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人

在我記憶中，我從來不曾悠閒地吃早餐。我們家一個屋簷下住了曾祖母、祖父、祖母、爸爸、媽媽還有大哥汎、我、充與亨四個小孩，以及兩名技師、兩名幫傭，總共十三個人。而且有時候家父的攝影同好會在我們家留宿，因此我們必須輪流吃早餐。

每次坐下來吃早餐前，家母總是會說：「吃快一點，很多人在等。」而我們家的早餐一定會有曾祖母親手製作的蘿蔔泥與米糠味噌醬菜。這些料理對身體很好，因此曾祖母覺得讓大家品嘗這些料理是她的使命。我曾經大喊：「今天的蘿蔔泥好苦，怎麼吃啊？」結果曾祖母幫我在蘿蔔泥裡加了些砂糖。現在回想起來，曾祖母的反應還真是奇妙。

還記得比我小兩歲的充，總是一邊唱歌一邊吃飯；而比我小六歲的亨還是嬰兒，有時候會為了想喝奶而哭鬧。加上祖母叨唸：「你拿筷子的姿勢很奇怪」、「坐好」的聲音，應該用熱鬧還是吵鬧來形容呢……不過家父吃早餐時，總是精神奕奕、有說有笑。

家父十分珍惜全家人一起生活的時光。

家父在我們眼裡，是「真心喜愛攝影、全心投入攝影的爸爸」。

當他覺得那天的雲很美，下午他就會騎腳踏車出門去攝影。原本家母只是在照相館看店，後來慢慢變成由她為顧客照相。

他滿腦子都是攝影，總是將孩子交給家母與祖母照顧。不過有一段時間，他很喜歡讓我們當他的攝影模特兒。那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也就是我十歲至十二歲的那幾年。

家父喜歡在半陰晴但沒有雲的下午外出攝影。我們一放學回到家，他就會像是感覺期待已久地說：「我們去弓之濱吧！」

拍攝〈爸爸、媽媽與孩子們〉（1949）那一天，也是全家人都準備好了，等我一放學回到家就立刻出發。家母催促我們：「每個人挑一樣自己喜歡的東西帶著。」大哥汎騎了腳踏車、充拿起玩具手槍準備出門。當我選了娃娃，家父在院子摘了一朵黃水仙對我說：「和子帶花去比較好」。

之後包括技師、幫傭與家父的攝影同好，當時在家的人一齊前往弓之濱。

抵達後，家父要我們排成一列。

「啊，這該不會是……」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家父橫躺著描繪的圖，圖正是一列高矮不均的人形──好似我們排成一列的模樣。那張圖應該就是當天攝影的分鏡吧。就我所知，他為了攝影而描繪分鏡，那是唯一的一次。畢竟他總是說：「只要拿起相機，構圖自然就形成了。」

有一次，我們在畫畫，充也畫了一個文字臉譜。不過平時的文字臉譜是「へのへのもへじ」，他畫的卻是「へのへのもへの」。家父很喜歡那張圖，要充將那張圖放在面前，留下〈文字繪〉那張照片（1949）。一樣在弓之濱拍攝的〈KAKO與MIMI的世界〉（1949）可以看見日本國旗──那是家父提議：「手裡拿著旗子應該不錯」而當場製作的。為了不讓旗子隨風飄揚，因此我們畫在厚紙板上。對我們來說，和家父度過的時光也是在遊戲。

家父就像是我們的大玩偶。比如說有一年暑假，我們在屋內走廊上休息。裸著上半身的家父一邊喊：「好熱、好熱」一邊走向我們，接著他以指甲用力地在他的肚子上畫出一道道痕跡，形成一張怪異的臉龐。最後他竟然開始跳肚皮舞，那模樣實在太好笑了。還記得我們笑到抱著肚子在地上滾來滾去。

家父平時真的很愛說笑，但一拍攝起照片卻會變得異常認真、嚴肅。

拍攝〈我們的母親〉（1950）時亦然。

當時家母身著家父交代的絣織和服，站在堤防上，兩邊分別拉著亨和我的手。此外，家父在現場指示因為參加露營而扭傷，手臂上掛著三角巾的充靠近海浪拍打的岸邊。當時小學六年級的我與小學四年級的充身著制服，小我六歲的亨則是身著日本傳統兒童儀式「七五三」的服飾──大哥汎、充都穿過那件「七五三」服飾。

「和子、亨，你們抓住媽媽的和服袖子。」

「和子，你的右手插腰。」

「充，你往左邊一點，再往左邊一點……對對對，就是那邊。」

「和子、亨，現在用兩隻手抓住媽媽袖子。」

「用力，手拉直。」

「充，不要東張西望。」

家父拍攝時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如果我們說：「可不可以把手放下來？」、「好想休息哦」家父就會生氣。所以大家只能忍耐，直到筋疲力盡。

最後充開始鬧脾氣，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說：「我不想再拍了啦。」家母巧妙地安撫充，讓攝影得以持續。就連家母安撫充的過程，家父也都拍了下來。

攝影結束後，大人、小孩一起到海浪拍打的岸邊嬉戲，抓螃蟹、撿貝殼。還記得那一天家父與家母為我們做了一座城堡和城牆。我覺得很不可思議，沒想到只要讓混著海水的沙子從兩手之間滴落，就能蓋出一座城堡。

回家後，還是一樣鬧哄哄的。閃閃發光的沙子黏在腳上很難洗掉。更何況我除了要洗自己的腳，還得洗充、亨的腳，真的好累。

這一系列照片爾後以《家庭》為題，刊登在雜誌《CAMERA》上。然而我一直忘了問──為什麼家父那段時間如此熱衷於拍攝家人的照片？

話說幾乎在同個時期，家父也拍了許多自己的照片。像是〈跳躍的我〉、〈持書的自拍照〉、〈貓與我〉（均約1949）等，這些都是感覺很詼諧的照片。〈貓與我〉的風格與四格漫畫類似，而家父也曾表示漫畫《海螺小姐》是他的靈感來源。至於為什麼要拍攝自己的照片？據說是因為他認為攝影時要求其他人擺出一些詭異、搞笑的姿勢，是一件很失禮的事，所以他才會自己當模特兒。或許家父之所以熱衷於拍攝家人的照片，也是基於相同的理由吧。

家父的生平

在此我想根據家父與家人告訴我的內容，略為介紹一下家父的生平。

第一次拿相機

家父就讀舊制米子中學五年級時，曾留下自拍像。

照片中可以看見「BEICHU cameraman CLUB」的標誌，身著制服、學生帽而神情微妙的家父身邊圍著許多攝影雜誌與用具──那是一張合成照片。家父不能說是夢遊仙境的愛麗絲，但就像是夢遊寫真仙境的少年一樣。沒想到那時候他拍攝的照片就如此充滿童趣，真有他的風格。

同時照片中家父手拿著搭配Tessar F4.5鏡頭，名為Piccolette的德國蛇腹相機。在社會新鮮人第一份工作月薪大約是日幣三十圓的時代，那台相機要價日幣七十五圓。據說家人購買如此高級的相機給他，是因為他放棄了前往東京就讀美術學校的夢想。

家父於小學高年級時第一次接觸攝影，而醉心於攝影則始於中學三年級時。當時他經常與祖母那邊的親戚──增谷慶一朗往來，對增谷慶一朗的朋友擁有的相機心生嚮往。

「我非常羨慕，好想、好想擁有一台進口相機。」

很可惜，祖父買給家父的第一台相機是大阪深田商會推出的日本國產相機──不僅塗層沒多久就開始脫落，家父將快門拆開後也裝不回去，只好丟了。之後家父接受同學轉讓的一台搭配定焦鏡頭的六櫻社Pearlette相機。當時柯達推出搭配定焦鏡頭的Vest Pocket Kodak，掀起一陣熱潮。Pearlette是六櫻社參考Vest Pocket Kodak與進口相機後推出的日本國產相機。

家父中學五年級時參加校外教學前往大阪，第一次走進相機專賣店。當他聽到支付日幣十圓，可以用他手上舊的Pearlette換一台鏡頭明亮的Pearlette，就掏出身上所有的錢。

「我沒有錢買紀念品送給親友，後來被媽媽罵了一頓。」

沒想到付出這些代價才買到的相機，竟然是無法聚焦的故障品。後來祖父前往大阪採購，才又換了一台法國Krauss的相機Roulette。

祖父看見家父熱衷於攝影，一定不太高興。然而寵愛孩子的祖父看見孩子如此渴望得到一台好相機，還是心甘情願地買了。

最令祖父母擔心的，是家父立志成為畫家的夢想。中學即將畢業時，家父索取了東京美術學校的招生簡章，而祖父想方設法阻止家父。後來祖父說：「只要你不去唸美術學校，我就買更高級的相機給你」，這句話讓家父低頭了。沒想到自拍像中出現的進口相機，竟然蘊涵著苦澀的回憶。

東京修業時代

一九三一年，家父中學畢業後，立刻加入米子攝影之友會。米子攝影之友會以追求當時的主流──繪畫主義派的藝術攝影──而為人所知。

第一次參加聚會時，家父將數張自己還算滿意的作品用布巾包起帶過去，不過其他成員的反應平平。據說有一名前輩建議家父可以將〈造船廠風景〉調為茶褐色調，同時漂白使白色更加突顯。

「我依照前輩的建議調整之後，那張照片就在下次聚會取得第一名，可以減免一個月的月費。」

爾後家父對藝術攝影愈加著迷。那一年六月，他以〈棕櫚樹風景〉報名了第二屆全山陰業餘藝術攝影展。那次的比賽由他十分尊敬的攝影師鹽谷定好先生擔任評審，而〈棕櫚樹風景〉順利入圍。那陣子，他以〈海濱少年〉第一次投稿至雜誌《CAMERA》也入選了，想必他一定非常開心。

那一年十一月，家父遇見了一本在他的生命中舉足輕重的書。當時祖父帶他去參加佐多神社的神在祭。回程經過松江的書店，他看了《MODERN PHOTOGRAPHY》非常喜歡，便請祖父買下來。《MODERN PHOTOGRAPHY》受到包浩斯、超現實主義的影響，介紹了許多歐洲前衛的攝影手法。他看了之後深受吸引，也開始挑戰新興攝影。

當時家父再次興起想去東京讀書的念頭，祖父母傷透腦筋，只好去找增谷麟先生商量。增谷麟先生是一名實業家，在SONY創立時提供了許多意見與資金。他是增谷家的三男，也是祖母的堂兄。他戰前創立寫真化學研究所（PCL，現今的東寶）、戰後就任東寶常務董事，亦曾擔任新東寶、日本寶麗多的社長。他十分擅長照顧人，戰前、戰後前往東京讀書、工作的境港人都借重了他的力量。他建議祖父母：「就讓他去東京闖一闖吧，他才會獨立。」

而且祖母常說：「我們只有一個兒子，真不想讓他做什麼賣鞋子的生意」，這句話也讓祖父有所動搖。那時候還沒有「攝影師」一詞，大家都稱照相的人是「照相師」。不過至少「師」這個字會讓人聯想到醫師、教師等職業，和畫家比起來好太多了──這一點軟化了祖父的態度。

家父中學畢業後一年，一九三二年春天，在增谷麟先生的協助下進入位於東京落合的東洋寫真學校就讀。

據說家父一抵達東京車站，便立刻前往丸之內大樓的相機店。他在那裡將祖父買給他的Piccolette，更換成併用6590毫米照片底板的Lily。

幾天後，他背著新的大型相機和來自境港、當時就讀慶應大學的友人鹿島治雄先生一起去淺草攝影。沒想到遇到一群混混，將他們團團圍住。

「我把身上僅有的五十錢丟在路上後拔腿就跑，後來只好從淺草一路走回新宿。」

之後家父再也不願意去淺草，並經常告誡我們：「淺草太危險了，你們絕對不能去那裡。」

東洋寫真學校開學前，家父支付每個月日幣十圓的費用，在位於日比谷的美松百貨店的寫真室學習。他從那棟樓拍攝了〈日比谷路口〉（1932）。

在東洋寫真學校就讀的三個月，從商業攝影的攝影與沖洗技術到藝術學，家父上了非常多的課程。由於他從中學起就漁獵攝影雜誌，對那些技術並不陌生，所以不覺得辛苦。比起在課堂上拍攝肖像照，他更享受在假日時，以東京為舞台拍攝具實驗性的作品。當時拍攝的〈水道橋風景〉更在日本光畫協會展獲得特獎。

在東京修業不到半年，家父便返回境港。當時祖父已將老家一部分改裝成附攝影棚的照相館。在白色洋房掛上招牌「植田照相館」時，家父才十九歲。

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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