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本書的主軸，看似研究社會運動的內涵，其實，透過這些社會運動，柯司特更直指現今世界迫切需要的共同夢想：「一個新的政治審議、發聲和決策形式。」在 318 香港反修例兩場運動過後，臺港兩地在地方層級的選舉都出現很大的轉變。從 2014 年開始，臺灣更將開放政府的精神納入施政方針之中，將這些占領者和支持占領者群眾的訴求，變成國家新的方向、新的力量。

——唐鳳（g0v「立法院線路松」貢獻者，318運動時曾參與全程通訊傳播）＆彭筱婷（臺大新聞E論壇成員，318運動時曾參與全程現場報導）媒體推薦：★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

革命的序曲：一切從這裡開始

突尼西亞與冰島有什麼共通點？完全沒有。然而，在2009至11年間，兩國都因為人民暴動而經歷政府改組，成為動搖阿拉伯世界政治秩序，以及挑戰歐美政治制度社運的參考對象。2011年1月25日，在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第一次大規模示威中，數千名民眾修改了近年來阿拉伯世界社會動員的主流口號「伊斯蘭才是出路」（Islam is the solution），在口中高喊「突尼西亞才是出路」（Tunisia is the solution），因為突尼西亞人推翻了本・阿里（Ben Ali）的獨裁政府。經過長達數週的草根運動，統治者的血腥鎮壓終於被推翻；本・阿里在1月14日逃離自己的國家。同年5月，當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as）決定要占領全國各大城市的主要廣場駐紮時，參與者同樣喊出「冰島才是出路」（Iceland is the solution）的口號。2011年9月17日，紐約民眾占領華爾街周邊的公共空間時，以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命名他們的第一個營地，而占領巴塞隆納加泰隆尼亞廣場（Catalunya Square）的抗議者也選擇同樣的名稱。但事實上，上述運動背後的文化、經濟，與制度有著巨大的差異，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讓人們認為彼此的反抗經驗有共同點？簡單來說，這些運動中的人民都覺得自己獲得了力量。這種賦權（empowerment），最初源於人民對於政府與政治菁英的厭惡（無論是獨裁的制度，還是人民眼中有名無實的民主）。在人民看見金融菁英與政治菁英彼此勾結，更激起心中的怒火。後來又發生一些忍無可忍的事件，讓人民的巨大情緒爆發而出，人們在虛擬空間的網絡中彼此連結，在實體街頭建立社群，藉此團結起來克服恐懼，讓運動得以發生。此外，突尼西亞和冰島的社會運動，都在很短的時間內催生出確實的政治變革以及嶄新的公民文化，證實社會運動確實可以實現抗議群眾的某些關鍵訴求。因此，值得在此簡略分析這兩個國家的變革過程，挖掘出其中有哪些社會變革的種子藉由希望之風散播到其他不同的社會，有些在新的社會與價值體系中萌芽，有些則因驚動國家機器，遭受壓抑而窒息。掌握國家機器的當權者，最初對這些種子感到訝異，後來轉為害怕，最後更發出警報呼籲世界各地政府共同採取行動，預防這類變革發生。年輕一輩的社運活動者，在自主交流與組織的過程中發現政治變革的新途徑，不再被企業與政界使用的傳統方法所掌控。雖然過去十年已有許多社運為這類新型社會運動開了先例（尤其是2004年的西班牙與2009年的伊朗），但我們可以說這類運動發展較完全的例子，依然始於突尼西亞與冰島。

突尼西亞：「自由與尊嚴的革命」

這場運動始於一個最不可能發生的地點：突尼西亞中部的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這個貧困的小鎮位於首府突尼斯（Tunis）南方，鎮內有四萬居民。當地的二十六歲街頭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已在歷史上刻下他的名字，成為改變阿拉伯世界命運的人物。他拒絕行賄當地警方之後，屢次被警方沒收販賣的蔬果，覺得備受屈辱。2010年12月17日上午11點半多，布瓦吉吉的貨物再次被警察沒收，一個小時後，他在一棟政府大樓前自焚，做出最終抗議。獨裁者本．阿里將他送往突尼斯的醫院，試圖平息民眾的怒火。2011年1月3日，布瓦吉吉在院中去世。事實上，在布瓦吉吉自焚幾小時之後，數百位曾經受到類似羞辱的年輕人，聚集在同一棟大樓前抗議。布瓦吉吉的堂兄阿里（Ali）錄下這段抗議過程，上傳到網際網絡。其他具有象徵意義的自殺與自殺未遂事件，更是點燃年輕人的怒火，激起他們的勇氣。於是，短短幾天之內，全國各省開始出現自發性的示威活動，隔年1月初蔓延到首都。警方的殘暴鎮壓造成至少一百四十七人死亡，數百人受傷。2011年1月12日，突尼西亞武裝部隊參謀長安瑪爾將軍（Rachid Ammar）拒絕向抗議者開火，即刻被政府解職。2011年1月14日，獨裁者本・阿里帶著家人逃離突尼西亞，往沙烏地阿拉伯尋求庇護。由於本・阿里在1987年上臺後最緊密的盟友法國不再提供援助，只好轉向沙烏地阿拉伯尋求庇護。本・阿里讓他的外國金援者相當難堪，並迫使他們在既有突尼西亞政權中找到一個可以代替他的政治菁英。然而，群眾抗議並沒有因為這場勝利而平息，反而受到激勵，要求撤換該政權的所有行政長官、開放政治自由與新聞自由，並根據新的選舉法進行真正的民主選舉。他們對所有上位者高喊「滾出去！滾出去！」（Degage! Degage!），要求腐敗的政客、金融投機客、殘暴的警察與唯命是從的媒體消失。抗議與警察打人的影像在網際網絡上擴散，同時全國各城市都在呼籲民眾站上街頭與廣場，從中西部省分開始，蔓延到首府突尼斯。那些在臉書、YouTube、推特上的自由討論，和實體占領的街頭連結在一起，創造一個混合虛擬與現實的自由公共空間。這個公共空間是突尼西亞革命的重要特徵之一，並為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埋下了伏筆。在首都，出現了數百輛汽車集結而成的車隊。2011年1月22日，自由護衛車隊（Qâfilat al-hurriyya）從西迪布濟德與曼澤布扎艾欣（Menzel Bouzaiane）來到突尼斯市舊城區（Tunis Medina），要求臨時政府領袖穆罕默德・甘努奇（Mohamed Ghannouchi，該政府在人事與政策上顯然延續本・阿里政權的安排）辭職。當天，抗議群眾占領了卡斯巴（Kasbah）中心的政府廣場（Place du Gouvernement），該國大部分政府部門都位於此，群眾的占領象徵了人民的力量。人們搭起帳篷、組織常設論壇，每天激烈地辯論到深夜，有時候一場討論甚至會持續兩週。他們錄下辯論過程，上傳到網際網絡。但他們與外界的溝通管道不單侷限於網際網絡。他們在廣場牆上貼滿阿拉伯文、法文、英文標語，希望其他國家能聽見他們爭取權利的呼聲與心願；他們反覆高頌著口號，高唱抗議歌曲，最常唱的歌詞，是國歌中最著名的「如果有一天人民想活下去，命運就必須給予回應」（Idhâ I-sha ‘bu yawman arâda I-hayât, fa-lâ budda an yastadjiba al-qadar）。在沒有人指揮的情況下，許多非正式組織自發擔起運送物資的任務，並訂立廣場辯論的基本規範：有禮、尊重、不可以大吼大叫、禁止長篇大論，讓每個人都有時間發表意見，以免排擠他人運用這個新生的言論自由的機會。抗議群眾自己組成一個柔性的監督網絡，確保人們尊重這些規則，並且保護營地免於暴力威脅，不受外界或內部人士的挑釁。過程中還是發生了警察暴力事件。警方曾將占領群眾數次驅離廣場，但民眾分別在2011年2月20日與4月1日再度回歸占領廣場。人們在廣場討論所有問題：拒絕腐敗的政府、落實真正的民主、建立新的選舉制度、捍衛地方自主權與反對中央集權；除此之外，也要求更多工作機會以及改善教育環境，因為大部分年輕示威群眾都是失業者。而且由於本・阿里進行不正當交易的外交電報在維基解密（WikiLeaks）中曝光，抗議群眾也對他第二任妻子特拉貝西（Trabelsi）家族掌控該國政經大權一事感到憤怒；此外，還討論伊斯蘭信仰是否能在道德上制衡貪腐與濫權的問題。然而這並不是一場伊斯蘭社運。伊斯蘭主義（Islamist）的勢力在抗議群眾中相當強大，但這只是因為整個突尼西亞社會中原本就有大量民眾受到伊斯蘭政教合一的傳統影響。在整場社運中，世俗主義(secularism，即政教分離)與伊斯蘭主義和平並存，沒有任何重大衝突。事實上，從參與社群的特質來看，這是一場突尼西亞的民族主義運動：抗議群眾高舉國旗唱起國歌，要求建立合法政府，反對過去殖民強權（尤其是法國和美國）援助的非法政權侵占國家。它既不是伊斯蘭革命，也不是茉莉花革命（西方媒體不明就裡的給它取了這個詩意的名字，但其實這是本・阿里在1987年發動政變時最初的名字！）。用抗議群眾的話來說，這是一場「追求自由與尊嚴的革命」（Thawrat al-hurriya wa-I Karâma）。因為受到國家體制的羞辱而開始爭取自己的尊嚴，是讓民眾上街抗議的重要情感動力。

至於抗議群眾包含哪些人？在持續幾週的示威之後，可以說突尼西亞各個社會階層都走上街頭，其中專家學者的身影相當突出。此外，大多數抗議群眾都認為應該讓獨裁政權下臺。不過在大多數觀察者眼中，發起這場運動以及在抗議活動中扮演大部分重要角色的，主要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失業青年。雖然當時突尼西亞的失業率是13.3%，但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卻高達21.1%。就像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受過教育的青年缺乏機會的現象，成為突尼西亞革命的溫床。另外一個重要因子，則是在參與人數達到一定規模時，工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雖然突尼西亞總工會（Union Generale des Travailleurs Tunisiens, UGTT）的領導階層（尤其是祕書長阿姆德森・傑拉德〔Abdeslem Jrad〕），因為與既有政權關係密切而缺乏正當性，但底層會員與中階幹部卻藉此機會提出自己的訴求，並發動一系列罷工，讓國家擺脫當局的統治。至於既有反對黨則被社運分子忽視，整場運動中也沒有出現任何組織。抗議群眾自己在不同時間地點，選出該次行動的臨時領導，大部分的領導人只有二十多歲或三十出頭。雖然整場運動橫跨不同世代，但年輕的參與者彼此之間建立了信任。就像臉書上的這篇發文，清楚說出當時某些人的心聲：「大部分的政客都滿頭白髮、包藏黑心。我們需要的人，應該仍有一頭黑髮和一顆雪白之心。」

為什麼這場社運能夠這麼快推翻一個穩定的獨裁政權？這個政權以民主體制的空殼作為掩護；擁有鋪天蓋地的社會監控系統（直接或間接聽命於內政部的人民，高達全國的1%）；還有好幾個西方強權在背後撐腰。而且之前發生的社會鬥爭以及反抗跡象，也都被當局相對輕易地迅速鎮壓。2009年的本加爾丹（Ben Guerdane）及2010年加夫薩（Gafsa）的磷礦礦坑都曾發生工人階級的激烈鬥爭，但都在暴力鎮壓下得到控制，許多人因此死傷或被捕，抗議者則被刑求、監禁。在該國，街頭抗議也相當少見。我們知道，革命的導火線是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犧牲；但星星之火是怎麼燒遍整片草原的？這場革命是如何擴散？為何能夠蔓延開來？

許多全新、獨特的條件，讓突尼西亞民眾得以在2011年成功掀起革命，並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其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就是網際網絡與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整場革命的觸發、擴大與整合都相當仰賴這些媒體，它們讓人民，尤其讓年輕人得以表達自己的憤怒。當然，所有的社會起義（突尼西亞也不例外）都源於人民對於惡劣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的抗議，例如失業、高物價、不平等、貧窮、警察濫用暴力、缺乏民主、審查制度、貪汙腐敗，這些已遍布全國成為常態的問題。但在這些客觀條件下，人民萌生了情緒與感受（憤怒之情經常是因為羞辱而產生的），而讓一個個人民自發性地挺身而出，讓年輕人利用平常生活和表達自我的網絡進行抗議。這些網絡當然包含網際網絡上的社群網絡與手機網絡；同時也包含這些人的社交網絡，例如親朋好友，以及某些足球俱樂部的夥伴，大部分都位於現實世界中。線上的社群網絡以及線下的社交網絡連結在一起，形成抗議活動的發源地。因此，如果網際網絡文化沒有事先存在，這場革命就無法發生。網際網絡文化包括部落客、社群網絡，以及網際網絡行動主義（cyberactivism），例如2011年被監禁，後來死於獄中的記者部落客珠海爾・葉夏維（Zouhair Yahiaoui）；在部落格上批評政府，並因揭露政府不法行為而被判入獄的穆罕默德・阿波（Mohamed Abbou, 2005）與西姆・包迪爾（Slim Boukdir, 2008）。

即便有審查和打壓的力量，依然擋不住這些自由的聲音在網際網絡上散播開來，而政府無法掌控的衛星電視臺——尤其是半島電視臺——更變成他們的強大盟友。公民記者和半島電視臺是相輔相成的好夥伴，前者用手機上傳照片和資訊到YouTube上面，後者則將這些公民新聞傳播給一般民眾（40%的市中心突尼西亞人觀看半島電視臺，因為官方電視臺已經成為落伍的政府宣傳工具）。在革命的那幾週，半島電視臺與網際網絡的這條連結，無論對於突尼西亞還是阿拉伯世界都非常重要。半島電視臺甚至設計了一個程式，讓民眾不需要複雜的設備，直接用手機連到他們的衛星。推特則成為討論事件與聯絡行動的重要工具。示威群眾在推特上使用#sidibouzid主題標籤代表突尼西亞革命，進行相關辯論交流。根據洛坦等人對於阿拉伯革命中資訊流動的研究（Lotan et al., 2011: 1389），「部落客是將突尼西亞報導出來、散播出去的重要角色。他們比任何其他平臺更容易吸引受眾一起互動。」

在思考網際網絡對於訊息傳播和聯絡行動的影響時，我們也不能忘記，突尼西亞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網際網絡與手機使用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10年11月，67%的城市人口有使用手機，37%的人可以上網。2011年初，該國20%的網際網絡用戶使用臉書，這個比例是摩洛哥（Morocco）的2倍、埃及（Egypt）的3倍、阿爾及利亞（Algeria）與利比亞（Libya）的5倍、葉門（Yemen）的20倍。而且都市人口，尤其是都市青年使用網際網絡的比例，又比其他人高出一大截。人們的年紀、教育程度與使用網際網絡的程度之間有直接關係。沒有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是突尼西亞革命的關鍵角色，他們經常上網，有些還會利用網際網絡適合溝通的特色來發起社運、擴大運動規模。網際網絡的溝通自主性，讓影片、對話訊息、歌曲以病毒方式傳播開來，讓人燃起怒火、激起希望。例如斯法克斯（Sfax）著名饒舌歌手「將軍」（El General）譴責獨裁統治的歌曲〈總統先生〉（Rais Lebled）就在社群網絡上爆紅。「將軍」後來當然被捕了，但抗議群眾卻因此更為憤怒，增強他們爭取「政治完全轉型」的決心。

由此可知，突尼西亞革命看來明顯匯集了三個獨特的特徵：

1. 有一群活躍的失業大學畢業生，捨棄所有傳統、正式的領導方法，以新的方式領導這場革命。

2. 過去十幾年來，一直有某種強大的網際網絡行動主義公開批評政府。

3. 該國人民的網際網絡使用率（包括在住家、學校、網咖上網）相對較高。

這三個因子交織而成的線索，讓我們更能了解突尼西亞為什麼會成為阿拉伯世界新形態網絡社運的先驅。

雖然警方持續鎮壓、舊政權的政客繼續在臨時政府與高階行政部門任職，突尼西亞的抗議群眾依然沒有放棄，整個2011年仍繼續要求國家全面民主化。不過，軍方大體上對於民主化過程相當支持，他們想藉此為自己在革命期間拒絕進一步血腥鎮壓的決定找到新的正當理由。民主運動在新興獨立媒體，尤其是紙本媒體的支持下打開了新的政治空間，並在2011年10月23日舉辦了乾淨公開的選舉，樹立一座里程碑。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聯盟「伊斯蘭復興運動」（Ennahad）成為該國的主要政治力量，獲得40%的選票，並在制憲議會（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兩百一十七個席次中奪得八十九席。領導該黨的資深伊斯蘭主義政治知識分子拉希德・加努奇（Rached Gannouchi）成為總理。加努奇上臺一事顯示，只要尊重人民的意見，伊斯蘭主義流派也有可能透過自由選舉在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中獲得政權。他的上臺並不代表回歸傳統，也不代表要實施伊斯蘭法（Sharia）。在一段經常被引述的採訪中，1990年流亡倫敦的加努奇簡單地述說他對伊斯蘭主義的政治願景：「我們只能用自己的方法，踏在我們既有的宗教、歷史、文明之路上成為現代社會」（《非洲青年》（Jeune Afrique），1990年7月，引文為本書作者所譯）。也就是說，他並不排斥現代化，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邁入現代。最能夠明顯看出他同意當代潮流的例子，是土耳其總統艾爾段（Erdogan）領導的土耳其自由發展黨（Freedom and Development Party）之間的關係，但這與他多年以來的立場並無衝突。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突尼西亞革命最後會催生出一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的政權。該國總統蒙瑟夫・馬佐基（Moncef Marzuki）是世俗主義人士，新憲法草案也比較接近美國的憲法，不像過去那麼仰賴上帝的意志。事實上，光是讓現代伊斯蘭主義政黨踏上政治體系的前線，就已經讓激進派的伊斯蘭勢力邊緣化了（但沒有將其排除在外）。然而，如果新的民主政府不能解決大量失業、人民赤貧、官員普遍貪腐、官僚傲慢等嚴重困境，局勢依然可能會有所改變。畢竟，這些問題並沒有因為政治氣氛變得自由而消失。突尼西亞在未來幾年將面臨重大挑戰。但共同面對挑戰的是一個合理的民主政體，以及更重要的，一個具有自覺且積極的公民社會。這個公民社會依然活躍在虛擬空間中，而且隨時準備在必要時刻重返街頭。無論未來將如何演變，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犧牲以及他捍衛自我尊嚴的奮鬥，終將直接為突尼西亞社會開創出邁向人道與民主的可能性。布瓦吉吉的同胞已接下他的火炬，繼續為之奮戰。

革命的序曲：一切從這裡開始

突尼西亞與冰島有什麼共通點？完全沒有。然而，在2009至11年間，兩國都因為人民暴動而經歷政府改組，成為動搖阿拉伯世界政治秩序，以及挑戰歐美政治制度社運的參考對象。2011年1月25日，在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第一次大規模示威中，數千名民眾修改了近年來阿拉伯世界社會動員的主流口號「伊斯蘭才是出路」（Islam is the solution），在口中高喊「突尼西亞才是出路」（Tunisia is the solution），因為突尼西亞人推翻了本・阿里（Ben Ali）的獨裁政府。經過長達數週的草根運動，統治者的血腥鎮壓終...

2015年新版序

2013年6月14日，我在巴西聖保羅（São Paulo）向幾百名聽眾介紹你們手中這本書的初版。演講結束時，觀眾席中一位記者提出了第一個問題：「你覺得為什麼巴西沒有發生這類社運？」正當我思索如何用比較細緻的理論來解釋巴西為何會成為例外時，房間裡突然有人大喊：「保利斯塔大道（Avenida Paulista）被封鎖，我們出不去了！」事實上，當時巴西「免費搭車運動」（Movimiento do Passe Livre）的擁護者已經走上街頭，這場運動就像本書所說的其他運動一樣，先是延續數週，然後轉變為與2010至11年那些網絡社運極為相似的形式，接著又持續好幾個月。真要說起來，巴西根本不算是例外，而是另一個加入新形態社運的例子。在那之後，伊斯坦堡發生「占領蓋齊」（Gezi Park）運動、基輔發生「獨立廣場抗爭」（Maidan Square）、香港發生「雨傘革命」、墨西哥人發動抗爭，反抗毒梟國家（narco-state）的暗殺行為，除此之外還有眾多聲量較小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似乎都證實了本書的主要假設：此書列舉的研究中，所點出並進行分析的網絡社運，很可能是資訊時代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中社會運動的典型代表。

然而，我並不會光是因為這些運動不斷在世界各地竄升，就在2014年12月大幅修改這本於2012年6月完成的著作。畢竟我所從事的工作並不需要不斷更新資訊。即便在這個任何相關資訊都可以立即上傳的網際網絡 時代，我依然每次都寫一整本書。讀者們的確會發現，許多在二版描述的網絡社會運動，都沒有出現在第一版中。但這只是因為在我進行研究的時候，這些社運都還沒有發生而已。之所以要納入這些新的實例，並不是為了增添新資訊，而是為了在分析並詮釋網絡社運的形式與意義時，讓脈絡變得更加豐富，不會只限於2010至11年的時空背景。因此，雖然本書所描繪出來的特徵，還要與不同社運的背景、目標、訴求之間的差異一起討論，才能完全解釋各個社運的發展；但我們的確證實，它們將有助於此書理解與討論個別社運的整體面貌。而這些社運的發展，大部分都和我在本書第一版提出的的基礎理論吻合。

另一方面，從當今的時空背景回顧，我可以回應大部分旁觀者對之前那些社運所提出的核心質疑：「所以呢？有了社運又怎樣？」

這些運動是否對社會造成任何具體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是否對於政治體制以及政策制定的方式產生任何衝擊？如今在我擴張研究範疇，並分析社會運動在更長時空中的演進過程之後，終於可以大膽提出一些假說，解釋網絡社會運動與政治變革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全球各地政府在這個動蕩不安、統治正當性普遍受到挑戰，也因此促生各種意識形態的民粹主義的時代，但如今我能夠指出，網絡社運與民粹主義之間具有根本性的差異。因此，我在第二版中加入兩章全新的內容。其中一章的重點，是分析評論某些第一版沒有提到的重要社會運動，包括巴西、土耳其、智利的社運，以及歐洲與美國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運動。另一章則探討各個社會運動與政治變革之間的關係，其中包括某些試圖一方面推動改革，一方面參與體制內政治的社會運動，如西班牙的社運。但另一方面，我所分析的社會運動，都是因為人民本身的行動而留名青史，因此決定原封不動保留構成第一版核心的案例研究，而非事後重新建構這些故事。我只額外替這些運動加上一些新的評論，解釋冰島的革命為何相對不受重視，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社運推翻獨裁政權之後所留下的政治真空，如何讓地緣政治勢力干涉（geopolitical interventions），造成驚人的轉折。由於書籍篇幅有限，我在第二版刪除了大部分案例研究的附錄文獻，包括運動大事記以及相關統計資料等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回頭去第一版查閱這些資料。

最後，我希望這個新版本能讓讀者進一步討論網絡社會運動的意義與未來，盡可能用更廣的視野，更深的角度去觀察。希望研究人員、社運人士、行動研究者（action researchers）去研究目前正在發生，正在改變21世紀世界各個社會的社會運動。

在分析與觀察網絡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我一直獲得朋友與同事的幫助，其中不乏社運人士和社運參與者。在此要感謝巴塞隆納的Arnau Monterde與Javier Toret、洛杉磯的Joan Donovan、阿列格雷港（Porto Alegre）的Marcelo Branco、里斯本的Gustavo Cardoso、波士頓的Sasha Costanza-Chock、伊斯坦堡的Birgan Gokmenoglu、布宜諾斯艾利斯與智利聖地牙哥（Santiago de Chile）的Fernando Calderon、蒙特維多（Montevideo）的Andrea Apolaro。我要特別感謝烏拉圭的安普利斯塔前線網絡（Redes Frente Amplistas of Uruguay）邀請我參加2013年蒙特維多的第一屆拉丁美洲網絡社會運動研討會。那次會議的討論，讓我思考了許多社會運動相關的問題，並寫在這本書中。此外，我也參加了加泰隆尼亞開放大學網際網絡跨學科研究院傳播與公民社會研究小組（Research Group on Communica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ternet Interdisciplinary Institute, Open University of Catalonia）在巴塞隆納舉辦的幾場國際研討會，從中獲益匪淺。阿列格雷港的思想前線基金會（Foundation Frontiers of the Mind）在2013年邀請我訪問巴西，舉辦了一系列極為有趣的辯論，讓我對巴西運動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要對協助舉辦各種活動，讓這部作品得以誕生的每一個組織與個人，表達由衷的謝意。一本書的精雕細琢（或者說是「再次」琢磨），永遠需要許多人共同投注想法與精力才能完成。

此外，我要感謝在ICST與里斯本大學（University of Lisbon）的同事Gustavo Cardoso大方地讓我引述他在2013年主持的「全球調查計畫」（Global Survey）中獲得最完整的社群網絡使用者圖表。也要感謝《前線檔案》（Vanguardia Dossiers）的主編Alex Rodriguez同意讓我引述該期刊的原始圖表。

最後，這本書得以呈現在諸位面前，還要感謝劍橋大學的好友John Thompson教授的出版協助；以及我在南加州大學安能堡傳播學院（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助理Reanna Martinez女士的優秀編輯。並感謝Polity Press的出版朋友對此書的精心編輯與製作。我希望這些朋友的一切努力，都能得到諸位的關注。

巴塞隆納與聖摩尼加（Santa Monica），2014年6月至12月

2015年新版序

2013年6月14日，我在巴西聖保羅（São Paulo）向幾百名聽眾介紹你們手中這本書的初版。演講結束時，觀眾席中一位記者提出了第一個問題：「你覺得為什麼巴西沒有發生這類社運？」正當我思索如何用比較細緻的理論來解釋巴西為何會成為例外時，房間裡突然有人大喊：「保利斯塔大道（Avenida Paulista）被封鎖，我們出不去了！」事實上，當時巴西「免費搭車運動」（Movimiento do Passe Livre）的擁護者已經走上街頭，這場運動就像本書所說的其他運動一樣，先是延續數週，然後轉變為與2010至11年那些網絡社運極為相似的形式，接著...

2015年新版序
2012年致謝

開章：連結個體、創造意義、爭奪權力

革命的序曲：一切從這裡開始
突尼西亞：「自由與尊嚴的革命」
冰島的廚具革命：從金融崩潰危機，到群眾外包（失敗）的新憲法
北風與南風：引發社會變革的跨文化槓桿

埃及革命
埃及革命中的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
政府當局如何回應由網際網絡促成的革命：全國大斷網
究竟是誰在抗議，他們在抗議什麼？
革命中的女性
伊斯蘭問題
「革命會繼續下去」
理解埃及革命

尊嚴、暴力、地緣政治：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與敗亡
暴力與國家
數位式革命？
2014年後記

開枝散葉式的革命 ：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
一場自我散播的社會運動
「憤怒者」究竟想要什麼？
運動中的言論
在實踐中重塑民主：一場沒有領袖，由大會帶領的運動
從審議到行動：暴力的兩難
一場反對政治體制的政治運動
一場開枝散葉式的革命

占領華爾街：拾起世間的鹽
憤怒、雷聲、星星之火
星火燎原
網絡化的運動
實踐直接民主
一個沒有需求的運動：「過程就是我們要傳達的訊息。」
以暴制非暴力運動
占領運動達到了什麼成果？
世間的鹽

網絡社會運動：一種全球趨勢？
概述
舊世代土耳其與新世代土耳其之爭：2013年6月，蓋齊公園保衛抗爭
挑戰國家發展模式，譴責政治腐敗：2013至2014年，巴西
超越新自由主義：2011至2013年，智利學生運動
反對傳媒與國家的狼狽為奸：墨西哥「＃我是132」運動
網絡社會運動與社會抗爭

改變社群網絡的世界
網絡社會運動：一種新興的模式
網際網絡與自主文化
網絡社會運動與政治改革：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網絡社會運動與政治變革
概論
從全球視角看正當性危機與政治變革
從內部去挑戰失敗的義大利議會民主：畢普・格里洛與他的五興運動
網絡社會運動對政治體制的影響
占領思想，而不是國家：美國占領運動後的憂鬱
街頭、總統和未來的總統：巴西的公民抗議和總統選舉
土耳其社會的政治分裂：世俗運動和伊斯蘭政治
重塑政治，顛覆兩黨霸權：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
推動政治變革的槓桿？

超越憤怒，希望長存：網絡社會運動的生與死

附錄：改變世界的網絡社會

2015年新版序
2012年致謝

開章：連結個體、創造意義、爭奪權力

革命的序曲：一切從這裡開始
突尼西亞：「自由與尊嚴的革命」
冰島的廚具革命：從金融崩潰危機，到群眾外包（失敗）的新憲法
北風與南風：引發社會變革的跨文化槓桿

埃及革命
埃及革命中的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
政府當局如何回應由網際網絡促成的革命：全國大斷網
究竟是誰在抗議，他們在抗議什麼？
革命中的女性
伊斯蘭問題
「革命會繼續下去」
理解埃及革命

尊嚴、暴力、地緣政治：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與敗亡
暴力與國家
數位式革命？
2014年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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