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我的朋友楊照，以十年時光，透過漫長的「民間講堂」，爬梳中國史的層層迷霧，最終要推出一套十三冊《不一樣的中國史》！我衷心期待，也誠心推薦。

楊照是臺灣典型「公共知識份子」，博雅多聞，見識恢宏，能見人所不及見，敢言人所不敢言。在「去中國化」的臺灣史論述風潮中，他標舉多角度、多面向，客觀理解中國史，才可撥雲見日，凸顯臺灣史的獨特性。這就是師承胡適之，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的獨立思考，自由主義學風！

臺灣是臺灣，但唯有認識中國，臺灣才顯現更自在的位置。

──蔡詩萍（作家、廣播電視主持人）

我迫不及...

文人、商業、都市，三項近世元素

同樣關係到近世歷史特性，余英時還研究過「士商互動」的現象。利用大陸依照馬克思唯物論而來的「資本主義萌芽期」討論挖掘出的大批史料，他注意到宋代以降商人地位的變動。基本方向是商人地位不斷提升，而且商人和士人之間的互動愈來愈密切。雖然表面上的說法還是維持「士農工商」的上下順序，但實質在社會上，商人已經凌駕農人和工人，其地位僅次於士人。不只如此，很多商人出身士人家庭，是所謂的「儒商」，還有很多士人放棄了科舉生涯，轉行從商，是儒商的另一種來歷。

為什麼會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長，社會上有資格參加考試的人愈來愈多，相應地考取的機率就不斷下降。要靠考試取得功名愈來愈難；更進一步，要靠考試做官來維持家業不衰也愈來愈難。在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參加考試要耗費很久的時間，花三十年時間考到進士是很正常的，每產生一位進士，過程中還不知有多少人窮盡同樣三十年時間卻一直是老童生。那麼試問，熬到能中進士，這過程需要的資源要從哪裡來呢？

如果家裡不能長期提供這些資源，藉由士人的地位與成就來維持家業的機會也就消失了。逐漸地，社會上自然形成了以家族為單位結合士商的「贏的策略」。家裡當然要培養會讀書、能考試的子弟，但除了這些朝仕途艱困前進的子弟外，其他人就去經商。經商獲利可以提供漫長準備科舉所需的資源，無後顧之憂的士子考取機會提高，又可以給予家族光是財富無法買來、換來的地位。如此，士商密切結合的家庭，整體的社會成就很明顯地超越了只從商或只仕進的家庭。

這是近世史出現的特殊現象，意味著那是在宋代之前沒有的。作為一個歷史斷代觀念，「近世」指的是從宋朝建立到大約十九世紀中葉，即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前的這一段時間。這段時間的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和前面的「中古」時期有著很明顯的差異。

在三個面向上最能清楚看出「近世」和「中古」的不同。第一是獨特的文人文化，第二是商業的勃興，第三是發達的都市環境與都市生活，而這三項「近世元素」又是彼此連環相關的。

文人、商業、都市都不是到這段時期才出現的，卻在這段時期中有了突破性的新發展。簡單地以都市為例，之前的中國城市是「城中有市」，但市場的商業買賣並不是圍起城牆的主要動機。過去以城牆圍起來的人群聚集空間，主要考量是安全，是行政管理的中心功能。因而中古的城市往往牆中有牆，圍出特殊的市場空間，只准許在那個空間裡進行商業行為。近世的城市不再有這樣的限制，城中到處都可以開設商店，不只是商店的數量大為增加，連帶地商業買賣的範圍也擴張了，從事商業買賣、和商業買賣有關的人口，當然也隨之大幅增加。

從這三項近世特性，更能看出一八四○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產生的激烈變化。十九世紀中葉興起了像上海這樣前所未見的通商城市。本來的小漁村被捲入新的帝國主義條約架構中，快速地變身為商業資本中心，又進一步發展出新型態的工業資本。原本占據傳統社會中心位置的文人文化，也在這個時期中快速變質。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奪，過去最能代表中國的文人文化，也就理所當然成為中國積弱不振的頭號理由。先是歐洲人從原本「啟蒙主義」時期的崇拜態度轉為輕視，接著中國人之間也掀起了對文人文化的強烈批判，引發了長遠的、且愈來愈極端的「反傳統」現代觀念。

撐起近世中國社會的三大支柱都改變、傾頹了，歷史也就明確進入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期。（摘自第一講〈從中古到近世的過渡〉）



祖宗家法如何管束宦官？

南宋紹熙五年（西元一一九四年），光宗禪位寧宗，擁立有功的趙汝愚當上宰相。趙汝愚是宋太宗趙光義的兒子趙元佐的七世孫，也就是他的七世祖具有宗室身分，算是皇族子孫，即使宗室祖先已經去世近兩百年了，他還是被參奏一本：依照祖宗家法，宗室不得為相。政敵就用這個理由鬥趙汝愚。

如此重重防範，在宋朝歷史上的確發揮了特殊作用。宋朝一路下來，一共出現九次由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情況，或因為皇帝早逝，太子即位時還很年少，或因為皇帝患病，也有為了穩定政局的。這在所有朝代中是次數最多、比例最高的。然而對比其他朝代，宋朝並沒有因為皇太后、太皇太后聽政而引發外戚干政專權的問題。

為什麼說在朝代競爭中，宋人格外自豪「祖宗家法」？祖宗家法發揮作用防範了外戚之亂，這一點就勝過絕大部分的其他朝代。宋人的政治意念、政治論述中經常強調：自己的這個朝代沒有宮闈內亂，也沒有外戚之禍。這確實是祖宗家法發揮作用才形成的。換另一個角度看，正因為祖宗家法對宗室、外戚做了那麼嚴格的防範，才使得皇太后聽政如此普遍，不會被視為侵害皇權的嚴重威脅。

為了防堵外戚而有那麼嚴密的宮禁，連帶使得宮中與朝中的互動極度稀少，也極度困難。外面的人，就連太皇太后的弟弟都進不來；后妃不只出不去，甚至連宮中都無法隨意走動，越過界線進到下一個院子都可能被砍頭。如此，還能承擔內外傳訊功能的，就只剩下宦官了。

於是相應地，宋朝宦官人數很多，而且宦官很重要。光是在《宋史》中，就有五十六名宦官有傳。不需讀《宋史》，我們看《水滸傳》，小說裡有一個大宦官童貫，他出場的時候是帶兵的。宋朝的宦官是可以帶兵的。

再看《宋史》，留名青史的五十六名宦官中，他們身上有過的軍職頭銜平均一人超過一個。最高的是童貫曾統領軍隊打西夏和遼國。最低的位子則是「走馬承受」，雖然名稱看起來挺卑微的，但在軍中其實權力也不小。

這反映了祖宗家法用以節制宦官的另一項規定，就是宦官只能管武人，不能管文人。我們很容易以為宦官權力很大，大到甚至可以管軍隊、管武將，但其實應該倒過來看，在文武分途、重文輕武的原則下，祖宗家法限制了宦官，宦官的權力只及於武人武將，不能再向上干預文官。

祖宗家法中管宦官最徹底、最凶狠的一條，是規定宦官不得讀書識字。在重文輕武的制度中，讓宦官絕對無法取得文人的資格，不可能有文人的地位。到了南宋，有受到宦官協助而取得宰相位子的，想要改變這情況，要教內侍識幾個字，卻也仍然被其他官員動用祖宗家法擋住了。宦官可以在軍隊裡監督將領，但因為沒讀書、不識字，也就不可能真的和文官分庭抗禮。

祖宗家法還管宦官必須定額，不可以隨便增加。在現實上，宋朝的宦官是有增加的，但定額規定還是相當程度約束了皇帝的主觀任意權力。想要多用幾個宦官，皇帝必須下一道詔書，說明基於什麼理由、什麼需求。如果交代要多二十名宦官，等到這二十個位子填滿了要再增加，又必須下新的詔書。如此使得宦官人數在宋朝沒有快速且無節制地成長。宋代宦官最少的時候大約五十人，增加到最多時也不過兩百五十人，和其他朝代相比，那真的是很節制了。

還有一項特別規定，宦官的品秩是獨立的，不和文、武官雜混。宦官不會有武資，更不可能敘文資。如此一來，就杜絕了二品宦官去指使三品武官或三品文官的可能，宦官的品秩只能在自家內部比。宦官品秩再高，在朝廷官僚體系中都沒有意義。（摘自第四講〈祖宗家法和崛起的文人文化〉）



從西方美學教育看圍棋遊戲的「不可測」

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在分析食物時特別強調，不同的文化對於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不能吃，什麼食物應該和什麼食物一起吃、或絕對不能一起吃，什麼場合和什麼人在一起適合吃什麼食物等，都有特定的觀念與規定。這說明了社會文化對待食物不只講究good for eating，更要求good for thinking。

我們可以借用來說，中國文化中的圍棋，不只是good for playing，更重要的是good for thinking。歷史上有很多好玩的遊戲，然而當考慮good for thinking 的標準時，那麼在文人心中就沒有任何遊戲可以和圍棋相比。針對圍棋，文人建構了眾多的聯想與隱喻，使得圍棋和例如麻將明確地區別開來，附加了一層又一層，不斷堆疊、不斷增長的意義。

德國哲學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hiller, 1759-1805）曾經以信件的形式寫過關於美學教育的重要觀念，其中最響亮的一句名言是：「人只有當他在遊戲的時候，才有機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人。」這句話特別凸顯了遊戲的重要。對席勒來說，遊戲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無目的」，或者說遊戲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遊戲一方面是無用的，但另一方面，遊戲卻會刺激出我們最大的熱情，在遊戲中釋放出專注的身心能力。

席勒強調遊戲有一種「形式之美」。在這裡，他的概念是追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而來的，比如在我們眼前有一塊花紋極其繁複華麗的波斯大掛毯，和歐洲中世紀掛毯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們不會在那花紋中看到一名少女、一隻獨角獸、一座宮殿或一池噴泉。但我們會因此覺得波斯掛毯不美嗎？不，我們一定能夠領受到其中和具體事物形象很不一樣的一種美，那就是「形式之美」，一種離開了現實而彰顯出來的純粹形象之美。

遊戲也是如此。應該說有一種遊戲，遠離了現實，沒有任何用處，因而所提供的就是這種「形式之美」的經驗。我們在這種遊戲中能夠得到抽象的、純粹的美的體驗，那就成為最好的美學教育。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德國小說家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晚年最重要的經典作品《玻璃珠遊戲》（Das Glasperlenspiel），就是依據席勒的理論，虛構、假想了一種流傳久遠的遊戲，能夠讓人不只探觸到美，甚至因為其巧妙脫離現實而趨近自然理型的性質，還可以使人從中領悟哲學與人生真理。

真實世界裡曾經存在過的遊戲，最接近赫塞小說所設定性質的，應該就是圍棋吧！圍棋也符合席勒對於遊戲與藝術關聯的一項重點，那就是「不可測」。遊戲沒有公式，玩遊戲的人也不會想要去整理公式，因為照著公式玩，很快就能預見結果，那有什麼好玩的？對席勒來說，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和人間其他事物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一直不斷地提供「不可測」的變化，一直在追求、創造「不可測」。正因為對於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我們都要求可測、可掌握的安全感，所以特別留下遊戲和藝術的領域，提供我們「不可測」才能有的刺激。

圍棋只有黑子和白子，輪流下在線條交叉的「目」上，勝負卻取決於所圍起來的面積。棋局中任何一個狀態，從不同角度看，每塊區域的包圍、占領方式也會不同，必須藉著棋子愈下愈多，空間愈來愈小，才逐漸確定黑子、白子所占領的範圍。這是多麼「不可測」，瞬息改變局勢的遊戲啊！（摘自第六講〈「棋」：中國的遊戲生活〉）

文人、商業、都市，三項近世元素

同樣關係到近世歷史特性，余英時還研究過「士商互動」的現象。利用大陸依照馬克思唯物論而來的「資本主義萌芽期」討論挖掘出的大批史料，他注意到宋代以降商人地位的變動。基本方向是商人地位不斷提升，而且商人和士人之間的互動愈來愈密切。雖然表面上的說法還是維持「士農工商」的上下順序，但實質在社會上，商人已經凌駕農人和工人，其地位僅次於士人。不只如此，很多商人出身士人家庭，是所謂的「儒商」，還有很多士人放棄了科舉生涯，轉行從商，是儒商的另一種來歷。

為什麼會這樣？一個重要原因...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１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名譟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時代。他們不願做、不能做，以至於許多推論必定流於意氣、草率，於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程度。

很明顯地，《先秦諸子繫年》的成就直接打擊《古史辨》的可信度。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繫年》，立刻理解體會了錢穆的用意。他的反應是什麼？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也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自己說：「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在燕京任教。」

這是個「民國傳奇」。裡面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對於知識學問的熱情執著，也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的真誠風範，還牽涉到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於重視學歷的開放氣氛。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境中，單純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因而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傳奇還有後續。錢穆後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京大學，「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裡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將自己所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起來，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中國通史」課堂負責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不同意這項做法。他公開地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麼，也不知道後面的老師要說什麼，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片斷斷的知識，怎麼可能讓學生獲得貫通的中國史理解？學生被錢穆的質疑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裡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麼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裡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進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麼？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錢穆有資格，就依從他的意思，讓他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錢穆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後來抗戰中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２

由《國史大綱》的內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歷史系接受讓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寧是他對於什麼是「通史」，提出了當時系裡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上下兩千年的時代，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生過那麼多的事，對於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不在如何蒐集兩千年留下來的種種資料，而在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間選擇什麼，又放棄什麼。

關鍵在於「有意義」。只是將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資料；留下記錄資料可供後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更重要的，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間有什麼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那麼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要做什麼？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有意識地進行選擇，並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所以」：前面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後來有了那樣的發展；前面做了這樣的決定，導致後來有了那樣的結果。排出「因為／所以」來，歷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歷史也就能夠藉此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律。

「通古今之變」，也就是要從規模上將歷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正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索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麼樣的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還是從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得以回答什麼只有放進歷史裡才能回答的關鍵大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這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通史」之「通」，在於建立起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歷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眾多可能觀點的其中一個，藉由歷史的敘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樣的人研究歷史會看到、凸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因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麼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著落了。

３

這也是我明顯自不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歷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歷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的一部分，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訴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認識」。意思是我自覺針對已經有過中國歷史一定認識的讀者，透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甚至大眾傳媒，有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常識、一些刻板印象。我試圖要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歷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中間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選擇中國史敘述重點時，我會優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相當扎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運用在研究中國歷史所累積的豐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這些精采、有趣、突破性的歷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系，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歷史常識中，以至於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竟然都還依循著一百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現、新研究成果，來修正、挑戰、取代傳統舊說法。

「重新認識」的另一個目的，是回到「為什麼學歷史」的態度問題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學歷史到底在學什麼？是學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誦下來在考試時答題用？這樣的歷史知識，一來根本隨時在網路上都能查得到，二來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麼關聯？不然，是學用現代想法改編的古裝歷史故事、歷史戲劇嗎？這樣的歷史，固然有現實連結，方便我們投射感情入戲，然而對於我們了解過去、體會不同時代的特殊性，有什麼幫助呢？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歷史上發生了什麼，而是更要探究Howand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andWhy，歷史不可能離開事實敘述只存在理論；然而歷史也不可以、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實敘述上。只敘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麼，無論將事實說得再怎麼生動，畢竟無助於我們從歷史而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的行為邏輯。

藉由訴說漫長的中國歷史，藉由同時探究歷史中的如何與為什麼，我希望一方面能幫助讀者梳理、思考今日當下這個文明、這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能讓讀者確切感受到中國文明內在的多元樣貌。在時間之流裡，中國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一塊，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明曾經有過太多不一樣的變化。這些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變貌，總和加起來才是中國。在沒有如實認識中國歷史的豐富變化之前，讓我們先別將任何關於中國的看法或說法視為理所當然。

４

這是一套一邊說中國歷史，一邊解釋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書。我的用心是希望讀者不要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訊息，當作是斬釘截鐵的事實；而是能夠在閱讀中主動地參與，去好奇、去思考：我們怎麼能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又如何去評斷該相信什麼、懷疑什麼？歷史知識的來歷常常和歷史本身同樣曲折複雜，甚至更加曲折複雜。

這套書一共分成十三冊，能夠成書最主要是有「敏隆講堂」和「趨勢講堂」，讓我能夠兩度完整地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前後橫跨五個年頭。換句話說，從二○○七年第一講開講算起，花了超過十年時間。十年備課、授課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用於消化各式各樣的論文、專書，也就是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並努力吸收這些研究的發現與論點，盡量有機地編組進我的歷史敘述與討論中。明白地說，我將自己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勤勞、忠實、不輕信、不妥協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進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獨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棄自己的原創研究衝動，虛心地站在前輩及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才有可能處理中國通史題材，也才能找出一點點「通」的心得。

將近兩百萬字的篇幅，涵蓋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的時間範圍，這樣一套書，一定不可避免地含夾了許多錯誤。我只能期望能夠將單純知識事實上的「硬傷」降到最低，至於論理與解釋帶有疑義的部分就當作是「拋磚引玉」，請專家讀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見，得以將中國歷史的認識推到更廣且更深的境界。

【前言】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１

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並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國的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繫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於名譟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地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偽」的材料究竟形成於什麼...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歷史知識建立在兩項基本信念上，第一是相信人類的事物都是有來歷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或奇蹟所創造的；第二則是相信弄清楚事物的來歷很重要，大有助於我們分析理解現實，看清楚現實的種種糾結，進而對於未來變化能夠有所掌握，做出智慧、準確的決定。

歷史教育要有意義、有效果，必須回歸到這兩種信念來予以檢驗，看看是否能讓孩子體會、掌握歷史知識的作用。

不管當下現實的政治態度是什麼，站在歷史知識的立場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是有來歷的，不可能是開天闢地就存在，也不可能是什麼神力所創造的。因而歷史教育最根本該教的，就是「臺灣怎麼來的」。

要回答「臺灣怎麼來的」，必定預設了臺灣有其特殊性，和其他地方、其他國家不一樣，所以才需要從時間上溯源去找出之所以不一樣的理由。臺灣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文化？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社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狀態？為什麼會和其他國家產生不同的關係？……

所謂以臺灣為本位的歷史教育，就是認真地、好好地回答這幾個彼此交錯纏結的大問題。那麼歷史教育的內容好不好，也就可以明確地用是否能引導孩子思考、解答這些問題來評斷了。

過去將臺灣歷史放在中國歷史裡，作為中國歷史一部分的結構，從這個標準上看，有著明白而嚴重的缺失，那就是忽略了臺灣複雜的形成過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臺灣從十七世紀就在東亞海域衝突爭奪中有了角色，中國之外的各種力量長期影響了臺灣。只從中國的角度，不看來自荷蘭、日本、美國等政治與文化作用，絕對不可能弄清楚臺灣的來歷。

但是，過去的錯誤不能用相反的方式來矯正。臺灣歷史不應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然而中國歷史卻仍然是臺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關鍵重點在調整如此的全體與部分關係，確認不該將臺灣史視為中國史的一部分，而該翻轉過來將中國史視為構成及解釋臺灣史的一部分。這樣調整之後，再來衡量中國史在如此新架構中該有的地位與分量。

不只是臺灣的社會與文化，從語言文字到親族組織原則到基本價值信念，和中國歷史有著太深、太緊密的連結；就連現實的政治與國際關係，去除了中國歷史變化因素，就無法理解了。硬是要降低中國歷史所占的比例分量，降低到一定程度，歷史就失去了解釋來歷和分析現實的基本作用了。

從歷史上必須被正視的事實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歷史，保存歷史、重視歷史、訴諸歷史是中國最明顯、最特殊的文化性格。因而中國文化對臺灣產生過的影響作用，非得回到中國歷史上才能看得明白。

不理解中國史，拿掉了這部分，就不是完整的臺灣史。東亞史的多元結構無法提供關於臺灣來歷的根本說明，諸如：臺灣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所信奉的宗教與遵行的儀式、內在的價值判斷優先順序、對於自我身分角色選擇認定的方式、意識深層模仿學習的角色模式……

歷史教育需要的是更符合臺灣特殊性的多元知識，但這多元仍需依照歷史事實分配比例，一味相信降低中國史比例就是對的，違背了歷史事實，也違背了歷史知識的根本標準。

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歷史知識建立在兩項基本信念上，第一是相信人類的事物都是有來歷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或奇蹟所創造的；第二則是相信弄清楚事物的來歷很重要，大有助於我們分析理解現實，看清楚現實的種種糾結，進而對於未來變化能夠有所掌握，做出智慧、準確的決定。

歷史教育要有意義、有效果，必須回歸到這兩種信念來予以檢驗，看看是否能讓孩子體會、掌握歷史知識的作用。

不管當下現實的政治態度是什麼，站在歷史知識的立場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是有來歷的，不可能是開天闢地就存在，也不可能是什麼神力所創造的。因...

序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前言「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第一講從中古到近世的過渡
01教歷史不該堆砌史實，要有自己的史觀
02余英時對王陽明「悟道」的突破研究
03文人、商業、都市，三項近世元素
04近世特徵：文人文化及延伸的全面生活
05朝代觀下的五代十國，看錯了歷史重點
06武人治國：五代十國最特殊的現象
07武人黥面與養子制，為社會帶來破壞
08偏離文明基本方向的荒唐、裂解時代
09上襲唐朝藩鎮，下啟宋朝對反思想

第二講近世史概念的由來
01內藤湖南的〈唐宋時代概觀〉
02自由民崛起，帶動知識活潑、貨幣活躍
03上古、中古、近世，有方向性的斷代說
04歷史的內在證據呼應「唐宋變革論」
05科舉在宋代，階層流動的高度可能性
06近世社會高識字率的三重意義
07棄儒入賈的自由民，城市性格的戲文小說
08通俗文化對菁英文化的滲透
09貴族消失，士商融合的地方仕紳形成
10從佛道的入世看近世的內向化
11近世如何終結？外來衝擊抑或內部衝突

第三講北宋的建立與鞏固
01周世宗壯志未酬，趙匡胤黃袍加身
02「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03《涑水記聞》等透露的陳橋兵變真相
04擁立風盛，不得不為的「杯酒釋兵權」
05釋兵權的下一步：更戍制與將不專兵
06用文人壓制武人，以皇權弱化相權
07金匱之盟？還是「燭影斧聲」？
08兄規弟隨，皇帝主觀意識介入官僚體系
09從幾個方面看皇帝與宰相的關係
10影響千年的「重文輕武」立國精神

第四講祖宗家法和崛起的文人文化
01朝代競爭：約束皇帝的重要手段
02文武分途，文官全面性壓倒武官
03從狄青到岳飛，文官集團猜忌的宿命
04祖宗家法徹底框限宗室、防堵外戚
05祖宗家法如何管束宦官？
06宋朝官員的薪俸與待遇堪稱優渥？
07進士成為文人系統的最高標準
08重文辭而輕論策，科舉不合理下的改革
09文人價值在於藉由美學態度標榜自己
10作為宋代文人，不可能和琴棋書畫絕緣

第五講「琴」：中國音樂的發展
01文人文化：教養身分的副產品
02琴的古老尊崇，從考古到劉向〈琴說〉
03中國樂譜是記錄動作，而非記錄聲音
04從「八音」到「吹、打、彈、拉」
05唐玄宗時的雅樂、坐部伎、立部伎
06大曲的樂歌舞形式，中國器樂的最高峰
07旗亭畫壁，詩人和梨園伶人間的趣聞
08宮廷音樂沒落，文人和音樂的關係提升
09不為聽眾而奏，只能為知音而奏
10瓦舍、勾欄：市井音樂的興起
11雜劇到戲曲：近世社會輝煌的表演風格

第六講「棋」：中國的遊戲生活
01棋：唐朝宮廷子弟教養的重要項目
02《集異記》中棋痴王積薪的一段奇遇
03何謂十訣？棋譜讓下棋超越了現實時間
04圍棋的傳說神祕感和兵法化比擬
05王安石的「道我贏」與蘇軾的「敗亦可喜」
06棋藝與人格價值，圍棋也有「九品」
07從西方美學教育看圍棋遊戲的「不可測」
08圍棋的模糊曖昧與象棋的相對具象
09遊戲的等級，重視大腦超過重視感官
10當遊戲沒那麼簡單，才進入文人文化

第七講「書」：中國書法的演變
01保留圖像、數量龐大、表現美學的文字
02從篆書到隸書，從刻蝕到墨畫
03碑楷行草，字體和書寫工具的密切關係
04字如其人，學書之要在「精神」
05臨帖：近世文人生活中的新習慣
06「宋人意勝」建立在「唐人法勝」基礎上
07蘇軾與黃庭堅，作家兼書家兼理論家
08米芾得王獻之筆意，蔡京編《宣和書譜》
09徽宗的瘦金字為何是「一人字體」？
10書法像極了音樂，洞視書法的時間性
11框架中的自由，刻意的藝術行為

第八講「畫」：文人畫的時代精神
01文人畫四大元素：詩、書、畫、印
02「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
03文人畫不是純粹美術，只任由畫面說話
04畫不只有「古意」，還要「追摹高古」
05院畫的「加法」vs文人畫的「減法」
06山水畫的自然，有主觀自覺的改造
07「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
08文人畫經常顯現一份荒枯
09題畫詩：提示觀者如何體會畫境
10保存在畫論中的文人畫核心價值
11擔負文人間酬答到深度交流的集體成就

第九講禪宗與中國本土佛教
01禪、慧合一，禪宗的核心教義
02「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
03五祖弘忍為何選擇惠能接其衣缽？
04徹底「佛性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
05不立文字，萬法盡在自心
06不在佛經，而在人事、人性中求佛法
07「庭前柏樹子」，禪宗的「破」與機鋒
08「呵佛」、「罵祖」，禪宗的否定表達
09「棒喝」的瘋狂喜劇性精神及其隱憂
10宗杲的佛教世俗化與佛、儒交融
11禪宗沾染著濃厚的中國社會性質

第十講理學及儒家的復興
01從《宋明理學概述》序看錢穆治學來歷
02宋明理學：安放個人生命的真切探索
03什麼是最高的自由？我欲仁，斯仁至矣
04以三國斷代，個人存在思考的新階段
05理、教之爭，從理教並存到理勝於教
06這個世界找不到沒道理的東西
07陸九淵的「心即理」，理本就在心中
08程朱的「性即理」，理在感官發動前
09程朱的實踐工夫：格物窮理、居敬涵養
10四書：安頓心靈及過道德生活的指引
11儒家的復興要從老師開始

序中國史是臺灣史的重要部分
前言「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第一講從中古到近世的過渡
01教歷史不該堆砌史實，要有自己的史觀
02余英時對王陽明「悟道」的突破研究
03文人、商業、都市，三項近世元素
04近世特徵：文人文化及延伸的全面生活
05朝代觀下的五代十國，看錯了歷史重點
06武人治國：五代十國最特殊的現象
07武人黥面與養子制，為社會帶來破壞
08偏離文明基本方向的荒唐、裂解時代
09上襲唐朝藩鎮，下啟宋朝對反思想

第二講近世史概念的由來
01內藤湖南的〈唐宋時代概觀〉
02自由民崛起，帶動知識活潑、貨幣活躍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