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朴漢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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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
唐朝並非純粹的漢人王朝
而是「胡漢統合」的多民族政權
其包容差異的建國精神,正是它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
近十年對唐朝最全面、系統性的經典權威之作
罕見以韓國史學界的觀點,重新解構你所不知道的大唐帝國!
==============================
綜觀中國史,有資格被稱為世界帝國的,排除了從內亞史或新清史的解釋體系下由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元、清帝國並非純粹的漢人政權後,似乎盛世榮光就只剩下漢唐了。但是,本書作者朴漢濟認為,唐並非單純由漢人所建立的王朝,其本質必須用「胡漢體制」加以理解。事實上,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唐皇室成員具有胡人血統!而唐的多樣性、世界性和開放性也源自於此。
■從「拓跋國家論」到「胡漢統合論」
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強漢盛唐」,是指漢、唐兩個帝國文治武功的盛世榮景。中國史學界的主流看法,也都把唐視為和漢一樣是由漢人主導的中華帝國之巔峰。然而日本東洋史學界,例如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均指出:以鮮卑拓跋部為主軸所形成的「代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雖是以中國風的王朝名來呈現,但實際上用「拓跋國家」來稱呼更為合適。他們承襲自匈奴以來的遊牧系武人的濃厚傳統及體質,其實是「異族們創造的新中華」。
韓國的資深唐史研究巨擘朴漢濟則提出了「胡漢統合」論。他認為結合胡人與漢人、武人與文人的「胡漢統合」勢力──「關隴集團」,是大唐帝國得以建立的關鍵,也是理解大唐的核心元素;正如同史家陳寅恪對關隴集團的敘述:「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漢化」(sinicization, han-hua)並無法解釋大唐的出現,真正的解釋是「胡族的華化」。而漢並不等於華。
胡族進入中國社會,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影響。胡族並不執著於華夷之辯,不仇視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相反地,他們想要接受好的那一部分。為了統合、團結境內的所有人,自我改變是必要的條件。從前,胡族的這種態度被稱為「漢化」,但這樣的變化其實不只是單純「漢化」而已,而是更深的 「文明化」,最終產生「中華化」的結果;另外一方面,漢人的胡化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二者形成「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交融模式。而這些以胡漢問題為軸心所產生的種種社會現象,他將之稱為「胡漢體制」。
美國哈佛大學的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也認為,使用「文明化」(civilization)代替「漢化」(sinicization, han-hua)一詞時,意味著少數的胡族跟多數的漢族在中國土地上共存,其最終的目標是達到所謂的「統合」。但必須說明的是,主導這個統合過程的人是胡族,而不是漢人。「中華」或「中華主義」等詞彙的內涵,也不是固執於漢族之物。「中華」也不是民族。然而今天的中國創造出了所謂「中華民族」這個詞彙,是故意混淆「國民」與「民族」而創造出來的詞彙,它在邏輯上並不存在。
綜觀中國史,大唐帝國算是成功的帝國,雖然外族被賦予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和平等權,這在唐代以前是不可能看到的現象。但是唐代仍無法發展出像羅馬帝國那樣,漢族與外族同樣適用、一起參與的「市民權」(公民權)概念。和羅馬體制不同,唐代標榜「一君萬民」的皇帝體制是其根本上的弱點。所以,當胡(外國人)被排擠,胡漢之別被強調之時,統合力量自然變得薄弱,這正是安史之亂後出現的情形,也是中國日益邁向純粹漢人社會、強調華夷之辯的宋代的原因。而這也正是當今中國仍有待解決的問題。
■皇帝-天可汗,精彩萬分的大唐帝國留給今日的遺產
皇帝,是南方農耕民(漢人)對於天子的尊稱;可汗,則是北方遊牧民(胡人)對於君主的尊稱。由此看來,接受「皇帝-天可汗」稱號的唐朝君主,其統治的大唐帝國毫無疑問是一個胡漢統合帝國——君主既是農耕民的皇帝,也是遊牧民的可汗。
在秦漢以後的歷代王朝中,除了開國國君,少有皇帝御駕親征,但對唐的皇帝來說,率兵打仗卻是日常的軍事行為,透過遊牧型君主「親征→掠奪→班賜」的領導方式,統御帝國子民。另外,朴漢濟也精闢分析了皇后、太子、太子妃制度,從而解答「為什麼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出現在唐朝,而非其他朝代」?在一個像美國一樣富有多元性的「胡漢複合社會」裡,大唐帝國應該如何管理?「大唐帝國的治術和經營」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翻轉傳統的漢人史觀,改從胡人的角度重新理解唐?大唐帝國留給後世的遺產又是什麼?答案是,這是一個「開放的帝國」、「開放的社會」。成為開放社會的必要條件是「機會均等」,而基本條件則是「不靠關係」,讓人民依據實力、技能獲得評價。像高句麗人高仙芝、波斯人阿羅喊,都是因其特殊身分或特殊才能而在唐朝廷中活躍的典型人物。
因為胡漢統合的唐朝廷具備包容差異、海納百川的開放態度,才能造就大唐盛世,這不僅是大唐帝國給予後人的啟示,也是本書的重要結論。細數中國土地上的歷代王朝,不難發現凡是一味追求「漢族正朔」者,終究會遭致覆滅,而強調「胡漢一家」者,則注定走向富強之路;在中國高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此刻,大唐帝國的興衰存亡,更加值得我們借鏡省思。
■為何海外華人學者、日本學者、韓國學者可以理解唐的本質?
八旗文化曾推出華人學者陳三平的《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和日本學者森安孝夫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系列之六)二書。陳三平熟悉漢語音韻訓詁學、精通多種歐洲語文和中、北亞語文,所以他能夠跳出像「木蘭」、「莫賀弗」這樣的漢字形體約束,而從語言上解讀隋唐中國的「伊朗」元素;而森安孝夫借助突厥語、粟特語史料的研究,大膽提出粟特絲路觀、拓跋國家論和「失敗的安史王朝」說,再次刺激讀者對唐代的全新理解。
這兩本關於隋唐的經典著作,與韓國學者朴漢濟的《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構成鼎足,讓學界和一般讀者感到驚艷。這三本書的共同特色都不是以華夷之辯、胡漢之別、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式認識「中國史上的唐朝」,而是採用不同史料,以不同視角研究「世界史中的大唐帝國」。
朴漢濟更是藉由多民族帝國大唐的混血主義,反思和檢討了單一民族韓國的純血主義的狹隘。他更在本書「結論」中評價了中國政府把高句麗(Korea)解釋為中國地方政權的「東北工程」。他指出,實則「內蒙古—滿洲—朝鮮半島」是彼此接續的北方文明系統,但中國的主張斷絕了比中原黃河文明更早的「遼河文明」與朝鮮半島之間的連結。此外他也批判了主張現在「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們,其祖先全都是「中國人」,他們所走過的歷史就是「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中國」這種官方學說。
朴漢濟最後指出,習近平的中國夢如果要真的獲得成功,多元主義、開放社會的大唐是其最好的範本。不同的膚色、種族、宗教、語言等交雜在一起時,其結果就是形成一個熔爐,並產生出巨大力量。所謂的多樣性,只有在互相尊重彼此的差異時才得以維持,沒有沙子跟碎石而只有水泥的建築物,是不可能豎立幾百年的。
作者簡介:
朴漢濟(박한제)
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系博士,畢業後於該系任教多年,現為該系名譽教授,曾任韓國中國學會會長。曾在台灣國家圖書館之漢學研究中心、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投入畢生心力於中國隋唐史研究,其「胡漢體制」的研究主張已成為韓國史學界唐朝研究的代表性理論。
著有《東洋史講義要綱》、《中世中國胡漢體制硏究》、《人生,我的五十自述》、《走去歐亞大陸的一千年》、《朴漢濟教授的中國歷史紀行》、《江南的浪漫和悲劇》、《阿特拉斯中國史》等書。
校訂
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以上均為八旗出版)、《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珍珠港》等書。
譯者簡介:
郭利安
台大歷史系畢業,現專職中韓口筆譯,內容力特約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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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以韓國史學界的觀點,重新解構你所不知道的大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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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中國史,有資格被稱為世界帝國的,排除了從內亞史或新清史的解釋體系下由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元、清帝國並非純粹的漢人政權後,似乎盛世榮光就只剩下漢唐了。但是,本書作者朴漢濟認為,唐並非單純由漢人所建立的王朝,其本質必須用「胡漢體制」加以理解。事實上,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唐皇室成員具有胡人血統!而唐的多樣性、世界性和開放性也源自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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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強漢盛唐」,是指漢、唐兩個帝國文治武功的盛世榮景。中國史學界的主流看法,也都把唐視為和漢一樣是由漢人主導的中華帝國之巔峰。然而日本東洋史學界,例如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均指出:以鮮卑拓跋部為主軸所形成的「代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雖是以中國風的王朝名來呈現,但實際上用「拓跋國家」來稱呼更為合適。他們承襲自匈奴以來的遊牧系武人的濃厚傳統及體質,其實是「異族們創造的新中華」。
韓國的資深唐史研究巨擘朴漢濟則提出了「胡漢統合」論。他認為結合胡人與漢人、武人與文人的「胡漢統合」勢力──「關隴集團」,是大唐帝國得以建立的關鍵,也是理解大唐的核心元素;正如同史家陳寅恪對關隴集團的敘述:「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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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族進入中國社會,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影響。胡族並不執著於華夷之辯,不仇視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相反地,他們想要接受好的那一部分。為了統合、團結境內的所有人,自我改變是必要的條件。從前,胡族的這種態度被稱為「漢化」,但這樣的變化其實不只是單純「漢化」而已,而是更深的 「文明化」,最終產生「中華化」的結果;另外一方面,漢人的胡化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二者形成「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交融模式。而這些以胡漢問題為軸心所產生的種種社會現象,他將之稱為「胡漢體制」。
美國哈佛大學的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也認為,使用「文明化」(civilization)代替「漢化」(sinicization, han-hua)一詞時,意味著少數的胡族跟多數的漢族在中國土地上共存,其最終的目標是達到所謂的「統合」。但必須說明的是,主導這個統合過程的人是胡族,而不是漢人。「中華」或「中華主義」等詞彙的內涵,也不是固執於漢族之物。「中華」也不是民族。然而今天的中國創造出了所謂「中華民族」這個詞彙,是故意混淆「國民」與「民族」而創造出來的詞彙,它在邏輯上並不存在。
綜觀中國史,大唐帝國算是成功的帝國,雖然外族被賦予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和平等權,這在唐代以前是不可能看到的現象。但是唐代仍無法發展出像羅馬帝國那樣,漢族與外族同樣適用、一起參與的「市民權」(公民權)概念。和羅馬體制不同,唐代標榜「一君萬民」的皇帝體制是其根本上的弱點。所以,當胡(外國人)被排擠,胡漢之別被強調之時,統合力量自然變得薄弱,這正是安史之亂後出現的情形,也是中國日益邁向純粹漢人社會、強調華夷之辯的宋代的原因。而這也正是當今中國仍有待解決的問題。
■皇帝-天可汗,精彩萬分的大唐帝國留給今日的遺產
皇帝,是南方農耕民(漢人)對於天子的尊稱;可汗,則是北方遊牧民(胡人)對於君主的尊稱。由此看來,接受「皇帝-天可汗」稱號的唐朝君主,其統治的大唐帝國毫無疑問是一個胡漢統合帝國——君主既是農耕民的皇帝,也是遊牧民的可汗。
在秦漢以後的歷代王朝中,除了開國國君,少有皇帝御駕親征,但對唐的皇帝來說,率兵打仗卻是日常的軍事行為,透過遊牧型君主「親征→掠奪→班賜」的領導方式,統御帝國子民。另外,朴漢濟也精闢分析了皇后、太子、太子妃制度,從而解答「為什麼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出現在唐朝,而非其他朝代」?在一個像美國一樣富有多元性的「胡漢複合社會」裡,大唐帝國應該如何管理?「大唐帝國的治術和經營」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翻轉傳統的漢人史觀,改從胡人的角度重新理解唐?大唐帝國留給後世的遺產又是什麼?答案是,這是一個「開放的帝國」、「開放的社會」。成為開放社會的必要條件是「機會均等」,而基本條件則是「不靠關係」,讓人民依據實力、技能獲得評價。像高句麗人高仙芝、波斯人阿羅喊,都是因其特殊身分或特殊才能而在唐朝廷中活躍的典型人物。
因為胡漢統合的唐朝廷具備包容差異、海納百川的開放態度,才能造就大唐盛世,這不僅是大唐帝國給予後人的啟示,也是本書的重要結論。細數中國土地上的歷代王朝,不難發現凡是一味追求「漢族正朔」者,終究會遭致覆滅,而強調「胡漢一家」者,則注定走向富強之路;在中國高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此刻,大唐帝國的興衰存亡,更加值得我們借鏡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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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文化曾推出華人學者陳三平的《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和日本學者森安孝夫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系列之六)二書。陳三平熟悉漢語音韻訓詁學、精通多種歐洲語文和中、北亞語文,所以他能夠跳出像「木蘭」、「莫賀弗」這樣的漢字形體約束,而從語言上解讀隋唐中國的「伊朗」元素;而森安孝夫借助突厥語、粟特語史料的研究,大膽提出粟特絲路觀、拓跋國家論和「失敗的安史王朝」說,再次刺激讀者對唐代的全新理解。
這兩本關於隋唐的經典著作,與韓國學者朴漢濟的《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構成鼎足,讓學界和一般讀者感到驚艷。這三本書的共同特色都不是以華夷之辯、胡漢之別、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式認識「中國史上的唐朝」,而是採用不同史料,以不同視角研究「世界史中的大唐帝國」。
朴漢濟更是藉由多民族帝國大唐的混血主義,反思和檢討了單一民族韓國的純血主義的狹隘。他更在本書「結論」中評價了中國政府把高句麗(Korea)解釋為中國地方政權的「東北工程」。他指出,實則「內蒙古—滿洲—朝鮮半島」是彼此接續的北方文明系統,但中國的主張斷絕了比中原黃河文明更早的「遼河文明」與朝鮮半島之間的連結。此外他也批判了主張現在「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們,其祖先全都是「中國人」,他們所走過的歷史就是「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中國」這種官方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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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朴漢濟(박한제)
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系博士,畢業後於該系任教多年,現為該系名譽教授,曾任韓國中國學會會長。曾在台灣國家圖書館之漢學研究中心、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投入畢生心力於中國隋唐史研究,其「胡漢體制」的研究主張已成為韓國史學界唐朝研究的代表性理論。
著有《東洋史講義要綱》、《中世中國胡漢體制硏究》、《人生,我的五十自述》、《走去歐亞大陸的一千年》、《朴漢濟教授的中國歷史紀行》、《江南的浪漫和悲劇》、《阿特拉斯中國史》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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