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辯證法與梨樹

假設約翰˙伯格在一九六二年離開英國之後（這不是他人生最後一次捨棄某種生活，開啟另一種生活方式）就停止寫作，人們對他的記憶就只會是「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寫稿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藝評家」。傲慢、熱情、直言不諱然而言簡意賅（「臉不紅氣不喘，不會有一絲的尷尬或不好意思」，有人如此評論），伯格定期為工黨左翼週刊撰寫的文章提供了英國最卓越的產出，展現一名社會主義者對文化的理解。而這段時間是冷戰引發激烈論戰因而彼此憤恨且傷痕累累的十年，這些論戰即使已經退居陰影之中，仍在那一世代人身上留下了烙印。

當然他沒有停止書寫。是在他遷移到歐洲大陸之後，伯格才開始走自己的路。他首先定居日內瓦（期間短暫停留於巴黎和呂貝宏山區），然後遷移到上薩瓦鄉間（Haute- Savoie，譯註：法國一省，毗鄰義大利和瑞士）。他的題材橫跨自然、政治與藝術；他的工具是一枝筆、一本素描簿和一台摩托車。他寫小說、知性散文、民間故事，還有號稱無法歸類的非虛構創意寫作。他協力創作影片、照片—文本、戲劇和廣播。伯格說，他離開英國以脫離英國新聞業的緊身衣。在他二〇一七年去世之前，他已經在全世界贏得大師的崇高地位。

對於伯格的新身分，英國新聞界從來沒有特別熱衷，也沒有認可他全方位的成就。即使在半世紀之後，在他們眼中他仍然是那位離開祖國時的桀驁不馴煽動者。在他去世之時，那是二〇一七年的第二天，距川普勝選入主白宮以及英國公投決定脫歐才幾個月，依舊鮮少人注意到他的著作和那個時代的歷史現實之間，比較深刻的連結。一篇接一篇的訃聞大多是以樣板的報導方式，緬懷他的「爭議性」。他們描述的是一位藝評家，以種種政治化主張跟策展人和教授為敵；一名在一九七二年輕慢「布克獎」委員會的小說家，將其一半的獎金捐給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s）；以及一名電視主持人，透過《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在節目進行中挑戰肯尼斯˙克拉克爵士（Sir Kenneth Clark）。媒體總是熱愛決鬥，伯格往往奉陪。他們沒說錯，伯格是無可救藥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自我標榜的革命家，去跟農民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也書寫動人的藝術評論。現在以九十歲高齡去世，他可以讓後世頌揚了。一旦昨日的戰役束諸歷史高閣，之前的戰鬥者就會因為他們活出理想即便不切實際而讓人懷念。體制懷柔原先的反對者。過往可以描繪得無比遙遠，而事實上無人關注的能量正在沖刷那個早晨的頭條新聞。

這本書採取相反路徑：過去就存在當下，昔日的故事仍然擁有活生生的氣息。尤其對伯格這樣的作家來說，年復一年在歷史感和希望原則的驅策下前行，貫串他作品的思潮或許依然會繼續流動。這些思潮意義多重、互相連結、層層交疊，抵達了作品以外的地方。要追蹤它們的輪廓，看看它們來自何處，又引領到什麼地方，也就等同於去探究半世紀以來向四面八方延伸的人文地景。無論如何吸引目光，激烈的論戰或許只是漫長旅程中的之字形道路。這些論辯中流淌著複雜的意涵，既涉及歷史也蘊含個人，而報紙不太有篇幅去陳述。

舉個例子，伯格去世時的住家（寬敞明亮的公寓，位於法國首都七哩之外的郊區）是出生於蘇聯的作家內拉˙別爾斯基（Nella Bielski）所有。他愛這位女士，也跟她合寫過劇本，翻譯了她的小說。幾十年來伯格來回於這裡和另一個家，那是往東七小時車程位於阿爾卑斯山腳的小木屋，四周環繞著田野和果園，他與另一位他愛著的女士貝芙莉˙班克勞馥（Beverly Bancroft）共有這棟老農舍。貝芙莉是他結褵數十年的妻子，他第三個小孩的母親，美國人。儘管這本書不會轉向深入他的私人領域（這部分通常是保留給傳統的傳記）——不會有他的看病紀錄或是家庭糾紛，只有偶爾會嘗試剖析人格面具和真實靈魂之間的差距——伯格這種安排隱含的雙重依戀象徵了更深層的意義。他的作品遠遠不止在挑釁，還有張力、多樣性、行動和熱情。

說到出生在德國的劇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共產黨員、流亡人士，從繪畫轉向寫作），伯格曾經表示，他的自傳性小說「不是關注於揭露作者私人和公眾生活之間隱密的差異，而是執迷於作者私密的自我和他的時代那些史無前例大事件之間的關係」。以下的篇章也籠罩著類似的執迷。它們的出發點是深信想像的作品可以具有政治意涵，就如同評論可以充滿想像力。此外為過去安裝上歷史的透鏡，也就是將光亮重新聚焦於未來。「同時，」伯格說過，「我們不只活出自己的生命，也活出我們這個世紀的渴望。」

因此眼前這本書朝著兩個方向。一方面是為伯格的發展以及他諸多創意十足的隱喻涉及的底蘊提供比較完整的圖像；另一方面透過他的範例並且涵蓋一系列政治分水嶺事件來探討困擾整個世代的宏大問題：藝術的目的、創作自由的本質、獻身的意義，還有現代性與希望的關係。這些問題依舊困擾我們。伯格在三十四歲時離開英國以及他在《新政治家》的職位，進入新的活動場域，在這個場域裡，這些連繫——橫跨時間、橫跨親密與經驗的領域——開始自由漂浮，脫離了短期因果的鐵律。他說他遷移到歐洲大陸變成歐洲作家。他最終成了人道主義左翼的精神導師，是良知的守護者，也成為在他的世代全球最舉足輕重的意見領袖之一。

文學是什麼？為什麼要寫作？儘管這一類問題自從沙特在《摩登時代》（Les Temps Modernes）這本雜誌上提出來廣為人知後（當時德國坦克剛剛撤離法國），已經間歇性流行又退流行，刺激這些問題的整體思考和情感內核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促成工黨勝選的社會精神早已消散之後，始終是伯格長久不變的關懷。或許因為這項理由，他可能是最好的領路人，引導我們回答這些問題。仔細檢視他的生平和作品——尤其是他的作品——都是在拓展我們的意識，去理解在當代身為一名獻身的作家是什麼意義。在這個時代我們見識到前所未有的遷徙、龐大的政治壓力、不間斷的文化戰爭，以及關於信念的長期鬥爭。這麼多年來，這樣的問題從來不只是文學修辭的問題。

而且對伯格來說，這些問題也不僅僅是在理論層次上的思考，如沙特本人或他之後的阿多諾（Adorno）嘗試的作法。有一些選擇不能單靠推論。獻身從來就不只是關於一種態度——像是擺個姿態或站個立場——是我們可以隨意採用的。獻身的意義超過贊成或反對。獻身需要努力、決心、執拗和犧牲，要在時間中進行，並且通過時間的考驗。

決定離開英國對伯格的人生影響最大。之後會有大量篇幅探討在他完成作品之前的創作過程。「被人遺忘的五〇年代」，世人如此稱呼，就像是縈繞在心卻記憶不全的插入語——是戰爭過後而六〇年代尚未大搖大擺來臨的時期——在英國這個十年瀰漫著「配給簿的顏色和心情」，借用畫家約翰˙布拉比（John Bratby）的話來說，「戰後普遍的懺悔哀悼之情。」那個歷史時刻與我們的時代既親近又遙遠，新的禁忌與新的自由互相競爭，而且如我們將會見識到的，藝術和政治密不可分，卻往往讓人挫折，產生了糾結成一團的矛盾，這也是埋藏在伯格傑出生涯底下的根基結構。一旦伯格掙脫了家鄉的土壤，事業就一飛沖天。如果不是這些糾結的矛盾，就無法想像他在流亡中所做的每一件事。

如果離開英國是他一生中最關鍵的決定，在十六歲時輟學去學習藝術可以排第二。生於一九二六年的篝火之夜（Bonfire Night，譯註：十一月五日，又稱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之夜。蓋伊˙福克斯與同夥策劃了一六〇五年的「火藥陰謀」，企圖炸毀倫敦的國會大廈，暗殺國王及議員，因洩密在十一月五日被捕。這樁史實是電影《V怪客》［V for Vendetta］的原型），父母是倫敦中產階級。伯格是早慧的學習者。如同許多他這種家庭背景的英國男孩，再加上他早熟的學術天分，幾乎可以認定他有一天會就讀牛津或劍橋，然後從事有名望的專業，例如像他父親是管理會計師。他的父母在年輕時都是理想主義者。伯格的母親米麗安（Miriam）曾經是爭取女性投票權的運動人士，父親史丹利（Stanley）原本想要成為英國國教派（聖公會）的牧師，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時入伍，以低階軍官的身分在前線服役四年，甚至在停戰之後還待在軍隊協助埋葬死者。不過到了組成家庭的時候，這對夫妻已經安居在斯托克紐因頓（Stoke Newington）這個中產郊區了。米麗安是全職主婦，史丹利完善了他的行為舉止，成為不折不扣的英國紳士——「無比正直又有尊嚴的男士。」如他兒子後來所說，不過由於工作是「成本與工程會計師協會」（Institute of Cost and Works Accountants）理事，他也是「每一種想像得到的坑蒙拐騙的招牌人物」。根據各方說法，戰爭帶給史丹利深沉的心靈傷口。他將此深藏不露，但是隱約的存在反而在兩個兒子（約翰有位哥哥）的想像中留下深刻印象。結果伯格很容易產生的困惑感受——既同情父親的痛苦，又憤怒他的沉默——激發了將會在這本書裡反覆出現的母題，也就是他和一連串英國導師及父親形象的長者，甚或英國本身，之間不穩定的關係，交替著深情和衝突。他後來在〈自畫像一九一四～一九一八〉（‘Self-portrait 1914–1918’）這首詩中寫著：「我出生時看起來像死者／包裹我的襁褓是芥子氣／在地下掩體裡面得到餵養⋯⋯我是英雄適合生活的世界。」

六歲時，父母送他去寄宿學校，最初在吉爾福德（Guildford）郊外，之後進入牛津的聖愛德華中學（St Edward’s）。在訪問中要談論他的童年時，伯格總是寡言少語，除了強調他在自己家裡的孤寂感（他常常把自己比擬為孤兒），以及英國寄宿學校「全然野蠻」的文化。或許是作為對應的方法，他開始素描、畫畫和寫詩。假使藝術，如他後來主張的，注定要當成武器來使用，他最初轉向藝術是當成自衛的武器。透過想像意識得以拓展；透過敘說經驗無意識方能成形。

伯格也熱切閱讀：哈代（Hardy）、狄更斯（Dickens）、莫泊桑（Maupassant）、契訶夫（Chekhov）、海明威（Hemingway），以及無政府主義的眾多經典，包括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十四歲時，他偶然看見「自由出版社」（the Freedom Press）發行的三本小冊子，甚至開始跟詩人暨文學批評家赫伯特˙李德（Herbert Read）通信，請求這名年長作家（在書的開頭這號人物還會出現）評論自己最初的幾首詩。李德回信了，批評一番然而語帶鼓勵，伯格把回信帶在口袋裡好幾個月。多年以後兩人將會在報紙的讀者投書欄激烈交鋒。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伯格在聖愛德華中學悲慘生活的完整面貌，不過他後來稱之為「法西斯的訓練⋯⋯用來訓練軍官和施行酷刑的人」。一九四二年，當外面世界也普遍在跟法西斯主義交戰時，伯格離開了學校。需要讓自己有事可做度過兩年空檔（十八歲時國家就會徵召他入伍），違逆父親願望，伯格接受獎學金前往位於倫敦南安普道（Southampton Row）的中央藝術學校（Central School of Art）就讀。這是他年少時首度嘗到獨立滋味，享受創作和文學，還有危險。身處戰爭中的城市，他斷斷續續與一名同學共住在一棟供膳食的狹小住房裡。他後來吐露，這名年輕的女子是他的初戀。「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重疊。」他說起自己對那一年（一九四二年）的記憶：「有轟炸，那意味著一個人生活在那個時期只看得到非常非常近的前景，而且有種巨大的急迫感。然後還有藝術學校，對我是完全嶄新的世界。再來是跟這名女孩生活在一起。我以為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能開始選擇如何去解決我自己提出來的問題，而不只是選擇一個方法去熬過別人要我做的事。」

藝術學校、臥房和戰時倫敦，是伯格青春時代性格養成的三座劇場。一九四四年他十八歲時加入軍隊。有望接受軍官任命，然而在最初的訓練之後他拒絕申請。在他後來稱之為「愚蠢的官僚小眉小眼的報復行為」下，他受命為士官等級的準下士，派駐在一處訓練站。免除去諾曼第，他停留在北愛爾蘭的港口小鎮巴利凱利（Ballykelly），在這裡他與勞工階層的男性睡上下鋪兩年。這種經驗對他這種階層背景的人來說頗不尋常。與軍隊稱之為「其他軍階」的普通士兵接觸——伯格後來省思，這些新兵「前十八年的生命和我迥然不同，然而我寧願與他們為伴」——帶給他書寫的新理由：那些人，他常常說，他們很多人接近文盲，把故事說給他聽，他再寫成文字傳遞給他們的女朋友和父母。無論有多少真實性，往後人生他大部分讓自己扮演這個角色。神話的創造就此扎根：他既是士兵又是抄寫員，退伍之後持續為勞工階層的窮人代言。幾十年之後他有時會開玩笑，他上藝術學校因此能夠整天素描裸體女人，而軍隊的獎助金讓他進入切爾西學院（Chelsea），他在那裡繪畫的是在鑄鐘工廠和建築工地工作的男人。

大後方民眾和戰後重建的集體精神滋養了他初期的社會主義和文化信念。「但願我們不需要戰爭來造就藝術。」多年後他在廣播節目上這麼說，「但是我們的確需要某種目的感，團結感。」在那個團結開始分崩離析，戰後的民粹主義（populism）淪為冷戰的偏執妄想，而且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各種壓力延伸到美學辯論時——抽象化或具象化、自主性或目的性、個人或集體——伯格放棄了繪畫，轉向新聞寫作。他定期為《新政治家》撰寫藝術評論，此時他已經二十好幾，在迅速崛起暴得大名後，人們談論他，稱讚他是他的世代最聰慧的年輕批評家之一：雄辯滔滔又活力四射，不過也氣勢洶洶，有時候是構成威脅的討厭鬼。錯過了戰場上的廝殺，他在雜誌的文化頁面上嚐到了戰鬥滋味。「每當我以批評家身分觀看藝術作品，」那個時候他曾經說，「我會試著——像阿利雅德妮（Ariadne，譯註：神話人物，給忒修斯一團線，幫助他走進迷宮殺死裡面的怪物）那樣，因為絕對不是一條筆直的路徑——跟隨線索把作品連結到文藝復興初期、畢卡索、亞洲的五年計畫、我們體制吃人的偽善和感傷濫情，同時連結到這個國家最終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如果唯美主義者雀躍接受這種告白，說這證明我是政治宣傳員，我會為此感到光榮。不過我的心和我的眼依舊是畫家的心和眼。」

這是放火者伯格——馬克思主義煽動家——的誕生。這也是大約六十年後報紙訃聞緬懷的伯格。這是他安居的身分，經常會去耕耘，經年累月。然而這只是其中一個聲音——比較大聲的那個——在他的眾多言說之中。打從一開始就總是有股張力存在於向外的不妥協與向內的追索之間，從這股張力中浮現出他最優秀的作品。不過我的心和我的眼依舊是畫家的心和眼⋯⋯在這個「轉向」的表述中包含了他人生計畫中所有蘊含生產力的矛盾。

有重大意義的是，伯格最初是幫廣播寫稿。他在現代的傳播媒體中工作，成長為成熟作家，而當時戰後的社會正在急遽民主化。在往後漫長的創作生涯中，他持續盡可能為更廣大的受眾寫作，而且常常出現在電視上。他工作場所的平實風格是為了達到廣泛說服和觸及率的宣傳話術。「broadcast」（廣播）這個英文詞彙的語言學源頭就昭然若揭了：其原始意義是「廣布來播種」。透過他的作品，伯格盡可能廣闊的撒網。他刻意使用能夠流傳的俗語來寫作，讓尚未啟蒙的人也聽得懂他的表達。

所以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對成千上萬的學生來說，伯格就是那位在藍螢幕之前頂著喬˙納馬斯（Joe Namath，譯註：當時非常受歡迎的美國職業橄欖球員，擔任四分衛）的髮型跟他們談文論藝的男士。電視的力量是奇特的。多年來《觀看的方式》（一九七二年）在藝術學校或是藝術史導論的課堂上放映，用來促進文化排毒。如我們所見，這樣的介入證實是大變革。非常多的內容此後成為人文課程的核心——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關於「機械複製」的論文、女性主義對「男性凝視」的批判、運用符號學解構廣告、從非物質的天才轉移到文化的物質分析——這一切首度擊中莘莘學子的神經系統是伴隨著伯格的注視、咬舌和皺眉。他的魅力光芒四射。

導言｜辯證法與梨樹

假設約翰˙伯格在一九六二年離開英國之後（這不是他人生最後一次捨棄某種生活，開啟另一種生活方式）就停止寫作，人們對他的記憶就只會是「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寫稿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藝評家」。傲慢、熱情、直言不諱然而言簡意賅（「臉不紅氣不喘，不會有一絲的尷尬或不好意思」，有人如此評論），伯格定期為工黨左翼週刊撰寫的文章提供了英國最卓越的產出，展現一名社會主義者對文化的理解。而這段時間是冷戰引發激烈論戰因而彼此憤恨且傷痕累累的十年，這些論戰即使已經退居陰影之中，仍在那一世代人身上...

推薦序｜與John Berger在書裡重遇

郭力昕／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John Berger 於二○一七年初辭世後，《攝影之聲》的李威儀邀評論家張世倫與我進行一場追念Berger的對談。我提及一九九五年在倫敦看到BBC電視頻道的人物專訪節目《Face to Face: John Berger》，讓我至今記憶猶新。主持人Jeremy Isaacs在訪談最後問Berger：「你希望後人要如何記得你？」Berger沉思了兩三秒，微笑回答了幾個字：「By what I have brought back.（就請記得我［從生命經驗裡］所帶來的［書寫］。）」

逾一甲子以來，Berger豐沛的書寫持續帶給不同世代的讀者歷久彌新的養分，不僅是觀看世界的方式或藝術批判思想的啟蒙，更是對藝術、政治與生命實踐的態度和高度。在《凝視約翰．伯格：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裡，作者史柏林從大量資料與原始檔案的爬梳及訪談中，旁徵博引地撰寫了Berger其人其作及其生命軌跡的細節陳述與論評，是很少見的一部對John Berger既深入又廣泛評述的重量之作。作者指出，Berger六十年的思想結晶，讓他成為書寫範圍最廣泛、最受喜愛的戰後作家之一，但也是最少人讀通他所有著作的作家之一。

不易讀通Berger的諸般著作，不是因為它們艱澀；剛好相反，Berger的文字平易近人，不賣艱澀學術語言或深奧理論，儘管他的許多作品具有哲學內涵。當然，他的書寫文類非常多元，在散文、評論、小說、劇本、詩作之外，還有影像、素描和圖文並置的創作。Berger書寫所涉及的主題範圍也極廣，從藝術到政治，從當代文化現象、歷史反思、社會議題、新聞事件，到個人的生活與感官經驗，皆可成為他的書寫與發言題材。我們有時一面讀到他具知識和思想密度的評論，忽而又在另一篇文章裡看到非常感覺性的經驗描述，甚至偶爾會覺得他對事物的評論是否有些矛盾之處。

但Berger的書寫雖龐雜然而並不亂，他的立場與意見也沒有根本上的矛盾。史柏林在〈導言〉描述了他二十二歲在尼泊爾加德滿都，於二手書店裡買到《影像的閱讀》（About Looking），第一次與Berger相遇的動人體驗。這位大學唸物理的作者說：「在伯格的文章裡我找到觀看世界的方式，和我在課堂上學習到的一切都不一樣。那是一種書寫、思考，以及——我推斷，生活的方式，在心智的殫精竭慮和經驗的隨手捻來，或者確切地說，腳踏實地之間，看不見任何矛盾。他的散文有股發自肺腑的力量，既形而上又有血肉，十足感官卻不沉溺⋯…在伯格身上我發現天文學家和看星星的人同時存在。」

正是Berger身上這種二元並存而非對立的罕見特質，讓他隨心所欲又同時具有嚴謹論證與知識基礎的書寫，自由地穿梭於歷史與當下、優游於文字與影像之間、浸淫在抽象思考與身體經驗之中，令人不易歸納或跟隨，卻又讓人著迷不已。史柏林以評述Berger的幾部代表性作品或創作文類為軸，將它們放進那些書寫的特定時空脈絡裡，讓讀者深刻地理解，何以Berger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他在不同歲月的書寫，都同時屬於那個特定的時代、又屬於每一個時代。也許他在某個時代的批判火力尖銳強大，在另一個時代的書寫溫厚寬容，但他對藝術的熱愛、對當代人民流離失所的核心關切，與左翼人道主義的政治立場，則未曾改變過。

一九五二年、二十五歲的John Berger，就敢對當時被視為鼓勵進步╱前衛藝術的展演空間，例如在倫敦的「當代藝術學會」（ICA）或泰德美術館（Tate Gallery）裡的競賽或展覽，於左翼傾向的刊物《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發表文章強烈批評。二十年後，四十五歲的Berger仍是一名文化鬥士與資深憤青。他在小說《G.》得到英國最重要文學競賽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的頒獎典禮上，公然批評這個獎的意義，與此獎的贊助者在西印度群島土地上剝削奴工耕種所獲取的不義財富，並宣布將此獎金半數捐給倫敦的黑豹黨。

作為雄辯的文化政治挑戰者，Berger在批評布克獎的同一年，於BBC製作主持了總共兩小時的四集電視片《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並集結成一本小書。《觀看的方式》的製作動機，來自針對英國藝術史學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Sir Kenneth Clark）於一九六九年在BBC主持的一系列十三集電視節目《文明》（Civilisation: A Personal View），在觀點上的挑釁與批判。

當克拉克穿著西裝領帶、操著一口正統英國貴族腔，講述歐洲黑暗時代以降的西方藝術和建築史的三年之後，Berger頂一頭搖滾樂手模樣的捲髮、穿著一九七○年代的花襯衫和喇叭褲，在某個國家藝廊場景，手持解剖刀割下一塊歐洲古典名畫，談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的神祕化、西方油畫乃商業資本主義占有慾望之展現、西方裸體畫實為男性偷窺癖的產物時，他顛覆的不僅是電視製作的概念，從而使《觀看的方式》成為七○年代最具影響力的藝術節目，而且將理解藝術的方法，或者研究視覺文化的路徑，從形式主義的欣賞，轉為分析、解構藝術話語裡的各種隱藏意涵與權力關係。

Berger對西方藝術傳統裡的霸權話語、資本邏輯和階級意識的冷眼批判，犀利凶猛，不留情面，但是他對區域性與全球性的民眾離散命運，又展現了長期的悲憫和同理情懷，溫柔敦厚地書寫他們的苦難，為他們發聲。無論是小說《第七人》（A Seventh Man）、現實主義攝影的圖文論述《另一種影像敘事》（Another Way of Telling），或者集結了Berger在攝影方面的所有論述文字集《攝影的異義》（Understanding a Photograph），Berger談攝影時，經常是從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全球化給世界帶來的災難，與人們因而被迫流離、無家可歸這個關切點出發，討論照片作為一種具有求存與抵抗之政治意義的可能性。

在這裡，Berger對現實主義攝影意義的討論，相較於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或者傅柯派的後結構主義影像學者約翰‧塔格（John Tagg），展現了較大的包容性。桑塔格認為攝影是抽離歷史與現實脈絡的碎片，約翰‧塔格也認為羅蘭‧巴特（Roland Barte）在《明室》裡對攝影閱讀經驗的現象學式的描繪，失掉了巴特早年對攝影意義的剖析力道。Berger則認為，照片對個人的記憶有貢獻，那對於失去所愛之人或被迫離開家園的人，懷裡揣著的家人生活照片，是抵抗乖違命運、懷抱希望的方式。

當我在二○○七年訪談John Berger時，劈頭就挑戰他對薩爾加多（Sebastiao Salgado）《遷徙》（Migrations）巨型攝影專題製作的肯定，認為薩氏的宏大影像，只是美感化了流離者的現實處境。Berger當時包容了我理直氣壯、自以為是的意見，溫婉地表示即便薩氏把攝影書製作得太過精美昂貴，整體來看《遷徙》還是有政治價值的。我也許仍保留對薩爾加多攝影的某些批評意見，但是《凝視約翰．伯格》這本書清楚地提醒了我，Berger看待攝影之可能的角度，依然是非常政治性的。他不放棄任何可能激發人們通過影像的觀看，關心自身處境和現實世界的機會。我畢竟仍沒有完全讀通Berger。

John Berger這個人本身就是一本大書。作為放火者╱挑釁者與他的溫暖謙卑包容，並存在同一個身體裡，魅力破表。史柏林在〈導言〉對Berger魅力四射的描述之精準，讓我心領神會，因為他對所有的人與事都一致的誠懇與誠實，那背後是他對人群或生命共同體無限寬闊的愛與興趣。史柏林在書中不同的地方提及性愛在Berger生活中占有的角色，「他認為做愛是人生最值得的事」，作者說。「藝術學校、臥房和戰時倫敦，是伯格青春時代性格養成的三座劇場。」而「臥房」指的正是十六歲的青少年Berger、在一九四二年的二戰歐洲裡與年輕女孩同居的生命體驗：「我人生中第一次能開始選擇如何去解決我自己提出來的問題，而不只是選擇一個方法去熬過別人要我做的事。」

史柏林說，Berger「認定我們感官愉悅和共同體的生活具有救贖的政治價值」。在《G.》這本小說裡，性是愉悅和自由的根源，因為它可以讓人真正放鬆、消除緊張對立與矛盾狀態，從而通過身體建立起個人主體意識、體悟到生命簡單而整體性的意義，從感官經驗進入精神層次。當人們通過美好而平等的性愛，確切感受到彼此友愛和相互尊重的共同體意識時，法西斯主義的人格類型將難以滋長，一個和平的世界有機會逐漸靠近。性與政治總是被獨裁者綁在一起牢牢控制，良有以也。

John Berger熱情、慷慨、犀利、深思，又寬容大量。他是一位至死不渝的馬克思主義作家，而他對藝術、感官、自然與身體經驗的敏感細膩，使他讓那些教條主義左派顯得顢頇無用。他不受學術條框規範的自由書寫，對學術圈和學子的廣大影響力，遠超過很多只能把自己武裝在學術詞藻裡的蛋頭學者。Berger既是一本大書，也是陣陣撲面薰風，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也是鼓舞我們勇敢反身自省，追求自由、友愛與團結的生命典範。

推薦序｜與John Berger在書裡重遇

郭力昕／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John Berger 於二○一七年初辭世後，《攝影之聲》的李威儀邀評論家張世倫與我進行一場追念Berger的對談。我提及一九九五年在倫敦看到BBC電視頻道的人物專訪節目《Face to Face: John Berger》，讓我至今記憶猶新。主持人Jeremy Isaacs在訪談最後問Berger：「你希望後人要如何記得你？」Berger沉思了兩三秒，微笑回答了幾個字：「By what I have brought back.（就請記得我［從生命經驗裡］所帶來的［書寫］。）」

逾一甲子以來，Berger豐沛的書寫持續帶給不同世代的讀者歷久...

推薦序｜與John Berger在書裡重遇——郭力昕／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導言｜辯證法與梨樹
1｜為寫實主義而戰
2｜獻身的危機
3｜藝術與革命
4｜分裂的忠誠
5｜向現代主義致敬
6｜友誼的產物
7｜超越意識型態
8｜山谷的樣貌

致謝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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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與John Berger在書裡重遇——郭力昕／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導言｜辯證法與梨樹
1｜為寫實主義而戰
2｜獻身的危機
3｜藝術與革命
4｜分裂的忠誠
5｜向現代主義致敬
6｜友誼的產物
7｜超越意識型態
8｜山谷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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