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這是一本講述愛情的小說，三個不同女性：巴斯特納克的情婦，也是他創作的謬思奧爾嘉、美國中情局特務莎莉、打字員兼特務的伊蓮娜，她們來自不同國家（俄國和美國），但都面臨相同命運：她們的愛情不被世人所接受，不為眾人所祝福，為此三人都付出了慘重代價。奧爾嘉是別人婚姻的介入者、第三者，是上不了臺面的情婦，為了她所愛的男人，她兩次被捕，在西伯利亞集中營裡勞改，還因此流產。莎莉和伊蓮娜的同性之愛，被中情局視為道德瑕疵，兩人被迫分手，伊蓮娜離開原單位，拋下過往一切，改頭換面；而莎莉因此被趕出中情局，最...

打字員

每天早上，蘇聯分局通常以滑進位子整理資料、或閃進休息室倒咖啡、或匆匆趕往各路早晨會報（約九點一刻開始）的忙亂氣氛拉開序幕。前臺的電話通常已開始響個不停，等候區的位子也全部坐滿；可是，十月初的這個早晨並非如此。那天，前臺空空蕩蕩，休息室也一樣，打字組四周的每張辦公桌亦空無一人。

「怎麼回事？」蓋兒問泰迪．荷姆斯，後者半走半跑奔向電梯。他突然剎車，被腳下乳白色舊地毯的隆起絆了一下。

「樓上要開會。」泰迪說。「樓上」是杜勒斯辦公室的暗號，但他的辦公室其實在樓下。泰迪匆忙離去，我們回到座位，伊蓮娜已端坐打字機前。

「泰迪有說什麼嗎？」蓋兒問。

「我們輸了。」伊蓮娜說。

「輸了什麼？」諾瑪問。

「不清楚。」

「你們在說什麼？」凱西問。

「我沒辦法解釋科學的部分。」

「科學？什麼科學？」

「他們把某樣東西送上太空了。」伊蓮娜說。

「他們？」

「他們。那個他們。」她耳語。「想想看……」她拖長尾音，指指石綿天花板，「那東西在上面。此刻，現在。」

那是個大小似海灘球、重量跟美國男性平均體重差不多、威力卻直逼核子彈頭的玩意兒。早在俄國國家通訊社「塔斯社」宣布「史普尼克」發射成功的數小時前，「全球第一顆人造衛星已抵達九百公里高空，每九十八分鐘即可繞地球一圈」的消息就已經在中情局蘇聯分局內傳開了。

既然男士們都不在，我們也搞不定任何工作。這會兒就只能活動指關節、左右張望空蕩蕩的辦公室。凱西把腦袋探過隔板。「『史普尼克』？這什麼名字啊？」

「聽起來像顆馬鈴薯。」茱迪應道。

「俄文『旅伴』的意思。」伊蓮娜說。「我覺得有情調的。」

「才不呢，」諾瑪說，「感覺好恐怖。」

蓋兒倏地站起來，閉上眼睛，在空中挑動手指、計算看不見的數字。然後她睜開眼睛。「十四。」

「啥？」我們齊聲問道。

「如果史普尼克以現在的速度環繞地球，那麼它每天會經過我們頭上十四次。」

我們同時抬頭往上看。

午餐過後，我們全擠在安德森辦公室的收音機旁（他不在）。目前沒有人獲知實際消息，但廣播員表示，全國各地不斷瘋狂通報可能的目擊事件─鳳凰城、坦帕、匹斯堡、還有東岸及西岸的波特蘭。彷彿除了打字組以外，大家都看到那顆人造衛星了。

「可是肉眼看不見人造衛星呀？」蓋兒說，「白天更不可能。」

電臺響起腸胃錠廣告音樂時，安德森也正好走進辦公室。「我大概也需要一錠。」他說。「看來，大家都挺認真工作的嘛。」

「巴拉巴拉，噗滋噗滋。」諾瑪輕輕做怪聲。

凱西調低廣播音量。「我們想知道是怎麼回事。」她說。

「誰不想呢？」安德森說。

「那你知道嗎？」諾瑪問。

「有誰知道？」蓋兒問。

安德森卻像個高中棒球教練，精神抖擻地用力拍手。「好啦，該回去工作了。」

「那玩意兒不斷飛過我們頭上，這要我們怎麼工作？」

安德森關掉廣播，像驅離鴿子一樣趕我們出去。我們魚貫離開辦公室，聽見安德森問伊蓮娜能不能留下來幾分鐘。他的要求不算奇怪，橫豎伊蓮娜本來就是打字組的一員。不過從她到職那天起，我們就懷疑她在局裡可能還有其他特殊職務，一些課外活動；至於她參與了哪些活動，我們不曉得。不論安德森要找她聊課後活動、或是談史普尼克的事，我們一無所知，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推理猜測。

整個週末，各式各樣的新聞報導紛紛出籠，從過度誇大（俄國勝出！）、愚蠢荒謬（世界末日？）、理性務實（史普尼克何時掉下來？）再到政治取向的（艾克怎麼做？）1都有。到了星期一早上，排隊通過總部安檢的人只剩小貓兩三隻，因為大批大批的男人全都去白宮和國會山莊開會，試圖平息全盤皆輸的恐懼；至於還留在總部的男人，則是一副從上週五就沒離開辦公室的模樣：腋下的白襯衫已微微發黃，睡眼惺忪，臉上鬍渣多日未刮。

十月過去。綠葉先橘再紅、然後轉棕，最後凋落。我們撈出衣櫃深處的厚大衣。蚊子盡數陣亡，酒館開始促銷熱甜酒，城裡處處都是燒枯葉的味道，就連市中心也不例外。某人帶來一盞南瓜燈、放在前臺展示（上頭還刻了鐵鎚與鐮刀），男士們玩起一年一度的「不給糖就搗蛋」，一桌桌纏著分局夥伴、輪番暢飲伏特加。

十一月則有個轟轟烈烈的開始，或者該說「大爆發」。蘇聯成功發射史普尼克二號，這回還載了一隻叫「萊卡」的狗狗上太空。凱西在休息室貼上尋犬啟事，照片底下寫著「笨尼克：環繞地球軌道後失蹤」，但立刻就被撕掉了。

局裡的氣氛越來越緊繃，我們也被要求加班留守，協助男士們進行會議。如果必須待到九點以後，有時他們會叫披薩或外帶三明治給我們吃，不過一般大多無法休息、也沒東西可吃，所以我們得記得多包一份午餐，以防萬一。

沒多久，「蓋特報告」2出爐，告訴艾森豪他已經知道的事實：不論是太空競賽、核武競賽或其他任何一項競賽，美國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遠遠落後蘇聯。

儘管情勢如此，中情局仍已著手策劃另一項武器，蓄勢出擊。

他們有史普尼克，我們有俄國文學。那時候，我們相信書也能成為武器，相信文學能改變歷史進程。中情局深知改變人心和思想非一蹴可幾，但為了更長遠的利益著想，他們仍決定投入戰局。中情局承襲戰情局精神，極度重視「軟性文宣」這個戰場─利用藝術、音樂、文學推動政治目的。目標：強調蘇維埃政府不容許自由思想，揭發紅色政權箝制、審查、甚至迫害國內最優秀的藝術家。策略：透過各種管道，將這類文化素材送到所有蘇聯人民手上。

剛開始，我們把小冊塞進氣球、再讓氣球飄過邊界；氣球一破，裡頭的文宣品就像下雨一樣落在鐵幕裡了。後來我們改成郵寄禁書至敵方陣營：起初，那群男士想到的好點子竟然是把書裝進「不起眼」的信封，然後「祈求好運」、希望其中至少有幾本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偷渡成功。不過在某次禁書會議上，琳達突然發表意見，建議他們用「假書封」做更好的掩護。於是打字組夥伴盡可能蒐集較不具爭議的書籍，譬如《夏綠蒂的網》、《傲慢與偏見》，拆下它們的陳舊外衣、再為禁書換上這些舊書皮，送進郵筒。不用說，這筆功勞還是算在男士們頭上囉。

約莫在同一時期，上頭決定我們必須更深入這場文宣戰。他們安排幾個人從局裡畢業、創立自己的出版社，或是贊助文學雜誌、協助帶風向。在政府黑預算挹注之下，中情局儼然成為某種讀書俱樂部（詩人、作家比普通讀者對免錢好酒更感興趣）。中情局把手伸進出版界，其程度之深，深到外人或許以為我們不玩情報、改混出版了。

我們列席男士會議，負責記錄，聽他們討論接下來想利用哪些小說。為了接下來的任務，他們辯論攻防，討論該以歐威爾的《動物農莊》為主軸、還是利用喬伊斯《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滲入敵營。他們全心投入、認真討論，彷彿《紐約時報》會刊登他們的書評似的。雖然認真，但我們總愛取笑這群男士的對話方式，說他們跟大學課堂討論差不多：某人先提出論點，另一人不同意，接著雙方越辯越離題。這類討論經常持續好幾個小時，若說我們不曾意識到自己突然打起瞌睡，那就是在說謊。

所以我們有氣球、有假書封、有出版社、有文學雜誌，其餘禁書則透過走私混進蘇聯。

然後齊瓦哥出現了。

這是一項可能反轉全局的任務。

《齊瓦哥醫生》（剛開始，組裡不只一個人覺得很難拼對全名）出自俄國當今最有名的作家「鮑里斯．巴斯特納克」之手。由於內容對俄國十月革命多所批判、並且帶有所謂的「顛覆思想」，故整個東方集團全面禁止該書出版。

乍看之下，這則描述尤里．齊瓦哥和拉娜．安蒂波娃蕩氣回腸、卻註定無法開花結果的史詩級愛情故事究竟何以能成為文攻武器，理由並不明顯。不過中情局總是獨具創意。

最初的內部備忘錄指出，《齊瓦哥醫生》是史達林死後、蘇聯作家端出「最具反叛意味」的文學作品，說這本書具有「極高的文攻價值」，因其「被動但一針見血地闡述蘇維埃政體對纖細、聰慧的人民及其生活造成何等劇烈影響」。換言之，這本書堪稱完美。

在蘇聯分局舉辦的幾場耶誕派對上，眾人酒酣耳熱、導致這份「齊瓦哥備忘錄」迅速傳開，速度比茶水間幽會的流言蜚語還要快。大夥兒不忘加油添醋，每傳述一次就添上半打好評：《齊瓦哥醫生》不只是一本書，更是武器，是中情局意欲奪取並偷渡送回鐵幕，交給蘇聯人民親手引爆的重量級武器。

＊＊＊

代理人

經過四天毫無成果的莫斯科之行、歷經一次又一次徒勞說服出版商發行《齊瓦哥醫生》，我的火車再一次停靠佩列杰爾基諾月臺。我看見鮑里斯孤伶伶坐在長椅上。時值五月底，夕陽即將落下樹梢；在那片金色光芒中，他的白髮儼然成金，即使隔著骯髒的車窗，他的雙眼灼灼燦亮。我感覺胸口一緊。遠遠望去，他看起來就像個年輕人，甚至比我還年輕。我們在一起近十年了，然而這份劇烈的痛楚仍未消褪。車門緩緩開啟，他起身相迎。

「這星期出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他接過我的手提袋、甩過肩膀，「有兩位意外訪客。」

「誰？」

鮑里斯指指鐵軌旁的小路。每回我倆有要事商談，都會選擇這條路。他牽起我的手，扶我跨過鐵軌。對向一列火車呼嘯而過，陣風掀起我的裙襬。從他較平日稍快的步伐研判，他正處於興奮又焦慮的狀態。「誰來找你？」我又問了一次。

「一名義大利人和一位俄國人。」他說，吐字的速度與步伐一致。「那個義大利人年輕又迷人，個兒高、黑髮，長得相當俊俏。你一定會非常喜歡他，奧爾嘉。而且他的名字真好聽！謝爾吉歐．安傑羅，他說他的姓氏在義大利很常見，可我卻從來沒聽過。很美，是不是？安傑羅，是天使的意思呢！」

「他們為什麼來找你？」

「這傢伙肯定討你歡心，我是說那個義大利人。另一位，那個俄國人，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他不怎麼說話。」

我握住他的手臂，強迫他放慢速度、告訴我他到底想說什麼。

「我們聊得實在愉快。我跟他們提起年輕時在瑪堡大學的時光，以及我有多喜愛造訪佛羅倫斯和威尼斯的那趟旅行。我告訴他們我也想去羅馬，只是─」

「義大利人為了什麼事來這裡？」

「他要《齊瓦哥醫生》。」

「他要它做什麼？」

於是鮑里斯像招供一樣，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我─關於安傑羅和那位俄國人，還有名喚費爾特內里的出版商。

「你跟他說了什麼？」

一名年輕女子拖著一輛快要散架、裝滿汽油空罐的小推車與我們擦身而過，我倆立刻停止交談，過了一會兒才繼續。「我告訴他，這本小說永遠不可能在國內出版，它不符合這裡的文化準則。但他不放棄，認為這本書還是有機會出版的。」

「他連讀都沒讀過，憑什麼這麼想？」

「所以我才把書稿給他，讓他讀一讀。讓他做出誠實可信的評估。」

「你把書稿給他了？」

「對。」鮑里斯的神情變了，變回符合他實際歲數的模樣。他明白自己做了一件不僅無法挽回、而且非常危險的事。

「你做了什麼呀？」我試著壓低音量，但我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滾水燒開、逸出壺嘴的蒸汽聲。「這人你認識嗎，這個外國人？你有沒有想過，萬一書稿被攔截下來，他們會做出什麼事？搞不好書稿已經落在他們手裡了。你有想過這些嗎？萬一你口中那位天使先生根本不是義大利人怎麼辦？」

此刻的他看起來就像剛被打了屁股的小孩。「你想太多了，不會有事的。」他伸手耙過頭髮。「而且費爾特內里是共產黨。」他補了一句。

「不會有事？」淚水瞬間湧上。鮑里斯此舉幾近叛國。假如西方世界未獲蘇聯政府允許就貿然出版這本書，他們一定會找上他─找上我。而且這一次的懲罰絕對不只是在勞改營短暫待一下。我得坐下來。但眼下除了滿地泥巴，無一處可坐。他怎麼能這麼自私？他有沒有想過我的處境，即使只有一次也好？我掉頭往回走。

「等等！」鮑里斯追上我，明亮的眼眸籠罩陰霾。他很清楚他幹了什麼好事。「我寫書是要給人看的，奧爾嘉。這可能是它唯一的機會了。不論會有什麼後果，我已經準備好接受一切。不管他們要怎麼對付我，我都不怕。」

「那我呢？你或許不在乎你會有什麼麻煩，但是我呢？他們已經抓過我一次……我不能……我不能再被抓第二次。」

「他們不會的。我不會讓這種事發生。」他環住我的肩膀，我緊靠他的胸膛。我彷彿感覺到我倆的心跳之間又多了一層隔閡。「我什麼都還沒簽。」

「你我都清楚，你已經允許他們出版了，而且前提還得是他們是他們自稱的那種身份。這事不會有好結果的。我不能再回去那種地方。」我抹抹眼淚，「我不要。」

「我寧可燒掉《齊瓦哥醫生》也不會讓這種事發生。我寧可去死。」他這番話就如同把遭爐火燙傷的手置於冷水沖涼─持續奔流的冷水或能紓緩疼痛，一旦關掉水龍頭，陣陣抽痛的灼燙感又回來了。那一刻，我頭一次對他失去信心。

「這本書會帶著我們倆直直墜落，無法挽回。」

「再看看吧。我隨時都能反悔，跟對方說我做了錯誤決定。」他說。「我隨時都能把書稿要回來。」

「不用了。」我說。「我會去討回來。」

於是我再度前往莫斯科，行前好不容易向鮑里斯討得對方住址。我未先連絡就直奔安傑羅家敲門。

安傑羅聞聲來到門口，親吻我的手。「能見到您真是太好了，奧爾嘉。」他綻放充滿男性魅力的笑顏。「我聽說您是個大美人，但您比他們描述的更美麗。」

我並未因此道謝，反而開門見山地說：「是這樣的，」我說，「他並不完全理解自己在做什麼。我們得把手稿拿回來。」

「我們先坐下來吧？」他執起我的手，引我來到起居室。「您想喝點什麼嗎？」

「不用了。」我說。「我是說，不用特地麻煩，謝謝您。」

安傑羅把手掌按在腿上，來回搓磨。「您恐怕是晚了一步。」

「什麼叫晚了一步？」

「書稿。」安傑羅臉上仍掛著笑容。西方人常來這一套，但經常是出於禮貌、而非心情愉悅。「我已經把書稿交給費爾特內里先生，他非常喜歡，也決定要出版了。」

我看著他，滿臉不可置信。「但鮑里斯不是幾天前才交給你？」

他笑了。聽在我耳裡，他的笑聲相當刺耳。「我一拿到書稿，就跳上飛往東柏林的第一班飛機。嗯，說實話是兩班火車、一班飛機、外加走了好長一段路，因此在抵達西柏林時，我甚至得買雙新鞋穿。費爾特內里先生也親自飛到柏林跟我碰面。我們度過了愉快的─」

「你得把書稿拿回來。」

「恐怕是不可能了，翻譯作業已經開始。費爾特內里先生親口表示，不出版這本小說簡直是犯罪。」

「犯罪？你知道什麼是犯罪？你對處罰又了解多少？鮑里斯讓這本書在蘇聯境外出版─這才叫犯罪。你必須明白你們到底做了什麼。」

「但這是巴斯特納克先生親口答應我的。當時我並未感受到任何危險性。」他起身走向走廊，取來手提箱，裡頭有一本黑皮記事本。「您瞧，那天我去佩列杰爾基諾拜訪他之後，還特地寫下來了。他的話非常有說服力。」

我盯著攤開的記事本內頁。安傑羅在上頭寫道：這是《齊瓦哥醫生》。希望全世界都能順利讀到它。

它。

「您看到了吧？他允許了。況且─」他停下來，我感覺這位義大利人似乎也意識到自己必須負點責任，「就算我想拿回來，事情也不是我說了算。」這件事已經超出我的控制。鮑里斯親口答應，而他竟然瞞著我。《齊瓦哥醫生》已出國境，整件事已經動起來了。現在我能做的只有加緊腳步、試著趕在費爾特內里在國外推出這本書以前，先讓它在蘇聯境內出版。這是救他、還有救我自己的唯一辦法。

鮑里斯在一個月後和費爾特內里簽了約。他在合約上寫下名字的時候，我並不在場。

他告訴我，他認為蘇聯出版商應該會感受到海外出版的壓力，遂而出版他的小說。我不相信。「你簽的不是合約。你簽的是死刑執行令。」

打字員

每天早上，蘇聯分局通常以滑進位子整理資料、或閃進休息室倒咖啡、或匆匆趕往各路早晨會報（約九點一刻開始）的忙亂氣氛拉開序幕。前臺的電話通常已開始響個不停，等候區的位子也全部坐滿；可是，十月初的這個早晨並非如此。那天，前臺空空蕩蕩，休息室也一樣，打字組四周的每張辦公桌亦空無一人。

「怎麼回事？」蓋兒問泰迪．荷姆斯，後者半走半跑奔向電梯。他突然剎車，被腳下乳白色舊地毯的隆起絆了一下。

「樓上要開會。」泰迪說。「樓上」是杜勒斯辦公室的暗號，但他的辦公室其實在樓下。泰迪匆忙離去，我們回到座位，伊蓮...