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他們沒有選擇餘地。

他們說當時還沒開戰。

他們說當時他們並不知道⋯⋯

那一天是希特勒五十歲壽宴。五十歲是重要的一年，是個逢十整數，恰好半百。希特勒會活到一百歲嗎？他是否真有不死之身？一九三九年的德國，想必有人如此殷切期盼。這是轉折性的一年，值得慶賀的一年，世界還沒因戰爭而天翻地覆。幾個月後，當德國人回想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這一天，心頭必定會湧起一股懷念之情。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年代，人們無所顧忌地伸直手臂，朝前方高舉過肩，不用擔心受到世人批判。人們也能毫不拘束地高喊「希特勒萬歲」。在一九三九年， 何必因加入納粹或熱愛元首而羞愧呢？他為了德國人民付出了那麼多，不是嗎⁈經歷一九一八年災難般的慘敗，德國終於再次揚眉吐氣。不管是在綠意盎然的鄉間，還是人人辛勤勞動的大城市，希望都再次降臨。失業率、惡性通貨膨脹、共產黨和他們紅色的黨旗，全都消失了，被趕走了，煙消雲散了。它們去了哪兒？那些共產黨人又被送去哪裡？難不成被送到蘇聯去了？不！沒那麼遠。被送到集中營嗎？可能吧⋯⋯但誰會關心那些事？

當然，世事並非完美無憾。人民的飲食品質大不如前，都是因為最近推動的糧食限制。肉類稀少，奶油也很少見。然而為了刺激國家經濟再次蓬勃發展，重建令人驕傲的國軍部隊， 人民盡一點心力也是應該的，不是嗎？就像戈林（Göring）元帥說的：「槍炮與奶油之間，我們已做出選擇！」雖說提倡民族社會主義的納粹黨也難免出現幾個害群之馬，有時惡作劇地嚇唬那些路上的好人，不只是猶太人，他們也會找善良德國人的麻煩。真是太可惡了！要是希特勒知道這回事，他一定會力行改革，晚上的酒館裡，人們低聲地彼此安慰。猶太人？啊， 是的，猶太人⋯⋯他們吃了不少苦頭。但又能怎麼辦呢？種族迫害，暴力凌虐，反猶太法令⋯⋯太可怕了。可怕到連國際社會都關注起這個問題。

一九三八年七月，多達三十二國的代表聚集在利曼湖畔（Leman）美麗迷人的法國村莊埃維揚（Évian）。這是美國總統羅斯福（Roosevelt）的主意。第三帝國再也不想見到那些數以千萬計、百萬計的男女老幼，必須想辦法安置他們才行。國際聯盟（Société des Nations，法文簡稱SDN）的總部設於瑞士， 這場會議自然該辦在瑞士。雖然十分遺憾，但此舉萬萬不可。太複雜，太過耗時了，但最重要的是，向來愛好和平的赫爾維蒂聯邦（nation helvète）何必冒險激怒衝動暴躁的鄰居納粹德國？於是愛充好漢的法國接下這個任務。柏林未受邀請，而羅馬拒絕出席。幾個民主大國才不需要那兩個逐漸朝法西斯主義靠攏的國家加入，一起商討如何處置這些「政治難民」。這些人是「難民」，而不是「猶太人」。後者隱含某種意涵，還是別用的好。在埃維揚，沒有半個人吐出「猶太人」三個字過。他們估量，實在沒必要譴責德國當局。經過一整週的研商，國際聯盟終於達成共識，那就是什麼也不做。沒有人願意改變平時的難民配額。只有一國例外：多明尼加共和國。這個位在加勒比海的國家願意提供十萬個簽證名額，令眾人大吃一驚。但附加條件是他們必須移居到深山叢林的無人地區，開墾拓荒， 推動農業。

埃維揚會議後幾個月，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再次爆發一波反猶太迫害行動，激烈的程度可說前所未見。將近一百萬名民族社會主義分子組成的準軍事部隊在一夜之間將兩百六十七間猶太教堂化為灰燼，洗劫、破壞多達七千五百間猶太商店。數十人不幸喪命。歷史稱這一夜為「水晶之夜」。詭異的是，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德國再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好似這場殘暴無情的暴動未曾發生。只有德國猶太人沒有忘記。他們意識到自己已不再被當人看。不只如此，每個月都有新法令提醒他們這回事。一九三九年春初，新頒布的法令禁止猶太人駕駛任何車輛，除了不能從事醫療、法律業，也不能在任何公共部門任職之外，又再加上了更多職業限制。猶太人別無選擇，只能勉強在沉默中生存。這下德國警察終於放下心來，猶太人絕沒有任何機會破壞希特勒的誕辰慶典。不管是猶太人還是任何人都無權掃大家的興。但誰會想掃興呢？有誰不支持元首？整個德國─或者說幾乎整個德國─都恨不得向他致上最高敬意，展現對他的愛戴。德國在六年前透過民主途徑證明對他的敬愛，甚至為了維護國內和平，不惜擁抱他的專制與暴力。德國相信這個充滿活力的男子會開創一個帝國。五十歲的他看起來正值壯年，依舊活力充沛，精神煥然。這位傑出的政治家深諳如何在歐洲發揮無人可擋的影響力，就連在全球舞台也大放異采。就官方而言，一九三九年有多達五十三國在德國首都設立大使館。此數目超過世上四分之三的主權國家。

但接下來不出五年，將近一半的大使館都會關門大吉。各國大使和外交人員不是回到本國，就是被稱為蓋世太保（Gestapo）的德國祕密警察軟禁。有些人不只失去外交身分， 也失去了國家，遭德國及其盟國併吞。不過我們別太心急。

柏林在一九三○年代末，再次成為放眼世界的外交重地。全球各國都急著派外交官前往柏林。不只美國、蘇聯、歐洲各國，就連拉丁美洲國家和大部分的亞洲國家也是如此，別忘了還有非洲和中東少數幾個獨立國家。不管納粹的政治謀略多麼殘暴，多令人不齒，德國仍是個值得往來的國家。當德國外交部邀請各國外交官前來慶賀元首誕辰，他們都唯命是從。有些國家特別愛挑剔，藉由暫時召回自家大使表達不滿，只留一名代辦或次級官員在柏林。美國、英國和法國選擇這麼做。對美國而言，水晶之夜太過殘暴。英法兩國則是為了強調自己絕非膽小之徒。原本他們對德國的行徑不置一詞，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出兵攻擊他們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根據德、法、英、義四國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簽下的協約， 只要蘇台德地區納入第三帝國的領土，希特勒就保證不會向那些中歐的鄰居小國下手。有誰真相信納粹的保證呢？捷克人絕不會相信。

他們是對的。

簽下慕尼黑協定後不到六個月，德軍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浩浩蕩蕩進入布拉格。德軍的藉口─當然得找個藉口才行─看似十分單純，甚至稱得上慷慨大方：斯洛伐克渴望獨立，好心的德國只想保護他們。隔天希特勒就立法明定在捷克成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將之併入德意志第三帝國版圖。斯洛伐克則宣布獨立並自願接受德國保護。

羅伯．考朗德（Robert Coulondre）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開始擔任法國駐柏林大使。在此之前他已在莫斯科擔任過兩年的駐蘇大使。他對獨裁者並不陌生。然而這一回希特勒藉由攻擊捷克斯洛伐克，展現武力強權，格外讓他怒不可遏。他一聽說這件事，立刻提筆向位在巴黎奧賽堤岸的法國外交部報告。「德國這次的舉動，再次證明他們對所有書面承諾不屑一顧，寧願訴諸殘暴武力，先下手為強，使之成為既定事實再說，」他向上級呈報，「德國的行動撕毀了慕尼黑條約⋯⋯再次證明德國政治毫無原則，只遵從獨裁者的命令：伺機以待， 一旦找到有利時機，立刻掠奪雙手可及的所有戰利品。這簡直是強盜幫派和叢林野人之流的價值觀⋯⋯」

英國大使韓德森（Henderson）則更進一步，主張與德國斷交。考朗德反對這麼做。他傾向採取沒那麼決絕的作法。「最重要的是，」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描述，「一方面組織集結愛好和平的國家；另一方面，無需大張旗鼓，但必須以堅定的態度，讓希特勒明白自己的征服大計已被圍堵。」具體而言，就是倫敦和巴黎不約而同召回駐德大使，只為了讓他們「回本國報告」。考朗德於三月十九日離開柏林，直到四月二十六日才抵達巴黎。英法兩國的行動是否真讓納粹印象深刻？希特勒的壽宴是否因此黯淡了幾分？考朗德暫別柏林、前往巴黎的前一晚，遇到戈培爾麾下的一名中尉，對方開誠布公地說道：「各種機會攤在我們面前，那麼多的門都為我們敞開，我們忙得真不知如何是好呢。」

就這樣，考朗德缺席了希特勒的五十歲壽宴。總理府簽名簿上，代表法國出席的是克里斯蒂安．卡何．德．沃聖錫爾， 一位曾出使哈瓦那的外交官。在他的簽名下方不遠處，則是美國代辦雷蒙．蓋斯特的簽名。蓋斯特不喜歡納粹，但他對他們頗為熟悉。他時常與親衛隊兩名領導人希姆萊（Himmler）和海德里希（Heydrich）會面。這些往來足以讓他明白，德國猶太人的下場恐怕不妙。希特勒生日十五天前，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蓋斯特向美國助理國務卿喬治．梅瑟史密斯（George Messersmith）上呈一封機密文件，內容令人驚慌失色。「猶太人的問題，只能在德國境內解決，而我認為他們（負責的納粹官員）準備用他們的方式處理這個難題。也就是說，他們肯定會將所有健全的猶太人送進勞改營，將所有猶太人的財物全部充公，隔離猶太人，對猶太人社群施以更高壓的措施，接著以武力解決大量猶太人。」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

在此背景下，蓋斯特和駐柏林美國領事館的同仁，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向德國猶太人核發了將近七萬份簽證。這數字令人肅然起敬。但事實上他們原本可以核發更多簽證，加倍甚至再加倍。在此期間，美國當局原本願意迎接超過十八萬四千名德國移民。可惜的是，美國駐柏林領事館的工作量太過繁重且人手不足，以致最終核發的簽證數量有限。但這只是部分原因，事實上另有隱情。實發簽證遠低於官方額度的主因，其實是試圖前往美國的申請人財務狀況未達要求。他們太窮了。美國剛揮別始於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無意迎來成千上萬的貧苦人家。即使那些人可能會就此喪命。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展現決心，堅持全面拒絕「可能會成為全民負擔」的簽證申請人。然而，納粹很快就禁止猶太人帶著身家財產離境─如果他們還有財產的話。自此之後，渴望離開德國的申請人要是在美國沒有親戚能照顧他們，就會被拒絕入境。但這只是第一道障礙而已，他們還遭遇其他困難，一個更加陰險的阻礙：美國幻想希特勒也有「第五縱隊」（Fifth column），也就是難民之中可能藏了納粹間諜。

連孩童也無法擺脫這種疑慮。水晶之夜爆發後，美國第一夫人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決心全力推動新法令，希望在未來兩年間，每年特許一萬名德國孩童前往美國。對象是不滿十四歲的小孩，也就是原則上無害的人選。但美國民眾可不這麼想，此計畫引起激烈反彈。一九三九年初，新聞媒體發表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當民眾被問及：「有人提議每年接納一萬名德國難民兒童─其中大部分都是猶太人─並把他們交由美國家庭照顧。你認為政府該不該讓這些孩童到美國來？」高達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民眾對此說「不」，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民眾同意，另有百分之九表示「沒有意見」。接下來的其他民調也出現類似結果。連美國菁英階級都反對接納這些年幼難民。羅斯福的表親，羅拉．德拉諾．胡戴林（Laura Delano Houghteling）是美國移民局局長夫人，她宣稱：「兩萬名可愛孩童不消多久必會變成惹人厭的貧窮大人。」面對如此激烈的反對聲浪，國會只好放棄此計畫。

納粹持續迫害德國猶太人，但人們拒絕向他們伸出援手。那些在柏林的外交官是否聊起過這回事？美國代辦是否曾向同行提起，排在領事館門口的猶太人一天比一天多？想必他不會跟瑞士大使弗利榭說這回事。他絕對不會沒發現弗利榭絞盡腦汁只想避免激怒納粹。他深恐自己的國家會踏上奧地利和捷克地區的後塵，被德國巨獸一口併吞。赫爾維蒂聯邦境內有一大塊區域都以德文為母語，不是嗎？希特勒很有可能會宣稱，瑞士必須加入大日耳曼帝國。弗利榭不斷提醒、警告自家政府，瑞士身處千真萬確的危險之中，絶不能貿然與強大的日耳曼尼亞起衝突。自他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上任起，就傾盡全力討德國當局歡心，迎合他們的各種欲望。即使再誇張的要求，他也一口答應。因此他做了一件當時還沒有任何大使敢做的事：建議向德國猶太人施以不平等待遇。唯有德國猶太人必須申請簽證才能進入瑞士領土，其他德國公民依舊可以自由進出。弗利榭認為自己是為了瑞士著想，才向第三帝國如此輸誠。不然的話呢？正如他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呈交上級伯恩的文件中提到，若要求所有德國公民都需要簽證才能入境， 可能會讓柏林認為「瑞士不友善，甚至違反中立原則。」

德國政府接受了弗利榭的提議，不過有個條件：秉持互惠原則，他們也會對前往德國的瑞士猶太人施加同樣的不平等待遇。為了一眼就能辨別瑞士人，納粹進一步建議在猶太人護照的第一頁左上角做記號，以一個圈起來的Ｊ當作識別符號。柏林瑞士大使館的代辦法蘭茲．卡普勒（Franz Kappeler）附和納粹的提議，並告知瑞士外交部：「我認為德國的提議認真考量了我方需求，我們可以接受。」接著他頗為務實地補上一句：「在現今情勢下，相信需要前往德國的瑞士猶太人應該非常之少。」不過瑞士政府最終拒絕了德方請求，沒有在護照加註持有人的猶太血統。不過瑞士還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與柏林簽下協定，要求所有德國猶太人必須申請簽證才能進入瑞士。

赫爾維蒂聯邦雖然是第一個同意區分德國非猶太人與猶太人，對後者施加不平等待遇的中立國，但瑞典很快就跟進。幾天之後，瑞典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與德國簽定類似的協定。其他歐洲國家開始考慮歧視猶太人方案可不可行。比如荷蘭和愛爾蘭。愛爾蘭駐柏林大使名叫查爾斯．布利（Charles Bewley）。當時的愛爾蘭還是個新興國家，經歷漫長過程終於在一九二一年脫離英國統治，宣布獨立。然而直到一九三三年，愛爾蘭總統才決定不再效忠英格蘭國王。布利一直是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支持者，他從不掩飾自己對英國人的深惡痛絕。他實在太痛恨英國人，甚至轉而欣賞德國人，特別是納粹統治的德國。自一九三三年來到柏林後，嚴厲的外交官很快就顯露他討厭猶太人的本性，甚至公開支持德國對猶太人的政治迫害。就像瑞士與瑞典外交官員一樣，他希望嚴格限制德國猶太人進入他的國家。當他得知都柏林准許九十名「非亞利安血統的基督徒」暫時居留，他怒火攻心。一封標著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發給愛爾蘭外交部的電報中，他明指這些「非亞利安血統的基督徒」，想必會是一群「為了換取利益，不惜接受基督教受洗禮」的猶太人。他冷酷地明列各種理由，陳述為何必須禁止這些移民入境，卻不希望自己被當作反猶太人士：「總結而言，我想再補充一件事：如果人們認為我對那些渴望離開中歐的猶太人毫無同理心，我將會感到十分遺憾。但我深切相信，當猶太人的利益不符合愛爾蘭人民的利益時，基於以上所提的種種因素，我必須像所有相關人士一樣，盡一己責任，拋卻個人同情心，以維護愛爾蘭利益為要務。」戰爭讓愛爾蘭沒有時間決定如何處置這些移民。中歐猶太人很快就失去遷徙移動的權利。

但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有誰提到戰爭？這一天，柏林的各國外交官員可是希特勒壽宴的賓客。先把猶太人放在一邊吧！那些達官貴人穿著波紋布和絲綢剪裁的正式禮服，儀態翩翩地穿梭人群之間，讓我們隨他們起舞吧！瞧瞧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在第三帝國新總理府如迷宮般的廊道裡前行。同年的一月二十一日，他們曾來參加這棟華麗宮殿的落成典禮；今天他們是否還像當時，對這兒的浮誇華麗感到震驚？當時，表面上希特勒是向各國外交使團發表新年賀詞。但他也想藉機提醒世人德國已重回國際舞台，打算扮演重要角色。元首渴望獲得世人的欽慕，但這不是他唯一目的。他還想恫嚇世人。他向數位副官宣布：「當這些先生（外交官）踏進馬賽克大廳，我要他們立刻被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強大所震懾。這些長長的走廊， 會讓我的賓客馬上被敬畏之情所淹沒。」馬賽克大廳宛如巨大的車站大廳，只是是由大理石堆砌而成。放眼所及盡是大理石。只有大理石，別無長物。占地近一千平方公尺，冰冷如墓穴的大廳裡，沒有半個家具，沒有地毯，沒有任何座位，連半張椅子都沒有。高達十六公尺的玻璃天花板，探入柏林灰暗的天空，讓氣氛更加陰沉肅穆。美國大使館的參事傑佛森．派特遜（Jefferson Patterson）感覺自己彷彿踏進一座壯觀的埃及陵墓：「小國代表恐怕感到大限已近，擔憂無法活著離開。」四牆盡是光芒耀眼的鑲嵌壁磚，拼貼出一隻隻大鵰圖像，這是希特勒最喜愛的圖形之一，僅次於卐字。到處都是凶猛的鵰， 有特寫，有側面；牠們的眼神銳利，充滿復仇之心，有些以利爪抓住燃燒的火炬，有的則展翅遨翔。

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那天，這些外國使節與其說是滿心欽慕，還不如說心驚膽顫─他們深怕跌倒。建造期間，全以大理石鋪成的地面就曾讓不只一名工人摔倒。就連新總理府的建築師亞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也在落成典禮前，跟希特勒直白地提起這件事。可惜於事無補。「我不太同意地面採用光滑大理石，我認為應該鋪上地毯才對，但他不這麼想。他對我說：『地面光滑才好，那些外交官就必須學會怎麼在滑溜溜的地面上移動。』」這場考驗持續到連接迎賓大廳與馬賽克大廳的華麗長廊。希特勒再次證明，他做事絕不會只做一半。簡而言之，那是一座看似毫無盡頭的展示廊，全用大理石建造而成，長達一百四十六公尺，恰如其名：大理石展示廊。保羅－奧圖．施密特（Paul-Otto Schmidt）時任元首翻譯。常常隨各國大使走過這條寬大長廊的他形容：「說真的這兒沒有地板，只有陰鬱的粉紅大理石，光可鑑人，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行，必須謹慎計算，才能安然通過一百五十公尺長的過道，抵達兩扇沉重的大門前，門後才是希特勒辦公室的接待廳。」

這座長廊與馬賽克大廳不同，意圖呈現比較溫暖的氣氛。牆上掛滿從哈布斯堡王朝各城堡、羅斯柴爾宮殿，甚至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劫掠而來的掛氈，供賓客恣意欣賞。墨西哥大使館的代辦弗朗西斯科．納巴若（Francisco Navarro），被眼前富麗堂皇的景象深深震撼：「每隔五公尺就立著一座沙發、幾張扶手椅，都選用最珍稀的木材製作，上面掛著銀製吊燈。整體而言風格俐落氣派，非常高雅。」美國的派特遜沒有他那麼興奮，仍是一派揶揄：「牆上掛滿各種掛氈，全都描繪著騎士伸出長槍，刺進敵人軀體的畫面，然而他們的對手早就被座騎踢倒在地。簡而言之：戰鬥、謀殺和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殘暴。這些壁飾的主題昭然若揭，無人不知。」

他們說他們沒有選擇餘地。

他們說當時還沒開戰。

他們說當時他們並不知道⋯⋯

那一天是希特勒五十歲壽宴。五十歲是重要的一年，是個逢十整數，恰好半百。希特勒會活到一百歲嗎？他是否真有不死之身？一九三九年的德國，想必有人如此殷切期盼。這是轉折性的一年，值得慶賀的一年，世界還沒因戰爭而天翻地覆。幾個月後，當德國人回想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這一天，心頭必定會湧起一股懷念之情。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年代，人們無所顧忌地伸直手臂，朝前方高舉過肩，不用擔心受到世人批判。人們也能毫不拘束地高喊「希特勒萬歲」。在一九三九年，...

推薦序 令人耳目一新的二戰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有關希特勒或「第三帝國」的討論已是汗牛充棟，本書作者另闢蹊徑，從俄國軍事檔案庋藏的「第三帝國」禮賓部門舉辦宴會時的賓客簽名簿找出線索，講述一九三九年德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後，各國外交人員的處境，論述或觀察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變爆發，許多國家先是斷交，繼而宣戰。天翻地覆之際，留在柏林的各國外交人員得面臨怎樣的未來？當時，約有一千名駐在柏林的各國外交人員遭軟禁，面臨飢餓與絕望，幽居五個月後才獲准離境，倉皇逃出生天。與之對照的，是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投降後，與德國尚有邦交的各國外交人員，同樣前途茫茫，只不過，沒有那麼幸運。

一九四四年底，德國敗象已經相當明顯，此時，柏林所剩的使館已經相當有限，但仍努力維持歌舞昇平的假象。一九四五年四月，柏林外交部門終於面對現實，安排各國重要使節撤離，僅剩下一些參事、祕書留守，直到蘇聯軍隊攻陷柏林，將他們俘虜回莫斯科。這種景象，讓人想起金人南下，將北宋靖康之變，兩位亡國之君及皇族、后妃全遭擄往五國城的景象。

提前試閱本書時，許多熟悉的人名、事件出現紙上：滿洲國、大島浩，三國共同防共協定等。本書作者花了許多考證功夫，對「第三帝國」末期與柏林仍保持外交關係的幾個國家：愛爾蘭、日本、滿洲國、泰國的外交官員都有詳盡的考證，也可從他們的遭遇，看盡世情冷暖。

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爆發後，除了教廷與永久中立國瑞士之外，瑞典、愛爾蘭也以中立國立場，保持對德邦交，並未撤出德國或其占領區。這些中立國都成為當時兩大陣營的緩衝。瑞士則兩面討好：一方面准許難民猶太通過，另一方面卻接受第三帝國的「納粹黃金」，難怪遭受諸多質疑。一九四三年以後，愛爾蘭駐德大使克雷明（Cornelius Christopher Cremin）與瑞典大使瑞雪特（Arvid Gustaf Richert）在柏林仍相當活躍，參加德國政府舉辦的各種官式活動，在「希特勒的賓客簿」上留下簽名。一九四五年四月，俄軍即將攻入柏林，克雷明已經事先獲得友邦善意警告，立即潛往瑞士，逃過一劫，瑞典大使瑞雪特也於四月二十三日離開柏林，命代辦留守。

相較之下，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的境遇完全不同。大島浩是「共同防共協定」的影武者，頗受希特勒信任，日本人甚至稱他為「駐德的德意志大使」，揶揄他的親德立場。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大島浩參加柏林政府的官式活動時，還誓言與德國共赴「國難」。但幾天之後，大島浩便與日本使館許多人員逃往奧地利巴特加斯泰因（Bad Gastein）。五月八日德國投降，美軍抵達，率先管收日本使館人員，將一干人等送到美國審訊，再遣返日本。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島浩因戰罪而遭起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其終身監禁。在服刑十年後，獲得假釋，隱居東京附近，度過餘生。奉命留守柏林的日本使館參事河原駿一郎則與其他國家使館留守人員遭遇相同的命運：送往莫斯科，而後不知所終。

日本人早於一九三二年成立魁儡政權「滿洲國」，但德國遲至一九三八年才在日本堅持下，給予承認並建交。日本隨即以呂宜文出任滿洲國駐德公使，王替夫則擔任參事。德國投降之前，呂宜文已經先安排其奧地利籍情婦並同兩子返回奧地利，自己則回到「新京」，一九四五年八月，滿洲國瓦解，呂宜文被逮補，曾經遭雲南省高等法院判處死刑，但最終獲赦。留守柏林的秘書王替夫則遭蘇聯逮捕，先在俄國戰犯集中營中服刑十二年，假釋後遣返回國，再度勞改二十二年。一生悽苦，正是蘇武故事的翻版。

作者行文之際，為加強張力，不時加入一些個人想像，例如描寫中華民國陳介大使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參加希特勒生日宴會時，無法順利出示邀請卡的窘狀，又指出「滿洲國」公使呂宜文不通德文。須知呂宜文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工學部畢業，當時日本大學中德文不僅是必修，且必須具備相當能力。呂宜文在柏林期間，與其奧地利管家產生情愫，生育子女，說他不通德語，恐怕無法說服讀者。

希特勒主導的「第三帝國」覆亡超過四分之三個世紀，有關「第三帝國」的論述主題甚多，從戰爭破壞文明、猶太滅絕離散到戰後世界重整，率皆有之。從俄軍收繳的「第三帝國」政府文書，挑選宴客的紀錄做為切入點，倒是非常新的嘗試。視角不一，但幾乎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兵，凶器；戰，危事也。

推薦序　外交工作的現實與血淚

——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劉仕傑

外交官的工作，總讓人聯想到光鮮亮麗的一面。一般人談到外交官或大使，總想到出入各大宴會，杯觥交錯的愉悅畫面，例如一個大使代表母國，意氣風發地跟駐在國進行各項談判交涉。

但，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一個大使所派駐的國家，不是正義的一方呢？作為外交官，一方面得聯繫當地的政要，培養與當地政界的關係，一方面又擔心自己未來將被歷史唾棄，甚至影響身家性命，面對這樣的兩難，該怎麼辦呢？

《希特勒的賓客簿》正是一本精彩的好書。時間設定在二次大戰，世界分成同盟國及軸心國兩大陣營，希特勒掌權下的納粹德國當時被認為是歐洲強國。二戰情勢未卜，希特勒橫掃全歐洲，如果你是被派駐在德國的外交官，你又如何預知希特勒終將戰敗？

這本書的標題乍看之下令人有點困惑，為何要談賓客簿？賓客簿有沒有簽到，很重要嗎？但一讀之下，才赫然明瞭，原來本書講的是「作為派駐納粹德國的外交官，該如何在正義良心與捍衛國家利益之間求取平衡？」，以及出席希特勒壽宴或相關納粹德國慶典的各國使節，在賓客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等到日後德國戰敗，蘇聯的反間情報組織如何找出這些賓客簿上的名字，並一一復仇的故事。

回想起來，一九三○到一九四○年代的駐德外交官，想必經歷了內心反覆痛苦的糾結。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舉辦五十歲壽宴，這可是一件大事，作為外交使節既然受邀，能不出席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國「水晶之夜」悲劇震撼全世界，無數名猶太人遭到納粹迫害，但派駐德國的外交官，又有何選擇呢？

書中特別寫到了美國駐柏林代辦當時向德國猶太人核發將近七萬份簽證，讓猶太人得以逃到美國。當時美國第一夫人認為應該要每年准許一萬名猶太孩童前往美國，但這項作法當時並未得到美國國內主流民意的支持，最後美國國會只好作罷。這段故事讓我想到，當時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的何鳳山總領事，也不顧上司駐德大使陳介的反對，執意核發了數千份生命簽證予猶太人，多年後何鳳山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並獲以色列政府頒贈「國際義人」獎項。書中花了一些篇章提到當時滿洲國駐德大使館也核發了數萬名簽證給猶太人，對台灣讀者來說，這是少見談論滿洲國政府的歷史角度。

這些故事，其實都是在談外交官在歷史的洪流下，如何面對自己的良心，做出最終的選擇。而當時各國在思考是否接受猶太難民的難題時，也深怕難民之中是否曾有納粹間諜。這樣的顧慮是否似曾相識？沒錯，香港自從爆發反送中以來，台灣政府及社會內部激烈辯論是否針接收大規模香港難民，反對派的顧慮即包括：如果這些香港難民中藏有中共間諜呢？

回到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納粹德國，當時部分歐洲中立國（如瑞士）或小國的駐德代表，事實上因為忌憚希特勒最終將侵略自己母國，所以在與納粹政府互動時，或多或少帶有一種釋出善意甚至祈求輸誠的卑微心態。是的，外交官不總是光鮮亮麗，有些時候為了保存國家生存利益，總得認清形勢比人強的國際現實，畢竟當時的納粹德國，可是勢如破竹呢！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希特勒意外逃過一場暗殺行動，當時納粹政府急忙召開一場邀請各國使節的公開活動，慶祝希特勒得到上天的眷顧。所有的外交使節都出席了這場慶祝活動，為何？因為作為派駐德國的外交使節，如果不出席這場活動，可能被解讀為不支持納粹德國政府領袖希特勒。作為外交官，必須要在形式上與派駐國廣結善緣，不是嗎？

總之，如果你對外交官的真實工作面貌有興趣，相信你會喜愛《希特勒的賓客簿》這本書。這本書談的是歷史，也是個人。書中將外交官這份看似高尚的工作除魅化，但同時加上了許多人性血淚。

讀完此書，你還會認為外交官出席宴會是件輕鬆愉快的事嗎？也許有時是吧，但更多時候可是戰戰兢兢，苦酒滿杯呢。

推薦序 令人耳目一新的二戰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有關希特勒或「第三帝國」的討論已是汗牛充棟，本書作者另闢蹊徑，從俄國軍事檔案庋藏的「第三帝國」禮賓部門舉辦宴會時的賓客簽名簿找出線索，講述一九三九年德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後，各國外交人員的處境，論述或觀察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變爆發，許多國家先是斷交，繼而宣戰。天翻地覆之際，留在柏林的各國外交人員得面臨怎樣的未來？當時，約有一千名駐在柏林的各國外交人員遭軟禁，面臨飢餓與絕望，幽居五個月後才獲准離境...

推薦序　令人耳目一新的二戰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摧薦序　 外交工作的現實與血淚——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劉仕傑

序幕

第一章　猶太人悲歌
第二章　拯救猶太人
第三章　暗殺希特勒
第四章　反抗或低頭？
第五章　藝術與政治
第六章　蘇聯失算
第七章　別有居心
第八章　喪失盟友
第九章　逃離柏林
第十章　真相浮出檯面
第十一章　梵蒂岡的真面目
第十二章　權衡與決斷
第十三章　大限將至
第十四章　最後的宴會

尾聲

簽名簿名單
資料來源
謝辭

推薦序　令人耳目一新的二戰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摧薦序　 外交工作的現實與血淚——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劉仕傑

序幕

第一章　猶太人悲歌
第二章　拯救猶太人
第三章　暗殺希特勒
第四章　反抗或低頭？
第五章　藝術與政治
第六章　蘇聯失算
第七章　別有居心
第八章　喪失盟友
第九章　逃離柏林
第十章　真相浮出檯面
第十一章　梵蒂岡的真面目
第十二章　權衡與決斷
第十三章　大限將至
第十四章　最後的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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