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作家亞然第二本政治文化觀察集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香港人希望是「72年前台灣,今日香港」!
以閱讀和寫作去介入這個世界,讀書人責無旁貸!「香港這幾年究竟如何變化,或悲或喜,已不再是香港自己的問題,而是全球關注熱點。作為一海相隔、兩小時飛機可到的鄰居,我們沒有理由不認識香港,現在甚至有責任認識香港。香港青年作家亞然以他的文字藝術,和讀者訴說他對於政治、音樂,種種所關注、所愛的論點與感想。當你閱讀《醒來的世界》,你就參與了他所開啟的對話。這個世界,或許也能更靠近理想一些。」──焦元溥
「亞然以優美流暢的文字,遊走亞洲與世界,在我讀來,是一位渴望共同體的作家,在刻畫現在進行式的香港烏托邦。」
──吳介民
焦元溥、周保松專文導讀
各界齊聲推薦(按姓名筆畫順序)
林飛帆(學運領袖、民進黨副秘書長)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周保松(香港學者、作家)
焦元溥(樂評家、作家)
鄧小樺(作家、文化評論人)香港青年作家亞然的第二本政治文化觀察集,擅於「在學術研究中融入現實的感受,在隨筆雜文中放入知識的魅力」的他,一邊在德國深造,一邊關心香港和台灣的局勢並曾在台灣居住做研究,勤治學、勤寫作的亞然,在每周固定的專欄文章中總對時事有清新而深入的個人見解。
在他的觀察中,這些年來世界局勢變化大,本來有民主的地方出現退潮、沒有民主的地方變得更沒有機會出現民主,隨之而來的是民粹主義、獨裁暴政,當我們以為這一切的倒退都只會是暫時的,但永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無寧日。於是我們見到香港人又再久違地聯群結隊走上街頭,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亞然說:「有人以為香港人早已心死,但原來我們仍然會抗爭。現世不安穩,我們都不認命。」除了公民不服從以爭取民主,亞然更開出了一張「暴政之下的書單」,隨著書單日後的不斷更新、不斷加長,為這場持久的抗爭戰,提供了文字與思考的力量。
一邊專注博士論文的同時,亞然也用心貼近和理解世界所發生的事,寫作就是他的一份記錄。在將文章整理和重新編排的時候,發現這些文字隨著寫下的時序都是有所連貫:民主政體和民粹主義是此消彼長的關係,也成為了今天的背景;大時代之下,香港和台灣好像變得命運共同,但香港是先行一步;面對這樣的一切,我們應該如何自處、如何面對,透過他的文字,跟著他一起尋找答案。他認為,身為讀書人,以閱讀和寫作去介入這個世界,責無旁貸。
亞然除了親身實地談「香港變了樣」,也觀察體會著「台灣的幸福與失落」,引經據典或提出亂世書單,另有好幾輯筆調轉為輕鬆,如「讀書人的風花雪月」,不忘閒時品賞「村上春樹和一碗拉麵」,或談著好聽的音樂及指揮台上的故事,呈現讀書人對生活的事事自得。亞然的寫作有國家有政治,也有人和人的生活,這本耐人咀嚼的文集就是寫的就是這個世界,並且和你我一樣期盼努力著,如何發揮一己之力,讓這個世界,更靠近理想一些。
作者簡介:
亞然
亞然(本名關仲然),1993年生於香港,香港新一代文化人、專欄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現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兼任講師,曾旅居英國、台灣、德國。研究香港及台灣政治,專研選舉、政黨及社會運動。
除政治之外,興趣涉獵甚廣,對音樂、足球、威士忌都有研究。專欄見於香港《明報》、BBC中文等,同時為學術期刊、包括《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等撰寫書評。著有散文集《孤獨課》。
章節試閱
歷史沒有終結民主在退潮—讀福山《身分認同》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一年,政治學經典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and the Last Man)出版,宣告人類社會歷史的進程「有機會」來到終結的一刻。社會主義的衰落,象徵着意識形態的演變到了看似是終點的終點站:自由民主。那時候,作出這驚天地泣鬼神的宣告的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還未夠40歲。
儘管當時「歷史終結」之說引來很多反對聲音,其中最精彩的回應,來自於福山在哈佛寫博士論文時的師父、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杭廷頓說:即使意識形態的比賽已經有了結果,但自由民主的盛行不代表歷史終結,因為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宗教的衝突。這場師徒辯論,是現在讀政治學入門的第一課,是經典中的經典。無論歷史有沒有結束,兩套論述都以自由民主的扎根開花作為討論的基礎。事實上,經過上世紀末的第三波民主化(同為杭廷頓所提出的學說)之後,民主國家的數目從1970 年的35 個,上升到21 世紀初接近120 個,自由民主就是普世價值。
然而,最近幾年開始出現轉變,民主在退潮、民主已死等社會現象,都變成了新近出版的政治書籍名稱。自由民主不再堅挺、不再持久,而且我們逐漸意識到,這場退潮不是偶然的挫折,而是愈退愈多。更甚的是,退潮的國家並不只限於第三波或更新近民主化的政體,就連最最傳統的民主老大哥英國美國也同樣失守,2016年迎來了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也開始正式「終結」。
眼見自己的學說和預言,跟現實世界偏離得愈來愈遠,現在還只是65 歲的福山說:就是因為特朗普,一個「基本誠信、可靠、判斷力、責任感、道德都完全缺乏」(福山語)的人當選美國總統,促使他寫成剛剛出版的《身分認同》(Identity: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Recognition),回應當下的政治發展。所以還是張愛玲說得好:「成名要趁早」,早成名不止可以更早「痛快」,還可以不斷修補自己奠下的根基,福山就是個好例子了。
民主退潮,以「強人」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急速崛起。民主體制受到的威脅,不再是我們以往所想像的那樣,不是軍事政變,更不是民間起義,而是以民主的方式讓民主倒退,選出了一個又一個反對民主自由的政治人物,迎來強人統治,這是對自由民主最致命的打擊。
右翼民粹主義抬頭,重新回到保護主義;不再追求多元,而是重新鞏固本來所擁有的身分認同。所以特朗普說:要將美國變回跟以往一樣強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用「以往的美國」作招徠,不論這個美國是否真實存在過,他只是在說:現在的美國,不再保障真正的「美國人」。
福山認為,一切從中作梗的都是因為「身分認同」所帶來的問題。以特定的一種身分認同,團結凝聚一群在經濟上、以至是自尊上(dignity)受損的人(所謂經濟上的損失,最終所導致的其實也是自尊受損),將他們結合起來,成為一鼓充滿影響力的政治力量,造就了民粹主義在「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中異軍突起,英國脫歐如是,特朗普的當選也一樣。
所以福山在書中以「身分認同」為核心,探討身分認同如何將民主侵蝕。他說政治理論建基於人類行為的理論,而人類行為的理論則建基於關乎人性(human nature)的理論之上。所以當他要解釋身分政治如何影響民主的時候,他首先要處理的就是身分認同從何而來這個問題。
他一開始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指出人類靈魂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是thymos(勉強譯為精神),thymos不同於欲望和工具理性的計算,而接近價值取向的判斷,而thymos就是建構身分認同的根本;福山之後再引用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提出人類有內在和外在的面向(inner/outer self);繼而談到盧梭提出因為社會的出現,使人類開始追求得到社會的認同,一步一步將身分認同的歷史呈現出來。
當人民得不到社會的認同,就像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一個突尼西亞小販不單得不到國家的照顧,而且遭到代表着國家的執法人員公然侮辱而自尊受損,所以他只能以自焚的方法控訴。福山說,這個小販就是身分得不到認同的例子,因為國家甚至沒有把他當成一個人來看待。打着「個人自尊的受損」的旗號,可以有無窮無盡的感染力;當有人大力鼓吹自己如何不受國家專重,如何給外人入侵的時候,這種身分認同很容易會不斷壯大,最終成為今天席捲全世界的民粹主義。
面對如此風暴,曾經令福山錯誤地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自由民主如何應對?沒有開放多元的價值,還是那個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嗎?福山在新書《身分認同》的最後一章,題目借用了列寧最有名的著作名稱——《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但讀完之後,我最大的感受是想問福山:那如何做得到?
福山在最後一章對民粹主義的回應:是要建立一種開放的身分認同、一種以信念為基礎的身分認同(creedal identity),應對圍爐取暖、排除異己的身分認同。這種以信念為基礎的身分認同,就像美國一直以來所信奉的價值一樣,只要你守護美國的憲法,你就是美國人,重點是價值認同,而非血液膚色的相近。所以福山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要更多的融合,更貫徹的開放,而不是關門拉閘阻隔移民。他說,以往的多元文化,只有開放而沒有真正的融合(assimilation),所以應該着重融合的政策。即使歐盟在過去幾年風雨飄搖,但福山說,應該擴大這種歐羅巴的身分,變得更包容。
福山不是沒有嘗試解答「如何做到」這個問題,像他反對「雙重國籍」這做法,認為這是危害他所希望建立的身分認同;他提出應該從教育入手,加快移民的融和;福山又說應該開創多點職位,令到移民可以對國家更有貢獻;他同時說應該合力控制邊境關口,因為國家始終有權控制邊境開放……
福山以上所提出的全部都合情合理,但民粹主義之所以在今天愈演愈烈,正是因為福山所提出的種種解決方法,大部分人都明白(而且包括這些右翼政治強人),但重點是一直都做不到。當福山再重複一次這些解決方法,實際上只是墜入套套主義之中(tautology)。
從解釋自由民主並沒有讓歷史走向終結,指出身分認同如何演變為今天的民粹主義,福山都提出了一套詳細的論述;但在當下極需要為自由民主止血的時候,福山卻是無功而回,始終答不到「怎麼辦」這條問題。幸好福山也只是65歲,只要飲食均衡多做運動,他仍然有很多的時間,真正寫一本可以永遠通用、不再需要修改的經典著作,福山加油!
公民不認命
美國HBO劇集Game of Thrones(權力遊戲)終於來到最後一季,第三集打完萬眾期待的「The Great War」。儘管不是最後一戰,但這是生者與死者(white walker)、正義跟邪惡的決鬥,全集一個多小時,煙火風雪彌漫整個戰場,加上開戰時間設定在半夜,戰場能見度低得幾乎連誰生誰死也看不清楚,要重看幾次才能確認。可憐那些從第一季就開始期待這場大戰的觀眾,打起上來原來是如此「暗淡無光」,實在失望。
生死正邪的正面交鋒,無論是英雄電影抑或這齣劇集,結果如何誰勝誰負都不重要,因為我們想看而且看得最肉緊的,就只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發出最後吼聲的一刻,那些大大小小的角色、為了生存,為了尊嚴,為了不坐著等死,發狂衝向比自己強大十倍百倍的敵人決一生死。關鍵不是如此衝向敵人是否最有頭腦最有效,而是在面對力量不對等的敵人時,我們還有不低頭、不認命的勇氣,寧鳴死而不默生,就是這樣。
因為現實之中我們通常缺乏這種勇氣,永遠覺得現在「還未是時候」,是我們怯懦版本的not today(劇裡面,主角之一的Ayra面對「死神」時所說的話)。所以我們熱中於通過虛構的劇情,找回自己其實也擁有的熱血。
而現實之中,我們也有像Night King一樣的對手,力量強大之餘,身邊充滿各種奇形怪狀的手下,我們那個每天都堅持為某份報紙統計廣告數量的前特首,不就像那些同樣不懂疲倦、只懂將對手咬著不放的white walker嗎?我們的敵人又像Night King一樣,只要輕輕舉起雙手,就可以將我們昔日同一陣線的戰友眼睛「變藍」,令他們出賣尊嚴、倒戈相向,那個捲髮的湯姓大狀不就是這樣轉了陣營嗎?
上星期,看到陳健民教授那張穿上囚服的照片,只有覺得不忍,一個受人尊敬的學者,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或許公民抗命、佔領中環、雨傘運動等等的概念,對很多人來說是愚蠢的白白送死,但除此以外,又有什麼方法能爭取到民主自由?
戴耀廷教授剛剛提出公民抗命這概念時,我讀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公民不服從》,最近重看依然覺得這本小書重要。他反奴隸主義,為了抗爭而不交稅,以表達對不公義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最後因而給判了入獄。他以「公民不服從」為題演講,短短的講辭,每句都是金句(維基百科也有全譯文,但翻譯得像google translate一樣,台灣紅桌文化的版本比較好)。他說:「就算在整個州份裡面,只有一千個、一百個,或只有十個誠實正義的人,甚至只有一個這樣的人也好,只要他願意解放奴隸,美國的奴隸制度就開始瓦解。不管開始的時候是如何微少不顯眼,只要做對了,就永遠都有意義。」
其實,我們都知道自己力量微薄,但當見到香港人又再久違地聯群結隊走上街頭,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有人以為香港人早已心死,但原來我們仍然會抗爭。現世不安穩,我們都不認命。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
最近看見一個又一個的團體發表聯署聲明,全香港各大中小學的學生校友、護士醫生會計師、就連師奶大媽也有屬於自己的聯署,反對有關逃犯條例的修訂。
其實我們都知道無用,沒有人會以為在簡陋的google form上寫下名字就可以扭轉劣勢。但即使無用也必須去做,面對強權我們本來就如此脆弱,以白紙黑字將自己的名字作為對抗,也就等於是押上我們的所有。看看今天香港,防線已經差不多退到最後,再不守住,香港也不再是香港了。
那麼我們的香港,和我們香港人,究竟應該是怎樣的?
香港在外國人眼中,除了其實一點也不香港的Jackie Chan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形象,就是每年都會悼念六四事件。想起在英國讀碩士班的時候,上一門有關中國國家與社會的政治課,教授是前《中國季刊》的主編朱莉(Julia Strauss),其中一個星期是講八九學運。我是班上唯一的香港人,課室內的人似乎都認為我應該最有想法。而她/他們的假設也不無道理,儘管八九六四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但我想全世界就只有香港的學生有機會會在學校裡面,詳細的學到這段歷史。差不多在每年6月左右的週會上,總會聽到校長老師說起這場發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那個星期朱莉教授的課,其中一本必讀的書目是The Tiananmen Papers(中譯本《中國「六四」真相》),化名做「張良」的作者披露當年六四發生時的官方/半官方文件,由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林培瑞(Perry Link)和夏偉(Orville Schell)所編。這書在出版時都轟動,很多人出來質疑這些文件的真偽,認為書不可信。相關的爭論當年也在學術界中進行,在《中國季刊》裡就有黎安友教授對指控的答辯。不過,無論這些文件所揭示的中南海裡面、黨內核心八大元老的權力關係是如何運作,文件有多真確也好,事實都只會是學生給軍隊鎮壓。
在早陣子德國名牌相機萊卡(Leica)的廣告風波,廣告以六四事件為背景、以記者和記者的鏡頭為主角,在六四三十年之際來得非常合時。即使廣告都是虛構,而且Leica最後也跟廣告劃清界線,但記者和記者的鏡頭,無疑是這場慘劇仍然能夠存留在世界歷史和記憶之中的關鍵。像加拿大記者Arthur Kent最近發表的短片「Black Night in June」,片裡面就有很多當年廣場上的片段,有軍隊的廣播和槍聲,也有學生的叫喊和求救。又像Facebook的專頁「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訪問了很多當年編採的記者,憶述30年前所發生的一切,並出版印成《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一書。
當歷史漸行漸遠,靠的就只有將這些記錄好好保存。在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一件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香港一直以來都承擔了保存這段歷史的責任,而香港和香港人,就是應該這樣的。
72年前台灣,今日香港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台灣,很多人以為我把台灣跟香港做比較,人人都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或倒轉),不是嗎?
老實說我很怕這類口號,太過cliché太過cheesy,只得濫情卻一點都不反映現實。兩個地方,即使同樣處於天朝中國的邊陲,拿來比較看似理所當然,但實際上卻有巨大分別。不論是制度抑或歷史背景,以至是社會人民的進步程度都是大不同,要真正把兩個地方拿來做比較研究,往往需要花很大力氣理清背後的差異。
作為香港人,研究台灣是向理想學習,希望有日真的可以求仁得仁,做到「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看看台灣社會,就算不說他們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民主選舉,現在人家社會是把公民抗命視為有正當性的思想和行為,而同性婚姻是應該保障而且已經保障的權利,香港人真的想羨慕也羨慕不來。
至於台灣人研究香港,其實是前車之鑒、看清楚原本為台灣人度身設計的「一國兩制」有多大威力。香港今天弄成這個樣子,台灣人不單要睜開眼看,而且要仔細回帶重看,千千萬萬不要蹈香港覆轍,而台灣大學社會系的何明修教授,就在做這個工作了。他是社會運動研究的專家,近年成為研究香港的表表者,最近出了新書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Temple University Press),比較5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何明修從兩個地方的歷史背景開始比較,逐步分析運動結構、領袖背景等等的差異,解釋為何兩場史無前例的大型佔領運動會有如此不一樣的結局。
有趣的是,如果單看前半部份、比較兩地社會運動的組織和資源,何明修說香港其實遠比台灣條件優厚,大學學生會每年有穩定財政資源,也有60多年歷史、(曾經)組織統領各間大學的學聯,這些都是台灣學生運動所缺乏的。但從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開始,台灣年輕一代成為抗爭的一代,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之後(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到太陽花運動的時候終於也是開花結果的時候。
不過,說穿了兩地最大的分別,當然是在於制度。因為制度不同,台灣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反對的力量是可以在之後的選舉中勝出成為政府的政黨;而在香港,反對的力量是給制度趕盡殺絕的「所謂」政黨。這樣的制度背景,幾乎從運動一開始就注定了今天的結局。
所以在何明修的書裡面,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說法,對日後兩個地方的比較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向,何明修說:香港要跟台灣比較,其實是應該跟1947年經歷完「二二八」事件的台灣比較,那時候日本殖民政府結束對台灣的管治,取而代之是國軍政府,即使跟原來的台灣社會格格不入,但國軍政府還是將原來的本土精英連根拔起,改造全新國軍版的台灣。在今天愈來愈不特別的特別行政區、慢慢給改變成中國的一個省市,香港人應該做的,是要從70多年前的台灣開始學起。
來,跟我一起喊:「72年前台灣,今日香港」!
歷史沒有終結民主在退潮—讀福山《身分認同》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一年,政治學經典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and the Last Man)出版,宣告人類社會歷史的進程「有機會」來到終結的一刻。社會主義的衰落,象徵着意識形態的演變到了看似是終點的終點站:自由民主。那時候,作出這驚天地泣鬼神的宣告的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還未夠40歲。
儘管當時「歷史終結」之說引來很多反對聲音,其中最精彩的回應,來自於福山在哈佛寫博士論文時的師父、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Hunting...
推薦序
讓這個世界,更靠近理想一點◎焦元溥
「你學政治又學音樂,請問這兩者有什麼共同之處嗎?」
身為台大政治學系的畢業生,最後卻念了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這個問題我大概每年會遇到兩三次,常常對方還沒問完,我就已經準備好開口:
「當然有啊!政治與音樂,在最理想的狀態,都是以藝術性的方式促成人際交流。」
嗯,這是一個通常能有效避免對方追問,實際上沒有任何建設性的答案。畢竟世上萬事萬物,總有互通之處,誰能說哪兩個學科沒有共同點?
但若真要我講,浮現在心裡的,會是另一個不太好說的答案:
「政治與音樂,都是人們熱衷討論,卻普遍以為沒有客觀標準,全然訴諸主觀偏好的學科。」
提到政治,大家應該最有感。畢竟每天晚上打開電視,我們都能看到許多政治評論或解說員,對各種議題發表看法──或者比較正確地說,「以各種議題做語言與肢體的戲劇表演」。如此節目看久了,大家以假為真,誤以為「政治討論」或「研究政治」就該是這樣,謀略話術詭計布局,甚至只能是這樣。
我不會完全否定這些節目的價值。政治既然是人類行為,就不會僅是理性選擇,考量甚至往往在理性之外。若想理解,長期觀察與經驗積累自然也很重要。這些節目中偶爾閃耀出的睿智機鋒,或社群媒體上不時出現的精闢分析,也足以令人佩服敬重。
但既然如此,「政治」還需要學嗎?或者說,「政治學系」,究竟在學些什麼呢?
若想了解這個問題,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閱讀這本《醒來的世界》。作者以平易的方式為大家展示,一位受過政治學系訓練的年輕學者,在討論政治問題時,會有怎樣的切入視角,做到怎樣的準備工作。時事議題變化快速,追逐浪花無濟於事,必須有能力觀察洋流,甚至探勘板塊──當然,這並非人人皆可做到,但對政治學者而言,分辨出何者是浪花,卻是相對簡單的工作,也是應當具備的能力。就以亞然出身的香港為例,過去半年風雲動盪之急之速,在在令人嘆為觀止。本書收錄的討論,此刻看來仍未過時,就可知作者的敏銳與謹慎。同理,對於台灣這段時間的政治局勢變化,也是作者博士論文關注之所在,《醒來的世界》也會是很好的紀錄,足以讓我們回看這段歷史時仍能參考且反思。
但大家不必擔心《醒來的世界》會是艱深複雜的學術書,或看不懂亞然的觀察與論述。首先,這是專欄文字結集。既是專欄,為方便讀者,相同概念或引用文本會多次出現。閱讀本書章節,將發現討論議題如鋸齒狀蜿蜒開展,等於來回介紹諸多重要觀點與著作。其次,作者的文字流暢清晰,冷靜而不失情感。不知從何開始,學院流傳「有內容的文字必須艱深難看」這等自欺欺人的鬼話。然而殘酷的事實是,難看的文字可能深刻精闢,也可能廢話連篇,唯一不會改變的,就是難看。食材就算營養,如果烹調令人難以下嚥,必然降低接受度。從第一本著作至今,亞然依舊維持文字的高度溝通性,不花俏煽情但也絕不枯燥乏味。即使港台用語並非完全相同,對台灣讀者來說也不造成閱讀障礙。甚至,處於當下時空,還可能感到更加親切,或說更為必要──在金融與美食之外,香港這幾年究竟如何變化,或悲或喜,已不再是香港自己的問題,而是全球關注熱點。作為一海相隔、兩小時飛機可到的鄰居,我們沒有理由不認識香港,現在甚至有責任認識香港。
在政治研究之外,《醒來的世界》也觸及作者的其他興趣,包括足球、影集、文學、威士忌與古典音樂。在這些領域,亞然則示範了如何「廣泛討論但不逾矩」,清楚守住客觀與主觀的分際。一如政治,廣泛討論總比缺乏討論要好。就以賞樂而言,在這個一般人已把古典音樂聆聽當成一門「專業」,而非輕鬆自由欣賞的怪異時代,愈多如亞然的書寫,就愈能讓大眾讀者親近這門可以高深,但也能自在傾聽的藝術。還是那句話,政治既然是人類行為,研究政治也就不可能只關注政治。如果我們不相信不愛吃的廚師能燒出好菜,也就不該相信只言說政治,卻對人類其他行為與活動,尤其是藝術,毫無涉獵的論者。
這麼說來,或許我的話術也不算太離譜。「政治與音樂,在最理想的狀態,都是以藝術性的方式促成人際交流。」從專欄到書本,亞然以他的文字藝術,和讀者訴說他對於政治、音樂,種種所關注、所愛的論點與感想。當你閱讀《醒來的世界》,你就參與了他所開啟的對話。這個世界,或許也能更靠近理想一些。
(焦元溥,1978年生於台北。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學士、美國佛萊契爾學院法律與外交碩士、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著有《樂來樂想》、《聽見蕭邦》、《樂之本事》與《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問錄》等專書十餘種,並擔任國家交響樂團NSO「焦點講座」與台中國家歌劇院「瘋歌劇」策劃,也製作並主講音頻節目「焦享樂:古典音樂入門指南」與「焦享樂:一聽就懂的古典音樂史」。)
亞然的知性散文◎周保松
讀亞然的文字,我彷彿看到昔日的自己。這不僅是因為亞然筆下的許多場景,例如中文大學的青草地,香港街頭的抗爭,倫敦的書店和酒吧,以至他喜歡的書和音樂,我都曾親身經歷,同時更是因為他那份留學海外心繫家園的讀書人情懷,以及文字中自然流露的生活情調,我也異常親切。
亞然是我教過的學生。早在中大讀書時,他已在報紙發表文章,有讀書筆記、人物訪談,也有時事評論。從那時起,我已多少知道亞然的學問志趣,也熟悉他的文字風格。亞然畢業後,不像其他同學般投身職場,而是選擇以學術為志業,堅持知性散文書寫,記下學問路上所見所感。經年筆耕,博士尚未完成,第二本文集卻已面世,實屬難得。
以我之見,好的知性散文(intellectual essay)有幾個特點。一,文章要有實質的知識含量,能讓讀者從中增長見識,啟發思考。換言之,文章並非純粹的個人情感抒發,而是有紮實的學問基礎,尖銳的問題意識,並見到作者的立場和觀點。二,既然是討論問題,作者自然須思路清晰,立論有據,不賣弄不誇張,以理服人。三,文字不是遊戲,寫作亦非純為稻梁謀,而是有著社會和人文關懷。所謂筆下有情,最重要的是對人的關切之情。
香港是有這樣的知性散文傳統的,林行止和查良鏞便是其中的大家。《信報》、《明報》、《明報月刊》以及其他報章雜誌,也在不同時期提供了這樣的出版空間。亞然在這樣的傳統成長,吸收其中的許多養份,再結合自己獨特的生命歷程和學術訓練,遂能寫出思想與趣味兼備的知性小品。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年輕時讀杜甫這兩句詩,感受不深。但這些年寫作下來,人到中年,竟慢慢咀嚼出其中的心情。思想沒有捷徑,寫作沒有便途,只有持之以恆,思想的莊嚴與美麗,才能通過文字走進作者生命,呈獻給讀者,並留存於世。這是值得我們努力之事。
願與亞然和所有寫作者共勉。
2019年12月8日
香港中文大學忘食齋
(周保松,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喜歡文學,關心教育,研究政治哲學。著有《在乎》、《政治的道德》(第10屆「香港書獎」)、《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走進生命的學問》、《相遇》、《政治哲學對話錄》等。)
讓這個世界,更靠近理想一點◎焦元溥
「你學政治又學音樂,請問這兩者有什麼共同之處嗎?」
身為台大政治學系的畢業生,最後卻念了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這個問題我大概每年會遇到兩三次,常常對方還沒問完,我就已經準備好開口:
「當然有啊!政治與音樂,在最理想的狀態,都是以藝術性的方式促成人際交流。」
嗯,這是一個通常能有效避免對方追問,實際上沒有任何建設性的答案。畢竟世上萬事萬物,總有互通之處,誰能說哪兩個學科沒有共同點?
但若真要我講,浮現在心裡的,會是另一個不太好說的答案:
「政治與音樂,都是人們...
目錄
【推薦序】讓這個世界,更靠近理想一點 ◎焦元溥
【推薦序】亞然的知性散文 ◎周保松
【自序】 醒來的世界
一:民粹興起,民主退潮
歷史沒有終結民主在退潮
為選舉辯:民主很差,但已經是最好的了
塘鵝叢書談民粹主義(一):民粹主義populism
塘鵝叢書談民粹主義(二):英國脫歐是什麼一回事
二:香港變了樣
公民不認命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
最後的奢望
暴政之下的書單
林鄭月娥的暴政
領袖之道
李家超的救命書
那夜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幻想二十年後的一個周日牀上
三:台灣的幸福與失落
72年前台灣,今日香港
台灣作為理論
台灣研究的黃金時代
什麼都是藍綠
地下工作室
政治菜市場
台灣年輕人的失落
四:中國萬歲
是荒誕又如何
電視劇不死
從「台商之眼」看中國經濟發展
God Bless Food God
五糧液與管弦樂團
豬年豬事
五:不復回來的時代
大時代
女王也認可的粗獷公屋
我們都在路上
那時都艱難
將一生斷送的蘭花指
不可信的孫中山
消失了的麻將桌
六:學不完的孤獨課
對抗孤寂
孤獨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泥沼
Comfort Book
無聊的邪惡
遲來了的對話
當時只道是尋常
七:讀書人的風花雪月
讀書沒有毀了我
另類聖經
什麼是愛情?
日本文化就是禪
來自中國的日本拉麵
村上春樹如何寫小說?
深夜食堂
居酒屋的源起
村上春樹的威士忌
九:指揮台上的故事
追憶最優雅的指揮:阿巴多逝世5週年
新不如舊的可悲
傳奇中的傳奇
樂界的民主選舉
現代強人指揮
十:好聽的就是音樂
毛管戙的音樂
一張好看的唱片
1975年的科隆音樂會
從高雄奏響的音符軟硬兼備的藝文基石—衛武營
衛武營的聲學建築
美好的巴登巴登
大嶼山的音樂記憶
【推薦序】讓這個世界,更靠近理想一點 ◎焦元溥
【推薦序】亞然的知性散文 ◎周保松
【自序】 醒來的世界
一:民粹興起,民主退潮
歷史沒有終結民主在退潮
為選舉辯:民主很差,但已經是最好的了
塘鵝叢書談民粹主義(一):民粹主義populism
塘鵝叢書談民粹主義(二):英國脫歐是什麼一回事
二:香港變了樣
公民不認命
香港之所以是香港
最後的奢望
暴政之下的書單
林鄭月娥的暴政
領袖之道
李家超的救命書
那夜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
幻想二十年後的一個周日牀上
三:台灣的幸福與失落
72年前台灣,今...
商品資料
語言:繁體中文For input string: ""
裝訂方式:平裝頁數: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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