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不扣的哲學家──約瑟夫‧拉茲

法律是什麼？

人為何要守法？

當法律不具道德性時，也一定要遵守嗎？

這些看似簡單的大哉問，是當代法哲學巨擘約瑟夫‧拉茲皓首窮經，不斷思索的問題。

「嗄！你還想著當年學校裡思考的那些問題啊？」這是近日與中學時代老友聚會時，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得到的評語。

鬚髮俱白、八旬的拉茲在轉述時，忍不住笑了起來。對老友的形容，他覺得非常貼切。

他的一生都在思考，找問題，求答案。同學沒說錯，他內心的確仍舊是中學時代有著熾熱好奇心的小男孩，但他的識見早已攀上法哲學領域的高峰。實際上，最簡單的問題，可能是最基本的，也會是最深奧的問題。拉茲試著解決當代問題的謎團，他的成就即是在看似死胡同的辯論中，拉開了思想的新天地。

「他是哲學家的典範，他的容貌真的就像古希臘雅典的哲學家，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拉茲學生、牛津大學萬靈學院資深研究員約翰‧嘉德納（John Gardner）兩手比畫著形容：「先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接下來是拉茲。白色大鬍子上的眼鏡，大概是他與古哲學家最大的不同。」

「但當你真正了解約瑟夫（拉茲），他絕不會在公共廣場中侃侃而談，熱切地尋找眾人擁戴的眼光。」嘉德納說，恩師拉茲熱愛思考解析問題，窮盡一生，不斷在同樣的問題上找尋答案，「因為他從不滿足現有的答案。」

偏好哲學的幸運兒

1939年，拉茲誕生於中東的巴勒斯坦託管地，即現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領土，但中東戰火並沒有在他的童年留下深刻的烙痕。14歲時，他就對哲學產生濃厚興趣。他大量閱讀從古希臘時期到近代的哲學家作品，包括柏拉圖、笛卡兒、史賓諾莎等哲學家的著作。

「我從孩童時期，就對哲學有興趣，到現在都沒改變。」拉茲說：「我家旁邊有個成人教育中心，我想我也來上課吧。那些都是給大人上的課程，是給年紀非常大的退休人士、無事可做的人上的課，哈哈哈。」拉茲邊說邊笑出聲來：「我熱愛哲學，可能是當年全國唯一訂閱哲學專業期刊的學童。」

回顧年少求學歷程，他很感謝父親，因為父親對少年拉茲的求知欲望，盡全力滿足。「他並沒有要求我一定要成為學者或做任何事，他只是鼓勵我大量閱讀。有時我們一起到書店去，他自己一本書都沒有買，全是買我的書。」

拉茲後來進入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就讀，哲學與法律是他的熱情所在。回憶那段過往，拉茲說，他非常驚訝，幾乎大部分的同學都必須半工半讀，上課之外還得賺錢分擔家計。他才明白自己何其幸運，父親只是工人，卻讓他享有專注求學的福分。在那樣困難的烽火年代，不需工作的全職大學生才是特例。

雖然主修哲學與法律，拉茲明顯「偏愛」哲學：花在鑽研哲學的時間多於法律；但每次法律考試，他總是輕易拿到好成績。

哈特、拉茲的真摯師生情

1963年，拉茲取得法律碩士學位。希伯來大學的教務長記得當年有位中學生，竟然訂閱了大學的哲學雜誌，他就是拉茲。在希伯來大學就學期間，當代法哲學大師哈特（H. L. A. Hart）至希伯來大學發表學術演講。演講結束後，拉茲請教哈特幾個關鍵問題，讓哈特對他印象深刻。後來，教務長推薦拉茲到英國牛津大學深造，為他安排豐厚的獎學金，師從哈特，繼續攻讀博士。自此，拉茲踏入英美法哲學的重鎮。

拉茲這麼形容恩師：「當時在牛津各大小書店及學術場域，到處都可以看得到哈特的著作。其他教授開的課，也會討論哈特的著作和思想。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拉茲說：「我記得那個時候，哈特真的沒有教你什麼，他不會告訴你要寫什麼，從沒說什麼才是正確的想法，也不會對你的觀點有任何建議，但他會回應你的作業。」

拉茲的同窗好友、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榮譽研究員彼得‧海克教授是哲學界的權威，海克說，哈特對學生的作品非常嚴謹看待，會在文章行列間加上許多意見及評論，有時就寫在紙旁、扉頁上緣，甚至翻到背面繼續評注。

海克記得，哈特的字跡非常潦草，潦草到有時無法辨識，但是他的評論卻是拳拳到肉，一針見血。「他一定花了大把時間閱讀學生的作品，幾小時、幾小時地看，對學生的論點深入思考，而且他對自己評注的字眼深思熟慮，有時甚至把整個段落都重寫。」

在牛津校園，當年的師生辯論，成為法哲學傳承的重要一景。大夥兒晚上聚在哈特的研究室，一起討論法哲學，大約五、六人，包括後來常與拉茲為文對話的知名法理學家羅納德‧德沃金教授（Ronald Dworkin）。師生的討論非常熱烈，如是持續兩三年。後來人數愈來愈多，名氣愈來愈響亮，並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加入，演變成「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讀書會」，最盛時期竟然有二、三十人參加。

牛津畢業之後，哈特與拉茲的情誼依然持續，就像是忘年之交，到哈特過世前，他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哈特晚年，健康狀況江河日下，拉茲常常去探望，並開車載老師到鄉間散心。當哈特衰弱到必須坐輪椅時，拉茲會推著輪椅，帶老師探索世界。

「直到哈特過世前，拉茲一直照顧他，就像他的親生兒子一樣。看著他們相知相惜的師生關係，實在非常動人。」海克讚嘆。

拉茲追隨哈特，四年就取得哲學博士，回到故鄉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任教兩年，又回到牛津納菲爾學院（Nuffield College）。

納菲爾學院只收研究生，不收大學生，這樣的環境讓他能專注於研究。在納菲爾第二年，他被貝利奧爾學院聘為法學教授，在此任教20年。貝利奧爾學院是牛津最古老的學院之一，培育出許多諾貝爾獎得主及歐洲政要，拉茲也在這裡度過晨昏，累積學養，成為一代法哲學宗師。

有關法律層面，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說，在拉茲的學術生涯裡，早期他先研究法律，了解法律如何自成體系，再討論什麼是規則。拉茲認為，法治像一把尖刀，極具效率；但法治也有道德上的重大意義，如何防止權力濫用，使人民免於遭受濫用法律帶來的傷害，是法治的道德面向。

「許多法律人會說，法律就是社會基石，人人都要遵守；然而，拉茲會說，要先看這個法對社會帶來什麼價值。」謝世民解釋，拉茲對法治充滿批判性，對公權力保持懷疑，他不認為法治必然帶來正義，也不必然尊重人權。

要學生對話、思考、自己找答案

每當拉茲談起學問，他的英文帶著濃厚的故鄉口音，語調極慢，答案卻絕不模稜兩可。他認為，法治不是偶然，而是人類的理性。他提出「權威的服務觀」，權威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服務人民。簡言之，權威的正當性來自於它能回應人民的需求。

在眾多學生眼中，拉茲是位嚴格的老師，他並不真的講授什麼理論，而是引導學生不停地思辨，面對議題，透過對話，引導思考，讓學生自己找出答案。

有趣的是，學生對拉茲教學的形容，正如同拉茲與同儕對當年恩師哈特的回憶，包括多處修改的文章、來來回回的辯論，卻從不給你找出答案的方法。

拉茲說：「哈特只是看你的作品，回應你，挑戰你，你就可以從他的所說所行中學習。」

拉茲的學生、倫敦國王學院法理學教授提摩西‧麥克連說，當年呈閱恩師拉茲的報告，都是全力以赴，自以為寫得挺不錯的；直到走在前往拉茲研究室的路上，心中才懍然一驚：「天哪，我這裡、那裡，都寫得不夠好！」

同為拉茲學生的牛津大學萬靈學院資深研究員約翰‧嘉德納打趣說：「你已經夠幸運了，你會在半路上自我醒悟；我是到了他的辦公室，才被打醒！」

嘉德納說，拉茲總是能找到你的破綻，有時候甚至是文章的第二句或第三句就出錯，論述才一開始就被駁倒。「所以，討論時，我們須花整個小時來一步步釐清論文，字斟句酌；他從不說明下一步該做什麼，但會在你的學術作品中點出問題。到了最後你忍不住會問：『所以，到底你認為我該怎麼做呢？』」

「他的答案總是一樣，兩手往旁一攤：『這是你的論文！』」

提摩西‧麥克連回憶，他準備博士論文時，與拉茲第一次見面，「針對論文裡的一句話，我們就花了兩小時討論！通常，當有人挑戰你的論點時，你可能會稍稍讓步；但他步步進逼，你就會不斷退後，最後你被逼得恨不得能穿越背後那道牆！」

麥克連充滿感情地說，事後回想，就能體會拉茲是多麼慎重對待「我是他的學生」這件事，他可能花了幾小時看學生寫的東西，「我可能沒有盡到我的本分，我決心下次一定要做對，不能再受窘一次。」

如同當年哈特對待學生的嚴謹，拉茲從一開始就為學生設立非常高的標準，但不會提供指路地圖，告訴你該如何一步步遵循，就能到達目的地。「只有一個高標準放在那兒，他只會大概告訴你一個方向，但要如何到達那個標準和境界，你得自己想辦法。」麥克連說。

拉茲從不指定學生的研究題目，甚至沒有指定閱讀書單。有時學生打算研究的題目，拉茲早已著墨，並寫過相關文章，他也閉口不提，直到學生自己找資料閱讀時，才發現拉茲早就研究過且提出看法了。原因是拉茲不想讓學生的思考限於己見，就此定於一尊。

拉茲學風的另一特點是，他從未要學生閱讀他的著作，從來沒有。許多學者會在課堂上推薦學生研讀自己的著作，理解自己所在的理論門派。但是，這不是拉茲的作風。他給學生的，是一張思想的白紙，他不會在其上加上影響思想自由的任何記號。

他的做法就是：與學生的論點激盪、回應，讓學生自由發展，自由思考，他永遠在那兒做出回應。他的回應迅速、敏銳、極富洞見。

另一學生牛津大學法哲學教授提姆西‧恩迪科特說：「他從未想過把我們變成『拉茲學派』，他從不這麼想，甚至幾乎是反其道而行！」

「師生的關係非常清楚：我必須要寫東西，他必須要讀我的東西，這是最厲害的地方，他真的會花很多時間讀我寫的東西，給我精闢、極具智慧的回饋，還有摧毀！哈哈，他曾經摧毀我苦心建立的論點，當我走出他的研究室，我什麼都不剩了。於是再努力寫，再與他碰面，再被摧毀，再度什麼也不剩。這其實是非常正面的經驗，他完全扭轉了我的觀點。」提姆西‧恩迪科特說。

拉茲的教學有「六不」

拉茲總是溫柔和氣地支持學生。但如果論及他的學術作品及學生的論文，對其中的草率思考、含糊寫作（sloppy thinking, sloppy writing），他絕對是「零容忍」。

拉茲對門派學說也是零容忍。如果學生只是追隨迎合當下主流論述學說，想要成為某門派的一分子，那可得好好想想。他要求思考的獨立，絕不拉幫結派。

拉茲也從不為自己的作品辯護。即使他早已聲名大噪的首部著作，他也嚴格批判。他不是為了萬人擁戴、樹立名聲而著書立說，而是因為他認為那是對的，他認為問題應該好好談清楚，而他有能力可以說得清楚。

拉茲解釋：「有兩件事是確定的：第一，我的著作一定不完美；第二，它不可能說服所有的人，要人們全盤接收。」

歸結起來，拉茲的教學有「六不」：不指定研究題目、不提供閱讀書單、不要求學生閱讀他的著作、不追求自成一家的學派、不能忍受草率與馬虎、絕不為自己的錯誤辯護。

由牛津大學到倫敦國王學院，再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在法哲學領域，拉茲優遊逾50年，至今不稍懈怠。

嘉德納完成博士論文之後，曾跟著拉茲一起在紐約工作，對拉茲的紐約日常生活有非常生動的描述：年近八旬的拉茲比任何人都早起，並立刻開始寫作。他打字非常用力、打得飛快，用力敲打鍵盤的聲音幾乎敲在嘉德納的耳膜上。

當寫作告一段落，他會放鬆一下，整天在曼哈頓閒逛、拍照、看展覽。散步閒晃有助於思索。之後回到研究室，傍晚再度開始寫作，仍然打字又快又用力，寫了兩三個小時，一天就收工。

牛津大學憲法學教授艾琳‧卡文納說，拉茲對生活的一切都很有興趣，尤其是對人們的日常生活感興趣；所以他對學生的課餘生活也非常有興趣。

他是大學者，但並非不食人間煙火，而是對人生興味盎然。

來臺領取唐獎時，讓人見識到這位哲學大師對各式各樣生活方式的興趣，宴席當天，陪坐者說明華人社會很重視「吃」的文化，聯繫情感都是在餐桌上，包括男女相親、談生意等等。拉茲都認真聆聽，他的表情顯現真的想攝取到一些新知，而且他不會因為對話者的地位而不聆聽對話者的想法。

「他很愛聊天及聆聽，但你要小心，一旦話題涉及一丁點哲學，就再也不能開玩笑。」嘉德納說，拉茲對哲學的嚴肅模式與輕鬆聊天模式轉換得很快，他曾經因為沒跟上，被嚴師教訓過。

鑽研學術　愛好攝影

除了哲學之外，攝影是拉茲的興趣，他非常認真，還自搭暗房，幾乎把攝影當成學術研究一樣認真。他獨鍾黑白照片，在他的研究室、倫敦的小公寓裡，陳列了許多他的作品。他也為恩師哈特拍過肖像，作為哈特名著《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封底照。

拉茲展示一張湍流於高聳峽谷包夾下奔流而出的照片，氣勢磅礡。他說：「有個學生住在美國猶他州，當地以崇山峻嶺著名。他邀我寫論文參加研討會，我說：『我給你文章，但你要帶我到這個峽谷。』我們交換條件，挺不錯。」

他再拿起另一張照片，「這是一張除了我以外沒人喜歡的照片。」拉茲喜孜孜地向採訪團隊展示不被看好的作品。那是由室內望向窗外的視角，桌椅線條與窗框線條錯落，窗外透進來的光，與室內陰暗處形成極大反差。

拉茲解釋，他喜歡它的光影分布，構圖及明暗都很銳利、獨特。「而且，它是用iPhone拍的！」

拉茲說，去除了色彩，你會看到更多，包括那些隱藏的細節、陳列，都會在畫面上浮現。「雜訊去除，才能說得更豐富。」

「攝影很容易讓人感到滿足，但其實不應該這樣，因為我不是什麼專家；但有時也會有：『嗯，我拍得真不錯』的時候。」

唐獎週期間，拉茲到淡水半日遊，在濃濃古早味的老街閒步一小時，他吃著冰淇淋、瞧瞧老街茶壺；他也很喜歡大稻埕在地的文化，邊逛邊拍照……。

當他問起問題時，常常很犀利。例如拉茲詢問我國的憲法問題，好奇海峽兩岸的制度之爭，迫切想了解國人對於這兩種制度的看法，鍥而不捨地追問再追問，完全是一副「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模樣。

拉茲同時很謙遜，從不認為自己是法哲大儒，既不畏他人的批評、更熱切地想知道別人對他的批評。唐獎週時，和第一屆法治獎得主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聚餐。拉茲說：「可否請奧比坐我旁邊，因為他可以指正我的論述可能有錯誤的地方。」

犀利與謙遜兩種看似相反的特質，在拉茲身上共存，一點也不違和。

這位有著白色大鬍子的大學者，就像一位登山者，漫步在法律、政治與道德三座交錯且綿延的山巒間，嚴謹釐定各種思考的路徑，使人們能夠完整看見法律的真貌。此後，任何進入這片山巒的後進，如要討論法律、道德、政治哲學，無可迴避地必須去讀拉茲、討論拉茲。大師地位毫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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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親愛的孩孫，與下一代人們：

小P、關關、樂樂，當外公讀到唐獎第三屆永續發展獎得獎人詹姆士‧漢森（James Hansen）因思及孫女蘇菲長大後的處境，而寫下《蘇菲的星球》（Sophie’s Planet）一書，這讓我想到了你們，和下一代人所期待的世界會是什麼模樣，而我們這一代人，又能預先做些什麼，能帶給你們什麼祝福？

2012年，外公的好朋友尹衍樑博士創立唐獎，也應該有為孩孫輩多做些什麼的情懷。因此，有別於其他學術獎項，唐獎的存在更體現當代社會所面臨的現實面挑戰，並規劃了以「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四大領域的貢獻，創造嶄新的價值觀。唐獎期許鑽研學問並不只是專注於研究本身，更要擴及實踐與其對人類的影響，外公以為這就是唐獎的意義。

永續發展獎，是要改善地球的環境。外公很擔心，等到你們像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地球會變成什麼樣子。詹姆士‧漢森（James Hansen）與維拉布哈德蘭‧拉馬納森（Veerabhadran Ramanathan），他們不僅發現、證明溫室效應的存在與原因，更呼籲全世界的人民關注，共同來保護我們的地球（從時間來看，應該是你們的地球）。

生技醫藥獎，是要改善人類的健康。東尼‧杭特（Tony Hunter）、布萊恩‧德魯克爾（Brian Druker）、約翰‧曼德森（John Mendelsohn）三位科學家，發現了蛋白質酪胺酸磷酸化與酪胺酸激酶，及對癌症研究有卓著的貢獻。希望等到你們長大以後，癌症不再是個無解的難題。

而漢學獎，則是我們有幸身為漢文化後裔，負有承先啟後的使命。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先生說：「很多東西到了40歲才有用、80歲才有感悟。」而斯波義信（しば よしのぶ　Yoshinobu Shiba ）先生，他既專注草根民間發展，像是臺南的「境」文化、角頭文化，又以研究宋代商業史成名。漢文化中承載的是一種「心境」，是一個人的內在根本追尋。孩子們，科技的確瞬息萬變，但那只是載具，真正寶貴的是文化本身。

作為法律人，外公除關心正義的實踐，亦關注「實踐正義的過程」。第三屆法治獎得主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長年專注於法理學領域，他曾談到對轉型正義的感悟：「兩方打仗時往往會想著如何獲得勝利，但卻往往忽略『戰爭的勝利可能是災難的開始』。」令外公印象極為深刻。轉型正義最容易犯下的錯誤，即是看似由新政權填補過去的傷痛，重新開始，但新政權可能因在不夠「自覺」的情況下，因「重建」正義而再次造成撕裂對立。因此，追求和平且永續共榮的前提是，政府必須謹記「掌權」萬萬不能凌駕於法律，務必讓「法律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law）──而非「有力量人的法律」（the law of the powerful）──成為推進法治的舵手。在當前政府大力推動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於2017年立法，其任務亦已然開展，但願現在及未來的政府皆能在民主憲政下，以拉茲的建言為鑑，戒之慎之。

最後，法治是要改善我們的社會。在學校，我們會說「要聽老師的話」，那麼等到長大，變成「大人」之後，要聽誰的話呢？其實，無論任何政府體制，往往都是由相對少數的一群人，去決定「法律」的面貌；如果這一群人有了私心怎麼辦？如果法律不利於一般人民怎麼辦？壞的、不好的法律，也應該要遵守嗎？拉茲教授長年探討「法」存在的價值與法的本性的問題。他認為，法治、政府的正當性，「必須以被統治者的利益為基礎」。這短短的一句話，可以說永遠都思考不完。

外公期盼你們，不僅能從這本書中，了解唐獎的四大獎項研究的前沿，更能從諸位歷屆得主的治學歷程中，得到自己的啟發。時時對世界充滿好奇，「不管結果如何」，都以埋首研究的開闊心胸，或者即使面對排山倒海的質疑，也相信自己，堅持下去……。

這過去三屆眾多唐獎得獎者們的故事，告訴年輕人的是，要勇敢地嘗試、去找自己的熱情所在，那樣才會快樂、才會長久。一路上也許會遭遇挫折，但就如唐獎的永續精神般，「堅持」才真正有機會為人類謀幸福，為時代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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