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做精神科 推動二二八平反

1.走一條別人不想走的路

醫學院畢業前我面臨要做哪一科醫生的選擇。在我那個年代，內外科婦產科小兒科被叫做四大科，就是比較熱門、比較多人想從事的科。我那時選擇精神科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在學生時曾經擔任過生命線志工，如果有人要自殺打電話來，我們就會接電話盡量想辦法了解他的問題，替他找尋資源看如何幫忙，安排進一步治療。在學生時期我常去生命線值班接電話，當時我就感覺人不僅只有肉體會生病，其實精神與心靈上也會有問題，家庭或社會、經濟的問題也會讓一個人想要放棄性命。

第二，我喜歡讀課外的書，所以社會、文化、哲學、文學、政治等各個主題我都很感興趣，且都有參與。我覺得精神科在醫學分類中不單純是學習用藥或開刀的自然生物科學，精神科會考量到病人在成長過程中所面對的挫折、打擊，或者家庭遇到什麼不利的因素，所以我認為精神科還包含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因此我對精神科較有興趣。

第三，因為我在學生時期從事服務工作，到山地做了服務原住民的工作後，對於「服務」最深的體驗就是「沒人要做的工作，你撿來做。」假使一個工作有很多人在爭取，其實就不缺你了。同樣的，沒人要去的地方，你去！大家都跑到都市，你就去偏遠地區。既然讀醫學，大家都往熱門科別跑，那麼社會上就不缺乏這些科的醫生。在我那個年代，精神科是少有人甚至沒有人要做，既然我有這種服務奉獻的想法，就來走這條別人比較不想走的路，照顧較不被照顧的患者。那個年代沒有全民健保，家庭中若有精神病人，不但病人本身無法工作，家中照顧的人也無法工作，加上病患若無醫療保險，需要長期負擔的醫療費用會讓家庭經濟無法維持，所以很多病患被家屬所放棄。

剛開始我到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精神科醫生。其實那時我也很想回去高醫擔任住院醫師，但因為我在學生時代差點被退學，是學校的黑名單，所以我若想回學校服務，不論申請哪一科，教官都會出來阻擋。很多老師都跟我說，他們受到壓力，所以無法讓我回學校任職。

其實，不僅無法回去做醫師，畢業後將近10年的時間，連學生邀請我返校演講都會被阻擋而無法成行。在戒嚴未解除前，我都被學校教官封鎖，因為他們怕我會影響學生。

2.白天照顧病人，下班忙辦雜誌

當時在市立療養院有位在學運中認識的朋友楊庸一醫師，他是台大畢業的。在台大的時期，他和同為台大醫學院學生的王溢嘉，因為辦刊物而和台大法律系的洪三雄、陳玲玉變成常常在一起的朋友。當時楊庸一、王溢嘉、洪清森、洪三雄、陳玲玉、林嘉誠、周弘憲、卓垚龍等人是台大的學運份子，他們後來在台大發動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以及重要的民族主義論戰。其中統派的人有陳鼓應、王曉波，國民黨就是馬英九、馮滬祥，而台派就是這一群朋友。當時楊庸一已在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住院醫生，所以邀我到市立療養院，另外還有一位鄭泰安，他也是台大畢業後來到市療工作，所以我在市立療養院擔任住院醫生期間還真不寂寞！

我們白天上班看診照顧病人，下班就去黨外雜誌幫忙，那時我去幫忙的刊物有康寧祥的《八十年代》、許榮淑的《深耕》、周清玉的《關懷》雜誌……。而鄭泰安的《夏潮》雜誌是屬於社會主義甚至有統派思想，是陳映真這些人在背後支持。《夏潮》總編輯是蘇慶黎，蘇慶黎的父親是台共，第一代日治台共蘇新。蘇慶黎是才女，但因為父親的關係，她是親共的思想。鄭泰安和蘇慶黎在交往，所以支持《夏潮》，楊庸一下班就去辦《當代醫學》，王溢嘉則在做《健康世界》。當時我們一群人白天看診，下班各自忙雜誌，到晚上再回宿舍，整個晚上大家都因為關心台灣政治，話題講不完。

當時還結交了一位好朋友就是吳念真，本名叫吳文欽。吳念真白天在市立療養院圖書館打工當管理員，晚上再去大學夜間部上課。我每次拿回黨外雜誌都交給他，請他將雜誌放到圖書館。院長每次到圖書館會發現館內應該都是放醫學刊物，為何會跑出黨外雜誌？吳念真攏小聲說是陳永興拿回來的。那時我和吳念真是很好的朋友，有時下班大家會在醫院打乒乓球或排球，日子過得很快樂。吳念真從學生時期開始就和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後來他寫小說、做導演拍片與製作廣告成為有名的文化人。但他一直都很支持我所做的事，我去花蓮參選他也去花蓮支持我，我到聖母醫院為籌建老人醫療大樓募款，他也義務來拍廣告片幫忙募款，後來辦《民報》也獲得他的支持。

在精神科的領域，我有做幾件自認為對台灣社會很重要的事。

3.全台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

第一項就是我第四年擔任住院總醫師時，台灣社會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件，有個精神病人拿著一桶硫酸去北市螢橋國小向2、30個學生潑灑。當時媒體大篇幅報導這件事，但都是負面內容，指稱精神病患像不定時炸彈、吃人老虎、危險就在你身邊……種種強調精神病人的危險。我當時看到這樣的報導覺得很難過，精神病人若未得到很好的治療，在社會上也會闖禍。那個事件讓整個社會對精神病患更驚恐，原本台灣社會對精神病患就很忌諱，不喜歡到精神科就診，甚至病人也認為自己沒病，致使治療困難重重。這個事件相關的負面報導讓人對精神病患更加排斥，也越不能接受他們的存在。那時我就在想到底台灣社會有多少精神病患未得到照顧而被放逐在社會中，才會出事。院長葉英堃教授剛好在這時向行政院研考會提出一個計劃，要調查全台灣精神病人數、精神病院病床、全台灣精神科醫生的人數，提供什麼樣的治療，所以我和葉教授兩人用3個月時間，從屏東開始到高雄、台南、嘉義一路北上，再繞到宜蘭、花蓮到台東，環台一圈完成調查。這次的經驗對我而言是很大的衝擊，因為前4年我是在全台最好的精神科醫院服務，那裡像是精神病患的天堂，在台北市立療養院的病患受到最好的照顧與治療。當我環台一圈看到很多精神病患的實況，內心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我發現自己是在「天堂」（指北市療養院），只需照顧少數病患，相反的，其他機構卻有多過幾十倍的病人，受到如地獄般待遇。

根據調查，當時全台不論公私立共有80間收容、照顧精神病患的醫療院所，在我看來真正好的不到10間，其他攏是非常落後，用現代精神醫療的標準看來根本不合格。舉個簡單例子，一間私人的精神病院收容了5、600個患者，卻只有一個醫生，而護理師不到5位，也無社工師、心理師或職能治療師，而5、600個患者在那裡不可能出院，攏是「關」到死；甚至連在那裡服務的醫生可能也沒受精神科醫師訓練，只是退伍軍醫。那個年代並不重視精神病患，家屬只能放棄治療，找個地方收容病患，政府也是抱持著這種心態。所以當時有很多所謂「路倒病人」（倒在路邊的患者），不是被收容到游民收容所就是送到私人精神病院「關」起來。因為不會去找他的家屬，所以也沒人替他付醫藥費，最後就是由社會服務單位或社會局編經費，依據收容病人數編列預算，所以當時台灣很多賺這種錢的機構，只是收容病患而無治療行為。

當時全台灣精神病患住院者約有6,000床，但真正積極得到治療，能夠出院甚至重回家庭、學校，甚至工作單位的，可能不到1,000床。剩下5,000床都是被收容在如病人倉庫的狀況。我發現實際情況後，內心深感驚恐。

當時全台有僅有約100位精神科醫生，病況較嚴重的精神病患約有2、3萬人，較輕微的病患約有近20萬人跑不掉，加上那個年代也無《精神衛生法》，所以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病患的人權。在我們完成調查後，院長葉英堃寫了份報告呈送行政院研考會，提出精神科應該要有評鑑，即是收容多少病患要有多少專業人力配置……等關於醫院的建議。

當時，我們也建議因缺乏足夠的精神科醫生，希望衛生署能設獎學金鼓勵醫學系學生畢業後加入精神科，假設他願意選擇精神科，就能領獎學金，這項建議與精神科評鑑後來都有實施。後來我們也提議《精神衛生法》，希望保障精神病患的人權。葉教授是以學者身分向政府提出正式建議，但是政府要做多少?或能編列多少預算？是否能通過法案？則非其所能決定之事。

4.飛入杜鵑窩 關懷精神病人

因為從學生時期就走社會運動，衝撞、批判體制，所以我的做法是走入民間，呼籲社會大眾關心病患人權，我寫了一本書叫《飛入杜鵑窩》，把自己看到很多病患悽慘的故事寫入書中。書名《飛入杜鵑窩》是因為當時美國有部電影《飛越杜鵑窩》，內容描述精神病人因為在醫院受到很不人道的待遇、不好的照顧以致於每天都想逃脫精神病院，所以叫「飛越」，而「杜鵑窩」就是精神病院的代名詞，該部影片因為獲得奧斯卡獎而引起很大迴響。

我寫的《飛入杜鵑窩》則和美國電影《飛越杜鵑窩》相反，電影裡的病人是想飛出去；我是一個精神科醫生，所以是要「飛進去」那些設備不好、服務很差的精神病院，要來救這些患者。

我寫《飛入杜鵑窩》，就像學生時代寫《山地服務在霧台》是要關心偏鄉原住民，因為現在擔任精神科醫生，我就鼓勵大家要來關心精神病人，抱持著同樣的心情與想法。該書在那個年代也備受重視，這是台灣第一本討論精神醫療病人實際受到的待遇與專業醫師提出建議的書。這本書出版後很多社團邀我去演講，也有很多媒體來採訪。

我用做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引起民眾對精神病患的關心，我到很多大學、扶輪社、獅子會……等社團演講，並用幻燈片呈現實際狀況，後來也引起媒體重視。我記得在電視只有三台的年代，有位華視女記者採訪我，她問我有關精神醫療的情況與要如何改善，我給她看了很多幻燈片，她看過以後眼眶泛淚哭著說：「沒想到，台灣社會有這種黑暗的角落，竟還有那麼多病患受到比動物還不如的待遇……」但她也告訴我，這些真相恐怕無法完整在電視台報導出來。

在戒嚴的年代，華視是軍方的媒體，尤其我指出政府沒有照顧精神病患。那時我還年輕、脾氣不好，就出口罵人：「記者不報導真實，如果整天歌功頌德，那妳就不要做記者。」現在回想起來，有點不好意思，但那是我真實的心情。全台調查完成後，想要做的就是如何改善精神醫療的品質。

現在有許多人對待寵物是「惜命命」，與狗同睡，把狗洗得「水噹噹」，但過去有精神病患是整年沒有洗澡，甚至被關在籠子內，大小便都在同一區域，待在一般人都受不了的環境，生活在不見天日的角落。我為了鼓勵更多年輕醫學生投入精神科領域，在北醫和高醫極力推廣也帶動很多人投入精神科，像高醫王興耀、李宇宙、王浩威，北醫蔡尚穎、潘建志等都走上精神科，且有很好的表現。

選擇做精神科 推動二二八平反

1.走一條別人不想走的路

醫學院畢業前我面臨要做哪一科醫生的選擇。在我那個年代，內外科婦產科小兒科被叫做四大科，就是比較熱門、比較多人想從事的科。我那時選擇精神科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在學生時曾經擔任過生命線志工，如果有人要自殺打電話來，我們就會接電話盡量想辦法了解他的問題，替他找尋資源看如何幫忙，安排進一步治療。在學生時期我常去生命線值班接電話，當時我就感覺人不僅只有肉體會生病，其實精神與心靈上也會有問題，家庭或社會、經濟的問題也會讓一個人想要放棄性命。

第二，我喜歡...

[推薦序]

忘年之交陳永興

黃春明／作家

一般來說，一個人老到某一種程度，自然就會忘掉不少曾經熟悉的人、事、物。我86歲了，過去常用的熟字，卻忘了不少；好在語言比文字記得牢，要寫點東西，字典就放在身邊。人也一樣，一路來很難說上千，上百的一定跑不掉，可是還記得住的，可數的也沒幾個了；這並非完全以有無情感，或是物質上的利害關係，以及以時間的長短等等，使之深記。更奇的是，也不是下意識特別去記他。它自然就會有一種莫名的力量，使他烙印在心。

陳永興這位朋友，我大他16、7歲。我這一輩子，有福氣遇逢不少的貴人，牽引我的命運，陳永興竟然是其中少有的晚輩。他在就讀高雄醫學院的時候，以學生團體的名義邀我去演講，同時認識幾個具有理想的年輕朋友，讓我對當時台灣的前途與局勢的沈悶，啟開了一線希望。在和他們交往的一段時間，參與他們的社會活動，增添了我難得的生活經驗，也豐富了我寫作題材與材料。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參加他們百達山地服務；說是山地，我們去的是平地人少有人知的「好茶」村。那裡有多遠我不清楚，從屏東的霧台，只有靠雙腳和開山刀，一路坎坷荒蕪變化無窮的山徑，我們連滾帶爬地走了6個小時。那時所謂的「好茶」，外人一踏進來，就覺得像是踏入仙境。一路來的疲憊，過不多久就被好茶整體部落和它的自然環境的美感迷醉了。難怪聯合國教科文化組織，把台灣山地魯凱族好茶部落的黑石板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區。那些黑石板是剖開的頁岩，顏色古雅，鋪蓋成屋頂的功能，因石板裡細密的空泡有如海綿的組織，與其他岩石相較，頁岩輕，易剖成片，中空的氣室是空氣。所以用來做屋頂的建材，外觀優雅，功用又能調溫；空氣在某程度上而言，它是絕緣體，細密的氣窒裡的空氣，能夠使屋子裡的氣溫隨著外頭氣溫改變；冬暖夏涼。對不起，一提到好茶，一興奮起來，就把陳永興拋到一邊。不過還是讓我告個段落。

記得我們在那裡待了5、6天，我們隊裡都是大學的知識青年，我除外。他們去教魯凱族原住民的生活衛生，教他們在這麼偏遠的貧困地方，小孩不宜生太多，要使用保險套。農作還是要像平地的方式，種雜糧蔬菜地瓜，要在地面刨出成股的菜畦之類的等等事項。所有的男女隊員都十分熱心服務，精神可嘉。我自個兒也有點沾光而陶醉。最後一晚，酋長的日語說得比北京話流暢，他找我閒聊，而他的話把我點醒之後，令我羞得無地自容，卻深深地學了一課。

酋長說：你知道我們魯凱族，在世界上只剩多少人口嗎？我們住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小孩子的夭折率非常高，我們如果不努力生小孩，小孩不夠死，那魯凱族就絕了。這樣嚴肅的問題，他說得輕鬆；其實他談的是地球上，弱勢族類生存的投資報酬率，唯有如此才能衍生後代。聽了他的話，我一時覺得慚愧。

他又另舉個例，說我們同學教他們種地瓜的問題說：我知道平地把地刨成一股一股菜畦菜股，種出來的地瓜又大又容易收成。這技術我們不是不知道；第一我們用我們傳統，利用斜坡上燒耕，種出來的地瓜小，產量不多又不好採收。按照平地的種法，大致上可以有好的收成，可是我們這裡採取你們的做法，採收後發動全家把地瓜，從好茶挑擔到平地的內埔趕集時，先要走到霧台就要走3個小時，再由霧台搭拼裝鐵牛到三地門也要24公里，再由三地門挑擔到內埔去賣。結果所賣的錢，不夠我們一家人吃一碗冰和吃一頓飽。我們的利用山坡燒耕收成少，地瓜也小，但它已經夠我們養豬隻吃，也夠我們吃的了。我單舉酋長這兩則話，我就懷疑我們是來服務或來學習或是騷擾。當然我們是來服務，動機是一種理想，但是要達到服務的目標，如果對服務的對象，沒有充分的了解的話，所謂的服務恐怕成為自我滿足而已。經我轉述酋長的話之後，服務的團隊也得到難得的學習。

我再補充一點，經認識陳永興的關係，第一次走進好茶部落之後，意猶未盡，隔年在上霧台的拼裝車上，遇到休假回好茶的阿兵哥，隨他帶路再度拜訪好茶。這一趟的深入，我更深入了解所謂的結構性的暴力；台灣對外自認被殖民，甚至戰後又淪為經濟的再殖民。可是在台灣有數種族群，特別是原住民，是被台灣的平地人殖民。從整個台灣社會來看，原住民的生活、教育、醫療、經濟、工作、也包括政治等等條件，都比平地人差。這就是結構性的暴力使然；雖然一般人已經不再歧視原住民，還包括山地服務隊的年輕朋友在內，只要我們的生活上各種條件優於原住民，這樣的我們，自然就成為結構暴力的共犯。根據這樣的理念，我寫了一篇作品，叫做〈戰士，乾杯〉，探討歷年來我們所犯的過失。該文被列入高中的國文教材多年了。

陳永興他們為了替「百達山地服務團」募款，出版了兩本歌本組曲，第一本《山之組曲》的第一首歌詞就是我寫的：

〈鄉土〉

生在鄉土，長在鄉土，

鄉土怎麼叫人不愛？

花開在鄉土，果結在鄉土。

鄉土怎麼會不芬芳？

我們的理想，我們的希望，

盡在我們的鄉土上。

生在鄉土，長在鄉土，

鄉土怎麼叫人不愛！

花開在鄉土，果結在鄉土，

鄉土怎麼會不芬芳！

我跟永興的關係，雖然大家分頭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拼自己的專長和理想，連繫雖不怎麼經常，可是不曾斷過。後來他來到羅東頗有盛名的聖母醫院當院長。有一天他給我打來電話說：醫院裡有一位癌症末期住在安寧病房的患者，想要跟我見個面，不知可否？

天哪！他不是親，又不是戚，也不是相識的友人，為何在臨終前想見我一面？我人在台北，接到電話後，放下手上的工作，即刻開車衝到醫院。這位住院在安寧病房的先生叫官儀福，49歲，是個木匠。他當兵的時候士官長替他介紹過我的小說；我的小說不多，他幾乎都看了。為了表明他看過我的小說，我們一見面，他就用台語說：黃先生，你真久沒寫小說了。你的小說我都讀過了。〈鑼〉裡面的憨欽仔、〈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兒子的大玩偶〉的坤樹⋯⋯。作為一個作者，被一個住在安寧病房的讀者握住手，一一敘說我作品中小說人物的名字。我的淚水淌下來了。我說：

「好！我回去就寫。你多保重，等著看。」

「我？來不及了，⋯」

最後我謝了他，離開病房，到陳永興的小辦公室時才激動起來。我告訴永興，說這次能成為一個臨走前的人的願望，指定要跟我見最後的一次面，這對我個人來說，意義非常重大，比我得到各種獎，什麼總統獎都重大。經這次讀者儀福先生的鼓勵，接下來我終於完成了老人系列短篇集《放生》。

陳永興院長接著替羅東聖母醫院籌建老人醫療大樓，須募款；有錢捐錢，或是捐出名畫，其他珍品之類義賣。錢，我沒有，珍品？我剛好有一支萬寶龍的鋼筆，上面刻有「李登輝總統 贈」，有了這幾個字當然就是珍品。我好不容易說服了家人，就將此珍品捐贈給聖母醫院義賣。

有趣的是這枝筆，竟然產生小小戲劇性的競標。競標者，一個女名嘴，和一位羅東中學游姓校友。當此筆競標到10萬元新台幣時，游姓校友跑去跟競標者和主持人，說明了一番話說：他說他是替羅東中學前校長吳祖型先生代標的，他老人家在美國。過去黃春明被羅東中學退學之後，據說黃春明接下去轉到頭城中學，又被退學。家裡也難待了，只好離家出走上台北打工。後來竟然考上台北師範，讀了一年，又被退學轉到台南師範，最後再轉到屏東師範。每次的校友會，吳校長都會問及黃春明的近況，而自責當時對他的處置，感到抱憾。這次想標到黃春明捐贈的鋼筆，表示內心的一點什麼。競標者了解這情形之後，就把筆留給吳校長了。其實，學生觸犯校規，重者的如必須開除或是退學的，都是經過校務會議通過的，吳校長何責之有？

話說2014年的9月，我身體十分消瘦，平時好動的我體力不濟，家人安排我在台北看醫生。我們預定9月25日帶我的黃大魚兒童團，應邀去金門演出。結果當天早上病得無法起床搭機，後由工作室製作人李小姐帶隊前往。家人要帶我在台北就近的醫院急診，我堅持回羅東聖母醫院。到達後經陳永興院長的安排檢查，醫院發現我罹患嚴重的癌症，他建議我趕緊到台北關渡和信癌症中心醫院治療。結果經過和信醫院6次化療後，總算撿回一條老命。體重增加了，頭髮也長出來了。

撿回一命，老態曝現，力不從心，想在此段人生，重新舉步往前，都感到艱難。我問時間：我還有多少時間？時間說：你還有多少時間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還能做什麼？於是乎，我肚子裡尚有幾篇小說腹稿。我量力而為，走一步算一步；我去年10月間出了一本創作《跟著寶貝兒子走》。今年3月又寫就了一本《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

我一生中獲得的一些見聞與學習，病危時撿回一命，讓我將沒有完成的腹稿，一篇一篇清倉出書。就由此幾點，可見永興對我的意義是何等的重大。借此他的傳記出書，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厚著臉皮說一點自己，無禮之處，請讀者和永興多多包涵。

[推薦序]

我志未酬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

社會上流行一個名詞叫「人生勝利組」，是什麼意思？這個名詞只能會意，不能言傳。不過，如果舉例來看，以下的個案，請問擁有這樣的資歷，算不算是社會上所謂的「人生勝利組」：

台北市立療養院精神科主治醫師（1977 - 1983）

台北醫學院精神科主任（1983 - 1989）

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召集人（1987）

第二屆國大代表（1992.1.1 - 1996.1.31）

台灣醫界聯盟秘書長（1993）

第三屆立法委員（1996.2.1 - 1999.1.31）

高雄市衛生局局長（1999.2.1 - 2003.3.11）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院長（2003.9.1 - 2005.7.1）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院長（2006.1.3 - 2007.10.11）

台北醫學大學臨床教授（2005.8.1 - 2008.7.31）

羅東聖母醫院院長（2009.9.1 - 2015.12.31）

門諾基金會董事長（2015 -）

擁有以上的資歷的人，應該是社會上所謂的「人生勝利組」吧！如果這樣的資歷還不夠被列入「人生勝利組」，那麼就請再看看他得過什麼獎：

1984年 台美基金會社會服務獎

1997年 高雄醫學院傑出校友獎

1999年 賴和文教基金會醫療服務獎

2002年 行政院「法制再造工程」銀斧獎

2004年 行政院「抗SARS南區總指揮」功勞獎

2006年 行政院「法制再造工程」銀斧獎

2011年 第十四屆金峰獎年度十大傑出企業領導人─大型企業組

2012年 獲頒首屆「台灣活動卓越獎」首獎金杯獎。

2013年 獲頒象徵台灣醫界最高榮譽的「醫療奉獻獎」

2016年 獲頒美國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

擁有這麼多的榮譽，應該算是社會上所謂的「人生勝利組」了吧！如果這樣還不夠被稱為「人生勝利組」，那麼再看看他出版過哪些著作：

《新生命》（1973）

《天公疼憨人》（1975.9）

《山地服務在霧台》（1978.2）

《醫療、人權、社會》（1985）

《生命、醫學、愛》（1985）

《柏克萊沉思》（1986.12）

《診斷台灣》（1989）

《台灣之愛》（1991）

《拯救台灣人的心靈》（1996.6）

《台灣醫療發展史》（1997.10）

《醫學的愛》（2002.3）

《台灣醫療傳奇人物》（2003.1）

《台灣醫界人物誌》（2004.2）

《愛河沉思錄》（2005.6）

《醫者情懷~台灣醫師的人文書寫與社會關懷》（2009.9）

《無悔之旅》（2010.10）

《醫學之愛無國界~醫療典範人物傳記選讀》（2011.4）

《堅持到底~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2014.5）

舉例至此，這應該是社會上人人稱羨的「人生勝利組」了吧！然而，這個個案的案主本人，卻毫無「勝利」之感，反倒覺得自己的人生充滿著「失敗與挫折」。他是誰？他就是陳永興醫師。

永興兄今年剛好年屆70，他回顧他70年的歲月，整理出這本充滿「挫折與失敗」的回憶錄。讀者諸君可能會質問我，像陳永興醫師這樣完全達標「人生勝利組」的人，我憑什麼說他充滿挫折與失敗？答曰：憑我和他一樣都是「狂狷的傻子」。

容我先介紹永興兄在學生時代就寫過的一篇文章〈狂狷的傻子〉。那篇文章曾經深深打動我的心，文中他這樣說：

「我，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面對著這無可救藥的世界，選擇了做一個無可救藥的傻子，不放棄滿腔的熱血與熱情，滿腔的關切與期待，我要傻傻的尋找著跟我相同的傻子，也許會有數不盡的人笑我傻，但我不重視他們，我重視的是那些不笑我傻的人，當這些理想的傻子互相發現的時候，人生是多麼的美妙；而當傻子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世界將是多麼的美好。」

那已經是將近半世紀前的往事了，當年陳永興就讀高雄醫學院，我就讀於政大教育系，一南一北，難有機緣認識。但是，我們終究在時代的洪流中集合。

當時，扮演著台灣言論界最前進的一本刊物《大學》雜誌，在蔣政權外交挫敗的當時，發揮著「革新保台」的言論角色，吸引著大專院校中懷抱蒼生、關心時局的大專青年。在高中時代就養成寫作癖好的我，開始向《大學》雜誌投稿。身為《大學》雜誌的讀者與作者，我對於《大學》雜誌上面的每一個作者的名字，都備感親切，使我有「吾道不孤」的喜悅。我當時便是在這份喜悅中，發現『陳永興』的名字。他當時也在《大學》雜誌上面發表了許多文章，例如〈求學時代的社會服務〉、〈人們需要愛〉、〈妓女，誰來關心你們〉、〈大專青年課外活動問題之探討〉……。當時，他人在高雄，我在木柵，我只聞其名，而無機會認識他，但心裡想，有一天一定要認識這位志同道合的人物。

終於，那一天到來了，只是，我們的集合是在我人生面臨重大挫折之時。我因為在《大學》雜誌陸續發表文章，抨擊「黨化教育」，批判當時有「黨校」之稱的政治大學校方，在大二那年被記大過一次，到了大三，終至遭勒令退學！

退學後，回到台南家的翌日，我接到了一張從高雄寄來的限時信，定神一看，原來正是那位我久聞其名，一直想認識的「陳永興」。他在信上告訴我，他得知我的遭遇，非常難過，已拜託住在台南的郭楓老師來看我（郭楓老師是著名文學家，國文老師，他確實已在前一天來過我家要找我，但我還未回到家），信上並問我有何需要幫忙的？當時退學令已經公布，任何忙都幫不上了。然而，在我的心情跌入谷底的時刻，永興這封突如其來的信，充滿著無限的溫情與關愛，滋潤我即將乾涸的心靈。直到今天，我仍無法忘懷當時我接到這封信時內心的溫暖與感動。

大約過了兩天，我家的門鈴響了，我出去開門，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戴著鴨舌帽，跨在一部重型機車上面。「我是陳永興……」我們終於見面了，他的神情有些嚴肅，不善於迎逢客套，卻自然流露一種關懷別人的精神力量。從此，他成為我的莫逆之交，我們建立了情逾手足的友誼。古人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我們不僅以文會友，更是以理想、以對台灣的深愛會友。

永興在高雄醫學院也因為校刊文章，以及呼籲「軍訓教官退出審稿」，而被記兩大過兩小過，也差一點被退學。

我們這些「無可救藥的傻子」終於結合起來了！直到現在，我們都還並肩作戰。

認識陳永興之後，開始知道他的很多生長過程，更認識到他的人格特質。

自孩童時代起，陳永興就是一個愛哭又心軟的小孩。他沒有像蔣介石小時候看魚的經驗，可是陳永興小時候看到街上有出殯的行列經過，他卻會和喪家一樣哭得很傷心；有一次他望著家裡鳥籠中的兩隻小鳥，覺得他們無自由很可憐，就偷偷打開鳥籠放生，結果討來父母的一陣罵。直到當了醫學院的實習醫師，他仍心軟愛哭，醫院裡有病患病逝，他也跟著家屬哭泣，指導教授警告他當醫師必須堅強不許亂哭，他才堅忍下來；他上了初中之後，父母給他零用錢，他總是嫌不夠，每天中午帶的便當，他總是要求盡量多裝些飯菜，可是，晚飯時回家又餓得不得了的樣子。這引起父母的注意，經過查訪，才曉得原來他的零用錢都送給家庭窮困的同學了。每天的便當，也固定幫助一位同學，由兩個人分吃（我小學時竟然也有將便當與同學分享的相同經驗）。

1968年，永興已經是高雄醫學院的大一學生。有一天報載高雄地區有個人家，父母俱亡，遺下3名孤苦無助的小孩。永興看到了，按著報載的地址找到這3名孤兒，最大的男孩小學六年級，依次是四年級、二年級。他們在父母的靈前哭著焚香。永興擁著他們，把帶去的東西和錢給他們，最大的男孩顫聲哭泣。就這樣子，從1968到1969這一年之間，陳永興每個傍晚都強迫自己由學校匆匆趕回家，吃飯、洗澡，然後瞞著家人出去當家教，把每個月家教所得的600元，加上自己原有的600元零用錢，拿去幫助那3名孤兒。

進一步，陳永興在學時期又發動高醫的同學，組成醫療服務隊，每星期一到六輪流分派一個小組到高雄市中正路的浸信會私立麻痺兒童育幼院去義務工作。一方面替麻痺兒童進行物理治療，一方面指導他們的功課，陪著這些父母不管的孩子玩。這種工作歷時3年半，他都瞞著家人，直到有一天許多小兒麻痺的院童到他家裡要找「陳老師」，才被家人知道。在麻痺育幼院工作的同時，他也參加高雄「生命線」的義工服務，做了兩年多的義工。（以上的事蹟，我是從郭楓老師和陳媽媽得知的）

這位醫學院的醫科學生顯然不滿足於僅只在都市裡面當義工，1973年（這一年我在政大讀大三），已經是高雄醫學院醫科五年級學生的陳永興，糾集了一群在各大學院校就讀的朋友（他們都曾經於高中時代一起住宿於台南市的一所天主教的學生宿舍─「百達宿舍」），組成了「百達山地服務團」，利用寒暑假，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勞力、精神、金錢、愛心與智慧，深入南台灣的山地─霧台、大武、阿禮、佳暮、去露和好茶等6個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去從事多方面的義務服務工作。工作的內容包括醫療服務、農業指導、學童課業輔導、青年問題座談、民眾教育、社區調查、家庭訪問、土木測量、工程建築、儲蓄互助講座、烹飪示範……。所有的醫藥、書籍、文具、運動器材、衣物，都是由團員自己辛苦募款籌來的。這個山地服務團每年暑假上山一個月，寒假上山兩週，參與服務團的青年朋友，前後遞傳有數百人。

從以上的事蹟，讓我了解永興兄的人格特質與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是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而不是在乎世俗的薪水、地位、權貴。那些以薪水、地位、權貴為目標的人生，可能可以躍居「人生勝利組」；但是充滿Social concerning的理想主義者，可能就在失敗與挫折中奮進，永不滿足。所以永興對生命的領悟是：

「人的存在是先天本能的反抗所作的自我選擇；

生命的本質是經常痛苦的思想不斷的自我衝擊。」

他的自我選擇、自我衝擊，讓他做了很多一般「人生勝利組」不見得想做的事情，例如：

戒嚴時期參與黨外民主運動，糾合朋友幫忙黨外人士（如康寧祥）的選務；參與與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雜誌的創辦。

接辦瀕臨停刊的《台灣文藝》，時間長達6年，為延續台灣文化與文學的最後一脈香火。現仍創辦《民報》與《民報文化雜誌》，為台灣本土文化持續播種。

他於1990年野百合學運時呼應學生訴求，要求政府召開國是會議，並成功邀請廖述宗、張富美等海外台灣人重要學者返台擔任代表。而陳永興於國民大會代表任內，並擔任黨團總召集人，發起台北火車站前五天四夜大型抗爭，成功擋下當時由國民黨的施啟揚、馬英九主張的「委任直選制」，讓當時李登輝總統重新思考「總統直選」的可能性，是為台灣民主政治史上最璀燦的一頁，最後成功於國是會議通過「總統直選」決議。

1987年二二八事件40週年，陳永興擔任台灣人權會會長，結合鄭南榕與李勝雄等人，組織「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擔任會長，隨後結合宗教及文化、學術界社團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歷經多年努力終於使二二八禁忌得以打破，使二二八受難者獲得賠償與平反並促使將每年二二八該日頒訂為國定紀念日。

在台灣人權會會長期間，永興獲邀前往美國國會參加「台灣人權聽證會」，發表台灣第一份人權報告書。

陳永興除了支持台灣文學、藝術、音樂工作外，還是陳文成基金會（前身：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的創會董事，迄今投入該基金會工作已逾卅年。2015年並成功推動台灣大學校方同意於校園內設置陳文成紀念廣場。此外，他於1984年獲得王桂榮先生創辦的「台美基金會」社會服務獎，將獲得的獎金1萬美元，再找20個高醫校友又籌了1萬美元，一共2萬美元，開始資助台灣學人赴美研究，到了1999年正式創立『台杏文教基金會』，讓本土研究更有系統的推動運作。

另外，陳永興也是『台灣醫界聯盟』的秘書長（會長是李鎮源院士），任內推動廢除刑法100條、並參與『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群策會』、『亞太基金會』等團體的運作，為台灣的公共政策提出過許多建言。

1997年當選立法委員於花蓮，擔任立委期間，他推動特殊教育法、職能治療師法……等法案立法通過。此外，精神衛生法、社工師法、臨床心理師法等重要相關社會服務與醫療人權的法案通過，陳永興也都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以上是永興兄的社會服務與政治參與，至於身為醫師的他，在醫療行政與醫療服務方面，我印象中有以下事蹟：

他曾赴美遊說台灣人醫師返鄉，促成衛生署推出「鮭魚返鄉計畫」。

他擔任高雄市衛生局長期間，有感於打狗高雄是世界近代醫學進入台灣的歷史起點，因此以省思醫療人文教育的心情，籌建台灣第一座醫療史博物館。他可以說是台灣第一個醫療史料中心的創立者。

永興在擔任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間，由於既往之市立醫院規模、設備與人員均已不足以因應民間需求，因此提出市醫整併，有效整合醫療資源，同時擴大醫療規模。

他也是首位提出「親老」訴求，讓老人醫療議題逐漸獲得社會重視。

他曾擔任SARS防疫南部總指揮，成功帶領南部度過SARS風暴。這個防疫工作也使他獲得2004年行政院「抗SARS南區總指揮」功勞獎。

擔任台北市立療養院住院醫師期間，陳永興與葉英堃教授進行全國精神醫療設施與人力調查研究。第一次進行全台灣精神醫療機構及人力普查的醫師。

我不勝其煩列舉許多永興兄的諸多事蹟，其中有些是他基於「願無伐善，無施勞」的心情而不在回憶錄中自我吹噓。70年來，陳永興做了太多事情，永不止息，但也永不滿足。理想主義讓他永遠有著「我志未酬」的感覺。

時值永興兄70歲生日，並出版自述傳記，囑我寫序，我雖惶恐，下筆仍不能自已，但是還有太多寫不完的事蹟，背後都是台灣現代史。

我與永興兄有50年的交情，50年來他對我有數不盡的照顧和幫忙（像我這樣受他照顧和幫忙的人，還很多），我受恩感激，不能盡述，只好留在我的回憶錄中再來敘說。在這裡，我們只能舉杯相互溫暖，喟然而嘆：

美麗的仗，我們並肩打過。但是年輕時代的理想，我們還未完成。

[推薦序]

「拆牆者」

黃文龍／眼科醫師

「拆牆者」，這是流亡在美的中國海外文人余杰評價他友人劉曉波的用詞：破除舊有的國家政治、文化、思想藩籬而改善社會風氣的人物，就是「拆牆者」！儘管，在拆牆後，無以立即造成具體落實的社會影響，但在長遠的政治社會風潮、歷史紀錄上，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必然幫了後來者除去自由民主心靈大路障，而為未來的可能留下一筆不可磨滅的影響與紀錄。

在我心目中島國台灣的拆牆者，有1964年彭明敏教授（謝聰敏、魏廷朝先生）等人及其發表的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1987年陳永興醫師（鄭南榕、李勝雄先生）等人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

這都是深愛關心這土地與人民的未來、而誠實自然發抒的公義呼籲！在威權時期有此行動，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智慧的；（聖經詩篇）

「慈愛與誠實相遇，公義與平安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降。」

作者70年人生交響曲樂章奏動的音響，猶如上蒼的奇異恩典賜與他社會參與的節拍，長短調音符的點線面，都在在考驗他對島國的涵養熱情與奉獻度；這些章節屢屢有（主題的）心靈創意性、衝擊性與震撼力。

我在1971進高醫不久，就在輔導高雄兒童肢障者的「基督教兒童之家」認識永興兄。之後近50年，我一直與他長年相處，無論在學、出了社會就業，常一道跟著拜訪學者、街頭的民主運動與戰將（那時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已過世的莊文樺先生），也機緣先後認識了許多現在社會耳熟能詳的社會人物，從文人陳少廷、郭楓、陳冷（女士）、黃春明、李筱峰等人士，以及那時已在政壇上活躍的康寧祥、張俊雄、謝長廷等諸先生，還有幾面之緣的諸多現在檯面民主人士。台灣社會的民主脈動從那時起就這樣成為我生活關心的一部份，迄今依然。讓我從慘綠少年時期，就經歷種種熱情澎湃的街頭演講盛況，真讓我大開眼界而養成了對醫業以外公共事務的熱切關心。這些衝擊儘管間接，但也幾度觸發我心蠢蠢欲動的念頭，曾想步入政壇、參一腳選舉運動。後來自認不宜而縮了腿。之後，作者以台美基金會頒給他的獎金、結合一群高醫校友成立「台杏基金會」，以支助年輕社運人士、學者短期赴美進修；這在當時屬創舉，也幫社會人士開拓了更寬廣的視野。至今，我們一群朋友仍然居中參與，為所當為。

從學生時代起，與作者有關的，都會被烙上政治性標記：從校園刊物、七年級實習醫生、畢業當醫官、役畢到謀職，都是如此。役畢謀職時，他本被錄取為教學醫院住院醫師了，沒幾天卻被當年學校與醫院安全單位打回票。貴為大學醫院的高層只好轉知他，說他是個院長人才、不適合委屈從住院醫師做起。

說政治，「政治，是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和政治保持距離本身也是政治的」。當初作者不畏政治的威迫而奮身投入，如今政治卻又與他若即若離，但也彼此不怕冒犯，縱然已是難以理解的失儀！

行腳式序文難以詳述，在此謹就切身所及、體會得的二犖犖大者在此略述、為此人生交響曲序文做一旁註：二二八和平運動與高醫的轉型正義運動。

二二八摧毀了台灣人民日治以來最強的心靈支柱：關心參與社會的精神。

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打開了台灣社會參與政治社會各層面運動的心靈桎梏，儘管社會有不少人刻意忽略此重要的歷史「拆牆」。

2016年高醫的轉型正義運動，是在海內外校友傾力合作下翻轉而確立了高醫60年正史的荒謬政商紀錄，儘管此一切「拆牆」之後有待法律與現實層面的落實。而因政商關係的方興未艾，依「逢場作戲」攀附的政治社會教育界人物，似漸漂白而坐大，這是台灣社會亟待匡正的教育、社會、經濟、政治的歪風問題；雖屬次焉國家議題，卻也非同小可、不應坐視。杜聰明博士曾引用他小學校長的惕勵名言給醫學生：要為醫者、先為人也！

這世界，的確「少狂士、多平凡小民」。

對可議的公共議題，作者確是狂士，其堅持會讓圈內相關人士扼腕而割袍斷義，而「知之者會謂之心憂；不知者會謂之何求」。至少，作者從來不對特定人物做議題以外的負面是非評斷。

在生命意義的心靈追求層次上，他從不隨波逐流、而是逆勢而上。社會的通識了解，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拚卻名聲而顧大局」；在政治認知裡，他卻會持續攻堅奮進而不憂懼、不退讓：「知識分子的風格，不在迎合當政者而配合其文宣，而是提醒挑戰其（當政者）未盡之社會責任與義務！」

1975年，永興兄在高醫畢業典禮前後，贈書「醫學與生活」，書頁題了：「不堪回首、七年一夢；壯士去兮、熱情依舊」。45年後的今天，對於一路所作所為，他依然如此：「此心不沉」，「無悔之旅」、「堅持到底」

唯一追求的一生理想：讓台灣成為一理想的的國家！

我衷心摘錄約翰．伯格《留住一切親愛的》書內一首詩（的部分），以迴響這文集、也獻給讀者。這是啟人憂思的人性呼籲，也是我們這時代亟需的：

…………

如果我是門，我將為良善開啟、將邪惡緊閉；

如果我是窗，一扇敞開無簾的窗，我願把城市帶進屋裡；

如果我是文字，我要召喚美麗公義真理；

如果我是話語，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

（作者註：「城市」應是指「文明」）

[推薦序]

忘年之交陳永興

黃春明／作家

一般來說，一個人老到某一種程度，自然就會忘掉不少曾經熟悉的人、事、物。我86歲了，過去常用的熟字，卻忘了不少；好在語言比文字記得牢，要寫點東西，字典就放在身邊。人也一樣，一路來很難說上千，上百的一定跑不掉，可是還記得住的，可數的也沒幾個了；這並非完全以有無情感，或是物質上的利害關係，以及以時間的長短等等，使之深記。更奇的是，也不是下意識特別去記他。它自然就會有一種莫名的力量，使他烙印在心。

陳永興這位朋友，我大他16、7歲。我這一輩子，有福氣遇逢不少的貴人，牽...

[前言] 台灣人的夢

古早人講：「人生七十古來稀」，現代人則說：「人生七十才開始」。人生到70歲是該好好反省的重要時刻。

古早人活到70歲已是不簡單，現代人到了70歲人生才剛要開始。我今年進入70歲，所以對自己的人生也要來做個反省。到底這已過的70年歲月中發生過什麼重要的事情，值得留給以後的人來做參考。

或者說，以後去天堂遇到上帝能有所交代，自己曾經做過值得安慰的事情。

人生的夢尚未實現

我自認自己是相當認真打拼，想要做一個有良心的台灣人醫生。我是一個精神科醫生，醫學系畢業至今，除了擔任45年精神科醫師外，對於台灣社會、政治、文化、教育與人權也有很大的投入。但我的人生是否這樣就算是成功、值得紀念的人生呢？我自己倒不覺得。我認為自己是很有理想、有原則、有良心的台灣人。但是我想要追求的人生目標，或者說我的願望，直到現在並未實現。我應該是一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從整體台灣人的歷史來看，我認為自己想要的是台灣人一百年來共同追求但尚未實現的夢想。

這一百年來台灣的讀冊人、知識份子所共同追求的夢是什麼？就是盼望將台灣建立成一個獨立的國家，做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成為在世界上被尊敬的民族。這個國家是一個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而且是一個社會有公平正義能照顧弱勢的國家，在文化與文明的水平上能為全世界人民所尊敬的國家。

這個願望、這個理想從日治時期1920年代起，台灣的知識份子就已經提出了，「台灣就是台灣人的台灣」的訴求。

1920年代，台灣出現「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民報》，甚至後來也出現了「台灣共產黨」，很多台灣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與學生運動就此展開。所以1920年代可說是台灣人在世界現代思想影響之下覺醒，開始要追求民族解放或者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自由民主等各種行動蓬勃發展的年代。但是很可惜日本人發動大東亞戰爭，加以鎮壓台灣人前輩所有的努力，也讓他們的努力無法實現。

二戰後，日本人戰敗，台灣被國民黨政府接收，蔣家這個政權派陳儀來台，1947年台灣不幸發生二二八。當時台灣第二代的知識份子因為對陳儀政權貪污腐敗的失望，發現這個「祖國」是不能寄望的政權，所以起來反抗，引發二二八大屠殺與接續的戒嚴，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進行大逮捕，使得有良心的台灣知識份子受到一次很大的打擊。如同1920年代，那一代知識份子要追求台灣前途與願望理想的夢，全部都破碎了。台灣甚至進入長達39年的戒嚴，雖然在這段期間有部分反抗或說黨外的民主運動，但都無法形成很大的氣勢，就這樣經歷近30年的社會變遷，直到1980年代台灣的民主與經濟才慢慢開始再活躍起來。

經過60年一甲子的時間，到了1980年代，台灣社會再一次看見如同1920年代同款，黨外運動慢慢成熟，那時可以看到很多黨外雜誌如《台灣政論》、《美麗島雜誌》、《八十年代》、《深耕》、《關懷》、《前進》、《自由時代》……可說是言論自由要開始突破禁忌。除了民主運動之外，也開始有社會運動，譬如1987年我推動二二八平反的公義和平運動、520農民運動農民走上街頭，隨後台灣勞工形成很多組織、學生運動甚至婦女與原住民運動，當時的台灣社會出現很大的變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打破戒嚴。國民黨經過30多年獨裁極權統治，終究抵擋不住台灣人追求民主願望的打拼，國民黨不得不在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台灣自此進入一個言論開放、能辦報紙、設立電台、電視開放的年代，最後甚至出現反對黨挑戰長期執政的國民黨。

接著，從1980年代到2010年代，台灣出現了政黨輪替，李登輝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阿扁總統也代表民進黨第一次取得執政權，台灣本土政權首次執政。從1980到2010這30年間，雖然表面上台灣民主化、言論自由獲得很大進展，但中華民國這個外來政權仍留在台灣，「中華民國」這個殼仍無法拿掉。所以台灣要變成一個獨立國家、主權獨立的夢想還未實現，世界上主要的國家仍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台灣也無法進入國際組織受人尊重，台灣至今還是名不正言不順的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國際賽事。

百年不懈追求建國夢

不僅在世界上，「台灣」無法獲得承認，民進黨即使執政以後還是不敢講要改國號或實施主權公投，甚至繼續維護「中華民國」這個體制，雖然到了2010年代有「太陽花學運」世代，這些新一代的少年人去佔領立法院，甚至阻擋國民黨與民進黨通過「服貿」協議。但是當中國成為世界強權，極力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種論點得影響力越來越大時，台灣年少的一代開始起來反抗，使得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再度上台執政，但直到2020年，還是無法打破過去國民黨所留下來的體制。在蔡英文總統「維持現狀」的政策之下，台灣人的夢與一百年前1920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所追求的理想，看起來還是無法真正實現。

台灣人自發性推動正名的公投，希望在國際社會用台灣的名義參加奧運、世界衛生組織或其他相關聯合國轄下國際組織，民間推動得非常努力，結果，執政黨雖是本土政權，竟也不敢支持，最後連東奧正名公投也未通過。

我今年已經70歲，從1950年出生，參與1980年代黨外運動一直到2010年代，甚至退休後創辦《民報》提倡正名公投，雖然盡很大的努力打拼，但還是看不見我所說百年來台灣人的夢能夠實現，我覺得這是一大遺憾！

值此邁入人生70的時刻，我希望寫一本書，記錄下自己人生經歷過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特別是雖然看起來，表面上有點成功、突破，但是實質上，為何仍無法改變大局、無法完成台灣人所追求的夢，以及自我反省與檢討的地方。說不定，可以留給年輕的一代參考；或是給和我同世代現在還在台灣社會有點力氣的人，一些再努力的空間。在我的眼睛閉上前為共同理想與願望，做最後奉獻的機會，這是我出版這本書以及在《民報》進行口述歷史的根本動機。

[前言] 台灣人的夢

古早人講：「人生七十古來稀」，現代人則說：「人生七十才開始」。人生到70歲是該好好反省的重要時刻。

古早人活到70歲已是不簡單，現代人到了70歲人生才剛要開始。我今年進入70歲，所以對自己的人生也要來做個反省。到底這已過的70年歲月中發生過什麼重要的事情，值得留給以後的人來做參考。

或者說，以後去天堂遇到上帝能有所交代，自己曾經做過值得安慰的事情。

人生的夢尚未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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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人生的堅持與遺憾

前言 台灣人的夢
人生的夢尚未實現、百年不懈追求建國夢

第一章求學成長過程與思想啟蒙
深受父母處世風格影響╱中學時期思想啟蒙╱外國神父潛移默化啟發大╱《大學雜誌》陳少廷的影響╱結識李筱峰、洪三雄、康寧祥等戰友╱鄉土文學認識黃春明、王拓╱關
心偏鄉弱勢 選擇做精神科醫師╱習醫但從未忘懷人文社會╱退出聯合國─台灣命運轉折點╱「百達山地服務團」源起╱在高山部落推動窮人銀行╱學習募款出版《山之組曲》、《海的韻律》╱學生時代參與服務的經驗影響長久╱辦校刊爭取校園民主╱參加學生運動要付出慘重代價╱記過、退學、坐牢都是家常便飯╱反抗權威，黑資料如影隨形╱人生料想不到的事又出現

第二章選擇做精神科 推動二二八平反
走一條別人不想走的路╱白天照顧病人，下班忙辦雜誌╱全台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飛入杜鵑窩 關懷精神病人╱推動精神醫療相關立法╱組織病患家屬 發揮團體力量╱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平反二二八 為台灣人心靈療傷╱衝撞威權 無畏鎮暴部隊包圍╱不知險遭被捕 連累台東陳博文醫師╱面臨叛亂罪起訴 台獨案逃過一劫╱募款籌建首座二二八紀念碑╱實現轉型正義 追究加害者責任╱成立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創設台杏文教基金會╱接辦《台灣文藝》維繫本土文化╱賣力讓《台灣文藝》香火延續╱出國進修 獲益良多╱留學柏克萊 受震撼教育╱巡迴北美演講 鼓吹台灣人辦報╱台加文化協會和台加文化節

第三章參與民主運動 前往花蓮耕耘
推動總統直選靜坐七天六夜╱達成總統直選目標╱擔任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建議成立李登輝紀念圖書館╱彰顯國家主權 政權和平轉移╱堅持原則與監委擦身而過╱黃信介代替我元帥東征╱國民黨發生作票案 黃信介遞補立委╱參選花蓮縣長 吃足苦頭╱海內外醫師學者齊聚花蓮╱選後留在花蓮繼續耕耘╱當選立委 替花蓮人做牛做馬╱推動教改關心弱勢囝仔╱推動東華大學和花師合併╱專業問政不跑紅白帖╱耕耘花蓮5 年 毫無收入過日子

第四章擔任衛生局長 致力行政改革
擔任衛生局長 推動行政改革╱打破人事陳規 專業取才╱節省預算 精簡組織╱堅持原則 推動醫院整併╱預算不灌水 替人民守荷包╱創設台灣醫療史料文物中心╱愛河整治成功 打造歷史文化走廊╱取締不法廠商 遭黑道攻擊╱辦案過程 令人難以想像╱司法治安單位 早就掌握線索╱兇手交保後 威脅我生命安全╱黑白掛勾 重傷司法正義╱鼓勵進修 讀博士班竟被取消參選資格╱永遠抱持公僕的心態 服務人民╱ SARS 來襲 擔任南台灣防疫指揮官╱教育部和家長過度保護醫學生╱卡羅•歐巴尼─愛心與勇氣的典範

第五章受上帝呼召 服事羅東聖母醫院
60 歲決定受洗成為基督徒╱上帝奇妙安排 受邀擔任羅東聖母醫院院長╱發現令人感動的「Oki」醫師╱上帝呼召 有感動就不遠╱改善健保申報 讓醫院轉虧為盈╱台灣社會老化 籌建老人醫療大樓╱吳念真拍片 幫忙募款╱杏輝藥廠義助募款廣告╱范范的「平安鳥」傳奇╱電視受訪帶來企業家的關懷贊助╱募款過程 很多料想不到的事╱聖母重逢 救了黃春明╱最遺憾 林誠一董事長在礁溪去世╱完成階段性任務 65 歲想退休╱天主教會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第六章退休辦《民報》 繼續關懷台灣的事工
「辦報」是學生時代的夢想╱多元價值的民主社會需要獨立媒體╱《民報》是台灣知識份子的理想╱《民報》辛苦走過了6 年╱《民報》的特色╱《民報》率先發起東奧正名運動╱東奧正名公投未過 令人遺憾╱中華奧委會不敢公開辯論╱執政就是要為台灣找活路╱堅持為高醫轉型正義出聲╱聲援香港與民報的國際關懷╱經營《民報》6 年該交棒了╱幫忙門諾基金會的事工╱募款支持老人長照的推廣╱期待年輕人投入政治社會改革╱至少保住堅持台灣主體意識的在野黨╱期待黃國昌繼續努力╱台派政黨應有的反省╱支持賴清德參選總統╱給賴清德的建議

結語 台灣人的價值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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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人生的堅持與遺憾

前言 台灣人的夢
人生的夢尚未實現、百年不懈追求建國夢

第一章求學成長過程與思想啟蒙
深受父母處世風格影響╱中學時期思想啟蒙╱外國神父潛移默化啟發大╱《大學雜誌》陳少廷的影響╱結識李筱峰、洪三雄、康寧祥等戰友╱鄉土文學認識黃春明、王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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