了之。在燒灼烈陽下整整徒步七小時,終於抵達附近的巴士站,隨後前往巴勒摩(Palermo),接著又轉乘巴士到米蘭,前往西南方的文提米利亞(Ventimiglia),最後跨境至法國。他們的旅程無非是一次次動身逃亡,盼望脫離無止盡的悲慘境況。
「自由遷移」(Freedom of movement)是歐盟的基礎原則,在此原則下,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得以自由在各國之間遷移、定居。這樣的「自由」定義了歐盟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這塊世上最富裕的大陸,人們得以像貨物流通般,輕鬆跨越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