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的美國人對犯罪階級的認識是來自歐洲的犯罪學模式，尤其是切薩雷．龍布羅梭（Cesare Lombroso）的理論，他是義大利犯罪學的重要領頭人物。以往認為犯罪就是犯人抵擋不了誘惑，龍布羅梭則挑戰了這個觀點，認為有不同的模式：他相信罪犯是天生的，而非後天養成。他將罪犯定位成一種原始的退化，一種生來就要作惡的粗野物種。他引用了當時「其他種族」的人類學研究，相信罪犯身體的生理結構會表現出其罪惡的本質，例如不對稱的面相，乃至其他身體上的瑕疵。在所有案例中，天生罪犯的身體特徵都會被視為演化程度較低、更接近猿類。《美國心理學期刊》上刊登了一系列犯罪學文獻的評論，其中美國特殊教育學家亞瑟．麥克唐諾博士（Dr. Arthur MacDonald）總結出最新的想法：「真正的罪犯具有某種不完整的野獸特質，就像一個仍保有獸性的人類。」
美國人在自己的犯罪階級裡發現了獨立證據，能夠證實龍布羅梭的理論。例如美國社會學家理查．達格戴爾（Richard L. Dugdale）在自己的知名著作中描述了「朱克」家族（the Jukes）這一系列血親，分別因各種罪名被關押在紐約的一座監獄，書中結論認為優生學的目的就是要讓這類退化物種不再產生後代，是最佳的解決方法，而外在的大環境只是觸發了他們體內潛藏的野蠻罪犯本質。相較之下，具有改革思想的美國慈善家查爾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就不這麼想，他在著作《紐約的危險階級及二十年工作回憶錄》中的文字描述十分符合演化論，提出了遺傳性退化的理論。儘管他惋惜地認為危險階級喜歡喝酒、性放蕩和懶惰的習性可能會遺傳給下一代，不過仍希望能以更具道德感、更幸福的階級為樣板來塑造他們。對許多人而言，「危險階級」顯然大部分都來自海外。美國重要的婦女參政運動及禁酒倡議者瑪麗．艾許頓．萊斯．利弗摩爾在一次相當受歡迎的演講中便力陳：「移民大舉入侵，數量壓過了在南歐橫行的哥德人（the Goths）及汪達爾人（the Vandals），讓我們的岸邊出現了一大群不受歡迎的異邦人……他們不像早先時候我們期待的移民，能幫助共和國維持目前的榮景，反而阻礙了國家發展。他們是被放逐的罪犯、乞丐、瘋子、傻子、飽受討厭的傳染病所苦的人們、無能之人、文盲、有缺陷之人，以及雇傭勞工；他們被走私過來這裡，領著微薄的薪酬工作，擠掉了我們本地男女勞工的工作機會。我們的監獄、感化院、看守所、濟貧院及收容瘋子的精神病院，都擠滿了這些異邦人。」
班傑明．漢迪醫師在當地備受敬重，也是波頓家的友人，他聲稱見過一個皮膚蒼白的年輕男子，在謀殺案當天早上眼睛直盯著地面，緊張地走在第二街上，報紙轉述這個故事時稱之為「漢迪醫師的狂瞪男」。警方認出這個人是「士兵麥克」（Mike the Soldier），這是附近一個有名酒鬼的外號，有其他人約莫同一時間也看見他出現在這個地區。警方排除了他的嫌疑，漢迪醫師也提出異議說這人不是他看見的那個人，於是他們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陌生人身上。後來警察開始懷疑漢迪醫師的目擊證詞，因為他似乎不太願意到波士頓去指認另一個可能的嫌犯，然後「馬上就說不是這個人」，但其實「這人的臉大部分都被遮住了」。他們發現，漢迪醫師在麻州瑪利翁（Marion）這座海濱村莊有一棟度假木屋，麗茲計劃到這裡跟一群朋友碰面。
大部分活人的意見都認為，兇手是安德魯的妻舅約翰．莫爾斯，因為他是謀殺案發生時正好來訪的外人。一家報紙在描寫莫爾斯時稱他是「嫌疑人」，說他留著雜亂的大鬍子，淺灰的眼睛布滿血絲，看起來就是那種奸詐的西部販馬商，一個「身材瘦長、線條剛硬的傢伙，打扮得像個稻草人，吃相就像鸕鶿」。就算進一步認識了，對他的印象也不會改善，因為他「在鄰居眼中是個非常孤僻而古怪的人」，和他姐夫一樣個性保守，而且「幾乎可以說到了吝嗇的程度」。在謀殺案發生後那幾天，他身邊緊跟著一群憤怒的暴民，還得勞動弗爾里維警方把他救出來。不過就像偵探小說的情節一樣，莫爾斯顯然有著牢不可破的不在場證明：他記得自己在安德魯．波頓遇害時正坐在街車上，也記得街車號碼，甚至還記得街車駕駛員帽子上的號碼。就這麼巧，駕駛員雖然不記得他，但確實記得莫爾斯口中與他一起搭車的那六位牧師，而且莫爾斯到魏波謝街拜訪的親戚丹妮爾．艾默瑞太太（Mrs. Daniel Emery）也證實了他離開的時間。還有更巧的：伯溫醫師正巧就在莫爾斯離開時過來給艾默瑞太太的女兒看診，時間是上午十一點二十分。《弗爾里維每日先鋒報》根據波頓家某位不知名的成員提供線報，報導了一個可能的動機：原來麗茲「看待莫爾斯先生的眼神，比起大部分外甥女看舅舅的眼神多了點溫柔」。根據這名線人的說法，安德魯．波頓相當清楚她的感情，「隨時都提高警覺，不讓醜聞的風吹進他家門」。然而，並無證據能夠證明這項引人遐想的傳聞；如果真的有什麼，麗茲看起來也像是對舅舅懷有敵意，講好聽點是冷漠。儘管她週三就知道舅舅來訪，卻是一直到謀殺案當天的週四下午才見到莫爾斯。她後來說自己聽見舅舅、父親和繼母在樓下交談的聲音就覺得煩，所以關上了臥房的門。
謀殺案發生後隔天，愛瑪和麗茲提供了五千美元的賞金，給「能確實逮捕造成安德魯．J．波頓及其妻子死亡的犯人並使之定罪的人」，沒有人出面。她們還雇用了平克敦偵探社（Pinkerton Detective Agency）的社長漢斯康先生（O. M. Hanscom）來協助警方調查。漢斯康是波士頓相當知名的警探，因為惹怒了自家警局裡貪腐的高階警官而遭開除，有人猜測他參與的目的其實是要維護波頓家人的利益，尤其他曾造訪安德魯．詹寧斯的辦公室，更坐實了這份猜測。不過就在漢斯康進行調查兩天後，他便「神祕消失了，一如出現時那般神祕」。同時間，整個弗爾里維瀰漫著緊張的肅殺氣氛，在《弗爾里維每日全球報》記者艾德溫．波特眼中看來，他相信「若不解開這個謎團，整座城鎮就要瘋了」。
這個時代的美國人對犯罪階級的認識是來自歐洲的犯罪學模式，尤其是切薩雷．龍布羅梭（Cesare Lombroso）的理論，他是義大利犯罪學的重要領頭人物。以往認為犯罪就是犯人抵擋不了誘惑，龍布羅梭則挑戰了這個觀點，認為有不同的模式：他相信罪犯是天生的，而非後天養成。他將罪犯定位成一種原始的退化，一種生來就要作惡的粗野物種。他引用了當時「其他種族」的人類學研究，相信罪犯身體的生理結構會表現出其罪惡的本質，例如不對稱的面相，乃至其他身體上的瑕疵。在所有案例中，天生罪犯的身體特徵都會被視為演化程度較低、更接近猿類。《美國心理學期刊》上刊登了一系列犯罪學文獻的評論，其中美國特殊教育學家亞瑟．麥克唐諾博士（Dr. Arthur MacDonald）總結出最新的想法：「真正的罪犯具有某種不完整的野獸特質，就像一個仍保有獸性的人類。」
美國人在自己的犯罪階級裡發現了獨立證據，能夠證實龍布羅梭的理論。例如美國社會學家理查．達格戴爾（Richard L. Dugdale）在自己的知名著作中描述了「朱克」家族（the Jukes）這一系列血親，分別因各種罪名被關押在紐約的一座監獄，書中結論認為優生學的目的就是要讓這類退化物種不再產生後代，是最佳的解決方法，而外在的大環境只是觸發了他們體內潛藏的野蠻罪犯本質。相較之下，具有改革思想的美國慈善家查爾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就不這麼想，他在著作《紐約的危險階級及二十年工作回憶錄》中的文字描述十分符合演化論，提出了遺傳性退化的理論。儘管他惋惜地認為危險階級喜歡喝酒、性放蕩和懶惰的習性可能會遺傳給下一代，不過仍希望能以更具道德感、更幸福的階級為樣板來塑造他們。對許多人而言，「危險階級」顯然大部分都來自海外。美國重要的婦女參政運動及禁酒倡議者瑪麗．艾許頓．萊斯．利弗摩爾在一次相當受歡迎的演講中便力陳：「移民大舉入侵，數量壓過了在南歐橫行的哥德人（the Goths）及汪達爾人（the Vandals），讓我們的岸邊出現了一大群不受歡迎的異邦人……他們不像早先時候我們期待的移民，能幫助共和國維持目前的榮景，反而阻礙了國家發展。他們是被放逐的罪犯、乞丐、瘋子、傻子、飽受討厭的傳染病所苦的人們、無能之人、文盲、有缺陷之人，以及雇傭勞工；他們被走私過來這裡，領著微薄的薪酬工作，擠掉了我們本地男女勞工的工作機會。我們的監獄、感化院、看守所、濟貧院及收容瘋子的精神病院，都擠滿了這些異邦人。」
班傑明．漢迪醫師在當地備受敬重，也是波頓家的友人，他聲稱見過一個皮膚蒼白的年輕男子，在謀殺案當天早上眼睛直盯著地面，緊張地走在第二街上，報紙轉述這個故事時稱之為「漢迪醫師的狂瞪男」。警方認出這個人是「士兵麥克」（Mike the Soldier），這是附近一個有名酒鬼的外號，有其他人約莫同一時間也看見他出現在這個地區。警方排除了他的嫌疑，漢迪醫師也提出異議說這人不是他看見的那個人，於是他們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陌生人身上。後來警察開始懷疑漢迪醫師的目擊證詞，因為他似乎不太願意到波士頓去指認另一個可能的嫌犯，然後「馬上就說不是這個人」，但其實「這人的臉大部分都被遮住了」。他們發現，漢迪醫師在麻州瑪利翁（Marion）這座海濱村莊有一棟度假木屋，麗茲計劃到這裡跟一群朋友碰面。
大部分活人的意見都認為，兇手是安德魯的妻舅約翰．莫爾斯，因為他是謀殺案發生時正好來訪的外人。一家報紙在描寫莫爾斯時稱他是「嫌疑人」，說他留著雜亂的大鬍子，淺灰的眼睛布滿血絲，看起來就是那種奸詐的西部販馬商，一個「身材瘦長、線條剛硬的傢伙，打扮得像個稻草人，吃相就像鸕鶿」。就算進一步認識了，對他的印象也不會改善，因為他「在鄰居眼中是個非常孤僻而古怪的人」，和他姐夫一樣個性保守，而且「幾乎可以說到了吝嗇的程度」。在謀殺案發生後那幾天，他身邊緊跟著一群憤怒的暴民，還得勞動弗爾里維警方把他救出來。不過就像偵探小說的情節一樣，莫爾斯顯然有著牢不可破的不在場證明：他記得自己在安德魯．波頓遇害時正坐在街車上，也記得街車號碼，甚至還記得街車駕駛員帽子上的號碼。就這麼巧，駕駛員雖然不記得他，但確實記得莫爾斯口中與他一起搭車的那六位牧師，而且莫爾斯到魏波謝街拜訪的親戚丹妮爾．艾默瑞太太（Mrs. Daniel Emery）也證實了他離開的時間。還有更巧的：伯溫醫師正巧就在莫爾斯離開時過來給艾默瑞太太的女兒看診，時間是上午十一點二十分。《弗爾里維每日先鋒報》根據波頓家某位不知名的成員提供線報，報導了一個可能的動機：原來麗茲「看待莫爾斯先生的眼神，比起大部分外甥女看舅舅的眼神多了點溫柔」。根據這名線人的說法，安德魯．波頓相當清楚她的感情，「隨時都提高警覺，不讓醜聞的風吹進他家門」。然而，並無證據能夠證明這項引人遐想的傳聞；如果真的有什麼，麗茲看起來也像是對舅舅懷有敵意，講好聽點是冷漠。儘管她週三就知道舅舅來訪，卻是一直到謀殺案當天的週四下午才見到莫爾斯。她後來說自己聽見舅舅、父親和繼母在樓下交談的聲音就覺得煩，所以關上了臥房的門。
謀殺案發生後隔天，愛瑪和麗茲提供了五千美元的賞金，給「能確實逮捕造成安德魯．J．波頓及其妻子死亡的犯人並使之定罪的人」，沒有人出面。她們還雇用了平克敦偵探社（Pinkerton Detective Agency）的社長漢斯康先生（O. M. Hanscom）來協助警方調查。漢斯康是波士頓相當知名的警探，因為惹怒了自家警局裡貪腐的高階警官而遭開除，有人猜測他參與的目的其實是要維護波頓家人的利益，尤其他曾造訪安德魯．詹寧斯的辦公室，更坐實了這份猜測。不過就在漢斯康進行調查兩天後，他便「神祕消失了，一如出現時那般神祕」。同時間，整個弗爾里維瀰漫著緊張的肅殺氣氛，在《弗爾里維每日全球報》記者艾德溫．波特眼中看來，他相信「若不解開這個謎團，整座城鎮就要瘋了」。
1收藏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