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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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思想在當代儒學界引發熱烈論辯,
他是「理學宗師」?還是「氣學之祖」?
是「唯物論/唯氣論」者?
還是「即存有即活動」的儒家「心性論」、「道德的形上學」?
針鋒相對的各種詮釋,使得張載格外具有研究趣味,
也展現他在當代儒學上的學術潛力。
《當代張載學》對張載的關懷集中在心性論與氣化論的交涉之上。作為北宋理學宗師,如同牟宗三以「天道性命相貫通」為張載的中心課題,唐君毅以「人道合天道之道」標示橫渠學性格,天、道、性、心的確是張載經常使用的核心語詞,張載學乃是儒家傳統意義下的心性論與道德形上學。然而在心性論之外,張載同時使用大量的氣論語言,並且經常在氣化流行中説明世界誠明、物與無妄。由此形成的大有哲學,正是對抗佛老的利器。切割大量氣論,無疑違反《正蒙》初心。「太虛即氣」正是張載刻意把氣帶入天道性命論域的新哲學命題。
可惜的是,理學內部高舉〈西銘〉,貶抑《正蒙》,「以氣說道」成為對張載經常使用的批評。相較於張載在理學史上未被善待的命運,一九四九年後唯物論氣學與新儒家心性論,或晚近新儒家心性論與先天型氣學的論辯,張載卻是一重要戰場。當中牽涉對氣的理解,也摻雜政治對立因素,並涉及儒學典範的挑戰。一個張載,多種面貌,其間的拮抗張力使當代張載研究更有挑戰性。張載強調兩端一致、兼體無累,本書相信不僅唯心、唯物對立框架不適用於張載,也認為心性論與氣化論不必然是二擇一的選題。張載具有打破二元框架、平視心物的潛力,此有待於重新檢證其氣學性格。
作者簡介:
王雪卿
1967年生於臺灣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少受唐君毅、牟宗三先生思想薰陶,感於儒家精神剛健,相契新儒家哲學。近年來主要研究領域為宋明理學,以張載為研究對象,對儒家氣學、理學工夫論、身體觀等議題尤感興趣。著作有《靜坐、讀書與身體:理學工夫論之研究》、《明清文學散步》,以及期刊論文二十餘篇。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論(節錄)
通過張載而思
重「氣」是張載顯著的特色,同時他的學術性格面目難辨也與之息息相關。如果把視野拉回理學產生的北宋,甚至更早的韓愈、李翱時代,佛老挑戰無疑的理學產生的一大事因緣。佛老批評儒學只是俗諦、世間法,非究竟之學,由於學絕道喪的壓力與時代的創傷,儒學必須證明自己並沒有矮人一截。在儒學的自我重構過程中,理學家們確實喜談天道性命,正是由於他們感受到佛、道二教的超越性強度而來。體用論是理學家重構儒學,批判佛老的一大利器。他們吸收佛老的同時,卻也回過頭來批判佛老所謂的超世間法是一種往而不反,實質上早已超越世間太多,並沒有辦法回到世間來。由此檢證佛老的本源之學,有體而無用,只有儒學的即內在而超越、既超越而內在的思考模式,才是能夠承體而起用的究竟之學,從而得出儒學更勝一籌的結論。張載為什麼要重談「氣」?在張載的立場來看,儒學有體、有用、有力,能夠回應佛老、修正佛老,其前提就在於儒家的本源之學真正的肯定世界。張載談「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為太虛」,他經常使用「氣」這個古老的概念,其用意是在氣化流行中說明世界誠明、物與無妄,「太虛即氣」、「虛氣相即」即是在與佛老談辯的脈絡下,回應佛老說「空」、說「無」而提出的新命題。張載思想具有體用論的超越向度,但他對氣論的重視也相當明顯,二者並非是對立的選項。可惜的是他的想法並沒有被善待,這和他喜歡「以氣說道」的表達方式有關。理學史上,二程批評他:「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自註:然此語未能無過。)」朱子說他:「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縱然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批評張載混淆了形而上、形而下,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或許也說明了在形上形下、體用、道物之間,張載「氣論」可能隱藏著兩行的性格。「氣」本來不是一個形而上、形而下可以完全切割開來的東西,在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它更接近一個通孔,可以通於「形」,也可以通於「神」、通於「道」;它溝通「心」、「物」,既「即心即物」,卻也「非心非物」。
從程朱對張載「以氣說道」的批評開始,張載的爭議從理學史一路而下到當代,從來沒有少過。一如丁為祥《虛氣相即:張載哲學體系及其定位》一書所描述:「從一定意義上說,理學研究中人們分歧最大的看法,往往集中在張載哲學之上。」張載究竟是「理學宗師」?還是「氣學之祖」?「唯物論/唯氣論」者?還是「即存有即活動」的儒家「心性論」、「道德的形上學」?在張載研究史上,一直不乏哲理內涵歧異的詮釋。本來研究者從不同的詮釋角度來解讀文本,而形成差異性理解是一種正常現象。但如果對此思想家根本性格的基本詮釋,一直存在著內涵極端相反,數量卻又旗鼓相當的現象,那麼這個詮釋的歧異似乎也就沒有那麼的尋常。這些從宋代到當代的爭議與標籤,或可歸咎於研究者的詮釋出了問題,但也可能與張載文本具有某些程度的開放性或特殊結構,容許不同解讀有很大關係。張載的特殊性格,使他成為理學與反理學、唯物論與心性論對話與爭辯的一個重要場域。他們的立場顯得處處針鋒相對,卻又往往將張載引為同道。此情況使得張載格外具有研究趣味,這或許也是張載在當代儒學上的學術潛力。
在本書開頭,筆者有意仿效郝大維(David L. Hall)、安樂哲(Roger T. Ames)的名著《通過孔子而思》,而以「通過張載而思」作為導論的標題。郝大維、安樂哲說:
我們不會宣稱已進行的是某種純粹「原語境」(in situ)的對孔子思想的重建。毋寧說,我們更強調,如果抗拒這種重建的可能性,而代之以嘗試改變視角,並通過對當下視角的擴展而深入理解孔子思想的方式,才有可能獲得對孔子形象的精確刻畫。
如同郝大維、安樂哲在研究孔子思想所作的思考,對筆者而言,「純粹原語境」下的思想重建,除了涉及到作者原意的獲得是否可能,此一詮釋學上的難題外。更令人在意的是,此一思想重建的意義究竟為何?本書的研究因此主要是以當代的張載學為關注對象,並且認為如果張載對我們而言,仍然具有啟發性,那麼無論是就儒學內部而言,或者是將儒學放入當代世界的處境來說,對張載的探討其目標應該可以是更積極的。對於張載思想在當代儒學中所出現的重大歧異與爭辯,筆者的基本態度是不僅僅將之視為研究者個人方法上的謬誤或誤植,而認為此一「謬誤」、「誤植」背後的思考理路與概念架構,有其來自於時代處境的問題意識與哲學思考。他們的論辯具有積極的意義,並為本書所進行的張載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源。
本書對張載關注的焦點論域則集中在心性論與氣化論的交涉,此一當代儒學論爭之下而展開論述。作為宋明理學之宗師,與程朱、陸王學派相較,張載一直稱不上是顯學。除了明末清初出現了一個王夫之對張載高度佩戴、推崇,以他的繼承人自居之外,在理學史上,大致可說是長期處於邊陲地帶,甚至被程朱所取代、壓抑或改裝。張載之學門前冷落的際遇,1949年後卻有明顯的突破。這和中國大陸學界受政治氛圍的強烈影響,以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哲學史的學術指導原則,為了建構東方版本的唯物主義體系,而有「氣學」一系的出現有關。從唯物論哲學的角度出發,氣開始被視為是一種物質,「以氣為本」、「天人一氣」、「氣者萬物之一源」這樣的命題一轉,成為可以用來說明世界是由物質所構成,而物質乃是世界的終極基礎之論述。由此,「氣」被賦予了可以和唯心主義對抗的神聖使命。由於張載、王廷相、羅欽順、吳廷翰、劉宗周、王夫之、戴震等人的著作中,確實都重視「氣」,也有將「氣」提高到作為核心概念的語句,因此,以張岱年為首的中國大陸學者主張從張載以下,一直到王夫之、戴震,中國哲學中別有一個唯物論氣學傳統,此氣學傳統不僅自成體系,而且足以和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互相抗衡、鼎足為三。在冷戰時期,此一帶有唯物論政治意涵的儒家氣學系譜在台灣學界很難被接受。無論是港台或海外新儒家,一向主張宋明理學乃是心性論、超越論的哲學,「天道性命相貫通」一義被認為是理學共法。在當代新儒家之著作中,牟宗三援用康德哲學進行格義建構出新儒家的「心性之學」,對於張載、羅欽順、劉宗周這樣氣論氣息濃厚的哲學家,他延續了程朱理學將氣限制在形而下之然,而非形而上之所以然的思考,基本上僅將「氣」視為是第二義的概念,而並非是他們的核心理論。牟宗三「心性之學」的唯心論傾向,在面對陸王心學系統之外,不管是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或張載、王夫之氣學的解釋,都出現幅度不小的貶抑或改造。不同於牟宗三視「氣」為形下的解釋,唐君毅則主張張載、王夫之的「氣」不僅是物質,需要高看、上看,視之為與本體同樣的位階。二者之中,唐、牟對「氣」的看法其實並不盡相同,但他們反對唯物論的心性論立場則一致。也同樣致力於將張載學的定位由唯物論氣學之祖,重新拉回到理學宗師的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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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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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張載學》對張載的關懷集中在心性論與氣化論的交涉之上。作為北宋理學宗師,如同牟宗三以「天道性命相貫通」為張載的中心課題,唐君毅以「人道合天道之道」標示橫渠學性格,天、道、性、心的確是張載經常使用的核心語詞,張載學乃是儒家傳統意義下的心性論與道德形上學。然而在心性論之外,張載同時使用大量的氣論語言,並且經常在氣化流行中説明世界誠明、物與無妄。由此形成的大有哲學,正是對抗佛老的利器。切割大量氣論,無疑違反《正蒙》初心。「太虛即氣」正是張載刻意把氣帶入天道性命論域的新哲學命題。
可惜的是,理學內部高舉〈西銘〉,貶抑《正蒙》,「以氣說道」成為對張載經常使用的批評。相較於張載在理學史上未被善待的命運,一九四九年後唯物論氣學與新儒家心性論,或晚近新儒家心性論與先天型氣學的論辯,張載卻是一重要戰場。當中牽涉對氣的理解,也摻雜政治對立因素,並涉及儒學典範的挑戰。一個張載,多種面貌,其間的拮抗張力使當代張載研究更有挑戰性。張載強調兩端一致、兼體無累,本書相信不僅唯心、唯物對立框架不適用於張載,也認為心性論與氣化論不必然是二擇一的選題。張載具有打破二元框架、平視心物的潛力,此有待於重新檢證其氣學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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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卿
1967年生於臺灣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少受唐君毅、牟宗三先生思想薰陶,感於儒家精神剛健,相契新儒家哲學。近年來主要研究領域為宋明理學,以張載為研究對象,對儒家氣學、理學工夫論、身體觀等議題尤感興趣。著作有《靜坐、讀書與身體:理學工夫論之研究》、《明清文學散步》,以及期刊論文二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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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張載而思
重「氣」是張載顯著的特色,同時他的學術性格面目難辨也與之息息相關。如果把視野拉回理學產生的北宋,甚至更早的韓愈、李翱時代,佛老挑戰無疑的理學產生的一大事因緣。佛老批評儒學只是俗諦、世間法,非究竟之學,由於學絕道喪的壓力與時代的創傷,儒學必須證明自己並沒有矮人一截。在儒學的自我重構過程中,理學家們確實喜談天道性命,正是由於他們感受到佛、道二教的超越性強度而來。體用論是理學家重構儒學,批判佛老的一大利器。他們吸收佛老的同時,卻也回過頭來批判佛老所謂的超世間法是一種往而不反,實質上早已超越世間太多,並沒有辦法回到世間來。由此檢證佛老的本源之學,有體而無用,只有儒學的即內在而超越、既超越而內在的思考模式,才是能夠承體而起用的究竟之學,從而得出儒學更勝一籌的結論。張載為什麼要重談「氣」?在張載的立場來看,儒學有體、有用、有力,能夠回應佛老、修正佛老,其前提就在於儒家的本源之學真正的肯定世界。張載談「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為太虛」,他經常使用「氣」這個古老的概念,其用意是在氣化流行中說明世界誠明、物與無妄,「太虛即氣」、「虛氣相即」即是在與佛老談辯的脈絡下,回應佛老說「空」、說「無」而提出的新命題。張載思想具有體用論的超越向度,但他對氣論的重視也相當明顯,二者並非是對立的選項。可惜的是他的想法並沒有被善待,這和他喜歡「以氣說道」的表達方式有關。理學史上,二程批評他:「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自註:然此語未能無過。)」朱子說他:「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縱然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批評張載混淆了形而上、形而下,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或許也說明了在形上形下、體用、道物之間,張載「氣論」可能隱藏著兩行的性格。「氣」本來不是一個形而上、形而下可以完全切割開來的東西,在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它更接近一個通孔,可以通於「形」,也可以通於「神」、通於「道」;它溝通「心」、「物」,既「即心即物」,卻也「非心非物」。
從程朱對張載「以氣說道」的批評開始,張載的爭議從理學史一路而下到當代,從來沒有少過。一如丁為祥《虛氣相即:張載哲學體系及其定位》一書所描述:「從一定意義上說,理學研究中人們分歧最大的看法,往往集中在張載哲學之上。」張載究竟是「理學宗師」?還是「氣學之祖」?「唯物論/唯氣論」者?還是「即存有即活動」的儒家「心性論」、「道德的形上學」?在張載研究史上,一直不乏哲理內涵歧異的詮釋。本來研究者從不同的詮釋角度來解讀文本,而形成差異性理解是一種正常現象。但如果對此思想家根本性格的基本詮釋,一直存在著內涵極端相反,數量卻又旗鼓相當的現象,那麼這個詮釋的歧異似乎也就沒有那麼的尋常。這些從宋代到當代的爭議與標籤,或可歸咎於研究者的詮釋出了問題,但也可能與張載文本具有某些程度的開放性或特殊結構,容許不同解讀有很大關係。張載的特殊性格,使他成為理學與反理學、唯物論與心性論對話與爭辯的一個重要場域。他們的立場顯得處處針鋒相對,卻又往往將張載引為同道。此情況使得張載格外具有研究趣味,這或許也是張載在當代儒學上的學術潛力。
在本書開頭,筆者有意仿效郝大維(David L. Hall)、安樂哲(Roger T. Ames)的名著《通過孔子而思》,而以「通過張載而思」作為導論的標題。郝大維、安樂哲說:
我們不會宣稱已進行的是某種純粹「原語境」(in situ)的對孔子思想的重建。毋寧說,我們更強調,如果抗拒這種重建的可能性,而代之以嘗試改變視角,並通過對當下視角的擴展而深入理解孔子思想的方式,才有可能獲得對孔子形象的精確刻畫。
如同郝大維、安樂哲在研究孔子思想所作的思考,對筆者而言,「純粹原語境」下的思想重建,除了涉及到作者原意的獲得是否可能,此一詮釋學上的難題外。更令人在意的是,此一思想重建的意義究竟為何?本書的研究因此主要是以當代的張載學為關注對象,並且認為如果張載對我們而言,仍然具有啟發性,那麼無論是就儒學內部而言,或者是將儒學放入當代世界的處境來說,對張載的探討其目標應該可以是更積極的。對於張載思想在當代儒學中所出現的重大歧異與爭辯,筆者的基本態度是不僅僅將之視為研究者個人方法上的謬誤或誤植,而認為此一「謬誤」、「誤植」背後的思考理路與概念架構,有其來自於時代處境的問題意識與哲學思考。他們的論辯具有積極的意義,並為本書所進行的張載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源。
本書對張載關注的焦點論域則集中在心性論與氣化論的交涉,此一當代儒學論爭之下而展開論述。作為宋明理學之宗師,與程朱、陸王學派相較,張載一直稱不上是顯學。除了明末清初出現了一個王夫之對張載高度佩戴、推崇,以他的繼承人自居之外,在理學史上,大致可說是長期處於邊陲地帶,甚至被程朱所取代、壓抑或改裝。張載之學門前冷落的際遇,1949年後卻有明顯的突破。這和中國大陸學界受政治氛圍的強烈影響,以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哲學史的學術指導原則,為了建構東方版本的唯物主義體系,而有「氣學」一系的出現有關。從唯物論哲學的角度出發,氣開始被視為是一種物質,「以氣為本」、「天人一氣」、「氣者萬物之一源」這樣的命題一轉,成為可以用來說明世界是由物質所構成,而物質乃是世界的終極基礎之論述。由此,「氣」被賦予了可以和唯心主義對抗的神聖使命。由於張載、王廷相、羅欽順、吳廷翰、劉宗周、王夫之、戴震等人的著作中,確實都重視「氣」,也有將「氣」提高到作為核心概念的語句,因此,以張岱年為首的中國大陸學者主張從張載以下,一直到王夫之、戴震,中國哲學中別有一個唯物論氣學傳統,此氣學傳統不僅自成體系,而且足以和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互相抗衡、鼎足為三。在冷戰時期,此一帶有唯物論政治意涵的儒家氣學系譜在台灣學界很難被接受。無論是港台或海外新儒家,一向主張宋明理學乃是心性論、超越論的哲學,「天道性命相貫通」一義被認為是理學共法。在當代新儒家之著作中,牟宗三援用康德哲學進行格義建構出新儒家的「心性之學」,對於張載、羅欽順、劉宗周這樣氣論氣息濃厚的哲學家,他延續了程朱理學將氣限制在形而下之然,而非形而上之所以然的思考,基本上僅將「氣」視為是第二義的概念,而並非是他們的核心理論。牟宗三「心性之學」的唯心論傾向,在面對陸王心學系統之外,不管是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或張載、王夫之氣學的解釋,都出現幅度不小的貶抑或改造。不同於牟宗三視「氣」為形下的解釋,唐君毅則主張張載、王夫之的「氣」不僅是物質,需要高看、上看,視之為與本體同樣的位階。二者之中,唐、牟對「氣」的看法其實並不盡相同,但他們反對唯物論的心性論立場則一致。也同樣致力於將張載學的定位由唯物論氣學之祖,重新拉回到理學宗師的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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